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清一代的历史，即使我们不把清朝及其前身“大金国”在关外的那些岁月算在其中的话，从1644年顺治帝登基至1911年宣统帝退位，也已整整268个年头。200多年间，一个由来自长城外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在其强盛时期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国土与国力，成就了满汉蒙藏等各族人民共有的帝国。它曾成功地抵制了沙俄的东扩，扩展了中华帝国的生存空间;它也曾成功地整合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大漠南北各民族，大中华的概念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后世走向复兴的基础由此而奠定。在它的历史上，没有外戚专权、没有宦官乱政、没有藩镇割据。在这个王朝下，满族统治者致力于同汉族的融合，满汉逐渐融合为一体;在这个王朝下，大漠南北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存共荣，而汉族文化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满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积极态度，令人称道。然而这样一个对大中华的形成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王朝，在步入近代的时候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从繁荣昌盛走向衰败落后，最终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在它的统治时期，整个中华民族有近一个世纪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危机。恰如李鸿章所言，清王朝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清朝覆亡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华帝国逐渐沦落的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中华各族人民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改革史和斗争史。考量清代覆亡的屈辱历史是沉重的、不堪回首的，但却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它时时警示世人避免重蹈“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覆辙。
盛世阴影(1)
话说明朝末年，皇帝无能，朝纲不振;奸臣当道，社会荒乱;人心不古，民不聊生。
眼见社会风暴就要来临。而位于明王朝广袤领土东北一隅的女真部落却逐渐发展起来。明朝建立之初，其统治力量已深入到女真部落内部，汉族先进的文化日益影响女真人的生活。女真人传统的半渔猎、半游牧的生活方式逐渐得到改变，汉族稳定的农耕经济受到女真人的青睐。女真原有三大部：海西、建州、东海。其中建州女真紧邻汉族聚居区，受汉族文化影响尤其深远。清王室爱新觉罗家族隶属建州女真贵族斡朵里氏，其祖父、父亲是建州女真贵族，受明朝册封为建州左卫的官职。清太祖努尔哈赤年轻时时常往返于女真、汉两地，熟悉汉文化。
史书说努尔哈赤白手起家，凭其先祖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开始奋斗。也有史书记载是努尔哈赤袭封了祖职而起家的。努尔哈赤25岁时，其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同时死于明军攻城的炮火。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数王杲实力最强。他曾带兵袭辽阳，杀死明朝官员。
明廷发兵俘王杲，押解北京处死。王杲死后，其子阿台屡袭明军。明将李成梁兵围阿台藏身的古勒城。阿台的妻子与努尔哈赤是堂兄妹，觉昌安为使孙女免于战乱，便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入城劝说阿台投降。不料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暗通明朝，趁乱喊道：“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城中大乱，明军趁机攻城。努尔哈赤的祖、父死于战火。努尔哈赤悲痛欲绝，他质问明官员：“我祖、父何罪，竟致屠戮，此仇当报。”明朝官员只有连表歉意，送还觉昌安父子遗体，又赏给努尔哈赤30匹马，并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努尔哈赤不敢与明朝对抗，便迁怒于尼堪外兰。三个月后，努尔哈赤以报父仇为名，率领百余人的队伍，向图伦城发起进攻。从此，拉开了统一女真各部、争夺明朝天下的序幕。
努尔哈赤经过12次大的战役，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统一国家，号“大金国”，年号 “天命”。从此，大金国与明朝争雄天下，战争中屡屡打败明军。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子皇太极即位，这就是清太宗。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女真为满洲。
后金政权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60年的东征西讨，创制立典，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入京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大肆抄没家产，充作军饷。吴襄也在抄没之列，当李自成得知吴襄乃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之父时，便让吴襄写信，劝降吴三桂。吴三桂犹豫不决，决定先带兵入京视情况而定。
在路上，碰到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一打听，得知父亲吴襄被抓，家产被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据为己有，不禁冲冠一怒。立即退守山海关，令全军将士白盔白甲，誓言为君父报仇。李自成闻报，立即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往攻山海关。吴三桂连忙写信给关外的清军，请求清兵入关“救助”。此时清朝辅政的是雄才大略的多尔衮，早有问鼎中原之志，一接来书，大喜过望。多尔衮让吴三桂打先锋，自己带领十几万清兵埋伏起来。瞅准时机发动突然袭击，李自成军以疲惫之师，猝不及防遂败下阵来。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走入了北京城。入住北京，清政权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
以武力取得天下的清廷在入关之初，仍然迷信武力，企图以强权维持其对汉族的统治。
一方面制定法律，强迫汉族承认满洲礼俗、服从满洲贵族的统治。如颁布“剃发”令，强迫汉族剃发结辫，而抵抗者格杀勿论，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之称。用恐怖统治强迫汉族认同满洲文化，伤害了民族感情。又制定“逃人”法，一方面对那些被满洲贵族所奴役而逃亡的汉族民众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侵夺汉族财产。用“圈地”的形式，广占汉族土地，并且针对汉族富庶的江南地区展开掠夺，重点打击汉族的豪强势力。
这些强权和恐怖的民族压迫政策极大地伤害了汉族人的感情，也使新兴的满洲政权处境艰难。如果失去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满洲政权是难以立足的。这种处境促使统治者改变统治手段，这种转变发生在康熙皇帝时期。
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61年。这一时期，清政权平定南方的“三藩”叛乱，统一台湾;安抚蒙古、西藏，大体完成全国统一。同时，康熙注意发展社会经济，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修复由于战争造成的损坏。另一方面，清廷加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开科举，设史馆，修明史，以博取其支持。因而使清政权在汉文化中取得了合法的认同，逐渐巩固其统治。
康熙的继任者雍正、乾隆都继承康熙的政策。三位皇帝在位共130余年，占了清代一半的时间;在130多年的时间里能够保持社会持续发展，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这段时间也隐含了各种消极因素，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显现出来。
