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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沦陷时期文学
指东北地区在日本统治时期的文学活动和创作。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陷达14年之久。日本侵略者在此期间扶植傀儡政权，一面实行惨无人道的军事统治，一面又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作家、正直的爱国的文化人士，在险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日爱国的文学活动，与日本占领者及其汉文化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东北沦陷区文学，大体可分三个时期：
前期──“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者的高压统治政策使东北新文学遭到摧残，报刊几乎全部停办，文坛冷落沉寂。“满洲国”成立后，原蛰居大连“关东州”一带的日籍反动文人纷纷北迁1933年拼凑起伪“满日文化协会”,网罗一些民族败类从事反动的文化活动。郑孝胥不断抛出逢迎阿谀、呼朋引类的反动诗文。穆儒丐编造出《福昭创业记》,任意歪曲历史,美化侵略者统治，被授予“民生部大臣赏”。报刊上大多发表一些低级庸俗的所谓“通俗小说”。
1934年，日本侵略者在加紧文化专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其御用文人的利用和控制。然而，这一时期的汉文学,相当低劣愚拙,日伪统治者不得不称之为“荒歉时期”。
1932年前后，大连、沈阳、抚顺等地已先后复刊或创刊一些报纸，并陆续开辟文学副刊。如《满洲报》的《星期》副刊（后改为《晓野》与《北国》，前者以理论、批评为主，后者偏重文学创作），《泰东日报》的《文艺》周刊，以及《盛京时报》的文学副刊等。刊登在上述报纸上的文学作品，内容芜杂，艺术上也少有可取。虽然其中部分作品对黑暗现实有所反映，但失之平淡浅薄,绵弱无力。1933年夏，出现了一些文学社团,有的还凭借报纸创办副刊。如冷雾社在沈阳《民报》上办《冷雾》副刊，以诗为主，受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影响较大，追求所谓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新社出刊《萝丝》，在作品中强调自我表现，实际上大多因袭模仿。
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中心在哈尔滨。1932年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迁至哈尔滨，革命的文学活动曲折地发展起来。同年 4月，中国共产党派人进入《哈尔滨新报》,创办《新潮》副刊，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揭露日本统治的反动和黑暗。进步的作家和文学青年，创作了一些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急剧变动的社会关系，揭示出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如萧红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王阿嫂之死》,便是通过贫苦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对黑暗社会和日本占领者反动统治进行了愤怒的声讨和血泪的控诉。
为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共同战斗，扩大党的宣传舆论阵地，1933年，罗烽、姜椿芳、金剑啸等人受党的指派，与进步作家萧军、萧红等一起在日本占领者官办《大同报》创办《夜哨》文艺周刊。《夜哨》共出刊21期，以鲜明的色彩、犀利的锋芒和清新活泼的面貌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夜哨》上刊登的萧红的短篇小说《两个青蛙》、《哑老人》，描绘了在日本侵略者及汉残酷统治下东北人民的苦难和不幸，表达了作者深切的同情。《小黑狗》则运用象征的艺术手法，对整个黑暗的社会制度进行了严厉的声讨和鞭挞。李文光的短剧《黎明》，剑啸的短篇小说《星期天》、罗烽的《口供》，无情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淫烧杀，实行白色恐怖的罪行，痛斥了“民族协和”之类的欺骗宣传。罗烽的独幕剧《两个阵营的对峙》借神经病患者之口，发出“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的革命呼喊,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觉醒反抗的心声。萧红的短篇小说《夜风》、李文光的中篇小说《路》则通过形象的画面，热情赞颂穷苦人民奋起革命，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武装斗
争，指出了受压迫人民摆脱苦难、走向新生的正确道路。《夜哨》上还发表了几十首短诗，如罗烽的《从黑暗中鉴别你的路吧》、《说什么胜似天堂》，涔涔的《解放》，萧军的《全是虚假》等。虽然诗的语言比较粗糙，技巧亦不甚圆熟，但多数篇章感情色彩鲜明，反抗意识强烈。
1933年10月,萧军萧红的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出版，这是东北沦陷后第一部文学创作专集。这些作品摒弃虚伪与粉饰，以一幅幅生动的画图，描绘出东北沦陷时期“下层的被毁辱与损害的人们”浸透着血泪的悲惨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走向反抗、斗争的思想进程，显示了清醒、执著的现实主义特色。
《夜哨》被迫停办之后,1934年春,由白朗在《国际协报》上主编《文艺》周刊。罗烽、剑啸、萧军、萧红、山丁等人又转移到这一新的阵地，继续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在白色恐怖下，《文艺》周刊共出刊42期。在此期间,萧红还在《国际协报》上发表了小说《麦场》《麦场之二》，这便是后来得到鲁迅关怀和支持、在上海出版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前二章。
