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花叶病毒烟毒的历史全文阅读作者：冼波-爱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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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烟毒的历史作者：冼波

烟毒的种类(1)(图)
近代以来，泛滥于中国的烟毒，包括鸦片烟、毒品两大类，其中尤以鸦片烟流布最广，吸食者最多，为害最烈，为害时间也最长。
鸦片，是从罂粟的蒴果上割取的汁液加工制成，又名阿片、阿芙蓉、洋药、土药、烟土、大烟等。鸦片中含有罂粟碱、野罂粟碱、原鸦片碱、吗啡、可待因等多种生碱类物质，对人类、动物的中枢神经有较强的麻醉作用，是一种天然毒品。人们吸食鸦片以后，会暂时忘却痛苦，产生快感，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连续服用鸦片，会产生身体的依赖性，需要不停地服用鸦片才能维持身体上的生理需要；还会产生药物的耐受性，当一个人长期服用鸦片后，再服用同样的剂量就不会有多大快感，必须不断加大剂量，才会产生相似的效果。同时，长期服用鸦片，还会产生心理的依赖性，形成了习惯，难以戒除。
鸦片何以成为毒品的呢?推本究源，鸦片是以“贡品”进入中国的。鸦片原产于西亚，起初被视作一种良药，用途十分广泛，疗效十分显著。早在六朝时，即已传入中国。唐朝时，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即遣使贡献以鸦片为主要药物成份的“底也伽”。可以说，作为药物，鸦片在中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只是在清朝时鸦片被过多过滥地使用，才演变成一种为害人类、为害社会的毒品。清朝道光年间，鸦片输入的数量空前增加，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严重的局面，朝野为之震惊。清廷采纳了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建议，于1839年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严禁外商走私鸦片。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清廷战败，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默许了鸦片的大量输入，从而鸦片更加泛滥。鸦片战争以后泛滥于中国的鸦片主要有以下几种：
公班土，又名“派脱那土”，俗称为大土。产于印度，输入中国时，制成了大圆球式样，颜色呈黄黑色，质地较软，裹以烟叶，是鸦片中的上品，质量高，售价高。
加尔各答土，俗称小土，亦产于印度，颜色为黄黑色，质地较硬。质量较次，价钱也稍便宜。以上两种烟土，多为英国人走私入口。
金花土，产于土耳其，质量比印度土差，多为美国人走私输入，但由于质次不受吸食者欢迎，故输入的数量并不多。
红土，即波斯烟土，俗称“新山”、“红肉”等，是日本人从伊朗输入的，通常用红纸包裹。但红土质量低劣，毒性大，对人体的危害也大，吸食稍多会出现便血等病症。因此，红土售价低廉，贫穷的烟民乐于吸食。
大量的洋烟土充斥中国，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加重了清廷的财政危机。于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廷公开允许种植鸦片。不久，全国各地，从长城至云贵、从东海之滨到陕甘，到处都种植罂粟，鸦片迅速国产化了，并逐渐排挤、替代了进口鸦片。国产鸦片主要有以下几种较为著名：
云土，产自云南省，是国产鸦片中的著名品种。云土又分迤南土、迤西土、迤东土，其中迤南土质量最好，色香味俱佳，有“王中之王”的美誉，嗜食鸦片的人称之“半里闻香味，三口顶一钱”。云土一般制成长方砖型，外包装上贴有以虎门销烟著称的林则徐的头像，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川土，产自四川省，质量稍次于云土，也是烟土中的上品。四川全省各地都产鸦片，其产品又细分为丰都土、南坝土、涪州土、夹江土、屏山土、巴州土、桂花土、龙泥、凤土、磁块等，产量在全国居首位。
贵土，又称黔土、毛块、贵州黑等，产自贵州省，质量也较好。毛块形状如马蹄，每块重约10～20两。
西土，产自陕西、甘肃等省份。又分为甘肃省出产的甘土，俗称甘砖、兰砖，制成长方砖形，质地坚硬；陕西出产的西土又称西砖，其中渭南所产渭南土尤为著名，是西土中的佼佼者。
交土，又称代土，产自山西。
宁土，产自宁夏。
北口土，产自热河，又称为红土，一般制成砖形，重约100两。北口土烟味浓烈，也是著名的烟土。
西口土，产自绥远。
西货，又称西口土，产自察哈尔。
边土，又称东土，产自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其中名品为“冻土”，烟劲最足，连烟灰也可以吸食多次。青海所产烟土，也称为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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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的种类(2)(图)
亳州浆，产自安徽。
东土，又称洛宁土、枣泥土，产自河南。
湘土，产自湖南。
施南土，产自湖北。
建浆，产自福建。
鲁土，产自山东。
苏土，产自江苏。
粤土，产自广东。
赣土，产自江西。
在国产烟土中，以云贵川、东北、陕甘等地产量较大，其他省份所产烟土数量较少。但是，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既有洋土，又有众多品牌的国产土，使嗜大烟的瘾君子们能各取所需，有钱的人吸食上品，没钱的人吸食劣品，从而沉溺于鸦片烟中，忘却自己的职责和人生意义。
同时，如此众多的鸦片也为加工其他毒品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自晚清至民国的百余年中，除了鸦片泛滥于全国各地之外，还有以下毒品助纣为虐，残害中国人。
吗啡，是浅黄色、棕色、白色或无色的结晶粉末，是从生鸦片中提取、制成的药力更大的鸦片结晶体。它的主要成份就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占鸦片的10%左右。19世纪初，医学家研制、发明了吗啡，广泛用于镇痛，效果十分明显。但令人吃惊的是吗啡对人体的循环、呼吸、消化系统都有副作用，还具有比鸦片更强的成瘾性，很快就作为毒品流布人间了。吗啡一般用于皮下注射，使用后立即会感到瞬间的冲动，畅快无比。清末民初，吗啡这一毒品就输入了中国。
海洛因，又叫“白面”、“料子”等，是用化学方法对吗啡再加工提炼制成的，多为白色或无色粉末，也有浅灰褐色、深褐色的。海洛因起初被当成对付吗啡瘾的灵丹妙药，且具有极强的止痛性。但海洛因的副作用更大，其成瘾性更强，相当于吗啡的2倍。20世纪20年代以后，毒品海洛因盛行，也开始传入中国。海洛因的吸食方法较多，可放在香烟中，也可用鼻子嗅吸，还可用火柴烘热放在锡箔上，用吸管吸其烟雾(俗称“吞白粉”)，对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了鸦片、吗啡。
红珠子、白珠子，也是海洛因的制成品，因颜色的不同而命名，多由英国和日本制造输入，是放在烟枪筒上抽吸的毒品。
红丸，是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的毒品，最先由日本人生产，输入中国。后来，中国有的奸商也用鸦片、吗啡加葡萄糖等制成红丸、白丸出售。
以上都是鸦片类毒品。此外，当时古柯类毒品如高根等，大麻类毒品，也在中国社会中流布害人，但数量较少，影响并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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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从名花、名药到鸦片烟(1)(图)
罂粟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叶片碧绿，花朵五彩缤纷，茎株婷婷玉立，蒴果高高在上，但从蒴果上提取的汁液，可加工成鸦片、吗啡、海洛因。因此，罂粟成为世界上毒品的重要根源，而罂粟这一美丽的植物可称为恶之花了。
罂粟的原产地是西亚地区，早在六朝时，即已传入中国，并有种植。对此，邓之诚先生考证道：
《冷斋夜话》引陶弘景《仙方注》曰：断肠草不可知。其花美好，名芙蓉花。故太白诗曰：“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按断肠草即指罂粟花、知其流入中国已久，盖远在六朝之际矣。予曾镌太白诗四句为小印。
但罂粟种植并不广泛，至唐朝时还作为贡品从国外贡至。有关罂粟的材料，也是在唐朝时多了起来。因此，有论者谓罂粟至唐朝时传入中国。据史书记载，唐朝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国(即大秦，东罗马帝国）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是古代西方的灵丹妙药，它的主要成份是鸦片等，可以治痢疾、解除中毒等。与此同时，罂粟的种子也由阿拉伯商人携入中国，中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了。不过，当时鸦片罂粟的种植，纯粹是为了观赏和药用，而不是把它当成毒品吸食。
唐朝时，人们对罂粟已有相当的了解。陈藏器在其《本草拾遗》中记述了罂粟花的特点，他引述前人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
不仅如此，对如何种好罂粟花，唐人也有认识，唐文宗时人郭橐驼在《种树书》中指出：“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时人在诗词中多有吟咏。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写道：
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
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米囊花”，即罂粟花。游子在经过爬涉艰险路程之后，来到了一马平川的平原，极目远望，平川万里，赏心悦目，游子的愁容消失在一片五彩缤纷的罂粟花里。罂粟花使游子有归家之感，使游子消失了愁容，感到了归家的快乐。
直到明朝末年，罂粟花仍是名贵稀有的佳花名木。明朝万历年间，大文学家王世懋在《花疏》中对罂粟花大加赞赏，他写道：“芍药之后，罂粟花最繁华，加意灌植，妍好千态。”崇祯年间，旅游家徐霞客在贵州省贵定白云山下看到了一片红得似火的罂粟花，大为惊奇，叹为观止。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写道：“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
鸦片的药用价值，宋朝以来历代医书多有记载，被看成治痢疾等症的良药。宋徽宗时中医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指出：“罂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食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王磟在《百一选方》中清楚地记录了罂粟治痢疾的处方。他把罂粟当作治疗赤白泄痢的特效药，为此专门将罂粟子、壳炒熟研末，加蜜制成药丸，患者服食30粒后即病愈。此外，宋代中医们还发现罂粟的其他功效，如治呕逆、腹痛、咳嗽等疾病，并有养胃、调肺、便口利喉等功效。因此，罂粟子、壳也被当成了滋补品。苏轼的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即反映了这种情况。他的兄弟苏辙的《种药苗》诗，更详尽地说明了罂粟的滋补作用：“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幽人衲僧，相对忘言。饮之一杯，失笑欣然。”
元朝时，中医对罂粟的巨大副作用已有初步的认识，建议慎用。如名医朱震亨即指出：“今人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勤；湿热泄沥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然而，世人并未记住朱氏的劝告，元朝时，已有人开始服食鸦片了。
元朝人所服食的鸦片，并非中国本土所制成的，而是从征服印度等地的战争中掠夺而来。作为战利品的鸦片，在当时还颇受欢迎。到了明朝时，中国人才逐渐懂得了鸦片的生产、制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录了当时采收生鸦片的方法，他写道：“阿芙蓉(即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但是，这种方法，并未普及，李时珍也是道听途说，并未看到或亲自采集制造过鸦片。当时中国境内的鸦片，还大都是从海外输入的。据《明会典》记载，东南亚之暹罗(泰国)、爪哇、榜葛赖(马六甲)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并不时作为“贡品”药材贡献给明朝皇帝，如泰国即一次入贡300斤鸦片。直至成化时，鸦片进口还相当有限，因此市面上鸦片价格昂贵，竟然与黄金相等。其后，鸦片进口逐渐增加，明朝正式对鸦片征收药材税。万历十七年(1589)，鸦片首次被列入征税货物清单之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廷规定，鸦片每十斤征收税银一钱七分三厘。这表明，鸦片输入增多了，食用鸦片的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富绅地主已经为数不少了。

罂粟：从名花、名药到鸦片烟(2)
清朝初年，仍沿用明朝的方法，将鸦片视为药材，征收入口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规定：每进口百斤鸦片，征银三两。清初进口的鸦片数量每年约二百余箱(每箱约100斤)，这个进口数量表明，鸦片吸食者不是很多。但是，四十余年后，即雍正七年(1729)以后，鸦片进口大量增加，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一千箱，嘉庆五年(1800)达四千箱，道光初年达八千余箱，至鸦片战争(1840)前夕，每年进口的鸦片多达四万余箱，约四百万斤了。这时，鸦片已是一种吸食者甚众的毒品了。至此，罂粟已由来自域外的美丽的花朵，演化成害人的毒品。
鸦片进口数量的激剧增长，有着众多的原因，就鸦片本身而言，吸食方法的改进有着极大的关系。如上所述，鸦片最初是作为灵丹妙药进入中国的，有权力享用的人很少。作为药物，是将罂粟的子、壳炒熟，研成粉末，加上蜂蜜，制成蜜丸服用，或者用罂粟子、壳煮水服用。作为滋补品，宋朝时又将罂粟制成“鱼饼”和“佛粥”食用。鱼饼是将罂粟子洗净磨乳，去渣后煮沸收聚，制成小块，服食时以红曲水酒蒸后取出，制成鱼鳞状的小薄块，这种罂粟饼即为鱼饼。佛粥，也是用罂粟子和竹酒煮成。这时，人们只是服用罂粟的子、壳，还没有掌握刺取罂粟毒汁制成鸦片的技术。
元朝时，印度已经盛产鸦片，蒙古人远征印度时，掠取了大量战利品，鸦片就是其中的一种。一般认为，元朝时，中国人还没有自制鸦片，明朝时才开始自制鸦片。其提取汁液、制作鸦片的技术，名医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此时，人们提取了罂粟汁液，阴干成生鸦片，吞服。由于其毒性很大，吞服过量的生鸦片，便会中毒身亡，危险性很大。因此，服食鸦片并不普遍。
如同罂粟由海外传入的一样，吸食熟鸦片的方法也是由海外传入的。据记载，在17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热带地区的苏门答腊人首先发明了服食熟鸦片的方法。他们将提取的鸦片浆汁煮熟，再滤掉残渣，与烟草混和成丸，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或者仅用熟鸦片制成丸子吸食。这种吸食方法很方便，又能品尝到鸦片烟的芬芳香味，很快就流传开了。到了明朝末年，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厦门、台湾等海外贸易较发达的地区，也开始使用吸食法享用鸦片毒了。到了乾隆年间，中国已流行竹管吸食鸦片，即烟枪吸食鸦片了。
吸食法的流行，将鸦片由药用彻底推到了毒品的行列。首先，由于吸食法方便、易于仿行，使吸食者大大增加，全国每年消费的鸦片数量逐年增加。其次，用吸食法食用鸦片，使鸦片中的毒素更易深入人体，刺激大脑，产生自我麻醉、忘却烦恼、昏昏欲仙的感觉，加重了吸食者的成瘾性，从而更加离不开鸦片了。吸食法，使沉迷于其中的瘾君子充分领略了鸦片的“功用”，在烟毒的熏陶下，自觉不自觉地称颂鸦片的“妙处”。清朝时的瘾君子们即对鸦片交口称誉，他们认为：“(鸦片)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其实，这种感觉就是鸦片的麻醉作用，耽于这种吸食之中，很快就形成了难以戒除的成瘾性，自身受到的毒害越发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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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对人体的危害(1)(图)
烟毒，尤其是鸦片烟的危害，自晚清以来由于吸食者众，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毒瘾，即鸦片瘾、吗啡瘾和海洛因瘾。对于中毒甚深，搞得面目黑瘦、精神萎靡、形体瘦弱的鸦片嗜食者，国人斥之为“鸦片鬼”。从鸦片战争直至解放前夕，各大都市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鸦片鬼。因此，烟毒的危害，普通人虽然不能从学理上搞清楚，但耳闻目睹，几乎都有着深刻的印象。
毒品一般分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两种。麻醉品如鸦片、吗啡、海洛因等，吸食后对人体的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连续服用后就会产生生理和心理的依赖性，即成瘾。精神药物则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服食后容易产生兴奋和抑制作用，连续使用一段时间后，也能产生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依赖性，即成瘾。人为什么会对毒品上瘾呢?这个问题已有了科学的解释。即在人类的大脑中，能分泌出一种化学成份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它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幻觉。可以说，人类之有快感其根源在于二羟基苯基丙氨酸的分泌。在人脑中，还有一种成份与吗啡非常相似，这就是内呔啡。它有较强的镇静作用，且有助于大脑中分泌出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因此，只要大脑中分泌出这两种化学成份，人们就会感觉到安静、快乐和幻觉，从而十分愉悦。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鸦片等物服食后异常快乐，便乐于服食，长期反复服食，这就成了吸毒。因为，当人们服食毒品之后，毒品直接进入了人体，刺激大脑，复制出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和内呔啡，使吸食者产生莫大的快乐和满足。但是，毒品进入人体以后，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增加了血液的供给量，增加了人体的兴奋度和力量，并产生快乐；当毒品药力消失以后，人体内便严重缺乏这类物质，产生极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又需吸毒。如此反复下去，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大脑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吸食毒品之人，沉溺于一时的快乐，养成毒瘾，困于毒瘾，无暇他顾，以至于死于毒瘾，自鸦片战争以来，死于毒瘾的鸦片鬼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鸦片作为毒品，相对于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而言，其毒性是较低的。但是，对人类和某些动物而言，其成瘾性仍是相当强的。一个人，刚开始吃鸦片烟时，每每觉得刺喉难挨，但吸上十余口后，即会感到“快乐”，更思吸食，久之自然成瘾。因此，当时劝人不要吸食大烟的措施，都指出不要尝第一口。而一旦吃了第一口，往往就会上瘾。光绪时人张昌甲指出：
凡人初吃烟时，其志个个持定，必曰：“他人心无主宰，以致陷溺其中(指成瘾)，我有慧力焉，断不至此!”及至(瘾)将成之际，又易一言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有戒力以制之!”迨其后明知不可复返矣，则又曰：“我终有定力以守之，不至沉迷罔觉也!”直至困苦难堪，追悔莫及，方瞿然曰：“一误至此哉!”然人寿几何，此生已矣!
其实，人们吸食第一口鸦片烟，滋味并不好受。光绪时人张昌甲是个吸食大烟的人，他在其《烟话》中描述了他初试鸦片的感觉，写道：“余于烟之初上口时如不胜，然迨十余口后，乃觉其味醇醇，每欲请益。尝读《桂留山房诗》中有云：‘初犹艰涩刺喉，醇而后肆乃贪馋。’足以移此。”但是，十余口后的快乐感觉，使他还想吸食。如此，坚持三五天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鸦片烟瘾。张兴智在《从种烟到禁烟的亲见亲闻》指出：“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连续吸食三五天大烟，便可成瘾，并难于革除。”
鸦片烟不仅能使吸食者本人上瘾，而且对于长期处在鸦片鬼烟雾之中被动吸食二手烟的人和动物来说，也极易上瘾。陶广仁在《旧北京的烟害》的回忆文章中，以切身的经历讲述了戒烟之难和被动吸烟上瘾的情形。他写道：
我的父母均吸大烟。父亲患多种疾病，医生再三劝其戒烟，并说如再吸用必会短寿。他到40多岁时才戒烟，但仅活到50周岁就病故了，母亲于1937年在医院戒烟时受了不少苦，初戒时不思饮食，呻吟床榻，日夜不能入睡，甚至腿足倚墙形同倒立，呼喊难过大汗淋漓……
吸用大烟者容易上瘾，常闻烟的人也可以上瘾。我的妻子为侍候老母，经常为老人烧大烟，后来发现如不代母烧大烟，就觉得周身无力，困倦没有精神，有时还连打哈欠。后来母亲发现我妻子染上了闻烟瘾，便不再叫她代烧大烟了，过几日即恢复正常了。

烟毒对人体的危害(2)(图)
不但人能闻烟上瘾，动物如久在大烟室中也可上瘾。我家的男佣人有的上了大烟瘾，晚饭后均到马号吸用大烟。我家的马车小冯养有一只黄鸟，晚间即把鸟笼悬挂在住房内防止猫扑。该屋中无人吸大烟时，笼中小鸟把头藏在翅下呈睡眠状，但当吸烟喷出烟雾之际，小鸟把头伸出，鼓动双翅，抖擞羽毛，在笼中飞动跳跃，双爪立于笼架上开始鸣叫。纸顶棚内的老鼠也活跃起来，在顶棚内来往狂奔呼呼作响。
李希贤在《旧社会河套地区鸦片烟害》一文中，也指出了老鼠、百灵鸟被动染上鸦片烟瘾的情形。他指出：“鸦片烟毒之为害，不仅祸殃及人类，就连周围的小动物染上烟瘾也会死亡。有一户人家，房顶有鼠洞，老鼠嗅闻鸦片烟气，日久上瘾。当房主人外出一个时期回来，发现老鼠死了，掉下地来。另有一户人家，饲养一只百灵鸟，每当晚上主人吸烟，鸦片烟气满屋时，百灵鸟才在笼中欢蹦乱跳地鸣唱。后来主人没有烟吸了，百灵鸟也死了。”烟毒，准确地说是吸食大烟之人喷出的烟毒废气，竟使穴居的老鼠、笼中的宠鸟上瘾，以至于瘾发命丧，可以清楚地看出烟毒的成瘾性是多么强烈，其为害范围是多么广大!
如果妇女在怀孕期间吸食鸦片烟，那么腹中的胎儿也会中毒染上毒瘾。袁简之在《鸦片在鄂西的泛滥》一文中指出：“常吸鸦片人家的烟雾在空间飘散，猫儿老鼠呼吸这种烟雾时间久了也会上瘾。老鼠发瘾趴着不动，猫儿发瘾叫喊不止。有鸦片瘾的妇女，怀孕期间，胎儿在腹中受毒也有瘾，出生后每天要哺喷鸦片烟雾，不然则啼哭不止。”杨国治在《西康省雅属的烟祸》一文中，也记载了婴儿、猴子上瘾的事例。他说：“我家隔壁张子绍的儿子才生下地，她母亲就向他吹送鸦片烟的烟子，说是在胎中就有了瘾，每天吹送烟子，婴儿不哭；不吹，他就哭。幼小的生命就这样害了。原二十四军有个团长傅德铨，喂养了一个猴子，随时跟在身边玩弄，傅德铨吸鸦片时，猴子就在烟塌上玩，嗅嗅烟子，傅也常常向猴子吹吐烟子搞着玩，无形成瘾，如果到时没有给猴子吹烟子，他就要急躁得叫闹。有一次傅故意把猴子释放出去，不出一天，猴子烟瘾发了，逼得它主动放弃自由的天地回到傅德铨的烟塌上来。”
以上数例充分显示了鸦片烟具有多么强烈的成瘾性。而且鸦片烟对于上瘾的人来说危害甚大，不啻为杀身害命的利斧。“鸦片烟，一入其境，而一得其味，苍生之大患具于此，万万不可救药者。”“人当发瘾之时，欲吃不得，欲忍不能，其苦莫可名状。”而且，长时间的服食鸦片烟，会使“其肉必瘦，其血必枯，其舌常脱液”，对身体危害极大。在解放前，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鸦片烟瘾君子的狼狈相：“他们衣冠不整，瘦骨嶙峋，趿着鞋子，有气没力，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他们反应极其迟钝，有的即使遇到火灾，也要吸几口鸦片，才夺门而出。”而“吸了掺假的烟膏，中毒就更深。轻者一天天消瘦，胃纳锐减，四肢麻木无力，重者肚痛，周身大汗，医治无效，葬送性命。”
吸食鸦片烟的危害有目共睹，一些瘾君子“迷途知返”，尝试戒掉恶习。但是戒掉大烟是一条难于攀登的蜀道，“难于上青天”的重任。晚清时，有人指出：一个人一旦染上烟瘾，“则一息尚存，断无中道弃捐之日”，不死不止，“凡人烟瘾既上，无休歇时，一睡是小休歇，一死是大休歇。”自鸦片泛滥以来，多少中毒的烟客饱尝戒烟的痛苦和难堪!从下面几例，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罗从修在《自贡“烟王”》中，记述了自贡“烟王”刘圣瞻的成瘾、戒瘾、复吸的经过。1926年，刘圣瞻经过的路旁有一家“吮香烟室”，门帘上写有“闻香下马”的广告词，“他看见字还没有闻到香就迷着了，马上闯将进去。初试云雾，果然异香扑鼻，其臭如兰，尽情吞吐之后，精神百倍，抖抖擞擞而归。”从此，他就成了烟馆的常客，成了一个十足的鸦片鬼，不久，又在自己的家内私设烟具，卧榻逍遥。但是被母亲发现后，“烟灯烟枪，全部捣乱，烟膏交出，命书童监视，不许出门，闭户读书”。这样一来，刘圣瞻可尝到了戒烟的滋味。“足不出户还不在乎，那腰酸背痛，哈欠连天，涕泪交流，头昏目眩，口干舌躁，吃又吃不得，睡又睡不得，终日昏昏，天旋地转的境况”，让他活受罪。在他母亲的严厉监管之下，他苦苦熬过了一个月，总算脱离了苦海。但是，“戒后不多久，老瘾复发”，刘圣瞻再次坠入鸦片烟中，在茫茫孽海中醉生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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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对人体的危害(3)(图)
总之，鸦片烟对吸食者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摧残，民间歌谣有曰：“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很好地形容了大烟的危害。其实，鸦片烟还对吸食者的家庭、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在云南德宏有这样的说法，充分显示大烟对家庭、社会的危害：“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由于家破人亡，进而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危害社会。关于吸食烟毒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下面有关章节详述，兹不重复。
鸦片烟的危害已经令人怵目惊心了，而比鸦片毒性更强的吗啡、海洛因对吸食者的危害更令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了。陶广仁在《旧北京的烟害》一文中指出：“‘白面’(即海洛因)之毒害甚于大烟，凡染上白面瘾，家业败得快，人也死得快。吸食‘白面’方法简便，……一小包‘白面’仅需一角钱，可吸好几次，与大烟相比要便宜一些，因此一些吸大烟的人便改吸‘白面’(按，吸食海洛因药力更强，故常吸食鸦片的人为增加刺激，往往改吸食毒品)。‘白面’吸后口中干渴，想饮用清凉之物，但喝下汽水后立即犯瘾，仍须再吸。如此反复自然花费增加，故倾家荡产和早亡丧命者大有人在。”
不久，又发明了体内注射毒品的方法，“即把‘白面’用蒸溜水溶解成液体，用注射器注入体内，这种方法较吸要过瘾，但对人体的毒害亦同时加大了。凡注入‘白面水’的地方只能扎一次，再在原处扎针头就扎不进去了。所以用不了多久遍体全是针眼，甚至连头皮和手脚指甲缝都扎了，无处可扎后，便会因毒瘾发作而致死。30年代著名京剧老生演员王文源……他的妹妹是个女票友，年20多岁，容貌非常美丽。她染上烟瘾后，先吸后扎，后因毒瘾加深，卧倒在(北京)地安门外白米斜街水窑胡同的‘白面房’中，不能自行回家。在她垂死前，流氓无赖给她一小包‘白面’，即可同她睡一次。待其奄奄一息，高丽浪人便将她撵出门外，最后死于什刹海畔。”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时，推行毒化中国的政策。在抚顺千金寨矿区，开有多家吗啡馆，出售吗啡和海洛因，造成了一大批吸毒者。“长期吸毒瘾者，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形同行尸走肉。他们一日不吃不喝尚可，但不扎不抽则万万不能。中毒越深，犯瘾越频，乃至无可救药。这些人到后来，虽然熬过酷暑盛夏，却熬不过数九隆冬。冬天腹中无食，身上无衣，毒瘾又在大作，多是活活折磨致死。有的躺卧在屋檐房角下悄然死去，有的怀抱饭馆门前的大铁炉(借余温取暖)，而至冻僵死掉。每到寒冬，冻死之路倒，横躺竖卧，呲牙咧嘴。”。他们多是扎吗啡、抽海洛因搞得一贫如洗，形消骨玄，而走上了死亡之路。

走私的泛滥(1)(图)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逐步蚕食了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等富庶的印度土邦。这里很适合罂粟的种植与生产，英国殖民统治者强迫当地农民大力种植鸦片，再由东印度公司收购、加工，制成特殊货物运往中国。这就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三角贸易，即英国本土生产的毛纺织品等工业制成品，销往印度，从印度购进印度生产的鸦片；然后将鸦片销往中国，并从中国购买茶叶、生丝、土布等农产品。英国、印度和中国之间，形成了一个贸易的三角关系，英国商人通过这一三角贸易，牟取了巨额利润。这一三角贸易的关键，即联系环节，就是臭名昭著、遗害无穷的鸦片。
当时，在印度的鸦片业由两部分，即孟加拉鸦片(又叫公班土)和马尔瓦鸦片(又叫白皮土)组成。英属东印度公司首先控制了孟加拉鸦片。乾隆三十八年(1773)，东印度公司取得了英国国会的授权，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机构。东印度公司即宣布对孟加拉、比哈尔、奥理萨三个地区所生产的鸦片专卖。当地鸦片种植者只能按规定的价格将鸦片卖给东印度公司。之后，东印度公司进一步完善了专卖制度，1799年(嘉庆四年)东印度公司禁止任何人私种罂粟，种植罂粟的烟农必须与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在公司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数量种植，再按规定的价格出售给东印度公司。同时，签订了合同的烟农，可以得到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贷款；如果烟农违约，不种植罂粟，则要处以三倍于贷款的罚金。东印度公司的专卖制度，把孟加拉地区的鸦片生产、贩卖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从而形成了垄断经营，便于牟取暴利。为了维护鸦片的高额售价，东印度公司把鸦片的产量限制在4500箱以内。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鸦片首次突破了2000箱，乾隆五十五年(1790)从印度输入的鸦片多达4054箱。
在孟加拉鸦片之外，马尔瓦鸦片迅速崛起，并对孟加拉鸦片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作为非东印度公司的产业，马尔瓦鸦片价格低廉，大量销往中国，从而对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孟加拉鸦片形成了巨大威胁。在这一竞争压力下，东印度公司改变了限制数量牟取暴力的垄断政策，允许私人购买者在每箱马尔瓦鸦片交纳177卢比的通行税之后，任意收购、贩卖。而东印度公司所控制的孟加拉鸦片，也停止了总量的控制，大力发展鸦片业。因此，每年输往中国的鸦片也迅速增加了。
嘉庆元年(1796)，清廷正式禁止鸦片入口，东印度公司根本不想放弃这一邪恶的买卖，但停止使用本公司的船只装运鸦片，表面上表示东印度公司断绝了鸦片交易。在行动上，东印度公司将鸦片高价卖给散商，即来自英国或英属印度的私商，又称港脚商人，再由他们运往中国。
鸦片由印度输入，在中国广州附近形成了一个个走私的中心：
第一，黄埔和广州。广州及黄埔是当时惟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西方商人在通商的过程中夹带了部分鸦片，就地销售，久而久之，广州和黄埔就成了鸦片走私的中心。这一走私中心，延续了很长时间，直至嘉庆元年(1796)，清廷严厉禁止鸦片入口。英国等西方商人才不敢继续在广州和黄埔贩卖违禁的鸦片，鸦片走私中心于是转移到澳门。
第二，澳门。澳门靠近广州，早在明后期即为葡萄牙殖民地贿租，久之成为西方对华贸易的基地。嘉庆元年，清廷正式严禁鸦片入口，鸦片贸易被逐出了广州内河，澳门便代替了广州和黄埔，成为鸦片走私的大本营，即鸦片走私中心。这里成了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奸商大力贩销鸦片的大本营。一艘艘鸦片船只开往澳门，卸下鸦片，装入仓库，然后由中国奸商销售出去。嘉庆十四年以后，清廷放松了对鸦片的严禁，鸦片走私的中心，又回到了黄埔和广州。道光元年(1821)，两广总督阮元严禁鸦片贸易，鸦片走私中心再次移出广州内河，在广州附近的伶仃岛形成走私中心。
第三，伶仃岛。道光元年(1821)至十年(1830)，伶仃岛成为鸦片走私的中心。这一时期，马尔瓦鸦片大量输入。如上所述，马尔瓦鸦片是非东印度公司经营的鸦片运输、贩卖，在嘉庆二十年(1815)以前，马尔瓦鸦片输入的数量较少，且销路不畅。但相对于孟加拉鸦片而言，马尔瓦鸦片价格低廉；就是凭着较为低廉的价格，马尔瓦鸦片逐渐扩大了销路，打入了广州市场，并对孟加拉鸦片构成很大的竞争压力。东印度公司于是对马尔瓦鸦片抽税，然后听任其运输、销售。因此，中国市场上鸦片数量迅速增加。在道光元年以前的以澳门为中心的鸦片走私，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平均每年进口数还不足4500箱。东印度公司改变其限制数量、垄断高价的政策以后，听任了马尔瓦鸦片的倾销，鸦片销售数量成倍增加，由平均每年不足4500箱，增加到18700余箱，增加了三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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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的泛滥(2)(图)
第四，东南沿海各地。随着鸦片数量的急速扩大，鸦片走私也由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域蔓延开来，辐射至周边广大地区。道光十三年(1833)，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专营权，各种鸦片蜂涌而至，英国奸商、印度奸商疯狂倾销鸦片，使鸦片数量迅速增加。
鸦片走私经历了东印度公司垄断和散商两个阶层。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该公司将鸦片在印度公开拍卖，来自英国和印度的私商承买后，使用港脚船，运销中国和东南亚。从事这项贸易的商人，由此被称为港脚商人。港脚商人活跃于印度与中国之间，使用载有五百余箱鸦片，并配有大炮等精良武器的船只，把数额巨大的鸦片运销中国。因此，鸦片贸易额很快就独占鳌头，超过了中英贸易额的一半以上。
1834年后，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私人商业团体纷纷从事鸦片贸易，使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空前增加，鸦片贸易空前繁荣。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1834年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丧失，“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对外贸易权就完全转到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抵制，在1837年就已将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三万九千箱鸦片顺利地输入了中国。”
英国私人企业经营鸦片贸易后，广泛采用装载量大、航行速度快的专用船只——鸦片飞剪船，源源不断地将鸦片运往中国广东的黄埔或伶仃洋。在黄埔，中国商人、买办，直接与英商购买，付款提货；在伶仃洋，用飞剪船运来的鸦片，存放于停在那里的趸船上，中国商人、买办，则从趸船上付款提货，转卖到全国各地。同时，英国商人不断扩大交易点，东南沿海的泉州等地，也变成了鸦片交易地。这样，鸦片输入、走私到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数量越来越大。
在短短的五六年(1833～1838)的时间里，鸦片输入增加了百分之七八十。销售总量的增加，势必要扩大销售地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走私由伶仃岛这一中心，辐射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而扩大至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道光十年(1830)，英国人已不顾清廷一口通商的禁令，在东南沿海的宁波、福建等地开辟新的走私基地。不仅如此，英国鸦片船“西尔佛”号甚至从东南沿海一直北上，抵达了辽东半岛，在中国的北边开辟鸦片走私基地。
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猖獗，黄埔、广州、澳门这些老牌鸦片走私中心，鸦片走私更加严重。整个珠江三角洲，无论是渡船、小艇、还是外国人的商馆、广州内河的乌蓬船，到处都有鸦片，到处都有走私活动：鸦片走私活动已经无孔不入了。随着鸦片走私的猖獗，鸦片销售总量的扩大，鸦片的严重危害日益突显出来了。

清廷的反应(1)
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是一个摆在朝臣面前，不容忽视的问题，朝臣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清道光年间，朝臣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形成了不同的意见，具体说来，就是弛禁论和严禁论两派。
弛禁论，18世纪以来，鸦片已遍布全国各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关注。雍正七年(1729)，清廷首次颁布了禁烟，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毒法令。该法令明确规定：“定兴贩鸦片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李圭：《鸦片事略》卷上)但是，清廷的法令，既未阻遏鸦片的走私入口，也不能断绝鸦片交易与买卖。因此，法廷又多次申明鸦片禁令。据不完全统计，自乾隆四十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780～1839)的六十余年里，清廷及督抚衙门地方大吏先后发过四五十道禁烟令(谕旨和文告)。但是，鸦片非但没有断绝，反而从局部蔓延至全国各地；鸦片入口数量从二百箱猛增至二万余箱。鸦片能禁绝么?应采用什么措施防止或减少英国人输入鸦片?朝野上下很多人对清廷的禁烟主张进行反省。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摺》，以及《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的附片，正式提出了弛禁鸦片吸食、允许内地民人栽种的弛禁主张。
许乃济认为，虽然朝廷严禁鸦片，法令至严，三令五申，但仍不能阻止鸦片入口，不能禁止百姓吸食。不仅如此，鸦片入口猛增，吸食者几遍天下。严禁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徒滋扰累。“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此之谓也，严禁不行，断绝互市也不可能阻止鸦片走私入境，因此，鸦片输入防不胜防，只能另想办法解决了。鸦片之害，一是伤害身体，杀生伐性，但吸食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且中国人口众多，减少一些游惰无志之辈亦不足惜，因此这一点可以不考虑；一是导致白银外流，国库空虚，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可不大为之防，早为之计”。许乃济的防范之计，就是允许鸦片入口，收取入口税。他指出：“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照鸦片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以来，清廷收了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又可以以货易货，防止白银外流。
在附片中，许乃济又提出了允许百姓栽种罂粟、发展土烟，以土烟抵制洋烟的主张。许乃济认为，禁止中国百姓种烟，利薮尽归英国商人，得不偿失。如果准许百姓种烟，则可以收到禁洋烟之效。“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图，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许乃济对其主张持之甚坚，提醒朝廷早作大计，尽快弛禁。“倘复瞻顾迟回，徒徇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449～452页)。
值得注意的是，许乃济的弛禁也不是全面弛禁，“且弛禁仅属愚贱无职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对官员、士人、兵丁是禁止吸食鸦片烟的。许乃济的观点有一错误的前提，即吸烟之人皆是莠民，可有可无之人；他们吸烟，对国家无所谓。至于防止白银外流，以土抵洋的主张还是有合理性的，但其危害性也更大。
许乃济的奏章、附片所提看法，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在朝野上下有不少人持有与此相似的看法。
其实，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十月，两广总督卢坤就战战兢兢地表述了弛禁的主张。他在奏章中历数严禁鸦片、堵截鸦片进口的种种难处之后，断言：鸦片走私，“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咨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关，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66页)。卢坤是个有着官场经济的官僚，在奏章中以别人之口说出自己弛禁的主张，即认为这些主张合理，又认为其难于实行。这无非是为了尝试一下皇帝的态度，以免致罪。但是，他这种圆滑的手法，使其主张无力，没有引起道光皇帝的重视，只是“令旧禁加严而矣”。

