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于历史原因，文中述及的问题以往都是禁区，只在一些当事人传记和回忆录中偶尔提及，许多以讹传讹的不实记载流传社会，使人们无法了解真相。而这些，今天已经有了结论。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党内“左”的思想影响下，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萧克等一批主持全军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将帅，对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造成了不良后果。
这次会议，由最初的“反教条主义”转化成一场军队内部的政治斗争，其中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和人事因素。由于历史原因，这些问题过去都是禁区，只在一些当事人传记和回忆录中偶尔提及。许多以讹传讹的不实记载流传社会，使我们无法了解历史的真相。笔者试从1950年代我军建设的历史事实中，回顾“反教条主义”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变，以总结经验教训。
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如何看待苏军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反击外敌入侵的重要使命。这就要求我军从战争年代的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和规章制度不统一以及游击习气中改变过来，转化成多兵种合成军队，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后，这种愿望更加迫切。1952年毛泽东给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这是我军建设的基本方针。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时最现实的选择是向苏军学习。上世纪50年代初中苏结为同盟，关系密切。特别在抗美援朝战后，苏方向我军提供武器装备、派出专家顾问，使解放军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由单一陆军向拥有陆海空三军的多兵种现代化军队的转型。那时全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军队也是如此。当年在训练总监部工作的彭施鲁少将回忆：“1952年前后，我们在建军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上，开始了一个向苏军学习的阶段。编制体制、兵役制度、条令规程、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奖惩制度等，几乎全部是仿效苏军的做法。当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领导还提出过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如‘不走样地学’、‘高学低用、死学活用、先学后用’等。”这些话，有的是国防部长彭德怀讲的，有的是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提出的。
在“全盘苏化”背景下，解放军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教条主义倾向。有的过分依靠苏方顾问，有的过于推崇苏军制度，并生搬硬套到日常工作和学习中。例如，南京军事学院曾实行“六小时一贯制”，每天上午连续学习６个小时，晚上加班学。学员感到很疲劳。考试实行口试，由一名主考和两名陪考向学员发问，被学员称为“三堂会审”。下级见上级要有报告词，哨兵换岗时要击鼓吹号。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些高级将领对这些教条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违背我军的传统和作风，应予纠正。
在我军组织的军事演习和战役中，苏军顾问也与我军指挥员产生了分歧。1955年攻打一江山岛，是我军首次三军联合登陆作战。战前制订方案时，苏军顾问援引二战诺曼底登陆经验，主张利用夜色掩护实施登陆。前线指挥员张爱萍等认为黑夜登陆难度大，容易造成伤亡，主张白天登陆，争论得很激烈。结果否定了苏军顾问的意见，一战而胜。1956年军委组织济南战役演习，苏军顾问坚持主力由黄河正面反攻济南，刘伯承元帅则主张由徐州外线迂回敌后，争持不下。刘帅感觉苏军训练自成系统，我们的传统战法与其难以融合，报告军委请求加强我军传统军事理论教育，将以前的一切教材重新审查，斟酌取舍，同时建议自己编写军队的各种条令和教材。
刘伯承早年留学苏联，系统学习了苏军的理论，尊重苏军的正规化、多兵种协同作战经验。在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他亲自翻译苏军的条令和教材，将其引进到教学和训练中，同时他也研究中国古代兵书，从传统军事理论中汲取营养。他留用一批原国民党军将领，让他们讲授军事基本理论，并组织我军将领根据解放战争的作战经验，编写出一批战例。公正地说，刘伯承力求博采众家之长，为我军的训练和教学服务。
实践证明，“全盘苏化”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1956年８月25日，战役系学员李夫克少将给刘伯承院长写了一封长信，除了对“六小时一贯制”和考试制度提出意见外，也谈到教材中空话太多、内容陈旧等问题。他强调学习现代战争理论应该和我军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刘伯承正在上海养病，对李夫克来信非常重视。他写信给院党委，建议将该信印发各级党委，展开讨论。在刘帅积极倡导下，军事学院内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讨论中，有一些同志认为：苏军的经验是先进的，应该认真学习，即使是“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学会了再说。没有学，怎么知道哪些应该批判？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大校1956年10月20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信指出：向苏军学习已经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说，我们还只‘升堂’，尚未‘入室’。‘要批判地接受’，‘要学习先进的经验’，这是科学的。可是当着还没有学，还没有学会、学通，甚至还没有沾过边的时候，就要来批判，他会批判出个什么结果来呢？”他说：“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人，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非要自己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才叫做经验，总是轻视别人的经验。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骄傲，便是出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这种思想不克服，我们将非走弯路不可。”蔡铁根的这封信，反映了学苏问题上的另一派意见，这样的意见明显处于少数。
对于苏军经验，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元帅也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到怀疑的过程。起初他全力提倡学习苏军，一度设想在部队中实行“一长制”。经过调查研究后，他主动放弃了这个设想。后来在检查海防工作时，他对部队按照苏军顾问的意图部署海岸炮兵极为不满，认为我军的空军力量与苏军不同，完全照搬苏军的防御体系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实战中是要吃亏的。1955年我军在辽东半岛组织大规模抗登陆演习，他认为演习的过程和文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不符合实战要求。表示“这作为示范性教学是可以的，但不宜再搞。只有临时出情况，才能考验指挥员的处置才能，同时检验官兵素质和装备是否适合实战”。当中央号召反对教条主义时，他在行动上紧跟，是发自内心的。
军内对彭德怀“反教条主义”有不同看法
