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明朝大移民 洪洞县大槐树寻根祭祖园
目 录
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
明朝移民的背景与原因
明朝移民的规模与记载
明朝移民的方法与步骤
明朝移民的影响与作用
典故
文献记载
洪洞大槐树记载
枣强县是明朝初年大移民的另一重要集散地
1、枣强移民的历史背景
2、枣强移民的规模和分布
青岛、烟台、威海一带移民来自小云南的传说
山东的四川移民
明朝移民的意义
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
洪洞县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全景
洪洞县洞县广济寺
洪洞县是山西人口第一大县，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地处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东隔霍山与古县交界，西靠吕梁与蒲县相连，北与霍州、汾西县为邻，南与尧都区接壤。洪洞县大槐树，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是明代的一处移民基地。
明朝在洪洞大槐树处迁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元末战乱之后，历经二十余年，朱元璋统一了天下，但是，此时的江山已是遍地疮痍，布满了战争的创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
明朝移民的背景与原因
（1）元朝统治中国虽然只有八十九年，但是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却是其他朝代所难以比拟的。那时候黄河两岸就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黄河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同时也是中下游人民遭受灾难的罪恶渊薮。下游的黄河向以“善决善淤善（迁）徙”闻名。元朝曾有二十多年不打口子，任其泛滥自流，致使中下游大片土地沦为沼泽。人们被大水撵得东奔西逃，无处安生，不少地方人烟绝迹，黄水过后，尸陈遍野，村舍变为废墟，良田淤成沙滩，所剩无己的居民往往又在瘟疫中命染黄泉。
据《元史·王行志》载：
元末至正元年到至正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决口，人民游移四十五万八千户。燕、赵、齐、鲁及苏北、皖北、一片荒凉。同年五月，济宁、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百、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至正八年正月河决济宁路。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河决东市、寿张、没城墙、漂屋庐、溺众生。至正二十六年二月黄河北徙，上至东明、曹州、濮阳，下及济宁皆受其害。济宁路肥城西黄河泛滥，漂没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七十余里亦如之。由于当时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淹没州城、村寨甚多，漂没民居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正值中原地区大闹灾荒战乱之时，山西晋南一带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是因为那里有元将扩廊帖木耳（绰号“王保保”）镇守，他骄勇善战，足智多谋，再加上那里四周都是群山峻岭，易守难攻。起义军多次进攻山西，可终因地势险要而屡攻不下。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因素，正好那些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中原一带的老百姓听说那里富庶，并且不打仗，便纷纷往哪里逃。如此一来，与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相比，山西倒是人满为患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三年（1381年）全国总人口为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一十万三千四百五十人。以此可知，明朝移民，势在必行。
明朝移民的规模与记载
明朝统治者平定战乱后，为了恢复生产，制定了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决计把农民从狭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至此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延续五十年的迁民活动。明朝大移民主要是从山西和江浙一带往中原地区移民。从各种历史资料上证实，明朝大移民最早开始于洪武三年直至永乐十五年，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十八个省，五百个县。八百八十一姓。
据《中国通史·明·休养生息·开垦荒田》记载：朱元璋为解决宽乡劳力不足，狭乡缺少土地的矛盾，从1307年开始移民垦田。他下令迁苏、松、嘉、湖、杭无田农民四千余户去临濠府（辖境相当今安徽沿淮淮北全境及江苏部分地区），徙江南民四十万于凤阳，迁山西泽（山西晋城）、潞（山西长治）二州无田农民于河北、山东、河南一带。凡移民垦田，都有朝廷拨发路费，耕牛和籽种，免税三年。
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等记载：