清廷的反应(2)(图)
许乃济旗帜鲜明地反对严禁、主张允许内地种植鸦片的主张，引起了道光皇帝的高度重视。道光帝在接到许乃济的奏章不久，即谕令广州的官员，包括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和粤海关监督文祥讨论许乃济的奏折，并制订一套“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的周密办法。广州的大员们讨论后，一致同意许乃济的意见，并向道光皇帝呈送了《应准许乃济所奏弛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认为：许乃济的弛禁主张因时制宜，“如蒙谕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为了具体实施弛禁的主张，他们又提出了九条实施细则：①以货易货，应计全数抵算，不准影射；②水师巡船及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借词滋扰；③洋银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④鸦片应与其他洋货一样交易；⑤额税宜遵旧章，不必加增；⑥鸦片价格不必预定，随行就市；⑦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⑧内地栽种罂粟，应稍宽其禁，俾使土烟对洋烟有所抵制；⑨官员、士子、兵丁不准吸烟，其余宽其禁令等。
身处广州鸦片泛滥的三大衙门官员，都支持弛禁论的主张，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广州的官员密迩东南沿海鸦片走私之地，深知鸦片难以查禁堵绝，还是鸦片正常交易、收税，有利于地方财政收支?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官员，就是普通的士人，亦多有持弛禁主张的。道光十三年(1833)，广东按察使许乃济即听到弛禁的主张，他的同乡何太清向他进言：要消除鸦片大量进口，白银大量外流的痼疾，必须“先罢禁例，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竞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梁廷楠：《夷氛闻记》，第8页)这一主张，深得许乃济的嘉许，并逐渐在社会上层流传着。
广州学海堂书院的教官吴兰修曾写过《弭害论》的策论文，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他曾与许乃济探讨过鸦片问题，两人观点相一致。后来，许乃济所上奏章，基本上即以《弭害论》为蓝本，整理而成。
与广州的官员、士人的积极支持相反，朝廷中的一大批官员却坚决反对。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及江西道监察御史袁玉麟等分别向道光帝陈奏，驳斥弛禁派观点，仍然主张严禁鸦片。
朱樽在《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中指出：有法即有弊，贪官污吏借禁烟而索贿，并不能作为反对禁烟的理由。许乃济建议以货易货，而中国并无足够的茶叶、生丝等土特产易换如此之多的鸦片，最终还是要用白银；许乃济主张禁止白银出口，那么为什么不能堵截鸦片入口?反过来看，如果能堵住鸦片入口，那么白银自然不能外流。朱樽认为，白银问题还不是根本，最为重要的是鸦片伤生伐性，损害了百姓的健康。民为邦本，民众染上了鸦片瘾，为害较白银外流严重得多了。因为“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因此必须进一步申严鸦片禁例。
许球在其《请禁鸦片疏》中，提出了更为有说服力的禁烟主张。他首先将弛禁论驳斥得体无完肤。他在奏疏中指出：“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接着具体讲述了自己的禁烟主张，他说：“臣愚以为与其纷更法制，尽撤藩篱，曷若谨守旧章，严行整顿?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和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而后内地庶可肃清。若其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至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如前私贩，潜来勾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气壮，该夷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可施其伎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453页)

清廷的反应(3)
许球的奏疏义正辞严，有理有据，驳斥得弛禁派哑口无言，无法与之抗衡。许球提出的禁烟措施也深得人心，后来林则徐所采取的禁烟办法，多本于许球的主张。
朱樽、许球二人的奏折，深深打动了道光皇帝。他下令将二人奏折抄转邓廷桢等人，要求他们深入调查，找出禁烟不力的原因，拟订具体可行的计划，“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划，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10页)邓廷桢等人会议后，上奏说：禁烟一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建言者倡论于局外，故抵掌较易敷陈；当事者肩任于局中，则措手宜有分寸。”但邓廷桢也表示，如果能按旧有禁例，杜绝白银外流，“又孰肯冒不韪而亟议更张。”(《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21页)看来，广东官员还是反对严禁，而倾向于弛禁。
江西道御史袁玉麟在其《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中，再次对弛禁论进行了系统而有利的驳斥。奏折的大旨是：但禁止官员、士子、兵丁吸食，而不禁小民吸食，不仅无法做到，而且破坏了政令的统一，其遗患更大。按旧例征收鸦片入口税，每年不过十至二十万两税银，于国课无补，反而见小利而伤大体，得不偿失。至于纹银外流，是因为禁烟不力，如果禁烟有力，那么鸦片吸食、纹银外流均可堵绝。而鸦片交易以货易货是难以实行的、中国所产的茶叶、大黄等物，与外商的呢羽钟表大体相当，购买鸦片，仍不得不用白银；一旦弛禁，吸食者会越来越多，鸦片之进口也会越来越多，白银之外流因之而增多。可见，以货易货，无异于开门揖盗。允许内地栽种罂粟，必将导致无知小民弃农趋利，膏腴之区尽化为鸦片之壤。粮田的减少，人口的增加，丰年犹恐粮食不足，灾年更会缺乏粮食，导致饥馑的发生。禁止兵丁、士子、官员吸食，而不禁小民吸食，是窒碍难行的，因为兵丁、士子和官员来自民间。如果天下兵丁尽皆因吸食鸦片而疲弱不堪，那么情形更令人不堪设想。这样，一一分析，袁玉麟将弛禁的主张批驳得体无完肤，将其谬误、自相矛盾一一揭示出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公开主张弛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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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严厉禁烟与鸦片战争(1)(图)
弛禁与严禁的论争，以严禁论的胜利而告一段落。清廷官员，即使是原来支持弛禁的邓廷桢，还是执行了朝廷禁烟令，驱逐在广州的外国烟贩，拟定《拿办窑口走私章程》，认真查办禁烟事宜。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道光皇帝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驱逐鸦片趸船，“严饬洋商，传谕该国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趸船尽行回国，无许托故逗留。并确查窑口巢穴所在，悉数按治，毋稍姑息”(《筹办洋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第19页)。七月，又令缉办鸦片私贩。邓廷桢要求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等撤走趸船，但遭到拒绝。邓廷桢于是通过铲除“快蟹”等走私小船，断绝趸船接济补给等方法，来达到驱逐趸船的目的，又严厉查缉了一批国内鸦片贩子。双管齐下，禁烟取得了一些成效，使烟土价格开始下跌。
然而，鸦片泛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邓廷桢等人的禁烟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鸦片走私活动仍十分猖獗，白银大量外流并未改变。针对这种局面，道光十八年闰四月(19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呈《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建议采用重治吸食洋烟的方法来禁止鸦片。黄爵滋认为，以往禁查鸦片一是严查海口，在海岸巡逻；二是禁止通商；三是查拿兴贩，严治烟馆。但这些方法都未能达到禁烟的目的，成效较小。因此，他提出了重治吸食的办法。因为“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由外夷之烟自不来矣。”黄爵滋重治吸食的方法是：“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至，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第465页)黄爵滋提出了用“死刑”严惩鸦片吸食者的主张。
道光皇帝阅后，抄转全国各地方大员，并谕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58页)于是，针对黄爵滋的意见，全国各地方大员展开了章奏大讨论。综合起来看，各大员都认为银贵钱贱是由于鸦片大量输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但对于用“死刑”重罪吸食者，绝大多数官员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吸食鸦片不过如酒色过度一样，是自戕躯命，与杀人、强盗等十恶同罪，量刑过重；而且吸食者几遍天下，势必造成诛不胜诛的局面；二是认为禁绝鸦片，逐应从正本清源入手，贩售鸦片是活水源头，吸食为其流，只有重治贩售，遇源绝流，才能堵绝吸食。他们有的主张应严惩贩烟，开烟馆之人；有的主张严禁鸦片入口，禁绝烟船入港，驱逐趸船；有的主张首先严海口之禁，次加兴贩开馆之罪；有的主张重惩海口接引奸商；有的主张严惩官吏中的吸烟者。这些人的意见，也是很有道理的。在鸦片流毒全国之时，只有从入口到吸食的整个过程全力严加禁堵，才能收到禁绝之奇效，缺一则不可。
同意黄爵滋重罪吸食的仅仅是少数督抚，林则徐完全同意黄爵滋的意见，并结合自己在湖广辖境的禁烟成果，指出严刑峻法是可以禁绝鸦片的。他指出：“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357页)林则徐在条奏之时，还附上了《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的附片，进一步指出了鸦片的危害，发生了震聋发聩的吼声：“迨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泛泛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中)》)
此时的大讨论，进一步促进了禁烟措施的合理化与实施，因而也推动了禁烟工作的进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成果显著的禁烟活动。直隶、山东、江苏、湖广、福建、浙江、江西、两广等地，查获了多起烟土案。仅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即有二千余名鸦片贩子、掮客、吸食者被捕，每一天都有一些罪大恶极之人被判处死刑。到年底，鸦片商已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四处逃匿，鸦片的兴贩几乎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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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严厉禁烟与鸦片战争(2)(图)
内地禁烟初获成功，道光皇帝又把禁烟重点转向了堵绝鸦片进口上。道光十八年(1838)，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并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通力合作。次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进行了雷厉风行的禁烟活动。他在邓廷桢、怡良的支持下，下车伊始，即缉拿了17个据报在案的烟贩，调查了45名涉嫌从事鸦片交易活动的官府人员。之后，又下令所有吸食、贩卖鸦片之人，必须在两个月内交出鸦片和烟具，投案自新。到六月底，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林则徐共捕获鸦片贩子1700余名，收缴烟膏烟土近65万两，烟枪7万余杆，成果较为显著。对于官员中涉嫌贩卖鸦片之人，林则徐也大力进行调查、惩处，先后惩办了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及蒋大彪、徐广等下级军官。对于贩卖鸦片的外国人，林则徐也下了最后通牒，义正辞严地指出：“查尔等以此物(指鸦片)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从前天朝例禁尚宽，各口犹可偷漏，今大皇帝闻而震怒，必尽除之而后已。所有内地人民贩卖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是以持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前来查办。若追究该夷人积年贩卖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系远人，从前尚未知有此严禁，今与尔明申约法，不忍不教而诛。查尔等现泊伶仃等洋之趸船，存贮鸦片甚多，意欲私行售卖，独不思海口如此严拿，光复有人敢为护送，而各省亦皆严拿，更有何处敢与销售?此时鸦片禁止不行，人人知为鸩毒，何苦贮在夷趸，久锭大洋，不独徒费工资，恐风火更不可测也。合行谕饬，谕到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共交若干箱，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一面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即没收，人即正法字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第144页)然而，林则徐的谕令遭到外国鸦片贩子的抵制，林则徐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下令封仓，停止中外贸易；派兵包围商馆，撤退商馆内的中国买办、工役，停止食物供应。至此，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责令英国商人将鸦片全部交出，损失由英国政府和他本人负责赔偿。
林则徐收缴鸦片的工作至此已大见成效，至四月(1839年6月)共收缴了鸦片二万余箱。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毁鸦片。其时销毁鸦片，是在海岸处挖了若干池子，将鸦片、石灰放在一起，当海水涨潮时，鸦片、石灰、水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灰烬，并被海水冲走，干净利落，一点残渣剩膏也未留下。
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禁毒行动，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的行动。然而，英国殖民主义者，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
承平日久，清朝的八旗官兵、绿营兵已腐败不堪，没有什么战斗力。因此，鸦片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马戛尔尼的预言至此被证实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屈辱地同意了英军的一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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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贸易的合法化(1)
《中英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内容有七点：①准许英国商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贸易，准许英国在上述五口派驻领事；②割让香港给英国；③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元，行商欠款300万元，英国远征军费用1200万元，合计2100百万元；④废除公行制度，允许自由贸易；⑤赦免在战争期间充当汉奸的中国人；⑥重新订立进出口关税；⑦中英官员平等往来。
从上述内容来看，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的条款中只字未提鸦片一事，似乎不可理解。其实，英国当局也知道从事鸦片贸易的邪恶性，英国民众强烈呼吁放弃鸦片贸易，因此，他们不敢公开要求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鸦片贸易合法化，一直是英国奸商的梦想。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鸦片贸易的邪恶的权力。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其实原则是鸦片贸易的继续。因此，在签订条约时，英国不敢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写进条款中，而是“劝说”清廷自动放弃禁烟。在谈判中，英方的中文秘书小马礼逊向钦差大臣耆英提出，鸦片纳税进口的要求，并诱劝说：清廷每箱鸦片征收关税50元，每年进口约6万箱，清廷便可得到300万元关税收入。英国首相巴麦尊也致函英方代表璞鼎查，再次强调：“为了保证两国间长久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放在某种正常、合法的基础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希望您利用一切有利机会，使用一切有力论点，使中国全权代表深刻认识到您的意见，用征税代替禁运，对中国有莫大的好处。”因此，璞鼎查极力申说，引诱耆英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但耆英老于世故，委婉予以拒绝：“鸦片弛禁之事，目前不便遽然奏请，各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必过问，亦勿庸绳之以法。”耆英的话表明：中国无意于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对英国商船贸易鸦片也不查不禁，任其发展。这是战败者无可奈何的态度。
但是，清廷却未放弃禁烟的努力。既然不能杜绝外国输入鸦片，道光皇帝就企图严禁国内兴贩和吸食，来达到禁烟的目的。道光皇帝在谕令中要求各地严禁，他在谕令中指出：“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指耆英)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道光皇帝还是要求各地查禁兴贩和吸食，直隶等地区也惩治了一批烟贩，朝廷的禁烟令似乎还在生效。
但是，清廷战败了，五口通商，便于海外鸦片跨区域地输入中国。因此，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获得了迅速发展。仅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两口岸输入中国的鸦片，即大大高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水平。
虽然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空前增加，而清廷却熟视无睹，不敢认真查禁，不加干涉，但英国仍不满足，仍然要求邪恶的鸦片贸易合法化。于是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再次失败，英法联军甚至攻陷京师，火烧了圆明园。战败之辱，何以复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八年(1858)中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计有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以及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章程：海关税则》等。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被进一步瓜分，中国也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所没有得到的鸦片贸易合法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实现了。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规定：“向来洋药(即鸦片)……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章约汇编》第一册，第129页)具体税率则规定为：“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在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其民间买卖，于(咸丰)九年(1859)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李：《鸦片战争事略》卷下)至此，清廷的禁烟政策彻底破产了。

鸦片贸易的合法化(2)
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洋药(鸦片)进口迅速攀上了新的高峰；同时，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以后，上海便迅速代替偏处东南一隅的广州而成为新的鸦片最大进口口岸。1847年，上海进口鸦片约为16500箱，约占全国进口总量的一半，70年代以后，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已占全国进口量的70%以上。(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139页)

清廷禁烟政策的破产(1)
咸丰八年的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海关税则》，明确规定了鸦片进口的合法化，但清廷仍保持征税等权。具体说来，鸦片合法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允许鸦片纳税进口(每百斤鸦片征收关税30两)，但外商不得将鸦片运至五口以外的内地；第二，鸦片在内地的关税厘金，由中国自主办理。根据这些规定，清廷无法阻止洋鸦片入口，又不想让洋鸦片如决堤的河水，四处泛滥，掠走更多的白银。于是，清廷在内地关税厘金上作文章，企图通过高税政策，稍微限制一下洋鸦片的销售。
关税厘金，其实是一种过境税。咸丰三年(1853)，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为了搜集军费，创办了厘金制，强征货物过境税，并在扬州之仙女庙、宜陵、张网沟等地试行，收税率为货物总值的百分之一，故称厘金。次年，厘金税推广到全国各地，成了国内货物中转税。当时，全国共有厘金局六百余所，分局、分卡则多如牛毛，难以计数。厘金局、分局、分卡，构成了一张税收网，对往来各地的货物重复征税，因而成了清朝税收中的大宗，逐渐超过了正税的收入。
鸦片变成了洋药后，即有地方大员开始征收鸦片的厘金税。咸丰六年(1856)，两江总督何桂清首先开征鸦片税。规定每箱鸦片征税24两，其中20两归军需，4两为办公经费。次年，闽浙总督王懿德也开征烟税。咸丰十一年(1861)，上海江海关设关抽厘，除对洋商每百斤鸦片征收30两外，还对华商征收厘税50两。对此，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等一再反对。对英人的用心，清朝恭亲王奕等人看得较清楚，他们奏报皇帝说：“臣等揣量其情，一则洋药税征收过重，恐内地土药畅行，洋药贸易不畅；一则中国奸商勾结该领事，冀于新章开办之时，借端轻减。”奕等人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对洋药征税过重，势必增加洋药的价格，影响鸦片对内地的行销。这是清廷限制洋药倾销、防止白银外流的最后一张牌，虽然洋人反对，清廷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内地征税，由清廷自主决定，是《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明文规定的，所以清廷对密迪乐、威妥玛的要求进行了驳斥和否定，指出：“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税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
即使这一点关税主权，英国人也不会放过，经过中英双方多次会商，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中英双方又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对鸦片内地厘税进行了规定：鸦片运入中国后，先封存于海关，由华商承买。每箱交纳正税30两、厘金80两后方可起运内地。此后，凭海关单和运货凭单运销内地，无须再完税纳捐。如果鸦片运入内地，拆包分销，要交纳税捐，其税额“均不得较土烟所纳税捐等项格外加增，亦不得别立税课。”如果按价格征收烟捐，那么应该取洋烟、土烟价格的平均数计征，不得有所偏抑。至此，清廷对洋鸦片入口的限制，全部被剥夺了。清廷还会有什么方法防止白银外流呢?
对鸦片征收厘金的作法，包含了一个前提，即鸦片可以合法地销售、吸食。这自然与清廷的禁烟令相矛盾。因此，在咸丰二年(1852)，御史吴延溥等人即奏请弛鸦片之禁。对此，咸丰皇帝未予明确的答复。但其后不久，一些封疆大吏已开始征收鸦片厘金，允许鸦片的流通。咸丰八年(1858)，两江总督何桂清鉴于朝廷默许征鸦片税的事实，大胆地提出了弛鸦片禁令的主张。何桂清在奏章中指出：“鸦片烟我虽有禁，彼(指外商)则仍然贩运，今欲改其名而弛其禁，则内地匪徒不至于聚众护送，酿成巨患，其利系在我，于夷酋夷商均无出入。”何桂清基于鸦片已无法禁止的事实，劝清廷征税，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从鸦片贩子的手中分取部分利润。对此，咸丰皇帝基本同意了。
至此，对以前禁烟的法令应该认真清理一下了。咸丰九年(1859)，清廷颁布了《洋药经售条例》，规定了新的鸦片政策：进口鸦片由经营洋货的商人经销，其他铺店及住户均不准寄存；洋药货铺不得开设烟馆；凡官员、兵丁、太监人等，均不得开馆，兴贩和吸食，违者依旧例治罪；其余人等概准买食，但不准开馆、兴贩，违者照赌博例问罪。这个条例还对以往的禁烟条例作了彻底清除，即以往的禁例一并删除，统统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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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禁烟政策的破产(2)
这个条例，仍禁止官员、兵丁和太监参与鸦片的兴贩和吸食；违者仍依旧律从重治罪。禁止开设烟馆，禁止普通民人(非洋货商)兴贩，但对违者仅治以赌博罪，杖徒而已。即使这个规定，后来也一再放宽。同治元年(1862)，清廷又颁布了《改定禁烟馆条例》，规定私开烟馆，照开场聚赌例，杖一百徒三年；在烟馆聚吸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同治二年，再一次放宽开设烟馆的条例，一般店铺，经过申请，均可开设烟馆，而一般人及零星小贩除外。
至此，外国鸦片可以入口了，可以在国内长途贩运了，可以开馆吸食了：清代的鸦片禁令已经全部废除了，清王朝的禁烟政策彻底破产了。从此以后，鸦片这个被久困在并不严密的笼子中的怪兽，打破了并不牢靠的紧箍咒，张开了血盆大口、锋牙利爪，吞食着一切。尤其是烟馆禁令的放宽，使城市中烟馆星罗棋布，形成了一幅奇丑的风景线。烟馆遍地，为吸食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方便的场所；即使穷困的社会下层人士，购买不起一整套吸食工具，也可以跑到小烟馆，花上几文、几十文铜钱，就可以满足毒瘾。因此，烟禁一开，吸食者立即大量增多，鸦片销量大增，白银外流更巨，其社会危害也空前增加。这时，清廷中的“有识之士”又想起了许乃济的“以土抵洋”政策，企图放开国产鸦片之禁，大力发展土烟，逐步排挤、驱逐洋烟了。

国产鸦片——土药的崛起(1)
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洋药畅行全国，掠取了大量白银。这时的清朝廷禁烟政策已破产，已无法奢谈禁烟，便想方设法防止白银外流，提倡弛禁鸦片种植，以土抵洋的观点便又在朝野上下，趁时而兴了。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申报》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指出：“鸦片烟土为祸甚烈，然果能尽弛其禁，其有益于国也亦甚多”。其一，“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纸上空谈，因为弛禁后的百余年，中国鸦片之祸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越演越烈矣。
然而，弛禁鸦片却是当时的主要呼声。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此时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他所反对的只是吸食洋烟而不喜欢土烟。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则徐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33页)
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请弛禁，以抵制洋烟的涌入。他指出，“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掠取厚利。因此，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如果外洋烟土不来，再严禁鸦片，也容易办到了。李鸿章官高权重，所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实可行，因此影响很大，以至于弛禁的主张左右了政局，弛禁终于被清廷允许了。
罂粟虽然原产于阿拉伯，但传入中国时间很久，中国内地亦有不少省份私自小规模地种植。至此，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清廷对土烟收税，但较洋烟税率为低，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
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罂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据记载，“自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纤接畛，农家习以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土烟生产的数量1866年约为5万箱，1870年已达到7万箱，已超过了进口洋烟的数量。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烟土的总量已是进口烟土的二至四倍。到了20世纪初，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又有很大发展。
当时，国产烟土以云贵川等地区较为著名，云南紧靠印度，接受了印度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自然、气候环境又相似，因此烟土口味、质量也较好。晚清著名外交大臣郭松焘指出：“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辗转传至四川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其实，在咸丰、同治年间以后，印度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技术，已经随洋烟传到了清朝的18个行省，全国各地区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
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云南省鸦片种植有较长的历史，据传早在明末清初即由缅甸传入，并逐渐流传开来。在鸦片战争前的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云贵总督阮元、云南巡抚伊里布即联名上奏，指出了云南省种植鸦片的大致情况，奏章上指出：“滇省边隅，民风素本淳朴，而接壤越南，又近粤省，遂致有鸦片烟流入滇境，效尤吸食之事。而治边夷民，因地气燠暖，向种罂粟，收取花浆，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人民，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至光绪年间，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很大发展，罂粟花到处盛开，姹紫嫣红，形成了一片“美丽”而邪恶的鸦片风光。光绪年间有人游历昆明，记录了昆明——云南省会城市郊区的鸦片罂粟种植情况：“出(昆明)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塘，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全省的耕地，1875年约有三分之一用于种植鸦片，鸦片产量迅速扩大：1879年约为万担，1896年约为8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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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鸦片——土药的崛起(2)
贵州省毗邻云南，但鸦片的种植时间稍晚。道光十一年(1831)贵州巡抚嵩溥奏：“黔山多田少，向无栽种熬烟之事。惟与滇、粤等省毗连，人民贸易往来，间有嗜食此烟者，奸商挟带，潜匿私卖，事所必有。”道光末年，广东商人将“广土”输入贵州，获利甚丰，当地人因而效尤，试种成功。咸丰、同治年间，贵州连续二十余年的战乱，广土来源断绝，贵州本地生产的黔土迅速发展，逐渐代替了广土。不仅如此，贵州所产的烟土以其较高品质反而输入广东，获取高额利润。这一高额利润，反过来又刺激了鸦片的生产，以至于全省各地广泛种植。当时人陈惟彦任职开州，他游历贵州各地，“约计所经州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罂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农田面积的一半，当地农民把鸦片种植、生产当成重要农业生产活动，辛勤地劳作。“洋烟一物，为害实多，民不知非，视同禾稼，连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归，群相竞取。”贵州省虽然地瘠民贫，但鸦片产量也相当惊人，1879年约为1万至万担，1896年约为4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
四川省的鸦片生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已经较普遍。四川简阳县，道光末年乡人竞相种植罂粟。广安州在咸丰末年开始种植，而至光绪年间已经遍地开花，鸦片成为该州农产品中的大宗。四川东部的苍溪县，咸丰、同治时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至光绪年间川东已“无处不种罂粟”。到了清朝末期，整个四川，包括川东、川西南和川西北，都广泛种植罂粟，据宣统二年(1910)九月二十日《广益丛报》的记载，当时“川省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四川省的鸦片产量，1881年约为7500担，1879年约为万担，1887年约为15万担，1896年约为12万担，1901年约为15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四川省生产的鸦片数量增长很快，已经超过了云南省，成为全国鸦片产量最大的省份。
陕甘晋等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土壤肥沃，但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极不发达，百姓生活十分艰难。但是，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产，鸦片的品质、产量都较高，也是一个著名的鸦片产地。
甘肃省种植罂粟约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据同治年间陕甘总督杨昌与陶模为筹备军饷，先后奏请朝廷加征罂粟地税的上疏来看，罂粟籽入甘后被种植，约在咸丰同治年间，即公元1851年至1862年。据1937年《民国日报》载，清咸丰时期，罂粟花满布于陕甘各县，产量日多，质品亦佳。《甘宁青史略正编》第27卷也说：“咸丰以后，鸦片由广东贩运入甘……吸者日多，种者亦日众，利厚工省又不择土之肥瘠。取液煮膏既谙其法，遂自吸食，而沿及妻孥，久之厮丐亦然，其倾家致死者不可屈指数。”1872年，有一德国人至甘肃，发现甘肃省鸦片大量输入东、西邻省，而未见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这表明甘肃省已是一个产烟毒的大省。该年甘肃全省鸦片产量约为5000担，1896年产量约为1万担，1906年产量约为万担。
陕西省的鸦片生产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60年代以后有了大发展。光绪时山西巡抚曾国荃奏称：“自回匪(指陕甘###)削平以后，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内，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当时，陕西关中的渭南、泾阳、凤翔，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已经成了陕西的著名鸦片产地。90年代以后，陕西的罂粟种植面积逐年扩大，遍及陕西全省。1906年，陕西约有53万余亩土地种植鸦片，约生产鸦片5万担。
山西省鸦片种植、产量都很大。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山西百姓即多以种植罂粟为业，开始时在山坡、地角栽种；获利后扩大至沃壤腴田，遍地种植。其时，全省罂粟栽种面积已达60余万亩；光绪时栽种面积进一步扩大，多达96万亩。(参见王金香：《近代山西烟祸》，《山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山西“通省百十有余属，几无处不种”，以至于干扰、排斥了粮食生产。光绪八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将山西罂粟栽种情况上报，指出：“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余粟。”山西省土壤稍贫瘠，鸦片亩产量较低，1906年全省鸦片产量约为3万担。

