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退休年龄调整”是否可行
专家：延迟退休社会条件仍需10年
专家：退休年龄不提高 养老制度难持续
人社部：推迟退休是趋势 提高个人收入延五年
人民网北京6月7日电 (记者 常红) 6月5日，人社部就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集中答复人民网网友时明确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人社部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此言一出再次引发网民震动，而关于延迟退休年龄近年来也一直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人社部称，退休年龄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政策，涉及人口结构、人力资源供求、代际关系、社会保障基金平衡等多方面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
对于延长企业职工退休年龄问题，争执已久。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延长退休年龄利于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增加退休后收入；也有利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另有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仍供大于求，延长退休年龄，可能会挤压岗位供给，进一步加剧就业紧张形势。还有观点认为，每个人身体状况差异很大，是否延长退休或领取养老金年龄可根据自愿，采取“弹性”政策，不应成为强制性或“一刀切”。
据了解，目前人社部正在对退休及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在总结国内外一些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结合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就业形势的发展变化科学论证，随着社会共识逐步增多，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基础上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
[形势] 连续三年社保养老问题最受关注 调查反对“延迟退休”声浪最高
近年来多次有关“提高退休年龄”的相关报道均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反对声浪一直居高不下。而“推迟领取养老金”似乎渐成了“提高退休年龄”的又一新的说法。
近几年的人民网两会调查显示，公众对关系民生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2008年“社保养老”进入两会调查前十位；2009年的两会调查中“社会保险”位居第八位；2010年、2011年，2012年连续三年的两会调查中“社会保障”以数十万的得票排在首位。 “社会保障”位居榜首成为最受公众关注的话题。
媒体多次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提高退休年龄”普遍抱以反对的态度。2012年6月6日，人民网推出《人社部拟适时建议弹性延迟领养老金年龄，您怎么看？》的调查。一日内22053人参与，其中78.5%网友表示
反对，认为不利于年轻人就业；仅有10.6%人支持，认为平均寿命延长，养老金缺口大；另有8.6%持中立态度，认为应该根据自愿来选择是否延长。
人民网也曾在2008年11月5日推出大型网络调查《报道称退休年龄酝酿延迟至65岁，您怎么看？》，网友反应异常热烈，调查结果显示，共有超过12万名网友参与凋查，其中 62.2%的网友反对，30.2%的网友赞成。
目前来看，体力劳动者普遍认为提高退休年龄会使自己延迟享受退休金而利益受损，尤其是年轻人担心提高退休年龄会加剧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仅有相当知识分子及女干部支持提高退休年龄，认为这将保障两性公平视角下自身的权益。
对于“提高退休年龄”或“延迟领取养老金”，政府除了需要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之外，还面临养老金支付压力与缓解就业压力的双重矛盾，因此迟迟没有出台正式文件，只是2010年上海推出“柔性延领养老金”这一探索性政策。业界和学界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日前的焦点仍旧停留于是否应该提高退休年龄或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层次上，而不是如何提高退休年龄的讨论上。
[反对]“提高退休年龄”不利普通劳动者及低收入人群 增加就业压力
观点一：延迟退休不利于社会公平，有可能造成利益集团的不公分配，延迟退休尤其不利于普通劳动者，不利于低收人群体。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社会保障系副主任李晨光认为，对于企业职工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尤其一些临近退休的下岗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和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员延迟退休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为缴费增加，而领取养老金总数减少。
观点二：延迟退休会加剧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占去年轻人就业机会的30%。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车伟副所长指出，延迟退休会加剧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日前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超过1.1亿人，每年大约有300万左右的人退休，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3%。但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000万左右，如果提高退休年龄，就占去机会的30%。这个比例相当惊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认为，现在讨论“延长退休年龄”的人，多是在岗人员，一般来说衣食无忧，发出的多为强势声音。社会待业失业人群既缺少“代言人”，又没有相应的保障体系，是声音“微小”的弱势群体。对于社会待业、失业和隐性失业这个巨大人群来说，需要解决的是一个“有饭吃”的问题。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不言自明。在这场时沦中，有关部门要多倾听弱势群体、进城务工人员的权利诉求，多反映大学生求职群体的心声，以及来
自劳动力市场排着长队应聘者的感受。
观点三：填补“养老金支付缺口”不能成为延迟退休的理由。
李林指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等问题上，只有把就业以及国家财富的蛋糕做大了，社会养老金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尤其是，包括“延退”在内的改善养老条件，主要责任在于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如何分配蛋糕的问题上，相关部门应该通过增量的保障措施来缓解这个“缺口”，而不是把解决问题的一切希望寄托在目前延长退休年龄上。
观点四： 我国社保制度应建个人缴费与退休待遇密切相关的激励机制，应强调“补偿”和“返还”。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教授认为，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社会心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现行社保制度里个人缴费与未来待遇之间没有建立起多缴多得的密切联系，激励机制严重不足，明显的大锅饭因素扭曲了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
在综合多次全国网民大讨论的社会心态与国民心理之后，郑秉文教授指出我们应至少得到三个重要启示：一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关键在于把握住“精算中性”核心设计理念，必须要遵循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重要设计原则。二是现行社会保险的设计中，应该格外强调个人缴费(包括单位缴费)的“补偿”和“返还”性质，强调个人缴费与未来待遇之间对称性质，弱化“大锅饭”的“税性”因素，强化“私有性”的“费性”因素，避免给全社会以“税”的误解。三是现行保险制度中缺乏精算中性，个人缴费与未来受益之间联系松散，这个重大缺陷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公平概念的理解。缺乏“精算公平”的保险制度必将导致对“延长退休年龄”的严重误解。我国社保制度应该建立起一个个人缴费与退休待遇密切相关的激励机制。
[支持] 养老金缺口巨大 “晚退”可缓解收支压力 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
观点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人口红利”日渐消失加之养老金支付面临巨大缺口都迫切需要提高退休年龄。
郑秉文教授认为，“推迟退休年龄”有一定的道理：一是可以提高缴费收入，增加当期收入，缓解当期支付缺口压力。二是个人缴费时间延长，个人账户积累也相应增加，退休后拿到的钱也相应增加。通过参数调整调节养老待遇水平是全世界通用的做法。所谓参数主要是指三个参数：即延长退休年龄、降低给付标准和提高缴费标准，目的无非是增加社会保障制度财务可持续性。
