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京军区大院正门外有一大片平房，沿街都是商业门脸，还有一处四星级大宾馆。笔者咨询，这都是北京军区地盘，出租给外地人做买卖，四星级大饭店是与港商（实际是内地南方人）合作在军区大院土地上建的豪华宾馆。
1958年，毛主席说部队要山、散、洞。 意思是要准备打仗，部队要住到山里去，打山洞，防原子弹，不要集中在城里。周恩来对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说，除总部外，北京军区不宜住在城里。
当时，北京军区全在城里，1949年初北平达成和平解放协定，从1月22 日起，傅作义的20多万军队陆续开出城外，听候改编。傅作义的部队还没出城，最先进城和傅作义签字的解放军代表是东北野战军的参谋处长苏静。当时，林、罗、刘还交代他一个任务是给东北野战军号房子。东北野战军最先进城接防，接着，华北军区领导机关搬进城里。之后，到了春天，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才从西柏坡来到北平。那时，北平城里的空房很多，达官贵人大多南逃，卷走了细软，却“卷”不走大片的房地产。虽然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先进了城，但像中南海等一些大的地方还是由中央机关打前站的同志“号”走了。不久，东北野战军更名四野，南下作战，大大小小的房子全移交给了华北军区。
华北军区办公在定阜大街原傅作义的司令部，大门上挂两块牌子，左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京津卫戍司令部，右边是华北军区司令部。以后改成北京军区，还是在这里。牌子大，里面的地方却只有一座三层小楼。旁边的庆王府是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办公的地方，据说是清朝庆亲王的住处。房子小不说，而且办公环境不好，很潮。1964年贺龙看过，专门指示给每个办公桌下放一个踏脚板。办公环境总是可以改善的，地方太小就不好办了，好在刚进城时机关不大，房子并不嫌少，以后随着机关正规化，又成立了好多新的部门。机关大起来，部门多起来，房子就不够了。许多部只好设在外面，东找一套房子，西找一套房子，不要说政治部搬不进来，司令部的好多二级部都分散在城里办公，平时集中开会都是一个大困难。管营房的人数了又数，挂在北京军区名下的大（小）院有108座，从南苑到北苑，从通州到海淀，东南西北，遍布北京城，这种情况怎么能适应打仗呢？
当时有两个议案，或者总参搬，或者北京军区搬。 最后确定北京军区搬家。一个大军区搬家，麻烦大了，首先要选址。北京市那时相当支持，要哪儿给哪儿。1959年7月20日，军区各大部首长联合办公会议决定，成立营建委员会，由杨勇任主任。1960年修建军区办公楼，先建司政后机关办公楼和食堂、礼堂。下图是周恩来贺龙元帅在北京军区大院。
当时有两个候选处。第一方案是护国寺大街，路东，从庆王府到人民剧场，再一直盖到北海，才能装下军区的司政干部宿舍。把这一带的民房都拆了，光搬家费恐怕就花完了。
杨勇不干，还是占据市里，等于白花第二次钱，要一次到位。
第二方案黄寺大街。 那里地盘倒是够大，北京军区包括炮兵包括后勤在内的好几个单位都在那里，而且到处都是荒草甸子，荒草高得快没过人了，楼房遍地那是近些年的事情。军区各大部首长联合办公会议再次讨论，确定司政后机关办公大楼建在黄寺。1959年12月，第三次讨论，又定在护国寺大街。总参批准，北京军区与北京市规划局联系，安排设计施工。杨勇去黄寺炮兵大院一看，太小太破，还是不干，觉得离城太近不说，最关键的还没有大山。打过仗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大山，打起仗来，甚至大山就是他们的亲爹亲娘。
杨勇有战略眼光，看得远，敢负责，坚持军队是要打仗的，不能住在城里。他走马上任后，坚决执行毛泽东山、散、洞的指示，大刀阔斧落实北京军区的搬家问题，下决心在西山建设北京军区大院。杨勇一贯的思想是，军队就是打仗的，现在虽然没有战争，但是要防患于未来，一切要从战备出发。
杨勇亲自去为营房定点，跑了多少趟，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节假日也不忘选点，他领着孩子们一直往西，到了山边上。那一带还很荒凉，就半山上有几间房子，山下还有一些。杨勇领着孩子们爬到山上，四处一望，越看越觉得满意，北京军区就在这了。守着山，打好坑道，就可以进去指挥。选中了这片山地，像打仗前选好了战场，杨勇很高兴，领着孩子们在西山饭店吃了一顿饭。说是西山饭店，其实就是半山上的那几间破房子。
1960年军委第37次办公会议决定，北京军区机关出城靠山，在西山新建营房，市内营房移交总部。1960年4月30日，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确定军区办公大楼建在北京西山。可是在城里住舒服了，谁愿意搬到远离城区的大山边上去呢？好多干部的家属又在城里工作，不好说服。杨勇说，首先要说服我们自己。虽然对机关干部一时的生活有影响，但从长远看，有利于战时疏散和指挥。经过和北京市协商，从引水渠往北，规划给军区大院一大块地。北京军区的装甲兵、工程兵、炮兵也都得到了一大块地皮，一起搬迁。
