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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01 10:00
近段时间，有两位副市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位是山西阳泉市副市长王敬瑞。他出了一本名为《芝麻官悟语》的书，道出自己为官30多年的一些感悟和思考，引起追捧。另一位是湖南临湘市的挂职副市长姜宗福。他任职期满后被调到校园里当了一名教师，爆出一些“官场潜规则”和为官感受，引起热议。
王敬瑞说：
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官前官后都是民，做官先做人。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我们头上有一层“天”，那就是党组织；脚下有一方“地”，这就是人民群众。上对“天”负责，下对“地”服务，“天”支持，“地”拥护，我们就是真正的“顶天立地”者。
一个好人不一定是好官，但一个好官必定是好人。因为好官有着高尚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会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顺从不是软弱无能，顺从也不是任人摆布，顺从要有原则，顺从要有尺度，顺从要有价值。顺从是一种柔，是一种策略，是一种良好的修养。
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时刻体验到，车不好坐，觉不好睡，饭不好吃，官不好当。如果体会不到这四条，就不是人民公仆。
“贪”字形似“贫”字，其中含义深刻：贪得无厌往往会导致一贫如洗。最好的东西过多就可能变成最坏的东西。
……
姜宗福说：
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速度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增加，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
在老百姓看来，官场看上去别提有多美：大权在握、前呼后拥、呼风唤雨。然而，当我在官场中度过了整整1738天之后，改变了这种看法。
就我所处的位置而言，只要稍加放松，来钱的确容易。我曾经分管过教育，只要从山村调一个老师进城，收个十万八万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我不能那样做，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
讲真话难，当一个官员讲真话更难。
我想“谋事”，人家在“谋人”。官场的生存之道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融入。
很遗憾，我没能够改变临湘；很庆幸，临湘没能够改变我。
……
这两位副市长，在“感悟”为官之道的同时，也发现了官场的很多秘密。
王敬瑞告诉本刊：为官之道关键念好 “八字经”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元亮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原茵
王敬瑞是个高调做官低调出书的人。记者记者曾通过多种渠道联系采访他，希望他能谈谈自己的《芝麻官悟语》一书，但均遭拒绝。
日前，记者直接“闯进”阳泉市政府办公室，见到了王敬瑞副市长。他的办公室在市政办公大楼的9层。室内最引人瞩目的是书柜上方“天道酬勤”四个大字。
记者表明身份后，王敬瑞拿出两本《芝麻官悟语》，签上名，诚恳地说：“送你们书看看，采访就不必了。咱也不图名不为利。”记者赶紧说：“不采访也行，探讨探讨你的书是否可以？我们还真有些建议。”见记者很有诚意，他连忙让座。不承想，我们越聊越投机，竟“坐而论书”近3个小时。
是写“领导艺术”，还是揭“官场潜规则”
记者：我们知道您写的《芝麻官悟语》，早在2002年已出版，今年已是第七次再版，为什么此次最受关注？有没有进行一些宣传？
王敬瑞：说实话，并没想到这次会引起广泛关注。我一直把出书看作个人学习和总结工作的一种方法。从来没想过要炒作。2002年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我路过新华书店，看到书店里张贴着这本书的宣传海报，就立即让人与书店协调撤掉。此后，我的书便没在本地销售过。
记者：有人说，这本书是您经历30年宦海浮沉之后，怡情自娱兼发泄情绪的工具；有人说是您已近退休年龄，职务升迁无望后讲出的真话。对这些说法您怎么看？
王敬瑞：我是不是在发泄情绪，你们看了书就知道。这本书七次再版，先后由两个出版社发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都进行了严格把关，如果是发泄情绪或者谈什么“潜规则”，能让你出版？这本书从积累素材到成稿，以及多次修改再版，快20年了，不是现在想讲真话，而是一开始写的就是我自己的真情实感。其实，干部在任上写书是有点犯忌，一直有人劝我不要出书，怕有什么负面效应。但我认为，有些事情不能过多地考虑结果。写书是个提高自我的过程，它逼着我思考不少问题，参阅不少资料，学到不少知识，也悟出不少道理。从这个角度讲，出书的过程更有价值。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我当区委书记时对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实践总结和提炼。我多年来一直在基层工作，觉得县委书记（区委书记）权力完整、责任完整、方法完整，是最能办事、也是矛盾最突出的一个岗位。我在体悟自己的同时，也在用心琢磨、研究别人的经验教训，把一些感悟写出来，希望可以给别人一些参考。
记者：作为副市长或区委书记，您有诸多方面的工作和事务，怎么还能抽出精力写书？