郑秉文指出，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企业年
金、住房公积金在内，我国企业的缴费率已经达到70%，这个费率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已经没有了上调的空间；而随着物价上涨等因素，职工退休后待遇水平近年来大幅缩水，整体已经下降到几年前的50%，所以待遇水平不能再降。唯一可调整的只有“享受待遇的条件”。企业效益不好，很多人不到60岁就“早退”，把我国的实际退休年龄拉低了，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有延迟的空间。
从全世界范围看，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在全球170多个已建立并运行多年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正而临日益严重的支付危机。大多数国家也选择把法定退休年龄逐渐延长至65岁或67岁。随着居民医疗水平的提高，可工作的时间也大大提高，退休年龄延后势在必然。据郑秉文教授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因此，“晚退”可说是缓解养老金收支平衡压力的“猛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认为，现阶段局部地区出现“用工荒”及劳动成本开始上升等现象，均表明人口红利期是不可持续的，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但同时郑功成表示，他不同意将延长退休年龄取决于养老保险基金是否充足。将延长退休年龄作为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的手段是一种误导，是将公共政策实用化的表现。因为寿命持续延长后，即使是养老保险基金充足，也应当适度延长退休年龄，这符合劳动者合理调整人生周期的要求和代际公平的要求；如果寿命没有延长或者延长有限，即使是养老保险基金不足，也不应当延长退休年龄。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表示，我国关于退休年龄的政策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制定的，迄今已经约40年，人口预期寿命提高，计划生育也使得缴费人数相应下降，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大变化，使得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如果实行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在此期间原本应退休者继续缴费，一方面弥补了基金总额的不足，另一方面又相对减少了基金的支出额。这将使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和支出更平稳。
褚福灵同时强调，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是一项直接涉及民生和百姓切身利益的政策。为了降低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震动，使政策效益得以最大化，政策应不以一刀切的实施为宜，而应采取弹性介入的自愿原则来推行。
观点二：延长退休年龄是人类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力资本投资年限不断延长的要求，是维护代际公平的必然选择。
郑功成教授指出，现
行退休年龄的规定，伴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人均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直接导致了个人工作时间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日益严重地损害着代际之间的公平，同时也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构成了挑战。不尽快研究延长退休年龄问题，是对子孙及未来不负责任的表现；而只考虑所谓养老金负担来延长退休年龄而不考虑现实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等问题，则是对当代人不负责任的表现。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吕井海接受采访时表示，大约5年前上海就在部分行业试点过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这一试点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长期未能实现做实个人账户的大环境有关。由于基本上是通过在职人员缴费，来为退休者发放养老金，加之目前人口老龄化加剧，因此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压力还是较大的。从国际上看，有些国家已经实施了65岁或者68岁退休的政策。如果延长10年，有些人身体条件可能不允许，而延长两三年则效果不明显，为此他建议，我国应以延长5年为宜。
观点三：现行退休政策造成人力资源浪费，尤其会影响女性养老金水平。也不必然增加年轻人就业压力。
郑功成教授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通常在65岁以上，并且有逐渐延长退休年龄的趋势。从性别的角度看，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更显不合理，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但退休年龄却要早于男性10岁或者5岁，这影响了女性的养老金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周期的延长，可以维持劳动者在更长时间周期内的工作，这是延长退休年龄的另一重要原因。随着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逐步增加。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2年提升到2005年的7.83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起始年龄从16岁逐步上升到18岁，这两组指标还在持续攀升之中。
提高退休年龄不必然增加年轻人的就业压力。郑功成教授认为，从短期看，延长退休年龄会对我国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取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方式；而从长期来看，退休年龄的高低和宏观就业量不存在直接关系，延迟退休年龄与就业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宏观来看，一国的就业容量并不取决于退休人员所占岗位的数量，而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从表面上看，延长退休年龄会影响青年人就业，但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老年人就业和年轻人就业并不存在绝对的替代关系。由于退休年龄低，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现象相当普遍，大量退休老人在从事着有收入报酬的劳动，从而
并未从总量上释放出足够可供年轻人就业的岗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贡森认为，延长职工退休年龄与现有就业不会有太大冲突，因为我国服务行业、社会公共行业、医疗卫生、教育等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逐渐吸收新增就业群体。
观点四：“弹性退休”是破解养老与就业矛盾的好办法，但应统筹考虑，循序渐进。
2008年11月6日，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在中国社会保障论坛第三届年会上表示，我国将在明确最低退休年龄的基础上，研究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建立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年龄密切挂钩的计发办法，遏制不合理的提前退休现象。而这一做法也得到了多数专家们的支持，认为这是平衡养老与就业问题的“中间路线”，具有可操作性。
郑秉文教授认为，可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情况实行弹性退休。一是可以延长一些特殊行业的退休年龄。比如技术工人。二是应该调整特殊高危行业和特殊工种的范围。三是对一些智力密集型的行业，尤其是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应该允许弹性退休。因为60岁往往正是他们事业的巅峰，是研究转化为成果的重要阶段，在其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却硬性责令退休，无疑是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褚福灵认为，为应对老年风险，中国应建立老年风险的内在应变机制，例如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实行弹性退休制。可以考虑采取“女先男后，小步渐进”的延长退休年龄方略，力争用几十年的时间，把退休年龄提高到一个适中的年龄段。另外，中国可以借鉴一些国家采取间接提高退休年龄的办法，如延长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参保年限或工龄，减少提前退休者的养老金数额等。
[中立] “柔性延领养老金”与“提高退休年龄”有别 社会认同度较高
对于上海试行“柔性延领养老金”，业界几乎都给予充分认可和较高的评价。