1960年6月23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批复，同意北京军区营区用地95万平方米的规划设计方案。总后批准2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专门和杨勇一起去看地方，确实太偏僻，万里当场拍板。进城不方便，开一条公共汽车线路；买东西不方便，盖百货商店……。1960年下半年破土动工。
北京军区占用的是石景山人民公社西黄村大队的四平台和杏石口两个生产队的耕地和宅基地。共有居民267户。搬迁还算顺利，大多数的人都搬迁走了，到1965年夏天，还有一家死活不搬，最后由法院强制搬迁。营区范围有大大小小的果树近万棵，为保证群众利益，在园林部门指导下，移了6000多棵。其余零星的能保留尽量保留，成林的果树，让群众继续收获三年，并在新定居点，由军区帮助购置一些树木弥补。但施工开始后，给果树管理造成不便，最后军区把2000多棵果树买了下来。大礼堂那个地方是王家花园，文工团那一片也是个山包。坟地不少，康有为的坟也在这。据说曹雪芹晚年曾住在这，死后也埋在这一带，只是一直没找到。所以，这一带一开始施工，国家文物局什么的都来了。别看这不毛之地，果真挖出了不少明清的古坟，坟中捡出的陪葬手饰把两个面袋塞得鼓鼓的。有坟的地方一般都种有松树。直到现在，军区司令部食堂周围还有一片松林。
本来杨勇的规划还宏伟，想把疗养院和北京军区总院对换。疗养院不干，军区大院只好往北缩了缩，后来又划出一块给兄弟单位。不过，就是现在这个大院，也是足够大的了，大院围住了三个村庄和两个疗养院，连耕地一块买了下来。门诊部的平房是一个荣军疗养院，以后荣军疗养院迁到北戴河。文化工作站是市政疗养院。北京市专门开通了一趟公共汽车。如果公共汽车绕北京军区大院一周，恐怕得竖起好几个站牌，从中完全可以看出杨勇的气魄。来过军区大院的人都说，北京军区大院真大。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压缩基建，只批准60%的建筑面积。 国防部长彭德怀批给北京军区搬迁和建设费30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但建设大院，处处需要用钱，杨勇怎么省钱怎么干。
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在杨勇去世后的回忆文章中说，杨勇把满腔心血倾注到部队建设上。为了抓好部队的训练，他风里来，雨里去。为了保卫首都安全，他亲自去勘察地形，组织工程实施。
1964年大比武的主场地就是在北京军区新建成的营区里，那时，办公区和宿舍区的营建大体完成，还没有搬。周总理看大比武时到家属楼转了转，校官房中的卫生间预备安一个澡盆子，尉官房预备安淋浴。周总理说，国库这么紧，没必要了吧？杨勇执行起来一点不走样。所以，校官房内的卫生间都有一块空地，可以放一张桌子。
本来还规划建一个游泳池，夏天能游泳，冬天能滑冰。 杨勇说，算了吧？ 就算了。至今，北京军区大院仍是一个简单的露天游泳池。
当你走进北京军区大院，首先感到的是气势宏大，再一个感觉就是朴素。虽然北京军区大院在北京市所有的军队大院里是建设最晚的，但可以说最朴素。管理局为盖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办公楼做了一些准备，采购了300立方花岗石和800立方大理石，计划用在办公楼上。后来，周围搞了一些，办公楼没用，也没搞什么大屋顶装饰，节省了不小的一笔钱。
杨勇对营房建设很重视，他对管理局局长罗铭说，上边有什么问题我负责，这房子不坚固，你要检讨。筹备了一年多，预先做了试验，政治部19楼和司令部的53、54楼是试验楼，盖好后看看合适不合适。杨勇专门来检查工程质量，一间一间地细细察看，认为质量不错，这才全面展开施工。
当年参加北京军区搬迁的干部说，要不是杨勇，北京军区大院根本办不成。杨勇魄力大，再就是他在北京市说话管事。1964年12月23日，北京军区司政开始从城里的108座大（小）院搬进新大院。 40多年风来雨往，北京军区大院所有的房子仍然结实如初。
有人批判说，杨勇走到哪儿，房子盖到哪儿。
确实，杨勇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盖房，这话不假。但杨勇没有给自己盖一平方米，他是在为战备为部队官兵解决实际问题。曾在杨勇身边工作的同志说，杨勇抓生活，抓营房建设。
朝鲜停战后，杨勇号召志愿军总部的干部战士自己动手搬来石头和木料，就着山坡盖起半地下的三层办公小楼，盖起了四合院式的十来间宿舍和简易小礼堂，还盖了一个四合院式的能住20个人的小招待所。
有人告状，说志愿军在朝鲜盖起了豪华的北京饭店。周恩来到朝鲜，专门问到杨勇，听说你们大兴土木，盖了好多楼堂馆所，在哪儿呢？带我去看看。
杨勇不解地说，楼堂馆所？没有哇，就盖了一个简易招待所。
周恩来还在认真追问，礼堂也没有？
礼堂倒有，您就站在礼堂这里。
周恩来四面一看，笑了。
说是礼堂，实际上是宽一点的房子，搞得干净点。志愿军总部刚开始就是几根木头和树枝、茅草搭个顶棚的小土洞子，司令员连间办公室也没有，几个人挤在一起办公。停战了，也有条件了，也有精力了，杨勇决定自己动手修一些简单的平房。陈毅气愤地说，这是啥子豪华的楼堂馆所哟，谁再这样说，那才是胡闹呢。左图是现在的北京军区大礼堂。
