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六载:“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这个蔡太师,就是北宋末期的大臣蔡京。
我们在《水浒传》《金瓶梅》《大宋宣和遗事》这三部古典白话小说里都读到了他。一般来讲,历史人物都在史籍中存在着,而他却进入口述文学的话本范畴,被说话人予以演义,说明这个人物值得关注。
这个曾经拥有天大的权力,曾经贪下天大的财产,曾经陪着那个混账帝王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到亡国、坏得不能再坏的败类,最后的下场却是谁也无法想象得到的——竟活活地被饿死了。这样的一个离奇情节,着实匪夷所思。与罗大经这则随笔所述及的其侈糜豪富、穷奢极欲、享尽荣华富贵的一生,反差之强烈,对比之悬殊,令人咋舌。
这真让人不得不信世间确有“因果报应”这一说了。
如果厨娘所言为实,可想而知,太师府的厨房里有缕葱丝者,那也必有剥蒜头者、择韭菜者、切生姜者的各色人等。这是毫无疑问的了。连料理佐料这般粗活都如此专业化分工,以此类推,红案白案,酒水小吃,锅碗瓢勺,油盐酱醋,更不知该有多少厨师、帮手、采买、杂工在围着他的这张嘴转。即使当下一个五星级大饭店的餐饮部门,也未必细到连缕葱丝都专人负责。由此可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也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巨贪。在其当朝柄政、权倾天下、为非作恶、丧心病狂之际,那堕落、淫奢糜烂的程度到了何等地步。
一般来讲,害虫的出现不奇怪。封建社会是一人说了算的官僚政权,是毫无监督的专制统治,从来就是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虫出现,还得要有一个纵容、支持、包庇、给他们撑开保护伞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皇帝撑腰,这些权奸不可能一手遮天、嚣张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赵佶。而说到昏君宋徽宗,短不了要牵扯到奸臣蔡太师。他俩像一根线拴的两只蚱蜢,难拆难分,谁也离不了谁。
蔡京(1047-1126),福建仙游人,字元长,为徽宗朝“六贼”之首。“元更化”时,他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又力挺变法派章变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首鼠两端,投机倒把,是个被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声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
适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变着法儿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官复原职。从他登基的崇宁元年(1102年),任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到靖康元年(1126年)罢其官爵止,二十多年里,赵佶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任何一位领导人,轻信失察、用人不当的事难免发生。看错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作错误决策,把处理品当优等货,把三类苗当好庄稼,把伪君子当正派人,把野心家当接班者,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可救药了。
一个好皇帝,碰上一个不好的宰相,国家也许不会出问题;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一个好宰相,国家也许同样不会出问题;但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宰相,那这个国家就必出问题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赵佶手里,也是亡在这个不好的宰相手里。
北方的金兵铺天盖地而来,赵佶逊位了,当太上皇,让他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登基接位。弹劾蔡京的奏章如雪片飞来,其中以孙觌的上疏最为深刻全面:“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小人,相为唇齿,惟恐失去凭依,故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遍野,白骨如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