观点一：上海试行“柔性延领养老金”与“提高退休年龄”有区别。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鲍淡如认为，退休待遇是多项的，不能将延迟申领养老金与退休年龄简单地画等号。对于“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的人员，他们部分享受退休人员的待遇，在养老金方面没有体现退休人员的特点。
《试行意见》是对领取养老金问题做出规定，不涉及退休年龄问题。自办理延迟申领基本养老金申报备案手续的次月起，企业及个人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不再缴纳医疗、失业及生育保险费。医疗保险待遇按照到达法定退休年龄领取基本养老
金人员的医疗保险待遇规定执行。
观点二：上海试行“柔性延领养老金”赋予人们选择权的同时，有利于提高个人养老金待遇，有利于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柔性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不同群体的不同想法，增加了人们的选择权。
鲍淡如认为，出台这个试行意见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而非简单地为了缓解养老基金的压力。虽然基础养老金、账户养老金等的计算比较复杂，但国家现行的养老金计发办法已经明确了“越晚申领养老金越多、缴费时间越长养老金越多、缴费基数越高养老金越多”的基本原则。因此，延迟申领养老金对个人来讲可提高领取养老金的水平。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燕绥教授认为，从目前来看，硬性推行延迟政策对于人力资本比较低、就业风险比较大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人力资本比较高的人，过早退休也是一种浪费。柔性原则很好地考虑到了这两个群体的需求，增加了不同群体的选择权。此外，杨燕绥教授分析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2015年15—64岁劳动力供应将出现“拐点”，呈现下降趋势；2035年8.1亿劳动人口将供养2.94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因此，延迟申领养老金，还可以改善养老保险赡养比，有利于缓解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压力，促进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吕学静教授举例解释，以女性退休年龄55周岁为例，16岁初中毕业参加工作时间约为39年，23岁大学本科毕业工作时间约为32年，28岁博士生毕业工作时间约为28年。受教育程度越高，服务社会时间越短。因此，允许各类人才延迟申领养老金并继续工作，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
[背景] 延迟退休年龄已争议四年 人社部表态适时推出政策建议
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是20世纪50年代规定的，男职工为年满60周岁，女干部为55周岁，女工人为50周岁。当时的全国人均寿命不到50岁，而日前的全国人均寿命达71.4岁，城镇达75.2岁，退休年龄普遍较低。同时，近年来，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凋整，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加之许多人违规提前退休，实际退休年龄平均只有52岁。而提高退休年龄是改变养老保险制度抚养比、调剂代际权益、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政策措施。
2008年11月6日，在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透露：“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
，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此消息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一片反对之声。最终，人社部做出目前不会调整退休年龄的明确回应，风波才告一段落。
2010年6月25口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的报告》。报告表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统筹考虑就业形势、性别平等、社会保障等因素，兼顾干部与工人、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各种情况，充分论证、审慎研究女性退休年龄问题。
2010年9月10日，国新办举行《中国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人保部副部长王晓初在答记者问时表示，2035年我国将面临两名纳税人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日前，我国对退休年龄的问题还在进行研究。
2010年9月27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并已于 2010年10月1日起执行。根据该意见，男性延迟申领基本养老金年龄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不超过60周岁。上海市试水“柔性延领养老金”又激起公众对于提高退休年龄的争论。
2011年3月20—2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会就人口问题、就业状况、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全面地、慎重地、积极地研究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前几年，有关部门就曾抛出过“延迟退休”的话题，因招来众多的反对而暂歇。而今旧话重提，虽然只是“研究”，而非是“全面地、慎重地、积极地”，但无疑向公众传递了国家对延长退休年龄问题较为积极的信息。
2012年6月5日，人社部就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集中答复人民网网友时明确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人社部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
新闻链接：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再引争议（http://user.qzone.qq.com/908961321/blog/1339309309）
（按：请各位读者先阅读上述链接中的新闻报导，作出自己的思考，然后再对照下面我的分析。）
我在“经济学讲义”的第二十一讲：信息费用（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2dvlc.html）的最后部分已经解释过社会保险制度的问题，指出所有实施社保制度的国家无不面临社保制度破产的后果，无一例外！
上述的新闻报导虽然列举了多条支持推导退休年龄的观点，其实关键只有一点，那就是它有利于应对社保中的
养老金的巨大缺口！其它的观点表面看起来冠冕堂皇，但都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两个概念，因此都是站不住脚的。这混淆的两个概念就是“（推迟）退休年龄”与“（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在众多有关的新闻报导我特意选择了这一篇，就是看中了它的题目是使用正确的“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概念，而不是绝大部分的报导都使用了有误导性的“推迟退休年龄”的概念。
那所谓的“（法定）退休年龄”，准确来说是“领取养老金年龄”，就是国家认定你退休了，根据社保制度让你开始领取养老金。实际上很多人都是退而不休，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又有雇主愿意雇佣，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的大有人在。
就举我身边的人为例吧。我的亲戚朋友之中不少人都在到了退休年龄之后继续被原工作单位返聘，薪酬水平保持不变——也就是工作单位按原来的薪酬扣除退休费之后的差额补够给返聘人员。这些人的特征都是身体健康，工作经验丰富，让工作单位觉得“离不开”他们。后来他们陆续真正地退休，或是由于健康状况，或是要回家养孙子，原工作单位对他们都依依不舍，过了很久还说接替他们的新人不如他们好用。
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我所在大学的学院的前院长。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但限于任期四年一届、连任两次就必须退下来的规定，再加上他的退休年龄也“到点”了，尽管他身体仍然很健康，办事能力依然很强，也只能黯然离开。临退休前他向我发过牢骚，抱怨自己对学校贡献巨大，能力之强也是有目共睹，却因这种僵化的体制规定而无法继续发挥所长。然而，他才一退休，马上就有另一家大学将他高薪聘用了过去，这几年来听他传回来的消息，他在那里大展拳脚，成就辉煌。我想，当初他的牢骚抱怨早就烟消云散了吧？
是的，所谓的法定退休年龄其实只是一个国家用来划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一个人如果在体力、智力上有能力继续工作，市场自然会继续以足够高的价格支付给他，吸引他发挥所长，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说什么现在的退休年龄是很久以前定下来的，已经不符合现在的预期寿命延长的现实，会造成人力资源浪费云云……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是竟然不知道现实中大量有工作能力的人以原工作单位返聘或被其它工作单位高薪招揽的形式继续工作的情况，还是知道也假装不知道，只是为了实际上是要缓和养老保险的破产压力的延长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出台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呢？
