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来随意浏览唐宋人诗集和有关资料，偶有所感，稍作条理，述之于后。愚者千虑，或有一得；野人献芹，聊作谈资。亦以求教于广大读者通人也。
一
唐诗乃中国文化无上瑰宝，是国人永远的骄傲，此殆为全民族之共识。不必追溯得更远，我们这代人应都记得，即在“破四旧”呼声甚嚣尘上，大革文化之命的年代里，就仍有很多人偷偷地吟玩唐诗，年轻的父母也仍会教自己的孩子背诵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些或清新淡雅，或深沉多情的诗篇，慰藉着，柔软着，细腻着，丰富着，也美化着人们的灵魂，帮助人们度过那些被无谓斗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日子。至于今日，在伟大的民族复兴途中，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生活也有更多的余暇，唐诗自然会得到人们更多的喜爱。
中国向有诗国之称。在中国文学中，诗歌起源最早，发达也早，而唐诗则创造了诗史的高峰。中国诗歌为什么恰恰在唐代登上峰巅？文学史家们曾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列举过许多原因，都有道理。概言之，则不妨曰：此乃历史的一种宿命。质言之，悠久漫长的诗歌史发展至此，一切条件均已具备，出现高峰自有其无可避免的必然性。
从诗歌内部言，诗体至唐而齐备，诗法至唐而精严，诗美至唐而璀璨辉煌无以复加。而从外部条件言，则唐诗得天独厚，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皇家、官府重视，科举以诗赋取士，皆是唐诗发展的有利条件。
唐太宗邀虞世南论诗并唱和，武则天亲自为诗歌创作竞赛颁奖，唐明皇率群臣赋诗送张说巡边，唐宣宗作诗哀挽白居易，历来传为佳话。更难得的是唐人下至平民几乎人人懂诗爱诗：“李白游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吴胶粉，捧乞新诗。”（冯贽《云仙杂记》卷二），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一较短长，被梨园乐妓奉为“神仙”（薛用弱《集异记》），可证释子歌女对诗人的爱戴；“荆州街子葛清，……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刻三十余首）……背上亦能暗记。”（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八）长安歌妓因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大言增价，可见白居易诗在民间被崇拜受欢迎的程度；元“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元《白氏长庆集序》）描绘了唐诗风会之普及；洛阳商人之女、十七岁的柳枝姑娘酷爱文艺，擅长音乐，闻人口诵李商隐《燕台》诗，心领神会爱慕不已，主动提出与商隐约会（李商隐《柳枝诗序》），充分显示唐平民少女的诗歌鉴赏能力和对诗人的热情；王谠《唐语林》卷二载：“衡山五峰，曰紫盖、云密、祝融、天柱、石廪，下人多文词，至于樵夫，往往能言诗。尝有广州幕府夜闻舟中吟曰：‘野鹊滩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回雁峰前过，望断冢山一字无。’问之，乃其所作也。”可知唐时渔人樵夫皆能诗，且水平不低。此外，还有不少传说，讲到用诗竟能排难解纷，以至明人胡震亨击节感慨：“王毂举生平得意句，市人为之罢殴；李涉赠‘相逢莫避’诗，夜客为之免剽——唐爱诗识诗人何多！”（《唐音癸签》卷二六）
合以上诸例，足以证实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言其诗流传盛况之可信：“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也足以说明，诗在唐代确实已成为全民言志抒情、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工具，同时也可用来游戏，消闲，愉悦心怀，呈才斗智。唐人生活中到处有诗，唐人简直就生活在诗的氛围之中。正是如此全民性的积极投入，全民都来贡献聪明才智，才将唐诗推上了诗歌艺术的巅峰。
说到唐诗的根本特色，古人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唐诗主性情。元好问说：“唐贤所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七《陶然集序》）杨慎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升庵诗话》卷八）王士祯说：“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带经堂诗话》卷二九）这些自是针对唐诗总体特征的宏观判断。另一方面，唐代诗人众多，身份地位、性格气质各不相同，又加不少人经历曲折，心态屡变，诗风亦往往随之变化，所以，唐诗之风格、色彩极是丰富多样。别说整个唐诗，就是诗圣杜甫一人，平生就创造出多少风格，沉郁顿挫，豪放壮阔，悲怆凄婉，亲切诙谐，幽默多讽，议论风生，乃至玲珑轻倩、晦涩朦胧，可谓色色有之，以致后人认为宋人诗的各种风格各种流派都能在杜甫诗中找到源头。然而研习诗歌史既需细察，更需宏观，故“唐诗主情”以及“宋诗重理”这样就一代诗歌总体风格而作的概括，因为能够涵笼全体，而能得人们的会心与首肯。特别是将它们的总体和主体风格做比较的时候，这样的宏观概括，更有它的必要性和启发意义。
