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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文明的起源，通常都是从天文知识的积累开始的。太阳的东起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行星的周天运动，是最容易被观察到并与实际生活产生联系的。对古代埃及人来讲，当他们看到夜空中最亮的恒星天狼星与太阳同时升起之时，就知道尼罗河的汛期即将来临；最早把恒星和行星区分开来的古巴比伦人，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星图，沿用至今的一星期七天，就是他们的发明；古印度也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就把一年定为十二个月三百六十日，并有了自己的置闰方法；不幸湮灭的玛雅文明已测得一年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零天，与今天的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二天只相差零点零零零二天。
对不同文明而言，在混沌初开之时所形成的天文观，将在其文明演进过程中扮演着基因般的角色，影响其后续的历史发展进程。从中国传统天文观的角度，去探寻中国文化基因中那些个“九九归一”的“原点”，对于理解历史上中国人那些似乎“天然而然”的文化倾向，当十分有助益。
阴阳合历与调和中庸的性格
太阳对人类的作用不言而喻。古人直观地认为，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东升西落，每天都靠得住。其变化主要是南北方向的移动所带来的寒暑交替。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的西周就开始使用“土圭”（日晷的雏形）来测量日影的变化，从而掌握太阳在一年中运行变化的规律。其时已测出了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
依靠现代测量技术，今天我们知道太阳回归年实际长度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二，并以“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一闰”来调和“天”与“年”的关系，这就是现行的公历即太阳历。
月亮的运行周期也比较容易把握，古人很早就有了朔（初一）、望（十五）、晦（每月最后一天，二十九或三十）、既望（十六）的概念。依靠现代测量技术，一个朔望月实际是二十九点五三零六天。
太阳历能够反映一年四季的变化，掌握这个周期对春种秋收非常重要；太阴历能够反映一个月中月相周期的变化，有了初一、十五，上玄月、下玄月的概念，在没有路灯的那些年，对夜间出行非常重要。包括人体生理周期、海洋潮汐等都受到月亮周期变化的影响。汉民族的先人们总是希望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于是在太阴历的基础上又引入了二十四节气。在商朝时只有四个节气，到了周朝时就发展到了八个，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藉此形成阴阳合历的中国传统历法。
古希腊的历法，包括后来凯撒的儒略历，以及后来沿用至今的格列历，都没有考虑到月亮周期的变化。彝族的十月太阳历也没有考虑月相的变化。
中国传统的试图调和太阳周期和月亮周期的阴阳合历，应该说比同时代的其他文明更为先进，既照顾到比较直观、比较实用的月亮周期，又能依太阳年度周期导致的寒暑变化来指导农事。
当然，阴阳观念，包括阴阳互生、五行八卦等，更有其上古朴素哲学方面的来源。但这种试图调和太阳与太阴的精神，已然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寻求中庸等民族性格，正可以从阴阳合历中找到源头。
北天极、天子天命与皇权专制传统
现代天文学知识告诉我们，地球是围绕与赤道平面垂直的地轴不停旋转的。地球自转轴北指的方向，就是北天极。
以看起来恒久不变的北极星为参照依据，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使用赤道坐标来记录星象，并根据地球一年四季不同的方位和星象建立了东、南、西、北“二十八宿”的观念。这类似于西方的“黄道十二宫”，只是坐标体系不同。黄道坐标体系是以地球公转一年导致星空的变化为依据发展出来的，相对于赤道坐标体系，黄道坐标体系更为直观和简单。
