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蛙》是又一部能代表莫言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厚重之作,那种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那种繁复却新颖的艺术创新能力,那种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呈现给我们的无疑是莫言不断被刷新的“可能性”。
“蛙”到底象征着什么呢?那些不断鸣叫,有着旺盛的繁殖能力却又是如此“低贱平常”的生物,承载着莫言对于中国计划生育国策以及中国当代农民生命史、精神史的深刻思考。在这些思考的背后,则是对中国现代性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反思——这也是莫言小说的一贯主题。小说的题材有着独特意义和相当的敏感性,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中国既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因为人口,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前提,而控制人口,又是后发现代国家实现艰难的现代转型的无奈但必要之举。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计划生育一方面,被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步事业”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主旋律乡土文学突出乡村基层政治尴尬现状和困境的点缀性情节。
在《蛙》中,莫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思索是通过几个典型人物来实现的。姑姑、陈鼻、陈眉、王仁美等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堪称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主人公姑姑,是一位复杂的女性形象,她终身未婚,她所有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都化为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奇异人生。她是英雄,又似乎是“罪人”,她活人无数,给无数婴儿接生；她又害人无数,用双手强制性将无数孕妇流产,甚至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小说没有简单地赞扬或者否定计划生育,而是用知识考古学般的勇气和热情,努力挖掘数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细节,反思其间沉痛的人性代价与生命代价。姑姑是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信仰”来执行的,她是高度符号化了的时代英雄,是以忘我的甚至无我的“螺丝钉”精神去服务革命或进步事业的,她没有选择,没有退路,某种意义上她不过是制度或事业的一个工具,她其实也是受害者和牺牲者。在那些匪夷所思甚至惨烈的计划生育措施面前,我们惊讶地发现,计划生育已成了某种“战争思维”的替代物,成了姑姑追求人生至善的职业理想。而姑姑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内心坚硬的“冷血动物”,她内心的柔软与善良在“为牛接生”一章中有生动的表现,正如母亲所说:“人家都说你是菩萨转世,菩萨普度众生,拯救万物,牛虽畜类,也是性命,你不能见死不救吧!”姑姑与牛相见的一幕更是感人至深:
那母牛一见到姑姑,两条前腿一屈,跪下了。姑姑见母牛下跪,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我们的眼泪也都跟着流了下来。
如此感人的场景、如此温暖的文字在莫言的小说里是少见的,但在姑姑这儿莫言却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在作家笔下,姑姑的人性也是单纯、洁净的,即使在“文革”那样的荒诞场景里,在县委书记杨林为求生而“变节”的情况下,姑姑依然那么坚定而崇高地捍卫着自己的清白:
上来一个矮小敦实的女红卫兵,手提两只破鞋子,一只挂在杨林脖子上,一只挂在姑姑脖子上。姑姑后来说,反革命,特务,这些罪名都可以忍受,但绝对不能忍受“破鞋”的称号。这是无中生有,奇耻大辱!姑姑立即把脖子上的破鞋摘下来,用力撇去。那只破鞋,竟像长了眼似的,落在黄秋雅面前。
女红卫兵蹦了一个高,揪住姑姑的头发,使劲往下拉。姑姑昂着头,与那女孩僵持。姑姑,您低头吧,您如果再不低头,只怕您的头发连同头皮都会被告揪下来啊!那胖女孩少说也有一百斤重,她双手揪住您的头发,已经悬空吊在您身上了。姑姑猛然一甩头,像一匹摆动鬃毛的烈马——那女孩手里攥着两绺头发,跌落在台子上。姑姑的头上渗出鲜血——姑姑的头上至今还留有两个铜钱大小的疤痕——血流到姑姑的额头上,流到姑姑的耳朵上。她的身体挺立不弯。
在文革那样的黑暗岁月里,能有姑姑这种感人操守与品格的人能有多少呢?这样洁净而纯粹的人会是“罪人”吗?然而,王仁美的死、王胆的死却都最终成了姑姑内心沉重的枷锁,那些被流掉的孩子们,那些死去的孕妇们,都化作了复仇的青蛙,让姑姑无处遁藏。姑姑最终嫁给了擅长捏泥娃娃的郝大手,幻想用那些活灵活现的泥娃娃来平息内心的不安、来救赎自己的灵魂。很难说,这种赎罪的梦想就能真正安妥她的灵魂,但是她至少在幻象的世界里实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某种超越。而且,在我看来,姑姑与其说是赎罪,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与爱,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亲近与怀念。
艺术层面上,《蛙》所创造的“互文对话性文本”也有魔术的光亮。小说以解放初期、文革、改革开放、新世纪这四个不同的历史空间作为小说展开的背景,围绕“计划生育”的不同叙事,努力使得这四个时空的“计划生育故事”形成互文参照性,从而达到历史反思和人性高度的统一。同时,小说中也镶嵌了不同的文体,例如,每个章节都以主人公蝌蚪(万小跑)和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通信形成对下面故事情节的某种“预叙”,又能从一个比较超然的现在进行时角度,对这些历史中发生的故事进行审视。这种以书信体和小说形成互文的方式,在莫言的短篇小说《月光斩》中也有过类似尝试。而在小说结尾,莫言则用戏剧的形式,对整部小说的某些故事(如陈眉代孕的悲惨经历)构成某种程度的“补叙”。可以说,不同的历史场景、不同文体之间的互文性冲突、镶嵌、改写和融合,不但没有产生出互相消解的解构作用,使文本呈现出主体间性的交流与对话,反而使得文体狂欢转化成了更为强烈的批判焦虑,强化了潜在的叙述主体的现实批判力量与对人性美的深沉呼唤。特别是小说结尾出现的九幕剧《蛙》更是非常出彩,它不但再现了小说中陈眉和陈鼻的悲惨遭遇,而且让陈眉打破时空限制,打破舞台的限制,以古代人的口吻出现在现代派出所,以现代人的身份出现在了电视剧中的民国大堂,在历史痕迹的缠绕互文中,以一种朴素的民间道德姿态,既控诉了袁腮之流不择手段的当代物质崇拜,也反思了中华民族为繁荣和富强所付出的巨大人性牺牲,批判了在中国充满悖论的现代化进程中顽固的国民性痼疾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悲剧宿命化的延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