爱华网1936年纽伦堡纳粹党代会，阿道夫·希特勒（最前）走下看台楼梯，检阅纳粹军队，鲁道夫·赫斯（二排右）在其身后
文 | 刘怡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11月下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1945年11月21日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从这天起直至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法庭对欧洲轴心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领袖进行数十次军事审判。被告共计22名。7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段历史，揭开纳粹德国的权力结构，认清被告席上的元首班底。
1945年8月下旬，未来将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英美法苏四国代表正在伦敦紧张地整理着被俘德国高级军政官员的名单，以便从中筛选出需要起诉的第一批首恶。经验丰富的法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在希特勒本人及其左膀右臂戈培尔和希姆莱先后畏罪自杀、马丁·鲍曼下落不明的情况下，盟国手中目前掌握的主要战犯似乎并不像他们的头衔那样有价值。帝国元帅戈林，曾经的副元首赫斯，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这些在过去十几年间为每一个德国人所熟悉的大人物，实际掌握的权力远不像看上去的那般煊赫。
如同著名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所言，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存在着一系列功能重合、相互竞争的机构，形成了多个独立的权力中心。魏玛共和国既有的政府机关、军事统帅机构和法律体系并未被彻底废止，而是根据希特勒本人的需要进行了重组，部分保持原样、部分削弱职权。调整获得的空间被一系列较为简陋、但更加忠诚和高效的机构——主要在纳粹党的名义下组建——所占据。多个权力中心之间时时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需要依靠身兼国家元首、党的领袖以及最高统帅三职的希特勒本人加以操纵，才能运转如常。
正是通过这种独一无二的掌权方式，希特勒运作着德国这台令人生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机器，征服了大半个欧洲；也正是由于第三帝国的权力结构是为他本人量身定做，一旦元首突然死去，继任者很难顺遂地维持整个机器的运转。从这个角度说，第三帝国的权力架构可谓不折不扣的“元首班底”。
统帅机关：秘书与顾问
尽管纳粹德国以赫赫武功而著称，纽伦堡审判的初衷也在于清算德国的战争罪行，但在第三帝国的权力结构中，最高统帅希特勒与其军队领袖们却处在一种相当尴尬的关系当中，并且从1933年延续到了1945年。
1945年11月， 希特勒先前的追随者们在位于卢森堡蒙多夫莱班的英美监狱的合影。赫尔曼·戈林（前排中）、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二排左一）、沃尔特·冯克（二排左二）、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三排左二）等纳粹高层文武官员皆在其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陆军总参谋部改组而来的最高统帅部充当了德国军队事实上的中枢，总参谋部的一、二把手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也是德国军队的实际掌控者。德国战败后，总参谋部被迫转入地下，国防架构也经历了一轮较大规模的调整：陆海军最高统帅权由魏玛共和国总统行使，国防部长作为总统的代表，管理武装力量的日常事务并直接指挥国防军，担任者应为非现役军人。在国防部长之下，设有陆军统帅部这一子机构，负责节制各军区和现役部队。过去的总参谋部改称部队局，与统帅部平级，接受国防部长的节制。