一、洪武九年十一月，徙山西真定民无田者于凤阳屯田；
二、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
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太祖朱元璋曾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宽，民不宜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税三年，仍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明史·食货二》：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明代一石约等于现在的94.4公斤）
四、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太祖以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乃命后军都督府俭事李恪等谕其民愿徙者，验丁分田。
五、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五卫”，给山西民兵十万人各给三十锭令置牛屯田。十二月冯胜籍兵以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送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民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六、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往谕山西民愿徙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7府，民徙后者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一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余顷。圣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之贫者少矣。”
七、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宋国公冯胜等籍民兵还。先是上遣胜等往太原、平阳选民丁立都伍，置卫屯田，至是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八、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甲寅遣使救晋王桐，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两万六千六百人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九、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明、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26072顷。”
十、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建文四年)户部迁官核实山西平阳二府，泽、潞、辽、泌、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
十一、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尚书郑赐督察院佐都御使陈瑛等上言······北平、永平、遵化景地肥沃，人民稀少，凡徙危罪除······其余有犯罪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部政司就本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
十二、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一万户实北平。
十三、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实北平。
十四、永乐四年元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处郡县史李懋等240人言愿为民北平，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十五、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澜、山东之登莱好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费一百锭，口粮六斗。
十六、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两千三百余户于保定州，免赋役三年。
十七、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皆阙上言：本处地孬且狭，岁次不登，衣食不给，分丁于北平、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仍免田租一年。
明朝大移民经历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皇帝。历时五十年时间。覆盖中原、华东数省，波及大半个中国。明朝大移民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明朝移民的方法与步骤