所以，无论国家怎么规定法定的退休年龄，只要不附加继续工作就不能领取养老金之类的愚蠢规定，
法定退休年龄对实际退休年龄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的，因为实际的退休年龄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而反对者担心的延迟退休年龄会导致年轻人就业压力加大，却是没必要的。市场竞争的准则不是论资排辈，只要你真的有能力，退休年龄是多少都对你没影响。但如果你没能力，有能力有经验的退休人员照样会被工作单位所返聘而占据着原有的位置，所以年轻人不如担心一下自己的竞争能力更好。在某些吃青春饭的行业，年轻就是一种优势，但某些行业则是经验更有优势。但关键还是竞争力，而不是年龄本身。
于是，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真正动机，其实是要延迟领取退休金年龄，推到底就是要缓和养老金的巨大缺口。然而，从前面提到的“经济学讲义”的“信息费用”那一讲最后的内容可知，养老金在本质上一定会有巨大缺口，对国家财政、乃至社会财富构成沉重的负担，非把一国拖至破产为止，可谓不死不休的财政黑洞。延迟领取退休金年龄，只是缓和破产时间的到来，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破产的前景。这相当于是对一个定时炸弹，做的不是拆弹，而只是把时间拨后了。
所谓前车之鉴，我们看看类似的做法吧：2010年法国政府就为了应付养老金缺口而勉强在国会通过了推迟退休年龄2年的法案。在法国，原本是工作42年就可以退休，或者工作到60岁，法案通过后就提高到62岁。2009年法国政府用了全部财政的50%（！）投入到支付养老金，实在是走投无路，想不出来别的办法填补养老金的赤字了，才用这个只是推迟定时炸弹爆炸的方法。然而，法国民众仍然强烈反对，以罢工大闹了一场，用垃圾桶堵塞交通，但也无济于事。现在的法国总统奥朗德竞选时为了招徕选民，曾扬言他上台后会废除这条法案，可是现在他真的上了台，就没有下文了。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当他真的就是政府本身，面临着如此巨大的养老金赤字，就不轮到他做的像说的那样轻巧了。
在课堂上跟学生谈到这社保制度，我都会说，我从来不指望在我退休的时候能拿到退休金——如果能拿到，那就算是意料之外的盈利。现在交的社保费，就权当是交税给了国家吧，这样还能心理平衡一点。即使有朝一日社保破产，交出去的社保费血本无归，我也可以淡然处之。自己的养老，还是依靠自己来想办法，别指望政府啦。对于现在还年轻、起码还有几十年时间才会到达领取退休金年龄的朋友，我的建议就是你像我那样看开一些吧！
（按：之前我写了《国家研究推迟退休年龄，折射出社保的破产前景》（http://user.qzone.qq.com/908961321#!app=2&pos=1339312584），文中指示读者
去看“经济学讲义”的第二十一讲：信息费用（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2dvlc.html）的最后部分中对社会保险制度的问题的解释，但我发现很多读者根本不看，就已经急于跳出来大叫大喊。刚好最近有杂志约稿，我就把那部分的内容作了些修改补充之后发给杂志的编辑，顺便也发在这里。已经看过“经济学讲义”的读者也可以再看一次，因为里面的内容比以前更充实，是值得你们再看的。）
最近，国家打算推迟退休年龄（实际上是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消息引起很大的争议。专家坦言，这是为了缓和社保高达18万亿（！）的缺口。如果你对国外的社会保险制度有所了解，你就会明白，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社会保险制度收益奇劣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险有很严重的问题，是个可怕的财政黑洞，迟早会将一国财政、甚至一国财富吞没殆尽，不死不休！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得了，毫无例外。中国好不容易才从改革开放前的、属于“企业办社会”的国企医疗养老制度摆脱出来，却一转身又跳进“社保”这个更可怕的陷阱里去！
从表面上看，社会保险的问题在于收益率低下——是极其的低下，低下得骇人！有美国的经济学家计算过美国的养老金计划的现值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负值！而且学历越高、越晚出生的人亏得越厉害（见下面的阅读材料《社会保障是一项好投资吗？》）。要知道，一项投资（储蓄）的收益率越高，现值就越高。而且人们原则上绝对不会选择现值低于零的投资（储蓄）项目，因为这意味着投资是亏损的。
阅读材料：社会保障是一项好投资吗？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向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提供老年退休金。与私人的退休金合约不同，参加社会保障是强制的。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计划几乎每个方面都持续地备受争议。
其中一个质疑是，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储蓄计划，它对参加者来说是否一项“好投资”。也就是说，把它看作一项个人的储蓄项目的话，其现值是否为正？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社会保障已经进行了很多改变，而且肯定还会继续变化，如所需的税费（工资的多大比例用来交纳社会保障税）、受益水平（可以获得多少退休金）、资格规则（如人们到什么年龄时才能退休，变成受益人）。
回顾以往，人们可以检验早期参与者的结果。社会保障制度始自1935年，早期的参加者的确很不错。有些早期的参加者只交了几年社会保障税，但获得的退休福利却好像他们早已参保，终其一生都在交纳社会保障税！（这个因素大大地增加了这项计划最初在政治上的接受度。
）另一个最初的有利特征是在职纳税人对退休者的比率很高。但这种非同寻常的有利条件只是暂时性的。到了现在，几乎所有受益人都必须终其一生地交纳社会保障税，即使现在才加入的新人也是如此。而美国人口的老龄化也减少了纳税人相对于受益人的比例。
展望未来，从现值的角度看社会保障是否还是一项好投资，要取决于很多关于未来情况的有争议的假设。虽然预计不会有一个评估能解决这些争论，但李利群（Liqun Lee）和安德鲁·J·瑞坦梅尔（Andrew J. Rettenmeier）提供了几个有趣的结果。（Liqun Leeand Andrew J. Rettenmeier, “Social Security and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 PolicyReport No. 240 (January 2001)）
作者估计了未来的税收水平与福利，还估计了参与者的预期收益、退休选择和寿命。下表列出了一些解释性的结果，里面的现值是根据4％这相对较低的贴现率来计算的。（如文中所述，贴现率低能提高投资项目或储蓄计划显示出来的现值。）
对单身男性来说，表中显示的现值是负数！单身女性、已婚而不工作的男性的结果只是略好一点：在这类群体中，只有出生年份最早、教育水平最低的工人的现值才是正的。
结果相对更有利的是那些出生年份较早的人，反映了开始时的社会保障税较低。寿命延长，以及领退休金的人对纳税人的比率越来越高的不利情况导致税率急剧增加。社会保障制度从一开始就加入“累进”的因素，以确保低收入的工人也能获得体面的最低标准的福利。因此相对于高收入的纳税人，社会保障制度总是对低收入的纳税人更有利。但是，下表显示，对表中列出的所有群体来说，现值都是负的。
社会保障投资的预期现值——单身男性
出生年份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研究生
1940年$-27,000$-33.000$-33,000
1950年-32,000-45,000-49,000
1960年-34,000-53,000-59,000
1970年-33,000-58,000-75,000
1980年-32,000-63,000-93,000
资料来源：根据李和瑞坦梅尔的文章的图2目测估计。
这可不是美国特有的例外，刚才都说了，所有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全都深陷严重亏损的重重危机之中！据说，美国有很多地方政府在财政上面临破产，最大的债务包袱就来自于社会保险的负担。同样地，如今多个欧洲国家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财政支出那么庞大、无法削减？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社会保险制度吞噬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是名符其实的“财政黑洞”。香港十年前开始推行“强制公积金计划”，本质上也是社会保险制度，10年过去了，收益率为0！这跟前述的欧美国家亏得一塌糊涂相比其实算是很不错的表现了，但那只是时间不够长
而已，随着时间过去，收益率一定会跌到零以下，而且亏损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社会保险制度的收益率会这么低下？直接原因是行政垄断！可想而知，任何一家商业保险公司如果拿出前面的阅读材料中的那么一张现值全是负数的表格来给客户看，根本不可能有人愚蠢到会去购买那样巨亏累累的养老金计划。也就是说，社会保险制度下的养老金计划在市场竞争中是不可能生存得了的。它能生存下来，靠的就是政府强制所有人都去购买！因为这是储蓄型保险，支付保险费在前，年金返还要等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所以刚一开始的时候，只要购买的人足够多，社会保险制度可以用其他人支付的保险费作为年金返还给那些才投保没多久就已经开始退休的人。然而，前面已经指出“储蓄型保险”应该是以本人支付的保险费来返还年金，不能像“消费型保险”那样用没发生风险事件的其他人的保险费来补偿，因为储蓄型保险严格来说不是保险，而是储蓄。投保人会在指定的时间退休，要求获得年金返还，这件事毫无风险可言，是确定无疑的！可是这样用一个人的投资（储蓄）帐户里的钱去作为投资（储蓄）收益返还给另一个人，本质上属于“庞氏诈骗”的手法！