王敬瑞：想干的事，不要说没时间。人和人的区别在8小时之外。一天24小时，工作10小时，睡觉8小时，吃饭3小时，还剩3小时，看你怎么用。我经常出差，一坐车就是几个小时，晚上睡眠也不好。我就车上、床上写，节假日时关起门在家里写。时间就是这样挤出来的。尤其在车上写书，写半天我头不晕眼不花，且精力非常集中，非常出活儿。
写书是考验毅力的艰苦过程。有时，我对能不能写下去也犯嘀咕，但觉得既然“摊子”已经铺开，咬牙也得完成。我自感文化基础不扎实，读高中时正值“文革”，后来虽然在省委党校学习过两年，但写起东西来仍感到缺乏深厚的文化功底和理论修养。好在长期从事领导工作，要经常在各种场合讲话，就养成了爱思索、善归纳的习惯。
写书还得特别注意搜集材料。不管走到哪里，我都随身携带一个方寸小本，凡涉及领导科学和为官做事感悟的，都记录其上，甚至在名片背后、餐巾纸上、手背和胳膊上记东西。日久天长，便有了属于我自己的“文库”。我写书的第一手材料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记者：有人认为，这本书揭示的是“官场潜规则”，是在教导官员“用权之术”，偏离了“为官之本”。
王敬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从书中学到经验，有人则看出“潜规则”。但我要说明的是：我的书里没有一条“潜规则”，都是光明正大的东西。“潜规则”也许很有用，但就像黑市交易一样，站不住脚，不被群众承认。
我写的也不是权术，而是为官的策略和方法。比如我总结的为官素质中，领导者必备的10个“一”：坚持的第一原则——实事求是；确立的第一思维——善破常规；具备的第一能力——造福能力……还有我总结的领导者的20“要”：要工于谋略，要善于拍板，要敢于负责……以及我总结的领导者的20“有”：有追求，有修养，有个性等，都是非常健康积极的东西。
记者：您的书中有专门总结如何把握“关系平衡术”等的内容。有人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官场“老于世故”的表现。
王敬瑞：平衡是一门艺术。“一阴一阳谓之道”。《易经》中黑白阴阳双鱼环抱的太极图，就是一个阴阳平衡图。可见宇宙万物都存在阴阳平衡的道理。
这其实和果农种树的道理一样，要注意调节营养供给和生长发育的平衡——枝叶太茂时要剪枝，花果太旺时就要疏花、疏果。领导也一样，要做到：批评人不整治人，得罪人不嫉恨人；团结不拉帮，亲近不结派；以大局为先，以工作为重；公道正派，以诚相待。这样才能平衡好与上级、下级、同级的关系，才能驾驭全局，化解矛盾，减少对立面。
平衡也是动态的，要在不平衡中求平衡，把握大方面的平衡，而不担心局部的不平衡。平衡不是抹平，不是平均。奖惩不分明，会使懒人更懒，干得好的人心理不平衡。所以，奖勤罚懒才能让整个团队达到平衡。
记者：您刚才说到，出书前不敢有任何炒作。那么，此次再版时为何专门请了余秋雨这样的名人写序？
王敬瑞：请余老师写序是为了提高这本书的品位。起初，我心里很忐忑。我写的东西都是下里巴人，怕拿出去被笑“班门弄斧”。但又一想，“怕，不是我的性格”，所以就通过一个朋友介绍和余老师见了一面。余老师很随和，但他说一般不给人写序，让我先把书留下来看看。他还说，如果不写也请谅解。此后一年多也没有消息。这次再版前，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他的秘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的秘书说：“余老师看了你的书，答应给你写序。你等等，写好后给你传过去。”我很激动。很感谢余老师对我的鼓励。
还有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邢贲思老师，不仅给我写了序，还鼓励我再接再厉，继续创作。在这里，我通过记者顺便给支持我的老师们汇报一下，我正在写一本《芝麻官脚印》，以我个人履历为主，已经写了9.6万字。
“喜欢当官，但做个好官并不容易”
记者：之前您曾说过喜欢当官，为什么？您认为当一个好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您觉得自己是个好官吗？
王敬瑞：这与我的性格有关。官场虽然复杂，但我喜欢这种挑战，更重要的是做官给了我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可以为百姓做更多的事情。领导干部吃、穿、住、行都不愁，最愁的是如何为老百姓多办实事，为地方发展多做贡献。但我也体会到：公车不好坐，官饭不好吃，好官不好当。
我觉得，一个好官首先要有高尚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的品格、素质、知识等，像磁场一样，会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另外，还要有权威。有权威，说话才有力量，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权威来自廉洁，廉生威；权威来自公正，公助威；权威来自勤奋，勤出威；权威来自情感，情聚威；权威来自业绩，绩壮威；权威来自能力，能增威。所以，“无能的好人”和“有能的灰人（当地土语，指'不够正派的人’）”，都很难树立领导威望。
我在长期实践中还体会到：人们当面对你低头哈腰，背后却说你非常糟糕，这是你权力的作用；人们当面对你不卑不亢，背后却赞你确实好样，这是你人品的作用；人们当面对你热情敬畏，背后仍对你异常敬佩，这是你权威的作用。
我虽然能力有限，但几十年来不耍滑头、不偷懒，一直在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
记者：您在书中多次提到，为官者要体现“责任”二字，您怎么理解为官者的责任？
王敬瑞：责任是为官者分内应做的事情，是应该承担的使命、应该履行的天职、应尽的义务。要带着责任心干工作。如果没有责任心、事业心和原则心，也就没有党性、人性和品性，就不是个好官。
做官不能当空口政治家，要敢说真话，敢办实事，不耍花拳绣腿，否则老百姓不买账。
还有一点，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负责任，还要敢于追究不作为、胡作为者和事故责任者的责任。对党负责，为后果负责，为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