明朝大移民历时五十年时间，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更多的还是采用招诱、征派的强迫的办法。俗话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你再说中原地方好，几年不纳粮，可谁也不愿迁到那里去，没办法只好制定徙民条例，按“四口之家留一人；六口之家留二人；八口之家留三人”的比例迁徙。并规定凡移民者都必须到洪洞县的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然后从这里出发，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中原各地。甚至如民间传说的那样采用诱骗形式。
洪洞县广济寺
官方预先张贴告示：除广济寺大槐树底下的人不迁，所有地方的人都迁，也有的传说限定某日凡愿迁者都到大槐树下报到，不愿迁者也必须到那里向官府央情。当成千上万的民众齐聚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出其不意，调集大批官兵，一举将大槐树下团团包围，所到之人不论男奴老幼，一个不留全部迁移。凡不从者便绳捆索绑，一串、一串地连接起来，在官兵的喝遣下不得不依从。那些留在家里的老弱病残，闻讯后赶来。自然是“爷娘妻子奔走相送、牵衣顿足、拦路哭喊”的悲壮情景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从政史资料记载迁山西平阳之民却有数处。洪洞县是平阳人口最多的县份，洪洞县是迁民重点应是无疑问的。而且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北通幽燕、东接齐鲁、南达秦蜀、西临河陇，洪洞县北关的广济寺又是唐宋以来的驿站，明朝政府在这里设局派员，集中移民队伍，发放川资凭照，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更重要的是千百万被迁之民记载了自己背井离乡的沉痛历史。
明朝移民的影响与作用
明朝政府为了使移民能顺利进行，曾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棉衣、川资（迁移路费）以及安家、置办农具的银两，到那里土地可以“自便置屯耕种”，还免其赋税三年。山西移民来到中原地区，看到那么多肥沃的土地无人耕种，一时间慌了手脚，有的跑马占地，以马蹄印为界，谁圈起来就是谁的；有的以犁占地，围着大地犁上一圈，这地就归我所有了。有了地就张罗着盖房造屋，建立村落，有的依据地形建造，叫某坡、某坑、某河口、某湾；有的依据自己的姓氏，叫某村、某庄；也有的依据不同的行业，会种菜的叫某菜园；会打油的叫某油坊；会造纸的叫某纸坊。还有的依据盖的房子取庄名，盖瓦房多的就叫某瓦房；盖平房多的就叫某平坊；盖楼多的就叫某楼等。还有不少地方以“屯”、“营”取名的村庄很多。如：丁官屯、马坊屯、欧山屯以及张营、李营、孟营等。这些屯和营的来历大都是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实行军屯田、民屯田、商屯田所致。
据部分调查资料显示，中原一带特别是河南、山东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代建立的。
如：山东省金乡县共有村庄一千二百四十七个，元朝以前建村六十九个，明朝建村八百三十个，清朝建村三百二十三个，民国以后建村八个，建村年代不详十七个。金乡县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
山东省曹县共有自然村两千二百七十六个，属明代移民建村的就有一千六百○六个。
滕州市现有一千二百二十三个自然村，属明代建村的就有六百九十七个。现存四百二十五个部族谱和碑文中，有二百二十五个部族谱明确记载是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民来此。
河南省的林县、孟县、汤阴、内黄、兰考、修武等大多数县份的村庄都是自山西洪同大槐树移民来此。
明朝大移民前后经历三代皇帝长达五十年，覆盖中原、华东数省，波及大半个中国。几百年来与各地土著人杂陈而居，既有交流和融合，也必然有矛盾和竞争，正是在这些不断发生和消解的矛盾和竞争中，克服了民族惰性，激发了聪明才智、生机和活力。也正是在一代、一代婚配、交流和融合中，优化和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激活了人的各种潜在素质，在我国中原地带的人类进化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典故
在黄淮地区广为流传着一首歌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民间还流传着若干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故事。
不过，在很长一个时期，洪洞大槐树移民只是一个民间话题，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清朝末年，景大启光绪末任山东曹州府（今山东菏泽）观城厅曲史，当地土民听说他是洪洞县（大槐树镇）贾村人，像远嫁的女儿见了娘家人一般，格外亲热，有些人还翻出族谱给他看，说祖上本也是洪洞人。景大启很受感动，就和另一个在山东做官的洪洞人刘子林相商，募资修复古大槐树遗址。此议得到了若干洪洞人的支持。于是，在大槐树旁建起了碑亭，还有牌坊。牌坊横额两面刻有四首怀古诗，其中一首云：
迁民往事忆当年，拄杖穿云窗夕烟；嘉木扶疏堪纪念，犹留经塔耸巍然。
景大启等人还编辑了一本《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寻根热”的出现，洪洞移民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关于洪洞移民的研究论著，数量也颇为可观。迁入山东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数量极大。从《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一书中，我们检索出分布在九十二个县市的七百六十三个洪洞大槐移民村落。分布在山东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村落的实际数量，肯定要大于此数。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山东比较集中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今聊城市；二是今菏泽市；三是德州市。
