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5-12-21 01:40:00)
毛泽东曾为谁送上红玫瑰？
【服务人员一见毛泽东主席，都惊愕地睁大了眼睛。眼前的毛泽东和他们见过的毛泽东大不一样，不是那位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毛泽东，不是那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毛泽东；也不是那位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诞生或是挥着手，高呼“人民万岁”的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手里竟捏着一枝红色的玫瑰花。】
北京饭店的员工和全国大多数普通百姓一样，在解放初期，对于毛泽东的理解是——“人民领袖”，“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还是一位大诗人。领袖自有领袖的风采，诗人自有诗人的气质。北京饭店员工能够有幸一睹领袖风采与诗人气质相结合的毛泽东，还是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之时。
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风光秀丽，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国家。可是在近代，印度尼西亚受到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蹂躏和摧残。印度尼西亚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高举反帝反殖的旗帜，国际声望日益提高。尤其是作为亚非会议的发起国和东道国，苏加诺总统坚持团结反帝，受到了各国人民的好评。1956年9月底，苏加诺总统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到中国来访问，受到了热烈欢迎。毛主席亲自陪同苏加诺总统乘敞篷汽车沿长安街接受群众的夹道欢迎，一直驶进新华门。考虑到住在便于两国领导人随时交往，总统被安排在中南海勤政殿下榻，这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苏加诺总统访华的重视。
为了表示主人的热忱，毛主席为苏加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席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苏加诺看到毛主席抽烟抽得厉害，就开玩笑说：“在抽烟方面，毛主席堪称第一，从抽烟中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56年10月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国宴招待印尼总统苏加诺，北京饭店服务员在席间服务。毛主席知道苏加诺爱吃辣椒，就说：“但在吃辣椒方面，我就不如苏加诺总统。”
宾主的幽默，引起了一片友好的笑声。
为苏加诺服务的仍是北京饭店的职工，其中有四名厨师，三名服务人员，王松年也在其中。苏加诺此次访华所带的贴身侍从只有两名。苏加诺总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曾经到圣地麦加朝觐过，被印尼人民尊称为“哈吉”，是一位很讲仪容仪表的人。此行，他带了许多衣服。苏加诺的侍从们要求中方服务员人员在洗熨这些衣服时，衣领必须浆硬、衣服洗熨后不能叠，无论是西服、便服全部要挂起来。交待完了衣服，他们又搬出了一只大箱子，里面全是苏加诺总统穿的鞋，并说鞋也由中方服务人员负责管理。至此，为总统服务的工作就全由中方服务人员承担起来了。这么多的衣服和鞋，应当怎么管理，这本来是个难题。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以及鞋帽衣服怎么搭配，不仅有礼仪问题，更有难以确定的个人喜好问题。但是这难不倒北京饭店的服务人员，他们向来以出色的管家服务而著称。在苏加诺总统访问中国之前，他们就从有关部门调来大量资料，详细研究分析苏加诺总统的着装爱好、生活习惯，做好了服务方案，因此，他们心里是有数的。每天清晨，他们就和苏加诺的两名侍从，选好衣服，配好鞋帽，请总统过目后，再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地点的要求，把这些成套的服装一一编上号，到时依编号顺序拿就行了。仅此一件事，苏加诺的两位侍从就对北京饭店的员工大为称赞。
不仅是由于地利之便，更是因为重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住在中南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常来拜会苏加诺总统。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到勤政殿看望过苏加诺总统，有时和他亲如一家的谈谈天，有时一起进餐。
一天，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匆匆赶来通报说：“毛主席要来看望苏加诺总统。”
大家一听赶快做准备。毕竟是北京饭店的精兵强将，不一会儿，准备工作就做好了。苏加诺总统也急忙整理衣冠，修饰仪容，然后匆匆从屋内走出，准备到门口迎接毛主席。恰在这时，毛主席已经到了，两人在走廊中相遇了……
服务人员一见毛泽东主席，都惊愕地睁大了眼睛。眼前的毛泽东和他们见过的毛泽东大不一样，不是那位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毛泽东，不是那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毛泽东；也不是那位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诞生或是挥着手，高呼“人民万岁”的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手里竟捏着一枝红色的玫瑰花，一边随意拈动着，一边带着一脸灿烂的微笑，迎着苏加诺总统走来，也迎着北京饭店的职工们走来。那神情有如在花园中漫步、又如去老朋友的舍中小坐闲谈。此情此景，已使迎上前去的苏加诺总统喜不能胜，毛泽东径直走进总统的卧室，把那支红玫瑰放在了苏加诺的枕榻上，更让苏加诺总统激动不已。这时，两位领导人都会心地笑了。北京饭店的员工都很激动，在这一瞬间，他们不仅目睹到毛主席那领袖的风采，而且还看到了他那诗人般的浪漫气质。那时中国的报刊和广播上都按印尼人的习惯，把苏加诺称作“朋加诺”，意思是“加诺兄”，毛主席的这一超乎常规，出于所有人意料的行动，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只有兄弟之间才有的亲密无间、不必拘泥礼节而又情深意长的友好关系。
毛主席用一枝玫瑰花，把两位领导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许多。苏加诺总统对毛主席滔滔不绝地讲开了知心话，从两国关系到他对亚非拉形势的看法，无所不谈。毛主席也谈兴很浓。北京饭店的服务人员说：“毛主席送给苏加诺一朵花，那是中国印尼友谊之花，我们只是普通人，添不了花，就为这中国和印尼的友谊之花添一点叶吧。”
他们为两位领导人奉上了香茶。
1956年国庆节来临，照例，国庆招待会仍是由北京饭店承办。这一年的国庆招待会规模空前，时逢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八大”的各兄弟党代表团都应邀出席了宴会。正在北京访问的苏加诺总统和尼泊尔首相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雅夫妇也光临了这次盛宴。9月30日下午6时宴会开始，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到会，与会总人数达3100多人，占用了宴会厅、中餐厅、西餐厅、舞厅和西七楼五个地方。宴会开始前，周恩来总理、陈云、彭德怀、李富春、乌兰夫副总理等在西楼大门内迎接来宾。陈毅、贺龙、李先念副总理在中楼大门内迎接来宾，邓小平总书记在西七楼大厅门口迎接来宾。宴会开始时，周总理用通向各厅的传声系统向全体来宾致词。致词提前用英、法、俄、印尼、阿拉伯、日本六种文字印好，在总理讲话时分别发给各国贵宾。晚八时，毛主席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苏加诺总统和尼泊尔首相夫妇到各厅和来宾会面。苏加诺总统非常高兴，接过北京饭店的服务员为他斟上的美酒，频频举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离京前，苏加诺总统亲切地对北京饭店的服务人员说：“我出国访问喜欢带本国的服务人员，因为他们了解我，他们的服务我很满意。可是来到北京后我发现，中国的服务员更令人满意。中国的服务人员更热情更周到，我下次再到中国来，就不带自己的服务人员了。”
