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诗词讲座视频全集 【诗词讲座】漫说唐宋诗的异同与优劣

【诗词讲座】漫说唐宋诗:异同与优劣




  近来随意浏览唐宋人诗集和有关资料,偶有所感,稍作条理,述之于后。愚者千虑,或有一得;野人献芹,聊作谈资。亦以求教于广大读者通人也。 
   
  一 
   
  唐诗乃中国文化无上瑰宝,是国人永远的骄傲,此殆为全民族之共识。不必追溯得更远,我们这代人应都记得,即在“破四旧”呼声甚嚣尘上,大革文化之命的年代里,就仍有很多人偷偷地吟玩唐诗,年轻的父母也仍会教自己的孩子背诵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些或清新淡雅,或深沉多情的诗篇,慰藉着,柔软着,细腻着,丰富着,也美化着人们的灵魂,帮助人们度过那些被无谓斗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日子。至于今日,在伟大的民族复兴途中,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生活也有更多的余暇,唐诗自然会得到人们更多的喜爱。 
  中国向有诗国之称。在中国文学中,诗歌起源最早,发达也早,而唐诗则创造了诗史的高峰。中国诗歌为什么恰恰在唐代登上峰巅?文学史家们曾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列举过许多原因,都有道理。概言之,则不妨曰:此乃历史的一种宿命。质言之,悠久漫长的诗歌史发展至此,一切条件均已具备,出现高峰自有其无可避免的必然性。 
  从诗歌内部言,诗体至唐而齐备,诗法至唐而精严,诗美至唐而璀璨辉煌无以复加。而从外部条件言,则唐诗得天独厚,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皇家、官府重视,科举以诗赋取士,皆是唐诗发展的有利条件。 
  唐太宗邀虞世南论诗并唱和,武则天亲自为诗歌创作竞赛颁奖,唐明皇率群臣赋诗送张说巡边,唐宣宗作诗哀挽白居易,历来传为佳话。更难得的是唐人下至平民几乎人人懂诗爱诗:“李白游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吴胶粉,捧乞新诗。”(冯贽《云仙杂记》卷二),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一较短长,被梨园乐妓奉为“神仙”(薛用弱《集异记》),可证释子歌女对诗人的爱戴;“荆州街子葛清,……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刻三十余首)……背上亦能暗记。”(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八)长安歌妓因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大言增价,可见白居易诗在民间被崇拜受欢迎的程度;元“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元《白氏长庆集序》)描绘了唐诗风会之普及;洛阳商人之女、十七岁的柳枝姑娘酷爱文艺,擅长音乐,闻人口诵李商隐《燕台》诗,心领神会爱慕不已,主动提出与商隐约会(李商隐《柳枝诗序》),充分显示唐平民少女的诗歌鉴赏能力和对诗人的热情;王谠《唐语林》卷二载:“衡山五峰,曰紫盖、云密、祝融、天柱、石廪,下人多文词,至于樵夫,往往能言诗。尝有广州幕府夜闻舟中吟曰:‘野鹊滩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回雁峰前过,望断冢山一字无。’问之,乃其所作也。”可知唐时渔人樵夫皆能诗,且水平不低。此外,还有不少传说,讲到用诗竟能排难解纷,以至明人胡震亨击节感慨:“王毂举生平得意句,市人为之罢殴;李涉赠‘相逢莫避’诗,夜客为之免剽——唐爱诗识诗人何多!”(《唐音癸签》卷二六) 
  合以上诸例,足以证实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言其诗流传盛况之可信:“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也足以说明,诗在唐代确实已成为全民言志抒情、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工具,同时也可用来游戏,消闲,愉悦心怀,呈才斗智。唐人生活中到处有诗,唐人简直就生活在诗的氛围之中。正是如此全民性的积极投入,全民都来贡献聪明才智,才将唐诗推上了诗歌艺术的巅峰。 