文献记载
关于今聊城市的洪洞移民，明朝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议：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目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朱元璋采纳了刘九皋的这一建议，很快作出决定：“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明廷立即着手对山西平民实施了一次向外移民行动。“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临清，辖丘县、馆陶两县，隶属东昌府。实际上，明政府划定的山东移民区不只是临清一州，而是整个东昌府。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八月，后军都督朱荣上奏称：“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两万六千零七十二顷。”（《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这次移民影响很大，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
于是，“赏从整等钞、锭，送后军都督佥事徐整分田结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时上以山西地狭民稠，下令许其民分丁于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故从整等来应募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这里的“山东”应指东昌府。
同年十一月，“上以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遗地利，山西民众而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等往谕其民，愿徙者验丁给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谕”（《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八）。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徙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民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
文献中记载的往东昌移民，从洪武二十一年起，至洪武二十五年止。
明朝东昌府辖三州十五县。三州是：临清州辖丘县、馆陶县；高唐州辖恩县、夏津县、武城县；濮州辖范县、观城县、朝城县；聊城县、堂邑县、博平县、茌平县、莘县、清平县、冠县）。
明朝东昌府地图
今山东临清、高唐、平原、夏津、武城、东昌、茌平、莘县、冠县一带洪洞移民村落分布比较密集，印证了文献记载。
另一个洪洞移民村落密集地区是今菏泽市。菏泽明朝属兖州府。明朝官方文献中也提到兖州为洪洞移民区。洪武二十八年，“诏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谦、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陈春、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荣往彰德、卫辉、大名、广平、顺德、真定、东昌、兖州等府，劝督迁民屯田”（《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七）。可见兖州也是一个洪洞移民区。兖州辖四州二十三县。但今洪洞移民村落分布较密集的主要是今菏泽市，即兖州西部地区。
文献中载明的洪洞移民山东的地点只有东昌府和兖州府。所谓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是指明朝的山西移民。那棵大槐树巍然挺立在洪洞县城北约一公里处，滔滔汾河的东岸，相传始植于汉代，故名“汉槐”。唐太宗李世民称帝第三年上，在距大槐树不远处修建了一所广济寺，殿宇巍峨，僧人济济，香火很盛。有一种鸟，名叫“鹳”，形似鹤亦像鹭，觅食于河滩溪流，嗜食鱼蚌，夜栖河边树。大槐树遂成为汾河滩上鹳鸟的天然良居，纷纷抢占树杈，构巢垒巢。山西移民主要今晋南与晋东南一带的太原府、平阳府、汾州、沁州、泽州、潞州、辽州等。平阳府人口最多，洪洞又是平阳府人口最多的一个县。
因此，洪洞移民的数量应是较多的。不仅如此，洪洞交通便利，乔逢辰《惠远桥记》云：“洪治隶平阳，壮哉县也！其始为城也，适当大路津要，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因此，洪洞成为移民的集散地。
洪洞大槐树记载
民国《洪洞县志》卷七《舆地志》：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 动身一般是在秋收后，为的是多积攒点安家落户的费用。飒飒秋风之中，树叶凋落，一个个老鹳窝更加醒目。移民拖儿带女上路了，故土难舍，忍不住频频回首，再看一眼故乡。路远了，村舍看不见了，映入眼帘的唯有那棵巍峨的大槐树和错落其上的一个个老鹳窝。于是，这大槐树和老鹳窝便成为故乡的标志。
大多数方志、家谱、墓碑以及口头传承只是笼统地说来自洪洞县，也有一些具体到某个村落，如核桃园村、打水巷子、卧疃村、老吴村、双龙街、东门里、双狮子胡同等等。在山东洪洞移民村落中，也有不少是洪洞以外其他府县的。