国产鸦片——土药的崛起(3)
西南、西北各省是我国鸦片的主要产地，它们的鸦片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八成以上。但其他各省也都大量地种植、加工制造鸦片，如1906年，直隶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河南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山东的鸦片产量约为万担等，数量也很大。
自清政府开放烟禁，允许各地种植罂粟以后，中国的罂粟产量大增，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抵制了洋烟的进口，并对洋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之进口数量逐年下降。
进口鸦片在数量降低的同时，其销售价格在国产烟土的竞争下，也大幅度降低。不论是质量较好的白皮土、公班土，还是质量稍次的其他烟土，销售价格都在下降。《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中指出：“当鸦片进口数量只减少15%或16%时，价值的下降却两倍于这个比例。”数量和销售价格的下降，使进口鸦片的市场越来越小，终于被国产鸦片逐渐替代了。1906年中国国产鸦片约为万担，而进口鸦片仅为万担，这表明中国鸦片的自给率也达91%以上，已经实现了自给。
然而，鸦片国产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廷在客观上不能抵制鸦片的大量输入，也不能、无法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但通过允许栽种罂粟、生产制造鸦片，却成功地抵制了洋烟的大肆输入，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白银的外流，减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的财政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鸦片国产化，对清廷是“有利”的。然而，鸦片的国产化导致了举国上下到处种植鸦片，使其产量迅速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从而为更多的人，甚至更多的贫困百姓吸食鸦片提供了条件。因此，随着鸦片国产化的实现，整个中国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鸦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可以说，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是饮鸠止渴的政策，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政策，其危害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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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1)(图)
自晚清鸦片生产合法化，鸦片产量大增以后，形成了鸦片生产的基本格局：西南和西北地区从晚清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是中国鸦片生产的主要产区。当然，由于晚清和中华民国曾实施过禁烟，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鸦片生产有过萎缩，但不久又恢复原样。因此，鸦片生产格局并未有多少改变。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于罂粟鸦片这一高效“作物”的生产，中国人也投入了极大心血和精力，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鸦片生产景观，赶大烟场则是其中独特的景观之一。
罂粟的栽种，因品种、土壤和气候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播种、收获时间和效益。以四川省金阳县为例，“金阳生产的鸦片，有洋烟、大烟、热烟、水泡烟四种。洋烟适于低山区种植，每年9至10月播种，汉人挖窝点播，彝人撒播。腊月须除草一次。耕作较种粮食作物精细，次年二三月收割。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一般年景可收烟土50～60两，最多能收200～300两。洋烟单位面积产量虽高，但金阳多为半山区和高山区，适于种洋烟的低山地不多。种植面积最大的是大烟，种于平坝区和半山区的上等地，生长期较洋烟稍长。每年9至10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获。一般年成，可播一斗包谷的土地能收鸦片二三十两，多的收到100两。热烟种在高山区，三四月播种，七八月收获。通常情况下，可播一斗包谷的土地收鸦片20两，多的收四五十两。水泡烟种植较晚，1940年左右鸦片奇贵时才开始生产，多种于五谷不生的河谷地。每年10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割，耕种粗放，广种薄收。”(吴雨、梁立成、王道智：《旧中国烟毒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在陕西渭南，种植的罂粟品种更多。据记载，该县“种植的品种主要有三月黄、金钟、独牛、到老绿、腾场等，每年分冬、春两期种植，但都在立夏前后收割，一般亩产百十两，作务好的可产二三百两。每两烟土按当时价值可折合小麦20斤……有些经营者发了大财，而无数吸食者却走向贫困破产。”在甘肃靖远，由于气候寒冷，罂粟一般“在农历二月下种，七月收割结束，山区二阴地最迟在八月收毕。烟苗的种类有‘小暑’和‘大暑’(在小暑大暑节气开始收割，因而命名)；有‘独头’，每茎一个头球，头球特大(大小暑一茎上有三至九头)，球上径纹突起，成熟在小暑、大暑之间，因头球棱径不平，收割不便，种者较少。各品种之所以并植，是因收割时间和劳动力可以调配，同时产量年有不同。有一年‘小暑’产量大，有一年‘大暑’产量好。每亩烟浆产量为30两至100两。”
从上述罂粟品种来看，全国各地都有适宜于当地生产的罂粟种类，而且各个品种都适当种植，以便综合利用地利、人力和劳动时间，获得好的收益。
种植罂粟、收割汁液，制造鸦片，在一些地区成为贫穷百姓养家糊口，甚至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在罂粟种植区，有不少人因此而暴富。如在四川金阳县的派来乡，有一个名叫阿熟的富裕农民，原有可播50斤包谷种的土地，没有农奴。改种罂粟以后，每年可收200两鸦片。他将鸦片贩卖给汉人，并放鸦片高利贷(借1两还5两)很快发财暴富。他后来又买了4个农奴和可播种150斤包谷种的土地。
改种罂粟可以致富，是因为鸦片的价格贵，因而种罂粟的比较效益高。如上文所述，在陕西渭南，一亩地种植罂粟，一般可收获百十两鸦片，一两鸦片可兑换20斤小麦，以一亩地生产100斤鸦片计，即可兑换2000斤小麦，而当时种植一亩小麦，至多收获三五百斤。因此，鸦片可以算是“高效作物”，种植鸦片从而容易发财致富了。
正是由于种植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因此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大规模地、成百亩地种植罂粟。罂粟花开时，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红白黄粉，五彩杂陈，形成了特有的鸦片风光。在收获时节，需要大量劳动力手工割取，于是在收获季节出现了大量短工——刀儿匠，他们以其熟练的割浆技术，赚取较高的劳动报酬。在罂粟种植区，由于刀儿匠的大量来临，各种商贩、娱乐组织也来了，出现了临时的繁荣——烟会(烟场)，逐渐形成了赶烟会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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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2)(图)
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五原县，大多数人将土质肥沃，灌溉方便的土地，多数种植鸦片，形成了一片片美丽的鸦片风景：“在收获季节来临前，农村要出现一年一度的繁荣景象，首先是农村流动人口增加。流动人口的来源分几个方面，其中为数最多的是割烟工人，割烟是一种带有技术性的劳动，不是一般农民所可从事。由于积年累月的种植，种烟地区逐渐培养出一些掌握割烟技术的人。这些人并不完全在农村落户，其中有城镇的商贩和手工业工人，也有从种植历史较长地区(如萨县、托县)来的。割烟工人的劳动报酬和生活待遇，和一般农业劳动者相比，要优厚好多。以1935年为例，锄小麦时一个成年劳动者每日挣工资1角，饭食是一日三酸(早晨酸粥，中午酸焖饭，晚上酸稀粥)，每逢初一、十五吃一顿荤菜面食。至于割烟工人则大不相同了，每日工资起码5角，饭食一定是面，副食如买肉不便，顿顿鸡蛋是少不了的。同时还供应饮料，茶叶与红糖白糖每日均须准备。”（李子英：《五原烟毒史话》，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靖远县，种植较多罂粟的地主，“因收割时间紧迫，多有雇短工者，农村出现了临时的人市。远来的劳力清早集中在桥头或庙门，地户需要短工的到那里去叫。工资是有行市的，不用商量，用几个人就叫几个人。大的地户种百八十亩的要叫几十人短工，除管饭外，工资是付钱，无钱可以大烟支付。今日割明天收，算做一个劳动日。每年的工资行市不同，大约一个工1两大烟。当时烟价每两1元，每元可买白面30斤。（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割取大烟浆汁的刀儿匠工资、待遇很高，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割取大烟的手艺。割取大烟是个细致的手艺活儿，需用三刃刀在大烟的蒴果上划上刀口，让白色的汁液流出、凝固，然后收集起来。其具体操作程序是：头一天中午后开刀放浆，第二天清早收浆。收完后，再在另一块地里开刀放浆，依次作下去。一块大烟地放完浆二三天后，又可以开刀放浆。一般的大烟可以坚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放浆时间。放浆开刀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大烟的收成，因此割烟收浆都极讲究，刀儿匠必须技术熟练，“割烟的人要心灵手巧，三刃刀割得恰到好处，好割手一般能连割三刀，三刀后就再不出烟(浆)。先一天下午烟桃被割后，即流出乳白色的汁液，与空气接触逐渐变成黑褐色，第二天早上再用薄刃小骨刀刮取下来，装入罐内，成为生烟土。干燥后装入土大碗内，用黄表纸盖好存放。”（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天气好坏对烟土收成影响甚大。如果看不准天色，放烟后遇到一场大雨，烟桃上的汁液就会被雨水冲光，收成就会落空。由于当时科技落后，无法准确预报天气情况，一些僧道巫神专门作“天气预报”，一见过云发雨，马上鸣钟报警，之后则以功臣自居，到地头要烟。
在一些偏远地区，为了种植罂粟牟利，但又没有种植技术，往往聘请刀儿匠(烟把式)指导。如四川省理县1921年以前，还没有熟练的刀儿匠。当地人看到种大烟有利可图，便“从外地请来汉族的烟马式(刀儿匠)到理县种烟。最初是雇长工，后来是刀儿匠和主人‘分庄’，也有农民将土地出租给汉人种烟的。几年之后，当地农民也学会了种植鸦片的技术，但在收烟和割烟等技术方面，还须请刀儿匠。”
在罂粟种植区，收割大烟是一项重要的农时活动。由于大量刀儿匠云集，农村人口流动增加，且集中于产烟地区，使一些鸦片产区形成了临时的繁荣：劳动力云集、商贩云集、说书和唱戏等娱乐组织也来了，热闹非凡，形成了“烟会”，又叫“烟场”、“烟集”。赶烟会因而成为当时人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了。烟会的情形，我们举例说明。
在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每年收获季节(农历七八月间)，在整个种烟的河套农村，如同赶庙会一般热闹非凡。在烟地周围，有打玩艺儿卖唱的，有卖瓜果吃喝的。在较大的村落乡镇，还有搭台唱戏的。民间艺人赶烟市，为赚钱，图吸烟，说唱快板‘莲花落’凑红火。”
在内蒙古的五原县，小商小贩是赶烟市的重要人员。“在种烟的年代里，农村的商品需求量和购买力在割烟季节要出现一年的最高峰。那时鸦片的丰歉决定农民一年的命运。所以种烟农民为了迎接和祝贺这个决定命运的季节，在收割烟的时候，除了从优招待割烟的工人外，自己家内也要改善生活，有的还给儿女们添购一些入时的衣着。为此，城里的商人就纷纷人挑畜驮车载把货物送至种烟的村落。另外，在割烟季节为了表示祝贺，二人台班子也要赶赴农村演出。在烟户较多的大村子里，每逢华灯初上的薄暮时候常有二人台节目演出。附近村落的青年男女亦多往围观。虽说那时照明设备简陋，可是轻歌曼舞，笙箫伴奏，人笑人语，看起来也是赏心乐意喜气洋洋。在那个年代里，乞食的人是比较多的，平时大多是在城市里行乞，逢到烟市也纷纷转移到农村。”（李子英：《五原烟毒史话》，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3)(图)
在甘肃天水，每年五六月间便陆续开刀割浆，烟会也就开始了。“这时城市大量无业贫民和苦力劳动者，都到农村赶烟场打短工。小商小贩也备齐农村所需各样货物，到乡下烟场换烟土。城里说书的、唱戏的、算卦的、装水烟的、打‘泥娃倒’、‘打板子’的等，也都纷纷下乡赶烟场。尤其唱秦腔的鸿盛社戏班子，这时也下乡演出，他们晚上演大戏，白天划整为零深入田间地头，吹吹拉拉，清唱几段，讨点烟吃。县政府的官差衙役也趁此下乡，勒收亩捐借机发财，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靖远，由于种植罂粟，县城出现了繁荣。在七八月份收烟的时候，赶烟场的人很多，靖远城乡也空前热闹。据记载：“当割烟的时候，和尚、道士不远千里而来化缘。卖武、耍猴、马戏团络绎不绝。当时最时兴的日用品，例如化妆品、生发油、花露水、丝织袜子、天津礼服呢等都是普通货。城镇街道上京货摊子排比拥挤，五光十色。印花布、细布、斜布、绸绸缎缎、零星玩艺，应有尽有。”“除了赶场的短工以外，还有一部分是走江湖的，拉狗耍猴，猴子、小狗在地头给地户叩头作揖，提水烟袋的给大家装水烟；弦管卖唱的唱一段；卖武的扛着大刀、杆子，一到地头，一口大碗伸向地头的掌柜，掌柜的即抹一板子大烟。”“卖艺的人每到一村，找一个适中的现场，敲起大锣，群聚而观。当场不要钱，算作献艺。过后到地头大碗一伸，等于收票。这些伸手的人每能要满满一大碗，约三四两。戏班的演员尤其吃香。麻子红(一名角的诨号)一度到靖远赶场，在大碗后面还有龙套抬着牛头罐子，地户争着抹，希望在庙会上看他的拿手好戏。”（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陇西，“收烟时引来陕西、河南等省形形色色的人流来赶烟场，有富商大贾，有流氓乞丐，有妓院和各种杂耍，真是乌烟瘴气，盛况空前。”（陈仁：《陇西种植、吸食、禁止鸦片记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当然，烟会中缺少不了收购大烟的大小商贩。在靖远县，“当大烟收割正忙之时，远近土客接踵而来，东路来客最多，兑来大批现金，坐地收购。庄客多半集中县城西关，小贩和农民以烟求售，有牙纪行，名曰‘土店’。这样的土店不知有多少家，每一庄客，起码都收购万八千两。西关大街拥挤得摩肩接踵。有很多巨商在靖远作汇兑，兰州的万顺成就在靖远设有分号。土客的资金和政府的解省公款，动辙以万计，都是经过汇兑，可免带款被匪抢劫。”（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四川省的西昌，“每年春末夏初，新鸦片大量上市，西昌便开始了盛况空前的繁荣，其繁荣热闹胜过往昔虫会。烟会期长短不一，一般延续一个月左右，交易主要在西街川主庙及其附近。那段时间西街上行人熙来攘往，摩肩接踵，街沿坎上满是大缸小钵的生烟。……西昌烟会最繁盛时，每会交易量都在300万两以上。”“卖烟的除西昌本地农民外，还有冕宁、越西、盐源、昭觉来的。买主则多数来自四川内地，其中又以军政要员的代理人为多，西昌的军政人员则亲自上市收购。”（林如渊：《西昌鸦片祸害一瞥》，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四川宜宾，“每年罂粟花(俗名烟花)结果，割破后收的果浆，即为新土。当旧历每年四五月间，新烟土登场时，举行烟土贸易###，就称‘烟会’。一般为期一个月左右。参加者多为烟农和中小烟贩。”“烟会开始后，市场也空前繁荣。每天上午下午烟土到处公开陈列，大小店铺和摊贩，遍街都是。尽管离此一千余里便是国民党的陪都——重庆所在地，但这里却无人说禁烟。省内外来到这里赶烟会的人，摩肩接踵，称斤讲价之声不绝如耳。旅馆食店，生意也特别兴隆，各种日用品、食品应有尽有。……随着烟生意而来，便是吃喝玩乐，烟、酒、娼、赌，混迹其中，平时冷冷清清，连过路狗都要咬人的乡场，一时虚假繁荣，乌烟瘴气。烟贩们这种疯狂的争利和享乐，往往伴随着另一种乐极生悲。那就是烟会期间，抢劫与暗杀不断发生。烟会期间虽然热闹，但那只不过是烟土的陈列展览，所成交的是小量零星的烟、物而已。真正的大批鸦片买卖，是在暗中进行的，烟会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宜昌市政协文史办：《宜宾烟祸纪要》，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4)
关于烟会上鸦片买卖的具体情形，我们以内蒙古的赤峰县为例说明。民国年间，“每年大烟季即收割季节，市面上比往常热闹多了。……集市路边摆着一排排的收烟摊，收买大烟的人多是来自天津、北京、沈阳等地的老客，也有本地绅商富户派出的收购人。他们坐地摆设短腿桌子，上面旋转大烟灯、戥子、秤、盛烟奶子的盆、罐、油布等，以招徕卖烟的农民。一般种烟户，要完税，要交租，要还债，割大烟更要雇帮工，急等钱用，只要烟地一开刀(开始割浆)就随割随卖。所以，一到集日，卖大烟奶子(指生鸦片)的人很多，摩肩接踵。他们拎着罐子、缸子，也有的牵着毛驴驮着装有刚晒成的稀烟土，到处求售，也有给本地主顾、东家送货上门的。收售鸦片必须用烟灯、钎子等工具把烟奶子或烟土经烧烤后冒出烟雾，再加吸嗅捻看，以鉴别品质优劣高低，最后议价成交，过秤付款。外地老客收足了生鸦片多是就地加工，及时运走，而本地富户则加工后储藏起来，相机高价出售或转运外地。”（李心平、王洪武：《鸦片烟毒在赤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烟会期间进行着鸦片贸易，交易量很大，往往是旧官僚勒索钱财的好机会。在云南省滇西地区，抗战时期鸦片烟买卖市场集中在巍山县，过去叫蒙化，当时的县长是宋嘉静，所有从西路来的烟进入蒙化，都要按百抽一给宋嘉静。后来烟市搬到了凤庆，蒙化实则成了公开市场(参见马超群：《云南制烟贩毒内情》)。在四川荥径县，“县长唐登汉在每年烟会的前期，必须把乡镇长加委一番。因为收烟期间，乡保长的油水很大，必须向县长献上一笔大款，才可以得到加委状；如果包袱(指贿赂)小了，加委状就到钱多的地方去了。顺江乡乡长熊大章因只送了金圈12支就没有得到加委状，后来向亲朋借贷，凑足20支金圈，加委状才得到手中。其他每个乡长都不两样，不过礼物不同，方式各异。烟会期间，加委状异常宝贵；缮写委状的，封印委状的，转发委状的，登记委状的，还有听说加委了先去报喜的，衙门里上上下下，太太小姐，丫头老妈以及打杂勤厨，都是要吃喜分红的。这笔收入的款项，也就是衙门上下人等预备购买新烟准备金了。当然，乡长回乡，对于保甲长也照搬这套方法来索取现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也算是当时的常规。”（陈耀伦：《西康烟毒与荥经事变》，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从以上数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鸦片生产种植在全国许多地区已经成为一件十分重大的农业生产活动，人们对鸦片的生产十分关注，渴望着丰收。因此，当收获在即的割烟时刻，鸦片种植区都热闹异常，空前繁荣，形成了节日般的烟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烟会就是当地的重大节日，还是一个内容丰富、购物、娱乐兼顾的节日。
赶烟会的人包括三教九流，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分别是具有割烟技术的刀儿匠；因刚卖了大烟，手头略微宽裕的农民，他们急于给衣不蔽体的妻子儿女买衣服、家常日用品；各种各样的商贩，从卖衣饰到各种食品、日常用品；收购鸦片的烟土商，他们从农民手中收取零星的生鸦片，再转卖给外地的大鸦片商；各类地方戏的演员、戏班子、杂技演员、马戏班子、耍把式的武术教头等，他们也趁人们手中有钱，心情高兴，来献艺赚钱；僧人、道士等神职人员，他们或前去化缘，或者发布“天气预报”，索取大烟，也是趁机分润的一伙；妓女、小偷、盗匪也来了，他们或以色相换口饭吃，或明抢暗偷，乘机捞一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烟会期间，各地地方衙门里的军政大员、大小官吏和差役人员，也伸出了手，或者派人收取鸦片，囤积居奇；或者亲自出马收购；或者趁机委任各级官员，捞取卖官之钱，或者乘机勒收捐税，中饱私囊。因此，烟会期间士、农、工、商等人都来了，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来了，他们都要赶烟会，发鸦片财。
烟会期间的活动丰富多彩，具有浓厚的节日气氛。当然，烟会期间主要活动是收获大烟，买卖鸦片。当地人口最多的农民正在得到或已经有了钱，可以购买家庭生活必须品，甚至为子女添置新衣等。因此，日用商品如衣服、鞋帽、百货等的购买和销售也非常旺盛，买、卖量也很多。可以说，日用品的买卖，也是烟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文化娱乐活动，是烟会期间尤为带有节日气氛的活动。在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等鸦片生产地区，农民生活十分艰苦，文化娱乐活动十分贫乏、稀少，而烟会期间却是少有的例外，一些颇有名气的戏班子、演员也从城里来到了农村的烟会，利用晚上搭台唱戏，周围的村民纷纷前往围观；白天各种演艺人员，如唱戏的人、耍把式的人、耍魔术的人、玩杂技的人，来到了地头，敲起锣鼓，表现开来，在田头劳动的人，便可以就近观看，热闹一番。此外，算命、问卦、占卜的摊子也支了起来，没有科学文化知识，生活负担又非常沉重的农民，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便“听天由命”，相信占卜算命的活动，纷纷求神问卦，预测吉凶祸福。由于赶烟会的人员复杂，一些卑劣下流之徒，便寻花问柳，而从城里来到乡下的妓女，也就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小偷、流氓的眼睛则盯住了刚卖完大烟的农民、小商贩、太太小姐的腰包，时刻准备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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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5)
所有这一切表明，烟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每年都要举行，已经含有民俗的成份在内，有着文化内涵。可以说，烟会是“鸦片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烟会是因交易鸦片而兴起，鸦片交易是其主要内容，而其他商品交换活动、文化娱乐活动都会附丽于鸦片买卖之中，因此必然附着鸦片生产而兴起，扩大，也必然随着烟毒的铲除而消亡。

吗啡、海洛因的输入与国产(1)(图)
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并未停止其走私、输入中国毒品的行为，每年仍有不少鸦片、吗啡、海洛因等烟毒输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鸦片进口的减少，毒性更强、危害更烈的吗啡、海洛因却不断输入中国，数量逐年增加。
吗啡是19世纪初发明的“药物”，具有极强的麻醉、镇痛作用，广泛地用于医疗中。但吗啡的副作用很快被发现，是成瘾性更强的毒品。然而，中国人对吗啡这一毒品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而是把它当成戒除鸦片瘾的灵丹妙药，用来治疗鸦片瘾患者。清朝外务部曾经就此问题上奏皇帝，奏章指出：“吗啡系鸦片所炼之精，原为西医药料。而华民每用吗啡药针刺入肌肤，以抵烟瘾。”一些医院也用吗啡作戒烟药，广泛应用。上海大英医院即以吗啡治疗烟瘾，并大肆宣传，广而告之。它于1874年3月12日在《申报》上作了这样的广告，宣传吗啡之药效，广告说：“由伦敦新到戒烟药莫啡散(即吗啡散)多箱，其药醇正而有力，故杜瘾(指鸦片瘾)之效较为速捷。”这一广告倒也名副其实，吗啡之毒性、成瘾性的确高于鸦片，用它是完全可以解除鸦片瘾的。不幸的是，戒除了鸦片瘾，却染上了吗啡瘾，其为害更强。
由于清朝同治年间吗啡才入口东南沿海地区，人们对新来的吗啡尚无正确的认识，因此很多人都用吗啡戒除鸦片瘾，各地西药房也公开出售吗啡。时间一长，一大批人戒断了鸦片瘾，染上了吗啡瘾，使吗啡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同时，一些外国奸商在洋鸦片受排挤、利润和销量降低的情况下，别开财路，贩运吗啡，造成外国吗啡充斥中国，吗啡销售急速上升。1892年上海口岸进口吗啡15761盎司，至1901年即高达114080盎司，十年之间增加了倍，其增长速度之快是十分惊人的。随着吗啡瘾者的增多，吗啡瘾的加大，一种新的吸毒方式，即皮下注射吗啡的方式，也出现了，并逐渐蔓延开来了。同时，吗啡类的衍生品，如金丹、红丸等，也泛滥成灾了。金丹，是一种固体化的吗啡类毒品，其主要成份为吗啡，呈金黄色，在清朝末年进入中国。由于金丹售价低廉，在贫穷的中国百姓之中很有市场，销售量、危害也逐渐加大。红丸，是日本发明制造的毒品，它是用吗啡加糖精调配制成。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在东北大肆推销，使红丸遍及东北各地。后来，又以大连为制造中心，销往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使中国广大地区红丸泛滥成灾。
19世纪末，海洛因被欧洲科学家发明，其初也是作为治疗吗啡瘾的药品行世的。在清朝末年，海洛因也登陆中国了。同吗啡相似，海洛因最初也是在各地西药房公开出售的。海洛因毒性、成瘾性更强，吸食几次就可成瘾，而且很难戒除。在海洛因流行之始，人们对其危害已经觉查了。刘豁公在《上海竹枝词》中以诗歌的形式比较了海洛因、吗啡、鸦片的毒性，指出了海洛因的巨大危害，他写道：“最毒无如海洛因，吗啡虽烈逊三分。高居鸦片红丸上，北地人多白面称。”
中国的近代确实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中国人在饱尝鸦片之苦以后，以饮鸠止渴的方法排斥了洋鸦片，但是前门驱狼，后门入虎，吗啡、海洛因于是先后输入中国，危害中国。苦难深重的中国，在鸦片、吗啡、海洛因的围攻下，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之中。
吗啡、海洛因输入中国后，惟财是图的不法奸商、军阀政客便开始试制、生产这一新式毒品。由于吗啡、海洛因在名义上是严厉禁止生产和销售的，因此这两类毒品的生产情况、产量缺少文献记录，现只能据有关资料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毒品生产情形缕述如下：
四川宜宾是一个重要的鸦片集散地，在1920年以前，即有人设厂制造吗啡。据宜宾市政协文史办《宜宾烟祸纪要》一文记载：“云南迤东烟，贵州的毕节烟和川烟，因烟质低劣，外销获利远不如吗啡之大，于是有人在宜宾设厂，将这类烟土制成吗啡，获利倍蓰。先有，由匪而官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在宜宾南街‘天生花行’内设厂制造。继后，刘文彩从1920年至1931年，派人在走马街‘聚星祥’的后院及原‘中西医院’内设厂制造大量的吗啡，运销上海，获得大利。于是加工制造，越搞越多，每天竟搞到10担以上的烟土(作原料)。所产吗啡，全交在上海的鸭池人刘玉山在上海代销，所获本利，嘱其代购军火武器。……于是刘玉山成了富翁闻人，而有‘上海吗啡大王’之称。”(宜宾市政协文史办：《宜宾烟祸纪要》，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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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海洛因的输入与国产(2)
唐继尧统治云南时，日本浪人劝其“可用云土制造吗啡、高根、海洛因等烈性毒品，运到长江一带售卖，可获厚利”，遂于1923年春派“禁烟公所”总办李鸿纶前往汉口(此时，日本浪人已在汉口秘密制毒)接洽，双方签订了密约：“(1)制造方面，请日本人当技师，薪给从优，器械也由技师代为购办；(2)云南派曾在日本学习制造药物的人担任行政和技术补助事务；(3)所需烟土由技师化验后指定，收买供给；(4)制造机关设在昆明秘密地方，表面要有掩护，对外名为化学工厂，技师不和外界一切人交往；(5)制成后由日本人在汉口代为销售，但运输由滇自理。”签订条约后，“禁烟公所”专门成立了泰丰隆烟号，收购日本技师指定的产自开化、邱北和麻栗坝的烟土，共约二万余两，日本技师二人拿着器械、药物至昆明，在昆明南门外富滇银行货仓秘密制造。“造了三年多，制成精吗啡、粗吗啡三千多两，海洛因一千多两”(宋光涛：《鸦片流毒云南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但是，这个秘密制毒厂技术差，质量不好，随后即停止制造了。
抗战时期，云南流行“梭梭烟”和“曹达”两种毒品，是从四川输入的。梭梭烟和曹达是从烟枪内取出膏液，和以无水醋酸等化学药品制成。既便于携带，止瘾的效力也快，制造和售卖的较多。
福建晋江地处东南沿海，很早就有种植罂粟的了。1926年晋江县张林村村民张子银从台湾医生处学会了制造吗啡的技术，开始制造吗啡，并向村民传授技术，使该村成了有名的“吗啡之乡”。在30年代，该村从汕头等地收购鸦片，炼制成鸦片、吗啡后，销往同安、厦门、蒲田、仙游、福清、宁波、温州、上海等地。“据不完全统计，1948至1949年，张林村有大小制毒公司40家，制贩毒品者543人，占总户数的80%，占总人数33%，仅为贩毒专用的自行车达180辆。该村最大的吗啡公司是‘三大公司’，出产26种商标的毒品，资本及产量均占该村50%以上。”(许良晓：《晋江烟毒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1928至1932年，军阀刘湘统治四川，“鉴于对待吗啡等毒物的制造和贩运活动，既不能像鸦片烟那样寓禁于征，就课以重税，准其售吸；但不愿任其泛滥，影响财政收入”。因此，下令禁毒。但他的部队仍大肆制毒、贩毒。“如二十一军第七师师长蓝文彬、旅长穆瀛洲以及地方恶霸团伐申文英、李盈庭等，都在重庆设制毒工厂；在万县受王陵基招安的河南巨匪崔二旦、王泰，是二十一军第一、第二路警卫司令，他们兵营内，设有吗啡作坊，以武装保护，公然批发零售。刘湘明知，也无可奈何。”(陈锦帆：《川江烟毒走私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同时，驻防四川的国民党第二十军第七师师长兼川边防军总司令范绍增与当时的大毒贩叶清和合作，在四川开设海洛因制毒工厂。这个工厂设在重庆，范、叶各投资50万元，范的投资以鸦片原料充抵，叶的50万元购买制造海洛因的化学药品和机器，先后聘请一名中国药剂师和日本技师负责技术和生产，制造出不少海洛因，但质量较差，销路欠佳。两年后，军阀范绍增兵败失势，这个制毒厂失去了靠山，也关门了。但叶清和不久又勾结上了成都权要人物，将机器设备、化学药品、原料迁往成都，在成都苦竹林江设厂制毒。(佚文：《鸦片大贩子叶清和》，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1930年左右，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温建刚同不法奸商潮州土行会计华清泉、潮州人郑芹初勾结，在上海南市设立制造吗啡的工厂。他们“重金聘用技术人员，购置最新技术设备，炼出上等白吗啡。产品销路很畅，很快获得暴利”。后来被陈果夫查处，在南昌处决了温建刚，这个制毒厂也被查封了。(佚文：《鸦片大贩子叶清和》，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大鸦片贩子叶清和在四川制毒厂先后失败后，1931年年底又在上海法租界十三层楼附近开办了一个制毒工厂，以广东人黄彰发为负责人，聘用日本技师，复制四川运来的粗制吗啡、海洛因。1932年夏，这间工厂又迁至上海虹口的公共租界，并用叶的同乡周养元、王开炎为技师。这时，复制出来的海洛因，质量提高了，销路问题得到了解决。“其倾销地区，主要是华北、东北各省，也有部分远销西北各省。这个厂的海洛因，分为白布方包、硬纸方包、软纸方包三种。”这个制毒厂不久也被查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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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海洛因的输入与国产(3)
本世纪40年代，贵州流行吸食白面(即海洛因)，白面销售日广，获利甚厚。一些“奸商在地方恶势力的庇护下，选择产烟山区僻静地点建成小型工厂，就地取材，采购便宜烟土秘密从事白面制造，然后偷运市场销售”。(谢根梅、孟慰苍：《贵州烟毒流行情况》，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在沦陷区制毒贩毒，毒化中国人民。“1938、1939年间，天津的日本北支派遣军本间部队所属宫崎部队曾勾结伪军张宝正部，以筹措粮秣军饷为由，在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设立海洛因制造厂。日军森冈部队(水路警备队)也曾勾结伪军河防队刘勋臣部，在大城县抬头镇设厂制造毒品。”1940年宫崎部队由松井接任部队长，改称2094部队，伪军则改称大城治安军，刘勋臣改任治安军司令。刘部进驻大城县东滩、西滩、当滩和张家营四个村庄。“这四个村庄位于阡陌纵横的稻田中央，围绕村边有六米宽的水渠，东通大清河，西连子牙河。这里既有水源又可提供厂房，而且通往王口镇只有一条咽喉大道，大小汽车可畅通无阻。”刘部将这四个村划为海洛因制造厂区，在大路口设岗楼警戒，严禁外人进入。在这里，仅一年时间就建立了五个海洛因制造厂。
海洛因制造一厂，由汉奸陈昆元(时任伪蒙疆实业部嘱托)等人合股建立，计有股本500万元(伪币)，厂房22间，总面积300余平方米。1940年6月投产，每月生产成品1000件左右(海洛因每件700两)，可赚2500万元之巨。
海洛因制造二厂，由朝鲜浪人宋玉良等集资兴建，计有股本400万元，厂房14间，总计200余平方米，1940年7月投产，每月生产成品海洛因800件左右。
海洛因制造三厂，位于张家营村，有厂房22间，占地一亩许，由韩子秀纠合中、朝奸商、浪人集资兴建，股本有200万元。1940年9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500件左右。
海洛因制造四厂，位于西滩里村街中心，计有厂房15间，占地约半亩，股本200万元，股东以张克栋为首，纠合中、朝籍人组成。1940年12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海洛因300件。
海洛因制造五厂，位于张家营村北首一所民房里，有厂房18间，面积约一亩。股东都是烟毒大客，初期股本150万元，开工后增至200万元，1941年7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三五百件海洛因成品。
上述五个海洛因制造厂受到伪军以及日本2904部队的庇护和支持，大肆生产、销售海洛因。五个厂每月共约生产3000件，210万两海洛因，其所造成的毒害之大自不待言了。(参见王龙：《日军包庇下天津制毒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受到制造海洛因、吗啡技术的启发，在一些地方也采用类似的工具生产梭梭烟等土产毒品。
民国初年，安徽亳县制毒贩毒情形十分严重，尤以当时民团、商团团长蒋逊之为突出。蒋氏是亳县八大家族之一，掌握地方武装，又兼任商会会长。“他不但大量种植鸦片，而且还在家里制造红丸、白丸，倾销河南各地。这种丸子，形似豌豆大小，里面除了鸦片，还含有大量葡萄糖，有很强粘性，可以直接吸食。大烟还要通过煮烧等加工手续，红、白丸使用起来简便得多。”(张荫庭：《鸦片在亳县的流行和危害》，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西康省雅安，制造吗啡是因偶然事件引起的。当时，烟商收购了大量鸦片，天有不测风雨，一场大雨将其全部淋湿。为了减少损失，烟商从成都聘请技师以湿鸦片制吗啡。大量的吗啡上市后，深受瘾君子欢迎。“继吗啡之后，各种毒品也相继上市了，如梭梭、红丸、快中快、手里酥等，这些东西的毒性要比鸦片大很多倍，吸者在短期内由胖变瘦，由瘦变成皮包骨头，很快就被毒死。”(杨治国：《西康省雅属的烟祸》，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四川江津，1941年以后，“由鸦片制成的毒品——梭梭、嘈达、白面、吗啡、金丹、红丸纷纷出笼，以其服用简便，深得瘾民喜爱。”(邹遂良：《解放前江津烟毒》，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云南，抗日战争时期，除鸦片流行外，“还有一项更剧烈的毒害，就是梭梭烟和曹达(亦作嘈达)的流行。约1941年后，有川人来昆明，向吸烟人收买烟枪内积存的烟膏(即烟枪内的烟垢)，用以配合沃水(又称无水，即无水醋酸)，制造最毒的梭梭烟和曹达。这两种毒品，吸食携带都很轻巧便利，用微火隔纸略烘，便有轻烟出现，再用竹管把青烟吸食下喉，立刻可以止痛，但吸上瘾后，面色由黄而青，由青而黑，饮食减少，精神疲弊。每天如不照习惯吸一定的数量，便和死人一样。”(李子辉：《云南禁烟概况》，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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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海洛因的输入与国产(4)
从上述材料看，白丸、红丸两种毒品是生鸦片与葡萄糖合成的，其成份仍以生鸦片为主；梭梭烟和嘈达两种毒品，因配以无水醋酸，已发生了化学变化，其主要成份当接近吗啡，应属于吗啡类毒品；从梭梭烟和嘈达的吸食特点、吸食者生理变化看，也接近吗啡。
以上我们举例说明了吗啡、海洛因及土产的梭梭烟、嘈达的生产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吗啡、海洛因的制造、生产，与封建军阀、国民党腐败官吏、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庇护分不开的。因为制造吗啡、海洛因在法令上是禁止的，一些奸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生产，他们于是勾结军政权要，由军政权要提供厂址和保护，秘密生产、销售。吗啡、海洛因的制造，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药品，因此初期的生产制造，往往聘请日本技师进行技术指导。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晋江张林村全村几乎家家生产吗啡，成了吗啡之乡。这表明传统的家族式经营在制毒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著名大鸦片贩子叶清和在四川、上海先后设厂制毒，也是利用其亲属管理负责的。封建家族的血亲关系，为制毒、贩毒提供了组织基础，并显示了烟毒的中国特色。
随着吗啡、海洛因制作技术的传播，在中国内地的鸦片产区，也发明了土产的新的毒品，其中梭梭烟、嘈达较著名。从其生产过程、品质特点上看，它们更接近于吗啡。梭梭烟和嘈达的发明、制作表明，中国的吸毒、制毒水平也有了独立的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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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国产化的危害(1)
自晚清鸦片弛禁以后，国产鸦片以其低廉的价格抵制了洋烟，实现了鸦片的国产化。然而，鸦片这一毒品的国产化，导致了烟土价格的下降，吸食者的增多；导致了罂粟种植面积的增大、农业生产的萎缩；也导致了城市工商业的停滞。因此，鸦片国产化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第一，吸食者的增加。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中国生产的鸦片质量不断提高，以与进口鸦片相抗衡，而其价格仅相当于洋药的一半。清光绪二十年（1894），四川鸦片每担260海关两，而进口鸦片高达528海关两。同时，土产鸦片遍布各地，可以就地贩卖，运输距离较短，所交厘金税自然很少，而进口鸦片从通商口岸运销内地，运费高昂，关卡抽厘，因此，越往内地洋鸦片价格越昂贵，土烟价格越便宜。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花上百十文就可以吸上一次上好的烟膏，一饱烟瘾。据记载，“清末未禁烟时，（上海）租界中大小烟馆密若繁星。大烟馆如南北诚信第一楼、青莲阁、五层楼、论交楼、升平楼、南北寄园等，日夜客满，几如山荫.道上，有迎接不暇之势。此外，潮帮小烟馆亦星罗棋布，遍地皆是。另有广州烟馆，如广诚信、正诚信、广诚发、广诚昌等，亦不下数十家。洋场烟膏，惟广帮第一，各帮均不及。厥价较昂，每钱须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不等；每大洋一元，挑烟一两，间亦只有七八钱，老吸烟者，非此不得过瘾也。如吸别帮之烟，每过瘾须五钱者，吸广烟只须一二钱，盖大土力厚之故。惟广帮烟灰可以换烟，每灰一两换烟四钱，别帮不能也。”(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2页)在上好的大烟馆中吸食，每钱花费百十文，而在低下等小烟馆中吸食，其价钱则更低。
另一方面，鸦片种植弛禁后，全国各地，无论东西南北，都大量种植，使无论城市乡村，罂粟花都在盛开，鸦片烟膏都有销售。据有人计算，种植一亩小麦，其利润约为6000文，而种植一亩鸦片，其利润为11000文。初之所在，种植者趋之若鹜。当时全国一十八行省，在在都有种植。全国各省区播种面积、产量已相当可观。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906）全国共播种近1800万亩，产量约5800万斤。
鸦片种植到了各地，各地都有了收获，自产自吸的情况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总之，由于鸦片国产化，鸦片的价格大大降低；由于种植的推广，即使偏远的内陆地区也有鸦片生产、销售；自耕自足，导致了贫困农民的自种自吸。所有这些使吸食者空前增加。据有关统计，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905～1906）全国计有鸦片瘾者1300万人，再加上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瘾者，总数超过2000万人。
在如许之多的吸食者中，社会各个阶层，从达官贵人到社会下层的贫困的农民都不例外。清朝末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访问了中国内地，他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对一位贫困的农民鸦片瘾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鸦片对人们身心伤害的生动而典型的例证。他在该书第145页中写道：
在中国西部通往宝鸡的路途中，我们行进在大队人马的前面，轿子和轿夫等落后我们一英里。由于道路不熟，领事便问一位农民，“从这儿到宝鸡有多远？”领事的第一次问语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从这儿到宝鸡有多远？”领事又问。此时，这位老农只是轻微地转了一下头。第三次问话后，这位农民茫然的双眼中才闪现一丝灵光。领事就同一问题重复了第四遍，对方才听懂了“宝鸡”二字。第五遍后，他才听懂了“多远”二字。直到这时，这位农民才慢慢腾腾地吐出“四十里”几个字。浓厚而缓慢的回答像是梦游者的呓语。仅仅一个上午，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十多次，我疑惑不解地问领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些人天生就这么愚笨吗？”领事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不。或许是因为鸦片。你没听人说过，‘十个陕西人中，十一个是土烟鬼’的话么！”
其次，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饥馑流行。鸦片弛禁以后，由于其与种植粮食作物相比，比较效益较高，据记载，“种一亩罂粟，平均可变卖白洋200余元，比种粮食作物高十倍多。”（《中国近代烟毒写真》第195页）因此鸦片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每到春季，全国各地都是罂粟花盛开，一片美丽的鸦片风景。当时，山西、陕西、甘肃、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以及云贵川之省是鸦片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

鸦片国产化的危害(2)
据蒋狄明在《中国禁毒历程》一书的估算，1906年全国种植罂粟用地约为1871万亩，全国总耕地为125亿亩，罂粟种植面积占了，其中西南的云贵川罂粟种植面积较多，占了全部可耕地面积的。由于罂粟的种植，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开始减少，有些地区甚至为此引发了粮荒。如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凡是有水灌条件的土地，往往种植罂粟，以取得较高收益。然后，再到附近地区购粮食用。这种情况的大规模发生，使西北地区粮食缺乏，极容易造成粮荒。在同治三四年(1877～1878)间，北方发生了大旱灾，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地区草木枯死，粮食绝收，赤地千里，于是造成了北方地区的普遍缺乏粮食。饥饿的人们食尽了山上的草根树皮，再也没什么可吃的了，以至于饥饿而死。据估计，北方地区饿死的总人数超过了950万人。山西省灾情最重，饥民达五六百万人，饿死者超过了半数，有些村子所有的人全都饿死了，一个也没剩下。这一大灾难，虽是天灾，其实与罂粟种植大有关系。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指出：“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储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曾文襄公奏议》卷八)但是，经历过此次大饥馑、大死亡，山西的罂粟种植面积并没有减少，照常种植，缺乏粮食储备的情形依然如故，光绪十九年(1893)再次发生大饥荒，死人盈野，惨不忍睹。
四川省虽然是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但是沃野千里，到处盛开着罂粟花，罂粟的种植严重地排挤了粮食的生产，使本来粮食产量很多的四川，也出现了缺粮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年份，也需要从湖南、湖北运粮接济。如果“略见小灾，小民荡析离居，嗷嗷待哺者，不下数百万人。”
云南是烟土生产的重要产地，罂粟的种植也危及了粮食作物的生产。据记载，“种烟的季节，是在秋季播种，到次年春夏之交收浆，与小春种豆麦的时间相同，烟地既占去了粮食的耕作面积，粮食当然要减产了。以肥沃的土地，种植害人的毒物，过去(指1949年以前)云南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自从鸦片弛禁以后，小春生产锐减，更是年年闹饥荒。彭毓崧《渔舟纪谈》又载：‘滇人以烟为命，即不能不以烟为粮。’一个地方怪异到以烟为粮，其危害民食是到了如何严重的程度。……所以种烟给广大农村带来的不只是生活的极度贫困。在这种情形之下，懦弱者啼饥号寒，强壮者铤而走险，过去云南匪风的猖獗，是与烟祸分不开的。”(宋光涛：《鸦片流毒云南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使以农立国的中国面临着缺乏粮食的严峻局面，粮食的价格一再攀升，自光绪后期以来，“谷米日贵，粮食日艰，无论凶荒之岁也，即年岁顺成，米价曾不少落，几乎农田所出有不敷海内民食之患”(转引自《中国毒品史》第184页)。这种情况，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罂粟的种植，也影响了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如山西大同以生产黄花菜闻名，年产量在300万年斤左右。自从种了罂粟以后，黄花菜种植面积一天天在减少，产量一天天降低了，最低时年产量仅40万斤。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同时，曾强令将3000亩宿根黄花菜水地、二阴地改作罂粟种植，对这一经济作物的破坏尤为显著。
最后，鸦片国产化，即鸦片罂粟的大量种植、加工、销售，一方面使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运输工具等浪费在无益而有害的鸦片业上；另一方面上自达官贵人下自普通百姓，把大量资金、钱财花费在吸食烟毒上，不得不减少日常生活的开支，这自然使正常的手工业、商业销费降低。由于以上两个原因，鸦片的国产化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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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洋行之垄断鸦片经营(1)(图)
在鸦片战争以前，经营鸦片走私的外商主要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它取得了鸦片贸易的垄断权。1834年以后，英国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后，鸦片贸易进入了“自由竞争”的时代，一批新的洋行脱颖而出，在鸦片贸易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后，打破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同样，鸦片贸易也从广州这一惟一的口岸蔓延至五口，贸易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上海代替了广州，成为合法鸦片贸易的中心。
上海的鸦片贸易“繁荣”了80余年，从事鸦片贸易的洋行众多，大致包括两类，即大同行和小同行。所谓大同行，是指经营印度烟土进口的英国洋行，大致还可分为三类：一是英国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怡和洋行(又叫查顿·迈地臣洋行)；二是英籍犹太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新康、老沙逊、新沙逊、哈同等洋行；三是英籍“白头行”，是英藉阿拉伯人(头缠白布)开设的贩土商行，如八巴利洋行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怡和洋行、沙逊洋行及哈同洋行。所谓小同行，是中国鸦片商人开设的鸦片批发兼零售的商业机构，其职能一般为从大同行中购进大宗烟土，然后设肆零售，或者批发给内地商人。小同行的经营者以广东籍，尤其是广东潮州籍人士为主，形成了封建性、地域性、家族性经营的特色。
在中国经营鸦片业务的外国洋行，以英国人为主，但美国、丹麦、瑞典、葡萄牙等国的商人，也插手其中，只是其影响小于英国商人开设的洋行而已。下面主要介绍一下英国商人开办的主要洋行：
怡和洋行，又叫查顿·迈地臣洋行。其历史悠久，前身是1872年英国商人约翰·享利·柯克斯与丹尼尔·比尔合伙在广州建立的柯克斯·比尔洋行。不过，创办之初，柯克斯·比尔洋行并不显眼，经营状况也不突出，因而经过多次换主易手：先是汤姆士·比尔和达卫·里德收购了该洋行，将其改为里德·比尔洋行。1801年，麦尼克三兄弟又收购了该洋行，改名为麦尼克洋行。麦尼克三兄弟经营了二十余年，赚取了一大笔钱之后，1828年又转手卖给了詹姆士·迈地臣和威廉·查顿，迈地臣和查顿合伙购买了该行后，怡和洋行在迈地臣和查顿主持下，经营状况好转。其主人查顿原是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1818年因贪图走私鸦片的厚利而作了鸦片贩，到广州贩卖鸦片。此人机警狡诈、冒险成性，有“铁头老鼠”之称。因此，怡和洋行迅速发展，到1830年已从广州156家外国洋行中脱颖而出，垄断了鸦片贸易。
怡和洋行的主要经营货物是鸦片，并成为最大的鸦片贸易代理行。1830年，麦尼克曾向英国议会报告说：“他的公司(即怡和洋行)，在广州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所做的几乎全部是鸦片生意，至于在中国购进货物，只是为了适合在中国购进货物的需要。”(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7页)可以说，怡和洋行其实已经演变成最大的贩毒公司，执鸦片走私贸易之牛耳。
怡和洋行为了从遥远的印度大规模走私鸦片，专门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19世纪20年代，一种新型的运输船只——鸦片飞剪船出现在中国沿海鸦片贸易走私活动中，这是一种轻型快速帆船，船身较长，宽度较窄，吃水浅，帆蓬多，船首装有突出的斜桅，驾驶轻便，且能经受得住风浪的冲击，几乎可以在任何季节中行驶。其载重量一般在90～450吨之间，但其大型的飞剪船，载重可高达1700吨。19世纪30年代，飞剪船又有了巨大改进，不仅装备齐全，而且速度超过了战舰。怡和洋行的查顿首先认识了飞剪船的巨大商业价值，迅速引进飞剪船，到1836年已经建立了拥有12艘飞剪船的运输船队。这只船队航行速度很快，其中“红流浪者号”、“气仙号”是当时航速最快的船只，以这样一支船队来往于印度与中国之间，无疑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提高了运输能力。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怡和洋行看准了时机迅速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在上海开始了新的垄断鸦片贸易事业。但是，好景不再，19世纪70年代以后，其垄断地位被沙逊洋行取代了。
沙逊洋行。沙逊洋行是英籍犹太人大卫·沙逊于1832年在英属印度的孟买创立的。创立不久，适逢英国议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垄断经营权，沙逊洋行即在孟买一带收购鸦片销往中国。为了便于在中国销售，沙逊洋行在香港开设了分行。上海开埠不久，1845年沙逊洋行即在上海设立了分行。

