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从清华学校到成立大学部，继而成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迎来了一百周年纪念。
这一百年，清华走出了14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60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1949年之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59位出自清华。在清华迎来一百周年之际，不仅要回顾这些辉煌的成就，更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是清华？
诸多研究者喜欢把原因归结于清华传统，但是何为清华传统，却历来众说纷纭。可以说得清楚的是，清华一百年与国运一直彼此交织，从一诞生，就与国耻紧密相连，其后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几乎随处可见清华人的身影。单从教育的成就来说，中国众多现代学科的开创者，也多出自于清华。
仔细梳理便会发现，那些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前辈们，多是清华早期培养出来的学生。清华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波折，这些波折，也是国家的波折，但在这个过程中，清华许多有益的传统却散失了。
劫波历尽，不仅是清华，众多大学都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传统，寻找教育的本质。教育是文明的基石，在清华百年之际，我们重温清华百年与中国的交织，重温清华的历史，也是为了这一目的。
清华与中国的现代化
清华的这一百周年，不仅是清华的一百年，更是折射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百年。
中国周刊 陈远
清华大学日晷上写着“行胜于言”。
今年的4月24日，清华大学将迎来她的一百周年纪念。
清华的这一百周年，不仅是清华的一百年，更是折射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百年。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确实也没有哪所大学，能像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一样，和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过程有如此紧密的关联与交织。
与世界诸多著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与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大学的接轨。学者谢泳认为，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始于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
与脱胎于晚清旧体制的北京大学不同，清华的诞生，并非始于一个国家现代教育的正常发端之途。
清华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是用美国返还的部分“庚款”成立的，老一辈的清华人，都把清华称之为“国耻纪念碑”，骨子里就透出一种“雪耻图强”的劲儿。而当时，“雪耻图强”，不仅是清华人心底的呼声，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不唯如此，这个精神，也为后来一代代清华人所追随，并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阐释。
用美国返还的“庚款”，就得按美国的制度。所以早期清华的办校目标就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不得不说清华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1920年，罗素参观完清华，有人问其有何感受，罗素感叹：“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其实，早在清华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时期，这里的学生一股脑地都被送到美国去深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社会力量的广泛介入和大学对社会的适应，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清华因故照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办学理念，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心插柳，却也为中国收获了一片巨大的绿荫。
在清华建校之后的不久时间，辛亥革命爆发，千年帝制一朝瓦解，老大帝国蹒跚起步地走向共和。自此之后，现代化成为百年中国的主题词。而之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中坚作用的，多数出身清华，他们的一生均与这个国家紧密相连。比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竺可桢、侯德榜等一大批科学家。在1955年公布的首批236名中科院学部委员中，1912年—1929年由清华出去的留美学生就有34人，占14.4%。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表现在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成就，更在于社会的文明程度，在这方面，清华也毫不逊色，“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其成就虽然多是在北大获得，但是他是出身清华的，其他如王世杰、梅汝、王造时、钱端升等人，也都是从清华出去之后学成归来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对清华学生的寄语：“作中流之砥柱”，真是先知般的预言。正是那次演讲，梁启超提出了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校训从那时起沿用至今。
清华的成长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是清华早期的掌舵人们，心里想的是如何摆脱美国的影响，成为独立的清华。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同时，国内的“改大潮”，又是和当时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运动相呼应。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早期一味“美国化”的种种措施，在国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国殖民地教育的样板，因而被称之为“买办学校”，一时竟成为社会舆论之的。
不过这一切到了1928年，随着北伐胜利、清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而顿时改观。曾在这一时期出任清华文学院长的哲学家冯友兰曾对清华这一段历史下过如此评语：清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步一步的历史过程，这个历程就是中国学术独立的历程，就是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
就在这一时期，清华还做了一件“逆潮流而动”的大事，那就是成立“国学研究院”。自五四之后，“孔家店”被打倒，传统文化被国人弃之如敝屣，唯有一词被人人奉为金科玉律，那就是“科学”。国人以为抛弃了传统文化，国家便可以走上一条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于是一头扎进“科学”的怀抱。发现偏差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舵手胡适，为了纠正这种偏差，胡适不惜在新文化运动的巅峰之时，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在胡适的建议之下，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在清华成立，为了保持“政治正确”，清华特地在整理国故之前加了“以科学的方法”的前缀。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时光，国学研究院却成了士林久颂不衰的神话：不仅有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众多人才。这一段中国现代化中的插曲，虽然并非当时的主流，但在今日的我们看来，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整篇乐章中不朽的音符，越来越显示出其恒久的意义。八十年后，国学热再度在中国兴起，清华决定再造国学研究院并付诸实施。历史恍若在这里拐了个大弯。
中世纪以来，现代大学所以能够在动荡的社会中不随社会变迁和政治制度更替而改变其宗旨，生存下来并得到创新发展，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以独立和自由精神为基础的大学制度作为保障。
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并非一帆风顺。在清华改为国立的前后，战乱频仍，值此局势，清华也并非世外桃源，各派政治军事势力，莫不想控制清华。而清华人抱定“清华为清华人之清华”之宗旨，对各种势力试图控制的企图予以反抗，以至于出现“三赶校长”的局面。梅贻琦正是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下，出长清华的。
出身清华的梅贻琦给清华带来了新局面，也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通才教育……正是在梅校长的执掌之下，清华大学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大学，一跃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名气又有学术地位的大学。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被誉为教育史上的奇迹，实际上也是以梅贻琦长校为主。诸多西南联大的学子日后回想起母校，对母校的自由氛围津津乐道，这种自由的风气，正是因为有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才得以保障的，而教授治校制度的核心便是民主。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环，五四除科学之外的另一关键词，正是民主。
也正是在西南联大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里，清华再一次与国家的命运合拍。西南联大在西南一隅成为“民主堡垒”。现在清华校园里的晗亭，就是为了纪念在当时素有“民主斗士”之称的吴晗。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下，政治在清华中所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在之后的共和国岁月中更是如此。
复员之后的清华，正在悄悄起变化，可以说是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清华的学子们已经越来越多地主动或被动地融汇进时代的洪流，日后，正是他们，在共和国和新清华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1952年底，蒋南翔出任清华校长的时候，院系调整已经完毕，当年的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等已经人去楼空。蒋南翔在这样的情形下擘画新清华的道路的。又红又专方向的确立、“综改工”的转型、辅导员制度的形成……一条与旧清华截然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昔日的清华园内展开了。清华园里诞生了新口号：两种人会师。即青年教师加强学术修养，老教授向党靠拢。自此，清华在政治的影响下，努力维持着较高的办学水准，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诸多领域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也正是这种努力，保全了清华的基因，使清华在197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得以迅速调整，重新崛起。
至今，这条道路依然在影响着清华。如果说清华与国运息息相关，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当然，在政治混乱的年代中，清华并非没有留下令人难过的印记，但这样的印记同样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清华也迎来了自己的新起点，迎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清华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关联愈发紧密。
出身清华后来又做了北大校长的胡适曾经说：“吾他日能望见中国有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如何在遵循大学之道，培养健全人格，提升科研教学水平，服务国家社会，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一百年之后，对清华人，对中国人而言，依然是个挑战。
大学一解