安土重迁，是国人的一大传统，那些山西人中，肯离开故乡去开辟新家园的寥寥无几。民间传说，洪洞移民是被官府押送上路的。在洪洞移民的记忆中，有这么一个传说：且说山西境内，有个凤凰窝村，居住着几百户人家，村内有多人在朝里做事，不少人还是大官。此处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所有的人脚小拇指甲分为两半。朝里有人好办事，皇上下令凤凰窝的人不迁，别地的百姓都要迁。家乡水甜，故土难舍，谁愿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呢？于是人们都纷纷逃往凤凰窝投亲靠友，安家落户，并且人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朝廷着了急，又颁布圣旨说：“凡是凤凰窝的必须外迁，不然灭族。”聚居在凤凰窝的百姓都傻了眼。于是，一批批男女老幼被反绑着双手，在官兵的押解下上路了。需要大小便，就冲着押解的兵卒喊一嗓子：“解开手，我要方便。”时间一长，懒得多费口舌，只喊一声：“解手。”从此，大小便又多了一个代名词。
据“大槐树后裔”讲，他们有两个特征：“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背抄手走路，那是因为两手被成年累月反绑，遂成习惯。小拇趾甲是两个，说的是脚的小拇趾甲盖儿上有一道竖纹，乍一看像是两个指甲。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惟洪洞移民有此特征。何以如此？前面道及的那个关于“凤凰窝”的故事说是“凤凰窝”的人特有的。还有一个更为盛行的传说，说官兵怕移民路上逃跑，就让他们脱掉鞋子，在每人的小拇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云云。民间还传说移民到达各地后，由于当地荒无人烟，他们可以随便占地。有的“跑马圈地”，骑马跑一圈，马蹄所至之处，都属于他的土地；有的“以犁占地”，看好哪一片地，就犁上一圈，等等。
这些民间传说，有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有的则属无稽之谈。
移民的确是有组织地迁往各地的；到达各地后，有组织地进行屯田。洪武二十一年第一次移民，规定“令自便置屯耕种”，但这只是在立村屯田的地点方面的自主选择，对于土地的占有，洪武二十二年规定：“验丁给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
《明史·食货志》：“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移民所建村落，大都以“××屯”命名，其中尤以“姓”+“屯”为多。在山东西部地区，迄今存在若干以“官屯”命名的村落。
从“官屯”名称来看，这些村落是由官府组织的移民屯田。茌平县王老乡小杨官屯，高唐县尹集镇张官屯，杨屯乡高官屯、董官屯，固河镇崔官屯，南镇乡牛官屯、徐官屯，娄店乡尚官屯，张庄乡迈官屯，皆为某官员奉旨督迁洪洞移民至此屯田所建村落。该官员可能也是山西人，也可能是其他地区的官员被指派至此负责洪洞移民屯田事宜。如郓城王官屯，王姓官员原籍浙江常熟县白莲花桥大王庄；如东昌蒋官屯，乃浙江人蒋明远在此组织屯田所建。家谱、族谱、墓碑以及口承史料中山西移民迁入山东的时间，最早为晋大兴四年，最晚为道光年间。就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来说，集中在洪武—永乐年间。明确纪年的主要是洪武二年，其次是永乐二年。在河南等地，也以洪武二年为多。如民国二十四年《汲县志》卷四下《事纪》云：“土人传闻则以为洪武二年。”考明政府组织的洪洞移民最早是洪武二十一年，此前没有有组织的洪洞移民活动。而在家谱、族谱、墓碑以及口承史料中洪洞移民迁入山东的时间以洪武二年为多，这又不可能是无政府状态的流民迁徙。我们认为，洪武二年应是洪武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之误。在民间文化传承中，具体的时间概念往往发生误差。
枣强县是明朝初年大移民的另一重要集散地
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明初大移民”虽然经历了数百年，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着关于移民的故事。移民除了家喻户晓的山西“洪洞县”之外，那么另一重要集散地则在河北枣强。然而枣强县移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人们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一直一辈一辈地在传说着，猜测着。希望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寻找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我们努力在时光的隧道里寻找着迁民的足迹。
1、枣强移民的历史背景
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几十年的移民活动，不仅史实确凿，且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据《明太祖实录·迁民》一节记载明朝移民达六十六次，其中规模较大有十八次，枣强为其中的一部分，且是个中转站，又是历史移民的接纳地。