外国洋行之垄断鸦片经营(2)
沙逊洋行创立之初，虽然拥有密迩鸦片产地、集中地孟买的优势，但运输能力不如怡和洋行，因此其经营能力不如怡和洋行，在上海的鸦片贸易中仅占1/5的比重。
1864年，大卫·沙逊病故，洋行由其长子阿尔伯特·沙逊继承，阿尔伯特·沙逊接受沙逊洋行后，将经营重点逐渐转移到工商业上，减少以至于放弃了鸦片走私业务。1872年，大卫·沙逊的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自立门户，创办了新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继承了鸦片贸易的衣钵，并在鸦片贸易中锐意经营，创新进取，采取了大量措施，发展业务。首先，新沙逊洋行大大降低了鸦片成本。在印度罂粟种植区，洋行派人深入农村，直接用低价购买“青苗”，既保证了鸦片的来源，又取得了高利贷收入，而且使其鸦片成本大大低于其他公司；其次，大力扩大业务范围，在远东各地设立分支机构，促销鸦片。为了便于各个分支机构与总部之间的联系，交流情况和市场行情，沙逊洋行采用了电报技术，编制了电报密码，加强了孟买、香港和上海三地之间的情报交流，以掌握好鸦片行情，获得更大的利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使用了新式轮船投入鸦片运输，并为此组织了一支船队。新式轮船以煤为动力，具有航速快，载重量大的优点，远远先进于飞剪船。沙逊洋行以轮船运输，到19世纪70年代，已控制了印度鸦片产量的70%，取代了怡和洋行，垄断了鸦片经营。
哈同洋行。哈同洋行开设于1901年，时间较晚。创办人是英籍犹太人欧恩·爱·哈同。此人1851年生于巴格达城，1874年来上海谋生，初入老沙逊洋行做职员，即参与鸦片的经营，1886年改任新沙逊洋行大班协理，有着二十余年的鸦片买卖经历，深得沙逊洋行经营鸦片的诀窍，对鸦片买卖得心应手，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哈同再也不愿为沙逊打工，于是自立门户，创办了哈同洋行。哈同洋行业务发展很快，后来居上，成为鸦片业的新霸主。
为了垄断鸦片烟的经营，牟取高额垄断利润，哈同洋行联合沙逊洋行、新康洋行，成立了洋药公所，改变了鸦片交易方法。以前，鸦片买卖价格通常由怡和、沙逊、合同等洋行公开挂牌定价，各土行、土店按牌价定购。洋药公所成立后，由现货交易改为期货交易。交易办法是由哈同和沙逊两洋行在所内挂牌定价，出售期货，各土行、土店要购买鸦片，必须先交定金预购期货。因此，哈同、沙逊两家洋行不但可以收取定金，周转运用，还可以垄断价格，攫取更高的利润。
洋药公所以各洋行的联合体——信记洋行为主体，以新康洋行的老板英籍犹太人爱德华·爱释拉为主持人。其经营活动先从收购小同行及广州、香港各地的存土入手，集中堆存于怡和和沙逊二洋行的仓库中。不久，就采用垄断手段，高抬售价。印土过去每箱售价二千余元，在洋药公所成立后每箱印土售价竟高达一万元。哈同等外国洋行牟取了大量垄断利润。洋药公所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清末第二次禁烟，洋药公所才解散。
走私、贩卖鸦片的高额利润，使鸦片经营者、洋行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造就了一个个巨富。如怡和洋行的前身麦尼克洋行的经营者麦尼克，两手空空地来到广州，卖了16年鸦片，终于变成了一个富翁。返回英国后，购买了大片地产，又投资创办对外贸易公司，成为英国金融界的巨头。用鸦片贸易所挣得的邪恶的利润，把一个穷光蛋变成了富裕的、上流社会的绅士。鸦片之功，不可谓不大。怡和洋行的查顿，本来是东印度公司的普通外科医生，经营鸦片贸易后，以其“铁头老鼠”的机警狡诈，迅速致富。1838年回国，已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怡和洋行的迈地臣，同样也赚取了大量不义之财。1841年回到英国。第二年，即买下了位于苏格兰西海岸的路易士岛，并以巨款将其辟为庄园。
沙逊洋行通过贩卖鸦片致富以后，其长子阿尔伯特·沙逊将经营重点改在发展孟买工商业上，以至于有“印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的美誉。新沙逊集团从事鸦片贸易，通过二十余年的垄断经营，也暴富起来，与其他15家洋行合伙成立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19世纪80年代以后，又投资于房地产，先后建立了###大厦、毕卡第公寓(今衡山路)、巍峨宏丽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等名闻一时的豪华房地产，俨然是上海滩的地皮大王。

外国洋行之垄断鸦片经营(3)
哈同洋行在贩卖鸦片致富以后，也在上海、南京一带炒卖房地产，在静安寺建有占地170余亩的爱俪园(又称哈同花园，其址今为上海展览馆)。1931年，哈同死时，其遗产计有土地460余亩，房屋1300余间，总资产高达1亿7千万银元。一个两手空空的犹太青年，在中国贩卖烟土之十余年，一跃而成为一个屈指可数的大富翁。
鸦片贩运毕竟是一种不光彩的事业，因此，英国一些洋行的老板们发财以后，往往携带大量财富回国，购置田产、开办工商企业，企图使自己变成绅士；一些洋行则扭转经营重点，通过经营合法而体面的产业，遮盖其邪恶的生意，以树立新的形象。这一切似乎说明，鸦片经营者在致富时不顾道德、良心，通过销售害人的鸦片发不义之财，但他们的灵魂也遭受着正义之剑的审判，难于心安理得。
然而，道德之审判究竟是虚无缥缈的事儿，大鸦片贩子有钱以后，才幻想打扮一下自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在贩卖鸦片之时，却一心一意、想方设法多销售，多让人们吸食。正因如此，有些鸦片贩子竟然胡说什么鸦片无害，像饮酒一样，只是个人的小爱好。1839年英国有人在澳门的报纸——《澳门新闻纸》上撰文，公然宣传鸦片像饮酒一样无害，或竟能使人长寿。文章写道：“鸦片贸易，英国人带到中国，每年约有一千二百余万棒(镑)银。……以食鸦片之人亦不少，亦未见其毒害。都鲁机(编者按：今译土耳其)之人，食鸦片甚多，人人皆勇壮。在英吉利国之人，食鸦片亦多，并未见变成禽兽。现在英国有一人，可以为证。如威尔吗科吐食鸦片甚多，一生壮健，寿至八十岁。”这篇文章，不仅胡说鸦片无害，而且在文末还威胁说，中国如禁烟，英国即可夺为殖民地。“中国系地上至弱之人，印度之人亦不似中国之弱，当日取印度，我等北边之兵没有多少，即可夺为属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第419页)言外之意是：中国不如印度，更易夺为属国了。鸦片贩子，完全是一副殖民者的嘴脸，什么道德、良心也不讲了。美国人亨脱尔在中国贩毒四十余年，可谓老鸦片贩子了，他对鸦片之害应当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但为了贩卖，竟恬不知耻地胡说：“吸鸦片这种习惯，和我们有节制的饮酒是一样的。至于和美国、英国所使用的烈酒及其害处相比，那么鸦片的害处是很微小的。”亨脱尔口出狂言，胡说八道，竟公然声称鸦片之害小于烈性酒，真是弥天大谎。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胡言乱语，而是言之有据，亨脱尔将上述鬼话当成自己在中国四十年贩毒的经验所得。他说：“这(上述谎话)是我在广州、澳门和香港居住四十年所积的亲身经验。”(绍溪：《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侵略》，第49页。)这时，鸦片贩子是没有任何道德可言了。

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1)
鸦片最早由东南沿海输入，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得吸食鸦片风气之先，一些见利忘义之徒便开始了非法的走私与合法贩运的鸦片生意。以潮州籍人士为主的闽广商人，始终是鸦片销售的主干，他们的走私活动，使鸦片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了，闽广商人又开设烟土行、烟土店等所谓的“小同行”，推销着鸦片。
如上章所述，外国鸦片商人将鸦片运到广州，停泊在伶仃洋一带。十三行及一些所谓钱店与洋人签订了购买合同，然后雇佣快蟹运入城内的仓库中。这些商人，是大的包买商，即“大窑口”。这些大的包买商遍布广州附近的澳门、虎门、黄埔一带，有十几家之多。他们的资本相当雄厚，多的达上百万元。在大的窑口之下，还有一些分销商，即小窑口。他们资本较少，多者达十余万元、几十万元，主要负责在一个地区，一个县分销鸦片，将鸦片卖给烟馆和熟膏店，或者直接卖给鸦片吸食者。当时，在广东、福建，这种小窑口遍布城乡，已经形成一个销售网络。
广州口岸及闽广沿海各海口走私而来的鸦片，在福建、广东销售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通过闽粤商人销往全国各地。闽粤鸦片商人主要是通过海路和陆路将鸦片走私到全国各地的。从海路销售鸦片，外国鸦片船只很早以前即做过尝试，而广东、福建的鸦片商人更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这些商人，往往将大量鸦片夹藏在商船中，蒙混入港；再通过口岸城市的奸商、地痞、同乡会馆等设法将鸦片运进城中的仓库里，分销出去。用这种方式，每次可以携带偷运很多鸦片，时人记载当时走私情况说：“海船夹带鸦片，动辄盈千累万”，并非夸大不实之词。从偶尔被查出的海船夹带数量，即可证实走私情况的严重，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山东省荣城县之俚岛海面，缉私船查获了一艘广东商船，共查出夹带的鸦片一万三千四百余两；同年九月，天津海面又查获了一艘广东商船，其夹带的鸦片更多，共查出了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查获的鸦片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闽广鸦片商船如果在海面上未被缉私船只查获，便可以顺利入港靠岸。这时港口城市的鸦片商人、地痞、同乡会馆的商人等就会主动与之联络，签订买卖合同，鸦片就卖给口岸的鸦片商人。当时，北方各口岸城市，都有鸦片商人，如天津城就有广东、福建商人开办的会馆、店铺，暗中从事鸦片买卖。从广东、福建来的鸦片船入口后，这些鸦片商人即设法将鸦片运至会馆或店铺，再慢慢销售出去。对于这种走私情况，清廷知之甚悉。道光皇帝为此曾晓谕军机大臣等说：
有人奏，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烟土，铺户代为囤积分销一折。据称：“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抵关后委员欲入舱搜查，该船户水手势将抗拒。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等语。吸食鸦片，例有明禁，昨经降旨，饬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拿开馆兴贩之人，京师开设烟局影射售私，亦经严禁。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屯积兴贩，势所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
然而，所谓严饬整顿，清除弊源，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的一厢情愿，腐败的大清吏治，怎么能做到令行禁止呢?
一是从广州向西经肇庆府走内河进入广西和贵州；其二是从广州向东经潮州、惠州进入福建，再从福建转销至浙江和江西；其三是从广州向北，先汇总于曲江、乳源，然后经乐昌转运至湖南，经南雄转运至江西。这条路线是鸦片进入内地省份的主要途径，通过湖南、江西和浙江等省，进而转销至内地各个省份。在鸦片战争前，鸦片已经传遍了清王朝统治下的十八个行省，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流毒至广了。关于鸦片传入各地区的具体路径，下面作一大致描述：
(一)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是清王朝龙兴之地，对其管理一直很严格。但东北地区亦查获了不少烟土。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商船从海上北上，运至东北奉天之锦州、海城、盖平、金州、岫岩等州县各海口，进而扩散至整个东北地区。道光十八年(1838年)山东道监察御史汪于泗即对东北地区烟土输入情况向皇帝作了具体说明，他奏称：“奉天沿海地面，如锦州所属之天桥厂，海城县所属之没沟营、田庄台，盖平县所属之连云岛，金州所属之貔子窝，岫岸所属之大孤山，此数处海口，为山东、江浙、闽广各省海船停泊交易之所，明易货物，即以暗销烟土，流毒最广。”(《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423页)

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2)
从汪于泗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东北奉天所辖的海港，如天桥厂、没沟营、田庄台、连云岛、貔子窝、大孤山等，都有暗中从事鸦片交易的情况；鸦片携带者有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商人，也有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商人。广东、福建商人的鸦片是从外国鸦片商购买后直接北运东北地区销售，而山东、江浙的商人，则是从广东、福建购买鸦片后，再转手卖到东北地区。在上述海港，当地的商人，如锦州的马老大、海城县福盛馆的王老五、新民厅药铺老板张裕源等，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子。
此外，东北地区的鸦片还有从天津走陆路经山海关、锦州进入盛京；再由威远堡、浑河渡口等处转销吉林。这样，鸦片从水、陆两路涌入清王朝龙兴之地，而且烟毒日盛，越来越严重了。
(二)天津及京师、陕、甘、晋地区。天津是北京的重要港口，也是北方鸦片烟毒的最大贸易集散地。从福建、广东航海而来的商船，将鸦片卖于潮义、大有、岭南客栈等店铺，除一小部分在当地销售外，大部分则转运到京师、陕、甘、晋等省。因为这些地区紧临天津，陆路运输十分方便。一些山、陕商人，“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顺手之劳，利润大增。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对天津之鸦片转销周边地区这一情形，向皇帝作了详细的奏明。他指出：“京城及直隶、河南、山、陕数处，烟土皆由天津兴贩而至，而天津之烟土则由洋船之夹带。”(狄听：《奏请查禁来津洋船夹带烟土并铺户代为囤销事折》，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91页)
此外，京师及陕、甘、晋之鸦片，还有一部分是从山东沿海各港口以及九省通衢的武汉一带转运而来的。
(三)苏鲁豫皖地区。江苏、山东都是沿海省份，鸦片的输入都是从海上运输而来。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在《奏为清饬苏抚查禁上海洋船夹带烟土并议稽查章程折》中奏道：“江苏所属之上海县，实为东南数省贩烟之口岸。……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部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省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87页)上海县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俨然是长江流域的鸦片集散地，无怪乎上海开埠后，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入口港。
山东鸦片除从江苏转运而来以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广东、福建商人航海运到山东登州府所属各海口。从海上运入的鸦片，除一部分在当地销售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转输河南、陕西等地。河南烟土另外还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北方鸦片贩运中心地区的天津输入，一是由江西、湖北等省陆路转运而来。安徽省的鸦片，主要是从长江上下往来船只夹带而来，对此，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曾指出：“即就安徽而论，大江之中，上下货船，往往夹带烟土，乘机销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87页)
(四)湘鄂赣地区。这一地区紧临东南沿海的广东省，鸦片大都由广东输入。道光十九年(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奏称：“广东省西北一带，惟韶州府属之乐昌、乳源二县暨连州直隶州与湖南省之临武、桂阳、宜章等处接壤，乐昌有泷河一道，自楚西来入粤，商贾帆樯络绎，实属楚粤咽喉。而南雄直隶州与江西省分界之大庾岭，尤为客商要路。鸦片流毒日久，率由各该处输入邻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793页)这些省份位于中国腹地，与四周省份交通便利，因而成为鸦片转运的枢纽地区。从广东输入的鸦片，除了湘鄂赣三省消费掉一部分外，绝大部分则转运他处，如经武汉三镇转运至陕西、甘肃等，经南昌转运至四川、陕西、河南等地。
(五)川滇黔桂地区。这是我国西南地区，靠近鸦片生产地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鸦片输入主要从南亚、东南亚周边国家输入，小部分则来自广东。但是，这一地区鸦片种植的历史较早，自己生产、加工相当多的鸦片，除了当地消费外，还能输出一部分。
从上述鸦片内地走私贩运途径来看，鸦片的源头来自海外，即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输入，广东、福建是主要入口处和主要销售中心。正是有鉴于此，清廷禁烟，首先自广东始。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仅烟犯即捕获了二千余人，其烟毒之严重于此可见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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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3)
当然，走私贩运鸦片在当时属于非法行为，在海上有水师缉私船，在关津口岸也有司关官员的查缉，因此走私贩运也是步步荆棘，险象环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走私贩运鸦片的奸商，除了利用清廷吏治腐败，以巨款贿赂有关人员，买通路途以外，还想方设法，夹带隐藏，使查缉人员搜查不出。关于走私的诸多机巧，有时颇能凑效，且持续流传下去，一直与官方的查缉相周旋，下节我们再评述。

烟土行的经营(1)(图)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鸦片贸易逐渐合法化了。中国早期的烟土商贩们再也不必偷偷摸摸，走私贩运了，他们从阴暗的角落里爬了出来，堂而皇之地来到通商口岸，繁华的大都市，开设烟土行、烟土店，公开销售烟土了。
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得风气之先，亦最早接触到西方的鸦片，接触洋商、学会了英语，具备了作买办的资格。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入口港，为了牟取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一批潮州籍鸦片贩子北上上海，开办土行。据资料记载，上海开埠后，潮州人郭某，因擅长说英语，受到洋人信任，专门代洋商出卖鸦片。不久，他开设了土行——鸿泰土栈(今宁波路)，生意兴隆，财力滚滚而来。他的亲戚也紧随而至，也开土行。怡和洋行到上海推销鸦片时，擅长英语的潮州籍人士郑四太爷便抛家离室，来到上海，在上海后马路(今宁波路)开设郑洽记土行，推销怡和洋行的烟土。
郑四太爷经营有方，很快在烟土业中站住了脚，取得了巨大利益。不仅如此，郑氏为人豪爽，善于纳交三教九流人士，逐渐成为粤籍人士的领袖。他的家族成员，见其大发烟财，纷纷前来上海开烟土行，先后创立了郑永康、郑宝成、郑宝康等土行。其他潮州籍人士也在上海经营土行，如陈源大、陈有利、郭鸿泰、蔡益源等。这样，在烟都上海，形成了潮州帮土行。在潮州帮土行中，以郑姓、郭姓、陈姓为主，他们都是家族式经营，具有亲戚关系，互相帮助；在经营上，他们控制了上海的烟土贸易，垄断经营；为了避免自我竞争，他们也搞分工，如鸦片从上海外销，李裕康专走安徽，郑永康专走镇江。在与外地烟商的竞争中，潮州商帮以乡情关系，互相协助。因此，他们在上海稳稳地控制着烟土行。到了民国年间，潮州帮又与地方军阀、黑社会势力合作，继续经营烟土生意。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垄断烟土业长达60余年。
在上海的烟土行业中，行帮众多。其中仅潮州帮和大埔帮最有势力，次为温州帮、台州帮，再次才是苏州帮。
从烟土行业的上述情况看，烟土行业之经营带有明显的封建落后性：家族化、地域化的色彩过于浓厚。烟土行的内部经营状况则与普通商店相似，有经理、司账、会计、学徒等职员，大的土行职员多达三四十人。土行内的柜台上有栅栏，顾客通过栅栏上的门洞和伙计交易。栅栏后的门板上，贴上了价格布告。在土行大门踏进的地方，常常设有一个小长方桌子，上面摆着烟灯一盏，烟枪一枝，买烟土的人可以事先品尝，按质购买。在土行的玻璃窗上，贴着各式广告，如“专收干黄烟灰”一类的广告语；在厅堂上，无论是新开张还是老开张的土行，都挂着“新张志喜”、“大展鸿图”之类的大红绸幛。
烟土行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虽然屡遭禁止，但它变换着名目继续存在。如1927年以后，上海法租界开始禁烟，烟土行在上海九亩地(即今上海南市大境路及露香园一带)一带营业，但几乎没有叫什么土行的，全改为某某汇票庄、金号、米号、公司了。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店铺多达八十余家，其经营资本多者达二三万元至五六万元之间，少者三四千元。土膏行出售的烟土，无论生土还是熟土，都贴上了官方发给的“验讫”字样的花戳印花，表示经过官方许可，否则则是私烟，被逮着要受处罚。
地域性、同乡性的贩卖烟土的商帮，不仅在上海存在着，在其他商业繁荣的大都会中，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烟土行帮存在；不仅晚清时期存在着，即使在民国的后期也广泛地存在着，下面再举几例：
在四川重庆，贩卖烟土的以“黄帮”最为著名。湖北黄州，在四川做生意的人特多，四川人称他们为黄帮。他们先是由湖北贩运棉花来四川重庆卖，又把四川的鸦片运到湖北，一来一往，都很赚钱。后来觉得烟的利润特别大，就着重贩烟。在清朝末叶及民国初年，在重庆千厮门、水巷子、姚家巷一带，他们有120多家商店，专门贩烟。他们组织了一个同乡会，名叫“齐安堂”(“齐安”二字，是黄州的古称)。他们运来棉花，从售价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同乡会金。运下去的烟，也抽取一部分作为同乡会金。特别是烟的利润很大，运的数量很多，抽收的同乡会金也就不少。于是逐年以齐安堂名义，在重庆南安购买地皮，生意逐年发达，地皮逐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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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行的经营(2)(图)
在汉口，则有川帮、申帮、汉帮、穗帮和黔帮烟土商，共同竞争逐利。自鸦片国产化以后，“汉口是川土的主要的外销场所，也是全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市场之一。川帮烟商在汉口不仅常受买方申、汉、穗等帮的压制，而且还常同贵州直接贩运的黔帮发生竞争……”
湖北宜宾也是一个较大的鸦片集散地，而且不同的烟帮经销不同的货色。如云南帮商家如福春恒、永昌祥、天德昌等，资本雄厚，主要经营品质上好的云南“迤西货”。镇雄商帮主要经销“横路货”，即质地较差、价格便宜的烟土。此外，来自昭通、绥江以及大小凉山的烟商，也多经营此等货色。
贵州的贵阳，作为省会城市，很早就有烟商经营烟土业。在清朝光绪年间，当时两广商人来黔贸易，除带来了其家乡所产的檀香、薄荷、肉桂油等成药外，也带来一些烟土来贵阳推销。这就是所谓的“广土”，其价格很高，获利甚丰，两广烟商发了大财。鸦片国产化后，由于贵州所产烟土品质优良，价钱便宜，广商不但不再以“广土”输入竞争，反而要将贵州所产烟土运往两广销售，以牟取暴利，贵阳市广东街、普定街一带，广商云集，颇极一时之盛。与此同时，湖南小本经营的“兄弟帮”也前来贵州采购烟土，贵州的一些小本商人随之收购烟土伴同这些“兄弟帮”前往湖南销售。光绪十年(1884)前后，贵州经营烟土的小本商人由于历年获利甚丰，营业范围日益扩大，贵阳出现了锦盛隆、彭钰鑫、德厚荣、万盛兴，安顺出现了肖洪源、义兴福等运商。这些运商资金雄厚，不仅在省内生意兴隆，还在湖南洪江设有分号，建有“贵州会馆”，成为在当地影响较大的商帮。
贵州烟土名闻天下以后，各地烟商纷纷前去收购外运，在贵阳有外帮与省帮之分，共计九帮：
广帮：两广商人在贵阳设号收购烟土，然后运回销售。初来时在贵阳广东街设号收购，后普定街松柏行成立，又由广东街全部移到普定街。
湘宝帮：湘宝商人多半是湖南湘乡、宝庆的商人，他们以洪江为根据地，开设号口，运一些纱布入黔推销，换回烟土回去销售。在民国八年(1919)贵州开禁鸦片后，杨天成、佘康裕等号生意兴降，闻名一时。
江西帮：此帮以稳健著名，在商场中很有信用。他们以经营油业及纱布为主，有的兼营烟土。
兄弟帮：这种商人都是小本经营，其中多数是湘乡、宝庆人，也有其他省的人。他们以家族弟兄为纽带，组织起数十人乃至百余人的队伍，在产烟的乡村购买烟土。他们以偷运为主，禁运森严时以各种巧妙方式偷运，解禁后就瞒关漏税偷运。
以上属于外省帮，他们以地域关系结成小团体，互相帮助，共同作生意，共同发财。在贵州，本省人也以地域关系，即小同乡关系而结成商业团体。
贵阳帮：由贵阳烟商组成，号口设在贵阳，以怡兴昌、周恒泰、傅义顺、万又新、许悦来等号较有名。他们中有的以烟土为主兼营纱布，有的以纱布为主兼营烟土。
安顺帮：安顺是烟土聚散的著名区域，运商势力最为雄厚，能够左右贵州省的烟土市场。其恒兴益、公和长、恒丰裕、王福公等四大商号，显赫一时。
毕节帮：毕节烟土产量也很大，商人财力巨大，其中刘万金、刘熙乙等后来均成为巨富。
黔西帮：本帮商人势力不大，大都是三担、五担买进卖出，小本经营。
遵义帮：黔北的烟土大都集中在遵义，因此经营鸦片的烟土商很多，资金也相当雄厚。一些外省烟帮，还在贵州本地人中寻找代理，协助收购烟土。伍效高在《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一文中，回忆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指出：“我(伍效高)离开恒兴益(一个贩卖鸦片的商行)，就以所经营的隆大和大东在安顺设庄续办特货(指鸦片)。同时还代理潮帮、广州帮、###等十二家特商在黔的鸦片购销业务，并与贵阳的赖永初、赖贵山弟兄开设的赖兴隆、宏大等号互相勾结，追求暴利。”
总之，在全国各地，都存在以家族性、地域性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商业组织——即各地商帮。在商帮之中，每个烟商各自独立经营，调济有无，互相帮助，并习惯于遵守当地的商业经营之道；在对外方面，他们结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可以为群体的利益团结协作，共同对付外力的压迫、外地同行的竞争。如：“1931年春，在湖南洪江突然增加了‘善后捐’十万元，这是湖南民政厅所派的款(厅长曹伯闻)。此项派捐着重是加在贵州烟帮的身上，其分摊的办法是：做木排和桐油生意的占10%(系江西帮经营)；当地铺号占10%；其余80%完全派给贵州烟帮。为此还特派一个委员来征收，而且还要催收现款。因为数目过大。烟帮不愿负担；同时认为，既名‘善后捐’，为何只派洪江一地，诸如湖南的大城市长沙、衡阳、宝庆、常德等，均未摊派。大家(系指烟商)认为这种作法太不公允，何况还不是‘中央’派的。因此，贵州烟帮提出了意见，经再三交涉，仍得不到减免。贵州同乡会(即鸦片烟商的地域组织)在洪江贵州会馆内召###议商量对策，请寿彭(字民乐，系一烟商)拟稿上告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及湖南省政府。当时黔军王家烈正驻扎洪江，寿彭建议由他向王申请，把所拟电稿请由二十五军军部电台拍发。后经王允许即将电报发出。这表明我们(指烟商)的上告是得到驻湘黔军的支持的，因而引起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重视，方予解决，准予取消。”通过烟商们的联合斗争，并利用了国民党地方派系的矛盾，烟商们免去了八万元的“善后捐”，其利益得到了保证。

烟土行的经营(3)
在以家族、地域为纽带的烟帮组织中，各个烟商的经营项目都是烟土，但着重点不同，有的以油、布为主，兼营烟土；有的以烟土为主，兼营他业；有的则专门经营烟土。即使专营烟土，其经营方向还是有区别的，如收购、批发、零售等。如果按烟商的经营方向、可将其分为六类：
(一)滚子商：这是一些以城乡物资交流为其活动范围的小本商人。每逢赶场天，农民把他们收获的烟土拿到市场上售卖，滚子商就到场上零星收集，所收集的烟土都是原装货，有些是用钵装的，有些是用碗装的，有些摊放在笋叶上，形式不一，品质各殊。滚子商收购后，又转售给批发商、零售商或运商。经过辗转不断地经营，资金一次比一次大，收购或转卖的烟土一次比一次多，越滚越发财，所以又叫他们为滚子商。
滚子商其实就是四处收购烟土的烟贩子。在一些种烟区，往往存在着“烟会”——收获时节的热闹市集，这是他们收购鸦片的大好时机。他们往往利用烟农急于卖烟还债或其他急用之时，低价收购。之后，转手卖给大批发商，从中渔利。
(二)零售商：即开土行的商人，他们从事零售业务，有时也兼营少量批发业务。鸦片烟的吸食者吸食的是熟膏，需要将买来的“生土”煮熬。每次购买量不大，一般都向零售商购买。零售商在售卖时，一般从大块烟土上用剪子剪下一小块，故有“零剪商”之名。
(三)批发商：这是一些资金比较雄厚的大商人。他们从滚子商手中把原装货购买回来，分别成色高低放置盘内，搅拌之后做成饼子，每个重约十两左右，这就叫原装货，或饼子货。等到饼子货水气干后，再装入定制的木箱里(每箱约重五百两左右)，成批地卖给运商。
(四)囤卖商：这是些资金特别雄厚的商人，他们专门作投机生意，当烟土跌价时趁机大量购进，囤积居奇；当烟土产量降低时，大量抛售，从而赚取高额利润。这些资金雄厚的大商人，坐在家中指挥，囤迟卖快，故有“囤卖商”之名。
(五)熟膏商：这些商人具有供瘾客吸食的烟具，开设有烟馆。他们将“生土”煮成熟膏，供人吸食，或者将熟膏零星分售。这些熟膏商多半是烟馆的经理人。
(六)运商：烟土经过完纳通关税后，便可以公开运往外地销售，牟取不同地区间的差价。这些外销商的资金相当雄厚，合股经营者比较多，独立经营者比较少。他们一般设有自己的店铺字号，并在外地鸦片烟土聚散地区设有分号，负责收购和销售。这些店铺一般规模都很大，资金相当多，在商界中名声显赫，势力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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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烟土的运输和销售(1)(图)
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虽然清廷十八行省罂粟花到处盛开，处处都生产鸦片，但是还是有两大鸦片主要生产地区，即云贵川为主的西南地区和山陕甘为主的西北地区。这两大地区的鸦片质量较高，深受瘾君子的欢迎；产量较高，除满足本省区吸食外，还大量运销外地。这种局面自晚清以来，一直到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变化较少。
从大的方面来看，国内鸦片烟毒长途贩运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西北鸦片(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东运，在华北、京津一带大量销售；二是西南地区鸦片(云贵川)经长江顺流而下，汇总于武汉、上海，分销于华中、华东各地；三是云贵川的鸦片，经湖南，进入华中地区。1927年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除了红军根据地不准贩卖烟毒以外，蒋介石国统区则烟馆林立。“四川刘湘、杨森，贵州尤国林、王家烈，湖南鲁涤乎、可键等大批贩毒，一船烟毒装下长江，一船枪械带回上去。还有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经常有大批烟土东运”(萧觉天：《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可以说，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前，烟毒的运输路线是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再转运至中部、西部和北部，蔓延至全国各地；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除了鸦片遍地种植、生产以外，形成了自西北、西南包围全国的巨大钳形攻势。
1933年蒋介石设立禁烟督察外，实行所谓“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其实质是官卖官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规定只许鸦片公运，不许私运；公运鸦片(即特货)都由蒋介石武汉军事委员会行营发给印花、由督察处粘贴，对运输路线作了具体规定：
(一)川货运鄂，大部分集中于四川万县，经宜昌以达汉口，过去通常以四川省办事处派员押运所发联运单，及在万县开船时所发电报为凭。偶尔有少数由宣汉、开县、南坝场等处，经核桃园、竹山、房县以达老河口。以后各特商(即鸦片贩子)在宣汉、开县等处采办特货，应饬向四川办事处申请派员押运，并仿照川、鄂联运办法填发运单。川货公运入鄂路线只以宜昌、老河口两处为限。
(二)滇货在滇集中于昆明市，一路由昭通经重庆转鄂，一路由贵阳经洪江转鄂。又黔货集中于安顺、贵阳两处，一路由赤水经重庆转鄂，一路由下司经洪江转鄂。滇黔货经湘转鄂者，在湘按鄂湘统征分拨办法纳税，运汉再行补足统税；又经川转鄂者，除已纳川税外，入鄂按照统税税率缴纳。又滇货经由百色转衡川一线，予以取消。以后滇、黔货一律由川之重庆运宜昌转汉，及湘之洪江转汉为公运路线。
(三)陕甘西货产于甘肃者，集中于兰州、平凉，产生陕西省集中于西安、潼关。此项西货，北出晋绥，南出豫鄂皖，以前运输路线漫无限制，以后自陕甘联运，实行以潼关为汇萃征税地区，以兰州至西安的公路及西安至潼关的铁路为公运路线，并由陕甘两省禁烟机关派员押运。
(四)西峡口设有收税机关，征收本产货特税。该处地界陕、豫、鄂三省边区，素多私贩，一由川之宣汉、开县，南坝场等产地经万源、大竹河入陕之安康、商州、商南以运西峡口，一由川之宣汉等产地东行入鄂，经鄂之王家河(竹溪)、羊尾山(郧西)以转西峡口(萧觉天：《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当然，蒋介石武汉军事行营所辖禁烟督察处的上述规定，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征税。虽然如此，其公运路线的规定，还是根据鸦片运输路线的实际情形，因势而定，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鸦片运输的真实情形的。
以上着重于全国大范围的鸦片运输与销售，从中可知潼关、武汉为当时两大集散地，南北两地鸦片由此而分销华北、华东、中南、华南各省区。但是，幅员广阔的中国，凡是大都会都有瘾君子，都需要鸦片。因此，不同省区又有不同的运输路线，具体举例说明如下：
贵州省烟土运往外省，除西路入川外，其东路、南路、北路及西南路，共有运输线十一条：
第一，旧贵洪线。由贵阳到镇远下船，经水直达洪江。这是一条老路线。
第二，新贵洪线。由贵阳到麻江下司，用苗船由清水江、剑河、锦屏直达洪江。洪江是湘黔两省商业贸易的枢纽。烟土集中于洪江以后，分由水、陆两路运往销区：水路由辰、沅运至常德，再由常德分水、陆两路运往长江流域分销。这一条由洪江到常德的运路最长，销区最广，是各条线路中的一条主要线路；陆路从洪江经过黔阳、武冈直到宝庆，再由宝庆分运至长沙及湘南汝城(集中长沙的烟土，分由萍乡运往江西的九江、南昌，或经茶陵运入江西吉安一带销售；集中汝城的烟土，经过粤桂边区，深入粤桂内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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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烟土的运输和销售(2)
第三，贵铜线。由贵阳经镇远运至铜仁，再由铜仁运入湘西麻阳等地销售。
第四，贵榕线。由贵州到丹江(今丹寨)下船，达榕江，再由榕江经广西长安、融县到柳州等地销售。
第五，贵南线。由贵阳经独山到麻尾的南寨，再由南寨经南丹等地直达柳州等地销售。
第六，贞百线。由贞丰经白层河直达百色等地销售。
第七，兴箐线。由兴义经箐口出广西南戛，绕行达柳州等地销售。
第八，安坡线。由安龙经坡脚到南戛、庆远、德胜等地销售。
第九，贵渝线。由贵阳经綦江直达重庆销区，或由川江转运至宜昌、汉口等地销售。
第十，毕泸线。由毕节至泸州，推销至川南各县。
第十一，遵涪线。由遵义经凤冈、德江、婺川到四川涪陵，再转长江各地销售。
以上十一条线，以贵洪线销路最广，估计约占贵州全省销售量的四分之三，其余各线仅占全部销售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参见谢根梅、孟慰苍：《贵州烟毒流行情况》，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当时南方山高沟深，林高草密，虫蛇出没，疫疾流行，通过上述路线，都有一定的艰险。除了自然环境恶劣外，土匪出没，也给鸦片运送带来很大困难。如伍效高在1922年8月，从贵州安顺到广西百色贩卖烟土，一路上的风险，时隔多年，他仍心有余悸，念念不忘。他在《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中写道：“当时听到百色价高，我除自办10多担货外，又向廖凤歧(普定人)赊货4担，并联合聂羽逵(普定人)、伍凯堂(广东新会人，在安顺有家)组织开帮。虽然听说去百色路途险峻，气候不好。普定三棵树曾有18个人去过百色，回来死了16个，未死的两个还在打‘闷头摆子’(恶性疟疾)一直未愈。但因利之所在，仍决心前往。进入广西后，路上确不好走，且遍地土匪，随时有被抢劫的危险。贞丰县板城(今属望谟县)还有个自称司令的王海平，独霸一方，船过板城，要经他检查、过秤，收‘保护费’。如无现金，就以烟土折缴。货到广西百乐或百色以后，还得等他所收的现货先卖高价。从板城船行下水到北香，再转上水，经红水河到北乐，再走7天陆路，才到百色。最难走的是百乐到路城的一段，内有两天要在一丈多高的巴茅丛里通过，上不见天，下不见地，遍地霉叶烂草，全不通风，臭气扑鼻，十分难受。其间还得自带锅台、帐蓬，夜宿荒山，蚊叮虫咬，还要防野兽袭击，毒蛇伤人。无怪那时俗话说：‘过了八渡河，带信回家嫁老婆；走了三道沟，阎王把命勾。’说明鸦片商人，为图暴利，真是连命都可以拚上。”
在北方，多为广阔无垠的平原，相对南方而言，行路相对容易些。但在甘肃、宁夏等沙漠地区，运输鸦片也很困难。在北方的运输路线，多沿袭以前的商业路线。如“(上世纪)40年代的宁夏，交通极不便。来往于吴忠和包头之间，除夏秋间的黄河水运外，陆路主要靠骆驼和毛驴结帮驮运货物。其路途中间主要是内蒙伊克昭盟西部的茫茫沙漠，只有骆驼才能胜任此行。过去宁夏的羊毛、皮革、枸杞、发菜、甘草等土特产，主要是骆驼从陆路运往包头，然后再由火车转运京津地区，骆驼商队在包购回百货日用品，在吴忠销售。这样多年以来，逐渐形成了一条商业渠道：吴忠——湃土——神龙庙——碱湖——蔡灯——大水湾(即黄河南岸)——包头。这长达千里的商路，比较平坦，亦少有土匪出没，即便有官府立哨设卡，但只要照章纳税，还是比较安全。
“1941年底，吴忠、灵或地区的‘土客’马帮兴起后，商人大体沿原上述商路往返。出发和返回时，一般由灵武县东山折北出进，至包头南岸时多留住大水湾昭君坟后再进出包头。当时马鸿逵为了###和‘缉私’烟土’在内蒙的新召及以南纵向地区布防了骑兵保安团，沿哨卡缉查过往客货。‘土客’为了安全起见，避免正面接触哨卡，多沿原商路左右，乘隙穿插，沿荒暗行，即按‘土客’帮的行话是‘走路不舍路，舍路不离路’。”宁夏的烟土运至包头后，就可以分销于华北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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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假贩假(1)
鸦片烟土的价格昂贵，如清末上海“洋场烟膏，推广帮为第一，各帮均不能及。厥价较昂，每钱须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不等；每大洋一元，挑烟一两，间亦只有七八钱，老吸烟者非此不得过瘾也。”(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2页)民国十一至十九年(1922～1930)成都鸦片土的价格变化不大，大致是：每两川土银元一元，黔土一元二角，滇土一元四角，云南上等货二元二角。烟土商贩卖烟土，无非是贪图厚利。为了牟取厚利，一代代烟土商想方设法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采用了五花八门的手法制假贩假。关于烟土掺假，民国年间的报刊多有报道，当时的《上海滩黑幕》一书也多有披露，现根据有关资料对烟土掺假缕述如下:
充袋。烟土以陈年旧货为上品，新产烟土火气太重，不宜吸食。对此，吸食者都有体会，一些书籍中也有记载，如清末人施鸿保在其笔记《闽小记》卷十指出：“内地所产鸦片，皆只莺粟花汁熬成膏耳，向惟广东有之。嘉庆末年，浙江温、台等处亦有之，所谓温浆、台浆也。近来闽中福宁府属亦有之，其成膏者，谓之福膏；其未成膏者，谓之福浆。其浆以罐盛埋土中，久则味胜夷产；若未久埋，则暴躁不堪吸食。”正因为陈年老土味道好，价钱高于新土，一些不法奸商贪图厚利，便用新装烟土掺入陈年老土之中，用新装烟土充陈货卖，欺骗瘾君子和烟商。
下窑。这是一种更为恶劣的作假手法。其用真烟土若干作底料，再按比例(多的高达一比一)掺入假料(如红枣膏等)，放到准备好的干净土窑中，充分搅抖、调合好后，关上窑门。等到发酵后起出，用火收潮，除去湿气。然后做成重量相等的鸦片烟丸、烟饼，修饰好外观，再贴上“印花税证”、“洋药证”等，掺假过程就完成了，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销售，几乎不可能被发现。
刮碑。用一定数量的掺假料子，用蒸汽化开，使之变软；再取一定数量的烟土，也用蒸汽化开，使之变软。之后，将料子和烟土一起放在一丈多长的光滑石碑上，让四位力士手持五寸宽的长刀，轮流在石碑上刮来刮去，反复调和，使真烟土和假料子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假相混，真假莫辨，才算完成。用这种方法作假，虽然费工(据说至少要刮六千下才能调好)，但应急时较快，不需发酵，不需等太多的时间。
挖瓤。这种作法，就是用一把锋利的尖刀，将真烟土丸上挖开一小孔，再用匙形刀伸入丸内，循序旋刮，将球丸形状的烟土内瓤淘空，直到不能再刮为止。然后以“下窑货”、“刮碑货”等掺假烟土充填进去，再用真烟土将孔口密封，不留任何痕迹，方可出售。这是一种极细致，技艺要求极高的作假手法，所有作假过程完后，还要请有经验的师傅一一检查，以确保毫无破绽，天衣无缝。
十字架。将真烟丸用线切割成四片，再在线之交合处留其外壳，从切割面下刀，将每片烟土的内瓤挖去，所留下的空洞，以“下窑货”或“刮碑货”填塞其中。通过加热，将四片烟土合成一块烟丸，然后弥合缝隙，装饰外观。这种作假方法，容易被发现；因此要求作假者手段“高明”，一般由“老手师傅”负责做。
小土，又叫滚汤团。用产于西南云贵川等地的劣质烟土(用红土也可)下窑，然后加入味似烟土的中药汁、药膏，搅拌均匀，炒干后，做成八两左右的烟丸。然后用事先调好的原装烟土(即品质好的烟土)一层层地往上糊抹，就像滚汤团一样。这样，一次次地往劣质烟丸上糊抹高品质烟土，使之被完完整整地包围起来，直到九两多，接近十两为止。
四杂凑。这种作假法，比较复杂。其方法是将真假烟毒共四种调合在一起，制成各色烟土。四种调料，一是“烟种”，即原装烟土所熬之膏；二是“真货”，即以劣质烟土所熬之膏；三是“行货”，即掺料(如红枣膏、桂皮膏等)所熬之膏；四是“力量”，是剩余烟渣煎水澄清后加入一定比例的吗啡配成。以上真真假假四种东西，按照不同的比例，如“烟种”多些、“行货”少些等，可配制成质量较好的烟土；而“烟种”少，“行货”多，则配成质次的烟土。当时的高手，可以按各种配方，调制出“顶旧”、“云膏”等各式各样的样土。