清廷不仅用汉文化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时也借汉文化清理汉族知识分子，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凡有涉及民族偏见的字眼、词句都可能给作者带来杀身之祸。清朝统治者对明末清初的文人，一则招抚，一则对反满排满思想和活动采取严酷的镇压手段，甚至滥杀无辜。康、雍、乾三朝，文祸极盛，文网如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即有百起之多。
康熙二年(1663年)，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涉及东北女真族的内容，被人告发。时庄廷龙已死，康熙竟下令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害72人，充军边塞的达几百人。
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文字。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并且株连无辜有200多人。
雍正时期，有一次，翰林徐骏在奏章里，错把“陛”字写成了“狴”字。雍正一看大怒，立即下令把徐骏革职。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又有人告发，在徐骏的诗集里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便牵强附会地说“清风”二字是影射清朝。雍正定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罪，立即处死。
再如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有人便上纲上线，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
像这样荒唐的案例举不胜举，其中绝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一句诗、一个字惹来杀身之祸，在康雍乾三朝比比皆是，严重禁锢了知识阶级的思想。清初文字狱是朝廷为了维护满族皇权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陷入了泥淖。同时又对这种先进文化产生既敬畏又自卑的心理，这种潜意识又表现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盲目排外中，固步自封，拒绝改良。“文字狱”不仅砍掉许多会思考的头颅，也使知识分子不再自由思考，学术风气转向保守。
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在文化上不仅利用其汉文化的先进性作为统治手段，同时满洲人也由于全面进入农耕区而改变了生活习俗，在客观上瓦解了满洲人原来的氏族制。满洲人在战争过程中形成的“八旗制”也开始颓废，这种兵农合一的基层政治组织形式曾经是满洲人驰骋战场的强有力武器。
“康雍乾盛世”末期，除了这种文化上的保守趋势外，庞大的国家机器已经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裂缝。乾隆在位后期，为了标榜其功绩，拼凑“十全武功”装点盛世门面。他本人好大喜功，追求虚名，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更加严重的是，吏治腐败日趋严重，大小官吏奢靡成风，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军队也开始腐化，武备废弛。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不勤操练，荒于武事，战斗力严重下降。长时期浸淫于“歌舞升平”的虚假繁荣中，使统治者对朝政的每况愈下放松了警惕。
另外，汉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使满洲对汉文化的崇敬在全面接受汉文化之后产生了一种自信的心理，陷入自满的泥淖之中。而这时的汉文化由于政治的强势力量而被强化为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的文化根源，满足于“天朝王国”的夜郎自大式的憧憬中。
而此时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历史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社会危机。
就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年)，卡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同年，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美国富尔顿发明了轮船，英国史蒂芬逊发明了蒸汽机车。这种新的生产力的革命，无疑推动了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的前进步伐，从而在全世界寻找资源。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八年后，美国独立，并通过《人权法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兰西爆发革命，三级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人权宣言》，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这些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俄国莫斯科大学建立，美国科学院成立，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势必划破长空照亮人类的未来。
而此时的乾隆皇帝呢，却沉浸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余晖之中，浑然不知日之将暮，寒鸦凄迷。乾隆六十年(1795年)会试，各省上报80岁以上参加会试者116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92人。乾隆听报后非常高兴，对这些老人大加赏赐，借兴教尊老之名，极力粉饰他的太平盛世。
而早在康熙时期(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与外商贸易。过了70多年，乾隆反而关闭了海关，实行禁海政策，只许外商在广州交易。康熙努力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乾隆却视为异端邪说。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乾隆反感儒家的“华夷有别”、 “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大兴文字狱，如今这些观念已深入他的骨髓。乾隆王朝已在表面繁华的外衣下，内部已开始腐烂了。可以说，对落后文明的抱残守缺，使大清王朝凶多吉少。
城下之盟(1)
当中国历史的脚步踏入19世纪时，大清国就如同一个龙钟的老人，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步入了他的垂垂暮年。清朝至嘉庆、道光统治时期，所谓“歌舞升平”、“十全武功”的“盛事”业已如梦幻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各种社会矛盾却像火山喷发般涌现出来，统治阶级的腐化加剧，社会危机更加严重，清王朝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由所谓的盛期进入完全的衰败期，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时代。然而，昧于世界大势的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却继续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固守着传统的“天朝王国”。这种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态，试图一厢情愿地幻想构筑起一道隔绝中外的“防线”，使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本来，外国人跟中国的交往主要是为了获得与中国的贸易权，而那时的清王朝却拒绝这种交易，并且由于在文化认同上接受不了西方人的礼俗而关起了大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关起的大门不久就为英国的坚船利炮所轰开。
18世纪中叶，英国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居于首位。但是西方工业商品的“重炮”摧毁不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英国人只能用银元从中国买到茶叶等物，自己的工业品却销售不出去，贸易逆差困扰着英国人。这种贸易状况，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需要是尖锐对立的。于是，英国侵略者就采取海盗式的强取掠夺的手段，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