所谓“庞氏诈骗”，属于“金字塔诈骗”的一种，是20世纪初的一个波士顿美国商人发明的投资诈骗手法，他的名字是庞氏，因此用他的名字命名。庞氏向大众声称他有一个复杂的投资计划，是到欧洲去购买某种邮票，然后运到美国出售，通过赚取两地的差价获利，45天之内可获得高达50％的回报。为了骗取人们的相信，最初一批投资者全部都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庞氏所承诺的回报，于是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跟进。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多达4万波士顿市民上当受骗，交给了庞氏约1500万美元的资金，平均每人“投资”几百美元。未被揭穿骗局之前的庞氏被人盛赞为与哥伦布、马尔孔尼（无线电发明者）齐名的最伟大的三个意大利人之一（庞氏是意大利裔的），因为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钱”。当某个金融专家揭露庞氏的投资骗术时，他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驳金融专家，说金融专家什么都不懂。实际上庞氏的诈骗手法很简单，就是以新投资者交给他的“投资本金”用于支付老投资者，也就是中国俗话所说的“拆东墙补西墙”。只要新进来的投资金额的增长速度高于他所承诺的投资回报率，他就总能兑现这天方夜谭一般的承诺。这种诈骗手法属于“金字塔诈骗”的类型也是这个缘故——新投资者是塔底，用来支撑老投资者的塔尖。然而，前面在生产者理论里介绍过的
“边际收益递减定律”是铁律，迟早都会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新投资的增长速度迟早会慢下来，要求得到回报的老投资却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会到达塔底无法再支撑塔尖的地步。
自从庞氏诈骗手法发明出来之后，不断地被人们反复地使用，只是用了更漂亮的包装来掩饰其本质而已，如传销就是其中的典型。最新一起庞氏式金融诈骗案是轰动一时的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所创立的投资证券公司的案子，被称为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诈骗案，使投资者损失高达500亿美元。中计者不乏投资老手，他们的智商不可谓不高人一等，经验不可谓不丰富老到，但照样上当受骗！
然而，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可怕的庞氏诈骗，应该是各国政府一手主导的社会保险制度！如前所述，以各国养老金计划那糟糕透顶的收益率表现，社会保险根本不可能吸引到公众购买。最一开始时这项制度能得到接纳，就是因为早期的参保人只需交几年的钱便能得到远高于这些钱所能支撑的养老金返还。这样超常的投资回报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只可能是从那些要交很多年的钱才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所支付的保险费那里“挪用”过去的。政府一直致力于扩大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说得好听是要尽可能把所有人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予以保护，其实就是随着参保人不断增加，进入退休阶段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人也越来越多，也就是那个金字塔的塔尖越来越大，那支撑起他们的塔底当然是更加要越来越大才行。
由于社会保险制度是强制所有人参加，实际上就是行政垄断，社会保险机构哪会像商业保险公司那样致力于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但强制参保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使得那塔底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可以名正言顺地迅速扩张，但另一方面反过来说，却也导致社会保险机构不能拒绝投保，并且不能根据风险的高低不同来收取不同的保险费率。事实上，社会保险的收益率如此低得骇人，行政垄断一贯会造成效率低下还不是唯一的原因，无法像商业保险公司那样调整保险费率、甚至索性拒绝风险太高的投保人，导致这些人给社会保险制度造成巨大的成本亏损，也是重要的原因！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强制参保的双刃剑有利的一面会越来越弱，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口在一段时间内的增长速度根本不可能超过塔尖的增长速度。事实上，政府在前期越能强有力地增加参保人口，在后期就会面临着越大的塔底增长速度赶不上塔尖增长的压力。不需要到真的所有人都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那一刻到来，社会保险制度的末日早在那一刻之前就会大难临头！
于是，一方面是最一开
始时的那种交几年保险费就已经能够领取养老金的超常高回报迅速消失、甚至下跌为负值，另一方面则是政府不得不对社会保障体系注入财政资金来确保它不会破产。所以，有目共睹的事实进程就是：保险费（社会保险税）无可避免地要提高！——最近我国研究推迟退休年龄就是一种变相手法。
其实，这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从社保制度诞生的第一天起，“社保帐户需要做实”的新闻就已经屡见报端，那意思就是社会保险帐户里根本没有钱！是虚的，要注入资金进去把它“做实”。而这种“做实”，并不是以直接提高保险费的方式来做，而是政府注入财政资金。可是这种方式其实比直接提高保险费更糟糕！因为，政府哪来的钱呢？政府不是企业，不从事生产活动，它没有在市场上出售产品获取收入的来源，它的钱就来自于税收，也就是来自于你我这些纳税人。所以，注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资金一定还是来自于税收，只是没有明确地以社会保险税的名义收取而已。资金来源如此含糊不清，只会让参保人对于他的社会保险的投资回报率到底有多糟糕缺乏清醒的认识——如果是直接提高保险费，他会知道享受社会保险的代价上升了；但如果是其它方面的税收上升，他并不知道这成本原来是加到社会保险那方面去的。还有些人天真地主张从靠垄断赚钱的国企那里转移利润去填补社保缺口。可是那些国企这样减少了利润，你以为它们不会一个返身就向我们广大消费者加价来填补这额外的支出？中国古话说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
社会保险制度答非所问
然而，社会保险制度的收益率低下还只是这项制度的表面问题，它的深层次症结，在于这是一项答非所问的糊涂制度！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们需要社会保险制度？回答是：因为要解决人们的养老问题。继续追问：养老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可不是现在才需要解决的，为什么以前不需要社会保险制度，现在却需要？是的，自古以来人们都要养老，都是以私人养老的方式来解决的，而现代的社会保险制度是试图以公共养老的方式来解决有关问题。但为什么要以公共养老来取代、或至少是协助私人养老？几千年来，私人养老不是把这问题都解决得很好吗？到底是什么局限条件在现代发生了变化，使得私人养老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要政府出手来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以公共养老的方式来对付呢？
不妨先来分析私人养老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私人养老的方式其实有两种：其一是存钱养老，就是年轻的时候赚到钱不是全部花光，而是留下一部分存起来，等到年老的时候就花这存款，这
是自己养自己。其二是养儿防老，年轻的时候养个儿子，到你老的时候儿子长大了赚钱养你，这是跨代养老——以年轻一代养年老一代。再转向分析公共养老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仔细一看，其实还是模仿私人养老的那两种方式：其一是年轻时交纳保险费，本质上是储蓄，存进社会保险帐户中，年老的时候以退休金的形式逐月从该帐户中提取。其二是跨代养老，即从有工作的人（年轻一代）那里收取保险费（社会保险税），直接转移给已经退休的人（年老一代）。
也就是说，公共养老并没有创新出任何与私人养老有什么不同的神奇方式来解决养老问题。那到底公共养老有什么意义？或者换个提问的方式：几千年以来都运作良好、成功地解决无数代人的养老问题的私人养老，在现代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是它没法解决的，于是需要公共养老来解决呢？困难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由于医疗卫生的进步，现代人的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人们在年轻时本来普遍预期自己会活到60岁（因为“七十古来稀”嘛），但到退休时预期寿命却增加到70岁、甚至更高，于是以前根据60岁的预期寿命所存起来的钱不够花了！另一个则是通货膨胀。古代通货膨胀不是常态，现代却成了家常便饭，于是年轻时存的钱被通货膨胀所蚕食，到退休时也不够花了。
然而，公共养老能解决这两个困难吗？显然不行！公共养老相对于私人养老而言，非要说前者有什么优势的话，其实也只有两点优势：一点是这世界上有人小心谨慎地存钱，但也有人大手大脚地挥霍。另一点是这世界上有人养了孝顺的儿子，但也有人养了忤逆不孝之子。如果只有私人养老而没有公共养老，后一种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就会没钱养老，晚景凄凉。但有了公共养老，因为社会保险制度是强制参保的，就算是乱花钱或是养了不孝儿孙的人，老了之后至少还有社会保险金可以领取。
