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45年1月27日，犹太人桑德科曼斯在第二和第六火葬场的起义流产三个半月后，苏联的第一支部队到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口。在大约7000名没有被送到沃济斯瓦夫或德国的布莱汉姆集中营的犯人中，有一位意大利化学家普里莫·列维。列维在令人难忘的散文中，描述了这一时刻：
他们没有同我们打招呼，也没有微笑；似乎被压抑的，不仅是同情，而且是令人困惑的克制，这势必会使他们对葬礼的现场保持沉默，视而不见。这就是那种我们十分熟悉的耻辱：德国人不知道的耻辱，这样一种罪行应该存在的罪恶感……所以对我们来说，即使是空闲时间也要在墓穴外敲铃，并使声音低沉下来……以便我们主动清洗我们的良知、我们的记忆，以免纠缠着不放。我们感到，即使是现在，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好事、干净的事来足以抹杀过去，因而，愤怒的伤疤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没有人能够比我们更清楚这种伤害的不可治疗性。
在濒临崩溃的纳粹帝国，类似场面在集中营一再重复着：骷髅般的幸存者在尸体中蹒跚；士兵像另一个星球上的人，如此不可思议。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有关“解放”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这个产生了古拉格劳改营的政权，对于真正的解放没有任何兴趣。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回到了几乎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德累斯顿，他依然对极权主义的语言记忆犹新，察觉到解放者和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之间那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他注意到，苏联占领当局“单调的”无线电广播和“政治化的”新闻报道，与前政权有许多共同点。“我必须慢慢开始有系统地注意，”他在日记中写道，“第四帝国的语言。有时，在我看来，它与第三帝国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像德累斯顿的撒克逊（方言）和莱比锡的撒克逊（方言）那样，没有什么不同。例如，斯大林元帅是最伟大的人、最杰出的战略家……我想仔细研究一下我们的新闻报道上的……第四帝国的语言。”他很快就发现“纳粹语言和布尔什维克语言的诸多相似性”：
第三帝国的语言继续存在着……在斯大林的讲话中，并在其语录中经常出现，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是食人族和怪兽。在有关谈到斯大林的文章中，总会提到他是苏联的最高统帅，是前无古人式的最伟大的将军，是所有活着的人中最伟大的人……很难说我究竟听懂了多少次“方向”“行动”“战斗”诸如此类的词。所有正在消失的词，现在又“狂热地流行”起来……相同、相同的话——第三帝国的语言等于第四帝国的语言! “结盟”“富有战斗性的”“真正的民主”等等。即使街上的情景，都有相似之处。“张贴在阿尔伯特广场上的斯大林元帅的画像……也可能是戈林的。”在克伦佩雷尔看来，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将是苏联式的‘真正民主’的结果”，只不过是用一个新的缺乏自由的政权“取代了一个旧的缺乏自由的政权而已”。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他们确实是“无情的胜利者……而且因为我在第三帝国注意到了这一切，而且因为我现在必须关注对犹太人产生影响的一切事物，无论我喜欢还是不喜欢，只要想起这件事，我就感觉不快乐”。“我看到来了一个新的希特勒，”早在1945年9月，他写道，“我根本就没有安全感。……”考虑到战后斯大林主义的反犹太主义特点，他是有先见之明的。
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事实更能令人震惊地说明1945年夏季正在发生的事，即在接管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数周之内，苏联人便用它来关押他们自己的政治犯。诚然，大屠杀已经结束了，斯大林对苏联和东欧犹太人的怀疑——犹太人在官方媒体上被指责是“世界主义者”或者“没有护照的流浪汉”——绝不是又回到了毒气室时代的前兆。毕竟，在所谓“医生的阴谋”演变成一个全面的迫害浪潮之前，斯大林便死了。然而，在其他方面，尽管所改变的是标准，但从此某些团体和个人的自由却被剥夺了。东欧集中营不过是更换了一套新的管理体制而已。
在波茨坦会议和随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胜利者总是令人瞩目地表现出伪善的态度。他们承诺，会“给予每一个战犯，包括那些残酷对待战犯的人”“严格意义上的公正”。尽管缺乏适当的国际法律机构，但美国人主张：要对那些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掌握权力的大量德国人和日本人进行充分的刑事检控。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H杰克逊将军说，“我们要谴责和惩罚的错误行为”，“是如此之多、如此之恶、如此具有毁灭性，以至于文明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存在受到忽视”。在纽伦堡审判中，正如1945年夏天战胜国在伦敦所达成的一致意见，案件的症结在于德国和日本的领导人有预谋地蓄意发动了“侵略战争”，“把邪恶留给了世界，没有一个家庭幸免”。首先，他们被指控“策划、准备、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或者违反国际条约、协定和保证的战争，或者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参与一个共同的计划或阴谋”。然而，1939年苏联站在哪一边？同样的道理，控诉站在东京审判席上的日本领导人犯下了滔天罪行，包括“人的生命的整体性毁灭，并不单单发生在战场上……而且在家庭、医院、孤儿院、工厂和田野里”。