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是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的。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中苏两党关系的变化。不久，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并明确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如何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反对教条主义，在军事学院和国防部训练总监部，争论尤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教条主义倾向究竟是局部的，还是全军性的；在一个单位中，究竟是占主导地位，还是只在某些方面存在。起初，这种争论是在民主的气氛下进行的，各种意见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但是后来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把“反教条主义”扩大化了。
1956年９月，主持军训工作的副总长张宗逊派一个工作组到南京，了解军事学院中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少人对学院领导提了许多尖锐的意见，从他们说话的口气中，听得出对刘伯承院长是谅解的，但对其他领导借刘帅的威望压制民主则甚为不满。工作组回京报告后，11月张宗逊又带领工作组来到军事学院调查，并写出了正式报告《关于几年来训练工作的我见》，发表在1957年２月９日的《解放军报》上。
看过张宗逊的报告后，彭德怀在1957年２月与陈赓、谭政等率领国防部工作组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听取干部和学员的汇报后，彭德怀指出：“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产生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他指责院校党委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采取徘徊、犹豫、拖延的态度”，强调“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以劣势的装备技术战胜优势装备技术的强大敌人。这个特点过去一贯是我军制定作战原则的主要根据，因而我军的基本经验也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说我们过去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学习，是没有根据的。”“我军在学术方面现在最大的缺点，是我军的经验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学院应当着重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作为指针，来整理我军的历史经验。”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对讲话记录进行了整理，４月24日送毛泽东。
为了强调“反教条主义”问题，彭德怀又整理了一个《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报告》，５月20日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发表在军内刊物《八一杂志》上。
彭德怀的《讲话》和《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和训练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把教条主义提高到战略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之争的高度。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不能接受，学院党委在３月间举行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但是对彭的定性有不同的看法。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提出三点：１.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２.教条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３.过去的方针、口号是正确的。院党委的《决定》体现了这个基调，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写为“教条主义倾向”，而不是彭提出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钟期光政委到上海向刘伯承汇报，刘伯承对彭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他对钟说：你在南昌暴动时就当红军，难道会“背叛优良传统吗”？还说：“海、空军有什么传统？海军出航，你看宣传鼓动棚设在哪里？”
关于“以我为主”，总结我军革命战争经验，刘伯承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对这一点，刘伯承即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查时，也实事求是作了说明。他说：建院之初，“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教党史、教政治工作、编讲战史，并曾经三次组织赴朝鲜学习作战经验，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毛主席军事著作。”而编写我军战史的工作，是1956年４月彭主持军委第63次会议才决定由叶剑英、李达等组成筹备委员会，开始着手进行的。后来的事实证明，编写我军战史，总结我军经验，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细致的科研工作，决非短时期能够实现。
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训练总监部干部认为应追究责任。萧克等负责人认为：军队产生教条主义的责任首先在张宗逊。张宗逊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不走样地学”等过火的口号，现在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的严重性，令人难以信服。主持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也指出：张宗逊“当时在六位上将副部长中，他是唯一孤立的一个。大家对他意见很多。”张宗逊调离训总，回总参任副总长，1958年３月训总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后来演变成对张宗逊的批判会。
训总干部会议反映出一种情绪：许多人不赞成彭德怀对“反教条主义”的提法，有的干部要彭收回他给中央的报告，这样就使矛盾激化。彭德怀看了训总干部会议简报后质问萧克：你们哪里是在批斗张宗逊，就是批彭德怀么！这时正值中央成都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的讲话。训总干部会议的立场得不到支持，被迫休会。而毛泽东对训总四级干部会的否定和军队内部争论的升级，导致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一封信，为军委扩大会议升温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根据中央成都会议的提议召开的，意图是用整风方式讨论军队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会前酝酿时，军委委员黄克诚大将表示：“训练问题已争了两年，这次会议非作结论不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指出：“萧克、张宗逊两个人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话为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定了调子。
５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后，第一阶段是和风细雨的。彭德怀在５月30日的会议上讲话，虽然把批判教条主义上纲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体人。31日，他特地将张宗逊、萧克、李达等同志找来座谈，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
