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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曲岩郭渊
党史纵横 2003年08期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联一路军在杨靖宇将军的率领下，依托长白山地区有利的地理条件，机智勇敢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全中华民族抗日斗争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残酷的斗争中，抗联内部也有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面临艰苦的斗争环境，失掉气节，投敌叛变，在抗联一路军遭受重大挫折和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的历史过程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和人民对这些民族败类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了清算，对那些叛变投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叛徒给予了严惩。今天，翻开历史的记载，我们感到当时党和人民政府在清算叛徒罪行的工作中是十分严肃和认真的。真正做到了疏而不漏。可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定论为叛徒的抗联一路军特卫排排长张秀凤却没有被镇压，而且一直过着常人的生活，直到八十年代老死于长春。带着种种的疑问，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还走访了一些知情人，从他们那里我们得到了现存史料中未见的东西。 张秀凤，男，汉族，1934年参加东北抗联，当时他16岁。据史料记载，他自参加抗联后一直跟在杨靖宇的身边，担任保卫司令部和杨靖宇的重任。1940年2月1日，当时担任抗联一路军总部特卫排排长的张秀凤携带机密文件数件，大小枪支4支，现金9000余元，借口察看地形，向五斤顶子森林警察队投降叛变。对张秀凤的叛变问题，于济源编著的《杨靖宇》一书中写道：“敌人又根据张秀凤提供的情报，更把攻击的范围缩小，集中在杨靖宇的身上。”从以上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张秀凤是一名老抗联战士，一直跟随杨靖宇将军身边，对杨靖宇是十分了解的。他的叛变是在杨靖宇将军牺牲前的22天，他的叛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抗联和杨靖宇将军来说，无疑危害是最大的，实在是罪不可赦。因此，清算叛徒的罪行，他应该排在罪大恶极的行列，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那么为什么没杀他呢？就这一问题，2000年8月和2001年11月，我们先后两次采访了靖宇县杨靖宇纪念馆原馆长王维儒同志。 王维儒同志1962年参加工作，现已退休在家，参加工作以后，一直从事东北抗联和杨靖宇将军的史料搜集和研究工作。30多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当年抗联战斗、生活过的地方，走访了许多抗联将士和历史见证人、当事人，搜集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章，为抗联一路军和杨靖宇将军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与他接触的过程中，他向我们讲了一些他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了解到的一些张秀凤叛变投敌鲜为人知的内情。他说：我参加工作以后一直想通过张秀凤了解一些有关抗联的事情，也想了解一下张秀凤变节投敌的情况，但经过多少次的努力，张秀凤一直不谈自己叛变投敌的情况。直到1984年，在我不懈的努力和多方面关系的疏通下，张秀凤终于说了自己变节投敌的过程。张秀凤说：我自参加抗联以后，一直跟随在杨靖宇的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由于多年与将军共同生活，我对将军的感情是很深的，将军对我也很好。1939年10月份以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抗联的“讨伐”，杨靖宇将军机智地与日伪“讨伐队”周旋着，并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但终因力量相差悬殊，抗联队伍损失十分惨重。到1940年初，抗联的处境更加恶劣，数十倍于抗联的日伪军对抗联形成了包围之势，而且包围圈越来越小，杨靖宇将军身边的抗联战士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杨靖宇将军想了许多的办法，但都难以缓解当时的险急情况。有一天，杨靖宇将军把我单独叫到他的身边，对我谈了许多话，最后，他要求我假装叛变投敌，到敌人的内部去，寻找机会，并布置给了我五项任务：第一，与北方局取得联系；第二，寻找失散的抗联部队；第三，过辽河与八路军取得联系；第四，寻找机会争取哗变；第五，……据王维儒回忆，他现在能记住张秀凤说的任务只有以上四条。王维儒又问张秀凤，杨靖宇将军交给你的这个任务还有谁知道吗？