梅贻琦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 the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於《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於《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於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於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於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为谓全部人生即寄寓於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於专之原则尚矣。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至善之界说难言也，姑舍而不论。然“明明德”与“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难了解而实行者。然洵如上文所论，则今日之大学教育，於“明明德”一方面，了解犹颇有未尽，践履犹颇有不力者；而不尽不力者，要有三端。於“新民”一方面亦然，其不尽不力者要有二端。不尽者尽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学教育之要图也，是《大学一解》之所为作也。
(原载《清华学报》1941年4月第十三卷第一期“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本文是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初稿由梅贻琦写出要点、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代拟文稿。本刊刊登时有删节。)
从1911至1929年，清华从一所由美国移植而来的学校，变成了一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独立大学。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综合报道
1918年，清华毕业生赴美留学，在上海登船时合影。资料图片 1920年代的清华园。资料图片
1919年5月9日，清华大学国耻纪念大会后，在操场焚烧日货。资料图片
1909年6月，北京侯位胡同的一间民房里，悄然成立了一个专门向美国输送留学生的机构——游美学务处。日后，脱胎于它的一所高等学府，大名鼎鼎，它叫做清华大学。
这一切，都要从清廷驻美公使梁诚的一次外交活动说起。
肇建清华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庚子赔款”赔付具体细节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商谈。梁诚恳切希望美方体谅“民间负荷过重之苦”。“海为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实属过多。”
不经意的一句话，被梁诚听得真真切切。他立即把此语写在了致外务部的公函里，同时建议：“不如因势利导，趁风收帆，乘其一隙之明，藉收已失之利……诚当随时运动，遇便催办，务期早日议行，免致事久生变。”同时，建议退款用来“广设学堂、派遣游学”。
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致信罗斯福总统，他称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变革的国家，如果能够吸引正在变革的中国青年，以后将在精神和商业上得到巨大回报。詹姆士建议，用庚子赔款，让中国往美国派留学生。经过数年交涉，1908年7月，美国政府向中方致函，决定以庚子赔款的半数还赠中国，并且“俾贵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1909年1月，美国开始正式履行退款程序。同年6月，派遣留美学生的专门机构——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成立。
从1909年8月至1911年6月，游美学务处一共考选了三批直接留美学生，共180人。其中，梅贻琦、赵元任、胡适、竺可桢等名字，将在日后传遍大江南北。与此同时，又增设“游美肄业馆”，作为留学生赴美之前的培训机构。其办学方针是，“延用美国初等高等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杆格。”
就是这所“游美肄业馆”，做出了大名堂。
按照与美方的协议，游美学务处“自退款第一年起，前四年每年要派一百名学生留美”。不过，合格的学生，并非那么容易找到。
当时，虽然科举已经废除，但全国各地新制学堂设立不久，无法完全依靠这些学校提供考生。而游美学务处隶属于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管辖，在选择学生的标准上，又往往存在相互攻讦的情况。据学部负责人范源濂回忆，当时甚至闹出过这样哭笑不得的事情：在两部评阅考卷时，“有一次外务部英文取第一之人，在学部竟一分未得；而学部取第一之人，则在外务部一分未得。谁去谁留，亦竟至争不相下。”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设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长期训练，以便提供合格的毕业生。无疑，“游美肄业馆”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910年12月21日，“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学额定为500名，分中等、高等两科，学制均为四年，高等科毕业后须经过严格考试才能赴美，由此成了一所真正的留美预备学校。由于其坐落在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清华园”内，故此得名。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这成为清华百年历史的开端。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华为此停顿了半年之久，待到复课，已是换了人间。
国耻纪念碑
1912年5月，清华复课，校名由“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监督”也更名为“校长”。游美学务处被撤销，清华改由北洋政府外交部单独管辖，不隶属于中国的教育系统。大事小情，均须同美国公使的代表商议决定。庚子赔款为清华带来了充足的经费，也为美国人在这所学校奠定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时，英语在校内是通用的主要语言文字，除了少数国文课外，大多课程均用英语教授，并使用美国教员编写的英文教材。学校的会议、布告，各种出版物、校长及学生演讲，大都也使用英文。
学校的课程分为西学及国学两大部，西学课程在中等科主要是英语训练，全部安排在上午学生精神最佳时。高等科则为美国大学的一些基础课程，例如“公民课”，讲述美国政府制度及变迁，有人后来回忆说，这种课的作用主要是教学生“爱美国”。另有诸多课程，对美国的大中城市、山川河流、风物出产、甚至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详加讲解，并要求学生能够背诵。
而国学部则为国文、中国地理、博物等三四门课程，安排在下午学生困意正浓时。由于学校规定西学课程不及格，国学课程及格，不能出洋；而国学课程不及格，西学及格，可以出洋。因此西学和国学在校内，俨然“冰火两重天”。
有学生回忆说：“学生过了午刻，把西学课交代过后，便觉得这一天的担子全卸尽了，下午的国文课，只好算是杂耍场、咖啡馆。”上午紧张严肃，下午瞌睡连连，甚至嬉皮笑脸、恶作剧的情形，比比皆是。例如，学生们在讲台抽屉里放几只小青蛙、或是老师在课上讲“人比黄花瘦”时，自己在下面比对一句“猪如白薯肥”。有学生曾经回忆道：“一位教国文的叶老先生喜欢听京戏，一上堂，学生们就和他开玩笑说：‘昨天梅兰芳的戏好呵！’或‘你今天放我们的假，去看戏吧。’老先生只好哈哈一笑，或置之不理。”
由此造就的学生，有人认为“被人问而不知中国国民之常识，而背美国宪法，从首至尾者，真可耻矣！”
此外，中西教员的待遇，也是天壤之别。当时，学校为美籍教员盖了设备讲究的西式住宅，而国文教员只能住在陈旧狭小的“古月堂”里。另据1918年的一项统计，美籍教员的薪酬，是中国教员的3.1倍。
尽管西风压倒东风，但在庚款办学的背景下，“明耻”是那一代清华人的共同意识，有人将清华称为“国耻纪念碑”，认为“清华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更不幸而生长于国耻之中……不幸之中，清华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既享受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一位学生回忆，1917年校长周诒春送他们赴美留学时有言：“希望此次同来美国之全体学生，学成后为国服务，并期望每人能创办一项新事业。假定一项新事业能使五十人有就业机会，如此则此次同来之七八十人可能为国家创造数千人就业机会”，殷殷期待，溢于言表。
同时，对于过分美国化，很多学生表示了反感，1912年入学的闻一多曾写道：“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吧！东方文明啊！支那的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啊！”
让清华“本土化”，这也是周诒春的想法。
从1913年上任伊始，周诒春便不仅仅满足于营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而一直寻求将清华改办为一所独立大学。他的考虑很现实：清华是以庚子赔款的基础建立的，一旦1940年赔款付清，学校将难以为继，不如早做打算，逐渐减少留美学生，以节省的款项作为基金，使清华永续发展。
为了实现该计划，周诒春任内首先修筑了四大建筑，即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1916年7月，周诒春在向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将清华改办为一所完全大学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了外交部同意的批复。
然而，正是大规模的硬件建设，引来了一场祸事。
1918年，周诒春被诬蔑以“妄糜巨款、营私害公”而辞职，清华随即成立了“清华学校基本金委员会”，由外交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组成，后又在委员会下专设清华学校董事会，共十人，具体负责“稽核”清华经费的用途。“改大”之路由此受阻。1919年春，清华学校扩充预算便没有得到董事会核准。
1920年，清华董事会改组为三人后，权力大大扩充，实际上成为了美国人控制下的最高权力机关。同一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后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
不过，变革的力量，早已潜滋暗长。
本土之路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吹皱了清华园的一池春水。
有学生回忆道，五四之前，“多数学生都一心到国外去学政法工商，为回国报效之唯一途径，思想方面，当然不甚重视……自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思想巨变，文学革命为其先锋。当时北大为运动之中心，各地应运蜂起，而清华似乎落后。”这种情形自然是学生们所不愿看到的。有人回忆，这一时期，“一跑到图书馆，看书的人很踊跃，埋头在教科书里的固然很多，但是看杂志的研究新思潮原版书籍的，也是不少。”同清华园外一样，校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高涨起来。
清华的“美国化”首当其冲，成为了众矢之的。一位学生在《清华周刊》上这样写道：“吁！吾清华学校非中国之学校乎！我等清华学生，非中国之国民乎！吾校造就我等，非为中国用乎？何于本国国文，轻视忽略，与日俱进，无时而已也。”
外界压力更大，梁启超在一次对清华毕业生演讲时说得中肯：“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他总要有他自己的精神。假如要丢掉本国民族的性格，换取外国的精神，结果只是把本国性格的好处丧失尽了，外国精神的好处还是得不着。”
西化太甚，1922年继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也看得明白。在《清华学校之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中，曹云祥指出：“清华之设，原为养成游美学生，但决不能以此自囿。时势与社会，既有推移，学校之方针，宜谋适应。”
内外合力之下，清华本土化的道路，驶入快轨。
从1924年秋天起，清华开始停招留美预备生，改办大学的计划正式进入实施阶段。1924年4月，呈外交部通过《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决定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留学预备部和研究院三部分。同月，学校通过《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决定依据“教授治校”原则，设置评议会和教授会。评议会“以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七人组成之”。教授会“以全体教授及行政部各主任组织之”。这成为清华“教授治校”制度的发端。
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共报到93人，是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的第一级学生。1926年，大学部改为四年制的正规大学，设立国文、经济、物理等17个系。
相比之下，研究院的故事，更有传奇色彩。
在1924年5月发表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一文中，曹云祥主张“融会中西”，而要融会中西，须先彻底了解中国固有文化，欲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又非设立高深之学术研究机构不可。设立国学研究院，在曹云祥的清华改建大学构想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1925年2月，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学校任命吴宓为筹备处主任。