希特勒上台之后，认为国防部长的文职化不利于拉近他本人和军队的关系，但权力分布碎片化、利于互相牵制的统帅机关设置却是他可以利用的。所以在1935年公开宣布“再武装”之后，德国军队的统帅机构并未恢复第二帝国时的旧貌，而是变得越发叠床架屋、臃肿不堪：部队局虽然恢复了总参谋部的原名，但被重新置于陆军总司令部（OKH，由统帅部更名而来）的管理之下，总参谋长贝克大将只负责战争计划的制订和日常训练，没有直接调动部队的能力；陆军总司令则由政治中立的冯·弗里奇大将担当。原国防部长冯·布洛姆堡继续担当原职，但头衔改为“战争部长”，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在战争部名义下另有一个由威廉·凯特尔中将负责的国防军办公厅，相当于希特勒本人的军事内阁和传令机构，希特勒通过凯特尔掌握军队的日常动态。
1938年，希特勒挑起布洛姆堡－弗里奇事件，将两位老将清除出军队。他随后宣布撤销战争部，将凯特尔领导的国防军办公厅扩大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其职权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部由对战争部负责改为对统帅部负责，但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直接向希特勒本人汇报，总参谋长则仍是陆军总司令的下属。战争期间总参谋部策动的几次政变密谋均以失败告终，原因便是无法接触部队。
实际上，岂止是总参谋部，就连凯特尔这位名义上的最高统帅部长官也只是希特勒的一个高级军事顾问，他无权指挥部队，仅能发挥咨询和协调作用。而为了进一步弱化与纳粹党关系不深的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在制订计划方面的权力，希特勒还将原国防军办公厅下属的国土防卫处扩充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WFA），对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参谋部的领导者是恪尽职守的约德尔大将，他所领导的实际上是一个直接听命于希特勒本人的军事内阁；有了约德尔的机关的存在，希特勒可以直接向15位亲信军官发布指示，而不必经过总参谋部了。
1935年3月16日，纳粹德国内阁在柏林宣布将重整军备，恢复征兵。左起：汉斯 · 弗兰克、戈培尔、威廉 · 弗里克、约翰内斯 · 波皮兹、伯纳德 · 鲁斯特、戈林、汉斯 · 科尔、纽赖特、希特勒、汉斯·兰马斯、布洛姆堡、沙赫特、弗朗茨·君纳特、什未林·冯·科洛希克、沃尔特·达里、冯·埃尔茨－吕本纳赫、弗朗茨·泽尔特 冯克
1941年对苏战争开始之后，这套复杂至极的设置陷入了进一步的混乱：最高统帅部的权限被限制在管理西线和次要战区的事务上，东线战局则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1941年底莫斯科战役失利后，希特勒干脆把布劳希奇也一脚踢开，自己兼任陆军总司令，直至生命终结。至于1940年组建的武装党卫军（Waffen-SS），他们在管理上从属于希姆莱领导的党卫队作战指挥局，只有在执行具体的战术行动时才临时划归最高统帅部管辖。
正是因为统帅机关在希特勒的战争蓝图中扮演的只是秘书和听差的角色，总参谋部在纽伦堡审判中最终被裁定不属于犯罪组织。凯特尔和约德尔最终均被判处死刑，但主要不是由于参与军事指挥，而是因为签发了处决苏军政工干部以及纵容其他反人道罪行的命令。两位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和邓尼茨被判刑也是基于类似的理由：他们直接发动了违反传统海战法的无限制潜艇战，并要求U艇艇员不必营救幸存者，最终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外交和占领区：“脑体倒挂”
在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Neuordnung）蓝图中，外交机构及其执行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按照元首从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霍费尔那里道听途说来的理论，一个国家占据的地理空间不应由实存的国界决定，而是与其民族天性以及在世界历史中担负的“使命”有关。只有在实现了经济（尤其是粮食和战略性原材料）的完全自给、人口的最大限度增长、不必担心外部侵略之虞——也就是占据了充分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前提下，国家才有能力践行其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而德国的生存空间就在东欧。