张秀凤说：在当时那种险恶的环境中，杨靖宇将军是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的。因此，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没有人能证明我到敌人那里是去执行任务的，所以我也就成了叛徒。王维儒讲，张秀凤谈起这段往事是十分痛苦和难过的。今天，张秀凤已经去世了，王维儒同志也可能是了解这段往事鲜有的人员之一。那么张秀凤所说的这段往事的真实性有多大呢？不妨让我们翻开历史来分析一下。 一、从张秀凤叛变投敌主观性和客观性来看，他与其他重要的叛变人物不同。封志全编著的《抗联一路军在蒙江》中对抗联一路军的失败总结了三方面的原因。其中一方面是杨靖宇部队中不断出现叛徒。而叛徒中危害最大的有三个人，一是程斌，二是丁守龙，三是张秀凤，但这三个人当时的叛变情况却有差别。程斌的叛变在孙继英等人编著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描述中是由于外围内哄，穷途末路。在初国仁、刘贤主编的《长白山抗联斗争史》中的描述则既有外围内哄，又有家室被抓的胁迫。在这样的情况下程斌叛变投敌，从中可以看出程斌在没有民族气节的前提下，客观的无奈也是他叛变的主要原因。再看丁守龙的叛变过程，封志全在《抗联一路军在蒙江》中对丁守龙的叛变做了两个方面的客观描写，一是丁守龙在警卫旅一团工作时，因贪图名利，受到杨靖宇的批评，心怀不满，早有投敌思想。二是1939年冬季的一次与敌战斗中，丁守龙被敌人的机枪射中，后腰骨头被打碎，落入敌人手中，为了活命，丁守龙叛变投敌。丁守龙的叛变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张秀凤的叛变情节则与前二位迥然不同：首先，从主观方面分析，张秀凤叛变投敌的动机不明显。这一点从封志全编著的《抗联一路军在蒙江》中对张秀凤当时在抗联中的处境描写可以窥见一斑：“张秀凤13岁参加抗联，一直在杨靖宇身边，由将军带大……张秀凤同杨靖宇情同手足，亲如父子。”这说明张秀凤在抗联战士中是一名很受杨靖宇将军喜爱的战士。将军喜爱的信得过的战士才会留在自己的身边，而张秀凤对将军的忠诚程度也不会亚于其他警卫人员，相信将军是有这个眼力的。而将军最后身边的警卫人员，再无一人叛变而全部战死或负伤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此外，从有关史料来看，张秀凤在抗联战斗、生活中并没有厌倦抗日、欲叛敌等劣迹的记载和表现。因此，难以看出张秀凤叛变投敌的主观动机。再从客观方面来看，1939年10月份以后，抗联一路军就始终处于敌人的“围剿”之中，部队不断减员，战斗越来越艰苦，直到杨靖宇牺牲前，杨靖宇将军始终处在敌人的包围“围剿”中。直到1940年1月末，杨靖宇将军率领部队在蒙江马屁股山与敌人激战失利后，开进了蒙江的五斤顶子森林里，暂时甩开了敌人。这时，杨靖宇将军身边还有60多人。杨靖宇将军当时的心情，在日本人森琦实所著的《东边道》一书中被描述为“并未放弃再建的希望，继续划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多年忠实于杨靖宇将军的张秀凤来说，在经历了多少次生死之战后，在将军充满希望和部队仍有战斗力的情况下，客观环境还有转机时，没有理由首先于60多人之前叛变投敌。倒是在这样情况下，一个杨靖宇将军最信任的人叛变投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号。由以上分析我们感到张秀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叛变投敌的主客观理由都不是很充分的。 二、从张秀凤叛变随身携带的物品来看也让我们感到疑惑。初国仁、刘贤主编的《长白山抗联斗争史》、于济源编写的《杨靖宇》、孙继英等主编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等书中对张秀凤叛变投敌时随身携带的物品都作了这样的描写，即：一些机密文件，枪支4把，现金近万元。我们不解的是杨靖宇身边的一个警卫员，即使是一个特卫排长，随身携带的物品怎么会比杨靖宇的还多呢？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据日文的《阵中日志》记载，敌人从他身上搜出手枪3支，现金6600元，此外还有手册、手表及钢笔等物。比较来看，将军随身携带的物品都没有张秀凤的多和重要。这从战争的常识分析看，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据抗联老战士黄殿军老人讲：“张秀凤虽说是特卫排长，其实就是一个大传令兵。”这又客观说明了张秀凤不是机要人员，他并不是抗联一路军核心决策人员，他本人是得不到机密文件和大量现金的，惟一可能的就是张秀凤可能获得4支枪，但所有史料对张秀凤叛变投敌过程的描述都是在察看地形时借机逃走。既然张秀凤是在察看地形时逃走，可以想象当时的部队是没有行军的，察看地形是为行军或打仗提供参考的。那么，察看地形的人绝不是一两个人，也是不能远离队伍，在部队枪械管理极严格的条件下，他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携带4支枪在周边察看地形，果真如此，在当时不断出现叛变的情况下，势必被怀疑，张秀凤真心投敌，不会愚蠢到这个地步。所以，从张秀凤随身携带的物品来看，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三、从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80年代张秀凤去世，党和政府一直没有对这样一个罪不可赦的叛徒加以什么重罪，虽然在“文革”期间遭受到惩处和打击。