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以施恩为名，在帝王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立太子、灾情、祭天等情况下，常颁布赦令常赦免犯人，这种行为叫“大赦天下”。
据统计，中国历史上“大赦天下”超过1200次。唐朝是“大赦天下”比较频繁的朝代，在国祚289年间大赦天下184次，平均一年半就有一次。当然，“大赦天下”是有限度的，有些情况不在赦免范围，如“大辟罪以下，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说死罪以及不可饶恕的其他罪行不能宽宥。
翻阅《全唐文》，笔者发现“常赦所不免者”中包含一类人，即赃官，也就是贪官。为了阅读方便，笔者不厌其烦，将这类赦令摘录如下：
1、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平辅公祏大赦诏》云：“……可大赦天下。……官人枉法受财……不在赦例。”
2、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大赦诏》云：“……可大赦天下。……官人枉法受财，不在赦例。”
3、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改元光宅赦文》云：“……可大赦天下，……其犯十恶，官人枉法受财，……及常赦所不免者，并不在赦内。”
4、延和元年(712年)，唐睿宗《北郊赦文》云：“……可大赦天下，……官人受赃，并不在赦限。”
5、上元二年(761年)，唐肃宗《去上元年号大赦文》云：“……可大赦天下。……官典犯赃，法实难容，刑故无小，并不在免限。”
6、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春令大赦文》云：“……可大赦天下，……官吏犯赃，不在免限。”
7、元和十三年(818年)，唐宪宗《平淮西大赦文》云：“……可大赦天下。……惟官典犯赃，不在此限。”
8、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上尊号赦文》云：“……可大赦天下。……唯故杀人及官典犯赃，不在此限。”
9、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登极德音》云：“……可大赦天下。……唯官典犯赃，及故杀人者，不在免限。”
10、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南郊改元德音》云：“……可大赦天下，……官典犯赃，不在免限。”
11、宝历元年(825年)，唐敬宗《南郊赦文》云：“……可大赦天下，……其官典犯赃，不在免限。”
12、宝历元年(825年)，唐敬宗《受尊号赦文》云：“……可大赦天下。……惟故杀人及官典犯赃，不在此限。”
13、太和元年(827年)，唐文宗《太和改元赦文》云：“……可大赦天下，……惟十恶五逆及故杀人，官典犯入已赃，不在於免限。”
14、太和三年(829年)，唐文宗《南郊赦文》云：“……可大赦天下。……惟犯恶逆已上及故杀人，官典犯正入已赃，不在免限。”
15、开成五年(840年)，唐武宗《即位赦文》云：“……可大赦天下，……惟十恶叛逆故杀人官典犯赃，不在此限。”
16、会昌二年(842年)，唐武宗《加尊号赦文》云：“……可大赦天下。……惟犯十恶叛逆已上故杀人及官典犯赃，不在此限。”
17、会昌五年(845年)，唐宣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云：“……可大赦天下。……惟犯十恶反逆已上，及故杀人，官典犯入己赃……，并不在免限。”
18、大中元年(847年)，唐宣宗《大中改元南郊赦文》云：“……可大赦天下，……唯犯十恶五逆已上及故杀人，并不在免限。官典犯入己赃，……并不在免限。”
19、大中二年(848年)，唐宣宗《受尊号赦文》云：“……可大赦天下。……惟正犯十恶五逆以上，故杀人及官典犯赃，不在此限。”
20、大中四年(850年)，唐宣宗《上顺宗宪宗谥号赦文》云：“……可大赦天下。……惟犯十恶官典犯入己赃，不在赦限。”
21、大中十三年(859年)，唐宣宗《大赦文》云：“……可大赦天下。……唯十恶叛逆故杀人官典犯赃，不在此限。”
22、大中十三年(859年)，唐懿宗《即位赦文》云：“……可大赦天下。……惟犯十恶叛逆，及故杀人，官典犯赃，及持仗行劫，并不在此限。”
23、咸通七年(866年)，唐懿宗《大赦文》云：“……可大赦天下。……惟犯十恶叛逆以上，故杀人，官典犯赃，不在此限。”
24、乾符二年(875年)，唐僖宗《南郊赦文》云：“……可大赦天下。……惟犯十恶叛逆以上，及故杀人，官典犯入已赃，……并不在原免之限。”
25、天复元年(901年)，唐昭宗《改元天复赦文》云：“……可大赦天下，……惟十恶五逆，……官典犯入已赃……并不在原免之限。”
26、天祐元年(904年)，唐昭宗《改元天祐赦文》云：“……可大赦天下，……唯十恶五逆，故杀人命，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
从笔者列举的这26个例子中不难发现，唐朝虽然频繁地通过“大赦天下”向臣民施恩，赦免了很多形形色色的罪犯，恢复他们的自由之身，但“每曰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赃，不在此限”(顾炎武《日知录》)，即贪官之罪不予赦免。除了谋反、欺君以及和朝廷对抗的需要杀头的政治犯、杀人犯，其他“系囚见徒，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唯独对“官典犯赃”“官典犯入己赃”这类贪官很难网开一面。
关于能否原谅贪官，能否对贪官网开一面，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二月，朝臣还有过一段争论。当时，唐宣宗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等人“疏理京城系囚”，结果卢商“务行宽宥，凡抵极法者，一切免死”，不分青红皂白，准备对包括贪官在内的所有罪犯一概免除死罪。大理卿马植觉得这样不妥，于是上奏唐宣宗：“彼官典犯赃及故杀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乞再加裁定”。唐宣宗一听，认为马植讲得很有道理，于是下诏让京城五品以上官员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皆论如法”。终唐一代，贪官往往不在“大赦天下”的宽宥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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