以后杨勇到总参任职，看到新的领导越来越多，没有房子，他同迟浩田商量，最后经常委讨论定下来，在花园路修建了干休所，并建议在紫竹院建起一座很大的遗属楼。以后改造海运仓招待所，改造京西宾馆，这些大动作都是杨勇拍板定的。
杨勇还曾考虑总参搬到城外的问题。总参进城后，也是东一片西一片，满城都是。杨勇说，这不行，打起仗来，人家弄个原子弹，指挥机关不就瘫痪了？杨勇把总参搬家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很干脆，计划城里房子交给地方一部分，在城外集中盖。杨勇的秘书唐彦武说，那时杨勇和副总理李先念商量不止一次两次了，李先念特别支持，地都批了一大片。 因为一些人坚决反对，阻力太大，最后没办成。
中间还有一段，作战部在郊外占的房子是某大单位的，某大单位要作战部搬家。杨勇说作战部怎么能搬家？最后弄到罗瑞卿那里，罗瑞卿裁决了，还不行。又开了多少次会协调，吵得很厉害，杨勇硬着头皮顶，顶住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杨勇曾和机关干部在北京军区大院种下了几百棵核桃树，还种了丁香、桃树和花椒等经济树木，以及一些玫瑰等花草，把大院打扮得漂漂亮亮。“文革”中陈伯达来大院看到了，让砍树和花，种菜。于是，果树被砍伐一空。1967年初，杨勇在军区大院被批斗，失去了自由。
“文革”后军委确定杨勇离开新疆军区，他表示除了总参和北京军区，他哪里都可以去。他不想到北京尤其是北京军区任职，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地方，应该是他最伤心的一处地方。但杨勇对于北京军区这所大院，还是深有感情的。在新疆时，他曾托值班飞机捎来四麻袋核桃种，送给北京军区绿化营院。
现在，新疆核桃树又在家属楼周围长成一片片绿阴，只是很多大院居民已经不知道它的渊源了。
北京军区现在下辖5个集团军(24、27、38、63、65集团军），3个卫戍师（卫戍1师、卫戍2师、卫戍3师），3个武警机动师（武警81师、武警114师、武警187师），总兵力愈40万。北京军区防区为河北、北京、内蒙古、山西四省。
第27军集团军：集团军下属第79机械化师（河北邢台），第80（河北鹿泉）、81摩托步兵师，炮兵旅、工兵团、防化团等，属于甲类集团军，第27集团军军部驻石家庄，军长邱金凯，属北京军区。有消息称，在96年的台海危机中，该军军的主力曾南下防属南京战区的两淮地区。由此推断第27集团军可能是北京军区的预备集团军。
第38军集团军：编制为五个师（坦克师、机械化师、摩步师、步兵师、炮兵师），三旅（导弹旅、高炮旅、工兵旅）和直升机大队，以及防化团、工兵团、通讯团、电子对抗分队等保障部队，编员8.6万人，属重装集团军，是全军战备值班部队中配备在主要方向的快速反应部队，2-7昼夜可抵达中国任何地方。
第24集团军：属于简编乙类集团军。军长为范长龙少将。第23军下属三个师，两个旅。即第70、71步兵师和第1装甲师，第72摩步旅和炮兵旅（河北万全）。军部驻河北承德。
第63集团军：属于乙类集团军，下属的第189师改制为山西省武警总队，军以下只有第187、188两个步兵师，其中只有187步兵师实现了摩托化。此集团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等战斗力部队，师部设在山西太原。
第65集团军：属于乙类集团军，下属第193摩步师（河北宣化），第194摩步师（河北怀安），第205摩步旅（内蒙古集宁）和装甲旅 。师部设在河北张家口。该集团军前身是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第一师。
杨勇（1912—1983年），湖南省浏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政治部宣传大队长，红三军团连政治委员、营政治委员、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第四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三四三旅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三旅旅长，延安军事学院高干队队长，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廖汉生，1911年出生，湖南桑植人，1929年参加贺龙领导的暴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解放后曾任青海省军区政委，青海省委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北京军区政委，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第一、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房峰辉，1951年4月出生，陕西省咸阳市彬县城关镇东街人。大学文化学历。