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存在激烈争论,随着对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对其性质的认识逐渐达成一致,多数人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地主阶级的一次自救运动,同时又是地主阶级所进行的一次改革运动。下面来看看洋务运动的教训。
首先,在“内忧外患”局势下,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崛起的部分地主官僚,借助洋枪洋炮,镇压了农民起义;同时又试图通过练兵、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来“求强”、“求富”,以挽救清王朝。因此,洋务运动是一次地主阶级的自救活动。
其次,洋务派在不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实施了一些变革,引进西方科技,兴办近代企业,改革传统模式,这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是一致的,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是一次改革运动。
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为挽救清王朝发动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其重点在军事、外交、机器制造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某些文教事业,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本质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并且洋务运动是在封建官僚(www.aIhUaU.Com)主导下进行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随着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它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近代生产方式,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员,兴办了近代新式学堂,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对外国经济势力起了一些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主要是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他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洋务派聘请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和谋取暴利,使企业难以发展。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仇视一切洋务,百般阻挠和破坏,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
主观原因比较复杂些。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地方上几个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有限,难成大器。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政治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另外,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同时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会遏制洋务企业的发展。同时,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因此,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就让国家富强起来,这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这也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综合理解,即腐朽的清朝统治阻碍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力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中发展起来的,是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阻碍分不开的。
洋务运动打着“求强”和“求富”的旗帜,创办军事和民用工业。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等海军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灭。洋务运动的失败使有识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严重缺陷,认识到中国要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必需将改革从物质技术层面进一步转向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上,甲午战争之后,维新变法和革命运动迅速兴起。所以洋务运动的真正历史作用不在于它的正面作用,而在于它所提供的历史教训。即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进行生产关系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
第一,他们对西方“先进性”的认识还十分粗浅,只学“技术”这个“用”,无意借鉴“制度安排”这个“体”。
第二,他们本是“官场中人”。从拯救王朝危机的“公心”而言,“国进民退”是其“条件反射”;从中饱私囊的“私心”而言,则充斥着太多的“制度性腐败”的行径。在这个意义上,要说它部分程度上增强了抵御列强经济侵略,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要说它如何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则还需要将它放在同时压制着民族资本的成长这个天平的另一端加以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