这也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据王维儒讲，1984年在靖宇县召开了一次大型的纪念东北抗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地研究抗联的工作者，吉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及有关单位的一些人员，许多抗联老战士也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杨靖宇将军的警卫员王传圣和黄生发。会后，王传圣和黄生发找到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强烈要求逮捕枪毙叛徒张秀凤，省委领导对他们的要求未置可否，没做任何说明和解释。从这样一个情节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党组织对张秀凤叛变的事实情节或许也有难言之处，那么，是否张秀凤在抗战胜利后将他叛变投敌的一些具体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过？在党组织的高级人员和主要部门中掌握一些张秀凤叛变的内幕？我们分析有这种可能。另外，由于杨靖宇将军的牺牲，使得张秀凤所说的情况死无对证。因此，对张秀凤叛变投敌的处理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张秀凤自身所处环境我们就不难理解。 四、杨靖宇将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否做出让张秀凤假投敌的决定。翻开我党我军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利用假投敌实则打入敌人内部为我党工作的事例屡见不鲜。而且由于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机智勇敢的工作，在许多关键时刻为我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杨靖宇同志是一位革命经验十分丰富的老革命工作者，也曾经搞过地下工作，因此，他对打入敌人内部进行革命地下工作的作用是很清楚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但同时杨靖宇将军也一定十分清楚，假叛变投敌风险性是很大的，绝非轻易之举。这件事情具有机密性、周详性与风险性等特点。程斌叛变之后，数十倍于抗联的敌人对抗联进行围追阻截，尽管抗联在杨靖宇将军的指挥下机智顽强地与敌人周旋着，但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抗联战士人数越来越少，杨靖宇将军曾采取过许多办法想甩开敌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都没有成功。到后来，敌人连让抗联休息的机会都不给，不分昼夜地跟踪抗联，抗联在这种情况下想用几百个人突破十几万人的包围冲出去的机会非常小。杨靖宇将军是一位革命意志十分坚强的人，不论环境多么险恶，决不会向敌人投降，也不会甘心抗联被敌人歼灭。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到打入敌人内部，争取机会以利于抗联部队突围、东山再起是十分合乎情理的。那么，怎么样打入敌人内部、派谁去、投向谁、保密范围有多大则可能是实现这一方案的关键。首先，必须让敌人相信假叛变的人是真心叛变，这就要使这个人带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投向敌人。其次，派过去的这个人必须是对抗联和杨靖宇将军十分忠诚的人。第三，要投到我们可能有活动余地的敌人部队中，才有可能找到机会。第四，当时杨靖宇将军身边的环境也不十分安全，时有叛徒出现。因此，派出去的这个人绝对不能让第三人知道，必须有高度的保密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以上这些条件，在史料中对张秀凤叛变的叙述中，恰恰是完全相吻合的。因此我们说杨靖宇将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有可能决定让张秀凤假投敌打入敌人内部，为抗联争取更多的机会的。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感到，张秀凤说他投敌叛变是接受了杨靖宇将军的命令，带着任务打入敌人内部的说法还是具有合理性的，也可能是真正的史实。但事隔半个多世纪以后，今天我们再去搜寻历史，不可能获得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切，只能凭我们的采访和对史料记载的分析加以理性的推测。但这并不是说凭此分析推测就可以把张秀凤叛徒的罪名推翻，历史上证明他是叛徒的材料也很多，而且他在接受刘贤的采访时，也承认自己是在1940年2月1日叛变投敌。这些也是很难解释的。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是为了争论什么，目的就是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科学分析，让今天的人们了解当时的抗联英烈们，了解杨靖宇将军和他身边的人。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