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陆军第21军某部排长、团、师、军作训参谋，陆军第21集团军党委秘书、师作训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师长，兰州军区陆军第21集团军（驻陕西省宝鸡68210部队）参谋长、副军长、军长，2003年12月广州军区副参谋长，2004年2月任广州军区参谋长、中共广州军区党委常务委员。1998年由大校军衔晋升为少将军衔，2005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2010年7月晋升为上将军衔。在“十七大”召开前，解放军高级将领开始人事大调整。七大军区中，北京、兰州、南京3大军区的高层在近日内换人。新任者中，以升任北京军区司令房峰辉最受瞩目，当年56岁，是目前七大军区中最年轻的司令。
上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大庆阅兵中，北京军区司令、六十周年大庆总指挥房峰辉请胡锦涛总书记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收阅部队的照片。
杨德千，1915年2月出生，山西省清徐县人。北京军区装备部干休所副军职离休干部。1936年12月参加革命，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2年10月离休。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历任新军决死二纵队四团指导员、教导员，晋绥军区八分区三大队副政委，清太徐指挥部政治处主任，晋绥独五旅五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石家庄第六高级步校直属大队政委、一大队大队长，第六政治干部学校训练部副部长，军委防化兵学校政治部主任、防化兵研究院政治部副主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政委等职。参加过百团大战、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大小上百次战役战斗。1940年5月被晋西游击队授予“模范党员”称号，1944年8月被晋绥军区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1952年10月荣立二等功1次。近年来，他先后6次被北京军区或北京军区装备部表彰为“先进离休干部”，1998年、2004年两次被总政评为“先进离退休老干部”，2005年被中央文明委表彰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2008年“七一”。被解放军总政治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
“八大处甲1号院”位于石景山区风光秀丽的八大处公园脚下，是北京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院内除了司令部机关外，还有政治部、军区幼儿园、军区医院、军人服务部、汽车连、军人食堂、大礼堂、运动场，以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和设施。
北京军区大院第一居民社区居委会成立于2005年月12月19日，辖区占地面积约50平方米，有居民楼52座，辖区常驻居民为1618户，总人口为3931人。其中，常住户数不清1161户，常住人口2786户，人户分离457户，1145人,外来人口1550人。辖区居民以部队干部家庭为主。军一社区所辖军区大院马路以西，包括51楼、52楼、53楼、54楼、55楼、56楼、57楼、58楼、59楼、60楼、61楼62楼 63楼、64楼 65楼 73楼、77楼、78楼、81楼、82楼、83楼、84楼、85楼 86楼 87楼89楼90楼、91楼、91乙楼、92楼、93楼、94楼、95楼 96楼、98楼、99楼、101楼、101平房、102楼、103楼104楼、105楼、106楼、107楼、108楼、109楼、120楼和121楼。
北京军区炮兵大院
北京军区司令部炮兵大院位于海淀区西五环路杏石口桥的西北角，美丽的香山脚下。炮兵大院的特色建筑师文革中矗立在大院主楼前的毛主席雕像，现在依在。
过去部队营院管理主要由职工担任，尽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可由于职工大部分是随军家属和临时工，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水、电、暖等设备缺乏技术维修保养，破损老化严重。为彻底解决营院管理、设备维修等难题，2006年初，他们经调查论证，把用水、用电、取暖等6个项目的生活保障委托给国家广电总局北京琼芳物业有限公司管理。