古人把北极星所在北天极星空分为“三垣”，即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北极星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哪个夜晚或者一年中的哪个季节，它似乎永远在那里，而且天空中所有的星辰都围绕它旋转。映射到人世间，北极星就成为唯一的帝王的象征。早在五帝时代北极星就被称为“太乙”，周代以后称“帝星”或“紫微星”。自然，北极星所在的紫微垣就是帝王的居所了，这也就是北京“紫禁城”命名的由来。
要知道，懵懂初开的古人对于天象对人世间的映射是非常重视的，天象的解释权仅归天子所有，民间是不可以私建“天文台”的。武王伐纣时，就先“违规”建造了“灵台”，即观察天象的高台，以“天命所归”来号召诸侯，使得伐纣具有了正当性和号召力。
这种天文观对我民族的心理是有极强的暗示作用的，即很容易承认一个唯一的、高高在上的、主导一切的皇权的合理性。即便改朝换代，都需要有一个“天命所归”的说法，这就是五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五德始终说”。比如秦为水德，服色尚黑，汉为土德才能克水。
历史地看，皇权专制为社会提供了秩序，当然有其合理性。只是其背后全能君主、国强民弱，尚集体轻个人，官场勾心斗角、频繁改朝换代引发社会大动荡等，与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已相去甚远。全球文明发展至今天，社会发展已愈来愈依赖于完整的、独立的、自由的个体所蕴含的无限创造力来推动了。
回过头来讲，我们国民性格中崇尚权威依赖组织，顺民与暴民的瞬间转换等特点，实则与我们文化源头的“天极观”有极大的关系。
“理性早启”与现实主义的“天道信仰”
上个世纪著名的新儒家三圣之一的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文化是“理性早启”的文化。意思是说，其他文明的发展过程通常都会经历一个从巫傩信仰如各种图腾、鬼神、祖宗，到一元信仰如基督耶稣、真主安拉，然后才会在科技进步推动下步入理性时代。而中华文明很早就抛却迷信开启理性，没有经历建立自己的一元信仰的阶段。
所谓一元信仰，至少有两个特征，一是相信有唯一的真神，即使不同派别也会信仰这个同样的、唯一的真神；二是对现世生活有足够的影响力，同时又能与现实生活保持足够的距离，即具备足够的超越性。倘若以此为标准，中华文明确乎没有建立自己的一元信仰。汉末就开始传入中土的佛教信仰，与本土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激荡融合后，成为相对现世化、个人化的禅宗，更多的讲究“明心见性”的内在超越，世俗的各种制度构建很少受其影响；唐以后陆续传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本上处于边沿地位；本土的道教，也远未能发挥出如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那种影响力。倒是不谈鬼神的儒家信仰主导了社会，与现实政制高度结合而具有极强的操作工具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的文化传统具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兼容并包，很多文化和思想都曾经留下痕迹或者依然持续发挥着影响力；二是因为没有建立一元信仰，而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凡事出于现实考量，可以拜祖宗，也可以拜任何神甚至鬼，只要有利——什么都信。而什么都信，也意味着什么都不信。
有信仰才会安然于生死，有信仰才能建立相应的社会秩序。如果说中国传统也有自己的信仰的话，那就是天天挂在嘴边的“天”。就影响当今最深的几大文化传统来开，都不同程度主张和认可“天道”的存在。“道法自然”不用说了，无论黄老的无为用世还是老庄的消极避世，都主张有一个不可违逆的天道存在；孔孟儒家来看，虽然“性与天道，不得而闻也”，大多谈礼法与人伦日用，但毕竟五十而“知天命”，君子“畏天命”，“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后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帝王的郊祀祭天、封禅，宋明理学中的“天理人欲”等，都承认“天命”、“天道”、“天常”。作为法家鼻祖的荀子，虽然更多关注现实的权术势，但也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等论述。至于追求内在修行的禅宗，虽然基本上不论及天道，但至少也不反对。
拿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来看，不管人们不相信什么，但通常不会否认人道之外有“天道”和“天命”，而且把现有科技水平上的理性逻辑不能解释的，统统归咎于“天”和“命”。
而这种天道信仰的来源及其具体特点，与传统的天文观也是密不可分的！