可是，人们需要公共养老不是想它解决有人乱花钱或养了不孝之子那样的问题，而是想它解决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和通货膨胀造成储蓄存款的购买力下降的问题！有人乱花钱或养了不孝之子，这是一种非系统风险；而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和通货膨胀造成储蓄存款的购买力下降，却是一种系统风险。所谓系统风险是指整个系统都存在的风险，因此系统之内所有人都无法幸免于难。而非系统风险却并非存在于整个系统之内，只是系统中的部分人会遭遇不幸。举例来说，好比一个人去买股票，刚好碰上股灾，整个股市所有股票都在下跌，他买进的股票也不可避免地跟着大市下跌，这是系统风险。但如果不是整个股市都在下跌，而是因为他
判断不准而买错了股票，结果别的股票在涨，他买的那只却在跌，这是非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来自于个人的犯错，但系统风险与个人无关，是大势所趋，个人是无法抗拒的。显然，非系统风险只影响部分人，不影响大局，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需要去担心的问题。社会需要担心的是系统风险，因为它不但影响全局，而且单靠个人的力量是对付不了的。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公共养老解决的是属于系统风险的问题，它却答非所问，解决的是属于非系统风险的问题！
社会保险制度的收益率低下，那是它回答问题回答得不好；公共养老根本没有解决预期寿命大幅提高、通货膨胀造成储蓄存款购买力下降这些私人养老难以应付的系统风险，只是解决了有人不存钱、有人养了不孝之子的非系统风险，那就是它连要它回答的问题都没有回答！作为老师，改卷时遇到前一种学生，我还会给他打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分；但遇到后一种学生，就只剩下直接给他打零分的份了！
正因为社会保险制度根本没能解决这两个系统风险，因此它必然还是要面临这两个系统风险所导致的之前存进来的钱（保险费）到后来越来越不够花的困局。前面说了，如果是用一个人的投资（储蓄）帐户里的钱去支付另一个人的养老金，那么在本质上这项投资（储蓄）计划已经变成“庞氏诈骗”——虽然私人养老里也有用儿子的钱养父母的方式，但父母与儿子之间的权利关系有家族血缘的清晰界定，跟社会保险制度里年轻一代存的钱天晓得会是给了年老一代之中的谁有本质上的区别，后者会出现类似公有制下“名义上人人所有，但其实人人没有”的产权界定模糊的问题。
有人会说，那只要让社会保险制度只应用“自己养自己”的模式，即某人的社会保险帐户里的钱只能用于支付给他的养老金，不允许挪用，不就行了吗？然而，由于上述两个系统风险的存在，再加上行政垄断的低效率导致社会保险的收益率长期来说一定是负值，个人的社会保险帐户里的钱根本不可能足够支付政府所承诺的退休金。为了不让社会保险制度破产，政府要不就是提取其他未退休者的社会保险帐户里的钱去支付，要不就是注入其它财政资金进去填补亏空。前者是直接从“自己养自己”转向跨代养老，也就使得社会保险制度沦为“庞氏诈骗”；后者其实还是间接地变成跨代养老，因为政府的钱来自税收，而交税的主要群体当然就是正在工作的年轻一代！
更麻烦的是，一旦社会保险制度转向“跨代养老”的形式来使它免于破产，这项制度就很难再被取消。因为年轻一代一直在交钱来支撑这个制度，还
从来没有享受过好处，现在如果政府突然向公众宣布：这个制度收益率低下、吞噬大量财政收入，难以为继，还是让它破产了吧！这其实是壮士断臂，至少是免去整个社会无穷无尽地继续往那亏空无底的黑洞中投入资金，是长痛不如短痛。但这个决定怎么可能得到公众的同意？——尤其是在那非常民主的西方国家！正在享受的老年人固然不会同意，一直在交钱、从来没享受的年轻人更加不能同意！虽然他们未必不知道社会保险制度亏空累累、继续维持下去迟早是死路一条，但他们当然是自私地认为，这个制度就算要破产也得至少挨到自己享受完之后再破！所谓“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正是这种并非只有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才会有的想法，让各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再怎么千疮百孔仍然要垂死挣扎，不到将国库——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最后一块钱都掏空的那一天到来，它都无法破产！哪怕其实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尽早让这制度破产，将所剩无己、但至少还是有点剩下的钱归还公众，让他们重新选择私人养老，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这里，自私之害，又再表现无遗！
事实上，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各国，根源并不是2008年的金融风暴，而是社会保险制度耗费巨大才是主因之一（其它社会福利制度、贸易保护主义制度等极为耗钱的制度也都是主因）。因为早在2008年之前，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社会保险制度破产在即，只是当时计算出来的破产时间表会是在21世纪中期，没想到一场金融风暴使得各国政府为了应付危机而更大量地挥洒金钱，使得国库空虚的速度加快，也就使得社会保险制度破产的时间表被大幅提前了。法国政府为此好不容易通过了一项法案，将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2，然而这只是把定时炸弹的时钟拨后，根本就没有拆弹！尽管如此，这项法案的通过还是大费周章，引起民众强烈反对。以如今西方政府的魄力，还有可能做出壮士断臂之举吗？大概只有逐一沦为希腊那样的悲惨景况，国库之内实在是空空如也、弹尽粮绝，民众再怎么哭再怎么闹也没法让政府凭空地哭出闹出钱来的时候，就是社会保险制度（也包括其它社会福利制度、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大限临头的末日了吧。
前面说系统风险是个人无法解决的，但这是理论上的说法。在真实世界里，其实私人养老多多少少还是可以做点事情来应付那两个系统风险的。对于预期寿命提高，别忘了医疗卫生的进步不仅仅是延长了人们活着的时间，也延长了人们身体健康、适合继续工作的时间！既然寿命延长，不够钱花，那就继续出来工作嘛！只要没有强制规定退休年龄，人
们自然会作出适当的选择，解决遇到的问题。然而，恰恰是因为推行了社会保险制度，而社会保险制度明确规定了退休年龄，到了年龄却不退休、继续工作的人会没法领取退休金（我国的社保没这种规定，但外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有），这反倒鼓励了明明还有能力继续工作、自食其力的人选择退休，安坐家中等着收钱，从而妨碍了人们对预期寿命提高的局限条件变化作出适当的反应。
至于通货膨胀，当然最好是由政府出面来解决——因为通货膨胀是政府搞出来的，要治本就得政府出手。然而，政府解决通货膨胀的方法当然绝对不是搞什么社会保险制度这种答非所问的公共养老，而是要控制货币供应量——，但个人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例如，把年轻时的收入存在收益浮动、因此可以对抗通胀的资产（如房地产）之上。
甚至即使是那所谓的非系统风险，虽然公共养老能有效解决，但最好还是不要采用这种强制的方式。在古代，道德观念都提倡勤俭节约、孝顺父母，这正是社会用道德说教来解决非系统风险的方式。而私人的慈善行为也会照顾那些老无所养、晚景凄凉之人。虽然这些自发产生的传统道德、慈善行为不像公共养老那样强而有力，但它们也不会像社会保险制度那样带来负面效果。什么负面效果呢？显然，当人们有了社会保险制度，就会变得没那么愿意存钱，父母子女的亲情关系也变得意义不大——这也是需求定律在发挥作用而已。众所周知，西方人不如东方人那样积极地储蓄，家庭观念、尤其是孝道的道德观更是淡薄得多。但不是众所周知的是，长期实施社会保险制度是其中一个罪魁祸首！也就是说，社会保险制度更深远的祸害是败坏道德良俗！事实上，社会福利制度会养懒人，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闻啦。
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我的确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感受到，我国才实施没多少年的社保制度已经开始动摇、削弱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我曾听到一个老年亲戚跟我父母聊天时说起这样的事情：有一天，她去社保局办事，听到一个人在那里说：“安仔是最好的，每个月准时存钱进我帐户！”她以为那人的儿子叫“安仔”，便说：“那不是很好吗？你养了这么一个孝顺儿子！”对方却回答她：“你也有安仔的啊？‘安仔’不是我儿子，‘安仔’是‘X安公司’（那是社保局在我们那里设立的保险公司的名字，当地人俗称它为‘安仔’）。”然后他们一群老人家就在那里笑谈出最后的结论是“有‘安仔’好过有乖仔”（按：“乖仔”是“好儿子”的粤语说法）。有了社会保险制度，年轻一代心安理得不去照顾父母，在古代这会受到
社会舆论的谴责，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但现在没有了利益维系，就很难再持续下去了。可想而知，再过几代人，中国人难免也会变得像西方人那样各代之间各管各的生活了吧。
之前我发布《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是“庞氏诈骗”》（http://user.qzone.qq.com/908961321#!app=2&pos=1339809772）一文中分析的社会保险严格来说是社会养老保险。有读者在该文之后问，社会医疗保险又怎么样？不会所有买保险的人都生病，属消费型保险，应该是有用的吧？当时我只是作了简单的回答，说医保也是坑爹的，是用健康的人的钱去补贴身体差的，而且会导致想方设法滥用医保的现象。
社会医疗保险其实是一个比社会养老保险复杂得多的问题，要分析清楚还真的不像上述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是“庞氏诈骗”》那么容易，本文将以真实发生事件为例来尽量向读者们解释得清楚一些。
滥用医保，套取福利