所谓“唐诗主情”，我理解，是说唐诗天真——充满天趣而又真诚，善于倾诉感情，且以倾诉感情（而不是挖掘思想）为创作的根本追求。唐人做诗当然也用心推敲，甚至字斟句酌，也发表议论，甚至也颇富理趣；但与宋人相比，就显得率意而洒脱，心思远不是那么细密深曲了。正如宋人做诗也绝非不用情（否则哪来的诗），但与唐人相比，却显得在炼意修辞上更下功夫，从而使诗意更深刻，诗艺更精微，而天真浑灏之趣则未免减少了些。批评唐诗的人爱说“唐诗浅”。是的，比起许多宋诗来，唐诗确实浅，意浅，语亦浅，它们往往直抒胸臆，写眼前事眼前景，不大掉书袋，较少耍字眼，也较少制造反常拗涩的句式，然而它们却与人心、与口语更为贴近，也更易引起普通人心灵的共鸣。这显然与唐诗属于全民所有这个根本特点颇有关系，这一点不但是宋诗，也是此后任何时代的诗所难以相比的。我们都熟知李白之诗在下层百姓中广为流传，白居易写诗追求“老妪能解”，以及杜甫诗中常有“村夫子气”的情况，不仅唐代最杰出的三大诗人创作“主情”而真诚，其他多数诗人大抵也是如此。唐人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他们生活在一个诗的时代，人们的心灵被诗占据着，从他们眼中看出去，几乎到处是诗，他们的喜怒哀乐都能够诗化——可也只能用诗的形式来对象化，因为他们还没有宋人那么多抒情叙事的文学工具可用，他们的情感和智慧都集中于诗歌，诗歌成了他们精神生活最主要的方式，也成就了他们精神创造的最大业绩。唐诗的总体特征和发展大势如此，结果中国诗歌就命定地在唐代达到了它的峰巅。在这个无比壮丽、奔腾澎湃的文学洪流中，当然也包含着很多支派、分汊乃至回流，其发展变化也可分为很多段落，其中也就有高潮和低谷，只是这些都不能改变其汹涌向前的总趋势。于是后人发现：好诗大抵已被唐人做尽，诗歌的天地到处是唐人的声音和身影，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之路该怎么走？这实在是个历史性的难题。
二
宋诗存在于高度发达、美轮美奂的唐诗之后，从继承一面看，自有其得天独厚的好处；但从超越一面看，又处于高峰难再的困境。这是一切后来者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不甘步人后尘的宋人，在诗歌创作上不能不左冲右突，另辟蹊径，以继续攀登高峰。
审视文学史不难发现，宋人在抒情叙事和交流思想感情的文学手段方面多所创造，他们发展了词这种适合歌唱的长短句新诗体，发展了说话（小说）这种可供细腻叙事和精细刻画人物形象的新文体，他们手里多了两件功用卓绝、前途无量的文艺利器，他们文艺创造的天地比唐人更为开阔无垠。问题是传统诗体又将如何？因为科举考试科目变更，诗的功利用途减少，宋诗的天时地利均远不及唐诗。但宋人仍然发现诗歌发展并非已至绝境，尤其是格律体中的七言律绝，尚有深挖细凿、精雕细刻的余地。他们就在这些方面狠下功夫，投入大量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功夫不负苦心人，即使不计词创作的贡献，宋诗仍然堪称与唐诗并列的另一个诗歌高峰。
生活在唐之后的宋人写诗只能从学习、模拟唐诗开始，这并不奇怪，也不丢人。他们尝试过元白体、义山体和姚贾体，学得很用功，也挺像，但寄人篱下，屋下架屋，难以有成。可是，前人的努力绝不白费，时候到了，欧阳修出来振臂一呼，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崛起响应，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继承并发扬光大，宋代诗人终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塑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新面目。
宋诗究竟以怎样的特色与唐诗分庭抗礼？集中到一点，就是上文已提及、为许多前人所一再强调的：与唐诗之“主情”不同，宋诗以“重理”为特色。
所谓重理，也就是重意，说的是爱在诗中发表意见，张扬思想，阐述道理，而不仅仅是抒情寄慨。诗是离不开“情”的，宋诗绝非“无情”，而是在“情”之外，更加之以“理”，从而形成宋诗“以理引领，情理交融”的特色。当然，“重理”也就要格外重视逻辑，重视修辞，多用典故（包括用事和用前人成言），为了更清晰准确而又更含蓄蕴藉地表达丰富曲折的意思，便不免较多采用散文化句法，所谓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正是指此而言，其实说到底，乃是为了独创，为了有别于唐诗，而不得不然。这样一来，宋诗的主流风格果然呈现出不同于唐诗的面貌，由唐诗的一片天真烂漫，情感外露，变得矜持整饬，高深难测，同时也就拘谨内向起来。拿人来比方，唐诗总的来看像个血气方刚、口无遮拦、敢说敢叫、不惮喜怒形于色的年轻人，宋诗则变为老成持重、含蓄内敛、说话字斟句酌而更富于内涵、更耐人寻味的中年人了。诗风的不同，其实是文化性格差异的一种外在表现，根子是在于唐宋两代国家、社会之时势景况不同。然而就这样，宋诗发掘出了不少新的、为唐诗所没有的意思，创造出许多新的话语和境界，在唐诗之后开凿出一片别具特色的天地。
