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有许多事情，是民主与法制逐步走向健全的今天所无法理解的。小的说不过来，不去说他，荤荤大者也只能挑一件两件来说。从一个造反派头头摇身一变、跻身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王洪文，陡然发迹后的事，就很值得说一说。
王洪文的权力欲
1967年，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策划，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一时间，“夺权”风潮达到了如火如荼，如疯似癫的境地。而首开夺权之风的“功臣”之一的王洪文，也名声大振，逐渐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
1972年9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王洪文进京;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当选为党的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眼中的“接班人”了。
按常理来说，平步青云获得领导权的人，大致有这样两种心态：一是以如履薄冰的心态，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做事，以回报历史机遇的恩赐;二是一种流氓无产者的心态，一朝权在手，不但便把令来行，而且权力的欲望无止境，生活奢侈腐化的欲望无止境。从后来“四人帮”倒台后所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来看，王洪文大致属于后者。
王洪文的发迹，得益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直接栽培，这使王洪文自然要追随其后。而在王洪文到来之前，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并肩战斗”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已经结成三人小团伙;尾随在张、姚之后的王洪文自然成为这个小团伙的第四个成员。于是，一个描述这四人关系的固有名词出现了：“四人帮”。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
在这个帮中，王洪文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地位却最高。从一个小小的造反头头能有今天这样的结局，王洪文自然明白，要想爬得更高，必须需要另外三个人的继续栽培才成。在他的眼里，张、姚不用说了，江青虽然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但是，毛泽东夫人的光环足以使他觉得抢眼，也足以使他死心塌地在投入这个帮派。
“四人帮”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毛泽东一系列“不要搞四人帮”的警告声中，王洪文虽然仍然是副主席，但是，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其后，根据中央的安排，王洪文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他只好回到发迹之地上海花天酒地地“调研”去了。
在此期间，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使各行各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整顿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又触怒了一直维护“文革”的毛泽东，使他对邓小平又失去了信任感。
在上海的王洪文得到消息后，觉得获得权力的机会又来，匆匆赶回北京，又和另外三人结合在一起，密谋向邓小平“反击”。在周恩来总理去世前后，“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
1976年1月，中央确定召开批判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王洪文认为，他登台的时间不远了。为此，他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亮相”：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长篇报告。他把秘书肖木召来，要他尽快准备这个报告。王洪文口授讲话内容：“讲一讲文化大革命，讲一讲反击右倾翻案风”，“口气都是全面性的”。他对肖木“摆出一副要出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式得意忘形地说：‘我应当有一个讲话’”。从后来披露的讲话内容来看，王洪文的口气的确“都是全面性”的。这个报告完成后，王洪文很重视，进行多次修改。不料，在王洪文修改完二稿送到印厂出三稿之际，2月3日，中央发出1976年的第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王洪文的美梦又一次破灭。2月4日，王洪文看到了他报告的第三稿，只好偷偷地收藏起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为了先一步控制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9月10日晚上，王洪文即让秘书廖祖康通知他的手下的工作人员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廖对米吩咐说：“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任务是“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另外，各省、市、自治区有事打电话就找你”。王洪文趁机夺权的野心已暴露无遗。
到了10月2日，就在离“四人帮”覆灭的前四天，王洪文还洋洋得意地拍了几版“标准像”，妄想为其夺权成功做准备;10月3日，王洪文仍然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窜到北京郊区平谷县讲话，煽动“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发泄对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不满。
10月6日，王洪文觊觎权力的欲望终于画上了句号：“四人帮”覆灭了!
王洪文的奢侈生活
从掌握了上海的权力直至飞黄腾达到中央，王洪文的生活欲望也随之膨胀起来了。王洪文生性不喜欢读书，他爬上副主席的高位，是“文化大革命”不正常年代的产物，自然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思思考治理国家的大事。这样，王洪文的那点心思，除了争权夺利以外，就用在追求生活上的吃喝玩乐上，尤其在他政途“失意”的时候，更是如此。
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身居高位，他的权势也满足了他的这种嗜好。在北京，他将上海餐厅的厨师调到来，以满足自己吃的欲望。在回到“基地”上海“调研”期间，王洪文把吃的这一嗜好发挥到了极致，“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接待处为了保证王洪文提出的“古里古怪的食品要求”，“有时要三辆采购车”来供应。在他外出“调研”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在事先通知的内容中，安排吃喝、准备名酒名菜是第一项内容。且每到一处大吃大喝之后，常常喝得酪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不仅自己好吃，而且也和那些他发迹时的造反派小兄弟们经常吃。在上海，他三个多月就宴请了一班小兄弟二十多次。在北京，如果有“小兄弟”到来，王洪文还是吃。
在北京四届人大期间，为了招待上海代表团的一些亲信，王洪文在钓鱼台摆了两次宴席。第一次是吃中国菜。为了准备，王下令将上海著名的“莫有财”菜馆的厨师接到北京。第二次专吃法国菜。王洪文特意将锦江饭店的老师傅接到钓鱼台，所用的部分原料也是专门从上海运来的。宴会的风格完全仿照国家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规格：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样的酒杯，每个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那种排场，使参加这次宴会的人大开了“眼界”，成为以后炫耀的谈资。
与吃相比，王洪文玩的嗜好更浓烈，花样也更多。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上海接待处的一份材料，披露了他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玩法：“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这些花样玩腻了，王洪文就真刀真枪地玩。在上海，他到警备部队去“发射火箭炮”。这种炮是在国防上没有使用过的武器，一发炮弹造价1000多元，王洪文越玩越上瘾，竟然“一下发射了十二发”。玩完火箭炮，他又玩微型冲锋枪。
在北京，中南海成立了王洪文取乐的好地方。僻静的中南海，群鸟聚集，王洪文玩兴大增。在毛泽东重病期间，王洪文担负在中南海值班看护的重责，但竟然将汽步枪带来打鸟取乐。打完鸟就游泳，或者钓鱼，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将身负的重责弃之脑后。
与吃喝玩乐相联系的，就是攫取，挥霍。这一点上，王洪文也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深受其害的上海市轻工业局在后来披露的材料中写道：
他(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熟知王洪文的徐景贤，知道王洪文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王洪文到北京后，上海就成为他攫取的东西的基地。在他的家里，“有(上海)工交组送去的国产盒装录音机，有轻工业局马振龙送去的手表、照相机、酒芯糖、参色胶卷等，有到上海订做的料子服，有从上海取去的猎枪”等等，应有尽有。自然，还有上供来的钞票。
王洪文这种追求享乐的生活，甚至连他的亲信徐景贤都看不过去。在对王进行了几次劝说无效后，徐在1975年3月10日写信向张春桥、姚文元反映。此时，王洪文仍在飞黄腾达之时，徐景贤忍不住写信反映，可知王洪文生活奢侈浪费的程度是惊人的。
本文选自八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