记者：见您之前，我们已走访了一些您当年的同事和当地的百姓，您知道他们怎样评价您吗？
王敬瑞：我想应该不会太差吧，毕竟我是他们当年选出来的“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只有10个人啊！（笑）
记者：是的，他们对您的评价都很高。他们说您敬业、爱民，喜欢学习，善于思考。还让我们向您问好呢！
王敬瑞：谢谢大家对我的信赖和对我工作的长期支持。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老百姓的艰难，对他们很有感情。多年来，除了日常工作，我也给一些人解决过实际困难，如社保、纠纷、资助贫困人家等。还有人给我送了几面锦旗，但我放到柜子里不想拿出来。我觉得，锦旗实际上是个讽刺，因为这些事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做是我们失职，做不好是我们无能，做不到是我们的耻辱。
办事、用人、交友都要把握好底线
记者：您在书里说，领导者手里要有四把工具，即“鞭子、刀子、斧子、抹子”，还说激励下属要“给票子、给面子、给位子”（反之则“扣票子、丢面子、撤位子”）。这些观点过于犀利直白，也有人不赞同。
王敬瑞：这是一种领导艺术。“鞭子”对领导者来说非常重要。当领导就好比一个驭手，要想车速加快，必须扬鞭策马。关键时候“啪啪”甩上几下，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确实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我讲的“刀子”，实际上是讲权力的严肃性。“权力”有两种特性：一是它的强制性，二是它的支配性。领导者适时亮出和使用“刀子”，非常有必要。
“斧子”是讲办事要有果断性，不能前怕狼后怕虎。领导工作千头万绪，犹豫不决会造成工作效率低。主要领导者就怕手里不出活儿。
“抹子”，是四把工具中唯一的一把软工具。其作用是理顺关系、调整情绪、化解矛盾，处理好面上的工作，有些事情也需要“掩盖”。
有了工具后，还得有手段，要研究人的本性，要从满足人的需求为出发点。
“给票子、给面子、给位子”（即“三给”），是根据不同人、不同情况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最好办法。有人对此不赞同，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信念、理想、觉悟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但它不能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过去讲的“打土豪、分田地”，实际上是为了分田地才打土豪。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所决定的。“三给”激励法和工资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是一个道理。
记者：您说到领导者在交友、用人和办事方面要有底线，如何才能做到？您自己如何保证不逾越底线？
王敬瑞：领导者手中有权，为个人和少数人谋利极为方便，如果把握不好，就很容易犯错。领导者虽然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社会人，但为个人和身边人考虑也要合乎情理，万万不能过分。
古人说，“成功于惧，失败于忽”。为官者要时时小心谨慎，事事把住底线。只要自己不腐，就不怕任何敌手。
作为领导干部，还应学会“画个圈、压住边”。画圈，就是什么事能办，什么事不能办；什么人能用，什么人不能用；什么友能交，什么友不能交……首先要在自己心里画个圈。我交朋友的底线就是不交那些不善、不勤、不廉者。“压住边”就是想办的事、想用的人等可以“擦着边”操作，但切不可超出“边线”。比如用有争议的人，就像“打擦边球”，打这种球有一定难度。一般情况下，凡压边能办的事多令人感激；凡压边能用的人多令人感恩；凡压边能交的友多令人感动。
记者：您很推崇自己总结的为官八字箴言：“脑清、心正、腕硬、拳重”。应该如何理解这8个字？
王敬瑞：我认为，要做个好官就得念好这“八字经”。
“脑清”是前提。领导者是一个地方或单位发展的“大脑”，因为他（她）是决策的核心。思路是否清晰，决策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到地方发展的情况。
“心正”即心地端正。领导者要担当重任，只有心正，才能做到为人公道，处事唯公。
“腕硬”就是不怕得罪人。古人说的“慈不掌兵”，就是这个道理。领导者要有刚性、有魄力、有胆识、遇事果断。但“腕硬”不是独断专行，不是以权压人，而是讲究方法，有理有节，刚柔相济，让人心服口服。
“拳重”就是要狠抓落实。抓落实要下大力、出重拳。思路和决策再好，不落实也是纸上谈兵。
这“八字经”中，“脑清、心正”是内功，内练其德；“腕硬、拳重”是外力，外展其才。内外结合，从思路到决策、执行、落实，一贯到底。
记者：您还有一个观点叫“为官者一定要沉住气”，作何解释？
王敬瑞：这主要是指为官者的心理素质。沉住气，才能成大器。领导干部沉不住气就会失去理智。说出不该说的话，做出不该做的事，不仅会给自己造成损失，也会给事业造成危害。人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都顺，在面临逆境和挫折时，不能一蹶不振，而是要尽快摆脱不良情绪，积极进取，重塑自我。凡成大事者都有超常的意志力。有位外国友人曾分析了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经历，用皮球反弹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打击力量越大，皮球反弹越高。
官场深奥，“淡、静、藏”是高境界
记者：您对如何做好副职有一句话：“说了动，挡得住，受得下。”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王敬瑞：“说了动”，就是对一把手（正职）安排的工作，要雷厉风行地干起来，主动配合不越位，勤奋工作不说累；“挡得住”，就是独立工作能力强，独当一面干得好，主要领导认为你靠得住；“受得下”，就是受得下苦，受得下罪，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还能受得下气。比如，主要领导有时情况掌握得不全面，错怪了你，你也不生气。