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及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文武官员们接受。这些官员吸食成瘾，再也无心处理政务、军务。使清政府原本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吏治更加腐败，军队战斗力极度削弱。为了满足其私欲，就更加疯狂地盘剥百姓，百姓生活更加贫困。
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如水一样大量外流。
罪恶的鸦片贸易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以致国内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道光帝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禁烟已是举国共识。于是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1839年林则徐抵达广州后，整顿海防、收缴鸦片、缉拿烟贩。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民众群情激愤，很多人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使馆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群众以棍棒和砖石为武器，掷向英使馆。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交出鸦片 110多万公斤，从6月3日到25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缴鸦片全部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刻发出了一片战争喧嚣。英国政府为保护一本万利的鸦片贸易，并借机进行对外扩张，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1840年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6月，由16艘兵船、4艘武装汽船、28艘运输船、540门大炮、士兵万人组成的“东方远征军”陆续到达广东海面，对广州实行封锁。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战争取决于领导者的意志，清廷并没有坚持强硬的政策，而是一味求和，再加上军队本身战斗力的低下，很快就败下阵来。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军炮舰威逼下屈膝投降，俯首称臣，被迫与英国缔结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丧权辱国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后，又被迫与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样，西方侵略者不仅勒索了中国的巨额赔款，强占了香港，迫使清政府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而且还取得了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和房屋、建立教堂医院、传教自由等许多特权。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政治和经济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从此江河日下，顿失颜色，清政权逐渐由主权独立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日益受制于西方列强。
十几年后，西方资产阶级又为扩大与中国的商品贸易，急于打开更多的贸易口岸。于是，在1856至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军队再次惨败，统治者不得不屈膝投降，妥协退让。被迫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以换来一时的安宁。然而，英法政府远不满于《天津条约》中攫取的种种特权，得寸进尺，以“换约”为名，于1859继续北上，先后占领大沽口和天津。1860年，英法侵略军逼至通州。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焚毁了当时闻名于世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可悲的是，无能的咸丰皇帝吓破了胆，带着后妃和一些亲王、官员慌忙逃往热河。
面对侵略，清政府愈发无能，国门洞开而又无力抗拒。城下之盟的缺口一经撕开，列强便纷至沓来争着分一杯美羹。贪婪的沙皇俄国自19世纪开始便不断地占领我国东北和西北的领土。它乘两次鸦片战争之机，趁火打劫，先后以武力胁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短短几十年中侵占了我国 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为掠夺中国领土的“东方恶魔”。
19世纪末，世界主要列强迅速发展壮大。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其资本主义又与封建经济的残余及天皇制国家机构交错在一起，使其一走上近代国家舞台就带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日本早就有觊觎朝鲜之心，并以朝鲜为跳板，向中国的领土扩张。在中法战争爆发后，日本以为有机可乘，策划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政变。之后，日本获得了同中国对等的在朝鲜驻兵的权利。1894年，日本乘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之机，出兵朝鲜。对出兵援助朝鲜镇压起义的清军不宣而战，发动了突然袭击，中日“甲午之战”正式爆发。
面对日本大规模的侵华威胁，清政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内部统治集团“帝党”和“后党”又矛盾重重。另一方面，朝中保守势力强盛，权臣李鸿章认为敌强我弱，应该“避战自保”，力主求和，祈求列强出面“调停”。他奔走于俄、英公使之间，也曾求救于德、法、美三国，但都无功而返。显然外国侵略者无心帮助中国，而是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这种消极抵抗的行径，把清军推向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更令人心寒的是，慈禧太后又忙于准备自己60寿辰的庆典，一心力保和局，苟安现状。aIhUaU.com/
她在甲午战争期间置敌兵压境于不顾，当京师士大夫中有人奏请“停止庆典寻常工程时”，她竟扬言“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结果，腐朽的清政府在甲午之战期间处处妥协退让，延误战机，致使清廷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也全军覆灭。未等战争胜败定局前，反动的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求和投降活动。
1895年，李鸿章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割地，中国人向历来臣服自己的东瀛岛国投降!丧尽了民族尊严。《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以大量输出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向列强大量借款，从而加深了清政府对列强财政的依赖，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和权利。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鸦片战争后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逐步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传统手工业。鸦片输入的剧增又引起了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清政府为了支付军费和赔款，加重了对百姓的搜刮，广大人民的负担更趋沉重。地主、官僚、贵族趁火打劫，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天灾加于人祸，大批国人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