先说我很小时候的一件往事。那天我母亲带着我走进一家药店，跟售货员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就转到位于铺面之后的一个小院子，那里的空地上摆满了粮油等食品。母亲选购了一些食品之后就让我帮忙和她一起把粮油抬回家去。那时候我年纪很小，大概还在读小学，所以当时我没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多年后我长大了回想起这件事，大致地猜到母亲当时应该是用医疗报销的钱去买粮油食品。那时是上世纪80年代，并不是现在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而是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报销所有企业职工的医疗支出。那时的母亲作为年轻人身体健康，没有什么机会从这福利中获得好处，于是就有了上述这一幕：药店悄悄地在后院里销售粮油食品这些日常用品，开报销单时却写成是顾客购买药品，从而帮助没有生病的人也能从国家那里套取福利。
再说一件真事：我有一位在某中外合资保险公司里做保险代理人的朋友，该合资保险公司刚刚在本地开业时他就加入了那家公司。刚一开始要从一片空白中开拓市场很困难，他就找上自己的妻子，让她投保。那家公司当时为了开拓市场，给出的条件确实非常优惠，他是认为很划算才让自己妻子去买的。投保的时候必须如实申报过往的医疗病史。他妻子的申报表上写得密密麻麻，不知内情的外人会以为她是个药罐子，一个病接一个病的生；作为丈夫的他却很清楚，其实这些病他妻子根本没有生过，全是为了从社会医保中套取福利而伪造出来的。但因为在当地的医院里有这些看病的记录，他妻子必须都在申报表里写出来，否则以后保险公司理赔时按规矩一定会去医院调查她的过往病史，发现了这些虽然实为伪造的记录，就
会以她隐瞒过往病史为由拒陪的。这位朋友跟我说这件事，是为了说明那家合资保险公司刚开业时为了打开市场、争取客户而给出很优惠的投保条件，以他妻子那样“病史累累”的人本来是绝对不可能买到商业的医疗保险，因为如此“高风险”的投保人一定会被商业保险公司拒之门外。是刚好碰上这样的好时机，再加上他这丈夫是内部人，知道她的过往病史其实都是伪造的，向公司解释之后再做了体检证明其健康状况的“清白”，投保才得到接受。然而这件事却隐隐透露出社会医保被滥用于套取福利的情况是多么的触目惊心！
从计划经济年代的国有企业报销所有医疗支出，改革为现在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理论上看是好了一些。因为前者表面看来人们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后者即使是百分之百的报销也要年年交保险费），但实际上政府买单就是纳税人买单，人们是通过交税来间接地支付了费用；而在计划经济、几乎全民都就职于国有企业的年代，人们其实还通过收取低工资的形式来支付有关费用——低于均衡工资的那部分差额被政府拿去用于包括这医疗报销在内的各种福利支出之上。与人们直接为自己的医疗支付费用相比，这样通过向政府交税或收取低工资、让渡收入给政府的方式来间接付费，会使得收益与成本的关系不清不楚。人们享受医疗报销的福利是收益，但为了支撑政府能负担这样的福利支出而交税或工资收入下降是成本。显然，由于税收或国企利润——计划经济年代的国企利润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向职工支付低工资而获得的——用于负担多种不同的政府支出，到底哪些用到了医疗福利支出之上是不清楚的，自然难以清楚地计算这样的成本与人们享受医疗报销的福利而获得的收益相比是否划算。
如果我直接付费，我清楚地知道我享受医疗服务的收益与成本是什么，成本超过收益时我会在自私本性的约束下不予消费，于是没有浪费（即成本大于收益的消费）。但如果我是间接付费，因为我不清楚我享受医疗服务的收益与成本是什么，因此即使成本超过了收益我也不知道，还继续消费，于是造成过度消费（即浪费）。所以，从社会整体的高度来看，间接付费的成本永远比直接付费的成本要高。（当然，在私人选择的市场行为里也有间接付费的现象，那是因为直接付费需要商家厘订价格并直接收费，如果厘订价格或直接收费的交易费用太高，间接付费因消费者不清楚收益与成本而导致的浪费只要低于这交易费用就会被商家所选择采用。对此不能理解的读者最好先去看我写的《经济学讲义》的“第十五讲：交易费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2dujf.html）”。）
（顺便说一句，一切社会福利都并不是表面上看的那样是免费午餐，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会容易产生自己没有直接付费就是没有成本的错觉，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只有收益没有成本，政府插手进来并不能使得事情变成没有成本，只是改变了付费方式，即从个人直接付费变成通过向政府交税而间接付费。除非因为直接收费的交易费用太高，并且由政府强制收取是交易费用最低的选择——如灯塔的照明服务——，否则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间接付费的成本永远比直接付费的成本要高。因此，社会福利非但不是免费午餐，从社会整体来看还是得不偿失的。）
当然，有些人明显是社会医保的受益者，即肯定是收益大于成本的。例如那些经常生病而有大额的医疗报销、但又收入很低而没怎么交税的人。这实际上是那些社会医保的受损者（身体健康没机会生病、但又交了不少税的人）补贴了他们。由于社会整体是受损的（因为间接付费的成本比直接付费的成本更高），这意味着受损者的损失其实只有部分补贴给了受益者。
然而，从这文章一开始就讲述的那两件事大家可以体会到，自私的本性会使得人们想方设法地使自己成为社会医保的受益者而不是受损者。于是，身体健康没机会生病的人会伪造病史，与医院、药店联手将福利从政府那里套取出来。受损者的损失本来就只有部分补贴给受益者，再加上人们竞相要成为受益者，没有什么受损者的话，受益者的补贴又从何而来呢？长此以往，可想而知社会医保也只能是破产的下场。事实上，中国政府要改革以前的国有企业报销所有医疗支出的制度，就是因为财政实在是不堪重负，非改不可了。
可是改成了现在的社会医保，参保人要交保险费，表面上看跟商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是一样的，但社会医保不是自愿投保，而是强制参保，从一个角度看是行政垄断，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还是一种税收，与商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有本质的区别。当然，这种以保险费为名义所收取的税收明确是用于提供医疗福利，成本与收益的关系至少比改革前的制度要清楚了一些。只是社会医保的所谓保险费不像商业保险那样是根据投保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生病风险程度来厘定，而是根据收入的比例来收取（这明显是税收、而非保险费的特征），成本与收益其实还是不对称，因此跟改革前的制度相比只是量变（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不清楚的程度有少许改善），不是质变（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不清楚的本质没有改变），于是面临的困难也没有本质
的改变：由于是以受损者的损失部分地补贴给受益者，人们又都设法成为受益者，如果不投入财政资金去弥补，社会医保破产在即。但投入财政资金，那就是又部分地回到以前那种国有企业报销所有医疗支出的制度——表面上是免费午餐，实际上是通过向政府交纳名义上与社会医保无关的税收来不清不楚地间接付费。
商业保险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虽然商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属消费型保险，投保期内生病的人才有报销，不生病的人看起来是白交了保险费，也是以没生病的人的保险费去补贴生病的人的医疗支出。但商业保险公司是要盈利的，它会仔细地核查投保人的健康状况，要求风险较高的人支付较高的保险费，使之成本与收益尽可能地对称；而风险太高的人会索性拒保，这是保险公司直接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客观上是间接地保护了没生病的投保人的利益。保险公司也会在投保人生病要求理赔时仔细地核查他有没有伪造病史，虽然诈骗保险金的投保人不是没有，但不仔细核查而屡屡上当受骗、遭受损失的保险公司为了保证盈利只得提高所有健康层次的投保人的保险费，保险费高于竞争对手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所以，商业保险真的是保险，既不是购买医疗服务，也不是社会医保那样其实不是保险、而是税收，只是从直接付费变成间接付费；商业保险所购买的是把有风险的事情（可能会生病而导致额外的成本损失）变成没有风险的事情（没生病时的成本是保险费，生病时的成本还是保险费，治病的费用本身由保险公司赔偿了）的服务——所以风险高的人当然要多付费，因为保险公司为他提供的消除风险的服务价值比较大。
有人肯定会问：那身体不好、风险高而被商业保险公司拒之门外，而且收入低得养不起病的人怎么办？用慈善救济解决就是。捐钱的人至少知道自己的钱是花在做善事上，而不像交给政府的税收不晓得是不是用在医保上，又有多少用是在自己身上、多少用在别人身上，模糊了他对享受医保的收益与成本的认识，误导了他做出有浪费的选择。当然，慈善救济最好也是交给私人机构去做，否则郭美美之类的丑闻将是家常便饭。
医保破产，大势所趋
前面的分析其实已经辨明了社会医保趋向于破产的根源，可总结归纳如下的三点：其一是人们争相成为受益者，避免成为受损者，与药店、医院联手套取福利；其二是以间接付费的方式取代直接付费后人们面对的收益与成本模糊不清导致过度消费（浪费），造成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上升；其三是社会医保的保险费不是根据投保人的健康状况、生病风险来