  说到唐诗的根本特色,古人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唐诗主性情。元好问说:“唐贤所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七《陶然集序》)杨慎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升庵诗话》卷八)王士祯说:“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带经堂诗话》卷二九)这些自是针对唐诗总体特征的宏观判断。另一方面,唐代诗人众多,身份地位、性格气质各不相同,又加不少人经历曲折,心态屡变,诗风亦往往随之变化,所以,唐诗之风格、色彩极是丰富多样。别说整个唐诗,就是诗圣杜甫一人,平生就创造出多少风格,沉郁顿挫,豪放壮阔,悲怆凄婉,亲切诙谐,幽默多讽,议论风生,乃至玲珑轻倩、晦涩朦胧,可谓色色有之,以致后人认为宋人诗的各种风格各种流派都能在杜甫诗中找到源头。然而研习诗歌史既需细察,更需宏观,故“唐诗主情”以及“宋诗重理”这样就一代诗歌总体风格而作的概括,因为能够涵笼全体,而能得人们的会心与首肯。特别是将它们的总体和主体风格做比较的时候,这样的宏观概括,更有它的必要性和启发意义。 
  所谓“唐诗主情”,我理解,是说唐诗天真——充满天趣而又真诚,善于倾诉感情,且以倾诉感情(而不是挖掘思想)为创作的根本追求。唐人做诗当然也用心推敲,甚至字斟句酌,也发表议论,甚至也颇富理趣;但与宋人相比,就显得率意而洒脱,心思远不是那么细密深曲了。正如宋人做诗也绝非不用情(否则哪来的诗),但与唐人相比,却显得在炼意修辞上更下功夫,从而使诗意更深刻,诗艺更精微,而天真浑灏之趣则未免减少了些。批评唐诗的人爱说“唐诗浅”。是的,比起许多宋诗来,唐诗确实浅,意浅,语亦浅,它们往往直抒胸臆,写眼前事眼前景,不大掉书袋,较少耍字眼,也较少制造反常拗涩的句式,然而它们却与人心、与口语更为贴近,也更易引起普通人心灵的共鸣。这显然与唐诗属于全民所有这个根本特点颇有关系,这一点不但是宋诗,也是此后任何时代的诗所难以相比的。我们都熟知李白之诗在下层百姓中广为流传,白居易写诗追求“老妪能解”,以及杜甫诗中常有“村夫子气”的情况,不仅唐代最杰出的三大诗人创作“主情”而真诚,其他多数诗人大抵也是如此。唐人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他们生活在一个诗的时代,人们的心灵被诗占据着,从他们眼中看出去,几乎到处是诗,他们的喜怒哀乐都能够诗化——可也只能用诗的形式来对象化,因为他们还没有宋人那么多抒情叙事的文学工具可用,他们的情感和智慧都集中于诗歌,诗歌成了他们精神生活最主要的方式,也成就了他们精神创造的最大业绩。唐诗的总体特征和发展大势如此,结果中国诗歌就命定地在唐代达到了它的峰巅。在这个无比壮丽、奔腾澎湃的文学洪流中,当然也包含着很多支派、分汊乃至回流,其发展变化也可分为很多段落,其中也就有高潮和低谷,只是这些都不能改变其汹涌向前的总趋势。于是后人发现:好诗大抵已被唐人做尽,诗歌的天地到处是唐人的声音和身影,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之路该怎么走?这实在是个历史性的难题。 



   
  二 
   
  宋诗存在于高度发达、美轮美奂的唐诗之后,从继承一面看,自有其得天独厚的好处;但从超越一面看,又处于高峰难再的困境。这是一切后来者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不甘步人后尘的宋人,在诗歌创作上不能不左冲右突,另辟蹊径,以继续攀登高峰。 
  审视文学史不难发现,宋人在抒情叙事和交流思想感情的文学手段方面多所创造,他们发展了词这种适合歌唱的长短句新诗体,发展了说话(小说)这种可供细腻叙事和精细刻画人物形象的新文体,他们手里多了两件功用卓绝、前途无量的文艺利器,他们文艺创造的天地比唐人更为开阔无垠。问题是传统诗体又将如何?因为科举考试科目变更,诗的功利用途减少,宋诗的天时地利均远不及唐诗。但宋人仍然发现诗歌发展并非已至绝境,尤其是格律体中的七言律绝,尚有深挖细凿、精雕细刻的余地。他们就在这些方面狠下功夫,投入大量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功夫不负苦心人,即使不计词创作的贡献,宋诗仍然堪称与唐诗并列的另一个诗歌高峰。 
  生活在唐之后的宋人写诗只能从学习、模拟唐诗开始,这并不奇怪,也不丢人。他们尝试过元白体、义山体和姚贾体,学得很用功,也挺像,但寄人篱下,屋下架屋,难以有成。可是,前人的努力绝不白费,时候到了,欧阳修出来振臂一呼,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崛起响应,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继承并发扬光大,宋代诗人终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塑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新面目。 
  宋诗究竟以怎样的特色与唐诗分庭抗礼?集中到一点,就是上文已提及、为许多前人所一再强调的:与唐诗之“主情”不同,宋诗以“重理”为特色。 
  所谓重理,也就是重意,说的是爱在诗中发表意见,张扬思想,阐述道理,而不仅仅是抒情寄慨。诗是离不开“情”的,宋诗绝非“无情”,而是在“情”之外,更加之以“理”,从而形成宋诗“以理引领,情理交融”的特色。当然,“重理”也就要格外重视逻辑,重视修辞,多用典故(包括用事和用前人成言),为了更清晰准确而又更含蓄蕴藉地表达丰富曲折的意思,便不免较多采用散文化句法,所谓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正是指此而言,其实说到底,乃是为了独创,为了有别于唐诗,而不得不然。这样一来,宋诗的主流风格果然呈现出不同于唐诗的面貌,由唐诗的一片天真烂漫,情感外露,变得矜持整饬,高深难测,同时也就拘谨内向起来。拿人来比方,唐诗总的来看像个血气方刚、口无遮拦、敢说敢叫、不惮喜怒形于色的年轻人,宋诗则变为老成持重、含蓄内敛、说话字斟句酌而更富于内涵、更耐人寻味的中年人了。诗风的不同,其实是文化性格差异的一种外在表现,根子是在于唐宋两代国家、社会之时势景况不同。然而就这样,宋诗发掘出了不少新的、为唐诗所没有的意思,创造出许多新的话语和境界,在唐诗之后开凿出一片别具特色的天地。 
  每个时代的诗歌,从内容上说,总会打上当时生活的印记,想完全洗掉或遮掩此类印痕都难以办到。所以诗歌史真正重要的议题,不是检查诗的内容,而是关注历代诗歌在表现其时代生活时,各自采用了什么独特的方式。以文、以议论和以才学为诗,本是宋诗的特色,是宋诗之与唐诗区别的独到之处,是宋人创造性的突出表现。对此,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自然尽可悉听尊便。但后来竟成了对宋诗的致命批评,成了否定宋诗的口实,理由是这就表明宋人不懂形象思维。其实,形象思维并不是那么神秘的东西,写诗或者其他类型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形象,也就不能不用形象思维。无论主情的唐诗,还是重理重意的宋诗,只要是诗,就都不能不用“象”并且“重象”,说宋人不懂形象思维并不符合实际。 