记者：很多人评价说，您抓的工作都很出彩，也很懂得当副职的道理。可您当了10年副市长都没有被提拔，心里有怨言吗？
王敬瑞：官场太深奥了，可能我还没有全悟到。但是，给我多大舞台我就做多大的事情。我认为，只要有事做，只要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就是一种乐趣。不提拔也要做到“不松套、不气馁、不闹情绪”，心思全用到工作上。这样的话，我还有时间琢磨其他事情吗？我在书里讲过，看事情要有境界，要谋事不要谋位。我觉得，“人找官，官离人越远；官找人，人离官越近”。
成功者的人生之路是由一条得失、毁誉、褒贬、苦乐组成的弯曲路，不论遇见什么事，你都要想得通，都要以平常心对待。拿得起放不下叫压力，拿得起放得下叫魅力。
我从农村出来，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用我的话讲：“在一定范围内，比咱好的不多，不如咱的许多。”知足常乐吧！（笑）
记者：您为官30多年，也经历过很多磕绊。那么您如何看待“官场潜规则”？
王敬瑞：对于一些所谓的“官场潜规则”，我不觉得它奇怪，很正常。我的原则是适应它但不顺从它。有些可以变，有些坚决不能变。我曾说过一句话，叫“起步早、进步慢，必定中间有磕绊，其中道理很简单，不是客观是主观”。
记者：您还在书里说，一个成熟的官员要达到三种境界：淡、静、藏。
王敬瑞：“淡、静、藏”也是我追求的境界。但是，目前还有一些我做不到。尤其在“藏”这方面我做得不好，吃了很多亏。但这是性格决定的，是天生的，始终没办法改变。
我受父亲的影响很大，能吃苦，办事认真。他长期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每天起早贪黑带领大家干活，对我的要求特别严格，教育我们“不能说谎，说了就必须办，要诚信负责”。
作为一个小小的“芝麻官”，我觉得自己做了两件事：一是党和人民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为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二是写成了这本书，在探索领导规律时多了一些泥土的味道，给同行提供了一些参考，也希望读者朋友们评判指正。
“芝麻官”的30年仕途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元亮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薛克
《芝麻官悟语》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简洁精练，妙语连珠；也有网友认为它“直击官场潜规则”。那么，作者王敬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官员呢？
“老少部下都对他'有敬畏，没抵挡’”
阳泉市位于山西省东部，下辖城区、矿区、郊区、平定县、盂县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口约130万人。王敬瑞就是在这里出生、成长的。他为官数十年，也很少离开这里。
1953年，王敬瑞生于平定县巨城镇西岭村。其父亲当过村支书。高中时，王敬瑞担任过校团支部书记兼连长（当时，当地学校采用部队建制）。因表现优秀，1971年高中毕业后，他被推荐到杨家庄公社任团委副书记。第二年5月，公社党委又把他推荐到阳泉市郊区公交办公室，从事统计和文书工作。
1979年5月，26岁的王敬瑞成了一名援藏干部，到藏北那曲县那曲镇担任党委副书记。当时，他刚结婚4个月。临别时，妻子心事重重地拉住他的手说：“西藏人吃肉多，可你从小不吃肉，看见带血的肉还恶心。到那里后身体肯定吃不消，还是让组织上另外派人去吧。”听了妻子的话，王敬瑞也有些犹豫。这时，父亲发话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哪有挑三拣四的！年轻人吃吃苦有好处。”就这样，王敬瑞背负着父亲的嘱托，毅然奔赴青藏高原。
在那曲，别人吃肉时，王敬瑞只能用高压锅煮面条吃。缺氧、缺营养，使他很虚弱。1981年5月返回阳泉时，他瘦了整整11公斤，还得了胃病。
1984年1月，不到31岁的王敬瑞，被破格提拔为郊区旧街乡党委书记。那时，旧街乡还很穷。王敬瑞首先想的是如何让老百姓富起来。他看到乡办汽配厂生产的转盘，虽然已在全国市场上占据半壁江山，仍然供不应求，便决心扩大工厂规模，再建一个分厂。可50多岁的老厂长不干：“产品是我创出来的，没理由分出去！”王敬瑞一听当即拍起了桌子：“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下级要服从上级！”后来，这家汽配厂陆续建了3个分厂，成为郊区最大的铸造企业。王敬瑞当年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当时30来岁，是全市最年轻的基层干部。但老少部下都对他'有敬畏，没抵挡’!”
在旧街乡任职期间，王敬瑞也出过错。他曾拍板建了一个贸易站，聘请一个外地人当总经理。1年后，此人卷款出逃，贸易站赔了13万元。他又心疼又惭愧，觉得对不起父老乡亲。这也成为他日后更尽心尽职的动力之一。
1986年6月，王敬瑞脱产到山西省委党校学习两年，让他开阔了视野、更加成熟。回来后，他被调到郊区白泉乡任党委书记，1990年5月又被调任荫营镇党委书记。
当时的荫营镇，有很多生产耐火材料的手工小作坊。王敬瑞想尽快解决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问题。他带着村支书和企业家，到河南、山东等地学习，请专家到镇里讲座，还为每个厂子聘请了一至两名高级工程师。后来，他又决定投资近亿元,翻修厂房，改建窑炉。但最成功的是，他让荫营镇下辖的13个村成立了13家公司，由村支书兼任公司总经理。这等于是把村干部们直接推到了市场上。荫营镇最大的耐火材料企业——千亨集团总经理张振斌告诉记者：“我们的耐火企业是在王书记手里真正火起来的。真感谢他!”