为了延聘最优秀的教授，学校展现了最大的诚意。
1924年12月9日，校长曹云祥把印刷格式的普通聘书交胡适转给王国维。事后曹云祥觉得不够郑重，遂把毛笔手写的聘书寄给王国维，并附一封信，说明前事“殊欠敬意”。
1925年2月13日，吴宓以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身份拜谒王国维。吴后来在其《自传》中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1925年3月6日《清华周刊》刊登招考清华学校研究院学员广告，其中说“本年先办国学一科，已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为讲师”。如此强大的阵容，在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
不难看出，此时的清华对国学之看重，较之从前判若云泥。诚如王国维所见，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20年代，一向以“西装革履”示人的清华，正在重新拾掇起一身中国的袍褂。
国立清华大学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军进抵京津，奉系势力撤离北平，国民政府随即接收了清华学校，由外交部与大学院共管。8月17日，任命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的教育处处长罗家伦，接任已经去职的曹云祥为清华大学校长。
不过，9月18日，罗家伦在清华大礼堂宣誓就职的同时，清华校名变为“国立清华大学”。
罗家伦在1956年回忆道：“我在‘清华大学’四个字上面加上‘国立’两字，大学院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外交部用种种借口反对，一开口就说怕伤美国的感情。我当时严正地驳斥他们说：‘美国的赔款是退还中国来办学校的，这个钱本来是国库的钱，现在美国退还国库，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国立’二字？’这样才把国立清华大学这个名字称谓定了。”显然，这也应了着力推行“党化教育”的国民党的心意。
不过，这也引起了坚持旧制的清华董事会的不满。从1928年11月到1929年4月，董事会两次否决了清华评议会扩充大学的要求。罗家伦一度愤然辞职，“清华为教育、外交两部所共管，已有两姑之间难于为妇之苦，今更加以董事会，则一国三公，更有吾谁适从之叹矣。”
清华特殊的管理体制，已经成了其破茧成蝶的最后一道阻碍，而当校长、教师和学生的“废除董事会、专辖教育部”的诉求完全一致时，能量早已今非昔比。
很快，罗家伦的反击开始了。他首先向社会各界披露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清华基金的查账结果，其舞弊、贪污和流失的严重情况，引起朝野震惊。随后，他又为清华专辖教育部一事，直接向戴季陶、陈果夫，甚至蒋介石说情，得到了高层的支持。
仅仅一个月时间，伴随了清华十年的董事会走到了尽头。1929年5月10日，国民政府第28次国务会议决定将清华归教育部管辖，一个月后，又下令取消董事会。罗家伦后来曾说：“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
陈寅恪认为：“清华属于外交部时，历任校长都是由外交部指派的。这些人普通办事能力虽然有很好的，但对中国的学问大都是外行，甚至连国文都不太通，更不要说对整个中国学问的认识了。”而罗家伦“使清华正式的成为一所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此时的清华园中，大学部蓬勃生长、留美预备部行将结束，至于国学研究院，由于王国维已经沉湖自尽，梁启超病逝，加之学生会希望节省经费，已经难以为继。不过冯友兰认为：“有了国学研究院这段过程，国学也已恢复到相当地位，不再受人轻视了”。
1929年6月21日，清华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罗家伦致辞时说，这次毕业共有3班，大学部有84人毕业，这是第一次；留美预备部有37人毕业，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这也算是最后的一班”。
这所成立于晚清的学府，已经彻底跟“留美预备学校”的岁月挥手告别。接下来，崭新的清华大学将和民国一起，开始一段辉煌岁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综合报道
1928年，清华大学校门。 清华大学体育馆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历时两年半，宣告成功。随着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同年，国民党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进入“训政”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主。在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下，一段被史家称为“黄金十年”的发展时期开始了。
民国风雨初定，可清华大学却发生了一场风波。
罗氏新政
1928年9月18日，清华新任校长罗家伦到校宣誓就职，一身少将军服，煞是打眼。这位34岁的国民党原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在就职典礼上宣称自己“受命党国”而“长清华”，并提出“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办校方针。
甫一上任，罗家伦便对清华进行了全面考察，在他眼中，这所学校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冗员充斥”，“有学识的教授不多”，学生“缺乏课外研究的风气”，等等。一场“以革命精神”为指导的高强度整顿随即展开。
罗家伦下令，扩充大学部，将学生由三百人增至五百人；添招女生，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不经请示，直接在招生广告上添了“男女兼收”四个字；给教授和职员重发聘书，一口气解聘教授37人，又新聘四十余人，包括冯友兰、杨振声、钱玄同、萨本栋等知名学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借重国民党的关系，废除了立于校长之上的董事会，令这所学校脱离外交部，回归教育部管辖——解决了限制清华发展的一大障碍。
不过，也有一些措施令学生们相当不快，以“纪律化”为甚。
当时学校规定，学生每天早晚点名一次，不到者记小过一次，三次小过为一大过，三次大过就开除。早上要上早操，由校长和教务长“挂着武装带，登着大皮靴”进行“检阅”，弄得学生苦不堪言。据冯友兰回忆，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张岱年，于清华入学后两星期，觉得早操受不了，趁着北京师范大学入学期限没过，竟转学了。
军训制度实行了两个月，由于学生消极抵制，不了了之。
更令罗家伦触霉头的，是他带来的一纸条例。
1928年9月，国民政府大学部与外交部联合制定了《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其基本精神，在于加强校长职权，削弱清华“教授会”及“评议会”的力量——从1926年起，这两个机构便是全部校政的掌控者，赋予教授们以制定教育方针、议决规章制度、推举人事等权利，时人称之为“教授治校”。
在国民党统一全国、大力推行“党化教育”的背景下，南京政府自然希望将清华握于股掌。新条例中，全校人事任免几乎均由校长一人决定，令习惯了民主自由之风的清华十分不满。“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两种不同的理念你攻我防。1929年4月，罗家伦与校董事会的矛盾正闹到不可开交，并一度愤然辞职。趁此机会，“评议会”通过了“实行教授治校，院长由教授推举”的决议。罗家伦复职后，也只能作出让步，将由校长全权任命院长，变通为由“教授会”选举二人，校长择聘一人。
但是，这并没能缓和罗家伦与师生的矛盾。
三赶校长
“罗校长办理清华，成绩卓著，不但校务上日见起色，且一切秉承本党主义、中央政策，于整理学风，统一思想，甚为努力。”1931年，当蒋介石以惋惜之情对其做出高度评价时，罗家伦已经离开了清华大学。
他是被学生们赶走的。
1930年1月，阎锡山公开与南京决裂。5月，蒋介石誓师讨伐，中原大战开始。阎锡山与汪精卫随即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失势。同样，殃及了身在北京的国民党人罗家伦。
5月20日，对罗家伦早有不满的一部分学生趁局势变化，提出了“请罗家伦自动辞职”议案，指出“罗来清华一年，恶迹大彰，丑态百出，箝制舆论，束缚同学”，“所谓四大化，结果一化不化，言不顾行，虚伪毒诈，直一政客官僚”，而教授中也无人对其进行挽留。尽管这个提案翌日便遭到全体学生大会否决，但罗家伦已知事不可为，三天后，他向教育部辞职。
这仅仅是清华动荡的开始。
罗家伦走后，控制北平的阎锡山，任命其幕僚乔万选接任清华校长。多数清华师生对此十分反感，有人说道：“罗家伦假政治势力来长校，我们不能留他；如果有人以军人势力来闯进清华，就叫他带着卫队，我们在手枪与大刀的威迫下，也不能允许他来。”
许是预料到困难，6月25日，乔万选带着武装卫兵，驱车护送之下前来“接收”。清华学生组织纠察队，在校门口阻止乔万选的人马进入，另把乔万选领进小礼堂，要求他当场签字，保证“永不任清华校长”，无奈之下，乔万选签字画押，离开清华。
1930年9月，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北平复归其手。1931年4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被任命为新一任清华校长。比罗家伦更甚，此人一到校，便宣称“聘任院长是校长的职权，教授会不能过问”。不到两个月，“驱吴”运动爆发，教授会指责其“惟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为雇员”，学生大会决议“整队至校长宅，请其即时离校”。
在一片反对声中，吴南轩只得携带清华大学印信，在北平使馆区的利通饭店挂起了“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南京方面也是尴尬万分。1931年6月，吴南轩复归无望，狼狈地离开北平。临行发表宣言：“教授治校，原有可采，不过其精义在集中于治学方面，养成纯粹研究学术之精神，不在领导学生干涉校政，以为推倒他人之工具，造成‘学生治校’，‘校长不治校’、‘教授不治学’之风气。”
在“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的攻守之间，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分别败下阵来。清华高层的动荡局面，自1930年5月起，持续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直到1931年12月，清华才再一次迎来了新校长。
此人叫做梅贻琦。
跟他的前任们完全不同，梅贻琦与清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游美学务处时期。早在1909年，他即以第一批庚款公费生赴美留学，1915年归来在清华任教，1926年继任教务长。被任命为校长时，正在大洋彼岸担任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如此资历，较之前几位“空降校长”，更加令清华师生信服。
而对动荡的清华而言，梅贻琦身上更重要的，是那一副“好好先生”的个性。
“梅先生到校后，清醒地看到，在当时的清华，要把权力集中到校长一人手中，是行不通的，所以梅先生在处理重要问题时，总是非常慎重，多方考虑，绝不轻率表态。在许多会议上，他一向只倾听别人的意见，自己却一言不发，在别人催促时，也往往不立即答复，以致许多急性的人常说他优柔寡断，不负责任。”正如清华教授吴泽霖所言，梅贻琦对清华带来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尊重”。对于“教授治校”制度，他极力支持，充分尊重“教授会”的意见，而遇到重大问题开会无法解决，他会把自己“关在住宅深居简出，有时一天有时两三天，苦思焦虑，忍辱负重的解决。”
很快，梅贻琦获得了全校的支持，在校长岗位上一干十余年，一直待到了1948年离开大陆为止。有人曾问起其中的奥妙，梅贻琦说道，因为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
调侃背后，清华园已经放下了紧绷的神经。
大师荟萃
1936年11月，清华校内刊物以《清华园的一日》为题，在师生中组织了一次征文。时在清华任教的朱自清应征，其一天的活动为：早晨上两科，分别为国文、宋诗，中午看书样子，午后读王介甫诗，下午四时开评议会，通过清寒公费生章程的修正条文，晚上读日本历史教科书。
教书、治学、参政，字里行间流露着充实和自在。
教员是一所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校长风潮时期，教师队伍同样不稳。吴南轩上任伊始，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孙一度辞职，并明言吴校长不尊重“教授会”的决议，无妥协余地。梅贻琦上任后，“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教授的权利大为伸张，安心治学的基础已然打下。同时，学校给予教师的待遇十分优越，1935年，闻一多、俞平伯、周培源等一批教授迁入清华新南院，每人一栋新盖的西式砖房，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生活优裕，环境安定，使得当时一些教师宁愿放弃在外校当教授，也愿意来清华做一名普通讲师。
学校特别重视对大师级教授的照顾。国学研究院解散后，原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变为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的教授。据其学生回忆，由于陈寅恪身体一向衰弱，学校特别将他的课安排在上午二、三两节(9时至11时)，只有三年级的学生才能去选修。对其意见也予以足够尊重，一个广为人知的趣事是，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中，陈寅恪拟了一个对对子小题，上联“孙行者”，试毕，高中者仅一人，其答案是“胡适之”。看似玩笑的试题，实则极为考验学生国文功力，而学校并不以为不妥，更见宽容。如此氛围中，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园中撰写的一些作品，“文章虽然短小，但是内容的分量却不是许多‘大书’所能望其项背。”