如果按照彭德怀的意图开会，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的问题都会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解决，但毛泽东的意图不是如此。会前他并未给会议定调，也没有干预会议进程。５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中将给大会主席团写信，对会议的开法表示不满，要求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彭德怀将信转呈毛泽东，毛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并作了批示。信中说：“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毛泽东批道：“不存在问题么？”对信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如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我军的传统；只讲学习苏联，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等，毛泽东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方强的信，表达了他的意图。他在信的开头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６月７日，他给邓小平写信，要他“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大事抓起来干”，并要求邓“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
此时，毛泽东已经明确军委扩大会议要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要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几位元帅座谈，指出：会议的温度不够，暴露问题不够，决定改变会议方法，把大会发言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起来，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紧张气氛。这使彭、黄等人感到意外。黄克诚回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在这个背景下，彭、黄开始转弯。９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会议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６月20日全体大会，与会者增至1442人，会场也从军委驻地三座门搬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讲话中提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指责“军事教条主义者”“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指出他们犯错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他在讲话中还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毛泽东对彭的转弯颇为欣赏，在简报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
毛为“反教条主义”定了“路线斗争”的调子
６月2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的讲话谈笑风生，漫谈我军历史，其中一些话很有分量。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管军事管得很坏。”“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接着他回顾了我军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或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至于中间两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照实际情况来打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我看总是有一点吧，多少有一点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的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军队有两种传统：有优良的传统，有错误的传统；有正确的传统，有不正确的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的，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如此，军事路线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些同志我们过去是有争论的，现在都能够团结一致了。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为反教条主义定了路线斗争的调子，而且列举历史事例，进一步扩大了斗争的范围。
６月23日、29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各小组长座谈，对军委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具体的指示。23日的谈话还没有涉及具体人，他指出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29日的讲话则是针对刘伯承、萧克讲的，并对二人作了不同的评价。对刘帅，毛指出他“两头差些，中间好”。这是有深刻含义的。1930年代在江西苏区，刘从苏联留学回来，任红军总参谋长，曾写文章批评过毛的游击战术，指出：“有些同志并不从现代军事艺术的进度和我们现在实际环境来活用现代的战术与战略，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的当现代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的当现代战略。”当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未成熟，毛尚未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和权威。刘伯承认为红军的战术应该正规化，反对游击习气，是在党内正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此，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我有什么军事学？不过只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答复中央苏区那时候的争论的。（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注）因为怄了一肚子气，人没有气是写不出文章来的。”而“中间”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但是对萧克，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抓住一些历史时期的恩怨，将萧克定性为“投机”。
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谈道：“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林彪插话说：“我军在政治上，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没有系统的一套。不必学苏联的，战术问题上半学半不学……半不学，如战术思想，我们有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这些话很合毛的心意，毛称赞说：“这样好！”
29日的座谈是军委扩大会议的核心内容。由对事不对人到既对事，也对人。在树立领袖权威方面，彭德怀远不如林彪能体察毛泽东的内心。
以后的大会变成了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会。有了毛的定调，刘伯承作了检讨之后，得到与会者的谅解。但是对萧克，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斗争范围越来越大，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击。萧克回忆：“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力。”
过火的批判，把“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扩大化，由部分单位波及全军。一些历史问题和恩怨也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特别是总参谋长粟裕，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到批判。批判粟裕的发言者说他有“野心”、“重名利”，把一些工作中的分歧上纲。本来这些问题与教条主义没什么关系，却成了会议批判的重点之一。结果，刘伯承被免去了领导职务，粟裕、萧克、李达等一批将领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蔡铁根则被撤职、开除党籍，“文革”中作为“反革命”惨遭杀害。以后30年间，军队强调突出政治，军事训练和正规化建设无法正常开展。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全军上下才意识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性。但是，我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要弥补过去的损失，赶上国防现代化的步伐，需要付出几倍的努力和代价。