每个时代的诗歌，从内容上说，总会打上当时生活的印记，想完全洗掉或遮掩此类印痕都难以办到。所以诗歌史真正重要的议题，不是检查诗的内容，而是关注历代诗歌在表现其时代生活时，各自采用了什么独特的方式。以文、以议论和以才学为诗，本是宋诗的特色，是宋诗之与唐诗区别的独到之处，是宋人创造性的突出表现。对此，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自然尽可悉听尊便。但后来竟成了对宋诗的致命批评，成了否定宋诗的口实，理由是这就表明宋人不懂形象思维。其实，形象思维并不是那么神秘的东西，写诗或者其他类型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形象，也就不能不用形象思维。无论主情的唐诗，还是重理重意的宋诗，只要是诗，就都不能不用“象”并且“重象”，说宋人不懂形象思维并不符合实际。
宋人的好诗，是既有意，又有象的，而且也并不乏情。苏轼有些诗很富理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说的是当事人易犯糊涂的道理，但你能说它没有形象吗？又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说的是人生短暂无定却到处留痕的哲理，之所以成为传世警句，系因其取象新颖，譬喻贴切。这不是运用形象思维的收获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杜甫）以外的三宗，每人都有这种既富形象又阐哲理的佳句佳作。像黄庭坚的《次元明韵寄子由》（其三）：“想见苏耽携手仙，青山桑柘冒寒烟。骐堕地思千里，虎豹憎人上九天。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何时确论倾樽酒，医得儒生自圣颜？”被后人极口称赞的中间四句，纯然是阐说道理的，大意是说俊才欲报国，恶人偏挡路，相信天总会亮，不必与小人争短长。但这些意思完全是用刻意寻觅而又刻意组成对句的形象比喻来表达，比喻和说理结合得十分妥帖。我们只能说宋人的形象思维有他们的独特之处，却不能认为他们不懂形象思维。刻意地炼意炼句炼字，力图在有限的字数内熔铸更丰富的含义，是黄庭坚、江西诗派，也是众多宋诗的典型特点，是他们区别于许多唐诗的重要特色。像“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送青来”（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其二），“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黄庭坚《登快阁》），“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庭坚《寄黄几复》），“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春雨中”（陈与义《怀天经、智老，因访之》），都是经刻意经营而于凡常中寓奇警的佳句，最饶宋人意味，也最见宋人功夫，唐人中也许只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和堪与他比美的李商隐才能写出这样凝练浓缩的句子——可是只因杜甫、李商隐在前，黄庭坚们便只能屈居后学的地位。
在诗名比黄庭坚们小得多的，甚至标准理学家的诗中，也不是没有形象思维。朱熹的《读书有感》，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大家熟悉的，不用说了，就是其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阐发厚积薄发、豁然开朗的道理，也是十分精彩。再差一等，像吕本中的《海陵病中五首》（其一）：“病知前路资粮少，老觉平生事业非。无数青山隔沧海，与谁同往却同归？”像叶采的《暮春即事》：“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也都是颇具形象性和真情实感的好诗，不能因其含有理趣就否定了它的诗味——当然这诗味是宋理学家而不是唐诗人的，是一种与“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不同的诗味。宋诗的滋味独特别致，就像新鲜而青涩的橄榄，可能有人吃不惯，但是不能就此否定其价值。诗艺上有集大成之誉的清人，就有一部分十分赞赏宋诗，甚至以为借助宋诗能够重振日渐衰落的诗运。可惜他们错估了时代，复古的努力终未成功，但这仍然不该成为贬低宋诗历史地位的理由。
要说宋人诗中少情，恐怕只能说他们把“情”分了一大块给词。艳情和爱情本是唐诗中很重要的题材，是唐诗很见彩、很吸引人的所在。宋人将其放到词中去表现，而在诗中则多写重大题材，发正大议论，标崇高主旨，从而使宋诗一定程度地淡薄了情味，消减了游戏娱乐色彩。如果我们承认词在本质上也是诗，把宋诗和宋词加在一起来计算，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宋人诗歌少情或宋人不懂形象思维的结论。