制假贩假(2)
嵌角。用角状刀模在原装烟丸上用力压入，取出刀模之后，即从刀口处用汤匙挖取中间的烟土。中间所留下的空洞，再用“下窑”或“刮碑”的假货填满。弥盖好表面的刀缝之后，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大土。这种作假方法与小土不同。其方法是在原装大烟丸上，顺其表皮叶状不规则纹络，以锋利尖刀割破其壳，取出内瓤，偷下一半留下一半，再装上“下窑”或“刮碑”的假货，合上外壳，弥缝外壳的刀痕，即做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烟土商为了厚利制假贩假，发明了五花八门的制假技艺，有些已经公开了，其方法知之者较多，有些至今人们也搞不清楚。如制假手法之一的“红土”，人们就搞不清楚。红土是产于波斯的烟土，味道比大小土差些。烟土店里以它们的烟膏，略掺一些大小土，冒充流行的烟膏，如一些罐头膏、陈公膏，就有这种伪劣的假货。
不仅烟商们以假充真，连官府在禁毒销烟时，也玩掉包，以假货充烟土，销毁假货，留下烟土，牟取不义之财。如民国年间，表面上是禁止私贩烟土的。私贩烟土一经被警察局所查获，私贩者就要受到罚款、拘押、徒刑等轻重不等的处罚。所有烟土，都要没收，存入官库，定期当众销毁。销毁烟土时，观者如睹。地方官绅，也亲临现场监督销烟。销烟地点都选在空旷之地，一箱箱、一包包烟土堆积得很高。一声令下，便有专人点起一把火，顿时烈焰熊熊。烧毕，人群散去后，一批瘾君子聚拢而来，在余烬中搜录剔刮，想收集一点鸦片烟灰。然而，抓起一把烟灰一嗅再嗅，也闻不出一点烟土的气息。这是为什么呢?瘾君子们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曾有记者就此事跟踪采访，做了令世人震惊的报道：“被烧的哪里有什么真烟真土!大凡警察所、局员役，无不熟谙掉包之术。所有查获烟土，到了警察所、局，每经一道手，必定去掉真烟土若干。例如查获烟土十两，原经手之侦探警士，要拿去十分之二。剩下的交给看门的长警。长警又拿去十分之二，剩下的交给警佐。警佐又去掉十分之二，将其余部分交警长。警长官高权重，独享十分之四的烟土。十两烟土，分量一毫不差，都都成了赝品。”这冒充烟土的赝品，就是益母膏。益母膏是中药铺常用药，价钱十分便宜。“警察局所销毁烟土，不过空有其名；销毁益母膏，才是事实。”(参见吴雨、梁立诚、王道智：《旧中国烟毒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烟土掺假，虽然讲究手艺，要弄假成真，但也要考虑假料须酷似烟土，以使吸食者莫辨真假。经过世代积累，烟土商们发现了五种料膏，可以放心大胆地掺入烟土之中。这五种料子膏分别是：
红枣膏。将红枣用水浸泡，去皮剔核，留下枣泥。再将枣泥加水煎熬，除去渣滓。剩下的细枣泥，收汤后即可熬成红枣膏。
猪皮料。将鲜猪皮，用水浸泡，去掉猪腥气，再取出晾干。再到火上烤炙，使猪皮呈现黄焦色。然后放入罐中，加水熬化，去滓后收为膏。
牛皮料。用陈旧牛皮，如破旧牛皮带、皮鞋、皮衣等，放入水中，浸泡多时，漂去污渍、油脂，除祛异味。然后依照做猪皮料的方法烤炙、熬煮、收膏。
桂皮膏。这种是假货各色料子膏中的上品。清朝末年一些有权有钱的阔老戒烟，往往不惜重金购求桂皮膏，以便用“加假减真”的方法，逐渐戒烟，从而达到抽假烟土而戒真烟土的目的。桂皮膏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将桂皮浸入水中泡透，七天后捞出，磨成细沙，并用绢筛去渣滓，放入锅中煮成稠膏，即可使用。
象浆。象浆产于广西象山，其味类似烟土，由于其价值较低，烟土贩子就把它冒充烟料，卖给他人。
此外，烟土作假还有用其他料子作假。据记载，“大烟土可用一种料子作假，所用料子有苹果料子、面筋料子和猪皮料子等，经过加工后掺入真品，令人难以辨出。一般以掺入苹果料子为佳，无任何异味，不影响食用；面筋料子次之；猪皮料子掺入烟土，吸用时有异味，吸多者多厌之。”(陶广仁：《旧北京的烟祸》，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走私和武装贩运(1)(图)
鸦片传入后，个人走私和烟帮武装贩运始终未曾停止，无论是清廷、民国禁烟、还是开禁，走私和武装贩烟都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为走私和武装贩运，可以逃避关卡抽税，可以牟取更大的利益。所以，虽然官府、警察、军队围追堵截，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走私和烟帮贩运仍一如继往，照常进行，甚至手法越来越高明，规模也越来越大。具体说来，当时的走私方法主要有：
书籍运土法。先将书籍买来，最好是大部头、带布函套的线装书。用刀将书籍中间挖空，中间填上大量烟土，上下再放上没有挖洞的完好书籍，将布函套套上。然后用纸包起来，露出上下两端，以备查验。大量偷运烟土的人，多私刻书局的发行印戳，通过邮局挂号寄出，据说此法走私万无一失，均能如愿以偿。
有些走私偷运烟土的人，把自己成装扮成洋学生，利用火车走私。他们在火车上带上几本厚书，如当时流行的《辞海》等，书中藏有鸦片，边坐车边看书，到了目的地，即把烟土卖出。这种走私方法很隐秘，有些真正的大中学生，也利用寒暑假，走私烟土，鲜有被发现的。
糖包运土法。购买几十几百甚至成千上万包糖，在一部分糖包中放进烟土。装运时，将没有烟土的糖包放在上下两层，中间则放上有烟土的糖包。路过关卡哨所时，检查人员一般只查上层和下层的糖包，很少能查中间的糖包。即使查到中间的糖包，因糖多、烟土少，也很难查出烟土，大多都能蒙混过关。
饼干盒运土法。这种走私方法与上述方法相似。即走私鸦片之人买来大批饼干，将其中一些饼干取出，再把烟土装在饼干盒内，与真的饼干盒放在一起，一块运输。这种方法，也十分保险，很少被查出。大鸦片贩子叶清和即以这种方法多次走私烟土，积累了不少毒资。
酒瓶走私法。即将鸦片浆装在酒瓶中，与真的酒一起贩运，也是以真掩假的办法。
大白菜走私法。是将鸦片膏放在大白菜内。其具体作法是，用山东大白菜，小心扒开外皮，取下它的内瓤，中间填放大烟土、大烟膏，然后再小心把大白菜皮盖上，并小心修理一番，使之与未藏烟土的大白菜完全一样。然后混合在一起，运到目的地。
油篓运土法。购买猪油若干篓，将鸦片烟土用质量好、不透油的油纸包好，并切实做到密封，然后放心大胆地放进油篓之中，再将油篓盖上、封严。这样，鸦片沉在一篓猪油之中，即使遇到能手检查，也很难发觉。
冒充五倍子运土法。五倍子是一种中药材。有一个惯于走私贩烟的商人，用铁皮做成五倍子的形状，外面涂上五倍子的颜色，看上去跟五倍子一模一样。然后将烟土塞进“五倍子”之中，跟真五倍子混合包装，一起运走。这种伪装十分巧妙，检查的人即使使用铁钎探查，也探不出货物有问题。
汽车运土法。民国年间，中国交通很不发达，汽车很少，即使在大城市中也不多。利用汽车这一世人陌生的交通工具走私，保险系数相当大。利用汽车走私鸦片，实在是太方便了：鸦片贩子可以把鸦片藏在水箱中、油桶中、后备箱、前盖中，甚至轮胎中，检查人员一看汽车，就产生敬畏心理：莫非是达官富贾的？也不敢细心检查，所以很少有被查出来的。
轮船运土法。利用轮船走私烟土，都是一些有权势的大鸦片贩子，他们在轮船上，在起点和终点的码头上，都有内线接应。在汉口，贩私土的人利用在长江上来往路经汉口的轮船夹带私土，事先与负责接应的趸船联系好，当轮船一靠近趸船，接私土的人按照事先联系的暗号，立即上前将私土接到手。然后，将这些走私烟土藏在趸船的底舱中。等到夜深人静，这伙人再将私土转给贩土之人或土膏店里。
还有一种走私方法，也是利用轮船。这种方法是由专运烟土小轮上的员工和一部分贩私土的人，从汉口夹带来的“私土”，事先与接私土的人(这种接私土的人，有一个专名，即跑红灯的)接好头。运私土的小轮在指定地点将装有私土的包裹扔进大江中。这些包裹包装严密，不漏水，有浮力，浮在江中，上面装有带干电池的小灯泡，在江水中上上下下起伏闪亮。接私土的人事先等候在指定地点，当江中闪耀着私土包裹上的红灯时，他们划着小船快速捞起运走。

走私和武装贩运(2)
灵柩运土法。这是一种极不道德、极其恶劣的走私方法。鸦片贩子盗掘新坟，取出棺材，将烟土藏在尸体的下面。当时，每个烟丸直径三寸多，棺材长六尺，宽二尺，如果棺材底部整齐地码放一层烟丸，起码可以码放一百二十余个，重量则一千二百余两。然后雇人假装出丧，抬着棺材顺利通过关卡。到达目的地后，取出烟土，将棺材、尸体弃之郊野。
灵柩运土还有一法，即制造棺材一具，将烟土藏在棺材之中。在出发地假报某人死亡，送灵柩还乡，领取官方证明文书。然后，将腐烂的死猫、死狗放进灵柩之中，让它的恶臭外溢。再雇请轿夫，抬着恶臭扑鼻的棺材返乡，一路上关卡的检查人员厌其恶臭，往往不予检查，开关放行。烟土就可以毫无困难地运到目的地。之后，再利用夜深人静之时，秘密取走烟土。
死婴运土法。这也是一种及其残忍的走私运土方法。鸦片贩子觅得刚死去的婴孩，剖开其腹部，掏空其五脏，把烟土塞进腹中、再用线将其腹部缝合，并给死婴穿上衣服。走私之人装成死婴的家长，满脸悲伤，轻而易举地闯关过卡，极难发现。
游鱼运土法，又叫拖鱼雷。烟贩买通船主，将装满烟土、密封完好的洋铁罐，系在船舱底部。因绳子很短，铁罐完全压在船下水中，就像鱼儿一样，随着大船游到目的地。此法十分隐密，检查者殊难发觉。
月饼运土法。月饼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食品，其外皮脆软，内里含有果仁、枣泥等。鸦片贩子从月饼的制作方法中，受到启发，发明了月饼运土法。这种方法的具体做法是，烟贩子买通月饼师傅，将罐头烟土(一种小盒装烟土，重几分至一钱多)藏入月饼之中，外面包上月饼皮，烘制成焦黄的月饼，装入盒内运走。这种方法也十分秘密，盒中的月饼散发着甜美的味道，让人垂涎，很想一饱口腹，谁还会想到其中暗藏烟土呢?
竹杠运土法。竹杆是南方人普遍使用的劳动工具，鸦片贩子利用人们习以为常的工具走私贩烟。其方法是，打通竹杆的内部关节，将烟土藏入竹杠之中，将两端密封，伪装成竹节，使之毫无破绽。然后以竹杠挑、担货物上车下船，走关过卡。这时，检查人员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货物上，即使对货物“狂事搜索”，掘地三尺，也找不着一点鸦片。检查者一无所获地查完以后，走私烟土之人便不慌不忙地拿起竹杠，挑着、抬着货物而去。
马桶运土法。南方人都使用马桶，马桶是人人使用的常见之物。鸦片贩子便想法利用马桶走私烟土。其方法是，先专门制作马桶一只，底部做成夹层，把烟土放在夹层之中。马桶夹层制作精细，密不透水，再加以涂上油漆，很难发现破绽。走私鸦片之人，收拾停当之后，便携带家眷上路，大小便时使用自己的溺器，在当时是常见的行为，不会引起检查者的注意。因此，很容易蒙混过关，成功地走私烟土。
暗仓运土法。这是一起国际走私贩毒的案件所采用的走私方法。1937年，吴铁城任广东省主席后，勾结当地烟贩陈学谈，利用陈氏拥有的“大司马”、“天成”两艘轮船，向印尼、菲律宾等地走私烟土。他们贩毒的方法是，在其大司马和天成两艘轮船上设置暗仓，暗仓位于轮船尾端，靠近船舵两旁，成扁方形直通船的底板，设有两个仓门。每艘船上的两个暗仓，可装烟土三百多万两。它设计巧妙，当船满载货物时，暗仓即沉入水中，从水面上消失，不知内情者毫无察觉。船卸下货物后，暗舱才浮出水面。因为，当船只入港后，首先开仓检查，然后才卸货物，所以，这两艘船走私烟土三次，均未被查出。第四次贩运烟土，因内部分赃不均，被人告发，才查出了其利用暗仓走私烟土的方法。
人体运土法。一些亡命之徒，将烟土放在人体内部走私贩烟。常见的有将烟土放在肛门里、女阴里、胃里等。将烟土塞进肛门中，是一些男性烟贩的走私方法，当时称为“肛门队”。其方法是把烟土揉搓成擀面棍那样粗，十余公分长的条状物，用避孕套反复套上十几层，空腹不食塞进肛门内。用这种方法，一次可携带若干个。女烟贩子则把烟土塞进女阴中，当时又叫“水门队”，其做法与男性相似。利用胃来走私，则是把烟土一两左右装进三层避孕套里，牢牢地扎紧口，放在烫手的热水里浸泡，使烟土变成半流体，空腹吞下去。用这种方法，一次可携带十几两。利用人体走私十分危险，如果避孕套扎口松了或破了，烟土就会被人体吸收，从而毒死人命。

走私和武装贩运(3)
肥猪走私法。即事前先将肥猪淹死，挖出内脏。然后把烟土装进猪尿泡仓中或塑料袋中，放进猪的腹腔内。再将刀口(一般设在猪尾巴下边近肛门处)小心缝好。再将这些装了烟土的死猪与其他活猪一起运输，即使检查人员发现死猪，也会认为是不小心死于运输途中，不会生疑。
大鱼运土法。就是利用捕获的大鱼，从鱼口中放进吗啡等毒品。其具体作法是，从鱼口处将鱼的内脏掏出，再将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装进玻璃管中，从鱼的口部伸入鱼腹中。再将这种鱼与其他鱼混在一起运输，自然可以躲过检查者的法眼，顺利地运到目的地。
灭火器运土法。在当时的四川长江上航行的船只，都装备有震旦灭火器，以备消防之用。一些烟毒贩子，于是购买一批灭火器，将其内部倒空，填装上烟土，携上轮船、汽船，放在一个角落里。检查人员自以为是船上自备之物，不去检查。下船时，走私者大摇大摆地携去。此法走私烟土十分隐蔽，极难被查处。
救生器运土法。轮船上备有救生带、救生衣等救生器材，是正常的事情。一些烟贩子则打起了救生器材的主意。他们去掉救生器材内部填充的浮木、海棉、木棉，将烟土、吗啡充填进去。走私烟毒，过关越卡，很难被人发觉。
此外，鸦片贩子还利用其他手法走私贩毒。如与邮政职员勾结，利用邮袋走私烟毒，仿效西药商标，以烟毒、吗啡冒充西药，蒙混过关。以上我们列举了十几种走私烟土的方法，这些方法仅仅是一些主要手法，还有不少手法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陈述。要之，利之所在，走私者如蝇附膻，趋之若鹜，总会想出方法躲过检查者的耳目。这倒是应了句老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这一情况看，检查者必须注意新情况、新问题，于不可疑处仔细检查，于习惯处仔细检查，方能有所发现，查获走私行为。
走私行为猖獗的同时，烟帮武装贩烟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社会不安宁，商人行路、运货，既要饱尝行旅之苦、旅途之艰险；又要小心谨慎，防止土匪、强盗的抢劫。鸦片商人贩运鸦片，自然更要倍加小心了，因为鸦片价值高，更成为各路土匪、强盗抢劫的对象了。
另外，从事鸦片交易的商人，都是惟利是图的投机家。他们在鸦片买卖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甚至发生“黑吃黑”的勾当。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潮州烟商跟上海法租界捕房华人翻译范回春合办的胜洋洋行，本来为法国人推销云烟膏。后见红土销路好，就跟一个日本鸦片商人签订合同，委托日商代购红土二百箱。合同上不能写红土一词，便以‘发电机’代替。先交定金的百分之六十。日商如期交货，打开一看，正是一台破旧的‘发电机’。潮商提出控告，官司打到公共租界的日本法官处，不用说，败诉的是潮商。潮商还要补交百分之四十的货款。胜洋洋行经不起这样的波折，于是倒闭，‘胜洋’变成了‘败洋’。”（吴雨等：《旧中国烟毒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这种情况的发生，使烟土商之间的交易十分困难，互不信任。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封建官府、军阀、地方势力的敲诈勒索，使烟商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往往结帮成伙，武装保护自己，或雇请军队、会党帮助。
武装走私贩烟，最早是请镖局保护运送的。“清时，甘新道上关山重叠，商旅不便，有所谓‘保镖局’者，应运而兴，专以保护商旅为业，凡由内地解往新疆的饷银、商货，都由他们护运。这时，商人为了所贩烟土安全，亦雇佣镖局的镖车为之护运。镖局护运时，由商人将烟土封箱点交与镖局，按箱付给保镖费后，径由镖局的镖车起运，到指定地点再由镖局点交与商户。镖车一次出动十辆，由镖客多人，荷枪佩刀，插旗呼啸而行。”（聂丰年等：《鸦片为祸甘肃的回忆》，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镖局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随着现代热兵器的广泛采用，长枪、短枪代替了习武的把式，镖局也就逐渐消亡。此时，鸦片商人运送烟土，为了对抗官府的围追堵截，为了对付土匪强盗的抢劫，为了偷逃漏税，往往结成商帮，武装起来，携带长枪、短枪，保卫自己；或者请军队保护，与地方军阀勾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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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和武装贩运(4)
在宁夏的吴忠地区，鸦片贩子雇佣亡命之徒，购买枪支弹药，组织成马帮，结伙从吴忠地区往包头贩运烟土。这就是广布于西北地区的马帮土客。这些亡命之徒，多是当地贫苦无靠、无以为生的人，但自幼习骑马，会打枪，不怕死，于是为人雇佣，做起了马客。大烟商为他们提供快马好枪(一般是捷克式长枪)，交给他们去包头兑换黄金的烟土，返回吴忠后得到烟土约三四十两作为佣金。当时吴忠的马帮很多，多达几十帮，每帮人数不等，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人。
帮有帮头，多是由熟悉往返路线、骁勇善战，有指挥组织能力的人担任。如当时(民国年间)灵武的查克连、吴忠的马万良、南乡马万贞等人，都是有名的帮头。帮头是一帮的指挥者和决策人，一般携带长枪、短枪各一支，其佣金高于一般马客十两左右烟土。谁雇谁付，随帮的“土客”不分摊。
每次马帮从吴忠出发，帮头将出发的时间和会合地点暗中通知随帮的土客。但常有闻讯而至的并不认识的土客自动加入。因此，出发时一般为二十余人，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至包头时往往上百人左右。
土客马帮在长途贩运烟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帮规：①绝对服从帮头指挥，不得擅自独立行动；②“土客”之间不准暴露各自的雇主姓名、住址和驮货量；③遇有不测，丢货不丢枪；④帮头指挥分散突围，再次汇合时扬土为号；⑤若被官方逮捕，至死不出卖雇主和同伙。
土客马帮虽然携带长短武器，然而他们却小心谨慎，尽量不与当时的缉私部队发生武装冲突。为了安全起见，避免正面接触哨卡，他们多沿原商路左右穿插而行，按土客马帮的行话是“走路不舍路，舍路不离路”。如在途经有缉私部队的新召哨卡以南纵向地带时，土客马帮昼伏夜出，看东北方向的亮星走，不至于迷路。新召以北至包头，有蒙军驻守，土客马帮则给他们一点好处，就可以安全通过。万一同缉私队发生枪战，土客马帮也不愿与他们结下深仇，只打马蹄不打人，或枪打指挥军官，便于乘乱逃跑。如1944年吴忠土客马帮与马家军骑兵保安队遭遇，马帮开枪打死了保安队连长后，乘混乱之际逃走。
在云南，1917年以后，鸦片烟的价格上涨，贩运烟土有厚利可图。于是地主恶霸或与军阀有勾结的奸商，就乘机组织武装，前往边区产烟的地方去贩运。这种组织，就叫烟帮。这种烟帮很多，如元江的迤萨帮，景东的猫街帮等，都是有名的烟帮。烟帮大小不等，大的有几百人，他们各携快枪利械，赶着马匹、骡子等牲口，带着粮食，专走偏僻小路或昼伏夜行，尽量躲过缉私部队的查获。万一遇着了军队查缉，烟帮就要抵抗；遇着土匪拦劫，他也要抵抗。至于各县的民团，由于力量弱，根本不敢过问烟帮之事。烟帮中有这样的口号：“典田卖地，将本求利，有人挡着，人头落地。”从口号上看，是很有玩命精神的。烟帮返回后，将其携带的烟土化整为零，分散潜藏起来，再陆续售出，获利很多，其势力就更为雄厚了。
1918年云南军阀唐继尧派警察厅长秦光第带兵一团查缉烟帮。在顺宁、云县交界地方遇上了马姓烟帮。双方发生了枪战，烟帮武器、人数不如军队，但凭有利地形，负隅顽抗，使双方互有死伤。对峙多日后，烟帮弹尽粮绝，被迫屈服，交出了一半的烟土和枪械，另赔偿五百元的银币，才算了事。
在湖北宜宾，每当烟会结束后，一些中小烟贩，常常为了安全和多营利，结伙走私，营运鸦片。烟帮中人多为亡命之徒，跑得，累得，能走夜路，会耍刀弄枪，不少人是旧军队的职业兵痞，哥老会的职业袍哥，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以及“拖滩”多年的惯匪，多半是懂得黑社会内幕的人物。当然，他们的背后也是有靠山的。在宜宾哥老会组织有34家之多，其中一些“总舵把子”即是烟帮的后台。
烟帮如果遭遇上土匪和地方团队，一般是“拿言语”、“出上咐”，即表明身份，讲江湖义气，因而获得“照应”，准许通行。如果遇到军警的查缉，能行贿的，就留下一点买路钱；如果硬好检查刁难，则往往开枪互相射击，硬打猛冲。因此，每当烟帮过境时，当地军警都很紧张，甚至如临大敌；有时关卡税官反被吓破了胆，退避三舍，听任烟帮大摆大摇地通过关卡，不敢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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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和武装贩运(5)
在西康，1940年前后，烟土价格大涨，运到成都、重庆可以获利几倍，地方有势力的人、股匪垂涎鸦片，便出枪出人，中途拦劫。鸦片贩子不得不雇请军队保护。一般跟棚赶会的小烟贩和旅客，害怕路上遇见土匪，便不约而同地跟着走，形成“烟帮”，当时人称“走烟帮”。如1948年有军阀唐英的烟帮，用警卫部队学兵连100余人护卫，有花筒机枪五六挺，武力很强大。烟帮携带烟土70多背篼，雇请民夫背；同行的大小烟贩、旅客共三四十人。这样，这支烟帮共有200余人了。
烟帮前行时，护送的部分用一班人为尖兵，在前探路，接着是坐滑竿的，再后是小贩和旅客，部队保护烟背子走。因为要在大站住歇，有时天不亮就起身，天黑了才落站。无论休息、吃饭、住宿，都要在场头场尾安岗放哨，烟背子的屋前屋后，更是岗哨重重，如临大敌，严防有人袭击以及背夫私逃、烟土丢失。
在广西，烟帮活动更为猖獗。每个烟帮都自备有长枪、短枪数十枝。烟帮头子都是一些旧时代的军官，当过游勇和土匪的人，与旧桂系上层有一些渊源关系。如烟帮头子陆炎，曾做过巡防队的哨官，后移居百色，是地方有势力的豪绅。烟帮头子陈荣廷，是绿林好汉，且在绿林中辈份很高，是当地军阀陆荣廷的老伙伴，他的脸面大，牌子硬，一切关节都打得通。他是专走龙州、靖西、镇边、云南那条路的，在这条路的每个站头，他都讨了一个老婆，成一个家。他每次上帮或回来，就等于每日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广西的烟帮一般由百色护送花纱匹头、洋广杂货到云南贵州去；回来时，就秘密护送鸦片，往往勾结军队作更有力的保护。烟帮头子组合一定的商人、货物或现款，用马驮或人挑肩扛运到云南或贵州，叫做上帮。也有不少单独的烟贩自带了资本或货物，闻知上帮的日期，便随同上路。所以一个烟帮往往很大，最多时竟达一千几百人。这千余人的烟帮，在广西崎岖的路上前行，声势很大，浩浩荡荡。烟帮到了目的地以后，就把货物交给当地的有关商号发售，或在当地的街上公开直接以货易货，收购烟土，然后开帮回来。烟帮回来时往往携带大量的烟土，多者达五十余万两。
烟帮携带如此众多的烟土，价值连城，仅凭烟帮的长枪、短枪，还不放心，于是便请军队护运。从百色到梧州一段，保护费大约每两烟土六七角毫洋。
百色经营烟土的烟贩，虽然人数颇多，经营鸦片获利颇厚，但烟贩人品复杂，五方杂处，很难结成一个固定的组织，所谓的“烟帮”大多是临时性的组织，始终没有什么固定的方式。
烟帮贩运烟土，通过武装走私，或者买通军队包运，可以不交税，因此不少人侥幸暴富；也有一些烟帮运气不佳，被缉私队捉拿，烟土被抢，甚至人也被杀死。
在清末民国年间，军阀控制着大小地盘，土匪拦路抢劫，仅凭烟帮自己的武装力量，很难保证安全。因此，雇请军队、帮会组织贩烟、保护贩运的情形相当普遍。如广西百色即有帮会道门组织，有洪帮和青帮。洪帮头子以卢明轩为首，召集落伍军人、流氓、地痞、地主、恶霸入帮，有相当大的势力，可集合二三百枝枪，一千几百人的队伍。青帮以张彪为头子，也拥有百余枝枪，并遥领部分地方武装，势力很大，有“飞虎队”之称，以专门护送鸦片烟帮得名。青帮和洪帮专做鸦片烟生意，有时自己走私贩运，有时替别人护送，收取保护费。洪帮甚至拥有一部十轮卡车，专为烟帮装运烟土，任意横行，地方官府不敢过问。
在山西太原，有许多闻名于乡村市井的“名人”参与贩毒。他们虽然不是达官显宦，却广有财产，颇为闻名。如晋源县的李文田，清徐县的周八、李秃只，太谷的王步政，榆次的金虎，太原市的姜振新、杨永福。他们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贩卖鸦片烟毒，当地人称之为“卖料料的”，轻蔑之情溢于言表。这些人大多是地痞，又标榜什么“三老四小”、“香头多高”、“什么山头”，在各地摆香头，收徒众。青帮成立了“进步委员会”，洪帮成立了“民众进步社”，在各区县设立组织，以帮会势力为掩护，进行贩毒、制毒的邪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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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和武装贩运(6)
土匪本是以抢劫为生的黑社会组织，但在湖北宜宾，土匪也做起了护送烟帮，收取保护费的勾当。其实，这也不足为怪。旧社会的兵、团(民团)、匪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他们在鸦片上牟取厚利，互通声气，勾结作奸，甚至由匪而官，由兵而匪。在官府势力不能达到的地方，如省界、县界及边远地区，以及山川险阻、人烟稀少的地方，往往盘踞着土匪和民团。烟帮为了顺利通过他们控制的地区，便主动出钱出烟，雇请土匪、民团护送烟土。如盘踞在云南盐津、绥江一带的大土匪头子江瀛洲，利用土匪武装，长期在川滇边境接送烟土，大发横财。后来，他由匪而官，当上了“烟会重地”——普洱渡保商大队长，堂而皇之地征收“保护费”。
军队保护烟帮运送烟土，前文已多提及，如1931年云南军阀龙云、卢汉带兵攻打广西，顺便保护马仲衡、包文彩为首的烟帮。这是一支十分庞大的烟帮，计有骡马1000余匹，携带烟土近200万两。龙云、卢汉将其护送至广西东兴，收取了10万多块银元的保护费。
当时四川交通不便，土匪、哥老会十分盛行，烟帮运烟，往往请军队护运。军队运烟，目的不在赚运费，而是赚取商人应完之税，其实也是一种走私。军队运烟，如运100担，在税率轻时(每担征收1200元)，即可赚取12万元；在税率重时(每担征收2000元)，可赚20万元，收入相当可观。但对商人来说，却少付出了一半左右的税款。商人和军队双方都有利可图，所以请军队护运也多得不胜枚举。四川军阀，哪怕是一个师长、军长，也往往在宜昌、沙市、汉口等地设办事处，专门负责接待本部护运烟土之事。
四川军阀刘文辉，依靠鸦片收入维持其军队和地方，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他本人也不隐讳，堂而皇之地做起了运烟、销烟的勾当。刘文辉二十四军最精锐的警卫营，是专门负责鸦片运输的专业鸦片运输营，在其营长周桂三的指挥下，贩运鸦片烟土13年，屡屡得手。惟一的一次，失手于执掌川政的王陵基部下。刘文辉每年从各县收来的烟捐即有五六百担鸦片土，都集中于雅安，以这支专业鸦片运输营外运销售，获利甚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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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大王(1)(图)
鸦片国产化后，云贵川等地的烟土行销全国，在巨额的鸦片买卖、运销之中，一大批商人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了一大批烟土大王。下面，根据有关文史资料的记载，介绍几个著名的烟土大王。
福建叶清和。叶清和是福建厦门人，1898年出生在厦门鼓浪屿，曾在英国教会办的英华书院就学4年，毕业后在家随父亲经营烟酒食杂商店，兼任英语家庭教师。1918年，叶清和20岁结婚。之后，常赴上海趸买烟酒、饼干、罐头一类食品。他看到有人从上海贩运鸦片入厦门获利甚丰，便见钱眼开，利用办货之机兼买鸦片，装在饼干盒内，混同真饼干走私到鼓浪屿。他的方法很安全，从未被破获。于是利欲熏心，胆子越来越大，联合他人合伙贩运，盈利均分。这样几年下来，他利用走私盈利及私占合伙人资金、利润等手段，积存了大量不义之财。同时，他走私的才能被当地鸦片大商人丘俊相中，加之他会说英语，擅长交际，被任命为押运员，经常赴沪押运毒品回厦门。由于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不久即被升为丘俊所办裕记商行驻沪办庄经理。但好景不长，1924年，裕记行上海办庄因偷漏鸦片税，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获，叶清和、叶亚成及其他职员被逮捕。叶亚成既是叶清和的同事，又是结拜兄弟，就讲义气，主动承担了责任，被判处十年徒刑，最后瘐死狱中。叶清和被从轻判处，大约关了一年左右，因告发同伙越狱立功，被提前释放。此时，他的顾主丘俊破产，叶清和失去依靠，无所适从。
叶清和在上海讨的小老婆李慧珍，这时给叶清和帮了大忙。李慧珍原是上海名妓，在“长三堂子”有几个结拜姐妹，其中有一个是杜月笙的小妾，有一个是上海大流氓头子华清泉的小妾。叶清和出狱后，李慧珍通过内线关系为叶谋事。当时，杜月笙在上海包销鸦片，主管“禁烟局”的工作。知道他的“连襟兄弟”是干黑买卖的老手，就欣然安插他在“禁烟局”缉私运输课任职。
到“禁烟局”任职，叶清和如鱼得水，驾轻就熟。他抓住机会，在运输“公货”时，夹带些自己的私货。这种方法既节约，又保险，船只等运输工具是禁烟局的，不需运费；私货是自己负责查缉的，保险不会出问题。这种万无一失的走私贩毒生意，使叶清和赚了不少钱。遇上他人偷运私货被缉获，他也懂得如何榨油水，养肥自己。所以，在“禁烟局”里干了一年多，叶清和就拥有了数万元家财。
1925年，羽毛丰满的叶清和辞去了“禁烟局”的职务，在上海法租界吉祥街德福里95号开设了一家和源行，公开的业务是代理德商的五金颜料，暗地里以批发波斯鸦片为主。和源行是合资开办的，上海大流氓华清泉、黄彰发、汪少丞、郑光耀等五人为股东。此时，叶清山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既有帮会头子作靠山，又有帝国主义作护符，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直接从波斯贩运红土入上海卖掉。同时，又在厦门开了一个分号——“和益行”，也经营鸦片生意。
和源行在运输波斯红土时，经常包租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挪威等国家载重量1000吨的小货轮，由上海经日本至波斯，然后装上红土直驶上海。船上有五个股东的五个亲信押货，并在吴淞停泊，然后用小汽轮转运至上海港的小码头，运入仓库。所有这些过程，都有巡捕、流氓、帮会成员望风、保护，所以每次都很顺利。为了扩大销售，叶清和又成立了“国民药房”、“和兴建筑公司”等，暗中作鸦片生意。1926年下半年，叶清和又在“国民药房”二楼开设了一家“源和行”，专门贩卖海洛因。这家公司从法国马赛进口海洛因，每月约进口100公斤，在上海等地销售。
此外，叶清和在上海还搞房地产投机，盖了不少房子出租；在中汇银行、永大钱庄等金融机构投资，与人合伙开“隆顺洋行”、“华侨贸易公司”等。估计当时叶清和拥有六七十万元的资产。
叶清和还参与设厂制造海洛因。1929～1930年，叶清和与四川军阀范绍曾合资，在重庆设立海洛因制造厂。双方各出资50万元，范绍曾负责提供原料、厂址、运输和厂中安全；叶清和负责聘请技师、采购化学药品、机器设备及销售。这家制毒厂，先后聘请国民药房技师和日本技师，但技艺太差，生产的海洛因色黄质次，销路不好。两年后，因范绍曾兵败失势，重庆的制毒厂停办。