很快，荫营镇成了一个“亿元镇”，后来被评为“全国100个明星乡镇”之一。这让王敬瑞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可。1992年10月，他顺利当选中共十四大代表。
1万多张选票，被他“吸”走8200多张
此后，王敬瑞的官阶连获提升：1992年12月成为郊区常委；5个月后被任命为郊区区委副书记；1995年被任命为郊区区长；1997年出任郊区区委书记。
王敬瑞出任郊区区长后，抓的第一件大事是修路。当时，从荫营镇到阳泉市区只有10公里，开车却需40多分钟；冬天下雪，坡陡弯多，几乎不能通行。但修路的提议一出，质疑就来了：“郊区财政收入1个亿，花7000万修公路，有必要吗？”但路修通后，人们发现，王敬瑞干了一件大好事——崭新的公路上，开车7分钟就能到达市区；路两侧成了“黄金宝地”，经济发展迅速。
荫营镇一直有1万多村民住在窑洞里。王敬瑞提出改造荫营村，建设荫营城，农民转市民，农村变城镇。听到消息，上千村民聚在一起质问：“猪在哪里喂？粮食哪里放？农具怎么办？”王敬瑞的岳母也劝他：“百姓骂得可厉害了，快别修了。”王敬瑞却“认准的事一抓到底”。1997年，荫营镇开工建设14幢楼，拉开了城镇化建设的序幕。后来，村民渐渐喜欢、习惯了方便的楼房生活。
在王敬瑞的努力下，郊区的经济快速发展，1995年、1996年，综合经济实力排在山西省县区的前五位。
这期间，人们给王敬瑞还起了一个外号：三片书记——下乡开会时，吃饭时间没保证，他随身带着干馍片；因劳累多病，他随身带着西药片；因时刻想着记录感悟，他随身带着小纸片。就是这些小纸片，最终集成了几十万字的《芝麻官悟语》。
这个外号是老百姓起的，王敬瑞深知其中的意味。1996年10月，在并非候选人的情况下，他被郊区的党员、干部推举为阳泉市“十佳公仆”候选人。全区1万多张选票，被他“吸”走了8200多张！
1997年，王敬瑞得了一项更大的殊荣——人事部评选的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当年10月21日，他作为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时，他既激动又紧张。谈到阳泉市的整体收入时，胡锦涛问：“整体达小康了？”他回答说：“已经提前实现小康。”谈到阳泉的地理位置时，胡锦涛又问：“离大寨多远？”他回答说：“40公里。”汇报结束后，胡锦涛走到他跟前，握住他的手：“你到西藏工作过两年，哪年去的？”他答道：“1979年那一批。”胡锦涛拍拍他的肩膀：“是全国3000人那一批。年轻人，好好干！”
“要想当好官，只能'不松套、不气馁’”
1998年1月，山西省人代会选举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王敬瑞被列为候选人之一。有人劝他“活动活动”，但他说“决不做违心的事”。结果，他的得票竟然没过半数。“我的头脑'轰’的一声，若不是坐着，便会摔倒在地。”王敬瑞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不过最后他还是想通了——“我当官本来就是要为老百姓做事，其他的不重要！”
2000年5月，王敬瑞出任阳泉市副市长。推行乡镇企业民营化，拯救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核桃产业，使核桃种植面积由3万亩扩大到20万亩……随着舞台变大，他的事情越来越多。
2006年10月开始，阳泉市掀起了一场“绿化战役”，如今全市已植树815万株，造林绿化44万亩。原本“惨不忍睹”的工矿型城市，变成了一座国家级园林城市。王敬瑞对此没少操心。给王敬瑞当过6年秘书的刘瑞生，现在是荫营镇党委书记。他回忆，当年王敬瑞到荫营镇辖区内视察，看到公路两侧的树栽得稀稀拉拉，当时就火了，当着众人的面，狠狠训了他一通。“我跟了他那么多年，可工作没干好就是不行，啥情面也不讲！”
到今年5月，57岁的王敬瑞已在阳泉市副市长任上干了整整10年。现在，他分管农业、林业、水务、城建、规划、公安、司法和信访等工作，担子越来越重。他说：“要想当好官，只能'不松套、不气馁’。无论什么岗位，要对知识真学，对人才真用，对工作真抓，对人民真爱。”
姜宗福官场“卧底”5年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张雷
4个多月前，41岁的姜宗福还是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今天，他已成为一位大学老师。辞别官场后不久，他写了一本书——《我的官样年华》（即将出版），直陈“官场潜规则”。对于自己的这一系列“变故”，姜宗福对记者记者坦言，他“最近压力很大”。
“向公安局长讨说法”
姜宗福生于湖北省石首市南口镇，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上初中时，他曾因交不起70元的学费而被老师赶出教室。愤怒之余，他在操场上写了一首抨击学校的打油诗，因而被老师斥为“道德败坏”。上课时，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错一个字，他就会毫不迟疑地站起来“指正”，让老师十分尴尬。
高三那年，姜宗福迷上了文学。高考的前几天，他还在写小说。上大学时，姜宗福读的是酒店管理专业，却时时强调自己是一个“文学青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岳阳市，在洞庭湖一个岛上的酒店里做经理助理。但“文学青年”很快就厌倦了“每日捕鱼杀鸡”的生活。
1993年，姜宗福成为《岳阳法制报》的一名记者，直至1998年。其间，他最喜欢写批评类报道。岳阳市曾发生一起警察开枪打死人的事件。事发后，姜宗福写了一篇题为《向公安局长讨说法》的报道，炮轰当地公安机关的主管领导。还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揭露国有企业生产冒牌茶叶的稿件，后来被150多名因此下岗的职工堵在家里。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篇长篇小说《李木荣升记》。小说讲的是一名普通司机靠吹牛拍马走上仕途的故事。当地的一家报纸对小说进行了连载，但还没刊登完，就收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禁令。
