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曾国藩对戴钧衡的评价较高：“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这里提到的“植之”就是方东树的字，看来曾国藩认为戴钧衡的学问还是来自于方东树。同样有这种认定者还有刘声木：“师事方东树最久，受古文法，锐志文学，精力绝人，求之宋五子书，以明其理；求之经，以裕其学；求之史，以广其识。诗文经学，卓然可表见于世，犹自谓其文理不能征诸实，神不能运于空，气不能浑于内，味不能馀于外，自以生方苞、刘大櫆、姚鼐之乡，不敢不以古文自任。”（《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但是张舜徽先生却认为，虽然戴钧衡是桐城派的学人，但他并没有学到桐城文章的那种气势：“钧衡之才之学，不逮方、姚，又远甚。其文辞亦气弱不能自振。虽欲从方东树之后，以卫道自任，亦何足以肩斯文之重，徒衍为空论而已。”（《清人文集别录·味经山馆文钞》
书院的外墙
张舜徽甚至认为，戴钧衡从方东树那里只是学到了卫道士的姿态，但却没有得到真髓，只会空发议论。我觉得张先生这是对戴钧衡期许过高，拿戴的文章去跟方苞、姚鼐相比，说戴的文章气弱不如此二人，然此二人可是桐城派三祖中的两祖，这样的比较方式反而有对戴拔高之嫌。而张先生说戴钧衡没从方东树那里学到战斗精神，这倒是实况。方东树跟古文经学派公开叫骂，在古文经一统天下的时段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者，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我还是觉得戴钧衡是位勇气可嘉之人，只可惜他去世的早，否则的话，他还会发出更多的声音。即便如此，在他的那个时代，他还是做出了一些惊人之举。清朝的文字狱案，其中最为世人广知者，有“戴名世案”。那时时代，戴名世的所有著作全被禁毁，而戴钧衡却不顾朝廷的禁令，私下里搜集戴名世散失的各种文章，编为《潜虚先生文集》并予以刊版发行。当然，他也并不是要以卵投石地跟政府规定抗衡，所以这部书的出版他没有用戴名世的本名，而是将其化名为“潜虚先生”。正是因为他的搜集，才使得戴名世的文章在后世得以流传，但遗憾的是，戴钧衡所编的《潜虚先生文集》我至今却未能收集到。然而到了晚清民国间，他所编的《潜虚先生文集》以《南山集》的名义多次予以出版，我搜集到了《南山集》的几个版本，这也算我对戴钧衡搜集前贤著作使得斯文不灭壮举的致敬。
新的修建与旧的残痕
戴钧衡创建桐乡书院也跟当时的环境有些关系。清道光年间，桐城的东乡、南乡、西乡相继建成了书院，而孔城却没有。道光二十年，戴钧衡与几位朋友商议，也要在孔城建造一所书院。在汉代之时，孔城属于桐乡，为了追溯这个悠久历史，他们给这个书院起名为“桐乡书院”。建造书院首先需要一大笔钱，所以集资是他们所进行的第一件事。因为当地文风之盛，所以筹建书院的集资变的很容易，当地人捐款十分踊跃，很快他们就凑足了建院之款，而后择地盖房五栋，同时还购买了一些田产，用田产所产之物换得之钱来维持书院的长久发展。这个书院创办不到三年，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戴钧衡将戴名世的《南山集》作者写为宋潜虚
道光三十年，戴钧衡等人为了进一步扩大书院的影响，于是来到了京城，找到了顺德罗惇衍，请其写了篇《桐乡书院记》，此记的第一段为：“曩岁丁未，予督学安徽桐城，训导马国宾以新刊《桐乡书院课艺》进阅。其文雅正有法，观其序例，知训导所以教士者，务根柢而崇正学，欣然誉之。既复以《桐乡书院志》进请为之记，诺之，而未暇以为，庚戌春，门下士戴生钧衡来都，复以为请。生即创建桐乡书院人也。公余阅志。”罗称自己在桐城当过教育部门的领导，而今他的部下马国宾将新刊刻出来的桐乡书院的优秀文章请他过目，罗认为写的很好。接着马国宾又请他写一篇《桐乡书院志》，后因为罗事忙就没有写，此后不久罗的学生戴钧衡跟罗见面又催问此事，而罗在这里明确地说，桐乡书院的创建人就是戴钧衡。但这个书院本名“桐城”，不知道罗惇衍在文中一直称是“桐乡书院”，然在文内他又提到了桐城。
“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传诸先生，流风未远，今又得贤训导为主师，宜乎其教士与！士之所以学者，与世俗异也。吾又观志载：戴生择山长，祀乡贤，课经，藏书四议。知生务正学，自勉以勉乡人者，与训导意合。”罗惇衍称，桐城文风之盛跟方苞、姚鼐有很大关系，此处罗提到戴钧衡有四议，而四议中包括了藏书。
戴钧衡辑《潜虚先生文集》书牌
罗惇衍所说的四议指的是戴钧衡所撰《桐乡书院四议》，所谓四议，就是创建书院的四个总体方向。其第一点，戴认为首先要给书院找到好的领导，他认为书院的山长直接决定了今后本院的管理水平。戴在此文中谈到了“山长”一名的来由，他说到了近代虽然书院仍有山长，但这位山长大多是由官方任命，或者是高官推荐，他认为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弊端，这个弊端就是：这样的山长因为后台太硬，所以学生们很难跟他亲近。而戴认为，作为一位山长：“为子弟延师，必将使朝夕与居，亲承讲画，瞻仰其容止、起居以资效法，而顾令远隔数百里不相闻问，以是为教。”所以，戴钧衡建议山长的产生应该由董事会和学生们共同推举，只有这样的山长才能对教学有很大的益处。