但历来文学史往往赞美宋词，而轻慢宋诗。一说起来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谓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云云。此说抓住中国文学史文体变迁升沉的某些现象，突出不同时期文坛的主流文体，对文学史作出简洁的概括，有提纲挈领的好处，但也明显地有片面之弊，如若强调过份，比如造成唐惟有诗，而唐以后则无诗之类错觉，就会造成对文学史的莫大误解，故需清醒对待。
三
应该说，唐宋诗在诗歌史上基本是双峰对峙的状态，两个高峰一前一后，这不成问题，但是否有高低，又孰高孰低呢？于是便引发了绵延至今的唐宋诗之争。我的看法是，二者各具特色，也各有存在价值。唐宋诗的差别，主要是时代的差别，时代由唐至宋，国家情势、社会生活和各阶层人们（特别是文人士子）的遭际命运都发生了种种变化，有的变化幅度之大，前后不啻有天壤之别。时代的变迁不能不带来诗人心态的演变和关注点的转移，也就不能不导致诗歌内容和情调的种种差异——要求宋人再按唐人的风格和调子继续唱下去，实在是既不合理，也办不到。于是，唐宋诗歌风格总体上显出了颇不相同的色彩，然而本质上是一致的，表现上各有千秋，水平却不相上下，犹如人的长相性格和衣着打扮不同，但归根到底，仍然是人，而且两个都是美人。唐宋诗是前后继承发展的关系，是一幅相映生辉的双美图。
如上所述，时代——诗人——诗风，像一条链索，前者之变引发后者之变，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在这里起的是核心作用。但诗人是否完全被动，生活在哪个时代便必然或只能写出哪种风格的诗呢？并非如此，每个诗人自身的体性素质不同，这内在因素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力量。
对此，钱锺书先生有精彩论述。他在名著《谈艺录》中，一开篇就说：“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盛中晚，乃谈艺者之常言。”“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吻合。”（此据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之《谈艺录》增订本，以下所引皆出此本）这是大前提，对诗史、文学史的分期提出了“本体裁以划时期”，即按文学本身的变化为基准的原则。这个问题很大，这里不能多说。具体到唐宋诗，钱先生则云：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谓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这真是发人深省的透彻之论。钱先生的意思是说，人的体格性分——禀性气质不同，导致诗风不同，时代尽管由唐至宋地变，人的禀性才是形成诗风的真正根源，所以唐人不妨写出宋调之诗，而宋人的诗亦可含有唐音。这一从人的因素、从文学内部来究明诗歌风格的观点，很值得重视。只有综览全部中国古代诗歌，涵泳其中，深有体会，又善于宏观概括，才能提出这个打破历史朝代而重划诗歌风格归属、看似不甚周严却极具启发性的观点。请再看钱先生的进一步发挥：
夫人之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
这席话证明钱先生的确是综观全部中国诗史之后才得出的如上观点，并且认为可以回到诗史中去回溯检验的。其实，如以之来看今日甚为热闹的旧诗创作，除了那些不入流者，凡在水平线以上的，不是仍能大致看到有人近唐、有人近宋的风格差异吗？看破此点，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人的体格性分是一成不变的吗？当然不是。故钱先生随即进一步指出，人由幼至老，年龄既增，性情可变，故“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并举出明人王世贞早年诗风近唐，晚年变为近宋的情况为证。王世贞以外，乃至今人，似也不乏其例。
钱先生的论述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打消了一切唐宋诗优劣论的基础——唐宋诗确有异同，这异同的表现集中在诗歌的风格，而真正的根子则在于人之体格性分（亦即脾性、气质、秉赋、心理之倾向与特点等）之中。人之体格性分有所不同，如前引所谓“高明”、“沉潜”之别，也可如通常所分的“阳刚”、“阴柔”，“内向”、“外向”等等，区别确乎存在，但却不一定是此高彼低的关系。既然人的体格性分无所谓高下，对总体风格不同的唐宋诗强分优劣岂不是也很无谓吗？钱先生之所论不但囊括整个中国诗史，而且拓展至文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范畴。文风诗风，归根到底不过是人的性格气质和心理特征的一种表现、一种客观化、对象化而已。我们研究诗文风格不应止于字面，甚至不应止于作者生活的客观时代，而该努力深入到人的内心，由风格而及人，由人的外在遭际、客观境遇而及于其内心波澜，甚至某些隐秘层次。以此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诗史，眼光便易通达开阔，也容易挖掘得更深。诗歌无分唐宋，皆有好有坏，就诗论诗，实事求是评价即可，又何必要以近唐还是近宋来判断它们的优劣呢？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