苏加诺总统又拿出一批闪闪发亮的银质烟盒，赠送给服务员们。大家都婉拒说，为苏加诺总统服务，是很荣幸的事，能得到总统的褒扬，就是很高的荣誉了，这样贵重的礼物实在是不好意思接受了。这并非客套话，苏加诺总统对北京饭店员工的赞誉不就是最高的奖励了吗？但是苏加诺总统的一片真诚，也不好损伤。最后，经外事局特别批准，为苏加诺总统服务的人员还是收下了这些寄托着中国印尼友谊的、闪闪发光的银质烟盒。
毛泽东这样颠覆《兰亭序》
宋代书法家黄庭坚十分崇敬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山谷集》卷二十八《题杨凝式书》：
俗书只识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
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
杨凝式写的《兰亭序》我们无处得见。《兰亭序》魔力巨大，学者难以完全摆脱其痕迹，印象中最能得其神髓并独出机杼的小编以为有二人：一个是八大山人；另一位是毛主席。
以下这组毛泽东手书《兰亭序》片段，原件藏于中央档案馆，由作品可看出相较于原文错漏了不少字，应该是毛主席凭记忆信手挥洒的习作，不过统御全篇的是那自信满满的毛氏笔法，笔走龙蛇，翰逸神飞。真可谓“变化气质，陶冶性灵”之善学者！
《兰亭序》原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毛泽东与中国铁路
毛泽东主席的一生，同中国铁路的不解之缘源远流长。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他带领中国铁路工人投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书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新中国成立后，他高度重视铁路建设和发展，把人民铁路摆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位置；他亲自规划铁路发展蓝图，指挥铁路建设会战，给予中国铁路和全路职工以最有力的支持和最深切的关怀；他把专列当成自己流动的“办公室”和“家”，曾经７２次乘专列外出视察，体察民情，倾听民意，列车走遍神州各地，他乘专列工作、生活了２１４８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党的方针政策，运筹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图，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参加“保路”运动
１９１１年春天，１８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他一边刻苦学习，一边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社会动态，不久就投入“保路”风潮，参加辛亥革命，迈出他走上革命生涯的第一步。
１９１１年５月９日，清政府发出上谕，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强夺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同英、法、德、美４国银行团签订了湘广铁路的借款合同，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先从湖南兴起，迅速扩展到四川、湖北和广东，形成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
湖南省绅、商、学界组成“湘路协赞会”组织集会，散发传单，强烈抨击清政府出卖路权的行为，要求清政府收回铁路干线国有的成命。参加粤汉铁路株洲长沙段筑路的万名工人也进城示威。在长沙读书的毛泽东目睹了湖南的保路风潮，深受触动，一种民族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在湘乡读书的这段日子，他看到了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逐渐了解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主张，当他得知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７２位烈士殉难的消息后，更加坚定了投身民主革命的信念。在学校里，毛泽东和同学们一起投入了保路运动，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公开表示自己反对清政府、拥护孙中山革命的政治主张。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倡议并和另一个同学剪掉了长辫子，还动员其他十几个同学也剪了辫子。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以四川保路运动为导火索的武昌起义爆发。一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到湘乡驻省中学演讲，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一些同学站起来支持革命主张，毛泽东当即决定投笔从戎。１０月２２日，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成功，毛泽东参加了新军。他认真习武，接受军事训练，并开始接触民主主义的思想。在新军的短短几个月，成为他终生走上革命生涯的起点。
第一次乘坐火车赴北京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５日，２５岁的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乘船北上汉口，由汉口乘坐火车，到北平组织赴法勤工俭学。
１９１４年秋天，毛泽东编入湖南省第一师范本科第八班读书。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４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同学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两个月后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成为新民学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大行动。毛泽东等十余名会员投入了赴法留学的发动、组织和准备工作。１９１８年６月，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教授（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岳父），致信邀请毛泽东、蔡和森进京，并具体指导帮助湖南新民学会的赴法留学活动。经过毛泽东等骨干的宣传鼓动，湖南一师等几所中学的３０余名同学报名赴法勤工俭学。
８月１５日，身无分文的毛泽东向同学借了路费，同罗学瓒、张昆第、萧子升、李维汉等２４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从长沙出发，顺江北上，到达汉口后转乘火车，直赴北京。８月的北方正值雨季，恰逢河南发洪水，毛泽东乘坐的列车到达郾城漯河寨时，铁路被洪水冲断，火车被迫停车等候路轨修复。８月１９日，毛泽东到达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城市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火车的经历。