烟土大王(2)(图)
不久，叶清和又与成都的一名军阀联系上了，双方各投资40万元，在成都苦竹林江建起新厂，搬来堆放在重庆的设备、化学药品，就开始生产了。但生产两批以后，谢姓军阀病死了，谢的儿子旅长谢互三翻脸不认人，将存放在谢家公馆内的药品、鸦片、原料和海洛因悉数吞没。新厂因而停产了。
1931年底，叶清和在上海法租界十三层楼附近办了海洛因加工厂，聘请日本人为技师，对四川生产的海洛因进一步加工提纯。在上海加工后，海洛因质量提高了，销路也打开了，华北、东北各省是其主要的销售地，西北一些省份也有不少的销量。
1933年，叶清和在上海制毒厂因与同行竞争，被同行告发，被租界当局查封没收。叶清和亦被捕。交了保证金4万元后被保释，反过来状告工部局华人侦探长陆廉奎敲诈未遂，滥捕无辜。结果几场官司全都败诉，叶清和损失了20余万元后，潜逃厦门。
到了厦门后，叶清和依旧作烟土生意。他拉拢了驻福建的十九路军军官谭某，得到谭某的庇护，又与经营鸦片而臭名远扬的台湾高等浪人施范其(厦门“台湾公会”第一、二、三任会长)、曾厚坤(自1914年到1930年先后任过11年的厦门“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自1925年至1936年，先后任过5年厦门“台湾公会”会长)及另一台湾浪人合作，开设“五丰公司”，专门从香港走私波斯红土入口。五丰公司总部设在厦门，在福州开设分号。1934年1月，国民党政府派军围攻十九路军，叶清和害怕在分号的鸦片被抢，亲自押车从福州运往厦门。路过同安小盈岭时，被当地民军拦住。叶清和用闽南话向一小头目打听，知道这是同安土皇帝叶定国的部队，马上转忧为喜，对小头目说：我与叶定国是宗亲，都是自己人。然后又给小头目一些钱。小头目回到哨卡、与叶定国联系后，不但准予放行，还带兵沿路保护。
1934年1月，十九路军失败。叶清和又很快与国民党进剿十九路军的东路总司令蒋鼎文搭上了关系，并主动报效军费数万元，由此得到蒋鼎文的青睐。不久，国民党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鸦片公卖，归商人承包。蒋鼎文推荐叶清和承包了闽南特货的经销权。为此，1934年9月，叶清和组建了鹭通公司(半年后改为裕闽公司)，叶清和为董事长，股东有曾厚坤、陈长福、林某等人，公司设在厦门。重要职员有会计主任黄清安、运输股长汪玉宽、庶务股长陈镜昌、保管股长白绵福、制造部监督李国泰。另聘请台湾浪人头子“十八大哥”中的李良溪、陈粪扫等为正副缉私队长。鹭通公司承包闽南“特货”销售专权，每月须交7万元。有此特权后，鹭通公司在闽南各县遍设代理处，把各县的包销权转卖给当地的军阀、土匪、地主、劣绅。为此各县都设立了代理处，执行公司的“承销持货办法”，并签订了保证书。
鹭通公司专卖的特货，主要从汉口运来，每次约有1000箱左右，每箱1000斤。每年贩运多少鸦片至福建，则无法统计了。1936年6月，国民党军统特务敲诈叶清和未遂，将其秘密绑架(此时叶清和已加入日本籍，并讨了一个日本小老婆)了。1937年叶清和乘乱逃到了香港。抗日战争时期，叶清和勾结日本特务，先后开设了几家公司，帮助日本人贩毒，推行毒化中国的政策，并协助日本人掠夺军事物资，如广东陆丰、海丰等地的钨矿等。1944年，他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捕获，抗战前夕病死了。尸骨埋葬何处，则无从寻找了。大烟王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可恶的一生。
叶清和之成为烟土大王，的确有其经营特点：先由走私烟土起家，再勾结上海大流氓、帮会头子，取得他们的支持，又加入葡萄牙籍，换获得帝国主义的保护，在上海开始发迹。之后，勾结地方军阀、土匪，加入日本国籍，进一步制毒、贩毒，垄断闽南特货，再创“辉煌”。可以说，勾结军阀、帝国主义列强、黑社会，寻找靠山，是叶清和经营烟土业的不二法门，也是他发迹的基石。
武汉“烟土大王”赵典之。赵典之，字焕章，武昌县杨赵村人。1878年生，1952年卒。在其一生中，胆大霸强，欺诈投机，贩运烟土，大发不义之财，成为远近闻名的“烟土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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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大王(3)
赵典之出身于小康之家，他的父亲作过师爷，在赵典之出生两年后去世，赵家生活开始困难。10岁时，开始读书，粗通文墨。16岁时(1894年)，在武昌自强学堂作杂役，两年后因打架被开除。1896年，赵典之到汉口叶福泰丝线店当学徒，因店铺与同行抢生意，他帮助老板打架；之后，对方乘其不备，纠集人众将其打伤，卧床医治了数月才好。从此，他下了决心学习打架的本领，到猪鬃帮拜师学武功，练就了一身打架的功夫。
1898年，赵典之借了点本钱，在郭家巷租了一间门面，出售煤油，代销签捐局奖券。混了两年，又觉得小生意难以发财，就改做“过手生意”。即与他练打架的朋友一起，做牛羊皮、猪鬃的买卖，从码头或客栈接纳“包袱”客人的货物，转手卖与行家，买空卖空，不需本钱，却可以牟利。这种生意，其诀窃是“一拍、二诈、三丢手”，有时聚众相殴，这正近合了赵典之的脾气。在打架斗殴中，赵典之崭露头角，赢得了黑社会头面人物的看重。
不久，赵典之与汉口日、法租界的包探傅坤山、姚春所有了交往。傅、姚都是走私烟土的头目。赵典之从此也开始走私烟土，并积蓄了些资本。1901年，在汉口开设了大庆祥牛皮行，在牛皮业的掩护下，大搞烟土走私生意。
1910年，赵典之与鼎升恒店铺合伙经营鼎泰祥杂粮店，业务蒸蒸日上。辛亥革命时，赵典之在太平洋行坐收零散贱货，光复后又派人四处采购，乘混乱之机大发了一笔，赚了近万两银子。之后，他踢开了鼎升恒，独自经营鼎泰祥杂粮店。营业范围以走私烟土为主，表面上经营杂粮、皮毛、棉花。
民国初年，赵典之学会了买办的秘密，直接与洋人作生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洋行在汉口收购牛羊杂皮、丝、麻、茶、油、杂粮、蛋、猪、猪鬃等土特产，数量巨大，赵典之巧于应对，赚取了几万两银子。在商界名声鹊起，后来居上，成为牛皮业武昌帮的帮首。1916年皮业公所改组，赵典之被推为帮董，1919年当选为汉口总商会会董兼外交董事。
以前赵典之走私烟土，都是暗中进行，没有专门公司经营。后来，经过包探傅坤山、郑玉堂的介绍，他与烟土贩鲁履安合作，组织经营鸦片的福记公司。这个公司生意日益扩大，亟须一交际场所。赵典之又集资建立了大同旅社。在旅社中，接待烟土商，招待武汉一带军、警、政各界要员，打通了各方路子。为了进一步联络感情，贿赂当权的各方人士，赵典之又在一僻静处开办了一家俱乐部，内设秘密房间，室内布置得富丽堂皇。既可吞云吐雾，也可招妓借宿，灯红酒绿，别有洞天。当时出入这里的人物，有官僚、军官、富商巨贾，如财政厅长郭干卿、榷运局长浓庆辉、警察厅长周际云、稽查处长刘有才等等。有了这些头面人物的支持，赵典之的生意越发红火了。
1916年王占元督鄂，与孙传芳商定，以“协助粮糈”之名，准许福记、福康隆、同康等八家公司领照开设土栈。八家公推赵典之为代表，与警察厅长周际云、镇守使杜锡钩、驻防军的师长寇英杰等协商，议定每担烟土(1000两)纳“协饷税”200元，由烟土商在宜昌交货贴花，由“武汉”、“飞熊”、“楚雄”三只兵船包运，抵达武汉起运到烟土公栈(鸿运里一号)，提货时，则需要交纳税款，运费和栈租。这些具体工作，由鲁履安和赵典之共同负责。为防止其他流氓地痞骚扰，赵典之与军警头头协商，成立了军警督察处，负责执安巡逻，保护他的经营。自此，赵典之就控制了武汉烟土进出，垄断了烟土业。
1922年，肖耀南督鄂。此时，已设立了禁烟督察处，“地方协饷”改为“统筹军饷”，烟土税增至每担400元。武汉成立了特业公会，赵典之担任了会长，将全武汉烟土行按大批、二批、零售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调整土栈、土膏店共为32家。为了调整运商和销商的利益冲突，赵典之以会长的身份，召集双方开会协商，订立了七条章程。这些章程，既保证了运商、销商的利益，又使赵典之垄断了整个汉口的烟土市场。此后，汉口烟土生意越做越大，每月销售烟土由1000担上升至1500担，销售区域，除本省鄂南与汉水以东外，还扩大至东到上海，北至驻马店的广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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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大王(4)
1924年，赵典之又担任了武(武昌府十县)黄(黄州府八县)禁烟总处处长。他聘请各县县长与执法官予以协助，还由各县县长和士绅推荐一人为分处长，委派一些稽查搞缉私活动。当时，总处就设在特业公会内，共有稽查60余人。这个机构是一个缉私机关，其实干的是贩卖烟土的勾当。但是，这个缉私机关，严格控制了他人染指烟土业，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因此，成了赵典之垄断烟土业的重要工具。
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赵典之仍担任军警督察处处长，负责禁烟业务。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时，要彻底禁绝烟土，赵典之闻风见势不好，逃往上海躲避起来。不久，国民党财政部设立了两湖特税处，实行“寓禁于征”的鸦片专卖政策，赵典之又回到武汉，继续担任特业公会会长。此时，社会逐渐稳定下来，特税收入增多，即有人奉承他为“烟土大王”，“大王有福，一上台生意就兴隆了”。
赵典之经营特业多年，已拥有百万元的资产。其中最重要的，当推与鲁履安合资经营的福记、顺丰土栈，这是他获利最多的根本。此外，他独资经营了一大批产业，如汉口的鼎泰祥，在湖北、河南、湖南、四川、上海、安徽、江西等省市的城市里都设有分庄分号，经营以杂粮、棉花为主，并以大庆祥的牌名采购皮毛，以福泰祥的牌名贩运杂货；还创办了福圣、协和两家机器米厂，赵圣记榕坊以及经纶织布厂；与他人合资经营了衡源银号、昌记堆栈；持有万泉公司、民生纱厂、协兴公司和上海国华银行的股票。另外，还有大批房地产和现金。
赵典之为人讲究面子，喜欢奉承话。他在经营鸦片业，大发不义之财的同时，也参加慈善事业，沽名钓誉。如每年捐钱给善堂，送医送药，装出乐善好施的样子。此外，他还两次出钱修路，尤其是1930年汉口拓宽民族路，赵典之带领特商们捐出了一大笔钱，完成了这条路的改造工程。为此，有关方面还设立了专门建立了纪事碑，纪念他们的功德。虽然如此，赵典之始终觉得“烟土大王”之雅号不光彩，总想改弦更张，做点实业。
1930年后，赵典之把分布在各地的庄号收歇，人员解雇。1933年彻底与烟土业脱钩，金盆洗手了。
总之，赵典之由一个爱好打架的混混，依靠地痞、包探、军政界的高官们的支持，一步步当上了烟土大王。他也是勾结黑社会、反动官府而起家的。(参见赵舜琴：《武汉“烟土大王”赵典之》，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重庆的曾俊臣。曾俊臣曾经营了五年鸦片业，解放后发表了《经营特业五年纪略》的专门文章，回忆其经营鸦片业的经过。现据此文对他的情况作一介绍。
曾俊臣原是盐帮学徒出身，从事盐业有之10年之久，做过井、枧、灶和运销业务，并在重庆作了十多年的盐帮会长。从1935年至1939年，从事鸦片贩销业务，即作起了特商，干起了特业。他经营烟土业仅仅有四五年的时间，很快就掠得了巨额暴利，成为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
1935年以前，曾俊臣经营的盐号倒闭，资金和信用都受到很大损失，在商场一蹶不振，总想找个机会翻本。1935年下半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开招商经营特业，经以专办鸦片进出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以鼓励特业，增加烟税。同时实行“公运”、“公栈”，防止烟土走私。曾俊臣虽然知道鸦片是祸国殃民、危害子孙万代的最可怕的毒物，经营鸦片之类毒物的人，也为一般人所鄙视厌恨，但他还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贩运鸦片，赚钱翻本，牟取暴利。
曾俊臣作过十多年的重庆盐帮会长，与当时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僚和驻防军的军官们多有联系，过从甚密。尤其是在作盐帮会长时，为大军阀刘湘筹垫军饷，邀“包袱”(行贿)，确实出了不少力，深得刘湘等人的信任。他曾自夸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即使在国民党中央方面，他也结纳了不少高官显贵，像贺国光、徐源泉等人。因此，曾俊臣有较强的后台，又有经商的经验和手腕，经营起特业，就得心应手，很快闯出一块地盘。

烟土大王(5)
1935年下半年，曾俊臣同李春江(时任货税局局长，后来两次出任禁烟总局局长)、石竹轩(四川著名大盐商、烟贩，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等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迭起来，取名“鑫记”。该土行有股本十来万元，由石竹轩任董事长，曾俊臣任总经理，李春江则为后台。
鑫记土行开业后，专做外销生意。先在四川、贵州各主要产地设庄收购，然后运到重庆集中囤存加工，再运往汉口、宜昌、沙市一带销售。进货价格一般在每担(1000两)约三五百元，加上税捐和运缴，运到汉口每担成本平均达1500～1600元，汉口行市一般总在2000元左右。其中，税收占总成本的五六成左右。起初，鑫记土行一年仅作几百、上千担生意，因为人事、资金和时间的条件都很好，做起来很顺手，每关生意都很赚钱，于是胆子越做越旺，生意越做越大。后来，一年最多做一二万担的生意(一万担可供30万人吸一年)。账面资金总额有时扩大到了二三千万元，各地存货总额最高时也在一万担以上，几乎成了垄断的局面。
鑫记土行经营了两年多的时间，总计获得暴利将近200万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的红利就为股本的八倍，仅十几个职工的花红就发了七八万元，职工和股东人人皆大欢喜。
1937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实行鸦片“统收统销”，取消原来的土行，改招“认商”，分向各产区收购，再交公营的“统收处”统一收购。统收处将所收到的烟土加上利润作价交于禁烟总局，每月按规定数量由上而下逐级分摊到各专区、县、乡、镇、保甲，直到瘾民，强迫派销。烟土生意为官方垄断，鑫记土行被迫关门歇业。
一年后，国民党政府又允许商营。鑫记土行又与以周云章为首的成都帮和江津帮的王政平等十多家土行合并，成立了“庆康”土行，继续并扩大经营。周云章是川西著名的恶霸地主，以二十八军邓锡侯部的师长谢德堪为后台，在川西南设有不少分庄。鑫记与周云章等人的土行合并，组成的庆康土行资本扩充为200万元，在四川省内各产区、销区开了四十几个码头的分庄，几乎垄断了四川省内的烟土内销。同时，也发展了省外的业务。声势也更壮大了，职工总数达一二百人，另外还有为烟土加工的工匠几十人。庆康土行开业仅一年，就在贵州收购了8000担烟土，在涪陵收购了5000担，在丰都收购了3000担，在南坝收购了2000多担，再加上其他码头收购的，总计有2万多担。除大部分仍是运出外销外，在内销方面数量也不少，获利颇丰。
庆康作了一年以后，到1939年，最大的外销市场汉口等地已经沦陷，“特业”生意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于是庆康也趁势收尾了。
从组织鑫记土行到结束庆康土行，曾俊臣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获利竟高达五六百万元，他志得意满，觉得“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短短几年内“翻梢”成功了。“翻梢”成功了，曾俊臣拥有庞大的产业，胜利洋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他独资经营的；川盐、美丰、川康等十一家银行，他入了大股；另有几十家公司、商号，他是股东；他还购置了可收1000多担租子的地产。因此，他成为当时著名的烟土巨商，有“烟土大王”之称。
曾俊臣经营烟土十分成功，其主要诀窃是勾结军政各界权要，窃取情报，有针对性地收购或卖出。他在30多年后，总结自己经营成功的原因时说：“主要原因是我同当时军政界的权贵们，特别是主办财政、税收的所谓‘禁政’的一伙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们替我撑腰壮胆，在经营过程中排除种种干扰。此外，由于这个生意又有他们在股，大家利害相关，所以官商之间，里里外外声气相通，一切行事也就无往而不利。”这的确是经验之谈。鑫记土行开办的第二年，曾俊臣趁新货上市，市价低廉，大量吃进，囤积居奇。但是，吃胀了，烟市行情还未涨动。曾俊臣有点紧张，就乘飞机到成都，找鑫记的股东，当时任四川省禁烟总局局长的李春江摸情况，了解产销行情。李春江向他详细介绍了四川省烟土产量以及省内、省外的销量，还讲了当局的烟政方针。曾俊臣获得了这些情况，如同吃了定心丸，放下心来。他认为产不足销，烟价一定看涨。于是决定继续买进。后来销路果然好了，当局又增了税，很多人趁机抢购，掀起了大涨风。曾俊臣乘机抛出存货，每天获得近十万元的暴利。在这次增税前的半个月，二十一军军部财政处长唐华将增税的经济情报告诉了曾俊臣。曾俊臣得到情报后，立即将原来借给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的几百万元期票，连同代云南帮垫付的借款，一齐抵作预交烟税，并办好了手续。10月19日，成都来电，每担烟土由原来交税200元增至700元。这个消息当天就泄露了，全城烟商竞相预交烟税，两个小时交库税即高达200多万元。省方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宣布预交税无效，必须按新税率补交。禁烟总局局长李春江专程从成都赴重庆处理此事。因李春江是鑫记的股东，鑫记又是在半月前交的税，便没有再补税。这次，鑫记至少少交了30～40万元的税。事后，曾俊臣给唐华5万元的“包袱”。此外，曾俊臣还总结了“尔虞我诈，逃避盘剥”，“商商斗争，故弄玄虚”，“以小利收买大烟馆”等经营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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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大王(6)
从以上三个烟土大王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烟土商大都与官僚、军阀、帝国主义国家、黑社会相勾结，寻找后台；经营鸦片烟土，富于冒险，无所不用其极。正因如此，他们都获得了丰厚的暴利。他们的发家史，典型地说明了鸦片在中国泛滥的社会背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的庇护。
综上所述，鸦片烟土商之经营烟土业，勾结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各级官僚、土匪、帮会，想方设法，欺人骗钱；他们四处奔走、贩运，惟利是图，使烟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在全国泛滥成灾。近代中国，在政治上已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英帝国主义所贩运而来的烟毒，加上烟商的拚命贩运，使中国又成为烟毒的世界。苦难深重的中国人，又遭受着烟毒的折磨。烟毒，不仅给吸食者造成了伤害，即使是对大多数烟贩而言，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四川宜宾，有所谓烟贩“四客变化”的说法，反映了多数烟贩的必然结果和命运。这四客变化是：贩烟者初来宜宾是“烟客”；赚了钱，少不了要过豪华腐化的生活，去到赌场时，就变成了“赌客”；再逛逛妓院，就是“嫖客”；等到钱输光、花光，就只能当“棒客”(以盗劫为生)了。

挑膏店(1)
挑膏店，又叫熟膏店、零剪店等，是专门熬制烟膏，零售给烟馆及吸食者的店铺。铺中往往设有烟灯、烟枪，供吸食者使用。
熬制烟膏，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手艺，最早是从海外传入的，广东人得风气之先，首先学会了熬制，慢慢传入浙江、福建及其他地方。
正因为广东人首先学会了熬制烟膏的本领，他们的手艺最高，所熬之膏深受欢迎。在清末民初，上海的烟膏店主要集中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主要是由广东人即广州帮和潮州帮开设的。最著名的有广诚信、广诚发、广诚昌、广福和、广维新、赵南来等数十家，均属广帮；林恒丰等数十家则为潮州帮。广帮烟膏以香味浓厚为上，更有所谓不知年代的陈膏、宿膏。广帮之烟膏价格昂贵，在清末每钱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之间，每大洋一元只能购得一两烟膏，有时只能购得七八钱。虽然如此昂贵，还是深受瘾君子的欢迎，因为“老吸烟者，非此不得过瘾也。如吸别帮之烟，每过瘾须五钱者，吸广烟只须一二钱，盖大土力厚之故”。另外，广帮烟灰也可以换烟，“每灰一两换烟四钱”。
在全国其他地区，土膏店也很多，如毗邻上海市的衰败不堪的上海县城，也有土膏店二家：一公记，在本城；一晋记，在亭林城厢。
在山东济宁，土膏店有董其盛开设的“盛华”，袁鸣皋、李幼石开设的“鸣石”，曹安卿经营的“寿康”，满隶园掌柜的“洪园”，刘海亭经理的“新新”等多家。
在安徽安庆，民国年间也有多家土膏店，有王烈侯、王少侯在同安门外开设的土膏店，有李连旺在大南门沿河街开设的土膏店，有王宏发在同安门开设的土膏店，有杨贤文先后在沟儿口、西门正街、韦家巷开设的土膏店，这些土膏店时开时歇，经常有八家左右。
在浙江温州，土膏店又叫“大土馆”或“大土宕”，折兑与门零皆营。其烟土主要购自大土行，熬成烟膏后除卖给烟馆外，还开灯供人吸食。这些土膏店家家门首高悬“公班水笼，大土折兑”或“烧焙大土，塘原煎”等招牌，极言其质量好，煎法考究。主要土膏店有：南大门车桥头的马武元，虞师里的王岩明，谢池巷的银翠，城西街的潘昆，水井佛前的伍老大，麻行僧街的凌子耀，东门外的公释友，大同巷的阿有，西门的王怡生、同春、醉乐轩，文书巷的五云阁，府前街的留香阁等多家。
甘肃在清末即有官膏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后，全省各地都先后设立。官膏局负责征收烟税，收购鸦片，零售生熟烟膏。天水的官膏局曾贴出告示，大唱禁烟高调，而自身却大卖烟膏。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作法，十分荒唐，使人反感。一天，有人在官膏局的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很有讽刺性，也很有见地。对联曰：“民食官膏(鸦片)，官食民膏，上下交征，危矣；男穿女衣，女穿男衣，阴阳错乱，怪哉!”
以上所举，仅仅是南北几省的一些例子，要之，从中可以看出全国各地都有贩烟膏的店铺。随着各地店铺的广泛设立，熬制烟膏的技术也广泛传播，其方法虽然大同小异，但各有小技巧，得以成名。烟土的熬制主要工序为：
一、煮烟。必须使用铜锅，将烟土放入锅内加适当之水，以大火煮沸，使其充分溶解，达到烟水混为一体，成较浓稠的汁液。
二、过笼。以竹编小眼罩篱式的器皿——竹笼，上铺经火烧过，去掉毛刺的表心纸(又名南纸)放于瓷盆上面，将沸透的烟液倒入笼内，由其自然渗漏，其渣滓、杂质被阻于笼内，纯净烟液滴入瓷盆内。
三、收膏。将纯净烟液倒入铜锅内，置文火上徐徐收膏，待其蒸发掉水份，浓缩成糊状(半固体)即可(中间如需搅拌，必须使用竹抹子，全部过程忌用铁器，以免变质，染上异味)。
四、贮存。纯净烟膏炼成后，视烟膏数量多寡，分别采用瓷器、银器、角合等器贮存之，使其凝结如粥备用。(参见袁静波：《烟榻絮语》，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以上是烟膏熬制的基本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些“能工巧匠”别出心裁，熬制出自己的名牌烟膏。如在江苏的某些地方，熬制烟膏更为精致些，其方法是先经熬炼，即所谓“三熬九炼”，然后加水稀释，用多层火纸过滤，除去杂物、泥沙，再经过蒸发浓缩成熟，这就是熟土。

挑膏店(2)
湖北恩施，熬制烟膏有一个著名的技师叫万天宝。他煮的烟膏叫漂烟。其作法是：三煮、三滤、三澄、三漂，用白炭烟细细熬煮成膏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土中窑藏才能吸食。他用这种方法煮烟，一锅用水二三斤、烟土若干两，却要用三天时间煮成，每天工资为3银元，仅煮烟就要花9元。因此其漂烟仅富裕人家才能“一饱口福”。
湖北宜昌有个烟馆老板陈德元，自己掌握了熬烟的技术。他知道熬烟要有技术，熬老了有焦味，熬嫩了挑不上扦子。因此，熬烟都是他自己做。他用一个带木柄的铜锅，把烟土和从烟枪里挖出的烟灰放在里面，加点老水，放在炉子上用小火烹，直到浓缩成膏子，烟就熬好了。他的烟熬得好，当时尽人皆知。从其操作过程看，陈德元的熬制方法很简单、粗疏；其烟膏远近闻名，大概是因为加入了烟灰、老水，使之含鸦片毒量加大，烟劲更足，使吸食者更觉过瘾吧。
广西梧州的土膏店熬制烟膏，规模相当大。他们的方法是：每次将生烟100两加水煎煮，用疏布筛去杂质，反复四次，共煮10个小时才成熟膏。他们在熬制烟膏过程中发现，云南烟土可得回八成烟膏(即10两烟土可熬成8两烟膏)，贵州货仅得回六七成。
广州的三有公司，对熬煮十分重视。该公司有一批制作烟膏的能手，操作技术熟练。制作烟膏的工序很严格，熬煮时必须采用钢锅来煮。也十分讲究放多少烟土，配多少水，煮成多少熟膏，都有定量。熬煮用的燃料也用最好的木炭(称为京炭)。开煮时，公司派人监督，以防止偷工减料。操作人员有高低之别，最高级别的是由香港烟商派来的。烟膏煮成了，首先要送给股东们或吸烟的巨头品尝，认为合格了，才起锅分发包装。
当然，熬制烟膏过程中，也有不法之徒掺杂假货，坑骗吸食者。如掺杂干果脯、柿饼一类的无异味的东西。
挑膏店在经营熟膏熬制、买卖的同时，往往开烟灯，供吸食者吸食。如天津的土膏店即在店内设置床位，备有烟灯、烟具，供烟客吸食。山东济宁的土膏店，也专门开辟烟室，设置烟榻，置备烟枪、烟灯等多套考究的烟具，随时供瘾君子开灯吸食。有的还雇佣二三名漂亮的女招待，专门为顾客烧烟、看火，以便招徕主顾。从这方面来看，挑膏店与烟馆有相似的地方，都经营着开灯吸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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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1)(图)
在鸦片泛滥以前，中华大地上已出现了烟馆。据记载，至迟在清雍正年间大烟馆就出现了。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泛滥成灾，各地烟馆林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凡是人烟聚处，都有或大或小的烟馆存在。以下按地区分别予以介绍。
上海。自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迅速成为鸦片入口的中心，烟土大量涌入，烟毒遍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有烟馆1700余家，诚所谓“上海烟馆甲天下”。当时，烟馆已成为上海的一景，有关文献对上海烟馆作了详细介绍。如陈无我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10页《二十年前上海英租界烟间录》一文中，详细记述了一些著名烟馆，兹抄录如下：
二十年前初到上海之人，咸谓上海有一奇事，即狂吸鸦片。人不能一日舍粟菽，上海则土店多于米店，烟馆多于饭馆。所有烟间，皆高大其室宇，精洁其器具，榻则镜石镶嵌也，灯则精铜雕镂也，斗则寿州购办也，烟则冷笼清陈也。抑且枪必择其老，扦必取夫钢，盘必择其洁，以及烟茶之供给、手巾之伺应。不特有瘾者趋之若骛，即无嗜好之人，睹此一榻横陈，青灯有味，消磨岁月，呼吸烟霞，亦于此间得少佳趣，而忘其为伐性斧、腐肠药焉。当时英租界烟间最多，法租界、公共租界的烟馆亦复不少。而且有名的烟馆多在法租界内。如当时最为著名的眠云阁，即设在法租界中，它的铺设精雅，烟具灯枪精巧无比。不仅如此，该烟馆首开使用女堂倌的先例，广招顾客。南诚信是法租界内的另一著名烟馆，以拥有烟塌数之多闻名上海。它有东西二厅，每厅设塌20余只，还有雅室，置一榻或二榻，四壁贴挂书画，多名人手迹。其中有一联，颇能传神：“重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开设在麦家园一带的绮园，以烟枪考究闻名，其烟枪有虬角象牙的，有广竹湘妃竹的，有甘蔗枸杞藤的，各式兼备，一枪之值高达百余金。还有一种大罗枪，更为名贵，以三千金易得。
此外，闻名遐迩的烟馆还有北清芬、广诚信、老延龄、北诚信、五层楼、华众会、四海升平楼、四海论交楼、馨芳园、西园、绮云乐心园、南北清芳堂、登楼万里春、寄园等，都是资本雄厚、设备考究、服务周到的上等烟馆。这些大烟馆，都布置得富丽堂皇，烟榻是雕花的大床，还有红木大床的，有桌子椅子，供烟客坐着聊天，并备有点心、茶果(有些烟果则免费提供)。烟具更是考究，烟灯烟扦和一切小零件都是用上等白铜制成，少数还有银制的；烟枪更是精制而名贵的，甚至有象牙制成的。有些烟馆有独到的熬膏技术，烟膏质量高，深受吸食者欢迎。上海烟土商李隆吉开设七家烟馆，其制膏水平高，以至于他本人获得了“烟灰金宝”的绰号。
规模较小的烟馆，则设施相当简陋，仅有几只木榻，备有简陋的烟灯、烟枪，供贫穷的烟民过瘾，其他则别无讲究了。
对于大小烟馆，租界当局并不加以禁止。在法租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海上闻人，勾结租界当局，实行烟土公卖，允许烟馆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经营，但必须纳捐。规定，不论烟馆大小，都以烟枪的多少来交税，每支烟枪每天5元。如果一个烟馆有5支枪，那么每天必须交25元。由于法租界烟馆众多，烟枪更多达数万支，每天的收入相当可观了。为了更好地收取烟枪税，黄、杜、张又联合成立了枪捐公司，由杜月笙主其事，黄金荣负责与租界当局打交道，张啸林负责联系浙江军阀，处理与其他流氓组织的关系。枪捐公司成立后，仍执行上述枪捐政策，只按枪纳捐，对于烟膏销售多少概不过问。烟枪捐收入，除了法国巡捕房支取一部分外，其余并入烟土利润中，按烟土利润的分配办法，即大三股、中六股、小三股的方式分配。这种烟枪捐，大致从1923年起征收，到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时止，历时三年多。黄、杜、张，在这三年中赚取了大量钱财。
此外，上海还有一种花烟间。如上所述，一些烟馆老板为招徕雇客，雇佣年轻漂亮的女性侍候烟客。花烟间又迈出一步，将妓女引进了烟馆，用妓女侍奉烟客过瘾。上海的花烟间集中在小东门，郑家木桥南首的兰芳里以及磨坊街、打狗桥等处。来此的瘾君子，一箭双雕，满足瘾、淫二欲。当时，有文人写诗形容说：“我爱时髦骚大姐，装烟递话最多情。”其实，此等烟馆是最低级的烟馆，烟膏质次，妓女也是久溷风尘的下等娼妓，为混口饭、混口烟而鬼混。