历史上的元代只有八十九年。元顺帝时，丞相伯颜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中以这五姓为最多），这一血腥恐怖的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元末明初，中原和长江流域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第一次是刘福通率领两准、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部分的农民十余万人与元军浴血奋战十三年，惨遭镇压以失败告终。元军在镇压过程中手段残忍，无所其极。过皆屠城，百姓“十亡七八”，使中原呈现“春燕回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凄惨景象。第二次是元统治集团的内讧征战。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数年之间，凡战数百起。第三次朱元璋起兵两准，南征北战，推翻元统治，连年征战，“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乱以来，尽化为荒芜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第四次便是“靖难之役”，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之久，杀掠无数，京、鲁、豫、皖为甚，以至“道路堵塞，田畴草莽，千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元末明初，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任何一个朝代，自元末至明末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发生各种自然灾害达一千多次，平均每年三次以上，其中最严重的是水灾，几乎每年都有大洪水泛滥。据《元史》记载，仅元末四十余年旱涝灾害山东十八次，河南十七次，河北七次。因枣强县地势较高，遂成为明初移民集聚或四散的地区。
元末明初的蝗灾也相当严重，元至正元年（1341）年到二十六年（1366）的二十五年中，大蝗灾就有十八九次，山东河南一些地区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另外危害极大的瘟疫也多流行。蝗灾瘟疫加之战祸，老百姓非死既逃，使得中原一代田地荒芜，人烟稀少，不少富庶地区也变得荆棘遍地，满目疮痍。
2、枣强移民的规模和分布
明初，在人口剧减，府州生产力大衰退的情况下，统治者十分清楚，也万分着急。朱元璋言“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不单最高统治者朱元璋如此认识，地方和中央官员也纷纷上书请求充实空旷之野。发展生产，提高财力，明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第三事既为“垦田以实中原”。
在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枣强移民大致分两个阶段：一是明初，二是明中后期。明初主要是向外输出，明中后期则以输入为主。第一阶段明初移民。民初洪武年间枣强与山西洪洞均设有移民机构。
其中枣强籍居民多迁往山东西北部及西部与略东一带。在洪武年间山东接受移民共一百八十四万，其中来自山西一百二十一万；来自枣强三十五万，两股主要分布在今山东的济南、历城、章丘、高青、青岛、胶南、胶州、既墨、淄博、枣庄、滕县、德州、宁津、商河、济阳、禹城、夏津、陵县、齐河、武城、广饶、滨县、惠民、垦利、阳信、沾化、利津、博兴、潍坊、潍县、诸城、安丘、临朐、寿光、高密、益都、烟台、牟平、文登、莱阳、栖霞、沂水、日照、莒县、泰安、济宁、曲阜、邹县、菏泽、巨野、单县、曹县、东阿、临清、莘县、金乡、阳谷、冠县、高唐等八十八个县，占全省辖县数的95.6%，其中枣强移民以淄博市、滨州市、东营市、青州市、德州市、潍坊市最多。
据记载：胶州大行高氏始祖高伯通，于元至正廿一年，从北直隶省枣强县干草村迁来山东省利津县，明初又从利津县迁至胶州，落户于今胶州大行村。
为何如此之众？原因之一是：从河北枣强移民并非一次，既有官府组织的移民，又有民间的游居漂移；原因之二是：枣强作为当时的一级移民机构（或是移民的迁散地），既有本乡本土的枣强土著人，又有从河北组织的各地民众；原因之三是：居于枣强的流民多被迁徙，所谓“流民”既年饥或避兵他徙者，也就是未得到政府允许并且未编入迁入地户籍的流动人口；原因之四是：河北枣强西连秦晋，东临齐鲁成为明初由山西向山东移民的必经之地。在移民过程中，既有枣强人，又有山西人掺杂其中，综上所述，就构成了河北枣强数十万移民的迁徙规模。需要说明的是元末明初枣强辖区内的很多村庄多被迁徙不存，例如相传辖区内“七纸房、八涧里”，现在仅存五纸房一涧里等等，这些村何去何从已无记载。第二阶段则是以接纳移民为主，向外迁民为辅的阶段。这个阶段大约在明永乐年间，根据《枣强县志》载，明永乐年间，山西、山东等地一批移民到本县安居。
另外，从移民琐记中也可以看到枣强移民的轶事。刘家夹河村，居民于明洪武年间由枣强迁来，选择的地点在两河之间，姓氏与地形相连，村子便叫刘家夹河；双合村，明初李姓一家，由枣强迁来，大清河口，选择一高地建村，取名“台子李”；船王，明初王氏一家由枣强移来建村，村址紧靠大清河，居民以养船为业，人称“船王”；买河，枣强移民初来时，住在河边，有一富户买下了旧河道开辟为良田，远近闻名，村子也被称为买河；七龙河，民间传说此地有古村，因明初从枣强移民来此，地方多水患，人们以为水中有恶龙，便把匕首缚在牛角上，刺杀河湾中心的恶龙，并立村名为“匕龙河”后讹为“七龙河”；棉花王，根据《王氏族谱》记载，始祖王起长、王起安、王起远兄弟三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来，各自立村为家。为使兄弟之间不失去联系，约定村名均以“花”为记；戴家店，相传明洪武年间戴姓始祖，由河北枣强县迁居于此立村戴家，后因村人靠大路开店，殷勤待客，仗义疏财，由此戴家店声誉在外，村名遂为戴家店；张乐滨，根据《张氏族谱》记载，始祖张万五、张万贞，于洪武二年（1369年）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此立村，因村西曾有马场，在近水湾处搭有一马棚，该村在这一马棚的入口处，故曾有“马棚口”，至清康熙年间村中有一名叫张乐滨的人在当地较有名望，遂更村名张乐滨。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曹树基教授在《从移民地名解读我国移民史》中，所说的，“天下不独有大槐树，来自山西大槐树的移民迁入济南府境，开始遇到另一支颇具规模的移民人群，来自北平枣强的移民。”在今山东齐河县，至少有七十五个村自称元末明初来自枣强。虽然同一时期，来自山西的建村庄更多达一百个，但到山东滨县的，来自枣强的村庄多达四百个，而来自山西洪洞的不足二十个。阳信、沾化两县几乎是枣强移民的一统天下。”