在距北京大学不远的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夹道７号，毛泽东与同行的８人挤在３间狭小的房子里住下。１０月，经杨昌济介绍，由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工作，月薪８块银元。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面组织大家赴法勤工俭学。
在长辛店铁路工厂进行社会调查
１９１８年秋冬，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职。他利用工作方便，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书籍报刊，汲取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此时已开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参与了李大钊组织的各种新思潮研究活动，他还拜访了陈独秀、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世界观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变。
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协助下，安置解决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在京的学习生活问题，一批湖南的同学被安排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进行半工半读。为了筹集这批青年赴法的路费，毛泽东于１９１８年１２月来到这家北京周围最大的铁路工厂，与何长工等人商谈赴法相关问题。走进宽大的工厂车间，看到忙碌着检修机车车辆的铁路工人，毛泽东被眼前展示的工业化力量所震撼。他与工人们亲切交谈，认真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见到负责赴法预备班的钳工师傅陶善琮，毛泽东一再握手致意，感谢铁路工人给予青年学生的帮助和教导。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毛泽东为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湘，率领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他再次深入到长辛店铁路工厂，有针对性地了解产业工人的阶级状况，对工厂的管理、工人思想和政治态度，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毛泽东两次到长辛店铁路工厂，是他青年时期对大型工业企业进行的首次社会调查，也是他最早与产业工人的直接接触，这对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者，有着重要影响。
新河站首建党小组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以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会后，毛泽东于８月回到长沙，开始了在湖南建立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同年１０月，他在长沙创建了第一个党支部。１９２２年５月，湖南党员发展到３０余人，建立支部３个，由此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
中共湘区委成立后，继续发展扩大党的组织。根据中央关于“全力组织”铁路工会的指示，毛泽东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粤汉铁路工人当中，首先在新河站发展铁路工人入党，建立了党小组。新河车站位于长沙北门外，旁边就有一个铁路机车修理厂，铁路工人比较集中。这个厂有个修理工叫程地广，技术熟练，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和影响，１９２１年秋天，毛泽东在新河站和机车修理厂创办了铁路工人夜校，启发工人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的压迫剥削。毛泽东经常深入到工人中间，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和工人交朋友。程地广作为毛泽东的第一个铁路工人朋友，他带头响应毛泽东宣传的政治主张，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１９２２年５月，新河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程地广、卢士英等最先加入了党组织，隶属“湖南党支部”的党小组在新河站成立。
新河站建党的成功经验，推进了粤汉铁路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岳阳、徐家棚、株洲等铁路站区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进展顺利，党和工会的组织相继建立，为后来有效地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做了组织和干部的准备。
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中共一大以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他被任命为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负责领导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工运理论同湖南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安源路矿和粤汉铁路的工人罢工斗争，推动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高潮。
安源路矿由株萍铁路（株洲——萍乡）和安源煤矿组成，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官僚买办资本企业，有１·７万多工人。路矿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压迫深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因此也蕴藏着雄厚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关注安源路矿工人的潜在力量，将其确定为发展湖南工人运动的重点。
１９２１年秋冬到１９２２年初，布衣长衫的毛泽东，曾两次到安源调查研究，布置工作，化装身份，住进老乡家，逐渐同株萍铁路的火车司机们取得联系，通过他们向路矿工人传播劳工解放的消息和道理。毛泽东委派李立三等同志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通过开办工人补习学校，把学文化同传播革命理论结合起来。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很快吸收了一些工人中的骨干分子入党。１９２２年２月，湖南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在安源路矿成立，党员６人，李立三担任书记。５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俱乐部确立了“保护工人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的宗旨，成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指挥部。