“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当是生命个体对外界的最基础的认知，相信任何一种文明，在源头时都必须面对和解释。在我们的古人看来，时间是变化的，是动的；空间是不变的，是静的，于是有了“动静”的观念。时间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可逆的，而且这个规则永远不变，不变当然就是“静”，于是“动中有静”；空间虽然是静止的，但所处空间却可以在不同位置，这就是可变，于是“静中有动”。所谓静极生阴，动极生阳，这种对时空宇宙的基础认知，就衍生出了太极、阴阳、辩证、变化、循环等基本观念。直到今天，这些观念依然是大多数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甚至迷信不已。
这些观念虽然带有笼而统之的神秘主义特色，但总体而言充满现实主义精神。不是简单的一句“上帝创造了宇宙”了事，而是充满着相对清晰理性的逻辑关系。
中国古人对五大行星的命名，也体现了现实主义取向。上古时期，对五大行星有不同的叫法，比如以辰星命名水星，取其与太阳同时出没之意；金星，称太白，取其亮度次于月亮，又称启明星或长庚星，取其出现在早晨的东方或傍晚的西方之意；火星称为荧惑星，取其亮度变化且轨迹不定令人迷惑之意；而最大的行星木星，称为岁星，取其每年移动一个角度，约十二年循环一次；土星，被称为镇星或填星，取其运行周期约每年经过二十八宿之一宿。可以说都具有一定的现实观察依据。相比古希腊罗马文明以神话人物来命名，如水星叫赫尔墨斯，为众神传信之神；金星是爱神维纳斯；火星是战神阿瑞斯；木星是众神之王宙斯，土星是农神萨杜思，可谓真正的现实主义。阴阳五行观念建立以后，又分别以当时认为的自然界的五种基本物质金、木、水、火、土来命名直到今天，依然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简而言之，“理性早启”的原因，是极具现实主义的天道信仰。
天道信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显然，天道信仰与宗教信仰有所不同。
无论哪种宗教，通常都承认一个且只有一个超越于人的全能神的存在，人和神的界限非常明确，人不可能成为神。但人和神之间是可以沟通和互动的，而且神会根据不同个体的现世行为给出不同的反应。神会给人一定的规则（教义），人遵循这些规则，才会得救或者永生。皈依自己的神就会否定别人的神，也就是说不同宗教之间是存在根本性冲突的；教义是可变的，多随着社会发展程度提升其底线。
天道信仰承认有一个高于人的客观规律存在，这个客观规律相对于人格化的神而言，是单向度的，是冷冰冰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即天按自身的规律运行，人是不可影响天的。这种观念，意味着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者为人的能动性设置不可逾越的极限。既然天道只可顺应不可违逆，那么人的意义何在？通过积极的修身养性来顺应天道，或者说无限接近天道，就成为人生的意义所在！这就是儒家的积极用世情怀的来源。当然，也可能走向另一面，即既然凡事不可为，那就索性不为，这就是道家的消极避世或者说无为。至于佛家嬗变为禅宗以后，简直就成为“心灵鸡汤”，但究其本质，依然是通过自身修养顺应天道或接近天道。
至于“天人感应”之说，在三代时期尚可以说是虔诚的信仰，经过诸子百家时代的“理性开启”之后，董仲舒所谓的天人感应，已经沦为维护中央集权和帝王统治的一个说法。当然，生而为人，总有一些困扰解不开，从而归咎于天命。就像蝴蝶效应，虽然无法理清其作用过程的所有因果关系，但还是可以肯定在源头有些事情发生了。所以，直到今天，天命之说还有市场。
宗教教义是发展变化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底线会不断提高。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已经不可能发生烧死坚持哥白尼学说的布鲁诺的事情了。天道信仰则不然，虽然存在一个人无法抵达的“太极”（“无极”一说或正肯定了人无法抵达），但其表现出来的“教义”（即自然规律），至少在古人看来是恒久不变的。
从天道信仰的角度看来，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天、人本来就是合一的。因此，人和“神”之间的界限就不那么明确，人甚至也可以成为次一等的神。除了“天”之外，传统民间其实还存在各种“神”，有的还是人变成的神，比如关公。这可以看成是“天人合一”观念的衍生品。
无极太极、恒常不变、周期循环，还有相对模糊的天命说，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天道信仰的核心。因为“从来天意高难问”，于是索性“存而不论”，这种认识高度，相比巫傩、全能神的信仰而言，当然是更理性的，从而也是极其现实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