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烤了二百年的鳗鱼饭,一盘炸了100年的天妇罗,和东京第一家河豚店,我们在地震前都体会到了。
地震发生之前,我正在和《芭莎男士》视频拍摄团队吃饭,那是东京一个繁华所在,窗外灯光氤氲,屋外人影游离,高楼大厦的脚下有很多黯淡了华彩的神社在悄然沉睡,他们门口都有一个叫鸟居的木质建筑,据说,那是人和神的分界线,神社每天跟着太阳一起开门营业,每天也随着日落陷入深度睡眠。地震发生之前,我们带着《芭莎男士》的使命,在寻找这个国家的独特之处。
这就是鸟居,人与神的界限
我和我的团队不知道它有多么独特,但我们的确在寻找。他所展现的一切,有时候像一个可爱的孩子,有时候像一个迟暮的老人;有时候像奔腾的江河,有时候像无力的残阳照耀的一棵树,顽强而悲壮的生长。
地震发生之前的第三天,我们去寻找一碗做了200年的鳗鱼饭。
那个地方叫成田,距离我们下飞机的东京羽田机场,坐电车需要两个小时。导游是一东北人,说话幽默,语气急促,满嘴是让你觉着亲近的脏字儿。他先带我们上公交车,然后换电车。下了公交车,往前走了50米,导游喊停,他说,我钱包丢在公交车上了。日,你是导游啊……不把游客弄丢是你的责任,你却把钱包都丢了。他说没事儿,一定找得回来。
然后,我们如约坐上了电车,去成田。那是个优美又喧闹的小镇,整条街都笼罩在蓝天下,白云缓慢移动。我想起小时候,住在北京郊区一个村落,院子里有大槐树,槐花像棉絮,白云像羊群,我妈就坐在棉絮、羊群低下缝衣服,手中的针线像蝴蝶一样穿梭。我躺在床上,看见一只毛毛虫在午睡的老爷的脚踝上爬来爬去。成田街上都是百年老店,有卖文房四宝的,有卖抹茶的,有卖和服的。
那家卖鳗鱼饭的老店叫丰川,门口是一个长达三米厚一米的木头工作台,师傅坐在工作台后面,旁若无人的解剖鳗鱼,店长说,他杀鳗鱼已经杀了25年,他的师父杀鳗鱼杀了60年,“这张工作台以前有五米厚,现在只有三米了,200年,他被磨平了。”
然后,鳗鱼淋汁儿,上火烤,鳗鱼下边的碳摆放得整整齐齐,烤鳗鱼的师傅说,摆放不整齐,就会影响口感,到底如何影响?“我也不知道,师傅教会我的!”
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出现在中国,一生就杀鱼,解剖,切开。庖丁也不是一日养成的,人们似乎已经忘了古人的劝解:无他,但手熟尔。
这家鳗鱼饭店铺不大,两层小楼,比不得大董烤鸭、大德涮肉、人民大会堂的国宴,菜品不够丰富,只有鳗鱼和米饭,但他们坚持了200多年。
在地震发生之前的第二天,我们在吃天妇罗。
这家店叫船桥屋,诞生于1905年。天妇罗历史悠久,大概在乾隆时期,日本就已经有了。船桥屋起初不是做天妇罗的,他是卖烤芋头的。创始人是个小商贩沿街叫卖芋头,后来生意兴隆,开始租门帘儿,买天妇罗。很多年后,船桥屋的天妇罗火了,店铺遍布全日本,但在东京的一个角落,依然保留着烤芋头的门店。
做天妇罗的师傅已经准备好,他说,天妇罗技术不高深,关键在食材一定要是当季的。
“哦,我们希望记住我们的历史,我们最初是卖烤芋头的。”
任天堂也是如此,很少有人知道,任天堂发家是靠卖扑克牌,很多年后,任天堂的游戏机已经遍布家庭、办公室、酒吧之后,他的社长还会定期去拜访任天堂最初的门店——扑克牌店,即使那个店铺的门前已经荒草丛生,生意暗淡。天妇罗师傅把当季食材缓慢地放进油锅里,轻轻地炸。我坐在一杯啤酒之后,等着天妇罗端上来。导游电话响了,他的钱包找到了。
他跑出去,半小时后回来。他说,有个乘客捡到了他的钱包,然后交给了大巴车司机,司机给派出所打电话,找到了导游的手机号码,然后告诉他,半小时后,这班大巴车会经过你所在的地方,导游站在阳光下的车站里,接着,等来了他的钱包。
导游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喝完了那杯啤酒,吃完了天妇罗。我在对着摄像机说,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复杂,复杂到,我们需要考虑他的历史、他的现在、他的美丑……
意思是:初夏时节,你应该吃的天妇罗食材。
地震发生的前一天,我们游走在东京的街头。黄昏时分,我们在涩谷的十字路口,角落里是忠犬八公的雕塑,每一个上班族,每一个游客,每一个拉皮条的都会停下来,看看这只狗。然后汇入到十字路口穿梭不息、从四百八方涌来的人海,迅速消失,被吞没。
导演和摄影师在半空中的咖啡厅里拍摄涩谷十字路口的人海,我在他们背后读一本叫做《日瓦戈医生》的书,他们看到的是流光溢彩、人影永无断绝的十字路口,我则游弋在俄罗斯荒寂的原野、无边的雪地、绝望的冷酷中。
然后,第二天,我们遇到了地震。
地震之前,我们去了京都,路上有穿着和服行走的女性,古旧的和式房间充满着霉味,墙上是书法和巨大留白的水墨画;一个文房四宝店里的店员告诉我,这里一半的毛笔都来自于中国。
这家老店叫鸠居堂,创办于1663年,起初为藩主提供御用的香料,后来开始经营传统文具。日本人热爱文具,特别是那些古色古香的产品。
然后,回到东京,入夜,吃饭,就地震了。我当时给导演斟满了清酒,按照日本人的习惯,我先喝了一杯扎啤。我给导演普及了一下日本人的喝酒习惯:日本人喝酒不干杯,端起来,说一句,干杯,抿一口,之后,各喝各的。这要是在中国,肯定会被砍死。说了干杯您还抿一口,比嫖妓不给钱还恶劣。
但在日本可以,你爱怎样就怎样,自要是礼仪上说得过去。
导演不知道这个风俗,干了一杯清酒,说,我是不是我晕了,怎么一杯就天旋地转啊。那是因为地震了,我感觉到眼前的桌子在左右晃动,嗓子里有东西要往外喷射。我把涌进嗓子里的东西生生咽了下去,问身边的一位日本朋友:咱用跑吗?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说,地震已经结束了,多少级?我不知道啊,新闻还没说呢。
为了压压惊,我们决定去吃河豚。老板是个大叔,店叫かねまん,诞生于明治维新时期,是东京第一家获得宰杀河豚认可的老店。店长说,杀河豚的技术要靠时间的洗练,三年做学徒,参加资格考试,在工作四年,才能成为杀河豚的师傅。
这是一只真的河豚,活活儿做成了标本。
然后,地震之后到今天,一周过去了,我常常梦里重回那个场景,地震了,我所在的餐厅陷入地下,东京塔瞬间坍塌,古城被荒草掩埋,和室房间被焚烧,一片废墟之中,能看见和服的一角和抽搐的艺妓的雪白的脚踝。
那个梦境有点吓人,我担心地震埋葬了历史的精髓变成时间的灰烬。中国够快,效率很高,但我们是不是也遗忘了那些让人动容的挽歌?而日本,则把挽歌当做了生活的常态,一边吟唱,一边固执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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