１９２２年５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党支部会议，分析安源工人运动形势，确定了举行罢工的时机和斗争策略。９月初，毛泽东第五次到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哀兵必胜”的策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９月１４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中提出１７条政治经济要求，最后工人俱乐部取得胜利。这年冬天，毛泽东第六次到安源，召开工人代表会议，指示安源党组织发展优秀工人入党。１９２３年４月，毛泽东第七次到安源，在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时，指示要暂避锋芒，采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
组织粤汉铁路大罢工
１９２２年５月，粤汉铁路沿线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武昌的徐家棚和长沙的新河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８月，岳州亦相继成立工人俱乐部。在党的领导下，武长（武汉——长沙）段的铁路工人很快形成了组织力量。粤汉铁路湖北段的铁路局长王世堉深感工人组织起来的巨大威胁，便暗中指使行车监工张荣恩、翻译苗凤鸣纠集流氓地痞挑衅刁难工人，破坏工人运动。
负责岳州工人俱乐部的共产党员郭亮，认为时机成熟，向毛泽东报告了组织铁路罢工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派出何叔衡前往武汉，与湖北党的组织负责人林育南取得联系，决定共同领导这次罢工。９月２日，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和湖北两个分部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的名义致电北京交通部，要求３日内查办鄂局的张荣恩、苗凤鸣，但无答复。９月６日，徐家棚、岳州、长沙、株萍４处俱乐部成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铁路局提出查办张、苗，不得无故处罚和开除工人，减轻剥削，增加工资等８条要求，铁路当局毫无动静。９月９日，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开始罢工。机车锅炉熄火，列车停驶，铁路工厂停工，工人们喊出了“不达目的，誓死不止”的口号。１０日晚，王世王育唆使部分尚未觉悟的工人复工开车，并勾结军阀派出军警押运。郭亮即率罢工工人在岳州做卧轨斗争，遭到军阀镇压，百余工人遭到杀伤，郭亮等被捕。毛泽东得到岳州惨案的消息，立即派何叔衡到武汉，找湖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商营救被捕工人，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毛泽东亲自赶到新河站，发动了粤汉铁路南段的声援性大罢工，并在湖南、上海的报刊上发出声援粤汉铁路罢工的通电，全国各地的工人迅速作出反应。在罢工风潮的压力下，９月２５日，交通部急电王世王育作出妥协，答应了罢工工人的８条要求。历时１９０天，粤汉铁路大罢工取得胜利。
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
１９２３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等团体，动员湘区工人和各阶层人士开展声援活动。２月８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省工团联合会４次发出通电，呼吁湖南各界，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起伸张正义，打倒军阀。全省工团联合会在长沙召开死难工友追悼会，举行工人、学生两万余人的游行示威，并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委员会，发动全省工人、学生募捐援助，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萧耀南。还派郭亮陪同湖北区委宣传委员李伯刚到长沙几个工会作“二．七”惨案报告。
“二．七”惨案后，全国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及时改变斗争的策略，保存积蓄革命力量，走出一条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新路。
“毛泽东号”机车组命名
“毛泽东号”机车的诞生是铁路工人支援革命战争的产物，是工人阶级跟党走的意志的体现。
１９４６年４月，哈尔滨解放，东北解放区成立了东北铁路局。党领导下的哈尔滨机务段工人，为支援解放战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死车复活”活动，一些在战争中被毁掉的机车被修复。藏匿于肇东车站的ㄇㄎ１—３０４号机车经过工人们２７个昼夜的奋战，修复成功。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团结带领工人支援解放战争，军代表发动工人们给这台机车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叫“毛泽东号”。１９４６年１０月，经过哈尔滨铁路局、东北铁路总局的逐级上报，直至上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经陈云同志批准，１０月３０日，“毛泽东号”机车在哈尔滨机务段正式命名。同时命名的还有“朱德号”机车。“毛泽东号”机车是全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机车和集体。
从１９４６年到２００４年，“毛泽东号”走过５９年的光辉历程，经过机车动力的４次换型，现已配备国产先进的东风４Ｄ型货运内燃机车，创造了安全行驶７８０万公里的全路最高记录。“毛泽东号”机车组为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成为全国交通运输战线的一面旗帜和先进典型。
乘坐专列“进京赶考”
１９４９年３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央机关准备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入北平（今北京）。军委铁道部滕代远部长对平津铁路局部署了专运任务。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乘坐汽车从西柏坡向北京进发。他笑着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下午，毛泽东到达高碑店，听取了叶剑英、滕代远关于中央进入北平安排的汇报，周恩来亲自检查了中央进京专列的准备情况。
３月２５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登上专列。周恩来下令发车，８时专列启动，经丰台、广安门、西直门，于１１时安全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
２５日下午５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之后接见了各界代表。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报了“党中央毛主席胜利抵达北平”的消息。以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办公。
发表新中国铁路建设重要讲话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毛泽东从香山别墅搬进中南海办公。３周后的７月９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接见出席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铁路机务会议的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依靠广大群众，建设人民铁道”。
