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直以来，对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期间是否反蒋的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传统观点认为，张学良此时并不打算反蒋。但著名学者杨奎松并不这样认为。他相信，此时张学良已有反蒋意图。这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笔者认为这它们都有失全面。笔者的观点是，一方面张学良确实有反蒋的企图甚至行为；但另一方面他很希望蒋介石能领导全国抗日，因而张又有拥蒋的想法。张学良此时对待蒋介石的态度是十分矛盾复杂的。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受到了抗日保军理念的影响。下来，笔者先简单叙述下张学良的抗日保军理念。
一、抗日保军理念的形成
“九·一八”期间张学良本想借助不扩大方针保存实力，不成想反而因此丢了根据地。事后张痛定思痛，对这些政策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这一方针只能造成“我愈让彼愈争，时愈久愈而变愈烈”的困境。加之日本往往军方“直视一切盟约如具文”，因此他也对外交谈判的兴趣日益寡淡。aIhUaU.COM从长城抗战起，张学良对日本的态度日趋强硬，这一时期他一直主张“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自此开始直至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张主张抗日的理念一以贯之，再未考虑过对日妥协的政策。长城抗战期间，张学良由于指挥不力被迫出国，自此丧失了对华北的管辖权，东北军开始成为无根的浮萍，由于没有根据地而四处游荡。
1934年初，张学良旅欧归来后，越来越强烈地表达出立即抗日的渴望。东北本为张氏父子两代经营的根基之地，九一八时，张一枪没放而将白山黑水拱手资敌，这令他“受了过深的刺激”。张相信只有抗日才可以收复失地完成东北军“‘孤臣孽子’的任务”，弥补对东北父老的愧疚，从而“摆脱这些刺激”。这些愿景的实现离不开东北军的支持。但此时这支部队的情况很不乐观。九一八后，东北军被迫背井离乡，其抗日情绪因此日渐高涨。其中的“东北青年暨官佐，尤多富于抗日情绪”。入陕甘“剿匪”以来，中国共产党“往往以抗日口号肆其谣惑”，导致东北军军心严重不稳。这令张学良感到“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担心久不抗日将给东北军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轻则军心涣散土崩瓦解，重则群情激愤引起哗变甚至为渊驱鱼。在张看来，为东北军计，无论如何都要立起抗日。只有这样东北军才可以死中求生，保有一线生机。尤其是1935年以来，“剿共”的连续失败，致使张部损失惨重，满员百余人的连队出现“战时每连最多不过五六十人”的窘境。这让张学良极为痛心，同时更加坚定了其立即抗日以保存东北军的想法（下文简称为“抗日保军”）。他“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这成为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在西安事变及陕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的态度一直受到这一想法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暂在本文中不做赘述。
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矛盾态度
这一时期，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极为复杂，一方面他对蒋极为不满，已有反蒋行为付诸实施；另一方面他又没有走向极端，并未抛弃其拥蒋的想法。从陈诚、蒋介石、张学良三者间的往来文电中，可以看出蒋介石陈诚将自立局面立起抗日的行为看做是很严重的反蒋行为。当时陈诚从东北军空军少将冯庸的口中得知“汉卿现已将抗日真成绩及有血气（之人），一集来陕，实行抗日，预定出绥远。”陈进一步担忧张学良可能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从而走上“脱离中央，而投联合俄投俄之途径。”陈认为张学良这种自立局面以抗日的行为“较之两广问题，更为严重。”两广事变期间，粤桂两系的实力派以抗日为名而行反蒋之实。陈诚断定，张学良的行为比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举动更危险，认定这是严重的反蒋行为（蒋介石确实无法忍受任何人自立局面来抗日，将这种举动直视反蒋行为）。当张学良向蒋介石解释这一行为时，对于其抗日渴望直言不讳，隐约之间还指责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但对陈诚的指控，则矢口否认。他知道，这种自立局面以抗日的行为为蒋所不允许。
陈诚所提供的情报和预判，都极为精准,此时张学良确实有反蒋的意图甚至是行为。东北军“剿共”以来损失惨重。由于“蒋不能以很大的实力援助”东北军，这使张学良感到所部“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张对此无法接受。他认为，与其让东北军“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张学良丧失“剿共”的兴趣，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接触。此时共产党实行的“策略路线”是“团聚与组织全中国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他们反蒋意图明确，希望以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组织形式把这些“革命力量”整合起来以抗日反蒋，其所团结的对象主要是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派”（中国共产党所认为的）。中国共产党在与张学良的往来中多次向其提及组织国府政府与抗日联军以“抗日讨蒋”的设想。张学良对此很感兴趣，准备为壮大这样的组织而“奔走”。也就是说，张此时有着反蒋的想法甚至是行为。此外，以常理忖度，也可对其反蒋意图作出些许判断。九一八前，张学良控制或节制东北华北数省，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大军事集团。但在此时，他与阎锡山缔结反蒋协议。在张得意且与蒋关系较睦时都可能反蒋，何况其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对蒋日益不满时。张学良为人很情绪化，在看到东北军每况愈下的情境后，又怎会不“深受刺激”而反蒋？