一个稳定、高质量的教师队伍的形成，成为清华足以引以为傲的资本。这一时期，清华文学院有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理学院有叶企孙、熊庆来、华罗庚、萨本铁；法学院有钱端升、张奚若、陈岱孙、萧公权；工学院有顾毓、刘仙洲等，清华算学、物理、化学等系，被人认为是当时国内这几方面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
在大师的引领下，清华园内充盈着踏实、严谨的学风。
和乐向上
上任伊始，梅贻琦即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从罗家伦到梅贻琦时期，均未忽视硬件建设。至抗战之前，清华大学增建了大批系馆，包括生物馆、气象台、化学馆、工学馆等。按照教育部批准的《清华大学校务进行计划大纲》，学校图书仪器购置费每年至少占清华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使得图书馆藏书量每年都有大幅增长，其中有不少珍本、孤本图书。图书馆规定，每天上午开放书库一小时，学生可自由入库；教职员及研究生、大四学生还可以在规定时间之外入库。由于条件便利，当时很多学生都有涉猎群书的习惯。1933级学生曹禺，便是在图书馆里完成了话剧《雷雨》的创作。
改办大学后，清华大学对学生的要求，继承了过去的严格标准。每逢学期大考，有时一天考两三门，几乎不给复习时间，凡不及格的学程，不给学分，不能补考，只能于次年重修。弄得有些学生“叫苦连天地忙着，昏昏沉沉地迷着，提心吊胆地怕着，咬牙切齿地忍着”。
由于学校规定，学生所修学分不及格或三分之一不及格，即除以退学及留校察看，造成了极高的淘汰率。例如，理学院1931年入学的53名学生，至1935年毕业，只剩24人，淘汰率高达半数以上。
但是，由此造就出来一批学生，进入社会后，纷纷成为个中翘楚。1935年的理学院毕业生中，就有后来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到了50年代，新中国国防尖端科技，有大量研究者毕业于清华大学。
教师对教学的把关同样严谨。例如，注重平时练习的工学院，习题选定之后，助教要把习题自做一遍，有的教授还要自做一遍，学生交进的习题，助教要一本一本改，有时要改至深夜一两点。助教少时，教授也要动手一本本改，且不能只判对或错，要在解题方法上略加指点。在文学院则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一次，一个学生发现助教在自己的课卷上无中生有地添上了一个错字，深感不平，马上去找刘文典。刘看后气得“摇头咂咀”，回去与助教大闹一场。从此，这位学生所有的课卷都由刘文典亲手批改了。
“你可以看到在体育馆‘斗牛’场上师生共同角逐，每年教师还有一次请同学到家中做客，师生之间课堂之上是师徒，下课之后是益友，情感相通，互敬互谅。”袁随善回忆道，那时的清华园内充满了欢愉而又不失紧张的气氛。
但是，这样和乐向上的景象，很快便化作明日黄花。
风雨之前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清华园内，每个人都嗅到了一丝危机的气息。事变的第二天，清华学生即成立了“抗日救国会”。
不过，三个月后，梅贻琦到校的第一天，召集全体师生讲话时提出：“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际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于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1933年1月，日军向南进抵山海关，清华学生自治会请求学校停止寒假考试，以便学生离校返家。梅贻琦号召全校“值此国难危急之秋，大学生更应为民众表率，不应示弱于人，寒假考试仍当照常举行”。最终，参加考试者，只有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
清华依旧希望在风雨飘摇的华北，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只是，这个愿望已经越来越艰难。
1936年，更大的危机降临。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其中清华学生一马当先。次年2月19日，发生了学生要求罢考而冲击教授会，导致全体教授总辞职的事，梅贻琦当即从南京飞回北平，处理了当事学生，并逐一向教授发了道歉信。
仅仅十天后，北平宪警突然闯入清华园捕捉学运领袖，尽管清华大学对学生运动并不持肯定态度，但依旧尽力保护学生。“时蒋南翔躲避在锅炉房，由工友掩护。姚依林躲在冯友兰家，女生某躲在朱自清家，还有学生躲在闻一多家和华罗庚家”。事后，梅贻琦对此痛心疾首，但表示“今后如果你们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事实证明，整个30年代，清华将政治风浪带来的内伤，降到了最低。到了1936年，全校由1928年度的400人，增至1223人，学生质量却没有下降。全校教师达210余人，是历史上最多的年份。对于学潮频仍的清华，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只是，时局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开始。清华的“黄金时代”终于戛然而止。
它即将迎来的，是一段披荆斩棘、弦歌不绝的南迁旅途。
正是在梅贻琦执掌之下，清华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名校。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期间，西方如此评价清华的成就：“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综合报道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 1948年1月1日，北平清华大学，新年里到梅贻琦校长住所祝贺的学生代表。右起：梅贻琦校长(右四)、褚士荃训导长(右五)、梅夫人(右六)、吴泽霖教务长(右七、戴眼镜)。
1909年9月13日，这天一大早，北京史家胡同内的游美学务处大院门口，许多留着辫子的考生围在一张榜单前。榜上有名者，将成为首次以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幸运儿。
一个叫徐佩璜的学生后来回忆道，“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实际上，四十七位中榜者里，这个考生排在第六位，名列前茅。
他的名字叫做梅贻琦。
二十年后，梅贻琦以同样的从容，将清华大学引入辉煌。
寡言君子
1915年8月，刚刚从美国吴士脱大学毕业不久的梅贻琦，接受了清华校长周诒春的聘请，回归母校，教授数学和物理两门课程。相对于周诒春的“谆谆教诲、殷勤督责”，梅贻琦的温和气质显得颇为另类。
清华校友黄人杰回忆，那时梅贻琦住在清华园外的宿舍，走到教室所在的科学馆有一长段的距离，上课偶尔也不免有一两次迟到，于是有时一部分同学就提议开溜，大家一哄而散。梅贻琦到时已然变成一个空教室。但是他并不生气，下次再见面时，仍然一团和气。“既不点名，也不算走的人缺课，终使这一些顽皮的学生感化而就范。”
梅贻琦话少，素有“寡言君子”的绰号。他的夫人韩咏华回忆道：“我记得我们订婚的消息被我的同学陶履辛听到后，急忙跑来对我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我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但是，伴随着这所学校的成长，梅贻琦沉静、务实的作风，愈发开始展现出他独特的价值。
1926年，梅贻琦被公推为清华学校教务长，“从此，月涵开始了他操劳忙碌的大半生，整日在办公室埋头于工作之中，我每天下午四点钟去给他送一些茶点，孩子没人带，就放在推车里推去推回。”韩咏华说，“那时的清华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他，我认为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人品的信任。”
1931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一纸委任状，命梅贻琦接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在此之前，清华大学有三位校长因遭学生反对而被迫辞职，其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在着力推行“党化教育”，这是一个政治触手向各个领域蔓延的年代。显然，前几任都未捂热的清华校长一职，梅贻琦接得并不轻松。
“王帽”
“教授治校”是清华的“土制度”。事实证明，对于这个制约了校长权力的制度，梅贻琦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尊重，并发扬光大。
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和台湾“行政院”院长的刘兆玄曾说：“举凡校中施教方针，年度预算，规章细则，建筑设计，以及类似的重要事项，或则由‘教授会’议决，或则由‘评议会’商定。教授会每年只开会两次，评议会至少每周一次。评议会由校长主持，另由教务长、各院院长、秘书长及由教授会选出并有一定任期之若干位教授参加。梅校长在评议会中虚怀若谷，尽量听取同仁意见，而与会人员，正因校长谦虚诚挚，所以对其所持意见特别尊重。据说会议中往往争执甚久，梅校长一言不发，最后由他归纳结论，片言立决。”
于西南联大时期结识梅贻琦的郑天挺则说：“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果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颜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此外，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经为国立大学制定了一套统一的人事编制，梅贻琦嫌其机构重叠、冗员太多，国民党一再催促，他都没有完全遵照执行。抗战结束，全校两三千人的教务事项，教务处全部人员仅十九人。由此，效率办事反倒奇高。
凡此种种，清华校友袁随善曾说，“我们做学生的几乎不感到‘校长’的存在，觉不出他的‘威信’，看上去似乎是‘无为而治’。”偏偏这一切，让自由民主深入人心的清华大学顿呈活气。
梅贻琦曾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宽容的制度，为治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大师论
1931年12月3日，清华新任校长梅贻琦发表就职演说，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又提出，“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
事实上，梅贻琦与大师们的渊源，早已开始。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府上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陈寅恪当即对傅斯年加以推荐，只是后来未等梅贻琦下手，便被中山大学捷足先登；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并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东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
有所聘，亦有所不聘。清华教授徐贤修回忆，抗战前，清华总务长是梅贻琦的好友，是一位很有声望的“海归”，他要求梅贻琦聘他当教授，以“重”视听。但梅贻琦认为学校行政人员与教授对大学而言，司职不同，不可混为一谈，结果，惹得总务长拂袖而去。
为使教师免去后顾之忧，安心教学，梅贻琦大幅度提高清华大学教师的生活待遇。当时，清华教授每月最高可拿500元，这是极高的薪水。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还可以休假一年，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从1927年到1937年，清华大学教授人数占到教师总人数一半以上。当时著名的教授有闻一多、刘仙洲、庄前鼎、 顾毓、钱穆、张岱年、冯友兰、陈省身、刘文典、吴有训、吴大猷等学者，可谓星光璀璨。
而对于教学，梅贻琦的核心理念是“通才教育”。
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早在 1927年，梅贻琦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 一文中，就提出“今日社会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才，不贵乎有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工程训练最为有用”。他说：“在中国工商界中，能邀致专家以经营一事业者甚少，大多数则只能聘一工程师而望其无所不能。斯故本校之工程学课中，以普通之训练较若干繁细之专门研究为重要也。”到了1941年《大学一解》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实际上，这也正是英美学校中盛行的一种教学理念。
他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印证其观点。“有好几位在工厂界负责的人对我说，目前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在工厂中服务的一天多似一天，但可惜我们无法尽量地运用他们；这些毕业生的训练，大体上都不错，他们会画图打样，会装卸机器，也会运用机巧的能力，来应付一些临时发生的技术上的困难；但他们的毛病在不大了解别人，容易和别人发生龃龉，不能和别人合作，因此，进厂不久，便至不能相安，不能不别寻出路。”
从1933年开始，清华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系，文、理、法、工学院学生在一年级都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共占总学分近三分之一。