厘订，使得社会医保的收入（保险费）远低于支出（保险赔偿金）。下面用一个真实事例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我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祖父是医生（他当然是中医），父亲是医生（他却是西医），哥哥也是医生（他又做回中医）。所以我小时候也考虑过自己以后要不要从医，高考选专业志愿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读“生物技术”（因为我想读综合性大学，不想读纯医科的学校，而这个专业最接近医学）。后来因为老师认为以我那么好的成绩去选这样冷门的专业是浪费了我的高分数，我便索性把所有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从高到低地排列，选择排在第一位的专业以便不“浪费”我的高分数。而这排在第一位、也就是当年最热门的专业是……国际金融！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学了经济，其实的我对什么是经济学完全是一无所知，对经济其实也毫无兴趣。
多年后，我出来工作了，有一次跟父亲聊天，我坦言：其实我很后悔读了经济专业！不是我不喜欢经济学，当然喜欢得很，而是我觉得经济学要学得很好很好——是要好到张五常教授那样高的水平——，才能学以致用。学个半桶水、甚至只有几滴水的人就去给政府、社会提政策建议开经济药方，经国济世其实是做不到的，祸国殃民倒是绰绰有余！不要说在中国，举目环顾国外，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什么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或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几乎全是这类人。现在这个世界搞出那么多蠢政策出来，可见其害人不浅、一言丧邦。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去当医生，水平高就治重症大病，水平低就治个伤风感冒的小病好了，总能量力而为地对这个社会作出可大可小的贡献。
父亲听了我的话，瞅了我一阵子，说：“其实我很庆幸你没读医！不是我不喜欢医学，当然喜欢得很，而是现在医患关系那么紧张，你如果当医生会很受罪、很痛苦的。如果当年我读大学的时候中国的医疗界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是不会选择当医生的。”
父亲这番话的前半部分是跟我说的话针锋相对，而后半部分却是让我不由得想起张五常教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我年轻时的经济学界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是不会读经济学的。”
之前我写的《国家研究推迟退休年龄，折射出社保的破产前景》一文（http://user.qzone.qq.com/908961321#!app=2&pos=1339312584）中提到过，人们真正的退休年龄其实不同于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因为有“返聘”这方式使得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仍能工作、能力为市场所接受的人继续工作。写那一段时，我立即想到的例子就是父亲。他退休后仍以被医院返聘工作了10年之久——尽管我
母亲私下跟我说，其实医院不喜欢我父亲那样的医生，因为他总是在有疗效的前提下尽量给病人开最便宜的药，让医院赚不了什么钱，但他在本地的良好名声在外，医院还是不得不继续聘用他——，而让他最终选择了真的退休的原因，正是现在的社会医保制度让他太痛苦了！
前面举了两个真实事例说明身体健康、因而是社会医保中的受损者的人怎么设法与药店、医院联手伪造病史、套取福利，而日常之中大量过度医疗、滥用医保的情况就更是普遍。社保局为了控制监管这种情况，派专人进驻医院长期盯防自不待言。
几年前，本地政府为了讨好民众，曾推出一个本地特有的医保福利作为“民心工程”的项目之一，每年只要交100元，一旦住院就能获得最高6万元（！）的赔付金。但本地政府其实聪明得很，深知这个比全国统一的医保更优惠的福利会导致更严重的滥用，若不加以控制很容易会变成地方财政的一个大包袱，于是从一开始就想出一个巧妙之极的控制办法，那就是每年把一个事先确定了数目的财政额度分配给医院，由医院负责报销医疗支出。如果一年之内购买了该项医保的病人的报销费用超过了财政拨款的额度，那就由医院自己负担超额部分！这一来，医院当然有最大的动力控制病人滥用医保，断不会再与病人联手做什么套取福利的事；而医院作为“内人”当然也比社保局这“外人”更清楚病人有没有滥用。
然而这个貌似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监管费用（交易费用）的妙法，却其实只是将社会医保无可避免要会滑向破产的矛盾转嫁到医院与病人之间。第一年实施这地方医保福利，一年将尽未尽之时父亲所供职的那家医院已经用完财政拨款，父亲只好费尽唇舌地游说病人推迟到春节之后再来住院。第二年，一年才过半就已经用完，医院索性不肯再收治病人。然而，急症病人是不能不收治的，否则背上“见死不救”的恶名可不得了。于是医院承受了严重的亏损。第三年，一年未过半就已经用完……医院为了将压力转给医生，将医院超出财政拨款的亏损与医生个人的工资奖金挂钩，以至于有一个月医生的工资加奖金合起来才几十块钱！后来甚至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据传有清洁工跪地求恳医院不要拖欠他们本来就微薄的薪水。其实医院也很难，怎么会真的想拖欠就那么一点的工资呢？实在是财政上被这“慷慨”的医保拖至濒临崩溃才不得不如此。估计最后还是本地政府害怕那些清洁工会闹出群体性事件而动用了政府财政去救助医院，才不为外界所知地过了那一关吧。真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地方政府最终还是得用财政资金去
补这个亏空的破锅。事情虽然最终是过去了，但这个由本地政府从天上掉下来给市民的医保福利大馅饼，让医院焦头烂额，也让父亲意兴阑珊、顿生去意——做了一辈子的医生，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刻，耗费他最大精力的竟然是怎么设法把病人拒之门外！
上述的真实事例虽然比较极端，但正如张五常教授指出过的那样，极端的情况能让我们更容易地看到问题的本质。社会医保因为扭曲了人们面对的成本与收益，保险费的收取又不是根据风险高低来厘订，必然导向入不敷出（即保险费收入远远低于保险赔偿金的支出）的破产境地。从上述的例子可见，即使在有医院严密控制病人滥用医保的情况之下，保险赔偿金仍是一年比一年急升，将医院这个没有征税权的事业单位迅速拖入财政崩溃的边缘。从医院切换到政府，只不过是将社会医保的负担转移到整个国家的财政。要拖垮一个国家的财政当然比拖垮一个医院要花更长时间；而国家医保没上述的地方医保那么优惠，也可推迟财政破产的时间。然而，这都只是程度的区别，不是本质的区别，社会医保趋向于破产的大势并没有改变。
比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麻烦的地方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破产并不那么容易早早发现。因为法定退休年龄是明确的，而一个社会里的人口的平均寿命、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也大致清楚，据此国家可以计算出社会养老保险的收入与支出，从而知道缺口是多少，如果没有财政资金注入会在什么时候面临破产威胁。可是社会医疗保险的缺口是多少，什么时候会面临破产就很难计算出哪怕是大致地对的结果。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生病风险，患的是轻症还是重病，花的钱多还是钱少……不确定性非常大。于是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险费）收入比较清楚，但支出却很难估计，虽然知道内情的人一定明白这个制度迟早也会面临像社会养老保险那样破产的局面，却无法看到清楚的远景，感觉就没像社会养老保险缺口有那样大的压力，也就显得应对迟钝。
社会医保是医疗费用上升的祸根之一
“看病难，看病贵”成了如今中国人一提医疗就会想起的话。“看病难”这一点姑且按下不表，“看病贵”的根源之一却正是拜社会医保所赐！（注意：我是说“之一”，不是“唯一”，也就是说造成“看病贵”的还有其它因素，政府对医院的价格管制也是根源之一、甚至应该是比社会医保更重要的根源，但本文的重心不在这方面，也是按下不表。）
解释之前又是先讲故事。我作为交换留学生在日本读了一年书，因此对日本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略有
些了解。日本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称为“国民健康保险”，到医院看病的费用直接抵扣70％——即病人只需当场向医院支付30％的费用，其余70％由医院向日本政府收取。与此同时，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日本的药费奇贵无比，以至于不少中国留学生都让国内的亲友邮寄药物过去。也就是说，从中国买药的价格再加上国际邮费，都还比在日本当地买药要便宜得多。为什么日本的药费这么贵？我只思考了一秒钟就找到了答案。因为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只报销医疗费，不报销药费！然而医疗与药物绝大部分时候是互补品，即接受了医疗服务之后往往都要服用药物。医疗费用有社会医保报销而使得人们面对的医疗价格下降了70％，必然导致医疗需求大幅上升，作为需要同时使用的药物，其需求自然也大幅上升，供不应求之下价格不跟着大幅上升就怪了。
中国的社会医保既报销医疗费用，也报销药费，但一来并不是所有药物都报销；二来即使所有药物都报销，需求定律依然发挥作用——报销使得人们面对的价格下降，这会导致人们对医疗（包括药物）的需求上升，这反过来就使得医疗（包括药物）的价格上升，从而抵销了一部分报销所带来的价格下降。之前有读者在评论政府的汽车补贴政策时提问，有政府补贴政策时政府补贴10％的购车款，政府补贴政策结束时汽车减价10％，政府补贴到底是给了谁？姑且不论供应商见政府有补贴可能会把价格抬升，把政府给予消费者的补贴吃去；补贴导致消费者面对的价格下降使得需求上升难免会把价格也哄抬了上去。
学过经济学的人就知道，价格从来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不是由成本决定的，而且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所以当大家看到药品出厂时的价格远远低于在医院出售的价格而抱怨医院脱离药品的进货成本（历史成本）定价的时候，不如问问是什么造成了那样的供不应求吧！恰恰是表面看起来是为了降低人们的医疗成本负担的社会医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