新中国建立前夕，军委铁道部为了动员铁路工人“迅速恢复全国原有铁路和建设新铁路，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推动生产事业的迅速发展”，先后于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７日和７月１日，召开了全国铁路机务会议和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大会。
全路机务会议是铁道部系统研究新中国铁路机务运用管理的一次专业会议。会上，树立“毛泽东号”机车组等３面旗帜，制定了今后一个时期机务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方针。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大会，是当时在全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召开的第一个大型行业会议，以动员职工投入新中国铁路建设为主题，因此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特别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北平市的领导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叶剑英等同志到会祝贺。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铁路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建设一个准确、迅速、安全、经济、效率高、成本低的新型人民铁路”的奋斗目标。大会选举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委会。
１９４９年７月９日，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大会和全路机务会议结束前夕，全体代表被请进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毛泽东主席发表热情洋溢的重要讲话。他说：“中国从前是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修筑铁路多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帝国主义国家借款修筑每一条铁路，都是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目的相配合的。铁路成为帝国主义压迫、榨取我们的工具。当然，那时要想把铁路建设好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不受帝国主义统治了，我们有可能并且应该很好地恢复铁路和发展铁路。”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要修成几十万公里铁路，我们主要要依靠群众，就是工人、工程师等一切有用的人。”
在１９４９年７月９日的接见活动中的讲话，是毛泽东对新中国铁路所做的第一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专题讲话。７月１８日，滕代远部长将讲话记录稿送到中南海，毛泽东亲自做了阅正，批准铁道部传达。这次讲话给予全路职工以极大鼓舞，并为新中国人民铁路的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出访苏联，“主席专列”首次编组运行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首次出访苏联，参加斯大林７０诞辰庆祝活动，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趟编号为９００１／０２的列车，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专列”第一次编组运行。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６日晚上，毛泽东访苏专列停靠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周恩来总理提前到列车上检查了各项装备和安全状况。在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陪同下，迎候毛泽东和他率领的代表团登上火车。２１时整，专列驶出车站。列车运行５２小时３０分，安全行驶２３３４公里，于１２月９日凌晨１时３０分抵达国门满洲里。毛泽东换乘苏联的宽轨列车赴莫斯科。
１２月１６日中午，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莫斯科，在站台上受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周恩来代表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毛泽东与斯大林出席了签字仪式。
视察哈尔滨铁路机车车辆工厂
哈尔滨铁路机车车辆工厂是建国以后毛泽东主席视察的第一个铁路单位，也是在全国工业系统视察的第一个工厂。
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７日下午２时，毛泽东访苏归国途中，在哈尔滨火车站下车。到达驻地后，他听取了省市领导的汇报，询问哈尔滨有什么大工厂，省市领导回答说：“哈尔滨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最大，这个厂在革命战争时期发生过较有影响的工人运动”，毛泽东高兴地表示：“我要去看看！”
下午４时，毛泽东的汽车进入厂区。因为事先没有明确通知，工厂的干部职工惊喜万分，奔走相告。毛泽东婉言谢绝了去办公楼休息的安排，提出直接去车间看看。在工厂领导的陪同下，毛泽东视察了锻冶分厂、机械分厂和机车分厂，他不时停下来观看工人们的修车作业，与工厂领导和工人们亲切交谈，了解工厂设备、管理和工人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毛泽东对工厂党总支书记费立人说：“哈尔滨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这个工厂是哈尔滨最大的工厂，你们应该给全国的工厂做出榜样。”
得知费立人同志是从延安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派来到这个厂工作的，毛泽东很高兴地问他懂不懂管理工厂，并对他说：“不懂要学习，我们都不懂，都要学习，你们要好好向工人学习。”下午５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结束了考察，走到工厂的办公大楼前，很多得到消息的工人同志早就到这里等候，为主席送行，毛泽东、周恩来健步走到工人群众中，同大家握手，表示问候，一下子群情沸腾，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欢呼声中，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哈尔滨车辆厂。
在哈尔滨考察时，毛泽东亲笔写下苍劲的题词“奋斗”、“发展生产”，表现了他对新中国铁路建设的殷切希望。
接见“毛泽东号”机车组第二任司机长
１９４９年３月，军委铁道部成立不久，“毛泽东号”机车受命入关，离开哈尔滨机务段，于３月２７日驶进北京，配属于丰台机务段，开始执行铁道部“宣传工人阶级典型，推行包乘责任制”任务。建国初期，“毛泽东号”的名字和事迹已在全国铁路有广泛影响，学习“毛泽东号”运动有力地带动了新中国铁路的建设。
１９５０年９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毛泽东号”第二任司机长李永作为全国铁路第一位全国劳模，出席了会议。