《桐乡书院四议》中的第二条，则是提出要击败乡贤。戴钧衡认为，朝廷所建的学宫里面供奉的都是孔子等大圣人，既然朝廷已经创建了这种祭拜之地，所以戴认为书院里就没必要这么做了，他觉得书院更应当“就其地奉大贤以为之主，其馀以次从列”，而后戴钧衡一一列举出本地从唐宋以来所出现的名人，最后两位当然就提到了方苞和姚鼐，他认为书院里应当祭拜这样的乡贤。
方苞撰《望溪先生全集》戴钧衡序言
而戴提出的第三议，则是主张学生们学习经学，这倒是出人意表的一个提议。因为我们前面说过，戴钧衡年轻时虽然学过几年经学，但转拜方东树为师之后，方让戴学习的都是文章之学，而今戴提出的四议中竟然有一条是让学生们学生经学，看来戴对方的所教还是有一定的保留。对于经学的价值，戴钧衡说：“陆行者，资乎车。水行者，资乎舟。然而水陆之行，必皆有所欲到之处，苟茫无定向。第飘摇转徙于天地之间，而靡所归止，则舟、车徒为苦人之具。训诂、章句、名物、典章者，治经之舟车也。治经而不求得圣人之心，亦何异飘摇、转徙于天地哉！虽然舟车不具，无以行也，治经者，舍训诂、章句、名物、典章，亦无由以入。”这种说法很有清代朴学家的观念，不知道他的老师方东树看到了会有什么想法。
当时他的老师方东树也写了篇《新建桐乡书院记》，方在此记中讲述了书院的价值，但方仍然认为建造书院让人来学习，不止是在此学得如何做文章，更多的是要学会如何做人：“夫今之所以建此书院者，岂非为劝学与？学之大，岂非欲求以明道与？道隐而难明，非知、仁、勇无以开入门之涂。今即此书院之建，而固以确效乎知、仁、勇之实。如是，则由此以推于学，而求以明夫道也不难矣。凡来学于此者，其以吾说切而反之于心，所谓即事以穷理者，当必憬然有所启悟，而无蔽于舍近求远之失也。孰与夫他书院之教，徒以词章记诵而溷夫学问思辨之正大也哉。”
方东树撰《汉学商兑》
戴钧衡所撰的《桐乡书院四议》中的第四议，则是我最为关心者，因为这一议专门谈书院藏书，戴认为：“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他认为书院之所以叫作“书院”，就是因为里面藏书，这个说法深得我心。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将这第四议列为第一议？我对此略表不满。戴认为，书院如果想办的好，里面必须要有丰富的藏书，因为来学习的学生们大多是贫寒之士，家中很少有藏书者，即使有一些，但对于书海而言，也是九牛一毛，所以不可能藏书数量很多，戴钧衡说：“欲以一人一家尽得古今之典册，势与力必有不能。即令得之，亦必不能尽读，即令尽读，而泛而无统。久之，遂汩没其性灵，而于道义之是非，人事之得失，且懵莫能辨。”
方东树撰《昭昧詹言》
虽然能够有数量众多的藏书，对于一个学生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每家的能力都有限，所以不可能得到那么多的典籍，即使能够买得一大批书，如果得不到名师的指导，也同样是胡乱读而不得要领。在这里，戴钧衡批评了一些有钱人不买书而无钱者想买书但没钱的社会现象：“有力者，吝而弗求，无力者求而弗得。以故乡曲一二有志之士，多苦贫不能聚书，而世家之有书者，子弟多蓄而不观，而又弗肯以公于寒士。”所以戴钧衡认为，书院里要备有大量的藏书，以便让学生们来阅读，使他们能更加开阔眼界。然而可惜的是，桐乡书院虽然有书楼在，但里面藏过多大数量的书却未见有记载，看来当年还没有编纂藏书目录，这让我的猜测变的没有了方向。
但是，戴钧衡所制定出的这《书院四议》，却受到了朝廷的看重。那个时候，朝廷鼓励各地创建书院，但在书院的设置以及规范条文上，还没有形成一套详细的范本，而这《桐乡书院四议》涉及到了书院的四大方面，因此朝廷表扬了桐乡书院的这个做法，并且下令书院都以此作为范本来对书院进行规范，同时把《桐乡书院四议》收入了《皇朝正典类纂》一书中。即此可见，戴钧衡所做出的书院规章制度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
这就是刘开故居
建筑公司明确地写明这是“复建”
从桐乡书院出来，继续去寻找刘开故居。刘开故居在老街的外面，需将老街走完后，再向左转。这一段老街几乎不见行人，行在巷内竟然有一种默片的感觉，自己走在街中，有着进入画面的怪异感。走出老街左转后，见一栋正在建设的两层楼房，面积颇大，楼高亦高于普通住宅，钢筋脚手架将楼体围得严严实实，楼前则一片建筑原料。问人，皆曰此即刘开故居，再问是刘开后人在建还是政府在建，皆称不知道。将一处名人故居改造成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这样的恢复方式，是否太过现代？但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那一刻我想到了“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古训。
打着折叠伞走在这空无一人的老街上
发了几句感慨之后，再沿原路出来，重新走在这长长的孔城老街上，到这时，街上已经变的空无一人，我手里打着折叠伞，感叹着这不是一把油纸伞，既然不是，那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艳遇，还是尽快地回到车上，继续着我的寻访之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