通才教育的另一项内涵，是学术自由的空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33年，冯友兰从苏联观光回来，大讲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优越性，并说：“苏俄实为进步之国家。所谓唯物史观，吾等决不应轻视，因有绝对真理存于其中。”这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可谓石破天惊。而思想左倾的吴晗、闻一多，尽管并不被梅贻琦所喜，亦可以在校园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
教知识，更教做人。梅贻琦将学习的态度看得十分紧要。他非常反对学生好高骛远的风气：“要避免西洋人所谓的‘白领’的心理，要不让学生于卒业之后，亟于成为一个自高身价的‘工程师’，只想指挥人做工，而自己不动手。”
他还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做一个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
在梅贻琦任校长的十余年中，清华园内人才辈出。文学院培养出了吴晗、钱钟书、夏鼎、张荫麟等“四才子”，物理系有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这“三钱”，数学系出了华罗庚、陈省身、许宝“三杰”。众多大师，多为学贯中西之通才，做人或治学，只见山高水长。
另据统计，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有近三分之一出自清华。
如此辉煌，使得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期间，美国一所大学发来电文中的颂词，颇为令人信服——“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但是，如何在乱世之中，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西土”显然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可以提供。
乱世弦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5月4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开课。梅贻琦是学校三个常委之一。
其间冷暖，恐怕只有梅贻琦自己才知道。
在一次会上梅贻琦曾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1947年，抗战胜利之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学生逐级向校长敬酒。那一天，梅贻琦足足喝了40多杯。当年10月10日，清华大学在故园开学复课。
然而，仅仅一年时间，形势再次突变。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围城开始，直到21日，梅贻琦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当后，走上了南下的飞机。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1955年11月，梅贻琦去了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款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开始着手在台“复校”，为了选址，梅贻琦一共七次亲往勘察，才最终选定新竹县赤土崎。可是据说，他在世时，却始终不愿将研究所改称大学，他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追悼他的祭文这样写道：“五十年来清华人才之盛，堪称独步，贡献之多，尤彰明而皎著。斯非幸致，实耕耘者心血之所倾注。”
他的墓地即在新竹清华校内，墓前广植花木，称为“梅林”。每逢盛开时节，草木不言，花香飘溢。
存在四年，录取74人，却培养出五十多位举世公认的知名学者——清华国学研究院创造出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神话，如同它所在的那个时代一般，难以复制。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综合报道
由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组建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一直被后人视为天作之合。资料图片
1927年，毕业于清华的著名教育学家邱椿在《清华年刊》上发表文章《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写出母校当时“最令人注意的”变化：“课堂内师生谈话，都用国语了。从前清华学校，最不注重中文，现在居然设立国学研究院了。”
“这真是清华的再生！”邱椿感叹道。
设立国学研究院，清华并非先行者。早在1921年与1923年，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已经成立了各自的国学研究所。
清华却是顺应潮流者。彼时，新文化运动刚刚结束，在古老中国第一次全面向西方学习之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成为众多学者反思的焦点：统统否定的做法是否正确？一棍子打死是否过于偏颇？
清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以现代科学方法重新研讨整理国故”，不单要顺应学术潮流，也要顺应时代潮流。曹云祥在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致辞上说：“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近代以来，欧美思潮汹涌而来，中国有心之人常思中西融会，古今贯通，“寻出中国之魂”既符合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因此，曹云祥需要学贯中西的一流学者来研究院任教。他请26岁就“暴得大名”的胡适来研究院主持院务，可胡只做顾问不做院长，并建议校长要根据中国学界的优秀传统，采用宋、元时代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云祥深以为然，胡的建议后来一一实现。
同时，胡适谦虚地向校长建言：“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
后来，陈寅恪成功入主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和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成为了令后世广为流传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四大导师的出现反映了清华国学研究院“重学问而不重学历”的用人理念。“四大导师”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拥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梁、王、陈三位均无博硕头衔，陈寅恪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从更深层次来看，此举意义不仅是破格用人，更重要的还在于重视新学问，兼采西学。
为了得到优秀的学生，清华国学研究院制定了严格的考试方法。为防止作弊，试卷采用了科举制的“糊名法”，录取与否全凭成绩；被录取者的名单，连王国维也是张榜前一天才知道。由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声名显赫，投考者甚众，不免有人请托，如与王国维交往密切的马衡、唐兰就介绍过何士骥。何则因成绩不佳，列于备取，后因有人未到才得以补缺入学。
解放后，叶企孙和人说起国学研究院成功的经验，主要是两点，一是经费充裕，二是慎选师资，宁缺毋滥。
可惜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景不长”。开设一年，最初的主持人吴宓先生因不能实现其设想而引退，1927年以后王国维自沉、梁启超因多病继而辞职，研究院失去两大“台柱”，规模也大体处于不断畏缩的状态，盛况大不如前。
1929年，时任校长罗家伦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这次毕业共有三班，大学部有84人毕业，这是第一次；留美预备部有37人毕业，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这也是最后的一班。”
实际上，这宣告了成立仅四年的国学研究院的正式结束。梁启超的“我院如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言犹在耳，研究院已成往事。
四年间，清华国学研究院共招收四届，录取74人，实际完成学业68人，如徐中舒、王力、吴其昌、高亨、陆侃如等等，绝大部分成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最终成为中国学术史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难以复制。
西南联大：艰难中的辉煌
奇妙的是，一所学校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开始展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迎接他们的都是八年艰难但却恢宏的时光。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综合报道
故事开始的地方叫做洞庭湖，时间是1938年早春。 1947年11月1日，北平清华大学周末摄影社在同方部举行影展，庆祝西南联大10周年校庆。
1944年，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联大新校舍合影(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资料图片
建于昆明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资料图片
故事开始的地方叫做洞庭湖，时间是1938年早春。
那年的2月19日，一群身着黄色军装、打着绑腿的年轻人，出现在了洞庭湖。早春时节，洞庭湖的风，已有些许暖意，不过，这些年轻脸庞上并没有春风拂面的喜悦，即使出发之前，他们的团长——一个由张治中将军派遣来的中将黄师岳，说这次“行军”的重大意义，可与历史上的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和郑和下西洋相比。
相反，从长沙出发、目的地为昆明的这个黄昏，更多的是被历史裹挟的某种沉重意味。
仅仅在大约半年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来自清华、北大和南开的他们，奉命千里南下，来到长沙，于11月1日，组建长沙第一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
现在，身处异乡的他们，将兵分三路，从异乡奔赴异乡。其中一路、也是最危险的这一路，就是从洞庭湖出发的湘黔滇旅行团，直下益阳，沿着湘黔公路，进行一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这一年的春天，整个中国也开始了一场大迁徙。因躲避战火而汇成的人流，一股又一股涌向西南。
清华教授闻一多是三校迁徙中的一员。从湘江之岸到滇黔的盘肠大山，一路上，他画了很多素描，来纪念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闻一多的素描应该在1938年4月28日停止：湘黔滇旅行团的297名成员，在经过68天的跋涉之后，顺利到达昆明。团长黄师岳拿出花名册点名，点完之后，把花名册交给前来迎接的第一临大常委梅贻琦，说，“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我交给你了。”
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硝烟中正式开学。
与此同时，5月17日，在陕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中共领袖毛泽东写下了关于这场战争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他向世界指出中国人的抗战是持久的，而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奇妙的是，一所学校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开始展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迎接他们的都是八年艰难但却恢宏的时光。
“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偏居一隅的昆明并没有躲避得了当时席卷全国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自1941年以后，特别是到了1945、1946年，昆明的物价在西南后方城市中是仅次于居于首位的贵阳。由于昆明没有两湖和川西一带富庶，又加上巨量外来人口的压力，米价始终居于高位。昆明市所谓公米是有价无市的。
据报载，到1943年下半年，昆明物价为抗战初期的404倍。而联大教授薪金则为原薪金的10.6倍。联大教职员多次向重庆当局呈请按市价发给米贴，按当地物价上涨指数调整薪金，均遭拒绝。
教师们生活的窘迫，可以从闻一多教授1944年公开挂牌治印后写的信中窥见一斑：“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
不过，闻一多早年曾经赴美留学专攻西洋美术，方能刻章治印卖钱，而这条道路对于一般人还是行不通的。
为了补贴家用，有的教授只好把从原校仓促离开时舍不得丢掉的书籍廉价出售。吴晗教授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出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可是，书总有卖完的一天，正像生物系教授沈家瑞的自嘲：现在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迫于生计，连梅贻琦夫人也不得不与另外几位教授夫人一起，合做一种叫做“定胜糕”的米糕，由梅夫人挎着篮子，步行四十多分钟提到老字号“冠生园”寄卖。由于路走得远，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梅夫人的脚还因磨破而感染，小腿全肿了起来。有朋友路经昆明来看望时，吃晚饭，梅夫人总要亲自捧上一盘“定胜糕”，说“请再尝尝定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起起立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