９月２５日，李永亲自驾驶“毛泽东号”牵引的劳模专列驶进原北京站（前门站）。当天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他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李永在这次会上介绍了经验，举办了先进事迹的专题展览，“毛泽东号”机车组还获得了“生产战线的模范”奖旗。
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接见“毛泽东号”司机长。
在铁路工人的《毛泽东选集》上签名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毛泽东号”第二任司机长李永调任铁道部总工会副主席，郭树德接任司机长。他带领机车组，投身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断做出新成绩。１９５１年“七一”前夕，机车组的９名乘务员都加入了党组织，他们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寄到中南海，向他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号”机车的第三任司机长郭树德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大会。
会议期间，郭树德一直想见毛主席，向他汇报“毛泽东号”机车的情况。１０月２３日上午，会间休息，毛泽东来到怀仁堂东客厅，正在这里休息的郭树德快步走到毛主席面前：“主席，我叫郭树德，是开火车的。在以您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号’机车上开车，我代表机车组向您问好。”毛泽东微笑着与郭树德握手，说：“回去以后向工人同志们问好。”
反对官僚主义与毛泽东群众观的形成和践行
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当时，官僚主义是群众观形成和践行的大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调查研究基础上撰写的著作，体现了人民群众至上的群众观思想。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著作的研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群众观的形成与践行，与其对当时存在的官僚主义的批判、清算密切相关。反对官僚主义，成为毛泽东群众观的重要主题。反对官僚主义，必须把群众观作为思想利器，必须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必须树立践行群众观的先进典型。
毛泽东在不同的时期对“群众”有过不同的称谓，如“民众”“人民”“人民群众”。无论使用何种称谓，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一生中都始终把“群众”与革命和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毛泽东的群众观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民群众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具体来说，毛泽东的群众观在理论上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民群众观，在革命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于毛泽东对群众工作的探索和坚持。纵观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毛泽东群众观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完善和传承的不同阶段。
从1929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在中国农村落后的环境下，其民主政府的工作作风也难免会遇到官僚主义的侵蚀。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其严重后果是“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1](P49-51)。尽管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多样，但毛泽东总结苏区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在工作中的主要表现是：“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2](P124-125)毛泽东在调查中敏锐认识到官僚主义带来的严重危害，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文章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正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其群众观的基本内容。因此，本文拟以《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所收藏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为主要文本，以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为视角，探寻毛泽东群众观形成与践行的历史印迹。
一、群众观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利器
人民群众至上的观点是毛泽东群众观总的根本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运用和贯彻群众观，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基础和保证。也正是如此，群众观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灵魂。而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其与群众观倡导的人民群众至上的科学精神是完全背离的。但凡有权力的政府机关就有可能产生官僚主义，正如周恩来认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3](P418)中央苏区时期，苏区党和政府工作中也发现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
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损害了革命和群众的利益，成为局部执政的苏维埃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毛泽东一直是深恶痛绝的，从中央苏区时期就开始了对官僚主义尖锐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在1930年10月《兴国调查》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把官僚主义作为首条“政府人员的弊病”进行批评，指出：“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在日常工作中表现为：“群众有人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呢，答他们一两句，不喜欢呢，理也不理，还要说他们'吵乱子’。”[4](P245)1933年11月毛泽东进行了长岗乡和才溪乡调查，在《长岗乡调查》中指出，乡苏和市苏(即乡苏维埃和市镇苏维埃)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基层单位，实际执行了一切苏维埃工作，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但实际工作中有不少人对于该如何进行他们的工作却并不了解。如果对乡苏、市苏工作不了解，又怎么能真正领导苏维埃工作？