作为攫取“生存空间”的第一步，希特勒认为有必要使奥地利、苏台德区、但泽、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等传统上的德意志人聚居区“复归”到帝国版图之内（Heim ins Reich），以为德国的人口增长提供领土；同时还要借助易货贸易和经济“协调”，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中南欧小国成为德国的能源、农产品以及粮食供给地。为了以和平方式达成上述目标，不至于与英法两国兵戎相见，他迫切需要外交界的合作。而元首的外交顾问冯·里宾特洛甫虽然热衷于沽名钓誉，但对细致的条约起草和需要高超技巧的谈判并不精通：他唯一的本事是在媒体面前出风头。有鉴于此，希特勒迫切需要专业人士的配合，特别是像纽赖特、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这样的资深外交官的参与。双方在外交成果和政治地位的交换上达成了心照不宣的一致。
因此，第三帝国在外交领域呈现出奇特的“脑体倒挂”现象：里宾特洛甫在台前收获了赞誉和掌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则是魏茨泽克等中级政务官僚。这种反常的现象甚至迷惑了盟国法律专家——在1945年夏天，他们异常兴奋地认定里宾特洛甫乃是侵略外交的主导者；在戈林服毒自尽之后，又让这位前外长第一个走向绞刑架。但直到庭审推进到中期之后，控方代表才真正意识到类似魏茨泽克这样的“沉默的中间层”发挥的作用。他们随后被纳入了1948年1月开庭的“威廉大街审判”（针对德国外交官）中，并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和平”地兼并中欧领土和国家只是德国侵略外交的第一步；在1940年法兰西之战结束以后，西欧的大片领土也被纳入了大德意志帝国版图之内。为了对这些地区加以盘剥和管理，经济部长冯克制订了一个庞大的欧洲一体化计划，力图摧毁除德国以外一切国家的工业体系，将其变为从属于德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供给者。例如，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大部分劳动力转为生产蔬菜、肉类、奶制品和深加工农产品。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负责向德国输送矿石、木材、禽蛋和奶制品，被剥夺了工业产区的维希法国同样将沦为农产品和原料输出国。与帝国本土邻接、但由非日耳曼人控制的地区，例如斯洛伐克、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克罗地亚，则以保护国的形式加以统治，如纽赖特就担任了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他和冯克的罪行在纽伦堡同样得到了清算。
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后，德国的“生存空间”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魏茨泽克制订的方案，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将成为“大德意志帝国”的矿场和粮仓，上千万斯拉夫奴工的劳作不仅足以支撑雅利安“高贵种族”的日常消费，还能满足东线部队的补给需求。至于当地居民本身的死活，则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由于劳动力数量严重不足，原定要在波兰的灭绝营加以“最终解决”的犹太人，现在也须为设在营区周边的采石场、食品企业、皮革厂和出版公司充当奴工。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他是出生在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汉斯·弗兰克、威廉·弗里克等宣传和法律官僚现在都变成了东部占领区的总督，用皮鞭和刺刀践行着希特勒的“新秩序”。在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名单中，占领区总督这个职务也是被判处绞刑比例最高的——除去很早就丢掉官衔的纽赖特外，其他几位总督无一例外地参与了屠犹和经济掠夺，事实确凿、无可辩驳。
党务与特务：地下王国