在负责炮兵大院物业管理的13名工作人员中，有11名大学生，大部分毕业于清华、人大等名牌大学，其中有高级工程师4名、工程师7名，都是工程管理、电力、建筑等方面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机制一变满目春，大学生成为物业管理主体，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和保障力，使4台已经“趴窝”的供暖锅炉又焕发了青春，为部队节省经费百余万元，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手段，仅改装IC卡电表一例，就有效地解决了房租、水、电、暖费长期拖欠的“老大难”问题。后来，北京军区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北炮大院居民社区，建于1964年2月，座落在香山南路团城南200米处，西靠法海寺旧址，南靠六号院，北靠空军家属院，东以香山南路为界。大院设南、北大两个门，南门为家属区4号院，北门为办公区3号院。大院占地面积24。3万平方米共有楼房51栋，平房15栋，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社区内现有司令部兵种部、第二干休所、军训部电教站、长治坦克基地、炮兵卫生所、香山医院、幼儿园、招待所、通讯站、制药厂、服务社、小吃店、烧烤店、洗浴理发室、阿福餐厅、加油站、琼芳物业公司、美术学校、舞蹈学校等20个单位。大院门外是香山南路。北炮社区实行军地共管，大院内离退休老干部多，社区居民素质高，积极开展社区活动。北炮社区被评选为2009年北京市“魅力社区”。
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
“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前身是成立于1937年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1949年8月剧社改名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1955年5月，被总政治部正式命名为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现在战友文工团有合唱团、曲艺团、杂技团等下属团体。战友文工团团址位于西山八大处北京军区院内，拥有自己的战友俱乐部和战友剧场。
战友文工团建团70年来，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军旅音乐作品，拥有一大批著名的国家一级演职员。
在这些歌曲精品中，有一组大型声乐套曲被誉为“精品中的精品”，并被选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堪称战友文工团对中国音乐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这就是《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已诞生了三十多个春秋，当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由肖华作词，晨耕、生茂、唐柯、遇秋作曲，唐江指挥，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于1965年8月1日在人民剧场成功地举行了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首场演出。40多年来，它久演不衰、影响深远，先后在海内外演出1000余场，观众达上千万之众。《长征组歌》所弘扬的精神已经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宝贵财富。
《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肖华14岁参加红军，参加长征时才18岁，过草地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二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上将中年纪最轻的。1964年9月任总政治部主任。1964年4月，肖华同志患肝炎到杭州疗养。他忆起那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倒下去的战友，经常夜不能寐，往往夜里从床上爬起来奋笔疾书，写诗作词，激情和泪水湿透了纸背。左图是肖华与妻子王新兰的合影照片。王新兰9岁参加红军，11岁参加长征，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现在是正军级离休干部。
为了创作《长征组歌》，肖华在杭州西湖水畔的一座小楼里，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长征的论述，研读了古今中外的诗词歌赋，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体重减轻了好多斤。几个月后终于写出了《长征组歌》初稿，又反复征求意见，于1964年11月中旬基本定稿。