住房也是一大困难。1938年，结束剑桥大学进修的华罗庚，来到西南联大任职，可是一家人无处可去，恰好闻一多要移居昆明西郊，便邀请华罗庚一家同住。闻一多一家八口，华罗庚一家六口，两家人用一床布帘子隔开。虽然两家有儿女住校不回家，可仍然拥挤不堪。华罗庚写下四句诗记述这段难忘的生活：“挂布分居共客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无奈之下，华罗庚只好出去租了个农民的牛圈楼。牛住下面，一家人住上面。臭气熏人不说，牛痒时便在柱子上蹭来蹭去，整个楼便晃动起来，一家人便觉得如地震一般。华罗庚自嘲：“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
从高楼到茅草房
就像教授需要住房一样，来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拥有最基本的物质存在——校舍。
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恰好到了昆明，梅贻琦决定请他们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梁思成夫妇欣然同意。不出一个月，夫妇俩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可是，这个设计方案被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因为根本拿不出与之相匹配的经费。此后两个月内，梁思成夫妇的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改成矮楼，瓦顶成了草屋。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最后一稿交出时，建设长黄钰生无奈地告诉他们，校舍委员会研究决定：除了图书馆和两座食堂，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
梁思成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
梅贻琦把梁思成扔在桌子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望着他，说：“思成，国难当头，你就不能谅解一下吗？”
梁思成的心软了。清华大学是他的母校，梅贻琦是他的师长，可是现在的联大和昔日的清华园相比，可谓云泥之别。
最终，除了图书馆、两座食堂和部分教师办公室是砖木结构之外，其余一律是土坯墙、铁皮顶的平房。在施工过程中，白铁皮也买不齐全，学生宿舍只得改用茅草做顶。1939年4月竣工，下半年即交付使用。这些房屋被称为西南联大新校舍。
这座建在120亩荒坟地上的新校舍，泥土松软，下雨时到处烂泥。路上大大小小的水坑，一双鞋子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称鞋尖鞋跟通洞叫做“空前绝后”，也自有一番乐趣。
到了1944年4月，学校常委会讨论通过，将办公室屋顶的白铁皮400余张，转让给重庆建中实业公司，得款200余万元，除去购买茅草屋做屋顶的费用，余下的正好弥补学校预算的赤字。
此后，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东西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留下了铁皮屋顶。一旦下起大雨，铁皮屋顶上会有叮叮咚咚的雨声，压过教授的讲课声。对此，曾有一教授无奈而风趣地宣布：“现在停课赏雨。”
炮声中的恢宏岁月
雨天可以“停课赏雨”，可是仪器设备的缺乏和简陋，让许多理工科的教学和实验无法进行，开展科研很困难。
联大师生并没有怨天尤人，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一方面校方集中资源，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香港以至国外购置必需的仪器设备，一方面自己动手制造设备。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把三棱镜放在简易书架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可试做“拉曼效应”的研究；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将学校附近的碉堡改建成气象台，供学生实习观察；航空系的教师把一间旧土房改造成风动机实验室，做实验时经常把墙上的土震下来……
这样一来，联大理工各系几乎都能开出一些实验课程。一般来说，在战时的大学中，能具备理工科的教学设备条件的也是不多的。
除了教学上遇到的困难，联大师生面对的还有日机不时而至的轰炸。1940年代初期，昆明经常遭受空袭。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发生在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机重点轰炸联大和云大，校院全毁。然而，吴宓教授仍打算趁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名著》中“柏拉图”一课的讲授，就在轰炸第三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7—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大轰炸过后，教授们不得不迁到远郊居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是在昆明东南郊的呈贡魁阁，写出了《禄田农庄》、《内地农村》等著作，他的大女儿也诞生于此；优生学家潘光旦则在村舍里写出了《优生原理》，编译出版了《性心理学》，填补了中国人文科学的一项空白；华罗庚则在昆明郊区的几度寒暑中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之作——《对垒素数论》的中文稿，在1941年教育部学术评奖中，此著作获得自然科学类一等奖……
其实，从1941年到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门举办了五次学术评奖，内容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八大类，参评成果数千项，不过各个学科一等奖总共十五项，这其中，西南联大一所学校就占了七项，多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开创性贡献。
教授们恪尽职守，学生们亦“救国不忘读书”。由于经费困难，图书购置不多，每次阅览室开放前，门口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排起了“长龙”，以便抢先进去借一本书或者占个座位。可是粥少僧多，排不到座位的同学便到附近的茶馆温课读书，不少人的论文和作品都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林语堂1940年代初出国路过昆明作演讲时惊叹地说：“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正是这样，炮火中的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短短八年时间里，联大共培养了2522名毕业生，加上投笔从戎以及各种原因中途辍学者，进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共达800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化学家唐敖庆，著名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王仁，著名数学家严志达，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可谓群星灿烂，人才济济。
另一种“难”
联大之难，并非只有一校存与废、兴与衰的个体存在意义，抗战之初，当时国民政府本想组成西南、西北和东南三所联合大学，其目的是为拯救沦陷区高校，更有“共赴国难”的象征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在西南联大苦苦支撑三年之后，东南联大已经胎死腹中，西北联大亦是先合后分。教育部乃至最高当局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后来为西南联大追加预算数十万元，笼罩在西南联大上空的阴霾才逐渐散去，步入稳定发展时期。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拨云见日的主导力量并非所谓追求自由价值的知识分子，而是设在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
可随着预算一起增加的还有国民政府的“掌控力度”，如先后实施审查教师资质、增设训导长管束学生、备案批复毕业生资格等项“紧缩”举措。像西南联大这种追求“自如，自由，自在”的高校明显不适应。
比“掌控力度”更甚的是“思想和组织上的‘统制’”。一大标志便是国民党的党、团组织开始进驻学校，并硬性要求西南联大各学院院长以上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
联大之难，亦有内部“联”之难。众所周知，蒙自分校时期，北大师生即有“独立”吁求；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昆明告急，政府谕令联大迁移入川，在走留之间的争执中再度响起“分校”之声，可知联大体制最初并不牢固。
可是联大终能“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将其中一大原因总结为“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始于艰难，终于光荣。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举行了最后一次毕业典礼。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西南联大宣告它的历史使命完成。
7月11日，最后一批离开昆明的清华学生去向闻一多辞行。当时，闻一多先生由于家眷众多，还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路费，暂缓北行。
4天之后，发表完“我们准备像李先生(李公朴)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演讲的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国民党特务暗杀，倒在西仓坡联大宿舍的家门前。
这仿佛是一个悲怆的注解。八年之前，他为“国破山河在”中的西南联大画下了最后一幅素描；八年之后，在清华离开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这个国家，这所经历了烽火洗礼的大学，又会有怎样的未来与命运？
1949 新旧交替时刻
在全中国的解放进程中，清华大学是第一个被解放和接管的“国立大学”。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综合报道
毛泽东手书“清华大学”校名原稿，右下角为按毛主席字体制作的校徽。 1949年1月21日，北京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代主席冯友兰检阅“迎接解放人民服务队”队伍并讲话。
1949年1月21日，北平，清华大学校园内的“迎接解放人民服务队”。
1948年12月，解放后的北平清华园。学生们早上扭秧歌，然后学习，并做进城服务的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1日，清华大学师生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
清华大学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的师生合影。资料图片
1949年1月10日下午2时，全校教职员二千余人齐集大礼堂。北平军管会文化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宣布：“今天清华大学从反动派手里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的大学，是清华历史上的新纪元。从今以后，它将永远是一个中国人民的大学了”，热烈的掌声响起来。
自1948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清华园，清华大学宣告解放以来，清华大学再次走在历史潮流的前端。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说：“这是清华的莫大光荣。”
尽管深受全校师生爱戴的梅贻琦校长和“全中国最博学的人”陈寅恪教授等人选择在此之前离开，绝大多数清华教授都选择留下，和学生们一起迎接新时代。
“蒋管区的解放区”
1947年夏天，17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大一学生滕藤，决定退学，重新报考清华大学，结果他考上了化工系。多年之后，滕藤回忆，因为追求进步，“更加向往清华这个被称为‘小解放区’的学生运动‘堡垒’。”
除了滕藤，那一年，还有何祚庥、金凤(蒋励君)等17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也因为追求进步，向往清华学生运动的氛围，退学再考入清华大学。
入校之后，滕藤发现选择果然没错，清华大学学生社团多，进步活动也多样。他毫不犹豫地投身进去。1948年9月，滕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清华园，1926年就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经过“一二·九”抗日救亡等运动的洗礼，解放前夕，已经发展成为清华学生组织和运动的绝对主力，非常受学生拥戴，所开展的活动基本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而国民党举行的反特行动，因为极孤立，反而要秘密进行。