  宋人的好诗,是既有意,又有象的,而且也并不乏情。苏轼有些诗很富理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说的是当事人易犯糊涂的道理,但你能说它没有形象吗?又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说的是人生短暂无定却到处留痕的哲理,之所以成为传世警句,系因其取象新颖,譬喻贴切。这不是运用形象思维的收获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杜甫)以外的三宗,每人都有这种既富形象又阐哲理的佳句佳作。像黄庭坚的《次元明韵寄子由》(其三):“想见苏耽携手仙,青山桑柘冒寒烟。骐堕地思千里,虎豹憎人上九天。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何时确论倾樽酒,医得儒生自圣颜?”被后人极口称赞的中间四句,纯然是阐说道理的,大意是说俊才欲报国,恶人偏挡路,相信天总会亮,不必与小人争短长。但这些意思完全是用刻意寻觅而又刻意组成对句的形象比喻来表达,比喻和说理结合得十分妥帖。我们只能说宋人的形象思维有他们的独特之处,却不能认为他们不懂形象思维。刻意地炼意炼句炼字,力图在有限的字数内熔铸更丰富的含义,是黄庭坚、江西诗派,也是众多宋诗的典型特点,是他们区别于许多唐诗的重要特色。像“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送青来”(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其二),“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黄庭坚《登快阁》),“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庭坚《寄黄几复》),“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春雨中”(陈与义《怀天经、智老,因访之》),都是经刻意经营而于凡常中寓奇警的佳句,最饶宋人意味,也最见宋人功夫,唐人中也许只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和堪与他比美的李商隐才能写出这样凝练浓缩的句子——可是只因杜甫、李商隐在前,黄庭坚们便只能屈居后学的地位。 
  在诗名比黄庭坚们小得多的,甚至标准理学家的诗中,也不是没有形象思维。朱熹的《读书有感》,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大家熟悉的,不用说了,就是其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阐发厚积薄发、豁然开朗的道理,也是十分精彩。再差一等,像吕本中的《海陵病中五首》(其一):“病知前路资粮少,老觉平生事业非。无数青山隔沧海,与谁同往却同归?”像叶采的《暮春即事》:“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也都是颇具形象性和真情实感的好诗,不能因其含有理趣就否定了它的诗味——当然这诗味是宋理学家而不是唐诗人的,是一种与“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不同的诗味。宋诗的滋味独特别致,就像新鲜而青涩的橄榄,可能有人吃不惯,但是不能就此否定其价值。诗艺上有集大成之誉的清人,就有一部分十分赞赏宋诗,甚至以为借助宋诗能够重振日渐衰落的诗运。可惜他们错估了时代,复古的努力终未成功,但这仍然不该成为贬低宋诗历史地位的理由。 
  要说宋人诗中少情,恐怕只能说他们把“情”分了一大块给词。艳情和爱情本是唐诗中很重要的题材,是唐诗很见彩、很吸引人的所在。宋人将其放到词中去表现,而在诗中则多写重大题材,发正大议论,标崇高主旨,从而使宋诗一定程度地淡薄了情味,消减了游戏娱乐色彩。如果我们承认词在本质上也是诗,把宋诗和宋词加在一起来计算,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宋人诗歌少情或宋人不懂形象思维的结论。 
  但历来文学史往往赞美宋词,而轻慢宋诗。一说起来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谓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云云。此说抓住中国文学史文体变迁升沉的某些现象,突出不同时期文坛的主流文体,对文学史作出简洁的概括,有提纲挈领的好处,但也明显地有片面之弊,如若强调过份,比如造成唐惟有诗,而唐以后则无诗之类错觉,就会造成对文学史的莫大误解,故需清醒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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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应该说,唐宋诗在诗歌史上基本是双峰对峙的状态,两个高峰一前一后,这不成问题,但是否有高低,又孰高孰低呢?