由于敌人统治的日益严酷,进步作家频遭迫害,1934年，罗烽被捕，舒群、萧军、萧红先后出亡青岛、上海，沦陷区进步文学受到沉重打击。东北各地报纸上的文学副刊，或被查禁，或为敌所用，或内容空虚，名存实亡。但金剑啸和林珏、金人、塞克等仍坚持战斗。1935年金剑啸在东北抗日联军武装斗争的鼓舞下，以火热的激情写下了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热烈赞颂抗日联军前赴后继、同敌人浴血奋战的英雄业绩，以及与人民不可分割的骨肉情谊，这首诗的部分章节曾刊登在齐齐哈尔《黑龙江民报》由他主编的《芜田》副刊上。次年夏，金剑啸由于继续进行革命文学活动，在报纸上宣传高尔基，介绍“普罗文学”（见革命文学论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而惨遭敌人杀害。
中期──“七·七”事变至“艺文指导要纲”发布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侵略战争,巩固傀儡政权,逐步加强殖民地思想文化统治，首先将“满洲国”总务厅情报处扩大为弘报处，与关东军紧密配合,统揽文化宣传大权。并公布言论统制法令,将《满洲报》、《奉天日报》等大批报纸废刊，许多报纸的文学副刊亦相继被取消。1939年，日本占领者又成立“书籍发行股份公司”，统制书籍发行，协助弘报处审查书籍思想内容。“满洲文话会”等御用文化组织，用种种具有明显殖民地色彩的反动作品炫人眼目。
这一时期，文学作品长期依附于报纸副刊的状况得以改变，逐渐转向杂志。文学创作专集也多起来。杂志的倾向并不相同。《明明》提出“写与印”的笼统口号，鼓吹不管什么主义，多写多印便能使文坛繁荣。曾发行“城岛文库”，出过古丁、疑迟和小松的短篇小说集。《艺文志》继《明明》之后标榜兼收并蓄、鼓励创作的“写与印主义”，提出“没有方向的方向”的口号，用来掩饰其宣传“王道乐土”的倾向，曾被人指斥为“御用文人”、“士大夫的蜕化物”。《艺文志》出版过小松等人的作品集。稍后的《文选》主张“现阶段的文学已经不是超时代的为艺术而艺术或个人主义的牢骚泄忿了。现在的文学是教养群众的利器，认识现实的工具”，表明了进步的倾向。《文选》曾出版每月丛编《文颖》、《文最》各一期，并出过袁犀(李克异)的《泥沼》、秋萤的《小工车》两本短篇小说集作为丛书。此外，刊物还有《作风》、《新青年》、《兴亚》、《学艺》等。《文丛》刊行会曾出版了山丁、秋萤、吴瑛、梅娘的短篇小说集。“满日文化协会”也出版过石军、小松的作品。
在日本占领者密布的文网之下，爱国的文化人士仍然坚持进步文学活动。诗人田贲组织“L.S.（鲁迅）文学研究社”,1940年春,又在《营口新报》上办《星火》副刊,刊登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品，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还有一些作者在作品
中以曲折隐晦的形式暴露沦陷区日本侵略者统治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遭遇。如山丁的小说集《山风》，描写农民和小城镇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比较真实地表现出在政治压迫和天灾侵害下，东北农村贫瘠、悲凉与昏暗的景象。作品具有一定的东北地方特色,被称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收在短篇小说集《蹉跎》中的关沫南的作品，以形象的图画揭露了日本占领者大搞读经复古、奴化教育的罪恶，反映了在封建法西斯桎梏下的贫穷知识分子等小人物的凄苦遭际，表现出“对传统的生活与旧道德的激怒”。秋萤的《小工车》、《血债》等作品，暴露出在日本占领者奴役下劳苦群众受压迫、欺侮的事实，使人们看到“民族协和”的真实情景。袁犀的短篇小说集《泥沼》，刻画了受苦难生活煎熬的劳苦群众反抗挣扎的坚韧的个性。
这一时期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品主要特征是：在题材上，以反映农村、工矿和小城镇生活风貌为主；思想内容一般是批判封建主义，借以影射日本侵略者反动统治；人物大多是受压迫受欺凌的底层劳苦群众，其中不少是鳏寡孤独、生理畸形的“残缺者”。作品通过描绘人物的悲剧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时代悲剧的内蕴，凸现出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
后期──“艺文指导要纲”发布至日本投降 1941年3月,日本占领者为扭转东北沦陷区的文学艺术“尚在水准以下之跛行状态”，使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形势相适应，精心炮制了“艺文指导要纲”。这个“要纲”规定了沦陷区文艺的性质:“以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一宇精神之美的显现。”文艺只能为“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的圣意”而存在。为达此目的，“要纲”强令以移植东北沦陷区的“日本艺文为经，原住民族固有之艺文为纬”，编织成“康德文学”、“国策文学”。还规定文艺团体、文艺创作活动等一律由日本占领者及汉政权“直接指导”，并成立伪“满洲艺文家协会”等由日本侵略者严密监视、一手控制的御用组织。至此,侵略者的刺刀指挥着笔杆,卖国投降的汉文学逐渐充斥了文坛。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又大肆鼓吹“决战文学”。他们不断强化文学书刊发行、出版法令,制造所谓“‘12·31’左翼文学事件”,疯狂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反匪排共”、“东亚明朗”、“圣战完遂”成为这一时期作品基本的主题。报刊上还经常出现“时局作品”、“东亚必胜小说”、“决战吟”等专刊、特辑，直接替垂死挣扎的日本侵略者发出战争叫嚣。
在侵略战争无可扭转的失败局面之下，日本反动派又多次召开所谓“文学者报国会”、“大东亚决战文学者大会”，将日本及其殖民地的反动文人纠集一起，鼓吹“大东亚共荣圈文化”，驱赶御用文人到前线、工厂、农村“视察”，编造掩盖失败、粉饰现实、欺骗人民的“宣报文学”。同时，大批日本法西斯文学作品被源源不断地翻译、介绍到东北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已经不仅是在东北镇压中国抗日爱国进步文学，扶植卖国投降的汉文学，而是妄图用日本的文学艺术来取而代之了。
吕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