入党之后，滕藤想发展同宿舍的好友王浒一同为党做事，组织好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不过，很奇怪，当他提起这件事，平时也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王浒，却笑笑不置可否。
滕藤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担任过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的王浒，当时已经清华地下党组织的骨干成员。
清华地下党员基本是单线联系，互相如果没有联系，就是同班同学，都不知道彼此身份。滕藤是在清华解放后，参加北京市委、地下党在颐和园附近组织的两次清华和燕京大学党员培训活动，才知道同学中到底哪些是党员。1949年3月到1950年3月担任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的彭云尤其让他感到吃惊。
在清华，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引导下，抗日救亡时期就被喻为“蒋管区的解放区”的清华园，革命力量越发壮大，当时全校已经有了200多名地下党员，占全校学生的十分之一，大多数系都设有党支部，都有党员在活动。在教师队伍也建立了党支部和党领导下的地下进步组织“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
在1949年来临之前的半年，清华园就已经在组织上为它成为全国第一个被解放的大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最后时刻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终于按捺不住，派出军警包围各大学，按“黑名单”抓人。其中清华有59名学生。
从国共内战以来，北平的清华、北大、燕大等大学的学生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的罢课、游行等抗议活动就没断过，一浪高过一浪。两年中，清华学生罢课达13次，罢课时间累积两个月。
当然，国民党的动作也从未停过。早在1947年9月，国民党教育部就曾秘密向校方提供了一份81人的黑名单。1948年6、7月间又与各校“会商达十余次”。
“黑名单”上的人，军警们一个人都没搜到。他们甚至完全不知道，陪他们一起搜查学生宿舍的清华中文系主任李广田，就是共产党员。
学生没有抓到，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清华的教授，国民党也没能带走几个。
11月下旬，已经确定要逃往南方的国民党，打算“南迁”清华、北大等一批名校。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社团在壁报等宣传工具上进行揭露斥责，教授们乃至校领导的绝大多数也都反对“迁校”。
随后国民党政府又紧急制定了“挽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计划，于1948年12月中下旬派专机接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分两批南下。梅贻琦和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的陈寅恪教授选择了离开，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广州。
不过，被列入“抢救”名单的人，大多不愿跟国民党走。冯友兰就曾表示，自己留下，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认为，“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
有一天，蒋介石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是一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看到机上很多空位，便携家带口趁机回家探亲。后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到机场接人，等了半天，却发现飞机上都是不相干的人。
解放清华园
共产党当时的做法， 和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
1948年12月13日，国共在北平西郊战事交锋。有清华两个学生找到解放军，希望不用炮击，不然将会毁坏清华、燕京两个学校以及多处古迹。得知之后，解放军立即停止炮击并请示上级，前线司令部果断命令部队火速避开圆明园、清华等古迹。
毛泽东又于15日凌晨2时亲笔批示，急电平津前线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
而清华园内，除了一开始听到隆隆的炮声，之后，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事，14日一早，师生们就发现，原来退守到清华园内，甚至已经在化学馆前布下好几门大炮的傅作义部队，人和大炮都不知所踪。
12月15日， 当时主持校务的冯友兰在全校大会上宣布： “现在傅作义军队已经全部撤走了，清华已经先北京城而解放了。”他提出，去留悉听尊便，愿留的当场签名登记。当时到会的人都签名登记，表示留下。清华园获得解放，清华大学成为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立大学。
18日，解放军第13兵团政治部在西校门贴出布告，表示将“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
18日晚，两名解放军代表在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的带领下，来清华找到梁思成教授，请其将北京市内重要文物建筑标在一份军用地图上，以备一旦攻城时，解放军就是多流血，也要保护它们免受炮击。
之后不久的日子，又来了几位解放军，请梁思成编写了一份全国的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准备发到解放军各部队。梁思成立即带领年轻教师胡允敬、朱畅中、汪国瑜、罗哲文等连夜工作。一个月后，一本厚厚的《全国重要文物简目》及一份《古建筑保护须知》送到解放军手中。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有很多是参照这些资料。
军队没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清华师生纷纷前往围观站岗的小战士。有个女教师看见战士是光着脚穿鞋，就打算送他一双袜子。不过，她去了不久，又回来说：“解放军果然不要。”
冯友兰在回忆录中说：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
这些举动，极大地争取了教授们的心，留下的教授们，草拟了一份《对时局的宣言》，在此宣言上签名的清华教授有张奚若、曹靖华、李广田、费孝通、钱伟长、张岱年等37人。宣言指出：“我们清华、燕京两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终于在长夜渴望中获得了解放，我们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的振奋，……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新曙光而欢腾。”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对于新解放区大学的管理，中共中央早有计划。194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做出了《关于对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的指示》，指出对于当地学校教育，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我军所到之处，不许侵犯学校的财产、图书、仪器及各种设备。”
1949年1月16日，北平解放前夕，周恩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时局的报告，再次重申了对原有大学的政策，“大学要维持原状。如清华有人要吴老(指吴玉章，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搞，我的意见可由学生、教授主持校务，等于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一样，先维持下来再说。”
走进新时代
在巨大的新变革面前，年轻人更加无法平静。按照清华校方的决定，学生上课到1949年1月8日止，开始放寒假， 可是学生早已无心读书，忙于筹备进城工作，总是请假。寒假里，清华园内更是锣鼓之声不绝。
大秧歌，这种源自陕北的舞蹈更是在学生们的带动下风靡全校师生。两个同学迎面走来，甚至打招呼都扭着秧歌。每日清晨，体育馆前扭秧歌已代替早操。
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城，清华同学专门成立了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还把全校同学编成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六七个中队，每个中队三个小队。当时全校同学大约有1900人，参加工作的同学就有1821人。
当年的《北平日报》如此描述：学生已经行动起来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他们连夜开会，成立了几个大队分头行动。艺工大队的人，没有洗净油彩便去睡觉，不漱口就去扭秧歌，编剧本，排戏，制曲，填词，演奏……把工作安排的层层叠叠。问他们疲惫吗？答曰：“革命工作里没有疲惫。”
而留守的教授们，即使在时代巨变的潮流中，个人生活都没有安定下来，整天都为柴米油盐发愁，他们都依然坚守在职业岗位上，坚持教书育人，甚至仍然不断地探讨、寻求更好的教学方式。
1949年5月4日，军管会成立新的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任命叶企孙等21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叶企孙等9人为常务委员，叶企孙任主席。军管会决定，自校务委员会成立之日起，旧有行政组织即行停止活动。
据清华校史记载，1949年，虽然全国政局动荡，但清华大学基本保持稳定，教学实验设备等仍有增加。各系的教学、科研设计都没有停滞，甚至有了不少新的突破。
1949年秋季开学时，文、法学院增加了一系列课程：辩证唯物论、哲学问题讨论、社会主义名著选读、毛泽东思想、马克思经济、组织与管理、农村社会学、资本问题等。后又根据华北高教会决定成立了“大课委员会”讲授辩证唯物论等课。
1949年清华园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4月9日的一场婚礼。在无数双清华学子、教授的目光之下，将于当年6月从土木工程系毕业的上海小伙子林建平，牵起了穿着洁白婚纱的美丽新娘何佩英的手，迈着导师梁思成和其夫人林徽因亲自教导的步伐，一步一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现场一片欢腾。
他们是清华大学解放后出现的第一对新人。六十多年后，这对当年的新人回忆，婚礼的一切都是由老师和同学们准备好的，大家和他们一样，就是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在同样崭新的清华园里，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清华园解放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所住的新林院8号仍然保持着抗战前在总布胡同的“下午茶聚”。但是从1949年9月下旬之后，茶聚已经完全变成了工作讨论，客厅里也满是各种设计图纸。
因为从那时起，梁思成、林徽因和建筑系的十名教师一起参加了国徽的图案设计工作，她将自己的心血和学识全部倾注于这项设计。他们的设计方案于1950年6月被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选定为国徽。后来，林徽因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的设计。
9月21日到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张奚若、梁思成、费孝通、吴晗等教授参加了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大会采纳了张奚若关于新中国国名由“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
那几天每天晚上清华大礼堂都座无虚席，群情激昂，由出席政协会议的清华教授们传达当天会议的情况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10月1日开国大典这天，当队伍整齐、精神昂扬的清华大学方队作为最后压阵方队经过天安门广场主席台时，毛泽东高兴地回喊出了“清华大学万岁”的口号。
整个1949年，清华园的人沉浸在亲身参与大时代的极度兴奋中，气象一新的时代，也的确具有魔力，人人裹挟其中，跟着时代洪流滚滚向前。
1948年底，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选择离开北平。这个奠定清华校风的教育家离开后，清华的命运转交大时代之手。从一个只剩三四个系的工科院校，到目标锁定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自强不息”的校训在新的时代缓释着巨大的能量。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综合报道
1958年8月24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参观毕业设计成果展览。资料图片 1958年，北京，清华大学实行了半工半读制度，大学生经常参加生产劳动。
1969年，北京，清华大学学生到建筑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2011年初举行的清华媒体交流座谈会上，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清华将争取在今年即建校一百周年之际，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追忆历史，在摆脱院系调整的重创后，1985年，清华大学就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列为目标。
