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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面五星红旗。它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60多年来，对于这面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制作者一直说法不一。
那，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制作者究竟是谁？
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在中南海召开，赵文瑞与几名女工接受了布置怀仁堂会场的任务。就在开国大典的前夕，赵文瑞又接到了更为光荣的任务，让她按照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样式缝制一面五星红旗。赵文瑞清楚地记得这面长5米、宽3.33米的国旗，是在9月30日12时前缝制完成的，完成后她立即把国旗送到正在开会的怀仁堂。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副主席和56名委员面对五星红旗宣誓就职，同时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国家博物馆珍藏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再说彭光涵，他一生中最自豪的就是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相关工作，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的秘书，专门负责制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现在中央档案馆的有关原始文件，大部分是出自彭光涵的手迹。他记录了国旗、国歌诞生的全过程。向全世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的电文，是胡乔木、梁思成和彭光涵一起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就是彭光涵受周恩来的派遣，骑着自行车经长安街去前门大栅栏的一间旗帜社缝制的。
再说，当年在北岳区地下党前门支部做宣传工作。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宋树信被安排进北平市国营永茂公司（北京市纺织局前身）业务科工作。1949年9月28日，永茂公司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制作1万面大中小三种款式的国旗。次日，一件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又落到了他们的肩上，那天上午，宋树信刚一上班，经理甄树德就找到他说，市委指示，10月1日毛主席要在开国典礼上亲手升起一面特大规格的国旗，长500厘米，高333厘米，必须在10月1日前，把特大规格的国旗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宋树信来到瑞蚨祥，找到了唯一一卷3米多长、不到2尺宽的黄缎子。又来到一家叫新华缝纫社的店铺。特大规格国旗是连夜用缝纫机赶制的。做到一半时，发现黄缎子的宽度不够做最大的五角星，总有一个角需要拼接。宋树信不敢做主，经过层层请示同意拼接，在大五星的一个角上接一个尖。接好后，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接缝。两面特大国旗缝制好，已是10月1日凌晨。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电钮，启动广场中央旗杆下的电动升旗装置，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像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宋树信说，升上去的国旗是宋树信监制的那面拼接了五角星星尖的国旗。而另一面国旗当时由聂荣臻元帅指示护旗的战士用绳子系起，隐蔽在旗杆一边。万一电动升旗装置出现故障，随时准备改用人工升旗，保证万无一失。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尽管当时为开国大典准备的国旗不止一面，缝制者显然也不止一个人，今天，我们把赵文瑞、彭光涵、宋树信都看做是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或第一批国旗制作者中的一员，这个史实是不会错的。
但是，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升起的五星红旗只有一面，这一面珍贵的五星红旗究竟出自谁之手？国家博物馆的专家说，馆藏的五星红旗与宋树信提供的有关第一面国旗的特征完全符合：首先，大五角星的一个尖确实有拼接的痕迹。宋树信说，当年缝纫社的工人为了让国旗能系得更牢靠点，便在白布袋两端加缝了两条白带子。但开国大典筹备处看了后，认为不在要求之列，就拆了白带子。这一点，从馆藏的国旗白布袋处的针眼可看出。其次，宋树信反映，开国典礼当天下午，天空曾飘过一阵星星点点的小雨。而当时红绸布易掉色，所以，第一面五星红旗上，应出现雨点大的色斑，这一点也符合。点点滴滴的迹象表明，馆藏的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宋树信制作的。赵文瑞、彭光涵制作的那两面国旗，可能一面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国旗、国歌决议案时，一面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然而，可惜的是，这两面珍贵的国旗都没有能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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