“我是发帖发出来的副市长”
离开《岳阳法制报》后，姜宗福在岳阳市园林局工作了4年。其间，他曾到建设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挂职。2003年，他被任命为岳阳市旅游局质量监督所所长。
2005年，受三峡工程截流的影响，岳阳的旅游业陷入低迷。姜宗福发现，新上任的岳阳市委书记易炼红曾当过博士生导师，觉得“他肯定和一般的领导不一样，应该听得进建议”，便写了一封名为《易书记，和您说几句心里话》的信，提出了一些发展岳阳旅游业的建议。不久后，他索性将信的内容发到岳阳市的一个网站上。易炼红看到了姜宗福的信，随即让有关市领导参阅。信中提出的几条建议，后来全部被采纳。姜宗福由此引起了岳阳市高层的注意。
2005年年底的一天，姜宗福突然接到市委组织部的电话——他被破格提拔为临湘市（岳阳下属县级市）挂职市长助理。不久，他又被提拔为临湘市副市长，主管旅游，直到今年5月。谈到此事，姜宗福自嘲说：“我是发帖发出来的副市长。”
姜宗福没想到，他的副市长之职，最后又因“发帖”而丢掉。今年1月22日，他在某网络论坛上实名发了一篇题为《张艺谋不是救世主，不要盲目造“印象”》的帖子，炮轰张艺谋的“印象”系列演出。4月18日，他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房地产商“绑架”政府，当心经济“撕票”》的帖子，质疑高房价。这两篇帖子，都受到了网民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没过多久，有关领导就找他谈话，要求他不再发帖。但固执的姜宗福没有听从。
5月6日，正在参加抗旱防汛电视电话会议的姜宗福，突然接到了市委组织部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宣布，他挂职期满，组织上决定调他任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助理。
离开临湘市副市长的岗位后不久，姜宗福便写出了被他自己称为“中国第一部全景写真式的官场纪实报告文学”《我的官样年华》。
“我懂'潜规则’，但不愿那么做”
姜宗福告诉记者记者，他之所以屡屡上网发帖，是因为“缺乏表达的渠道。写信、写材料反映问题，很可能就石沉大海。现在网络的作用很大，上网发帖，事情就可能很快得到解决”。
有人质疑，姜宗福以官员的身份实名发帖，是为了炒作自己。对此，姜宗福说：“我非常了解官场的文化和传统。从来没有一个官员因为炒作而得到提拔,相反可能会因此影响自己的仕途。如果我真想升官，只要换个思维，利用'潜规则’去做，就能很快发达起来。我懂'潜规则’，但不愿那么做。”
几年副市长的为官经历，仍没有冲刷掉姜宗福身上的书生气。几年来，他的最大感受是“当一个官员讲真话更难”：“有很多东西如果我脸皮厚一点，把自尊放低点，也就过去了。比如这次职务调离，如果我事先去找领导,提出点自己的想法，可能会被安排到更好的地方，以后发展的空间也更大，但我就是不想去做。”
在《我的官样年华》中，姜宗福以他工作过的地方作为蓝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官场，讲述了当地一些鲜为人知的“官场潜规则”。例如，领导签字“横竖有别”——如果横着签字，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竖着签字，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同意”后面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同意”后面是一个空心句号，则百分之百办不成。
“其实我能走红，只是钻了'敢讲真话’的空子。其他官员心里比谁都明白，但他们就是不说，或不愿，或不敢。” 姜宗福告诉记者记者，这本书8月8日完稿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名“官场卧底”：“我也搞不清自己这种揭露官场隐私的行为，究竟是'人品问题’，还是'人间大义’。”
为官感悟摘录
官场有一种不良风气，不做事没有事；做事可能出事。还有人说，做好事坏人反对，做坏事好人反对，不做事没人反对。这是不对的。只要是正确的行为，就不应有顾虑和怕阻力。所谓顾虑和阻力，大都是自己吓唬自己。
中国有两种经济，一种是市场经济，一种是官场经济。官场经济有三大特点：一、用庸人，就像一个人上身穿棉袄，下身穿裤衩，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二、用搞运动的方法搞经济；三、浮夸造假，杀鸡取卵。
——全国政协副主席、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
官场里最大的“潜规则”就是人生依附关系，下级完全靠上级，各种关系组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同乡、同门、师生……按照我的观点来看，应该不允许“潜规则”的存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问题是现在我们的社会里什么都有“潜规则”。
有人说中国人做官都腐败，我说别说做官的腐败，老百姓也会搞腐败，哪怕是守大门的、在公共汽车上卖票的人，也会搞腐败——来一个熟人，他会说，“算了算了，不用买票了”。
——湖南省原政府办公室干部王跃文
如果我们把入党作为晋身仕途的一把阶梯，把当官作为谋求生计的一种手段，甚至希望通过入党当官来实现自己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目标，那么就必然会在“乌纱帽”问题上患得患失，很容易片面地去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而不敢承担改革的责任和风险，就会习惯于遇到矛盾绕道走，结果导致那个地方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积重难返。
——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宋亚平