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同盟国在德国又犯下了怎样的罪行呢？
当苏联军队来到柏林时，部分红军——一般都不是前线的部队——满大街跑，让人联想到南京大屠杀的场面。德国妇女不仅仅成了战争的性战利品，而且是进行野蛮报复的目标。当前线的红军部队和已经绝望的德国残余军队之间的战斗在周围肆虐时，豪斯达尔勒姆的孤儿院、达勒姆郊区的妇产医院里，女修道院院长丘恩岗德斯和其他姐妹们只能退缩在地下室里祈祷。炮弹落在孤儿院内。连日来，修女们和病友们“就像住在墓穴中的第一批基督徒”。4月26日，十名苏联人冲进了房子，并要求她们交出十字架、戒指和手表。这是第一次有人破门而入，也是非常糟糕的一次，后面还会有更多次。29日晚，苏联军官及其部下在夜间将里宾特洛甫别墅里的酒窖洗劫一空，并进而追捕和强奸妇女。修女们竭尽所能地将怀孕的妇女、当时住在孤儿院的新生儿母亲以及年轻的待产姐妹们藏了起来。但喝醉了的苏军官兵会不会尊重修女，那就很难说了。女修道院院长在试图保护孤儿院的乌克兰厨师时被枪杀。30日晚，一群醉酒人员冲进产房，强奸了正在分娩或者刚刚分娩的妇女。对于修女们来说，这一切都很清楚：“我们的人都犯下了滔天原罪，我们赎罪的时候到了。”“这就是德国人在苏联的所作所为。”伊尔莎·安特斯在被一名苏联人强奸后，听到有人这样说。就像在南京一样，性欲与杀戮夹杂在一起。汉内洛蕾·冯·克姆达被醉酒的苏联人轮奸了三次后被枪毙了。其他人的头部都遭到了连续的猛击和殴打。在首都，两个主要的柏林医院估计受害者人数在95万—13万之间。德国更东部的波森、但斯克和布雷斯劳，也发生了这种暴行。波美拉尼亚战争中的一名英军战俘说：“红军士兵……强奸每一名年龄在12岁—60岁之间的妇女。”苏联士兵总共强奸了200多万德国妇女。从数字上看，这大大超过了美国军事法庭所审判的1942年至1946年之间所有战场上发生的925宗强奸案件。
在这种氛围中，随着戈培尔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完全变成现实，自杀的浪潮席卷着柏林和德国其他地区，这并不令人吃惊。然而，这种自杀的冲动，并不限于纳粹精英。无数普通德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战败的前景。许多身上配备了钾氰化物胶囊的人——或者被派发了胶囊的人，就像柏林爱乐乐团举办的最后那场音乐会的那些观众一样，他们选择吞下，而不是面对那即将来临的惩罚。
1945年4月，在柏林，有记录在册的自杀为3881例，接近3月份的20倍。最常见的动机，是“对苏联入侵”的恐惧。像波美拉尼亚的席兰克和席威伯恩村，“多个信仰宗教的家庭都全家自杀——溺水而亡，上吊自杀，割脉或纵火，将自己与自己的家园一起烧毁”。1213月12日，前进中的苏联人，在但泽城外附近打开一扇掩体的大门，就发现了16具尸体，其喉咙和手腕都留有刀痕。他们是三个家庭的剩余人口，全都是被欧文·施瓦茨谋杀的。这个人认为“宁可死，也不同苏联人在一起”。无数被强奸的受害者也自杀身亡了。露丝-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一个柏林女学生，在日记中记录了她的老师是如何教育她们的：“如果苏联士兵侮辱了你，别无选择，只有死路一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的同学中有数百人自杀，男的女的都有。“失去了名誉，就失去了一切”曾一直是一位心神错乱的父亲所说的话。他在女儿被玷污了12次之多后，将一根绳索交到她手上，而她乖乖地将自己吊了起来。有时，批评家会把国家社会主义说成是“褐色邪教”。就像其他邪教一样，希特勒的邪教以集体自杀而告终。
红军不是唯一对全体德国人进行集体性惩罚的人。全东欧的各个国家都对第三帝国的德国人和德裔人进行了野蛮报复。早在1945年2月5日，一个波兰广播电台对现在绝不会有和解的意思说得很清楚：“德国人用他们的野兽行径、严重的犯罪行为，在自己和波兰人之间开凿了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我们希望在波兰不再保留任何日耳曼少数民族。”卡托维兹的示威者宣布：“波兰人应该像德国侵略者对待波兰人那样对待日耳曼人。”125波兰的共产党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主张是：“国家应建立在民族阵线的基础上，而不是多民族阵线的基础上。”126要是斯大林的决定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批准的话，那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会使波兰的边界向西扩展，一直扩展到奥德河和尼斯河，东普鲁士、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波森和西里西亚都不再会是德国的领土。对西里西亚城镇里的贝德·扎尔茨布龙这样的日耳曼人，就要执行向西“重新安置”的强迫性命令。现在，是德国人而不是波兰人，被给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准备离开他们的家园，被限制最多只能携带20公斤行李，其剩余的财产都要被无偿地扣押。他们在枪口的威逼之下离开家园。布拉格的西方记者遭遇了同样不折不扣的、令人憎恶的事。127像多萝西·汤普森1945年6月22日在华盛顿《晚星》上所报道的那样：“人民，包括那些布拉格的本地人，恨透了所有的日耳曼人。他们是百分之百地，而且是不加选择地，希望将所有母语是德语的人都赶出波兰。”有一股残忍的暴行浪潮，直接针对德国占领者和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欧和东欧各地：报复性的种族清洗。这是盟军领导人在波茨坦会议上正式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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