青岛、烟台、威海一带移民来自小云南的传说
一些山东人说他们来自遥远的西南边陲云南。在他们当中世代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山东一带发生特大水灾。这场洪水究竟有多大？平度市祝沟镇两目山就是个见证。两目山在今平度北部，海拔二三百米。这山原叫“两没山”，在那场洪水中，该山一天被淹没了两次，故名。滔滔洪水过后，满目荒凉，官府从云南强徙大批百姓来开荒。他们被反绑着双手，走啊，走啊，整整走了3年，才来到山东。他们及其后裔走路喜欢背抄手，便是双手被反绑了3年，日久成习惯。
自称是云南人后裔的，大都分布在胶莱河以东。从《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等文献中，我们检索出一百○一个村落，五十五个姓氏来自云南，主要分布在青岛、烟台、威海一带。其中，青岛为最；在青岛一带，则以即墨为最。
迄今为止，栖息在胶莱平原上的百姓寿终正寝，家人还要举行一种送魂回云南老家的仪式，名曰“送盘缠”。其仪式是：死后第二天黄昏，子女拖着“哭丧棍”，亲朋抬着纸扎的一辆车、一匹马、一个童子，携带着大量纸钱，一路哭着来到村东的“土地庙”前，长子（或长孙）拿一根高粱秸，顶端夹一张纸钱，手握另一端绕“土地庙”拖着走，谓之“拖魂”。待觉得高粱秸沉重时，便是拖着“魂”了，把高粱秸（即“魂”）背在身上，放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前面有一张供桌，上面摆着祭品─—这是请“魂”用餐，好上路。一会儿，估摸“魂’’用完餐了，就把它请上纸扎的车，驾好马，那童子便是车夫。家人训诫童子：“吃饭别离车中间，宿店别等黑了天”云云。然后，把车、马、童子烧掉，并焚烧大量的纸钱——这是送给“魂”的盘缠。火光中，长子站在凳子上顿脚哭喊：“爹，爹（母死喊‘娘’），放光大路向西南，千慎万慎苦处花钱！”连喊三遍，谓之“指路”─—指明回云南老家之路也。
问他们体貌上有什么特征，也云：“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问他们何时迁来，亦称明初。问他们来自什么地方，同样说是“大槐树村”。于是，有人说此“云南”非那个因在云岭（一称大雪山）以南而得名的云南，而是“小云南”：云中或云州以南。他们说，云中、云州之南，当地人必定也称“云南”。云中，秦朝始置，郡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云州，北魏始设，州治今山西祁县西；唐代云州，州治今山西大同，后来改称“云中”；元代的云州，州治今河北赤城北。秦代的“云中之南”，地不在山西；元朝的“云州之南”，跑到了河北。北魏、唐朝的“云州之南”、“云中之南”，从地理上说虽在山西，但并非移民的主要迁出地，主要的迁出地是泽州、潞州，为什么不称“泽南”、“潞南”？“小云南说”是难以成立的。
或云“云南”乃“豫南”、“汝南”之讹，这一批人来自河南南部。或云“小云南”即今云南省祥云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云南祥云县设云南县。1914年，因云南县与云南省名相重，改云南县为祥云县，民间俗称祥云县为“小云南”。此外，某些地方有“小云南”之称，如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跑马岭，这些地方被称为“小云南”，是因为当地的自然风光有如云南。但是，云南移民并非来自这些“小云南”。
在地名普查中，发现部分云南移民有具体的迁出地。如青岛即墨金口镇南阡村的万姓、古阡村的金姓，段村镇段村的刘姓，白庙乡院上村的孙姓，店集镇垒里村的邢姓，旺疃村的迟姓，皆来自乌沙卫；青岛即墨营上镇辛戈庄村的张姓，潍坊市坊子区坊城街道办事处前宁家沟村的刘姓、埠头镇张家柳沟村的张姓，皆来自乌撒卫；青岛即墨河北镇杨头村高姓来自无沙卫；东营牛庄镇解家来自乌河卫。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春正月，在云南分设十四卫，乌撒卫为其中之一。
洪武十六年，乌撒卫改隶贵州都指挥使司。“乌沙卫”、“乌河卫”乃乌撒卫之误。平度市万家镇大万家万姓来自镇康县南关万家沟。镇康县位于云南西南部，明朝为镇康州。烟台牟平王格庄镇王格庄王姓来自大理府鸡头村枣林底，明朝大理府府治太和县（今大理）。另外，还有毕阳县、顶针县、凤仪县，于史无考。
什么是“卫”
卫为明朝军队最高建制单位，《明史·兵志二》上说：“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来自乌撒卫的移民应为军队官兵及其家属。如前所述，云南移民主要分布在青岛、烟台、威海一带。其中，尤以青岛即墨为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设鳌山卫于即墨，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设立雄崖守御千户所、浮山前守御前户所。此外，明朝在胶东半岛设立的卫还有：灵山卫、大嵩卫、靖海卫、成山卫、威海卫，设立的二十一年（1388年），设鳌山卫于即墨，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设立的守御千户所还有：夏河寨前所、海阳所、宁津所、寻山后所、百尺崖所、金山左所、奇山所。
这些卫所皆在今青岛、烟台、威海一带。明朝各卫所之间军队经常调整、换防。云南移民来自乌撒卫者，即为卫所之间官兵的调防。即墨辛戈庄村《张氏族谱》，记载其祖先张徽自乌撒卫调任鳌山卫，其弟张清自乌撒卫调任浮山前所，遂定居于辛戈庄村；即墨营上镇蓝家庄村《蓝氏族谱志》，记载其祖先也为云南移民，也是以军职调任鳌山卫的。在自称云南人后裔者中，一部分说他们是从云南交趾国大槐树里头村迁来的。如青岛城阳河套镇孙哥庄孙量孝来自跤趾国嘎嘎县。在青岛浮山山坡上，有一处叫做“荒草庵”的废墟，那残破的老屋和两棵高大的白果树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古老的故事：明朝初年，官府从云南交趾国大槐树里头村捆绑一批人来山东。