用刚性标准对付“潜规则”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张雷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对我国的干部体制和官场生态有着深入的研究。在接受记者记者采访时，他说，他关注过王敬瑞和姜宗福，认为他们的官场感悟非常有代表性。
记者：您怎么看待王敬瑞和姜宗福的官场感悟？竹立家：我的一个学生，也是一位官员，曾向我推荐了王敬瑞写的《芝麻官悟语》一书。我赞同他的一些观点，对他总结出来的一些“为官艺术”和“为官之道”也很欣赏。和一些官员聊天，大家都觉得，王敬瑞这本书讲得很实在，很值得看、值得思考。所以在官员中很畅销。姜宗福虽然有些另类，但也说出了一些为官的真情实感，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也不小。
记者：他们所谈官场感悟的代表性在哪里？
竹立家：就王敬瑞来说，一个在任的官员，能够静下心来，对自己身处的官场进行思考并写成书，是很难得的。跟那些官场空话套话比起来，其价值大得多。他表现出来的“有心做好官，却无力改变现实”的矛盾心理，是当下很多官员的缩影。
姜宗福提到的一些“潜规则”问题，很值得重视。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警惕基层权力生态恶化趋势》。我认为，我国一些基层权力有恶化的趋势。原因是，在基层干部的选任方面，确实存在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
记者：您对这些官场感悟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怎么看？
竹立家：据我了解，不是所有老百姓都对“官场感悟”感兴趣；对此感兴趣的主要是官员和研究官场的学术界。
现在的中国官场存在双重结构：一方面强调党的价值，强调法律法规。正式的规则是为人民服务的，趋向崇高价值和崇高理念，这个是主流。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潜规则”也在起作用。很多人之所以想了解“潜规则”，就是想通过一些技巧和方法得到晋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近期讲过，要用三五年时间，解决用人制度方面的腐败之风，坚决遏制买官卖官现象。
倡导好的理念和价值，让其发挥作用，并落到实处，是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记者：中国官场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和问题？
竹立家：根本性的问题有三个方面：首先，谁来选人用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好。表面上，很多地方在搞民主推荐和民主投票。但事实上，在一些单位、一些部门，还是一把手说了算，直接导致那里形成小团体。小团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这是产生不正之风的根本性原因。第二，民主化程度不够。要扩大选人用人过程中的民主。普通党员干部要有发言权，可现在很多时候没有。好的干部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也对此非常不满。第三，监督不到位。在干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要让群众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督。这一方面现在几乎没有渠道，体制内监督和一些组织部门的纪律形同虚设。
记者：我国官场现状有何特点？在官员升迁问题上存在哪些典型的不正之风？
竹立家：官场除了正常的升迁，还存在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我发表过一篇题为《当官不能“混”、“巴”、“熬”》的文章。所谓的“混”、“巴”、“熬”现象，就是指跑官和混官、巴结领导要官、熬官。长此以往，主渠道将变成潜渠道，潜渠道将变成主渠道。
记者：对这些问题，您有何建议？
竹立家：要消除选人用人过程中的不正之风、改变“潜规则”流行的状况，最关键的是选举一把手时要民主公开，否则就会形成一把手权力过大——在任用权和财权上拥有非常大的权力。领导干部要通过选举来产生，靠选举来制约其权力。其次，在选人用人过程中，要公开透明，不能几个人私下里搞。某地公务员考试曾出现过前三名都落选而第五、第六名被录取的情况，就是“潜规则”在起作用。第三，民众和媒体要去监督，有关方面更要给他们这个权力。
记者：您对干部制度改革有哪些建议？
竹立家：在所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干部制度改革是最关键的改革。要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只有先参与进来，群众才知道体制里是怎么一回事，才能进行监督。老百姓参与的体制，才是根本性的。
记者：世界上哪些国家的干部任用制度值得我们学习？
竹立家：在很多国家，公务员和我们一样，要通过刚性考试入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但中国在官员晋升问题上没有刚性标准，很多时候都是领导说了算。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设定刚性指标。
世界各地干部制度的差别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两个刚性标准。第一是资历。资历是一个人专业技术熟练程度的标准。比如招聘处长，就让干了8年的上，而不是干了5年的。这个指标若是公开的，大家一目了然，巴结领导的现象就会减少。在欧洲和日本，就实行这种制度。第二就是绩效。现在的信息技术很发达，成绩都可以做到量化考核。绩效分高的应该比绩效分低的先被提拔。
如果能把资历和绩效设定为刚性标准，把每个人的指标公开化，领导就不敢随意胡来，那些拍马屁的人就没有市场。