毛泽东对一些苏维埃领导层工作人员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却只知道发号施令的情形作出了严厉批评：“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4](P286)总之，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只有一个态度，就是：“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2](P124)值得欣慰的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得到了当时苏维埃政府的肯定和支持。才溪乡调查结束后，由毛泽东、项英和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决议对苏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并对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刻剖析。在批判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的同时，毛泽东强调：“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2](P125)在异常紧张的革命战争时期，要解决提出的革命任务、计划，就必须“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4](P286)193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及结合其他苏区政府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乡苏怎样工作？》。文章指出苏维埃的工作方向是“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5](P343)这“三个最”体现了改善乡苏工作方向是“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因为“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P136)
面对官僚主义对苏维埃工作造成的阻碍，中国共产党和苏区政府也对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进行了及时的批评，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和措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践行群众观。1930年4月10日，在《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工农兵运动与“五一”示威准备工作》中肯定了苏维埃政府“群众化”工作的主要意义是：“苏维埃真正从群众中产生出来，实际为群众利益而努力”；提出防止官僚化危险的方法：“主要是靠群众的监督，使苏维埃能够反映群众进步的意识与生活。”[6](P236)对如何纠正官僚主义，《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决议也提出了十四条具体措施，提出了“群众化、实际化”的工作作风要求：“每一个政治鼓动，必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联系群众本身的利益。”“每一个决定，要合于实际能实行，反对一切空泛不具体的决定，及毫无准备和照例开会。”[1](P49-51)
这一系列的观点说明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中其群众观也基本形成，并把践行群众观融入党的群众工作中，作为区别于官僚主义的苏维埃工作的原则。
二、调查研究是避免官僚主义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对于党和苏维埃政府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洞察秋毫，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批判。可是，革命和建设中，如何才能避免官僚主义？群众观是纠正官僚主义的着力点，但如何才能真正践行群众观？工作中遇到困难、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应该“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2](P116)
调查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际应用；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基本原理的继承。虽然调查研究和群众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揭示、所说明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它们却指向相同的对象——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就是群众观的具体体现。纠正、避免官僚主义，要坚持践行党的群众观，就应该进行正确的调查研究。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认为我们党正确而坚定的斗争策略绝对不是少数一些人不作调查、关在房子里冥思苦想就能够产生的，而是“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2](P115)
毛泽东历来都重视调查。从1927年湖南五县考察到井冈山时期的宁冈、永新调查，从土地革命前期的兴国、寻乌调查到土地革命后期的长冈乡、才溪乡调查，毛泽东都把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作为解决问题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在《兴国调查》文章中，毛泽东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4](P182-183)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是避免官僚主义错误、践行群众观之必需。
从表1中可以清晰得知毛泽东注重调查、注重到群众中作实际的调查以解决革命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以到农村做调查的实际行动对一部分红军同志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调查的现象作出了有力的批评。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所撰写的文章无不是毛泽东倡导的“依靠群众”的群众观思想的生动和具体体现。尤其是在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过程中，毛泽东亲眼所见了当地苏区政府与群众关系密切、并在各项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后，毛泽东对苏维埃政府党员和干部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2](P138)通过正确、翔实的农村调查，毛泽东批判了脱离群众、轻视群众力量的官僚主义作风。
三、树立活榜样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有效办法