历史的教训与启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和“反教条主义”斗争已经有了结论。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评价刘伯承同志说：“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回顾上述事实，我们应当吸取哪些教训？
1.军队建设，应当实事求是地摸索经验，切忌走极端。从全面学习苏联到“反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军由战争年代的非正规化向正规化的多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势必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是通过一两次运动就能达到目的的。19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是必要的、正确的，不过，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生搬硬套苏军一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但这些倾向没有形成全军性的错误。当意识到苏军的经验与我军的实际有差距时，不是采取逐步扭转，而是采取矫枉过正的方法，全盘否定以前的工作，而我军的经验又不能马上跟上，结果造成了思想混乱，欲速不达。
2.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吸收外军的先进经验，是我军正规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所必需的。建国初期对苏军、美军的经验还是比较重视的，后来“反教条主义”，强调“政治挂帅”，盲目自信，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拉大了我军与外军的差距。海湾战争爆发后，我们才意识到现代化战争的发展水平，从而全力追赶高科技，研究现代战争。如何借鉴外军经验，我们有许多教训需要总结。
3.军队建设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式，是一个不断探索、总结的过程，有争论是正常的，绝不能将争论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应该指出，在1958年以前，军队内部的民主空气是相当浓厚的，不论职务高低，大家都可以就国防战略、我军建设等重大问题畅所欲言，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甚至与宗派山头等历史纠葛混合在一起，给党内军内造成恶劣影响。1958年批判教条主义，彭德怀还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仅仅一年后，在庐山会议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成了集中火力打击的对象。这样的历史悲剧，直到“文革”结束后，我们才开始了真正的反思。时间：2010-04-22 来源：同舟共进
“反教条主义运动”与刘伯承蒙冤
近来，有文章在谈及刘伯承和彭德怀两位元帅的所谓“恩怨”时，涉及到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但其中有许多失实之处。笔者原为军委办公厅《刘伯承传》编写组成员，曾协助军委顾问李达上将撰写关于刘邓大军的回忆录长达十余年，并写了《李达参谋长》一书。后又协助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撰写《张震回忆录》。这些著作，均涉及到那次“反教条主义运动”。因之，笔者曾聆听了首长关于此次运动的回忆。为准确记述此事，笔者还奉命到解放军档案馆和总政治部干部部查阅了有关史料。为正本清源，防止以讹传讹，笔者应《党史纵横》杂志之邀，专就刘伯承元帅与“反教条主义运动”一事，撰写此文。
运动起因之谜上世纪5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其背景是在苏共1956年2月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苏两党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军内对于如何看待和怎样学习苏军的经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此次运动的重点，是训练总监部和军事学院。笔者此文仅介绍刘伯承和军事学院在运动中的概况。军事学院，全称“中国人解放军军事学院”，1951年建立，是全军的最高军事学府，担负高、中级军官的训练任务。由于校址建在南京，故习惯称之“南京军事学院”。首任院长兼政治委员是刘伯承，副院长是陈伯钧。1957年9月，廖汉生任院长，钟期光任政治委员，张震任副院长(1962年9月任院长)。刘伯承曾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精通俄文，对苏军的经验的了解，较之我军的其他将领自然就更多些。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准备请刘伯承出任总参谋长，但刘伯承却写信婉辞，并主动请缨去军事学院搞军事教育工作。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之后，刘伯承忠实执行了这一指示。但他在主持编写教材时，只是借鉴了苏军的部分军事教材，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同时结合我军的实际状况，不断加以改编和充实。当年，毛泽东为军事学院聘请了20多位苏军特种兵专业技术专家担任军事顾问。这些专家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热情、认真。刘伯承指示学院的教职员，既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又要不卑不亢；并有步骤地向他们介绍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人民解放军的现实情况，以便他们介绍现代军事学术时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然而，在军事学院的教学中，由于对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规律认识不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对苏军经验缺乏充分的了解和分辨能力，在学习有益经验的同时，也搬用了某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如，学员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6小时一贯制”(即中间没有午休)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感到太紧张，太严格，有的学员昏倒在考场。当初，刘伯承坚持这两项制度，是因为他考虑学员大部分比较年轻，应该严格要求，多学点东西，这于国防事业，于他们成才都有好处。由于学员们一再提出意见，他多次派人调查，把“6小时一贯制”改为8小时学习制(增加了午休时间)，在课间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在考试方法上，增大了考察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1956年8月25日，军事学院战役系的一位学员写信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反映说:“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基于以上看法，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似应请领导上加以考虑。”1956年冬，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和总参高级步兵学校，召开了系列座谈会，并写了调查报告，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也指出: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彭德怀看过这份调查，报经毛泽东“同意”后，亲自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10余人，于1957年2月27日到达南京军区。此时，刘伯承已于1956年赴上海治病(由陈伯钧代院长，钟期光代政治委员)，并不在军事学院。