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此前，本人先后发表过一些关于文化名人与阳明心学的微信，比如梁漱溟、梁启超、钱穆、季羡林、余秋雨等人，基本都是社科人文学者；近日偶然读到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一篇演讲，甚是感动。
“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竺可桢引用王阳明“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一语，认为“无心同异，惟求其是”，这种博大不立门户的精神，正是求是精神的内涵。
演讲中，竺可桢以王阳明的求是精神、遇险不畏精神、艰苦卓绝精神和公忠报国精神，激励浙大师生在艰危中奋发进取。
编成微信以飨大家，有两个考虑。一则，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朱子学说重格物致知，与近代以来科学理性的逻辑更接近些；相较而言，阳明心学侧重心性修炼，似乎是人文学者的偏好；这一篇由科学家做出的阳明心学的阐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化解这一印象；从竺可桢的演讲，可以从侧面凸显一个主题，即阳明精神对塑造健全人格具有普适价值，不论何种学科或何种领域的人们，都可以从中获益。
二来，今天是国家隆重举行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纪念仪式，而且近期也正逢全国高考陆续发榜。这篇演讲是竺可桢在抗战中西迁至广西的浙江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对象是大学生群体；演讲中竺先生鼓励抗战之中的大学生，效仿阳明先生在困境中奋起的艰苦卓绝精神，以力行实学来报国。在今日的时局下，很有现实意义。
该演讲全文近4000字，文采斐然，读来令人感奋。拟两天发完，今天先发第一部分。
演讲背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11月开始，浙江大学从杭州被迫辗转西迁。初迁西天目山与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合，再迁广西宜山。1940年初，到达贵州的遵义和湄潭。浙大西迁历时两年多，行程近2600多公里，是众多著名大学抗战西迁的一个典型。1986年1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视察浙江大学，在听取有关浙大西迁历史的介绍后，称赞其为“文军长征”。巧合的是，红军长征到过遵义和湄潭，而“文军长征”的终点，正好是遵义和湄潭。
1938年10月底，在竺可桢的带领之下，浙大师生员工在颠沛流离中到达宜山。浙江大学西迁至广西宜山时期，是西迁历程中最艰难时期，遭遇疫病和战火双重灾难。11月1日，竺可桢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专题演讲。
据称，前总理温家宝经常研读这篇演讲。温视察浙江大学时，曾对浙大学子表示，“你们的老校长竺可桢先生20世纪30年代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王阳明是心学的第一人。我们不全面评价这个人，但他提倡思考，主张“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他说：“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这句话有一定哲理。”这段文字在《温家宝论教育》中有记载。
竺可桢简介
竺可桢先生（1890-1974），浙江绍兴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28岁以台风研究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多所大学教职，1936年-1949年担任了13年的浙江大学校长，抗战期间带领浙大师生进行了“文军长征”，使得当时的浙大成为了一所世界名校，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大校训。《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科学之方法与精神》，被认为是竺可桢论述“求是”精神的三篇代表作。
作为浙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竺可桢在教育思想上卓有建树，与蔡元培、罗家伦等人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1936年秋，在就任校长后第一批新生入学典礼上，竺可桢向学子发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认为，“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
竺可桢很重视大学的育人价值，“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中，关于求是精神和对大学在塑造人格的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以下为演讲原文（第一部分）
本校以时局之影响，奉令西迁，自赣来桂，今日得在宜山正式开课，旧学生皆已到齐，新生人数骤增。当此抗战形势日紧、前方牺牲惨重的今日，国家犹费巨款而维持若干大学，一般社会已有责备非难之声。此虽由一般人不明高等教育作育培本之重，然我们反躬自省，正应借此种批评，以增进其责任的自觉，共作加倍的自策。必如何而后能培植真正之学问技术，将来贡献国家，无负国家作育之至意，与社会期望之深厚，正是每一个大学生所应深省力行者。而在今日艰苦流离之中，将欲增进自觉自奋，尤觉应回溯古来先哲志士之嘉言懿行、丰功伟绩，以资吾人之矜式。因地思人，我觉得王阳明先生正是今日国难中大学生最好的典范。
阳明先生生于余姚（生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世宗嘉靖七年，即西元1472～1528），在浙江本省讲学之外，其一生事业在江西、广西两省为最大，又谪居贵州两年，也去广西不远。今日广西省的境域，多是先生遗惠所在之邦。今浙大以时局影响三迁而入广西，正是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我们正不应随便放过，而宜景慕前贤，接受他那艰危中立身报国的伟大精神。
以理学知名的学者，往往有他的应世的学识和彪炳的事功；他所讲的学问，又很多为无论科学专家或事业家所都应体验实行的。真正的理学不但不迂阔，并且有许多话是切合人生实用的。专家专其所学，果能再来诵习体会古人立身处世之微言大义，最是有益于为学与做人之道。而阳明先生才高学博，无论在学问、道德、事业，与其负责报国的精神，都有崇高的造就；在此国家蒙难、学府播迁之中，他那一段艰苦卓绝穷而益奋的精神，更是我们最好的典范。我们在迁校以后，起居生活当然不能如平时的舒适，又因家人离散与经济的困难，心理上不免生一种不安的现象。然这次民族战争是一个艰苦的长征，来日也许更要艰苦，我们不能不作更耐苦的准备。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阳明先生平桂乱与谪贵州，正是赖非常的艰苦来成全他，结果果然动心忍性，增长他的学问，造成他的伟大。诸君都受高等教育，是国家优秀的分子，也是国民中幸运的人；当然都要抱定以艰苦的环境“增益其所不能”为目标，而准备来担当国家许多“大任”。这就不能苟且因循，而应以阳明先生的精神为精神了。
先从做学问方面来说，我们要注意他那致知力学的精神。阳明先生学说的精粹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在哲学上他是宋儒传统的说法之修正者，所以有人称他集心学之大成，这层姑置不说。所谓知行合一，他的意思是“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功夫”。故“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打成一片，不容学者稍存苟且偷惰之心。其鞭辟近里，极有功于后学。先生五十岁在江西以后，始明白揭出“致良知”之教，正是前说之扩大。其所谓“致”，要义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我们做学问，理论上重在求真功夫，实用上则求在能行；正合先生之教。目前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的精神相背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