烟馆(2)(图)
清末民初，开展了较为严厉的禁烟运动，公开的烟馆逐渐消失了，但其变种燕子窠却乘机而兴。燕子窠是一种低级烟馆，其得名，是因为燕子喜欢衔泥土筑巢穴，而瘾君子们也整天土不离口，奔波于寓所与烟馆之间，如燕子一般，故称其吸烟场所为燕子窠。在1927年前后，上海燕子窠盛极一时，仅法租界中就不少于6000余家；1928年，据中华国民拒毒会会刊《拒毒月刊》的记载，更多达8000余家。燕子窠设施简陋，有一至五套烟具，供瘾君子过瘾，其他则因陋就简，得过且过。燕子窠因系违法私设，不时有地痞流氓前去拔枪骚扰，勒索钱财。于是有流氓组成亚利公司，专门为燕子窠的烟枪保险。其保险方法为，每枝烟枪每天收保险费一、二角，如被查获，则由公司负责赔偿。至1927年1月底，该公司被查获，其已为一万七千余枝烟枪保险，赚取了大量保险费。(参见高洪兴：《抗战前的上海鸦片业》，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山西。山西是生产烟土的大省，全省城乡到处都有烟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西时，推行毒化政策，烟馆更是遍布城乡和工矿区，仅太原市就有烟馆20余家。每家烟馆每年销售大量烟膏，如“兴亚楼”烟馆，一年销售1万多两的烟膏。
在大烟馆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烟馆设置一排排短床，床上放着一个高枕，一盏烟灯，吸烟者一个挨一个躺在那里吞烟吐雾。有些烟馆，还雇请年轻女子侍候，陪同烟客吸食，几类似于上海的花烟间。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鼓励下，太原的大烟馆开业，都明目张胆地在《山西新民报》上刊登广告。武直刚在《鸦片对山西人民的毒害》一文中列举了六个大烟馆(当地称为土膏店)的广告，兹抄录二则：
会仙土膏店开幕启事
择于阳历九月十九日开幕。本店开设麻市街西四十三号，房屋洁亮，宽茶阔役，招待周到。价钱格外克己，货质保君满意。各界惠顾，诸君盍兴来乎!
会仙号主人启
东聚兴土膏店开幕启事
本号开设太原市西肖墙街十二号。专购上等原浆，净货细煮。福寿烟膏，清凉芬芳，与众不同。特设雅座，专备女客消遣。招待周到，保君满意。兹定于十月十四日正式开幕，务请先临一试，方知言之不谬也。
从上述广告来看，大烟馆的主人为了赚钱，真是丧尽了天良，恬不知耻，竟然公开地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尤其是刊登以女色招徕雇客的广告。这真是无耻之尤!
大同的烟馆，在日本督促下，纷纷增加床位和烟具等设备。烟馆设备以鼓楼西的一处最为完善。该烟馆租赁聚宝源饭店为营业场所，有10余间房屋，单间开设雅座，备有精制的吸烟器具，专供上层人士使用；另有大房一处，名曰“混堂”，烟具和设备远逊于雅间，供下层烟民使用。顾客一入门，即有招待员殷勤接待，先让座位，再选择鸦片的品种数量，然后开灯吸食。除茶水方便外，还备有瓜果、糕点，可随意选食。
内蒙古。民国初年绥远地区城镇普遍开设烟馆，“清水净烟”的招牌触目皆是，烟馆大门两旁贴着醒目的对联：“去病增寿饭后一袋烟，守灯静养胜做活神仙。”日寇占领绥远以后，烟馆更多，而且雇用青年妇女招待，诱人抽吸。这些青年妇女陪烟客围灯横卧，并头对吸，烧烟侍茶；或兼事卖淫，满足烟民色欲。
辽宁。在日寇占领下，辽宁各地烟馆林立，也有吗啡馆存在。由于经济状况不同，存在着富人吸大烟，采煤工人、小商贩扎吗啡、抽白面的情况。抚顺千金寨比较有名的大烟馆有别有天、雅聚轩、新桃园、登仙阁、小瀛洲等，新站欢乐园一带则有广发成、永感楼等。这些豪华烟馆设备华丽，还备有花枝招展的女招待，公开接待烟客。她们一面陪同烟客，面对面地躺卧在烟榻之上，为烟客“打大烟”，侍候“瘾君子”；一面说说笑笑，勾勾搭搭，甚至发生涩情行为。在这些烟馆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抽口大烟玩玩票，花烟馆里去买俏。”
吗啡馆则多为日本浪人所设。1933年，日本浪人在南山城地区开设了江上洋行、山下洋行、田中洋行、山本洋行等吗啡馆。贩卖海洛因和吗啡。一些贫苦的人吃不起大烟，吸海洛因、扎吗啡，很快就成瘾，快者三四个月就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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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3)
吉林。在日本和伪满政权的统治下，烟毒泛滥，各县都设立鸦片零卖所，其实就是大烟馆。1933年至1934年，开通县城仅13000余人口，即有庆丰恒、诚记、玉兴和、兴顺盛、厚记5个鸦片零卖所。每个鸦片零卖所内，都是间壁得仅容两人的抽烟单间，床上铺着厚厚的垫子。一般鸦片零卖所有10余间单间，诚记、玉兴和等大的鸦片零卖所多达20余个单间。每个鸦片零卖所都有管烟、看灯的人，负责售烟、倒水等服务。在这些鸦片零卖所内，还备有打扮得妖艳的女招待，为烟客烧大烟，兼作涩情服务。这些鸦片零卖所以色、烟二欲，引诱了不少顾客，以至于抢了当地青楼生意，窑娼的“花界会”为此多次提出抗议，要求取消女招待。
此外，还有私烟馆和花烟馆，如王印、丁发甲即开有这种烟馆。这类烟馆，用自家的床榻、烟具，开灯供客吸食，家庭中的妇女(包括妻子、女儿和儿媳等)侍候烟客，或陪客烧烟，齐头对卧，一人一口地吸食；或兼做暗娼，提供涩情服务。
黑龙江。日本占领后，黑龙江已是到处建立鸦片烟馆，仅讷河即有六处大烟馆：县城四处，拉哈镇两处，乡镇村屯到处都有卖大烟的。当时的大烟馆有三个等级：一等烟馆设有许多房间，且多为雅座，有的还有女招待，打扮得妖艳，专门为烟客烧烟，看火，卖弄风骚；有的大烟馆馆主为了多赚钱，竟然让自己的老婆、女儿以涩情勾引烟客。那时，讷河流行一个下流小调，开头是这样的：“话说宋老三，他家卖大烟。一辈子无儿生个女婵娟，这姑娘年长二九一十八呀……。”二等烟馆的房间稍小，设有床铺，备有烟具，可就地吸食。三等烟馆则只有一二间门市房，没有床铺、烟具，只是零星贩卖熟膏。
安徽。民国10年左右，安庆全城有大小烟馆数十家。既有豪华的大烟馆，也有一些低级小烟馆。在安庆城西门一带有好几家低级小烟馆，凭女色引诱烟客。如高祥夫妇都是大烟鬼，为了“以烟养烟”，在糍粑巷租了一楼一底的单家独户的房子，开设烟馆。他的烟馆设备尚可，经常开二三盏灯，以妻子、女儿侍候烟客，其女儿高兰英颇有几分姿色，吸引了不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的大小老板、商店大伙计前来吸食。
五巷口有个李小脚，是个寡居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在自己家中开烟灯，以其姘夫地痞蔡大宝挡门户，自己和两个女儿侍候烟客；家中也开二三盏烟灯，引诱西门外粮食行、棉花行的老板、大伙计前去吸食。
义云理发店老板徐义云，夫妇两人在自己家的楼上开烟馆，仅一盏烟灯；他以开烟灯为诱饵，吸引商人前去谈生意，聚赌抽头，兼营烟、赌二业。
同安桥的毛兴鼎开了个流动烟馆，带着烟具、烟条送烟上门。
西门城内黄甲山有个张大个子，开了间花烟间，家中经常有二三个烟花女子，陪客人烧烟，陪客人说笑。
沟儿口有家伞店的楼上，有张老头子夫妇二人，带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开烟馆，由于一家三人都是瘾君子，家境破落，设备差强人意，只能吸引穷烟鬼吸食。
以上这些小烟馆，其主人的结果都很凄惨，高家门庭冷落，家败人散；李小脚女儿远嫁，自己死时无人替她入敛收尸；毛家连衣食也不周全；开花烟间的张大个子，因烟馆闹事，坐死牢中；张老夫妇入不敷出，衣被卖尽，贫困而死，其女儿骨瘦如柴，沿门乞讨，也饿死街头。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这些小烟馆的主人皆是瘾君子，穷极无靠，出此开烟馆养活自己的下策，结果却是家破人亡，适得其反。
江苏。江苏紧临上海，自上海开埠后，江苏的鸦片就泛滥起来了。昆山距上海50公里，自民国以后，烟馆日渐增多，一条短短的弓箭街，即有4家烟馆；全昆山县城，烟馆多达百余家。
不过，昆山的烟馆，多是低级的“燕子窠”，当地人称之为“烟灯”，大概烟具简陋，除一枪一灯外，别无长物吧。当时有人写打油诗，讽刺这种情形，诗中写道：“燕子窠，燕多，数榻横卧如燕窝，烟泡敷在烟枪上，状如燕子衔泥做燕窠，吱吱呱，吱吱呱，吞云吐雾乐乎乎!燕子营窝人称道，人做燕窝命呜呼!”当时，昆山境内有几个烟灯最著名：一是酒店弄二号龚阿三与丈夫合开的烟灯，龚氏妓女出身，染有烟瘾，日寇占领昆山后，在自己住所开设烟灯，并招雇了一批上海、苏州的妓女作招待，烟、妓兼营，为害一方。二是“双福堂”，是钱姓苏州妓女所开。钱氏妓女结识了一个日本浪人，合开了楼下卖淫、楼上卖烟膏的“双福堂”，也是烟、妓并营。三是西街口的一家烟馆，为青帮中人胡氏所开，有烟铺四五间，及“雅座”二间，并雇佣男女招待多名。四是南街一家烟馆，是昆山较早的燕子窠，以烟膏质量好闻名，深受大地主、大商人欢迎。他还在家设赌场，坐抽“头钱”，烟赌兼营。五是啸楼茶馆，是青帮中人周禹门所开，楼下开茶馆、书场、摆赌台，楼上开客栈、烟灯，并有暗娼陪宿，是烟、赌、娼三毒俱全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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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4)
此外，昆山的旅社，如花园饭店、正泰旅馆也兼设烟灯；妓院如勾玉弄、九步三湾、后等处，也兼设烟灯。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南通，遍设售吸所。售吸所，其实也是大烟馆，有些取个雅名，如安乐宫、新新、爵禄之类。
浙江。温州城在清朝末叶即有很多烟馆，即使是冷街僻巷，烟馆也到处都是，不可胜数。温州的烟馆分二等，一是大土馆，这类烟馆都以房间雅洁，烟具考究，服侍周到招徕烟客。大土馆房内明窗粉壁，几榻洁净，并悬有名人字画，陈设古雅。金漆炕床上，冬天加盖皮套或棉垫、棉靠背，并添置火炉；夏天则换上芦花垫或龙须席。烟客进来，香茶、水烟、热毛巾源源送至；并雇有佣人代客烧烟、装烟；有钱的人甚至躺在烟榻上，一张口，就有象牙烟嘴送上嘴来，就可以吸食。烟具也很考究，烟盘有红木的、白铜的；烟枪以紫竹制成，更考究的则以甘蔗、象牙制成，配以白玉或象牙的烟嘴。烟斗也有炒斗、平斗之分，而以广东梁有轩朱砂斗最有名，斗角边配以银质马鞍桥。还有绵羊角烟盏、广东烟插、白铜灰扒、吴兴小茶壶。烟灯则以路桥灯，配以白铜花脚盘，虽一灯荧荧，黯如鬼火，但却被瘾君子称为“美人灯”、“迷人灯”。
二是“煎烟馆”，俗称“鸦烟馆”，通称大烟馆。专门开灯供穷烟客吸烟，其房屋狭小，设备简陋，一个房间设有数张烟榻，大多是一副床板，两条木凳，床上草席一张，枕头两个，此外别无长物。板条桌上，放一缸粗茶，任客自喝。
福建。福建地处东南沿海，烟毒十分严重。清末民初，漳州城区开设烟馆20余家，其招牌字号有：双合盛、合盛、协成、兴隆、德兴、珍香、惠馨、顺和等。烟馆的特征是，门前挂一竹帘，写上本馆字号，屋檐前挂一盏方形玻璃灯，写上红字为标识。各家烟馆，大体上屋子里有厅、有房，摆设无帐烟榻数张，大榻可供五六人，小榻可供二三人横躺吸食，各置有烟盘，其中配有烟枪、烟灯、烟扦、茶具等。烟枪一般用甘蔗套上竹筒，配上烟斗、烟嘴制成。当地人喜欢这种烟枪，有“甘蔗入竹筒，吸了才会爽”的说法。国民党实施“寓禁于征”后，烟馆一夜之间变成了“戒烟所”，仍旧卖烟，侍候瘾君子，所谓“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生意争着干”，莫此为甚了。
湖北。1933～1938年，汉口各个地区都设有售吸所，是供人吸食鸦片烟的场所，亦即烟馆。分甲乙两级，甲级的房间都是雅座，铺设讲究，并雇有专人侍候烧烟，如后花楼的三太、统一街的福生等。乙级则为普通房间。当时汉口有22家售吸所，只有2家为甲级，其余皆为乙级。每个售吸所都备有百两至几百两的烟膏，10至20支烟枪。烟枪以老膏烟枪为最好，其价格高达100银元，普通烟枪则30银元。床位也颇讲究，冷有毛皮垫褥，热有广东凉席，还备有泥金茶壶、上好香茶。
售吸所还设门市，零售烟土、烟膏、烟泡。每家都雇有工人，少则10人，多则二三十人。工人每月工资8至10元，每天工作10至16小时。售吸所每月营业额最少四五千元，可净赚一千元，但必须按时交纳营业执照费、戒烟执照费等税捐。(参见田梅村《旧社会鸦片烟业在汉口》)武汉沦陷后，售吸所有了很大发展，共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每次配给烟土十两五钱，依次递减为7两5钱、4两5钱和3两。当时武汉共有100余家大小不等的售吸所。
湖南。1920年左右，辰溪县城刘运宽开了一个大烟馆，设有专门烟床两铺，烟具齐全，馆舍整洁，招待“殷勤”。他的儿媳张氏颇为婀娜多姿，又晓风情。凡是有体面的烟客上门，都由她招待：陪抽烟，伴闲谈，调笑嬉戏，毫无禁忌。由此，招徕了不少人前往。1930年左右，刘黑也开了烟馆，其房舍狭小，烟具低劣，没有专门烟床，只好在自己的睡床上营业。不过，他经营有方：对老客求现不赊，对新客稍微通融，对“发蒙者”免费供应。
广西。梧州是云贵两省烟土集散地，烟毒泛滥成灾，吹烟馆(即大烟馆)遍及全市各个角落，其中四方井附近较为集中，多达10至20家。吹烟馆是公开吸食鸦片的地方，规模都很小，必须向官方领取牌照，交纳烟灯捐。一些大的商店，也开设烟灯，让顾客边吸烟，边谈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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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5)
四川。四川吸烟的人很多，烟馆林立。全省各县各乡，每个角落，即使没有旅店、饭店，也有烟馆。当时有人形容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城市的每一条街，即有几家烟馆。有些烟馆外面，写着“雅室”二字，大烟馆内部陈设富丽堂皇，有沙发躺椅，并备有妙龄女郎，替客烧烟；还附设小卖部，供应糖食水果。烟馆要缴纳销售税和红灯税。
除烟馆以外，还有其他行业兼营烟馆生意，如旅馆内附设烟馆，浴室附设烟馆，妓院附设烟馆，山货、棉纱、匹头等店铺、交易场所附设烟馆，从重庆到泸州、叙府的轮船附设烟馆；此外，长江边上、峨嵋山上还有流动烟摊，备有烟灯、烟膏、供人吸食。
四川西康(雅安)，红灯馆即烟馆，分为甲乙丙三类，发给营业执照，每月缴纳“牌照税”。四川西昌城内烟馆遍布大街小巷，从东门过四牌楼，下南街，经顺城街、马水河街，到武侯祠，仅挂牌的烟馆，即有60余家，不挂牌的、流动的烟馆，则无从数起了。这里烟馆取名颇有讽刺意味，如“中山烟馆”、“中正烟馆”等，很好地讽刺了国民党的禁烟政策。
四川成都，1924年以前，烟馆多在裁缝店的楼上，茶馆、饮食店的后堂，不挂招牌，暗中营业。自1924年3月后，四川军阀和官府发布“禁烟令”，发给烟民“戒烟证”后，烟馆就打出“售店”的招牌，公开营业了，吸食者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售店里吸食了。当时，成都到处都有售店，估计全城约有2000余家，烟灯万盏，每日可供10万人吸食，占当时成都人口的1/6。上等烟馆有“卡尔登”、“阿尔岛”、“太平洋”等几家，还有在公馆内开设烟馆的，这里陈设很华丽，有貂皮褥子、红木床、章罗斗子、虾须枪。有“烧匠”打烟，有卖糟蛋、白糖藕粉、三合泥的糖食担子，有卖艺卖唱的男女吹拉弹唱。下等烟馆，一般都开设在僻街背巷的铺面和杂院里，以及城外穷人聚居处。这些烟馆设备非常简陋，备有木板通铺，草席和枕头，床边备有烟盘子，内装烟灯、烟枪、打石、扦子及一小杯烟膏。此外，成都还有所谓“兜兜烟馆”，其实就是流动烟馆，卖烟之人手提兜兜(内装烟具、烟膏)，沿街叫卖，随时供烟客吸食。
四川邛崃，烟馆通称红灯烟馆，一般都安置床铺几间或几十间，床上有烟盘，盘内有烟灯、烟枪。烟馆的门面是经常遮蔽着的，只开一道小门，门口或屋檐桃枋上挂着一块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玻璃灯，正面写上“一道烟馆”或“烟馆”字样，灯的两侧还写上“闻香下马，知味停车”等字样的对联。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夕，邛崃有大小烟馆约800余家。
四川江津，1917～1935年为鸦片盛行期。此时，江津烟馆公开开设，随处可见，即使山村路旁小店，亦有烟馆。以县城城关而言，就不下五六十家。连河边(即长江边)棚户，也有三五家烟馆，供船夫、力脚吸食。后来，城中出现了“天然”、“独逸”、“瘾逸”、“几水塘”等烟馆，居然冠以雅座，以广招徕。室内陈设华丽，并雇有“枪手”(受雇打烟、服侍)。大的烟馆有烟灯十余盏，小的则二三盏。
四川宜宾，大街小巷烟馆林立，公烟馆即有100多家、烟灯约2000盏，此外街头上也有“兜兜烟馆”。有名气的大烟馆有蓬莱、厚味村、三层楼、大来、洁雪、北园等。其中，大来烟馆烟具最为考究，北园烟馆更为突出，它设有单间，以供私人谈话。这些大烟馆冬天有火盆、烘柜、棉被、皮褥，夏天则设凉枕、凉席，小卖部则供应茶、香烟、糖果、水果等。每一床位，备长、短枪各一支，备烟客选用，还有“叉手”(又名枪手、烟手)代客烧烟。有时，还可见娈童开烟，调笑戏闹。并备有一二跑腿，代客送东西、购物。入夜后，烟馆有卖唱的，说书的，打道琴的，讲生意的，讲官司的，也有“开条设法”，出滥点子的……
云南。民国九年(1920)弛禁以后，云南大理烟毒流行日盛，在下关，仅四方街、西大街、正阳街、振兴街、仁民街和鸳浦街一带就开有上百家大小烟馆。其中杨记烟馆设床三张，备烟具6套；李记烟馆，设床6张，备烟具12套。烟馆既是吸烟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和赌博的场所。(参见苏松林：《大理地区禁烟肃毒述略》，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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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6)
甘肃。天水县城里有五六家大烟馆，当地人叫“一道馆”。所谓“一道馆”，就是只允许烟客吃一道，二道、三道烟留给开烟馆的人。民国十九年(1930)川军入天水，烟馆大兴，县城一时有三四十家。不过多是只有一张床铺，一二副烟具的小烟馆。较大的一家在公安局隔壁，门面四间，进深四间，共有八张床位。设备讲究，除五六套一般烟具外，还有二三套精制的烟具，专供上等人使用。门上无招牌号匾，只挂一个蓝布夹板门帘。(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以上我们根据各地文史资料的记述，缕述了各地烟馆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自鸦片传入后，各城乡都建立了烟馆；鸦片泛滥之后，烟馆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都是令人吃惊的。烟馆多于旅栈、饭店的情形，在各地都存在；烟馆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官府严厉禁止之时，它的变种——燕子窠、私烟馆也广泛存在着。
第二，烟馆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烟馆设施之豪华、服务之周到，都是很突出的；下等烟馆则设施简陋，姑且满足一下烟瘾，其他无法提及了。中等烟馆则介于二者之间。这样，社会各个阶层：大地主、大资本家、富商；温饱小民；贫困的苦力，都可以找到与自己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烟馆，过过烟瘾。
第三，大烟馆的命名、装饰，存在着“雅化”的倾向，它的命名有三种：一是传统的商业企业式的命名，二是极力渲染大烟之美妙；三是赶时髦，以“洋名”为烟馆命名。开馆之人命名之用意，颇耐人寻味。烟馆之装饰，多以对联、名人字画，给人以高雅的印象。
第四，烟馆是一个信息传播的中心。这里汇聚着三教九流，边吸烟边聊天，或谈生意；或商讨对策，以偷盗抢劫；或说长道短，讲讲当地名人迭事，风流雅事，甚至闺门丑事等等，不一而足。
第五，烟馆是藏污纳垢之地。在烟馆中，有妓女侍烟，有赌局存在，烟、赌、娼三而合一，在烟馆中都可以满足了。这里又有三种情形：一是烟馆开赌场、雇妓女；二是妓院开烟灯，设赌局；三是赌场设烟灯，有妓女存在。当然，黑社会之帮会分子、流氓无赖、地痞也汇聚于烟馆，谋划着鸡鸣狗盗之事。
第六，有些妓院也有文化娱乐活动，如有说书的、唱戏的、杂耍的青年男女，为烟客服务，提供各式文化娱乐活动，使烟客在烟瘾过后，听戏、看杂耍、听说书……
第七，烟馆是一个重要的税源，烟馆要交纳营业费、执照费、戒烟费、枪捐、红灯捐等捐税，而且遍地皆是，数量巨大，因此成为租界当局、军阀、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正因如此，他们为贪图厚利，对禁烟之事不能痛下决心，彻底根除……
第八，烟馆开设者，或为与官府、军阀有勾结的富商，他们以烟毒赚取了巨大利润。为加强竞争，他们聘请高手技师煮烟、烧烟，改善服务。而那些私烟馆、燕子窠的开设者，他们或穷极无聊，自己及家人抽大烟，而试图以烟养烟，其结局无不是家破人亡，那些以自己妻女服侍烟民的，更是丢人显丑，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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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的讲究(1)
对于有钱的烟民来说，吸烟是显示身份、派头之事。他们吸烟时，讲究烧工、烟具、服务，极力追求舒适、豪华、享乐。
首先，讲究烧工。煮熬好的烟膏，是一种浓稠的半固体形状，吸食时还须挑下一小块，烧成烟泡，方可装上烟斗吸食。就是这个烧烟泡，也是名堂众多，极为讲究的。如四川宜宾军阀刘文辉部下的旅长覃筱楼，是个瘾君子，他依仗财势，每次煮烟，动辄上千两的南土上等货。他嫌当地煮烟匠手艺太潮(不好)，每次都从自贡请来“技师”，细煮细滤，每搞一次，都长达十天半月。覃为“玩格”，喜欢烧“名堂烟”，什么“美女脱衣”、“虾蟆晒肚”、“金蝉脱壳”之类，花样极多。有次，一个“打烟匠”自称手艺无敌，给覃吃了“蛤蟆跳井”、“官上加官”，获得覃的夸奖，打烟匠在得意忘形之下，脱口而出地说：“请旅长再吃一颗‘连珠炮’。”覃旅长对此颇忌讳，勃然大怒，抓起烟枪劈头打去，并骂道：“你在咒老子，给我滚。”从此例来看，烟匠能烧成美女脱衣、虾蟆晒肚、金蝉脱壳、虾蟆跳井、官上加官、连珠炮，名堂、花样是够繁多的了，够吉利的了。
广东潮州人很早就接触鸦片，对烟土的熬制、烟泡的烧工都极讲究。上海开埠后，一大批潮州人在上海开烟馆，形成了潮州帮。潮帮之烟馆，以“烧工”著名，蘸烟发泡时，细沫白泡层出不穷，有“六出角”、“七出角”、“狮子头”等美名。
正因烧烟名堂多，一些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往往聘请著名的“烧工”为其烧烟泡，让美妾玉女在旁服侍，过着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的醉生梦死的日子。
其次，烟具的考究。吸食大烟，离不开专用烟具，如烟灯、烟枪、烟扦子、烟盘等。但烟具的好坏、价值的高下，却有天壤之别，豪华者镶金嵌玉、饰以珠宝，价值愈万。一些达官贵人、大地主、大商人为了显示富丽堂皇、豪华富裕，往往很注意烟具。他们在自己的家中专辟烟室，使用价值连城的烟具，“享受着”烟毒的“美景佳味”。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崇尚的烟具，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内蒙古地区。临河有钱的人吸烟，非常讲究：枕的是红缎靠枕，摆的是“景泰蓝”烟灯。民谚有云：“恰图出的烟盘明又明，潞安府的烟扦尖棱棱。”常见的烟枪，有的是用粗甘蔗制成，有的用木杆子加工而成，多用金、银、铜质镂镀镶焊，工艺精美好看。烟枪上安的烟斗，一般以宜兴陶器“允鸣氏”牌的最好。当地大官僚潘秀仁过瘾时头枕檀香枕，嘴含红玛瑙嘴的烟枪，用金扦子挑烟，用盘龙灯烧烟泡，很讲究排场。大地主李三毛旦过生日，有人送他一副豪华的烟具：紫檀木大烟盘，银丝编织的盘龙灯，琥珀嘴的烟枪，老鸹眼的大烟杆，宜兴的陶瓷烟斗。
安徽。安庆的官僚、地主、士绅等往往自己在家开烟灯应酬客人，烟室幽雅，床铺清洁，冬裘夏席，暖凉宜人。全套的烟具很精制，点的是“风灯”，抽的是“三把半”的烟枪，烟斗、烟盘也都是珍品，喝着细茶、参汤、房中另有姨太太及丫头侍候，他们吸的是“雅品烟”。
山东。济宁的官僚豪绅，阔商大贾，朱门广厦中别辟烟室，罗汉榻上枕衾锦绣，烟具罗列，件件考究。主要有紫檀木大盘，内放白铜刻花点翠小盘，正中放置烟灯。烟灯主要有两种，一是太谷灯，用紫铜制成承座、灯身，全高约14～15公分，灯座直径10公分，精雕细刻着各式花纹，外套玻璃罩，通体呈宝塔型。二是胶州灯，高约10公分，以白铜制成，形制与太谷灯相似，但八角玻璃短罩，外有雕花栏栅套住，其花纹有字等。烟枪则由噙口、枪身、花子、抓、斗等五部分组成，全长约66公分，粗3公分。枪身为紫竹、湘妃竹、象牙制成，嵌以翠、玉、玛瑙、犀角、象牙质料的噙口(即烟枪嘴)。在枪身的五分之四外开口，覆以白铜钻花长条，名曰花子。上面留口，装上翠、玉、水晶之类做成的“抓”，上安烟斗。烟斗以安徽寿州陶斗最为知名，有八角、六角、四方和圆形，上面嵌有银线。枪的末端则有象牙、牛角、翠、玉之类的包头。烟扦以“张判扦子”为名品，以14号钢丝制成，长约18公分。此外，还有烟缸(彩花古瓷或铜质雕铸)、烟合(象牙或牛角制成)、灰合(铜质)、挖斗(铁质)、掇子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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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的讲究(2)
四川。雅安的军政高官吸烟，是颇有派头的：烟盘子是佛磨铜打的，金色灿烂，盘内雕花，周边花草镂空；枪则为象牙枪、虾须枪、宝石枪、药枪等多种，玉石烟枪嘴；烟盘子上放着几十个烟斗，挖刀柄和烟打石都是玉石做的，烟盒、烟杯则是黄金做的。而且，还有专门管理烟具的勤务兵、丫头。一般豪绅地主，也以有一副上好烟具为荣，否则认为寒伧，失面子。
自贡的大烟王刘圣瞻，出身于官僚、富商之大家，他设计的烟室，完全仿照成都著名大烟馆太平洋的设施：室内设有收音机、留音盘子，以姨娘为开师，另雇一跟班。他的烟具多得惊人，烟斗有一千几百个，且尽是珍品，有礼三、张六、吮香、定一、书画、玉浆等名货；烟枪有五十多支，有象牙、犀角、宝石头底、湖妃等名枪；烟盘、烟灯也有十余套；烟盒子有三四十个，有金的、银的、玉的、珊瑚的、犀角的、水晶的、紫铜的等等。
四川川南禁烟督察总处长刘文彩，也是一个大烟王，在宜宾冠英街、中山街的老、新两处公馆，都开设大烟室，他自称烟枪可编成一连，其中不乏宝石烟枪之类昂贵的烟具。
云南。镇康、耿马一带的豪绅富户烟具讲究，要用玉嘴、瓷斗银包的烟枪；铜制的油仓座、玻璃罩的烟灯，及其他豪华烟具。
陕西。武功的官绅富户及大商贾，对吸烟很讲究，烟具(包含烟枪、烟灯、烟盒、烟盘等)，系银质或玛瑙制作，其价值不下万元(银元)，超过了中人的家产。
甘肃。少数豪门权贵，对烟具特别讲究，什么黄金烟盘，牙骨烟枪，允呜氏烟斗，翡翠或玛瑙烟嘴，景泰蓝烟灯，北京纯钢烟扦，不一而足。一副烟具，价值有时高达白银数千两。兰州特产“铜砂烟葫芦”也大量盛行，甚至行销省外。在靖远县，全部烟具，讲究的是俄罗斯的铜盘子，太谷灯或景泰蓝和炮子儿灯，用寿州允呜氏的斗和玉石枪，銮驾式的铜扦子，针头的金瓜钺斧朝天镫上还装有两面小镜的洋八片，对准眼珠在灯光下看西湖景。
最后，吸食方法的讲究。吸食鸦片，名堂很多，无奇不有。吸食者的姿势，一般是二人对卧，或三人头挨头地卧成三角形，或四人围卧成正方形，烟放在中间，轮流打烟，交替吸食，边吸边聊天，消遣开心，讲究个热闹。
在花烟间、有妓女服侍的烟馆、燕子窠中，则有打扮得妖冶的妓女，与烟客挨头躺在烟榻上，一边一递一口地吸烟，一边打情骂俏，调情嬉戏，甚至效于飞之乐，搞涩情服务。讲究的是色。
穷困之人吸烟，则表现出一副贪馋相。河套地区，有民谚说：“七茬八茬尽管抽，九茬烟灰不进斗；管他进斗不进斗，抠到手，扔到口。”这几句民间谚语，生动地描绘了穷烟民对烟灰一再吸食，直至装不进烟斗，还要吞进肚中，穷烟鬼的丑相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对这些人来讲，他们也讲究，讲究的是“俭”字。
还有一些穷烟鬼，将自己的家产吸食干净，自己无钱购烟吸食，又戒不掉烟瘾，便四处向富裕的烟民讨口烟吃。这种乞丐似的烟鬼也有讲究，或唱喜歌，说吉利话；或唱咒语，恶语伤人。是唱喜歌，还是唱咒语，完全看主人的态度，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死乞白赖，不达目的不罢休。他们讲究的是“无赖的韧性”。在河套地区，穷烟鬼讨烟吃，一见到烟榻上的主人，便满脸堆笑，随口唱出喜歌：“一进门，喜气生，炕上躺个吕洞宾，虽然不是真神仙，脸前摆得一盏照佛灯。”如果烟主人不为所动，拒不赏口烟，讨烟的烟鬼，马上恶语相向，口念咒语：“一进门，怒气升，炕上躺着一个活死人，虽然没有进棺材，怀前摆的一盏照死灯；眼流泪，口吐痰，屁股长流淘米泔，灯瓜瓜，纸罩罩，炕上躺着一个死耗耗。”在这种情况下，主人经受不住烟鬼的死乞白赖，还是给一口烟了事。“无赖”以“韧性”的乞讨，达到了目的。
对于烟瘾大的瘾君子，吃烟时讲究的是劲大过瘾。但烟瘾是越吸越大，甚至只吸食通常的烟膏已不过瘾，必须加入烟灰、白面，于是又有了“风搅雪”、“龙虎斗”的名堂。“龙虎斗”，就是把烟灰掺入烟膏之中，混合烧成烟泡，这种烟泡含毒量高、更易过瘾。还有些烟民，则同时用二支烟枪，毒劲大；“风搅雪”，则是将白面(即海洛因)掺入烟膏，或将烟泡沾上白面，一起吸食，其毒性更大，左三口、右三口地吸将起来，这种吸法，也有个雅号，曰“左右开弓”。

吸烟的讲究(3)
对于常去烟馆的人，都知道吸烟时用老枪，用热枪(别人则吸完)特别来劲，特别过瘾，于是这些人入烟馆，就瞄准了老枪、热枪，别人一吸完，马上接过吸食。久而久之，在烟民中，都知道老枪、热枪的妙处，老枪、热枪成了抢手货，形成了讲究老枪、热枪的风尚。一些烟馆老板，知道烟民的讲究，于是故意制造出一些名枪、老枪。曾经有一烟馆老板，每天在开门招待烟民之前，先将一枝烟枪内塞进一点生鸦片，烟民用它吸烟，就会感到劲大、过瘾。久而久之，这支烟枪成了抢手货，成了名枪。众烟民早早来到这里，等着、抢着这支名枪，于是烟馆顾客盈门，迎接不暇；一些人等不及名枪，烟瘾发作了，鼻涕眼泪直流，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普通的烟枪。这样，这家烟馆始终顾客多，生意红火。
在四川，一些人为了节省烟土，多过瘾一会儿，创造了一种将吸烟时间拖长了的吸食方法。即每吸一口大烟之前，要先用烟棒吸黄烟一口，称为“娘送女”；把鸦片吸进肚子之后，立即喝一口茶，停止呼吸，把烟气全消溶在肚子里，不让泄露出去，称之为“水打丸”。把烟泡吸完后，用挖刀从烟斗中把烟灰挖出来，以水调和好，再吸第二次、第三次，称为“抖烟灰”。这些名称，听起来还蛮雅致的，很有讲究的，真正是一箭双雕：节省了大烟，又吸上了档次，穷烟鬼吸上了“雅品烟”。
其实，以上吸食方法的讲究，还是细枝末节，烟土质量的高下，才是烟民们最关心、最讲究的。对于烟民而言，新土暴躁、火气大，不堪吸食；陈年老土烟醇、味厚，方才上讲究。而不同产地，质量又有差别，其中印土最好，云贵川土次之，其他则等而下之矣。一般说来，一些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大地主等自己开烟馆吸食，往往家中备有上等陈年宿土，以供自己吐烟吞雾。在烟馆中，则上、中、下三类皆有。以广东琼山县为例，1937年该县设售吸所三十余处，供应的烟土则有以下数种：
(一)中等货。即普通烟土，由贵州、广西采购来，每两一元二角，在海南岛熬成烟膏出售，每两四元至四元五角。比其他烟土便宜，故销路最广。
(二)上等货。又名“竹壳枕货”。从云南购入，每两一元五六角。烟味浓郁，但来源较小。广东省禁烟局每月搭配供应各区，有时三成上等烟土，搭七成中等烟土；有时四成上等烟土，搭六成中等烟土。
(三)金山装。又叫“锡条货”(其外型象牙膏，以薄锡泊包装)。由香港走私偷运而来，共两种包装：三钱三分装和一两装。每两十二三元，而且要用名贵的参水熬制。只有官僚、富商、地主吸食得起，一般烟民不敢问津。
(四)陈福记。有新、老陈福记之分，都用薄黄铜制成扁型盒，有一两装、二两装、三两装三种。两种陈福记烟土每两均四五元，销路很畅。两者区别是老陈福记包装盒上印有双狮商标，而新陈福记则无商标图案。
(五)波斯货，也叫波斯烟土。从波斯采购，每两五六角。在广东抛售，每两一元二三角。其烟味浓厚，价钱较低，一般穷人乐于吸食，有时供不应求。(参见吴雨等：《旧中国烟毒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一管窥豹。广东琼山县烟馆供应的烟土以中等货为主，上等、下等兼有，以备不同爱好、经济地位的烟民选择。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兹不赘述了。
总之，吸食大烟对于烟民，尤其是富裕的烟民而言，已经不仅仅是满足烟瘾的简单行为，而注入了社会文化心理的因素。从讲究烧工、烟具、吸食方法来看，他们创造出的一系列名堂，无不反映了一种“雅化”的趋势和品好，如所谓“美女脱衣”、“风搅雪”、“龙虎斗”等。从烟具之镶金错玉，饰以珠宝以及富翁烟具之多之精美来看，吸烟已经成为可以赏玩的“雅事”，在吞吐之际，玩赏各种精美绝伦、高雅华贵的烟具，既满足了烟瘾，又显示了富贵，消磨了大量有闲的时间。当然不同的爱好、讲究，使吸食大烟行为本身变成了一面镜子，反射出社会的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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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风景线(1)(图)
自晚清鸦片大量传入中国以来，社会各个阶层，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都有瘾君子，都有吸食者，清代的道光皇帝、大臣、太监、地方官员；民国的军阀、高官、买办、资本家也多有吸毒成瘾者。在一次国民党政府讨论禁烟问题的大会上，有人提议检查入会者是否有烟瘾——检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熬瘾”，让他们呆在会场一定时间，有瘾者必显丑态：呵欠连天、鼻涕、眼泪直流，浑身大汗淋漓——但是提议还是被否决。因为入会者中瘾君子太多，他们要抓紧时间制订出“禁烟章程”，争取早些回到公馆，抽吸大烟。
瘾民的众生相，通常瘾来时如热锅上的蚂蚁，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满足烟瘾后，精神松弛，倍觉闲适，“赛过活神仙”。当时有人编写了一则讽刺文章，用十二生肖来形容吸烟者的丑态：
烟瘾来时，性情烦躁异常，竖眉怒目，形同疯犬；走路拱肩缩颈，有气无力，好像老羊迈步；走进烟馆东张西望，好比老鼠；蹲着像猴子；躺倒像死猪；过足烟瘾，蹦蹦跳跳，犹如狡兔；回家时轻盈快步，形同蛇游，速如飞马；做起事来力大如牛；高谈阔论真有龙虎精神，声音嘹亮，可比公鸡。
对于这种情形，李盛芳在《李寿山与敦化烟馆》一文中也作了详尽的描述。李寿山是该文作者李盛芳的父亲，经营一家烟管所，即大烟馆。作者自小就出入其父亲经营的烟馆，对那里的吸食者有着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作了很详细的记述。他写道：
每天早饭后，即8点左右，烟鬼们陆续来了，先到营业室去拿自己的烟证(是一个小本，有点像医疗证那样)，把一份烟钱拿出来交给营业员，由营业员记上烟证，收款后发给一份烟，大小能有8分长(不到一寸)，比毛笔杆还细，用带花纹的粉色纸包着。拿到烟份后，进抽烟室找看灯的要灯具。在这种时候，他们一般的是不打招呼的，跟看灯的也不多说话，明显表现迫不及待，似乎如果和别人一打招呼，对方马上就要跟来抽几下似的(其实，烟民这种迫不及待，是因为瘾来了，急于吸食一口，而不是怕别人分享)。所以只要烟份、烟具拿到手，那就旁若无人，马上寻找自己理想的铺位，放下烟具，脱掉鞋子，头朝里躺下，先点上烟灯，再小心翼翼地扒开烟份上的粉色纸和里面一层腊纸，等都扒开后，里面出现了一条像膏药似的大烟，油黑锃亮，烟鬼们看见它比看他亲爹娘还要亲几倍，扒好后就美滋滋地一手拿起大烟枪，另一只手拿起烟扦，再把烟泡按放在烟斗上，对准烟灯，用烟扦扒拉着，吱吱地吸进这头一大口，而后再慢慢地吐出点烟来。这时，他们的自身感觉可能比神仙还要美呢。本来他们吸进这口烟，恨不得一点也不吐，全部吞进肚里，但不吐又不行，没法呼吸，因而只好少而又少地吐出些，就这样吱吱地把这支烟泡吸光。最后把烟斗打开，用烟刀底把灰刮出来，放在烟斗的眼上，用烟灯一烤，再吸上这最后一刮海儿口。待把这些烟吸光后，才心满意足地，但又恋恋不舍地放下烟枪，坐起来伸个懒腰，精神十足地和别人唠起来，张家长，李家短，哪家的小老婆偷野汉子；谁家的女人打巴刀了(即离婚)；哪个赌场的赌注最大，谁谁一宿输了多少等。因为这些人大多数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所以他们了解这些新闻最有条件，烟馆便成了他们交流新闻的场所。
另外，吸大烟的人也有两个人对面躺着吸的。有的人是二人一起去的，有的是事先约好的，准时到烟馆碰头；有的是两人平时关系不错，或是亲属，碰上一位正抽呢，另一位拿出自己的烟份躺在对面，两人对抽；还有的是今天没有钱；又犯了烟瘾，由另一位拿出钱来，用他的烟证把烟份买来，两人合抽，也不过是出钱的人多吸几口罢了。他们对面吸大烟，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是同使一套烟具、一杆烟枪。抽吸时是你吸一口，我吸一口，来回递，从不擦烟嘴，由对方从嘴里拿出，再放入另一方嘴里，没人计较对方的嘴干净与否。
从上述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大烟馆中烟民吸烟时的情景，烟民的众生相。当时，吸食风景无奇不有，一个家庭，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城市全都沉浸在烟雾之中的状况也广泛存在，为我们绘出一道道奇异的鸦片烟风景。