于是便引发了绵延至今的唐宋诗之争。我的看法是,二者各具特色,也各有存在价值。唐宋诗的差别,主要是时代的差别,时代由唐至宋,国家情势、社会生活和各阶层人们(特别是文人士子)的遭际命运都发生了种种变化,有的变化幅度之大,前后不啻有天壤之别。时代的变迁不能不带来诗人心态的演变和关注点的转移,也就不能不导致诗歌内容和情调的种种差异——要求宋人再按唐人的风格和调子继续唱下去,实在是既不合理,也办不到。于是,唐宋诗歌风格总体上显出了颇不相同的色彩,然而本质上是一致的,表现上各有千秋,水平却不相上下,犹如人的长相性格和衣着打扮不同,但归根到底,仍然是人,而且两个都是美人。唐宋诗是前后继承发展的关系,是一幅相映生辉的双美图。 
  如上所述,时代——诗人——诗风,像一条链索,前者之变引发后者之变,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在这里起的是核心作用。但诗人是否完全被动,生活在哪个时代便必然或只能写出哪种风格的诗呢?并非如此,每个诗人自身的体性素质不同,这内在因素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力量。 
  对此,钱锺书先生有精彩论述。他在名著《谈艺录》中,一开篇就说:“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盛中晚,乃谈艺者之常言。”“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吻合。”(此据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之《谈艺录》增订本,以下所引皆出此本)这是大前提,对诗史、文学史的分期提出了“本体裁以划时期”,即按文学本身的变化为基准的原则。这个问题很大,这里不能多说。具体到唐宋诗,钱先生则云: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谓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这真是发人深省的透彻之论。钱先生的意思是说,人的体格性分——禀性气质不同,导致诗风不同,时代尽管由唐至宋地变,人的禀性才是形成诗风的真正根源,所以唐人不妨写出宋调之诗,而宋人的诗亦可含有唐音。这一从人的因素、从文学内部来究明诗歌风格的观点,很值得重视。只有综览全部中国古代诗歌,涵泳其中,深有体会,又善于宏观概括,才能提出这个打破历史朝代而重划诗歌风格归属、看似不甚周严却极具启发性的观点。请再看钱先生的进一步发挥: 
  夫人之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 
  这席话证明钱先生的确是综观全部中国诗史之后才得出的如上观点,并且认为可以回到诗史中去回溯检验的。其实,如以之来看今日甚为热闹的旧诗创作,除了那些不入流者,凡在水平线以上的,不是仍能大致看到有人近唐、有人近宋的风格差异吗?看破此点,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人的体格性分是一成不变的吗?当然不是。故钱先生随即进一步指出,人由幼至老,年龄既增,性情可变,故“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并举出明人王世贞早年诗风近唐,晚年变为近宋的情况为证。王世贞以外,乃至今人,似也不乏其例。 
  钱先生的论述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打消了一切唐宋诗优劣论的基础——唐宋诗确有异同,这异同的表现集中在诗歌的风格,而真正的根子则在于人之体格性分(亦即脾性、气质、秉赋、心理之倾向与特点等)之中。人之体格性分有所不同,如前引所谓“高明”、“沉潜”之别,也可如通常所分的“阳刚”、“阴柔”,“内向”、“外向”等等,区别确乎存在,但却不一定是此高彼低的关系。既然人的体格性分无所谓高下,对总体风格不同的唐宋诗强分优劣岂不是也很无谓吗?钱先生之所论不但囊括整个中国诗史,而且拓展至文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范畴。文风诗风,归根到底不过是人的性格气质和心理特征的一种表现、一种客观化、对象化而已。我们研究诗文风格不应止于字面,甚至不应止于作者生活的客观时代,而该努力深入到人的内心,由风格而及人,由人的外在遭际、客观境遇而及于其内心波澜,甚至某些隐秘层次。以此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诗史,眼光便易通达开阔,也容易挖掘得更深。诗歌无分唐宋,皆有好有坏,就诗论诗,实事求是评价即可,又何必要以近唐还是近宋来判断它们的优劣呢?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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