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7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长期隐藏的各种矛盾终于白热化,各种社会危机全面激化。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的国力、民生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史载:“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旧唐书·刘晏传》)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成为唐朝社会的三大毒瘤,唐王朝从此风雨飘摇,盛世不再。惨烈的社会现实,盛与衰的巨大反差使得诗人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上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说过:“诗言志。”诗人所表达的情感与其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要真正读懂诗人的作品,必须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和动机,理解诗歌所反映的诗人的“志”。 中晚唐的牛李党争是白居易所处的时代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许多文人都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使得他们的创作心态发生变化,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感慨表达出来。在当时的文人中,白居易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考取进士;两年以后,又应吏部试,并于贞元十九年(803)春以书判拔萃科登第,任校书郎,开始了他的仕官生涯,直到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
白居易算是个长寿者,他经历了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九个皇帝的统治。会昌六年(846)八月,白居易结束了七十五个春秋的漫长人生,与世长辞。他留下近百万字的作品,其中诗歌约三千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
自二十九岁登第起,白居易的创作就同他的宦海沉浮紧紧系在一起了。他的诗歌,揭示出一位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揭示出造就他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和那个阶层的部分特质。从他的诗歌中,我们真切地了解到一个和传统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唐人眼中的现实世界。
一、关于党争
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通过门荫取士。李德裕认为,公卿子弟从小就熟悉官场,容易掌握做官的本领。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
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唐穆宗长庆年间(821年-824年)牛僧孺做宰相,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牛僧孺却意气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唐武宗时(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后,唐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今海南三亚西北),不久忧郁而死。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列举的大量史料可以看出,这场斗争,乃是统治阶级内部重门第礼法的旧士族阶层,同由进士科第出身的中小地主阶层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宦官擅权,左右着皇位的废立及政局国策的中晚唐时期,由于“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①,从而更加剧了这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排挤和倾轧,使得这一时期的政局变幻,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