尽管在1945年8月底盟军公布的第一批被告名单中，戈林是地位最显赫的人物，但他的实际影响力在战争后期已经下滑：除去空军总司令这个实权职务外，他兼任的国会议长和普鲁士邦总理已经成为虚衔，在党务和特务方面的权力则被两个后期的挑战者相继瓜分，这两个人便是元首秘书马丁·鲍曼和党卫队领袖希姆莱。
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被纳入了1948年1月开庭的 “威廉大街审判” 中
不显山、不露水的鲍曼从担任纳粹党副元首赫斯的办公室主任起家，很快因其机警和善于守密，成为价值10亿美元（1943年币值）的纳粹党党产的管理人。1941年赫斯出人意料地飞往英国之后，希特勒没有再任命正式的副手，但将鲍曼提拔为元首办公室主任兼私人秘书。这个毫无个性的人物很快表现出了极强的权力欲和擅长宫廷斗争的手腕，著名记者夏伊勒称他“行为举止酷似一只鼹鼠，喜欢隐藏在黑暗之中偷偷摸摸地策划阴谋”。由于军队将领、各占领区负责人乃至内阁部长向希特勒建言或做汇报都须通过鲍曼，他成功地屏蔽了一切对自己不利的消息，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元首成为自己的俘虏。希特勒只相信由鲍曼呈递的报告，只去经鲍曼提出的地点视察，甚至允许鲍曼和凯特尔建立一个情报委员会来处理军事和民政简报。作为内阁的不管部长，鲍曼实际上还负责政府与纳粹党之间的沟通以及党的中央人事工作，人们称他为“办公桌后面的马基雅维利”。
不仅如此，在战争后期，鲍曼还负责了神秘的“火场计划”——转移纳粹掠夺的黄金和其他资产。据英国财政部估计，1940—1944年德国从各占领区掠夺的黄金储备总价值超过5.5亿美元，只有半数左右在战后被追回。而对这批黑金最大规模的藏匿和转移，就是1944年夏天由鲍曼启动的“火场计划”。他授权用黄金和其他硬通货在瑞士、瑞典、西班牙和南美洲收购企业，并将大批自集中营掠夺的财富存入德国国家银行的“梅尔默”和“马克斯·海利格”这两个党卫队账户，再伺机转移到海外。其中相当一部分财富迄今尚未被追回。
只可惜，直到纽伦堡国际法庭终审宣判为止，盟国始终无法确认鲍曼的最终下落。他在为希特勒夫妇证完婚之后见证了自己主子的自戕，随后和总理府地堡的最后一批坚守者一起从市中心突围，但在途中失踪。他也是唯一一位被法庭缺席判处死刑的战犯。直到1973年，他的骸骨才在柏林中央车站附近被发现，并在1998年通过DNA检测验明正身。但在海外纳粹余党和战犯追捕者中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战后鲍曼曾在南美露面过。
另一位与鲍曼一样不可替代的人物是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这个曾经的养鸡场主管理着党卫队这个规模达125万人（1945年初数字），拥有独立的特务机关、遍布各地的集中营、完善的经济管理机关以及整整90万武装部队（编成38个师）的国中之国。战争后期，他甚至担任过两个集团军群的总司令！如果不是因为1945年5月被俘后及时服毒，他本来应当和鲍曼一道出现在纽伦堡正义宫的被告席上，并且第一个被送上绞刑架。
希姆莱扩充特务机关的手腕尤其值得一提。1933年国会纵火案之后，希特勒授权戈林在普鲁士邦警察编制内组建专门的秘密警察单位，负责侦缉共产党员以及其他潜在的危险分子，这一单位被称为“秘密国家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缩写为Gestapo（盖世太保）。1934年“长刀之夜”后，希姆莱从戈林手中攫取了盖世太保的控制权，将其由邦警升格为全国性的政治警察。1936年他出任全国警察总监后，更将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合并为保安警察，归副手海德里希负责。1939年，保安警察被并入新成立的帝国中央保安总局（RSHA），以海德里希为局长。1942年，正是海德里希召集内政、外交等部的14位官员在万湖别墅开会，商定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计划。1943年，保安总局还吞并了国防军谍报局，成为德国唯一的情报机构。
至于党卫队下属的中央经济与行政部（SS-WVHA），它们不仅通过集中营执行强制收容和虐杀犹太人的政策，还把屠杀做成了一门生意。亨克尔、容克斯、梅塞施密特飞机公司，克虏伯军工集团，法本化学康采恩以及西门子—舒克特电气公司都在波兰的灭绝营周边设立了生产车间，利用从党卫队“租借”来的犹太和斯拉夫奴工从事强制劳动；从犹太人那里没收和掠夺私人财富也成为党卫队的致富经之一。在纽伦堡法庭上，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组织被果断判定为犯罪集团，只是它的正副领导人此时都已身亡，无缘亲聆正义的判决。