在坚持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发现了汀州市苏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长冈乡、才溪乡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事迹。毛泽东认为，工作中树立“关心群众生活”的活榜样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用事实说明形成和践行群众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932年10月，毛泽东到汀州市深入社会调查，对当时汀州市苏维埃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了中肯的批评。同时结合长冈乡、才溪乡两个“模范乡”的调查情况，在1934年“二苏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总结。他指出，在苏区的工作人员中，曾经存在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情形：“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2](P137)毛泽东点名批评了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典型——汀州市苏维埃政府，分析了其脱离群众的种种表现，指出其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影响了在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等方面工作的成绩。毛泽东之所以在大会上把汀州市苏维埃政府作为官僚主义典型进行批评：一是因为当时汀州市苏维埃政府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给予中肯的批评后有助于其工作方法的改进；二是因为汀州市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唯一的苏区市，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其他苏区的影响非比寻常，因此，其政府的工作作风具有示范效应。
毛泽东对苏维埃政府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践行群众观的两种工作作风在各自工作方法、群众关系和工作成效等方面作了鲜明的对比：工作方法上，官僚主义是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坚持群众工作的同志创造许多动员群众的好办法；与群众关系上，前者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相反，后者与群众打成一片；在工作成效上，前者大大阻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后者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肯定密切联系群众的先进经验就是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否定、批判和抛弃。因此，毛泽东指出：“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毛泽东接着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2](P287)
毛泽东认为的“活榜样”就是与汀州市政府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形成鲜明对比的长冈乡、才溪乡两个苏区“模范乡”。早在《才溪乡调查》报告中，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4](P352-353)在“二苏大”会议上，在谈到长冈乡、才溪乡在扩大红军多得很、公债也销得很多的骄人成绩时，毛泽东由衷的表扬：“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2](P137-138)
为什么长冈乡、才溪乡苏维埃政府能在“扩红”“销公债”等工作中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呢？为什么毛泽东夸这两个乡苏是“真正的模范”？毛泽东通过“举实例”的方法来说明只有关心群众生活、真心实意为群众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才能在革命中得到群众支持的道理。正因为长冈乡和才溪乡苏区政府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他们的工作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好成效。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就是要学习他们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谋利益。关心群众生活、践行群众观的工作方法，就是要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抓住“二苏大”会议召开契机，把长冈乡、才溪乡作为苏区政府工作的活榜样、好榜样，在全苏区树立、宣传；用它们在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推销公债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反对官僚主义、倡导“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群众观教育。一方面，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充分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另一方面，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依靠，就必须关心群众的生活，真正体现“人民群众至上”的观点。因此，毛泽东呼吁苏区政府“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如何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毛泽东认为，应该从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小事着手，树立“对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的观念。[2](P136)苏区党和政府把一切群众生活上的“小问题”，包括土地、劳动、柴米油盐、妇女学犁、小孩上学、群众生病等问题，都作为“大事”认真解决，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支持和热爱。“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因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2](P137-138)可见，在树立践行群众观的活榜样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法中，毛泽东把群众观与工作方法统一起来，体现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综上，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对苏区政府存在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清算，提出了“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要依靠群众”、“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决策，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等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其群众观也基本形成。可以说，中央苏区成为毛泽东群众观形成和践行的重要实践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