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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解放后来过广州8次。 第一次，1954年11月3日至11月26日他到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和审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会议期间，毛泽东参观了广州三元里抗英烈士纪念碑、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苏维埃政府旧址等，还曾提出要到珠江游泳，有关部门出于安全的考虑，加以劝阻。 第二次，1955年12月27日他到广州编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和按语。 第三次，1956年5月3日至30日他在我国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时到广州进行调查研究，解剖“麻雀”，运用典型经验指导全国工作，并首次畅游珠江。（对于毛泽东这一次在广州的活动，下文另作详细的介绍） 第四次，1958年1月23日他到广州，并在陶铸等陪同下接见了即将离任回国的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及其夫人。2月中旬，毛泽东还跟广东省、广州市直属机关和军区的干部一起参加了春节庆祝活动。 第五次，1958年4月初他到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全国工业建设问题。4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了《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著作，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崭新的精神面貌。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陶铸、朱光等省、市领导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他逐一询问社干部的姓名、年龄，询问社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和当年早稻生长的情况、农民的副业收入及生活情况。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梁富、社主任钟叙本等人一一作了回答。当梁富同志回答自己44岁时，毛泽东风趣地说：“比我小20岁，还很年轻嘛。”当知道合作社养猪3800多头，而社员自己仅养300多头时，毛泽东不禁点头说：“那样好，我赞成，合作社应该多养些。”毛泽东还实地察看了水稻试验田，这时基层党委书记潘湛递给他一顶竹制的遮阳帽，他略略端详一下，然后轻轻地戴上说：“我也像个农民了。”毛泽东这次在广州，曾多次在二沙头附近江面畅游珠江。 第六次，1958年12月13日至31日，他到广州写下了《对所作诗词的注解》。12月26日，毛泽东在东山小岛度过了其65岁寿辰，并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第七次，1960年1月27日至3月中旬他到广州主持编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八次，1961年2月13日至3月29日他到广州。从3月10日起，他在珠江宾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三南会议”，“三南”即中南、华东、西南），主要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全国农业问题。3月1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主题是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人与人之间和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3月14日，“三南”会议与由刘少奇在北京主持的“三北”（即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广州珠江宾馆合并召开。3月22、23两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等重要文件。 毛泽东每次来到广州，都喜欢住在位于广州东山的小岛宾馆。此处原是国民党广州市市长孙科的别墅，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却绿树成荫，景色宜人，十分安静。碧波粼粼的珠江水环抱，与外界相连仅靠西边的一条小桥。住在这里使人心旷神怡，又便于安全保卫。广州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其改作接待来穗中央领导的地方。 每次住进小岛，毛泽东总喜欢在停泊于小岛旁的小轮船上会见各地领导人。这艘别致的小船，人们称它为“花船”，长约50米，宽约15米，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一个小厅，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子，旁边摆着20多张椅子，布置成一个小会议室，供住在岛上的中央首长开会或会客使用。“花船”还可作为住在岛上的首长们的水上交通工具。 第三次视察纪事 “你们应该看看《坛经》” 1956年5月3日，毛泽东一改以往乘专列到广州的习惯，与罗瑞卿、汪东兴、杨尚昆等乘坐里2飞机从北京飞到广州。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三次莅临广州。 1956年初，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合营的浪潮，以其汹涌澎湃之势席卷全国。全国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人们原来意想不到的速度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怎么办，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是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新课题。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解答这一新课题之前，他比任何人都要考虑得多，慎重得多。