《长征组歌》以深刻凝练的歌词、清新优美的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形式，讴歌了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意志。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宝贵财富，而且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民族意志的集中表达，正如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高仁祀所言：“长征精神民族之魂”。因此，《长征组歌》40多年来演出千余场，历演不衰，成为中国合唱史上的精品，被选为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之一。
《长征组歌》于1966年奉周总理指示，列为他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随访艺术团的重要剧目，尔后曾多次复排演出，并摄制成音乐艺术片，成为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40年来的重点保留节目。
整个组歌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芒》、《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10个部分，以深刻凝炼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不屈不挠、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歌颂了红军指战员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颂扬了中国革命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几十年过去了，《长征组歌》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其中的许多唱段家喻户晓，传唱至今。在这熟悉的旋律中，闪动的是真正的激情和最美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长征组歌》在创作、排练、演出过程中，得到了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北京军区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是倾注了领导、专家、群众心血的优秀艺术作品。她以深刻凝炼的词汇，清新动人的优美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形式，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历尽艰险，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颂扬了中国革命史中具有传奇性的壮丽史诗，气势磅礴，感人肺腑。当年在京、津、沪、宁等地演出后，获得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响，一些歌曲在广大群众中迅速传唱，被誉为是我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并已入选为二十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之一。
马国光，1932年出生在辽宁锦州。他说，6岁时逃难与父母失散，我从东北扒火车到华北，到处流浪。卖过烟卷，给日本鬼子背过小孩。那孩子只比我小1岁，我天天给他当马骑。住在破庙中和牛头马面为伴。要饭吃，有一次饿得吃牙膏。我经常受毒打，被国民党反动派吊在房梁上打。可是我从小爱艺术，在垃圾箱中捡到一只破口琴，它给我带来温暖，希望。我没有见过妈妈，只是在梦中常常见到妈妈，我想她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慈爱的……一位日本兵同情我，收留了我。40年后，终于找到了这位日本义父。他叫山本员夫，现在务农。1985年，马国光随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回到自己的家乡锦州演出。晚会快到结尾时，马国光道出了几十年的心声：拜托家乡的父老乡亲帮助他寻找失散了四十多年的妈妈！感动了到场的三万多观众。在锦州市安局等部门的帮助下，几天后终于找到了离散了45年的老母亲，因而成为一段轰动锦城的佳话。