彭德怀等先后听取了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学院领导干部、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的汇报，之后作了一次讲话，在先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后，又表示，“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在“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呈报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4月25日批复:“此件已阅，同意。”但是，军事学院党委并不完全同意彭德怀的看法，认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但同时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很多的”，性质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1958年4月17日，叶剑英元帅来到南京军事学院视察，第二天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军事学院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份，当然不必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他还高度赞扬说:“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四十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综上所述，当时虽然在军内的高层干部中，对于“教条主义”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但还不致于开展一次“反教条主义运动”。因为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也讲了:“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最终导致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把矛头指向所谓“教条主义”的，还是刚刚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本来，在1958年5月27日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的开幕式上，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元帅宣布，会议的内容一是整风，二是整编，主要解决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建军方针、战略方针3个问题。然而，会议开始后，预期要解决的这几个重点，却没有形成中心议题。反而是有的同志在发言时，公开点名批评主管全军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同志的教条主义。5月29日，海军的一位领导同志就军委扩大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信，列举了军队建设中的教条主义的表现，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看过此信后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放出来”。他在信上还批注:“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6月7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语，号召与会同志根据毛泽东主席“振起生气，大有可为”的指示和有关领导的意见，彻底解放思想，打破顾虑，敢想、敢说、敢于明辨是非，以反教条主义为纲，针对军委及总部各部的领导，通过小组会、大会、大字报、小字报等形式，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把会开好。自此，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遂成为中心议题。至于为什么会议会转向?据林彪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所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我刚回京时，×××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煽风点火，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这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两位元帅。6月20日，军委扩大会议的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全体大会上讲话，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说萧克等是“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毛泽东于6月21日、23日、29日，先后在大会和小组长座谈会上讲了话。21日，他说:“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地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23日，他在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座谈时插话说:“人民军队有没有教条主义呢?……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军队中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强调，对于苏联的经验，“一定要有选择地学”，“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洋奴思想，埋葬教条主义。”29日，他又在小组长座谈会上说:“不知道军事学院和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要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还说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他还提出，要以我为主，总结自己的经验。争取苏联援助是必要的，但是主要还是自力更生。他在评价刘伯承时，也说了些不恰当的话。他说，刘伯承同志是党内很老的同志，基本上是好的，很有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是没有破除迷信，有自卑感。两头没有搞好:一头是他到中央苏区时没有搞好，一头是革命胜利后在军事学院一段没有搞好。中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表现都好，这段时间长，工作好，很努力。所以两头短，中间长；两头小，中间大。对于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他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调门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诬称“军委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据萧克回忆，彭总在一次会议上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总之，大会的气氛越来越左，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的名。在7月9日和10日的大会上，刘伯承、叶剑英、萧克、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和其他被认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被迫进行了检讨。此后，大会继续进行批判性的发言，一直到15日。扶病检讨尽管毛泽东已经说了刘伯承“可以不来参加开会作检讨”，但他还是接到了军委的通知，要他来京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检讨。正在外地治病的刘伯承，赴京的头一天，思绪翻滚，一夜无眠；在火车上又失眠，到北京就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写检讨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陈毅元帅赶到北京医院看望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刘伯承还是于7月10日扶病来到会场，由黄克诚搀扶着走上讲台。当迈着蹒跚、沉重步子的刘伯承出现在主席台时，全场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才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发酸，眼含泪水。