对这两个刚性标准，我们应该坚决学习。我们有规范，但缺乏刚性规范。比如，德国公务员裁员，大家都知道要裁谁：裁那些来单位最晚的人；裁二十几岁的，不会裁五十几岁的。
来源:《环球人物》
竹立家：我的一个学生，也是一位官员，曾向我推荐了王敬瑞写的《芝麻官悟语》一书。我赞同他的一些观点，对他总结出来的一些“为官艺术”和“为官之道”也很欣赏。和一些官员聊天，大家都觉得，王敬瑞这本书讲得很实在，很值得看、值得思考。所以在官员中很畅销。姜宗福虽然有些另类，但也说出了一些为官的真情实感，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也不小。
记者：他们所谈官场感悟的代表性在哪里？
竹立家：就王敬瑞来说，一个在任的官员，能够静下心来，对自己身处的官场进行思考并写成书，是很难得的。跟那些官场空话套话比起来，其价值大得多。他表现出来的“有心做好官，却无力改变现实”的矛盾心理，是当下很多官员的缩影。
姜宗福提到的一些“潜规则”问题，很值得重视。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警惕基层权力生态恶化趋势》。我认为，我国一些基层权力有恶化的趋势。原因是，在基层干部的选任方面，确实存在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
记者：您对这些官场感悟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怎么看？
竹立家：据我了解，不是所有老百姓都对“官场感悟”感兴趣；对此感兴趣的主要是官员和研究官场的学术界。
现在的中国官场存在双重结构：一方面强调党的价值，强调法律法规。正式的规则是为人民服务的，趋向崇高价值和崇高理念，这个是主流。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潜规则”也在起作用。很多人之所以想了解“潜规则”，就是想通过一些技巧和方法得到晋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近期讲过，要用三五年时间，解决用人制度方面的腐败之风，坚决遏制买官卖官现象。
倡导好的理念和价值，让其发挥作用，并落到实处，是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记者：中国官场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和问题？
竹立家：根本性的问题有三个方面：首先，谁来选人用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好。表面上，很多地方在搞民主推荐和民主投票。但事实上，在一些单位、一些部门，还是一把手说了算，直接导致那里形成小团体。小团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这是产生不正之风的根本性原因。第二，民主化程度不够。要扩大选人用人过程中的民主。普通党员干部要有发言权，可现在很多时候没有。好的干部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也对此非常不满。第三，监督不到位。在干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要让群众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督。这一方面现在几乎没有渠道，体制内监督和一些组织部门的纪律形同虚设。
记者：我国官场现状有何特点？在官员升迁问题上存在哪些典型的不正之风？
竹立家：官场除了正常的升迁，还存在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我发表过一篇题为《当官不能“混”、“巴”、“熬”》的文章。所谓的“混”、“巴”、“熬”现象，就是指跑官和混官、巴结领导要官、熬官。长此以往，主渠道将变成潜渠道，潜渠道将变成主渠道。
记者：对这些问题，您有何建议？
竹立家：要消除选人用人过程中的不正之风、改变“潜规则”流行的状况，最关键的是选举一把手时要民主公开，否则就会形成一把手权力过大——在任用权和财权上拥有非常大的权力。领导干部要通过选举来产生，靠选举来制约其权力。其次，在选人用人过程中，要公开透明，不能几个人私下里搞。某地公务员考试曾出现过前三名都落选而第五、第六名被录取的情况，就是“潜规则”在起作用。第三，民众和媒体要去监督，有关方面更要给他们这个权力。
记者：您对干部制度改革有哪些建议？
竹立家：在所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干部制度改革是最关键的改革。要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只有先参与进来，群众才知道体制里是怎么一回事，才能进行监督。老百姓参与的体制，才是根本性的。
记者：世界上哪些国家的干部任用制度值得我们学习？
竹立家：在很多国家，公务员和我们一样，要通过刚性考试入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但中国在官员晋升问题上没有刚性标准，很多时候都是领导说了算。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设定刚性指标。
世界各地干部制度的差别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两个刚性标准。第一是资历。资历是一个人专业技术熟练程度的标准。比如招聘处长，就让干了8年的上，而不是干了5年的。这个指标若是公开的，大家一目了然，巴结领导的现象就会减少。在欧洲和日本，就实行这种制度。第二就是绩效。现在的信息技术很发达，成绩都可以做到量化考核。绩效分高的应该比绩效分低的先被提拔。
如果能把资历和绩效设定为刚性标准，把每个人的指标公开化，领导就不敢随意胡来，那些拍马屁的人就没有市场。
对这两个刚性标准，我们应该坚决学习。我们有规范，但缺乏刚性规范。比如，德国公务员裁员，大家都知道要裁谁：裁那些来单位最晚的人；裁二十几岁的，不会裁五十几岁的。
来源:《环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