烟毒风景线(2)(图)
先看一看全家吸烟的情况。四川是产烟土的大省，吸食鸦片很普遍，几乎所有人家都备有烟具，或备自己吸食，或用以招待客人。上世纪30年代，重庆白象街住着一名律师，名叫吴学礼。吴家五口人，人人都吸烟，他的妻子、父亲、母亲和内弟，都是烟民。每天夜里，人人高卧烟榻，怀抱烟枪，吞云吐雾，不觉东方之既白，方才过足了烟瘾，放下烟枪，上床睡觉。因此，第二天上午11点钟，一家人仍高卧不起。吴学礼的邻居，是一位小学教师，见此情景，写了两首打油诗，讽刺吴家，奉劝吴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
川膏与云土，一天几两几?
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一家五口人，个个点烟灯。
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
在四川，在全国，像吴学礼这样一家几口人都吸食大烟的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有人在。如在内蒙古的某些地区，一些有钱人家的老子吸烟，全家人为之忙前忙后，体贴周到地服务。“媳妇们灯前打烟露笑容，姑娘们端茶献殷勤，还有那跑跑的二不小后生”。这种吸烟图景，还颇有“天伦之乐”的意味，然而这是怎样的一副“天伦之乐”图啊!
在江苏南通单麻子桥，全家吸食鸦片，搞得倾家荡产，大有人在。如有一个叫葛德连的人，既开茶馆，又开酒店，生意颇兴隆；他还聚赌抽头，收入很可观。葛德连抽鸦片上了瘾，又劝说其妻子“有姑娘”一块吸，不久夫唱妇随，夫妻二人齐头并卧，一递一口地吸将起来，他们二人沉浸在烟毒之中，生意也顾不了许多，不到三年的功夫，茶馆、酒店全关门歇业了。以前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财，也化成了缭绕的烟雾，挥霍一空。不久，他们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尤其是没有钱抽鸦片烟了。这夫妻二人一狠心，竟然把已许配人家的女儿“芹侯”卖给了妓院，得到了七十块银元，又吸上了几天的大烟。钱花光之后，他又将自己的六间草房卖掉了，不几日卖房子的钱也抽光了。以后，葛德连再也没有什么家产可卖了，于是打起了妻子“有姑娘”的主意，让有姑娘卖淫，以卖淫的钱养活二人，满足二人的烟瘾。过了一段时间，有姑娘不见了。有的说葛德连把妻子卖给了人家，有的说有姑娘自己跑掉了。鸦片搞得这一小康人家倾家荡产，卖女儿、卖妻子，家破人亡。然而，这种惨景并不只是一家一户，而是很多的。仅单麻子桥，就因为一家人吸食大烟，就使本来富裕的生活变得贫穷无以自存者大有人在，有的倾家荡产，走投无路；有的丧尽天良，卖妻子，卖女儿，逼迫妇女卖淫；有的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土匪；有的葬送了性命，倒毙街头。
吸烟俱乐部，则是武汉烟土大王赵典之在民国年间独创的鸦片风景。赵典之利用大同旅社，广结官府，同北洋军阀的许多官僚、军官沆瀣一气，吃酒赌博，拥妓嬉戏，搞得乌烟瘴气。为了避人耳目，他在皮业巷八号另辟一俱乐部——一个大烟俱乐部。这里巷僻室雅，不易招人注意，里面设有秘密房间，室内布置得富丽堂皇，摆放着豪华的整套烟具。一些富商巨贾、达官贵人，如财政厅长、榷运局长及大小军官，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在这里吞烟吐雾，甚至可以招妓侍烟，一手拿着烟枪，一手搂着妓女，吞烟吐雾，调情嬉戏，醉生梦死。这里还设有赌台，赌博一项，更是纸醉金迷，筹码下注，豪侈大气、一掷千金。在这个俱乐部，隐蔽、豪华、吸大烟、嫖娼妓、赌博，集于一身，构成了特有的烟、赌、娼一体的风景。
在日伪占领时期，热河省大量种植鸦片，烟土泛滥成灾，其中，凌源县四官营子村，全村有80余户，吸大烟、扎吗啡的就有74户；全村共有359口人，吸大烟、扎吗啡而成瘾、以致于烟毒离不开的人就有136名，多达百分之40%。因吸烟毒、扎吗啡而倾家荡产、卖掉妻女的，有3户。烟毒瘾发、中毒致死的有20人，其中男性14人，其中女性6人。还有54户、80口人，因吸食大烟、扎吗啡，穷得无法维生，不得已离村背井，逃荒要饭。村子里很多劳动力染上烟瘾后，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废人；有的妇女因中烟毒太深，丧失了生育能力；有些孕妇有烟瘾，结果生下了先天带瘾的婴儿，刚生下来，就得往嘴里喷烟，否则就哭闹不止，无法食乳。(参见田果如：《日伪在热河制造的烟害》，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这个村子，是一个典型的鸦片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所有的苦难：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离乡背井，逃荒要饭；丧失劳动力、成为废人、死人……这些苦难都是烟毒造成的，这苦难的风景，构成了悲惨的“鸦片风景村”的衰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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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风景线(3)
在国民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吸毒也很严重。如在四川靖华县，县长刘绍诸是个大烟鬼。在他的带领下，县政府职员15人中，有11个烟鬼。当时人称县政府有12支枪。这个县政府，与其说是个政府办事机关，还不如说是一个大烟馆。的确，在政府办公的地方，16个人有12个吸大烟，怎么能不是一副大烟馆的情景呢?
机关里国民党官员吸烟，当然不同于升斗小民了。他们是治人者，有一大套理论。如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就常点着了烟灯。一次，他摆好烟盘，点着烟灯，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好不自在，多么得意!这时，有人去找他。他得意忘形之际，大谈自己对吸烟的见解。他很全面地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祛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涩，吸上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放，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这个禁烟官员，吸大烟是为了研究问题，大概是为了研究禁烟问题吧。其厚颜无耻，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我们联系到靖化县全县政府16名职员，12支烟枪的事实，是不是可以说，该县政府也是为了公务，为了研究问题而吸烟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县的政治可以说是鸦片政治了。
在鸦片泛滥成灾的湖北西部，有的整座县城都沉浸在大烟的迷雾之中。徐铸成在《报海忆旧》中讲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湖北省教育厅有一位姓向的视学，一次去湖北省西部一座最大的县城去视学。上午九点已经过去，这个县城还是一片寂静，沉睡未醒。只听见一名更夫有气无力地敲着锣，一边穿街过巷，提醒人们起床，他敲一声锣，“喊”一声：“九点敲过了，该起床了。”视学出去一看，更夫也不断打着哈欠，鼻涕眼泪直流，明显是一个睡意浓重的烟鬼。而更夫敲过了，县城仍是死一般的沉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姓向的视学决心解剖麻雀，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顺路走访了这个县城最大的一所中学。这个中学也是一片沉寂，直到九点半了，学生、教师才懒洋洋地踱进了教室。因为省城来了视学，他们才强打精神，按时上课，但是，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呢!台上教师瘦骨嶙峋，肩耸背弯，呵欠连天，眼泪、鼻涕不停地流；台下学生一脸青灰，无精打彩，也是哈欠连天。如果不是站在教室外面，人们还以为是哈欠大合奏呢。
姓向的视学检查完学生上课的情况，又来到了学生的宿舍。只见每张床铺都铺着洁白的新床单，显然校方为了应付检查，作了认真的准备。然而，走近细看，几乎每张床单上都有一些焦洞；掀起床单一角，一副烟盘赫然映入眼帘。视学见此，脸色阴沉下来，连续查看几个床铺，差不多都有大烟具。负责学生宿舍的舍监很尴尬，讪讪地说：“这是多年留下的恶习，我们正设法劝诫!”
是的，这恶习是多么沉重啊!整座县城在鸦片烟的“香风毒雾”熏陶下沉睡未醒，一所中学的课堂上哈欠连天，此呼彼应。又是多么可怕的风景啊!然而，这是多么常见的景观。在北京，在上海等大都市，每年夏天的晚上，空气中都散发着大烟的气息。
最令人吃惊的鸦片风景，莫过于上海大亨杜月笙为庆贺杜家祠堂落成大摆鸦片宴，一天竟消费了5000两鸦片烟膏。杜月笙出身贫寒，本是上海浦东的一个小“瘪三”，参加帮会后逐步发迹，成为海上三大亨之一，也赢得了不少社会职务，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少将参议、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以及几十个银行的董事长、理事长等。有了钱，有了势，也有了社会地位，杜月笙也要光宗耀祖，为杜家祖宗争光。1930年春，杜月笙集资了50万银元在浦东高桥兴造“杜家祠堂”，次年祠堂落成。为此，杜月笙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大典礼，向社会各界要人发出了请柬。届时，蒋介石、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宗昌等馈赠贺匾，中外来宾一万余人前往行贺礼。“四大名旦”、“四大坤旦”等京剧名角唱了三天堂会。临时搭起的席棚内，摆上了两千余桌酒席，1万余客西餐。更为惹人注目的是，一字排开了几十张烟榻，由杜月笙的装烟手郁咏馥负责从烟馆内临时调来28名扦子手，专门侍候客人抽大烟。杜家的大烟当然是陈年宿膏，扦子手也烧工考究，技艺超群。参加祠堂落成典礼的烟鬼们岂能放过这大好时机，不一饱口福呢!于是，客人们轮流前往烟榻，一排排躺下，由扦子手服侍吸烟；这一批过足了瘾起来走了，另一批马不停蹄地走了过来……就这样，典礼的第一天就吸掉了5000余两大烟膏。一连三天，共吸掉了8000余两烟膏。

烟毒风景线(4)
试想一下，八千两烟土能化成多少烟雾!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是在鸦片烟的“香气”和“毒雾”中进行的。祠堂的落成，既显示了杜月笙的势力，也显示了其招待客人吸食烟土的排场、奢华，留下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空前绝后的鸦片烟土大宴。这是一道独特的鸦片风景线，是青帮头子与烟毒构成的风景，也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的腐败社会风气。
以上，我们介绍了吸食大烟的一些场景：既有烟馆吸食的众生相，也有家庭吸食的纸醉金迷，悲惨的下场；既有机关、学校吸食烟毒的详情，也有一座城市沉浸在烟雾中的奇闻，还有千古难得一见的盛大鸦片宴席……所有这一切，都在演绎着一道独特的鸦片风景线。在这里，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帮会大亨演绎着奢华、纸醉金迷；穷人在演绎着家破人亡、背井离乡，展示着苦难；机关、学校在演示着腐败和堕落；乡村、城市在演示着中华民族正在走向深渊，却沉睡不醒，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悬崖勒马，彻底禁止烟毒。

烟民心态与悲惨下场(1)(图)
自清末鸦片泛滥以来，鸦片之害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国人对鸦片之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认识。一些吸烟成瘾的人，也对鸦片心存忌惮，不敢肆意妄为。如上海大亨杜月笙，虽然喜欢抽大烟，但他心中害怕鸦片危害身心健康，吸大烟时很有节制。一般的鸦片鬼，抽烟时饱吸一口烟，再喝一口浓茶，以水推之，使烟茶深入胃中。杜月笙吸烟时却绝不喝茶，而且一个烟泡抽二三口即扔掉，浅尝辄止。因此，虽然他有数十年的吸大烟史，但一点烟鬼的面容也没有，中毒较少。但是，这种吸毒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吸毒者则为烟瘾所俘虏，为满足烟瘾，为所欲为，连生命也不珍惜。这些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心态如何呢?
鸦片烟的吸食者男女老少、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他们中有的人是为了好奇；有的人是为了治病；有的人是为了显示阔气，追求时髦；有的人是听了父母之命，朋友的劝请，而吸上了大烟。大烟是一种具有较强成瘾性的毒品，一旦吸上一口，吸上一次，就容易上瘾；一旦上瘾，就难以戒除了。这时，烟瘾是一切的一切，其他都在所不惜了。
在内蒙古临河地区，有这样一个烟鬼。他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老大不小的年纪。他到大烟馆吸烟，吸几口，就在床上翻几个跟斗；翻完了再吸，吸完了再翻。这在烟雾弥漫、喜欢静养的大烟馆里当然是怪里怪气的稀罕事。烟友们不解地询问原因，他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从小惯下的。在他小的时候，父母亲溺爱他，让他吸鸦片，吸一会儿鸦片就让他翻跟斗，以此开心取乐。经常如此，日久而形成了习惯。等到长大了以后，一吸鸦片就不由自主地要翻跟斗，否则就过不了瘾，身子挺难受。因此，虽然偌大年纪，还要边吸烟边翻跟斗，让人白眼，遭人议论。为了过瘾，防止过不了瘾浑身难受，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依旧边吸食大烟，边翻跟斗。白眼就白眼，议论就议论，由他们去吧；过瘾要紧——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还有一个烟鬼，烟瘾很大，家产卖了个净光，随鸦片烟飘出去了，以至于养活不了老婆。于是，让老婆和别人姘居，赚点小钱。老婆与姘夫在前炕一个被窝里睡觉，他自己在后炕上点上洋烟灯，心安理得地吸鸦片，还恬不知耻地说：“人各有所好，你们爱那个(姘居通奸)，我就爱这个(吸大烟)。”为了吸大烟，他连起码的伦理道德、人格也不顾了；带上了绿帽，还振振有词，真是不知人世间还有“羞耻”二字。
有些鸦片瘾者，肩削骨立，手无缚鸡之力，几成废人。他们看透了此生休矣，便无所顾忌地吸食。在抚顺烟馆“同乐楼”中，流行着这样的打油诗：
同乐楼，同乐楼，同乐楼上会烟友，喷云吐雾真“隐士”，不是隐士也风流；广成发，广成发，抽上几口瘾就成，怀抱烟枪入迷阵，人生如梦一场空。
在这首诗中，“同乐楼”、“广成发”都是大烟馆的字号。上半部，诗中写了烟鬼吸烟时的欢乐心情；下半部，则写了烟鬼们过足了瘾后，良心发现，回顾自己的处境，一切全完了，改也改不掉了，其心中的痛苦和无奈，也是令人心酸的。
然而，大烟瘾君子们也只是偶尔良心发现，当烟瘾来时，他们连抵挡也不想，还是赶快找钱去烟馆，“抽口大烟玩玩票，花烟馆里去买俏”。这样的人生，是很可悲的。
河南修武县焦庄有一烟鬼叫薛海勋，本是小康人家，但好逸恶劳，染上了烟瘾。最后，卖田卖地，一贫如洗。他的父亲为了使他戒烟，将他的衣服剥光，关在屋中，强迫他断瘾。但是，他烟迷心窍，顺口编了几句词儿气他老父，这几句词是：“吸大烟，真正好，家产全都挑光了，不种地，不运草，消闲自在多轻巧。”大烟已经使他丧失了理智，没有了田地，没有了收获，没有了生活来源，他还以为省力了，太好了。
四川自贡大烟王刘圣瞻，性嗜大烟，挥霍无度。后来，他父亲死了，母亲年纪大了，兄弟分家，一人得了一份很大的家业。他有的是钱抽大烟，也没有严父的管束，为所欲为。他受过教育，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好吃、好穿、好用，死了才值得。人寿几何!!”于是，大吃烟土，在自己家中仿成都著名烟馆“太平洋”的设施开办了供自己享用的烟室。“人生几何”，光阴短暂，自古以来就为只争朝夕的人们所认识，它激励人们抓紧时光，建功立业，名垂后世。孔子站在河边，慨叹时光飞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曹操则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都抒发着珍惜时光，有所作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大烟王”刘圣瞻也知道人生短暂，时光飞逝，人生应当抓紧时光作点事。然而，他丑恶的灵魂、自私的心态，使他只能抓紧时光大抽烟膏，大吸鸦片。抓紧时光享乐，也是其他有烟瘾的人的共同心态。当时，有人作词形容瘾君子的生活和心态，词中写道：“终日无事只烧烟，坐也安然，睡也安然。日高三丈我犹眠，不是神仙，谁是神仙。”

烟民心态与悲惨下场(2)
以上我们列举了几个大烟鬼的心态。这些大烟鬼大致可分作两类：
(一)对于富商大贾、地主豪绅、政府显要来说，他们吸烟是一种享乐。这种人生活腐化，三妻四妾、锦衣玉食还嫌不够，还要把吸鸦片作为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享受。所以，他们对于烟土、烟具十分讲究，要吸陈年宿土，要用装饰精美的烟灯、烟枪。他们多数辟有专用烟室，一榻横陈，醉生梦死。不仅如此，这些人在自己沉湎于烟毒之时，还劝说家属、亲友一同吸食，备有多套烟具……
(二)对于贫困穷苦的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吸上大烟，是由于生活所迫，是一种痛苦和不幸。其吸食大致由于劳动强度太大，身体嬴弱；罂粟遍地，自种自吸，便宜方便；缺医少药，以吸食烟土治病去灾。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吸上了大烟，成了瘾君子，就换上了一种心态，一心一意满足烟瘾，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以至于小偷小摸，杀人越货，无所不用其极了。鸦片烟使人丧失了理智，使人非人化了。
关于吸食大烟之害，我们在各章节中多有提及，这里为强调烟土之害，再集中论述一下，以警醒世人，珍爱生命。大致说来，鸦片之害有二：一是伤生伐性，使吸食者身体瘦弱，满面烟容，过早死亡；二是耗尽钱财，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破坏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在1949年以前，对于鸦片上述危害，世人耳熟能详，全国各地都有不少歌谣，加以形容描述；而且这种歌谣广泛传布，影响很大。
在辽宁抚顺的矿区千金寨，白面、吗啡泛滥，劳动艰辛的工人染上烟毒，一步步走向破产、死亡，有歌谣说：
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
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
一条破麻袋，能铺不能盖；
盖上前胸脯，露出两膝盖。
北风冒烟雪，无米又无柴；
天冷肚子饿，小鬼来逼债。
没钱鬼不饶，去把儿女卖；
卖掉儿和女，还不清阎王债。
冻死路边倒，阎王脚下踩；
一把尸骨扔关外，悔不该来千金寨。
在抚顺城中，还有别有天、赛神仙、新桃园等名称古雅的大烟馆。名称虽雅，依旧是个害人坑。有人写诗讽刺之，诗中写道：
别有天，别有天，别有天地非人间。
喷云吐雾迷魂药，无忧无虑赛神仙。
赛神仙，赛神仙，神仙齐聚雅聚轩。
吸进一口精神爽，如入仙境新桃园。
新桃园，新桃园，新桃园里会群仙。
如柴瘦骨窈窕甚，神态悠然赴九泉。
在抚顺，还有些摆地摊说书的艺人，唱说《吸毒叹》，规劝世人：
一棵烟枪怀里抱，喷云吐雾乐逍遥。没钱买烟泡，吗啡扎上了；只要能过瘾，怎好就怎好。没钱去扎抽，想法去偷盗，失主紧紧追，小偷嗷嗷叫。偷点破烂换吗啡，“银针秀士”当上了，“白面书生”吸两口，眼睛发亮伸懒腰。扎够抽足了，冻死当路倒，脚镣哐响，“十五号”车装白条(裸尸)。触目惊心，吸毒没个好，悬崖早勒马，戒毒方为高。
在吉林辑要，也有忌烟歌流传，歌中唱道：
大烟坑人又费钱，
犯瘾实在难：
腰疼腿又酸，
打呵嚏、泪涟涟，
美味不香甜。
晴天还好过，
就怕阴雨天。
妻子良言劝，
他还不耐烦，
亲友不靠前，
吸得缺吃又少穿……
在山东济宁，有人模仿《试帖诗》的形式，描写瘾君子的生活，劝人戒烟：
英雄豪杰志，消磨尽在烟。
身依孤竹卧，人伴一灯眠。
毒气青入脸，火光红映颜。
缠绵氤氲地，陶醉朦胧天；
酣战辄经夜，逍遥不计年。
一枪常在手，万事且息肩。
妻子愁何顾，亲朋欢更难。
饥寒交迫日，始觉坠深渊。
在江苏南通，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吸大烟的人来了瘾，时而热，时而冷，鼻涕流，泪纷纷，浑身骨头疼。父母恨，兄弟分，卖女儿；青年亡，脚头妻子跟别人。

烟民心态与悲惨下场(3)
在福建漳州，对鸦片的危害，民间曾流传以下绝句，予以揭示：“此(烟枪)与杀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枪。”另有一副对联，也以形象化的语言，揭露了鸦片烟毒的祸害：
竹枪一枝，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
在河南修武，有文人雅士将吸毒过程概括为五个字，即引、隐、瘾、阴、尹。“引”，即开始有人引诱其吸食；“隐”，即初有瘾时，隐蔽偷吸，怕人发现；“瘾”，即久吸成瘾，不能自禁，倾家荡产也要吸；“阴”，即直至去阳入阴，被烟毒毒死；“尹”，即一根杠子将尸体抬出，万事休矣。这五个字，的确简洁、生动地揭示了吸烟毒的经过、可怕下场。
在解放前，宜宾有文人仿昆明大观楼的长联，作长联一副，淋漓尽致地描绘了鸦片之害以及吸食者的丑态、悲惨的下场。长联是这样的：
五百两烟泥，购来手里。价廉货净，喜洋洋，兴趣无穷。看粤夸“黑土”，楚重“红瓤”，黔尚“青山”，滇崇“白水”。估成辨色，何妨请客闲评。趁火旺炉燃，煮就了鱼泡蟹眼；正更长夜永，安排些香藕冰桃。莫辜负、四棱响斗，万字烟盘，九节老枪，三包玉嘴。
数千金家产，忘却心头。瘾发神疲，叹滚滚、钱财何用?想品类“芭菰”，膏珍“福寿”，种传“罂粟”，名号“芙蓉”。横枕开灯，足尽平生乐事。尽朝吹暮吸，那管它日烈风寒；纵妻怨儿啼，都装做天聋地哑。只剩下几寸囚毛，半抽肩膀，两行清涕，一副枯骸。
烟草花叶病毒烟毒的历史全文阅读作者：冼波

在贵州东南，大烟之害更是触目惊心。三穗县中河村有一地方吸食大烟十年，卖掉了八十亩地和住房，最后倾家荡产，流落街头。当时民间流传几首歌谣，专门形容大烟之害：
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
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
在陕西紫阳，有一首“三句半”形式的禁烟歌谣，广泛传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首歌谣词句如下：
上了洋烟瘾，
六亲都冷淡；
啥子不想干，
—— 胡整。
大瘾把家败，
小瘾一身债；
房廊并屋宇，
—— 都卖。
人说烟不好，
我也知道了；
一心把瘾戒，
—— 迟了。
孔氏门中人，
谈了好聪明；
一日看皇榜，
—— 无名。
一根好烟枪，
英雄被它伤，
要得精神好，
—— 高桩。
已在门前站，
形容不好看；
腰驼背又弓，
—— 头窜。
化解他不听，
一心把烟熏；
死在葫芦里，
—— 甘心。
三伏天气热，
当风睡不得；
浑身都是汗，
—— 遭孽。
千思百条计，
每日打主意；
烟馆不赊账，
—— 怄气。
七夕牛女渡，
懒把夫妻凑；
孤阴则不生，
—— 绝后。
十字街前走，
众人笑破口；
一身光筋筋，
—— 丢丑。
士农与工商，
行行响叮；
一旦把瘾上，
—— 清汤。
八字生得好，
洋烟吃不了；
糕糖与果饼，
—— 过早。
九九天气冷，
睡在铺上滚；
无钱干着急，
—— 受紧。
子孙受贫穷，
背地怨祖宗；
求神与拜佛，
—— 不中。
“三句半”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由四个人说唱，前三人一人一句，最后一人说半句，敲一声锣。简单、生动的词句，热闹的气氛，将抽大烟的危害说得十分透彻、深刻，让人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在甘肃天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具体而生动地描述了吸大烟的人，从上瘾、伤身直到死亡的全过程。歌谣的具体内容如下：

烟民心态与悲惨下场(4)
面黄肌瘦精神少，有病了；
身上穿件破烂袄，底丢了；
不论干湿就睡倒，瘾发了；
妻室儿女哭嚎啕，不管了；
父母无病逝故早，气死了；
不完钱粮不纳草，地卖了；
赤身露体到处跑，拆光了；
日窃夜盗人人恼，不远了；
走在野地尸难找，狗吃了。
在新疆，解放以前烟毒泛滥，人们深受大烟的毒害。当地流传着许多歌谣，反映着人们对大烟危害的认识，对大烟的痛恨。其中，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写的：
正月里来是新年，清朝要兴鸦片烟。
白天抽来黑里喧，分不开眉眼颠倒颠。
二月里来龙抬头，户儿家备耕齐动手。
拉粪整地选籽种，大烟籽事先要选够。
三月里来是清明，大烟瘾犯发疯狂。
好地选了几十亩，要把烟花种地里。
四月过了四月八，罂粟地里把根扎；
根根深来叶叶发，嫩嫩小苗地上爬。
五月里来五端阳，罂粟花地里把苗间。
粪壅上来水放上，一沟两行好派场。
六月里来入伏天，花花地里挑好汉；
挑的挑来捡的捡，烟花鼓肚圆上圆。
七月里来收浆忙，烟花地里人站满；
后晌割刀早上刮，过夜渗出疙瘩浆。
八月里到八月节，抽烟人儿赛富汉；
乌鲁苏盘子月儿灯，玻璃罩子不漏风。
九月九来打野牛，烟花杆子往家收；
地上光来场上净，再也不见收烟人。
十月里来十月半，抽烟人儿也不闲；
赶早吸了一口半，后晌还想再见面。
十一月来冷寒天，抽烟的人儿浆全完。
变卖家产换大烟，家境节节变贫寒。
十二月来整一年，抽烟的人儿气抽断；
买不起棺材买不上板，买一张苇席往出卷。
一卷卷到河坝沿，小狗啃来大狗掂；
哈巴狗噙了个肋巴扇，毒心老鸹把眼剜；
放牛娃过来行个善，拔了个毛盖做响鞭。
变驴变马也情愿，一辈子不抽鸦片烟。
这首歌谣，从鸦片种植、收获唱起，一直到烟民气断，抛尸荒外，真实地反映了种烟、吸毒的悲惨下场，即令人毛骨悚然，又发人深省。
以上，我们根据各地文史资料有关文章的记载，缕述了各地的民歌、对联、打油诗词等，“大烟文学”作品，都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大烟之害，让人警省。下面，我们再介绍几名大烟鬼的经历，作一具体补充。
云南安宁烟鬼耿开方。耿开方本是当地大家子，父母兄弟同居共食。1922年成婚后，起初学着吸大烟玩，玩上了瘾。家人劝阻，他也不听，整日沉浸在大烟之中，不事生产而日费颇多。为此，被迫另立门户，分居独过。本来，耿开方是个聪明能干的本份人，吸大烟成瘾后，骨瘦如柴，好吃懒做。全家生活只靠妻子一人耕种农田，以及做凉粉摆摊卖来维持，生活逐渐拮据、困难。
他的妻子是个生性刚强的女子，一再好言相劝，耿开方仍是不听。耿开方堕落得越来越厉害，没有钱买下酒菜，竟用斧头锤绒了挑柴用的皮条，放在“子母火”中烤黄了当下酒菜。1932年，他趁妻子不注意，偷走了妻子藏在箱子底下的20元钱，从县街烟馆里买来了一大缸烟膏。本来家中一贫如洗，只靠这20元钱维持生活，以防万一之用。妻子回家后发现丈夫对着一缸烟膏，马上知道箱子里的钱被拿走，换了烟膏。妻子彻底失望了，既不可能把烟鬼改造教育成一个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又不愿意陪一个烟鬼受累受气。于是，性情刚烈的女子决定一死抗争，她拿起了丈夫的一缸烟膏，当着丈夫的面，一气喝下肚里。第二天中午，妻子就因烟毒发作，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妻子死后，家中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又失去了操持家务的能手。耿开方的日子越发艰难，难以维持了。然而，面对着妻子惨死、两个女儿年幼的困境，他仍然我行我素，不能断然戒烟，重新做人。他却丧心病狂地打起了女儿的主意，大女儿玉英，被卖给同车坝谢家做童养媳；二女儿玉芝七岁时被卖给区长沙子厚做丫头。她们受尽了折磨和虐待，玉芝受不住打骂，两次逃走，沙子厚勾结红祥大地主李先儒，逼迫玉芝外公李得标将孩子交还沙家。玉芝长大后，又被卖给土司作小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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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民心态与悲惨下场(5)
绍兴的陈姓瘾客。据钱可生在《上海黑幕汇编》一书的记载，浙江绍兴有个陈姓地主，是个瘾君子，家境颇富，但因家乡禁烟严厉，使他不能安心吞云吐雾，逍遥吸食。于是，他携带大量钱财，来到了烟都上海，只想悠闲地抽大烟，别无所求了。
陈姓地主到了上海，住在三马路某客栈45号房间，“终日无事只抽烟，坐也安然，躺也安然；日高三丈犹未起，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这种日子过得很快，时间一长，旅栈中人人都知道他是乡下来的土地主老财、专门来上海吸大烟的。
一天，一个客人住进了隔壁的44号房间。此人看来也是个烟民。住下不久，即掏出10元钞票几张，让茶房代购精良烟具一副。烟具买来后，此人打开西式皮箱，取出精制铜烟盒，开始点灯吸烟。在隔壁，陈姓地主听到飕飕的吸烟声，闻到一阵阵清香，就产生了一种亲近感。三四天以后，因为都是瘾君子，爱好相同，两人便结识了，并交上了朋友。这个客人自称是江苏昆山人，姓蒋，已40岁了。父亲曾任四川视察，饶有资财。自己染上烟瘾，不便在家吸食，便来到上海过瘾。
无巧不成书。陈姓地主一听到蒋氏的介绍更觉两个境遇相同，完全相信了蒋氏，没有丝毫怀疑。蒋氏为人慷慨大方，有时邀请陈姓地主同榻共吸，闲话聊天。蒋氏烟瘾很大，一天要吸一两左右烟膏，而且其烟膏烟味浓厚，是与市场上出售的一般烟膏大不相同的上等货。他想，自己每天吸食四五钱，就要花费5元，蒋氏烟瘾这么大，烟又这么好，每天起码要花10元了。他好奇地询问每天消费烟价几何，不料，蒋氏回答说：“每天3元足矣。”陈姓地主笑了起来，根本不相信。蒋氏于是不慌不忙地解释说：“这么好的烟膏，若从一般烟商手中购买，每两起码20元以上。我所以能买到价廉物美的烟膏，是因为另有秘密购烟地点。”
陈姓地主听到另有秘密地点可以买到便宜上等烟膏，便想占便宜，自己也买些，于是赶紧询问秘密地点所在，蒋氏却不愿告诉，笑而不答。陈姓地主一再询问，蒋氏才说：“本来不便泄露，但你我同好至交，就破例吧。但你可不能再告诉别人了。因为这种烟膏一旦卖完，我们就无法找到好的便宜货、只能吸食市面上流行的普通烟。”陈姓地主一再保证，不再转告第三人，蒋氏才告诉说：“白克路有一公馆，是前清一名中丞的别墅。中丞烟量极大，家中存有大量烟膏。前年夏天，中丞患膨胀病死去。现在，别墅中仅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姨太太，与几名仆人、女佣、厨师、花匠居住。地下室藏的烟膏由女佣掌管，并成批地卖出。妇道人家，不了解市面行情，不知道烟价昂贵到这种地步，仍然每两卖3元。只是此妇人胆小，非有可靠的人介绍，不敢轻易卖给他人。而且，有个规矩，每次售出，至少600元以上。否则，她也不愿动手卖。别墅的大厅后，另有两间烟室，备有全套精致烟具，并陈列烟膏多种，可以品尝、痛吸。”
陈姓地主听后，心中盘算起来：这么好的便宜货，别说花600元买200两，就是花6000元买2000两也不嫌多。而且，在上海的绍兴人很多，有不少人愿意购买，自己一倒手，也可获厚利若干了。因而，催促蒋氏带他前去购买。蒋氏答应两天以后的晚上，带他前往。
第三天晚饭后，两个人过足了瘾，雇了一辆马车，准备起身前往。临行，蒋氏询问是否带够了钞票，陈姓地主如实地告诉说，自己带的钞票、庄票已经足够了。于是，便上车前往。这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陈姓地主坐在车内不辨东西南北，只觉得转了无数弯，才来到一片密林旁的白色别墅前。两人下车，已有一个仆人引他们进到烟室。别墅陈设华丽，器具精美。两间小烟室，也别有洞天。烟盘中罗列各色烟膏佳品：白皮班膏、别直参汁公班膏、公班马蹄和合膏、公班清膏等名品，且定价均为3元。蒋氏说，这些都可品尝，不费分文。于是两人上榻躺下对吸起来。吸完一筒后，陈姓地主顿觉头晕目眩，天旋地转，竟失去了知觉。
醒来后，陈姓地主发现自己躺在吴淞口外的崇明沙滩上，一身体面的衣服被剥去，换上了一身破旧肮脏的衣服，自己分明变成了乞丐。身上带的钞票、庄票、金表，则不用说了，早被别人骗走了。他恳求过往渔船，将他带回了上海。回到旅栈，才知道自己外出已经三天了，他那个朋友蒋氏，两天前即拿着皮箱走了。

烟民心态与悲惨下场(6)
这时，陈姓地主才知道自己被蒋氏合伙骗了，后悔也晚了。他悔不该嗜好大烟，躲着家人，只身一人来上海，破了财，又差点送了命。这次的教训，太深刻了。
总之，在当时，无论是民间歌谣等文艺作品，还是人们身边发生的烟毒瘾患者的悲惨结局，都在向人们警示着烟毒之害，敲响着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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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花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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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花叶病毒烟毒的历史全文阅读作者：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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