刘伯承虽然是在违心地作自我批判，但在发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观地说明了谁也驳不倒的事实:军事学院创办之初，中央军委发来了祝词，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训练方针。“据此，我们就抓住三个环节:(一)传统教育(党史、政治工作、战史、战例，并专设了战史系)；(二)现代作战训练(战术、战役、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和化学兵等)；(三)实行正规制度:即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毛主席训词)，四大制度，四个共同条令。这三个环节以我军传统教育为基础，使之贯彻到现代作战训练和实行正规制度上面去。”他还具体地说明学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教党史，教政治工作，编讲战史，并曾经三次组织赴朝鲜学习作战经验，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作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毛主席军事著作。”他还说，在校正苏联红军1944年野战条令时写了序言，着重阐述了以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思想方法，作为学习外国经验的指针。总之，刘伯承用大量事实说明，军事学院的各项工作是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不是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更不是如林彪所说的“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把本国的东西当作‘土包子’”，“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他的发言，再一次赢得了全场千余名高级干部雷鸣般的掌声，且经久不息。陈毅元帅激昂地说:整个军事学院成绩是主要的。我在南京时常到学院去请教，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有许多老战友，在军事学院学了一两年出来，知识、理论都提高了，有点儿学术的味道了。也有许多人在变，思想、风度在变，住了军事学院以后，二杆子味道少了一些，有点儿学问了。所以说成绩还是主要的，不要因为有了错误，就否定一切。曾在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和工作过的杨得志同志，虽然也不得不批判“教条主义”，但他首先指出:“在预科学习中，提高了科学常识；在政治学习中，提高了思想认识；在军事学习中，懂得了在现代条件下，诸兵种合成军队的攻防战斗、战役的组织与指挥，特别是对航空兵、装甲坦克兵、大量的炮兵以及原子化学兵的运用，增加了不少的知识。为今后继续研究军事科学创造了自修的有利条件，并奠定了指挥这些兵种的一定的基础。因此，应该肯定地说，学习的成绩是主要的，所学的课程多数都是用得着的。如果有人笼统地说学坏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这些声音并没有扭转会议的基调。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7月22日，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草案)》，指出:“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单位，主要是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开展”。迟来的平反军委扩大会议后，在全军更大范围内继续深入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对教条主义运动”。军事学院被称为“教条主义大本营”，是运动的重点。从1958年8月1日起，至10月14日，军事学院先后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议和院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都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纲”的。参加扩大会议的干部有2092名，写了11248张大小字报，印发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387篇。尽管群众揭发批判的“火力”很猛烈，但在廖汉生和钟期光的主持下，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还是相对实事求是的，肯定了学院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虽然不得不戴上“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这种错误是属于方针路线性质的错误”的帽子，但并没有上纲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错误”。在运动中，军事学院的许多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代理院长陈伯钧同志被调离军事学院，降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钟期光也被调离军事学院，降职使用。不少院校教授会、教研室的领导干部和多年从事军事教育并卓有成就的老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也被当作“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被批判后调离院校，改行或转业处理。笔者协助军委副主席张震撰写回忆录时，曾听他说过:当年反“教条主义”，小平同志是领导小组的组长。1980年国庆节前夕，我和杨得志、杨勇同志去见邓小平同志。杨得志对小平同志说，他要在第十一次院校会议上讲话，里面有一段关于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准备讲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有人讲，这不是反到你头上来了吗?小平同志态度十分明确，马上表示:可以讲。“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也正是由于小平同志在毛泽东面前“保”了刘伯承，才使他没有在那次运动中受到进一步的冲击。此前，北京正在筹建高等军事学院，军委拟请刘伯承担任院长兼政委。刘伯承于1957年8月6日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免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但中央、军委并未同意刘伯承的请求，而是于1957年9月27日，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此后，刘伯承又多次请求中央、军委免去他的这一职务。1958年11月17日，中央、军委根据他的请求，免去了他的上述职务。签署任、免命令的，均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刘伯承元帅本来就已积劳成疾，“反教条主义运动”以后，又负辱含冤，病忧交加。从此离开了他精心创建和桃李满军的军事学院，离开了军事教育和训练工作的领导岗位。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要求为“反教条主义运动”作出正确结论，和为在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的呼声，一直就没有间断过。聂荣臻元帅晚年就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1986年10月16日，在刘伯承元帅的追悼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在刘伯承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说:“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笔者应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同志之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追悼会，聆听了耀邦同志所致悼词，感慨万千。不久，小平同志发表《悼伯承》—文，再一次指出:“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历时近30个春秋，历史终于为刘伯承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出自: 党史纵横 作者：谢武申2010年11期
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的四位元帅http://www.lsqn.cn/mingren/RWJS/SJRW/200904/1179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