但与此同时张学良又没有放弃拥蒋的想法。如上文述，张学良确信，只有抗日才可以为东北军寻得生机。他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设想感兴趣，是因为这一组织为抗日而设立。张的反蒋姿态只不过服务其抗日诉求而已。从抗日的前景来看，最好的状况莫过于在一个统一力量的领导下，全国一致抗日。“在国民党要人中”张学良“只佩服蒋介石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因而希望蒋介石尽早与日开战，他乐意在其统率下“负驽前驱，惟命是从”。依此可知，张学良又有拥蒋的想法。所以，当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已放弃一党专政”时，立刻飞赴南京进行斡旋，希望能在其领导下尽快抗日。
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张学良显得极为矛盾。一方面，他不排斥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方案，不反对他们的“抗日讨蒋”方针，颇有自立局面以抗日的想法。其反蒋意味虽不明显但确切；另一方面，他对蒋介石的爱国心与能力颇为钦佩，希望在其领导下立起抗日，并未放弃拥蒋的意图。这一矛盾的想法在延安会谈中表现得更为鲜明。在这次会谈中，张学良虽然强调不反蒋，但从会谈内容来看，已经有了一揽子的自立局面以抗日的想法。他认为，“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抗日只有此条路，他愿意酝酿。”如前文所述，这一组织旨在联合起一支排除蒋介石以外的抗日势力。就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首先是确立共产党与张学良的联盟关系。张对该组织的支持即可表明他自立抗日的愿景。与此同时，张进一步主张北出绥远打平德王势力接近外蒙，从而在北方获得苏联的援助；并建议中国共产党利用盛世才的苏共党员身份进行联络，在扩大“西北大联合”阵容的同时又可以在西北方获得苏联的援助。他本人则派人远赴欧洲寻求其他列强的支持，以期“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在这种内有强兵外有强援的前提下，张自然对在西北自成局面“有把握”。所以说其行为超出了陈诚的预估，远“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但在这次会谈中，张学良坚决表示不愿与蒋介石公开决裂。他认为,蒋“现在在歧路上”，还不能断定其是否会降日。因而张不愿放弃对蒋的争取，表示“现在他反蒋做不到&rdquaIhUaU.como;。如前所述，张学良描摹了一幅自立抗日的蓝图，其反蒋行为已然坐实。因而可知，此处的“反蒋”当指公开地与蒋介石决裂。无论张本人还是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电报中，很多时候都以“反蒋”一词表达其公开和蒋决裂的想法或行为。由于张学良不愿意公开与蒋冲突，因此必须执行蒋的命令，所以依旧在表面上对红军进行“围剿”。
三、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对蒋态度的再变化
但在延安会谈之后，张学良反蒋的态度与行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张在抗日方面对蒋介石和共产党都寄予了希望，但此时对两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其规划予以积极地响应，并让张学良相信，一旦张“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苏联就将大力支持。双方的谈判取得重大的成果。相反蒋介石始终都没有在尽早抗日的问题上给张以满意的答复，同时张学良不相信蒋身边要员的抗日诚意，并认为他们对蒋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他甚至不信任国民党，认为“国民党完了”，对其前途极为悲观。张学良抗日的一大目的，即为东北军死中求生。国共两党给他的观感，让其更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他因而更加看好与共产党的合作，甚至以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来表达诚意。但蒋介石无法容忍张学良擅自与共产党媾和乃至联合。同时中国共产党又将抗日与讨蒋并列，坚持二者不可分割。在蒋介石与共产党，二者必选其一的情况下，张学良选择了后者，至晚从1936年5月起，张“业已坚定了抗日反蒋方面的决心（这里的反蒋亦为公开与蒋决裂）。”他与共产党决定，以兰州为中心，“多方设法”地“打通国际联络（笔者注：苏联的援助）”。张学良准备在十一月份“骗到蒋介石一些武器补充后，”就公开反蒋。此时，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已经极为强硬。
但是对张学良而言，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属于退而求其次的模式。他
“所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中日两国间国力的悬殊众所周知。中国要抗日非举全国之力不可。张学良深知抗日保军的最好方式无疑是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一致抗日。所以他的反蒋行为看似果决，但绝没有到毅然决然的程度。
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接受到了共产国际要求其联蒋抗日的指令。共产党遵照国际电令开始改变政策。张学良对此持欢迎态度，并积极斡旋国共间的和谈。至此张一方面积极交通中国共产党，“造成西北新局面”，一方面则往来宁陕之间，斡旋国共间的和谈。从张学良旅欧归来至西安事变前，其对蒋态度极为复杂，或反对或拥护，变幻莫测，莫名其妙。但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张的这些行为主要受到了其抗日保军理念的影响。或aIhUaU.COM反蒋或拥蒋都是在该想法的影响下做出的决定。但张学良一旦认为这一理念无法实现，则极有可能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西安事变的发生与此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