1949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田华的介绍下参加部队文工团工作。抗美援朝期间曾随平壤国立艺术剧院的教员学习声乐，并开始担任独唱。历任志愿军文工团乐队队员，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独唱演员、声乐艺术指导。马国光曾向汤雪耕、杨比得、张清泉教授等学习声乐，向山东快书老艺术家高元均请教表演艺术，曾先后随各艺术团体访问过十多个国家，演唱了不同国家的风格迥异的歌曲，均受称道。1956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中，马国光首次登台表演了生茂作曲、林中作词的独唱《真是乐死人》。他身穿新军装，头戴“船形帽”（当时的战士军服），边唱边作动作，以眼神、手势、形体等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个应征青年未获批准的无奈、着急和获批准后成为新战士的兴高采烈的心情，增强了歌曲的表现力，一炮打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也奠定了他独特的演唱风格。他演唱的《我和班长》、《战斗的岗位就是家》，分别获1964年、1977年第三、第四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会演演员奖。演唱的歌曲有《真是乐死人》、《两个小伙一般高》、《一路行军一路歌》等。演唱《我和班长》、《战斗的岗位就是家》。80年代还在电视剧《西游记》中演唱猪八戒唱段。马国光演唱的木偶片《阿凡提》主题歌《阿凡提》和1982年拍摄的电视剧《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之歌》，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1965年8月诞生的中国音乐史上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中，马国光担任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领唱，歌中“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几句，更是唱得铿锵有力，回肠荡气。三十多年来共演出了近千场，他传神的形象，潇洒自如的歌声令人难忘。1989年11月21日，马国光不幸突发脑出血英年早逝。
中将马玉涛，国家一级演员，1936年2月生于山西保德。1950年参加解放军绥远军区文工团任演员。1955年调北京军区文工团任独唱演员。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友歌舞团艺术指导。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中将军衔，是中国目前演艺界军衔最高的。五十年代后期，她三次去上海声乐研究所进修。师承林俊卿、曾向沈湘、郭淑珍、王福增及王昆、贾桂兰、常香玉学习声乐、民歌与戏曲。她的音色宽厚、明亮、圆润，气息充足而绵长。她的歌声刚健、蒙放、宏大、深厚，雄浑而障亮，直抒胸怀。从她的歌声中，你可以感觉到她不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她沾着硝烟。这也是她受到广大听众欢迎的重要原因。她的代表歌曲有：马儿啊你慢点走、老房东查铺、桂花开放幸福来、祖国处处有亲人、洪湖水浪打浪、美丽的花儿高山开、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放马山歌、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天、蟠龙山高顶着天、塞上好、赞泰山、沁园春·雪等。
少将张振富，出生在天津北仓镇刘园村人。幼年家境贫寒，父亲曾在北仓“同在祥”杂货铺当雇工，母亲务农，擅唱，闻名乡里，戏曲、歌曲均好，音质极佳，80多岁高龄时仍嗓音洪亮，气壮音圆。受母亲影响，张振富自幼酷爱艺术，戏剧、歌曲一听就会。10岁入北仓小学，1955年入天津市第四十七中学。1959年参加工作，在北仓火车站当装卸工、会计兼保管、广播员。1959年12月入伍，成为北京军区某炮兵团的侦察兵。是年11月调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历任歌剧演员、京剧演员、歌唱演员。表演艺术生涯达40年，参加演出数千场，演唱歌曲500多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耿莲凤合作表演男女声二重唱，成为战友文工团的金字标牌，红遍大江南北，创造了我国男女声二重唱的颠峰时期。演唱的歌曲有《祖国一片新面貌》、《藏族人民纵情歌唱》、《各族人民心向党》、《部队就是我的家》、《远方书信乘风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布达拉宫的太阳》、《下雨的时候》等。演唱《深切怀念周总理》1977年获第四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会演二重唱表演奖。张振富独唱的《雄伟的天安门》也成为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歌曲。1999年10月7日在新中国50周年优秀歌曲音乐会上与耿莲凤演唱《毛主席派人来》等。2000年1月17日17时25分，张振富因肺癌去世。