内阁：特殊的合作者
阿尔伯特·施佩尔代表着德国战犯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政府阁僚。尽管德国内阁最终未被判定为犯罪组织，但关于政府和纳粹党以及希特勒之间的关系，乃至政府成员的战争责任，依然存在着不小的争议。
某种意义上，第三帝国作为“双重政权”的性质正是在内阁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弗里克、戈培尔等人贵为内阁部长，但其真正的权力来源却是在纳粹党内乃至希特勒身边的受宠程度。至于财政、司法、运输等部门，他们依旧由过去的非纳粹要员以及专业人士所掌控。希特勒需要维持政府的效率来配合他的“民族革命”，因此，他更乐于用添置新机构而不是拆散和重组旧部门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标。例如，司法系统在纳粹上台之初依旧处于半独立状态，纳粹党自身也没有多少训练有素的党员可以充任法官和检察官。到1939年底，德国有2/3的在职法官还是希特勒上台前的旧人，司法部长屈特纳也颇为自己的超然地位自豪。但德国的司法独立并未因此就得以延续——1934年4月，纳粹党操纵的国会通过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宣布成立“人民法庭”来审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政治案件，“补充”现有司法力量的不足。“人民法庭”不受现行法律体制的制约，量刑上遵循从简、从重的原则，且不许上诉，实际上是纳粹党越过司法机关迫害不满分子的机器。从1934年8月到1945年5月，有18000多名反纳粹分子在“人民法庭”上受审，超过5000人被判处死刑。
有两个人物在内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国民启蒙与宣传部（RMVP）部长戈培尔是纳粹权力渗入内阁的象征，在希特勒身亡之后的几十个小时里，他曾代行政府首脑之职。这位矮小、跛足的博士某种意义上更像一个商人——他掌管着所有的出版社、国营电台和官方文化机构，亲自关心廉价的“国民收音机”的开发，不放过任何兜售自己那套雅利安人意识形态的机会。有趣的是，与今日人们对戈培尔的神话描述不同，30年代派驻柏林的英美记者对他那套宣传伎俩嗤之以鼻。他们辛辣地讽刺说，尽管戈培尔曾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但他的演讲和文章不过是贫乏的中学生水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更是极为幼稚。他唯一的长处在于，用尽一切技术手段和场合推进他的宣传工作，以达成引导舆论、动员民众的目标。而戈培尔在希特勒自杀后的殉葬之举，则暗示了他似乎真心相信自己关于德意志民族“历史宿命”的渲染——这大概是这位宣传高手在向他自己致敬。
作为戈培尔的得力干将和竞争对手，奥托·迪特里希在1949年 “纽伦堡后续审判” 中被判处7年监禁
盟国代表正确地认识到了宣传工作之于纳粹暴政的关键作用，但他们在起诉时犯了一个幼稚的错误——没有指控戈培尔的得力干将和竞争对手奥托·迪特里希（宣传部政府报道局长），而是把汉斯·弗里切送上了审判席，且未能成功定罪。这也成为对纳粹政府机关负责人的一系列审判中，唯一一项重大的缺憾。
施佩尔则属于另一种情形：作为职业建筑师和希特勒的亲密好友，他在纳粹党和内阁当中都没有很深的人脉。完全是因为希特勒本人的要求，他才在1942年初担任了武器和军火生产部长。在施佩尔的有效管理下，德国的军火产能在1943年出现了显著增长，并开始量产V—2导弹等新型武器。自然，施佩尔并不认为使用集中营死囚和东欧奴工参与军火生产有何不妥，这最终导致了他在庭审中被认定有罪，并获刑20年。
或许，唯一一个莫名其妙出现在被告席上的只有曾经的纳粹党副元首和内阁不管部长鲁道夫·赫斯。1941年5月10日，这位沉迷于星相学和神秘主义的副党魁驾驶一架战斗机飞往苏格兰，据说是试图劝说英国政府退出战争，此后便陷于间歇性的精神失常状态。尽管盟国方面始终无法确认赫斯是真疯还是装傻，还是以破坏和平罪判处他终身监禁。1987年8月17日，93岁的赫斯在柏林施潘道军事监狱自杀。他也是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元首班底”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