院系调整
蒋南翔1952年底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教师班底都是梅贻琦任上留下来的。这些教授基本上非常拥戴梅贻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等清华传统。
然而，坚持“又红又专”办学方针的蒋南翔没用几年，硬是赢得了绝大多数“老清华”铁杆拥戴。
当时的蒋南翔也面临着重大的考验，一方面要面对新中国教育方针对清华大学原有传统的冲击，一方面要想尽办法保持清华大学在全国一流大学的地位。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950年2月，教育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新中国教育工作的目的，即“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
1950年6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随着国家建设的逐渐走上轨道，逐步计划化。中国过去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政治的不统一，反映到高等教育方面，就是极端的无政府状态，各立门户，各自为政，现在新中国已经有了坚强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我们的教育工作就应该以此为基础，在统一的方针下，逐步做有计划的布置和开展。”
正是在这个思想下，有关方面首次提出了院系调整的任务：“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自此轰轰烈烈地开始。
清华的文、理、法学院都被分割走了，只剩下工学院。曾拥有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吴宓、朱自清等一代人文名师的全国一流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因为院系调整，眼看就要迅速沦为一所专业极为狭窄的二流专科院校。
蒋南翔要阻止清华沦落并把它改造成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他采取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结合国家的需要，在清华创立一系列高新技术专业，发展清华的应用理科专业。
从1955年末，清华陆续建立了实验核物理、同位素物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艺学、电子学、无线电物理、电介质及半导体、热物理、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自动控制等10个新技术专业；1956年设立工程物理系。
1958年，周恩来和陈毅到清华考察，陈毅欣然题字：“向高级科学进军”。这其实就是清华当时办学方针的写照。
随后几年，清华又相继增设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数学和自动控制等系。到1965年，清华大学已拥有12个系40个专业。虽然蒋南翔提出要把清华建设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但从上任第一天起，他实际就带领清华坚定地走上了自我复原为综合性大学的道路。
在蒋南翔的领导下，院系调整后相对削弱了的清华师资队伍重又发展壮大起来，并在建立新师资方面摸索出一套较为成熟的经验。
因为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提倡，蒋南翔时代的清华不仅产生了1958年开始的“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这样的创举，也使科学研究成为清华一项重要的任务。
在1965年举办的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清华参展有70多项成果，为各校最多。这其中就包括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核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一系列重大成果。
1957年，从清华的西南联大时期物理系毕业赴美留学的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享誉全球，而他们的同学和师兄弟选择了隐姓埋名，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并取得巨大成功。
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陷入一次次政治运动之中，每所大学都深陷其中。每一次，蒋南翔必须响应中央，但他的办学方针和方法毕竟给清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虽然十年“文革”对清华摧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清华出的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和杰出学者，就多根植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的工作。
“按教育规律办事”
“文革”期间，蒋南翔被打倒，清华大学的领导权落入 “四人帮”干将——军宣队谢静宜和迟群之手。“文革”结束时，清华的教职员工是9600人，而在校生只有6000人。
拨乱反正，夺回失去的岁月，是“文革”结束后担任清华校长刘达最重要的工作。
1977年4月，66岁的刘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任期至1983年5月。他是蒋南翔1976年平反复职之后，亲自推荐的人选。
刘达实事求是地提出“依靠清华，办好清华”的指导思想，到校伊始，就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做出两个重要决议：给师生干部平反并大胆起用老清华人。
据统计，刘达依靠清华的师生员工及学校原来的干部，一共平反了“文革”前后1800多起冤假错案。
尤为难得的是，很多这方面的工作，都是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进行的。1984年到1988年任清华党委书记的李传信评价说，刘达做了三件重要的事：平反冤假错案；依靠清华内部的力量办清华；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对于新时期学校的格局，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原本就是邓小平给刘达的“尚方宝剑”。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亲自接见蒋南翔和刘达等人，强调：“办学校，要按照学校工作的规律办，要按照教育的规律办。”
当中国再次打开国门的时候，人们发现，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在社会经济领域，还是在科技和教育领域。
影响也开始传导到中国的高校的专业设置。
在刘达任期，1979年的清华大学明确“从多科性工业大学逐步转变为以工科为主，兼有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的初步规划。
1978年1月起，清华开始调整不合理的规模、布局和学科设置，也新建了一批高新技术专业和新兴科学，如成立计算机系、汽车系、自动化系、环境系、材料系等；除此之外，清华恢复和增设了理科应用数学系、现代应用物理系，还增设了外语系、社会科学系、经济管理系等，准备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1993年，清华又组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在清华具有悠久历史。60年前的文学院、法学院大师辈出，冯友兰、陈岱孙、梁启超、陈寅恪、曹禺、钱钟书……一大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不仅是清华的骄傲，也是这个国家的荣耀。
改革潮
1983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东湖召开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尽快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参加会议的4位已退居二线的老教育家李曙森、匡亚明、刘丹、屈伯川联名拟定了一个提议，建议国家拿出50亿元，重点资助50所高等学校，使它们到20世纪90年代在办学条件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被认为是高等教育“211工程”的雏形。
1984年10月，党中央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就是当年，国务院批准把清华大学列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十所高校之一。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清华在1984年提出了一个带有时间表的奋斗目标：“争取在九十年代，把清华大学办成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
具体负责阐述这个奋斗目标的，是刘达的继任——高景德。1983年5月，72岁的刘达自愿退休，并推荐电机系教授高景德继任，这一交接被认为是让清华续上了蒋南翔时代传统——清华的校长出自清华教授。高景德之后的张孝文是清华大学化工系的教授，再往后的王大中校长出自清华核能研究院；王大中的接替者即现任校长顾秉林，他出身清华大学物理系，也是清华校史上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高景德和张孝文主政清华时，恰逢中国打开国门、施行改革开放，国家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蓬勃发展时期，强调发挥大学的科技生力军作用。
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清华大学与社会的结合，逐渐紧密起来。
1982年，党中央强调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在这种形势下，1983年7月，“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开发服务部”成立，1984年11月更名为“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开发部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学校科研成果在社会上的转让和推广应用。1988年，在这个科技开发部的基础上，清华成立第一家校办企业清华紫光。
在1983年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一个问题随之更加突出：亟待提高管理水平的企业对管理人才有着更强烈的渴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4年清华经济管理工程系扩建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基担任首任院长。
朱基此后也不因为职务的升迁，放松经管学院的工作，他不但亲自指导博士生，还经常请来经济领域的顶级专家到校讲座并兼职。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东方风来满眼春”，但落后的中国企业管理水平让当时的高层领导深感痛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朱基大声呼吁推动商业教育的发展。
1985年，为满足社会日益旺盛的求知需求，清华成立我国第一个继续教育学院，面向社会不同需求，举办各种层次、类型的培训班、进修班、研讨班和提高班。
新清华在路上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起清华的办学目标时表示，不管怎样，建设国际一流大学也是给中国高校教育提出的一个明确目标，如果没有这个目标，中国高校教育发展会失去方向。
清华在1985年就提出，逐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1993年，在暑期党政干部会上，清华第一次明确提出，“到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100年，争取把清华大学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
一直主持清华核能技术研究院的王大中院士，正是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已经上升为国家期望和行为的时代背景下，接任清华校长一职。
很多清华人认为，在王大中担任校长期间的近十年里，是清华突飞猛进的时期，清华大学现在的“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学校格局得以基本构架成型。
也正是王大中开始逐步细化“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进入21世纪，清华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即：第一个九年(1994～2002年)，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第二个九年(2003～2011年)，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2012～2020年)，整体推进，全面提高，努力在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按照这个计划，成为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古老的清华在100年后，还必须走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