且说这队人中，有王斗、徐静和兰小三户人家。这三人从小一块长大，一路他们互相照应，一个锅里摸勺子，一个草铺上睡觉。他们旱路走完走水路，忍饥挨饿受煎熬，一直走了一年八个月，才从云南来到浮山前。下了船后，押送的官兵放了心，发了三个月的口粮，还有一些种子和农具，让他们自己找个地方安家落户。王斗、徐静、兰小三带着家人踏上海滩，一直朝着云遮雾罩的浮山走去。当他们来到牛山坡时，西边的日头（即太阳）已经落山，天渐渐黑了下来。他们也走不动了，就在这荒草坡上砍倒几棵小树，搭了三个荒草棚子，住了下来。过了些日子，他们觉得这儿依山傍海，山清水秀，气候不冷不热，土地也肥沃，就砍了些树枝，搭了一座草棚，取名“荒草庵”，住了下来。从此以后，他们就在这浮山坡上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儿孙们长大之后，到山下安家落户，而王斗、徐静、兰小三眷恋着山坡上的“荒草庵”，不肯下山，直到他们相继去世。“荒草庵”没人住，日久失修。儿孙们凑了些钱，在原址上盖了座大瓦房，奉为祖祠，香火不断。渐渐地，云南交趾国来的人都把这座神堂当成了他们的“同乡庙”。交趾，也作“交趾”，古时泛指五岭以南，从汉代起，越南北部和东部滨海一带也被纳入。越南独立建国后，交趾成为“越南”、“安南”的别称。明初，越南权臣黎季犛夺取了陈氏王朝的江山，应陈朝遗臣请求，明成祖朱棣命将军张铺、沐英统兵讨伐黎季犛。擒获黎季犛后，朱棣下诏，改越南为交趾布政使。此举遭到了越南人的反对。二十年后，即宣德二年（1427年），朱棣的长孙、宣宗朱瞻基宣布撤销交趾布政使，承认越南独立。在这风云变幻的二十余年间，大批越南人流亡中土。从宣德七年（1432年）一名叫陈复宗的越南籍小吏给朱瞻基的奏折中可知，交趾布政使撤销后，一批越南籍的官员被安置在河南、山东。翻检那些魂系云南老的家谱、族谱，发现他们的世系传承了二十至二十二代，若按一代间距二十五年计，他们涉足山东的时间与宣家安置越籍官吏的时间大致吻合。
山东的四川移民
在明朝山东移民中，人们关注的是洪洞大槐树移民、枣强移民和云南移民，还有一种移民被忽视，这就是四川移民。从《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中，我们检索出四十九姓、六十六个四川移民村落。
有些四川移民村落具体到四川某地，如莱州三元镇古台口张姓、土山镇东登村董姓、平度田庄镇西张戈庄张姓来自成都，莱州路旺镇匡郑徐家孙姓来自成都府铁锥臼徐家，招远蚕庄镇前孙家孙姓来自华阳县铁臼孙家，招远张星镇杜家杜氏来自华阳县，海阳发城镇发城牟氏来自雅安县，海阳泉水头乡泉水头初鹏飞来自陴县，荣城港西镇北港西张氏来自舒永厂永宁县八甲村。在六十六个四川移民村落中，莱州独占49个。可以说，莱州是四川移民的核心地区。莱州，明为掖县，也是明朝莱州府所在地，鳌山卫、灵山卫，雄崖所、浮山前所、夏河寨前所，皆在莱州府境内；莱州府附近还有莱州卫、王徐寨前所。以莱州为中心的四川移民可能主要是卫所官兵及其家属。
明朝移民的意义
明代人口的大迁徙所造成的山东村落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东昌府的洪洞移民数量，洪武二十八年后军都督佥事朱荣说东昌、大名、广平三府移民58124户。其中东昌占多大比例，没有明文。若按三府平均计算，东昌府为19375户。而从今菏泽一带的洪洞移民村落分布情况看，菏泽一带的洪洞移民不比东昌府少。且按东昌府19375户计算，东昌、兖州两地洪洞移民约38750户，按每户5人计算，计193750人。菏泽的枣强移民数量，今已难考，从今枣强移民村落分布情况看，比东昌、兖州都少。云南移民和四川移民数量，史无明文，但规模肯定比洪洞移民小。此外，明代还有其他地区的移民进入山东，如河南、安徽、江苏，特别是江苏海州移民山东日照、胶南的较多。若把枣强移民、云南移民、四川移民以及其他省的移民按东昌府19375户计算，明朝山东外省移民总计约58125户，290625人。第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入山东的移民主要是垦荒屯田，这对于促进山东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此，《明太祖实录》有明确的记载。如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礼报告：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移民凡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所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二千一百八十余顷。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军都督佥事朱荣言东昌等三府屯田迁民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四户，租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五，棉花二百四十八万斤。”第三，促进了民俗的重组。人是民俗事象的“综合载体”，一个人或是少数几个人进入一个新的民俗圈，往往被当地的民俗所同化，这便是所谓的“入乡随俗”。但是，当大批的成群结队的男女不断拥入，当地民俗就很难把他们一口吃掉。进入山东的外省移民一般都相对集中地分布在某一地区，如洪洞移民主要分布在东昌府、兖州府西部，枣强移民主要分布在济南府、青州府北部，云南移民主要分布在莱州府、登州府南部，四川移民主要分布在莱州府掖县。在这些移民主要分布区，当地原住民的民俗不可能完全同化他们，移民民俗与当地原住民的民俗在融合过程中重组，形成新的民俗。如今莱州民俗就明显与周边地区不同，原因就在于莱州是明朝四川移民的中心。再如即墨是云南移民村落比较集中的地区，即墨一带的民俗带有云南移民的烙印。流行于今山东聊城、菏泽的“梆子戏”，也叫“泽州调”，是洪洞移民带入山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