少将耿莲凤，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演员，文职二级，少将军衔。河北阜平人。1941年出生，1960年开始从事文艺工作，国家一级演员。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演员。长期与张振富合作从事男女声二重唱表演。演唱的歌曲有《祖国一片新面貌》、《藏族人民纵情歌唱》、《青春在闪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布达拉宫的太阳》、《下雨的时候》、《鱼水情》等。他们演唱《深切怀念周总理》1977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届文艺会演二重唱表演奖。
少将刘斌，辽宁锦州人，著名军旅歌唱家，男高音歌唱家。现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1984年刘斌进入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原为京剧演员，演唱的《打虎上山》可与童祥龄相比13次获得国家级声乐大赛奖项，由其谱曲并演唱的军旅歌曲《当兵的人》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战士最喜爱的军旅歌曲特别奖，同时获九十年代观众最喜爱的电视歌曲作曲奖。其它歌曲有《爱是同渡的船》、《神舟颂》、《同志歌》、《共产党员》、《时刻准备着》、《森吉德玛》等。从1974年参加工作至今，刘斌说最让他难忘的是1999年10月1日的建国50周年庆典。那天上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当兵的人》的乐曲声中，进行了世纪大阅兵。作为《当兵的人》的曲作者和演唱者，在当晚的大型文艺晚会上，刘斌唱的还是《当兵的人》。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体演职人员时，江泽民主席握着刘斌的手说：“你这首《当兵的人》把我们部队的精神，把我们军人的气魄全都唱出来了。”至今回忆起来，刘斌依然十分激动：“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最高奖赏。”
1993年3月3日，山东快书一代宗师、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高元钧因病在西山北京军区大院逝世，享年77岁。
高元钧，原名高金山，河南省宁陵县张弓乡西四里和庄人。幼年家贫。7岁即背井离乡，卖唱乞讨。度过了苦难的童年。11岁时，来到了南京拜戚永立为师学演山东快书。山东快书早期俗称“武老二”、“说武老二的”或“说大个子的”。因为早期艺人主要说唱《水浒》里的英雄人物武松的故事，且武松作为古代的打虎英雄，不仅气力大，武艺高而且身材魁伟，体格高大，故名。约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上海电台演播并出版唱片，便依表演所采用的方言及当时主要的流行地而定名“山东快书”。山东快书在流传中形成了两个主要艺术流派，一派的代表性传人为山东省济南的杨立德，称“杨派”；另一派即为在北京的部队从事艺术工作的高元钧，称“高派”。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的山东快书，绝大多数演员都宗法“高派。”代表性的节目有《鲁达除霸》、《李逵夺鱼》、《赵匡胤大闹马家店》，以及《一车高粱米》、《侦察兵》、《智斩栾平》等。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节目，是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武松传》共十六回，即从武松出世一直说到被官府逼迫，与众英雄一同造反上梁山为止。全书以幽默风趣的语言，鲜明的爱憎，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英雄形象。其中《武松打虎》即《景阳冈》一节通常单独演出，最受观众欢迎。全书的曲本1987年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高元钧培育了200多名有一定成就的山东快书演员和作家，使50年代初才由他定名的山东快书迅速推向全国。高元钧还擅长相声、双簧等，曾与侯宝林、刘宝瑞等艺术大师同台献艺。高元钧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次参加赴朝慰问团。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当演员和艺术指导，曾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为特邀研究员。他与人合作编著的《表演山东快书的经验》、《山东快书艺术浅论》、《快板快书研究》等传世之作，填补了山东快书理论上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