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动用典型经验指导全国的工作，这是毛泽东解决重大问题驾轻就熟的工作方法。于是，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广州。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广东方面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带三辆专车，把毛泽东一行接进了东山小岛别墅。 仍如以往，毛泽东这一次到广州后，即马不停蹄地接连在“花船”上召见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委领导人。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情况汇报后，毛泽东谈得较多的是领导干部学哲学的问题。 在接见广东省委领导人时，毛泽东说：“你们广东有个慧能，慧能在哲学上有很大贡献，他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推到高峰，要比英国的贝克莱早1000年。你们应该看看《坛经》。” 慧能生于公元638年，是中国佛教——禅宗南派的重要人物。他把天竺式的佛教改造为中国式的佛教，在佛教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在广州光孝寺内，他在论证是风把帆吹动还是帆自己在动时，曾说出“非风动亦非帆动，乃心动也”这一著名的风帆论辩观点，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坛经》则是慧能的弟子根据他生平言行整理而成，是研究慧能禅学的重要经典。 毛泽东喜欢哲学，熟悉哲学史。在他充满辩证思维的脑海中，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也吸纳过西方的哲学思想。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成为他剖析世界，解决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互相转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没有不可超越的鸿沟。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还要学些哲学史，要了解唯心主义论说。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少犯唯心主义的错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 “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大有可为” 广东滨临南海，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盛产鱼虾以及多种名贵海产。而居广东省海岸线中央的广州，汇合东江、西江、北江三江之水，河网交错，水道纵横，水产和海洋资源亦相当丰富。毛泽东来到广州，在听取各地领导人的情况汇报后，专门提出要了解广东省发展渔业和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 5月21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在广州文化公园的广东水产馆。他仔细地观看了南海水产资源分布图和各种海产品标本，看到南海水产资源蕴藏量十分丰富，非常高兴地对陶铸等人说：“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大有可为，应很好地开发利用。” 毛泽东还视察了展览馆陈列的捕鱼设备样本，询问了渔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边听展览馆工作人员的讲解，边拿起一张渔网，兴致勃勃地编织起来。他说：今后要注意大力发展机动渔船，发展海水养殖业。毛泽东再次提出了利用海洋资源造福国民的问题。 “应当有这样的志气，要为国争光” 毛泽东到广州前（1956年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针，指出了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因此，毛泽东这次莅临广州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了解沿海地区工业发展情况。他指示广东省委提交一批重点工矿企业的情况报告，并一一进行了认真的审阅之后，决定亲临广州造纸厂和广州通用机器厂（后改称为广州重型机器厂）视察。 5月29日上午，毛泽东身穿米黄色衬衣，灰色长裤，脚踏一双黑色布鞋，手拿一把广东葵扇，乘坐“花船”来到了广州造纸厂码头。在广州造纸厂厂长封贯之的引导下，他逐一视察了磨木车间、调木车间和第一、二、三抄纸车间。他首先走进了磨木车间，当他知道全车间8台磨木机中有6台是国产的，而且国产磨木机的性能比进口的还要好时，非常高兴，连声赞好，对我国沿海地区也能制造出优于外国的机械表示了极大的欣慰。在磨木面平筛旁，他看到几个存放着磨木粗渣的箩筐，上前拾起一束粗渣，仔细地察看着、思考着，然后转身询问一旁的封贯之：“这是不是经常有？还有没有用？”封贯之答：“磨木机生产经常有粗渣，现在还没有利用起来。”他指示：“要尽快利用起来！”毛泽东深知，中国还很穷，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应充分利用资源，容不得半点浪费。 视察第一抄纸车间时，毛泽东看到复卷机切出许多一厘米多宽的小纸边，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小纸堆，他俯首拾起一条，关切地问：“纸边还有没有用？”封贯之答：“可以重新利用。”他听后十分满意，愉快地点了点头，连声称赞：“用了就好。”毛泽东在造纸厂视察了一个多小时，临别前，他反复嘱咐封贯之和厂的副总工程师彭水先：要注意提高工人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要多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 离开广州造纸厂后，毛泽东坐上一辆黑色“吉姆”牌小轿车，到了广州通用机器厂视察。当他从厂长那里了解到该厂工人和技术人员正在研制日榨2000吨糖蔗的榨糖机，这种榨糖机的日榨量可超过解放前进口榨糖机的一倍时，高兴地说：“中国人应当有这样的志气，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要搞；外国人不能搞的，中国人也要搞，要为国争光。”他为中国工人阶级那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感到自豪，对中国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充满了信心。 “外国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 广州毗邻港澳，历史上省、港、澳三地的关系从来十分密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是广州工人和香港工人携手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壮举。当时，毛泽东就在广州，他了解那段历史。这次来广州，他依然十分关注港澳方面的情况。在听取了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汇报之后，毛泽东提出要找负责港澳方面工作的领导人谈一谈。陶铸认为这是难逢的良机，马上把这消息通知了海外工委书记林李明和港澳工委书记饶彰风、副书记黄施民。 当时，亚洲、非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数百亿硬通货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而竞相流向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香港。一时间，香港各银行游资充斥，存款利息急剧下跌，甚至到了存款者要倒贴利息给银行的负利息的地步。这种现象，香港人称为“水浸银行”。而在中国大陆，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正亟需大量的建设资金。中共广东省委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精神，正在考虑报请中央批准吸纳香港的游资，以弥补国内外汇和建设资金的不足。巧得很，这时适逢毛泽东来广州，又提出要听取港澳方面的工作汇报。真是机不可失，港澳工委迅速做好了准备，并指定负责港澳具体工作的黄施民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 在小岛旁的“花船”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取黄施民的汇报，不时作些记录。他高兴地说：“好啊，外国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办一个轻工业厂，两三年内就可以赚回一个工厂，再把钱还给人家……”这天晚上直至深夜，透过窗帘人们依然能看到毛泽东房间闪着明亮的灯光。 这一次结束广州之行时，毛泽东告诉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一利用外国资本的构想，在他有生之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现实。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5月的广州骄阳似火。经过连日紧张的调查、视察，毛泽东决定好好休息一下，以调节身体，松弛松弛那过度紧张的大脑神经。他漫步于小岛的林荫道上，眺望滔滔东去的珠江，任由阵阵江风驱赶着夏日的炎热，拂去那因工作紧张和繁忙带来的劳累。 工作之余，毛泽东喜欢游泳。他对水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他的一生中有着许许多多为人们所熟知的与水有关的故事。6岁那年，他在家门前的池塘习泳，以后就爱上了游泳这项运动。只要见到水，他就兴奋不已，跃跃欲试。他认为，游泳不仅是对体魄和意志的一种最好的锻炼方式，而且是一种精神的兴奋剂，是搏击人生大海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准备。漫步于珠江河畔，眺望着茫茫的江水，怎能不激发起毛泽东的冲动？他要搏击风浪，迎接挑战。于是，他再次提出游珠江。 早在1954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小岛时，就提出过要游珠江。当时，广东省委组织过人力对珠江的河情和水质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的情况，并出于对主席安全的考虑，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给毛泽东写了一张纸条：“毛主席，这河水很脏，洪水泛滥，可能有血吸虫，不宜游泳。”毛泽东看后，无奈地摆了摆手说：“好吧，不去就不去。”然而，毛泽东这一次却以其不可动摇的决心，终于下珠江去游泳。为安全起见，广东省委从体育学院挑选出一批体魄健壮、政治上可靠的游泳尖子作陪，并保护毛泽东。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苏青，平日喜爱体育运动，擅长游泳，这时受命在水中与毛泽东寸步不离。 这一天，毛泽东及其陪同人员登上了“花船”。在小炮艇的拖动下，“花船”徐徐离开小岛，向西溯江而上。毛泽东换上泳装，坐在船头甲板的藤椅上，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和江风的吹拂，观赏着珠江两岸的秀丽景色。“花船”穿过一段稍窄的河道之后，江面突然开阔了许多。这里就是毛泽东所熟悉的“白鹅潭”。毛泽东待船缓缓停下，离开坐椅，走近舷梯正要下水，忽然，远处几艘小渔船上传来呼喊声：“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循声望去兴致勃勃地向渔民们挥了挥手，然后，纵身跃进珠江。陪同人员也一个接一个跳下水中。 毛泽东搏击着江水，高声呼喊：“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在宽阔的珠江江面上，他时而侧游，时而仰泳，任由江水冲刷去积聚了多日的疲惫，显得逍遥自在。毛泽东率领着一小队敢于搏击风浪的健儿，逆流而上，穿过如意坊码头，闯进大坦沙河段，直抵海角红楼泳场，然后，又转身顺流而归。畅游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回到“花船”，见到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大概是想起了两年前提出游珠江时，薛焰所写的那张字条，毛泽东拍拍自己发胖了的肚皮，风趣地说：“你看我的肚皮这么大，是得了血吸虫病吧。”引起船上阵阵欢快的笑声。 此后，毛泽东每次到广州来，只要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必定要下珠江畅游。白鹅潭、黄埔、二沙头等处，他都下去游过，而且哪里水流急，他就越是喜欢往哪里去。也是在这一次畅游珠江白鹅潭之后，毛泽东说服了所有劝阻者，决定到武汉去，实现他多年来畅游长江的夙愿。 1956年5月30日，毛泽东离别广州，乘专机飞抵长沙，再飞武汉。5月31日，63岁高龄的毛泽东第一次畅游长江，并写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