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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许锡良 微信号xxlksj
儒学被中国历代帝王独尊二千多年，这绝不是偶然的，如果儒学对维护帝王的统治稳定没有什么帮助，那些帝王将相们也就没有必要花费那样大的代价去尊孔读经。历代帝王都不推崇主张兼爱、平等、自由的墨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那样的主张只有在民主法治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帝王想要过的生活与墨家的核心主张是完全相反的，同时又是与孔子及儒家的主张是极其吻合的。帝王将相们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那是有明显的目的性的。
儒家无论说多少漂亮话，其最根本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得功名，做得高官，最高理想是立功、立德、立言。三者合一的最高体现就是“做帝王师”，也就是做上太师、太傅、太保。所谓忠孝，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所谓仁义，更是欺骗平民百姓的一套说辞而已。而中国的科举制度，更是儒家学统、道统、政统的三合一，无论什么统，核心概念其实就是一个“等级特权”及其特殊利益。那些企图想从孔儒里开发出民主自由概念的人，不是因为太过于天真浪漫，就是太过于狡猾与邪恶。因此，我对所谓儒家自由主义特别警惕，因为，那个说法最容易迷惑人。保住传统，似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英国有保守主义，还有哈耶克作为代表，却从来没有想过英国人的文化源头就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那里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民主与法治传统，英国人每每说到传统与保守的时候，其实是在说保守住自由的空间与边界，与中国人举着个孔儒来保守的专制皇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有人故意将之混为一谈，其目的何在呢？其实还是要去实现那个古老的儒家梦想：内圣外王，做帝王师。维护等级特权制度，并且在这个秩序里分得一杯羹。有人说蒋庆是纯粹的儒家，这个说法非常有道理，因为蒋庆就是要追求政治特权的儒家，这个才是儒家的真正核心价值所在，其他的儒家都是非常偏狭的。
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人，其实一生也没有别的理想与追求，倘或一生与仕途无缘，便好像是白活了一样。孔子在世时就非常在乎这个，孔子三日无君，便惶惶如丧家之犬。向君主推销自己时毫不客气地吹牛B：“苛有用我者，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孔子的理想与学说都是要忠心做帝王家的一只“看家狗”，却时运不济最终落得一只“丧家狗”的命运。孔子的一生，活着的意义就是弄个官做, 还有别的什么理由吗？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见风使舵，从来没有道义的担当。1792年英国访华公使马格尔尼在考察完中国之后曾经这样感叹：“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有的富人几乎都是权力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他还看到了当时的中国情景：“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老百姓都面有菜色，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千方百计做官，而做得高官的目的也只是一个“吃”字，多么肤浅庸俗无聊啊，可是这就是中国二千多年来儒术独尊的历史实事。
中国的历史一治一乱，反复循环，其实也没有别的，只是打江山，坐江山，反复争夺那把龙椅而已。许多中国人每说起贪官污吏，就咬牙切齿，其实并不是反对造成贪官污吏的文化土壤，更不反对那个价值观与相应的规则，而是恨他人贪，而自己竟然没有机会。因此，起来造反吧。把贪的他人打下去，换上自己来贪。假如占着一个位置没有贪污受贿的机会，做那个官还有什么意思呢？中国二千多年来的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中国人恨的其实不是贪官，而是恨自己没贪上。因而，只办贪官、不改制度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国人不愿过一种谁都贪不上了的没劲儿生活。”这个概括是非常精准的。千百年来，中国人一般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因为，维护帝王的尊严是儒家的神圣使命。实在不行的时候，帝王也有被当成桀纣而诛杀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起来造帝王的反，如果成功，就意味着江山要换姓了。然而，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儒法这一套统治有什么不对的。
中国二千多年来，反贪官污吏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反皇帝改朝换代每三五百年必有一次，而重新思考社会秩序与社会规则，也即重新思考核心价值观与相应制度的几乎从来没有过。中国在“五四”时期打倒过孔家店，但是很快就换上了马家店代替之。其实就本质上来说孔家店与马家店是高度一致的。统治的人换了，但是统治的秩序是一样的，统治的口号换了，但是统治的核心价值观是一样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很快换成马家店，其实还是因为儒学文化基因过于强大的结果。否则，英美的自由主义宪政，中国人怎么就不学？或者学了怎么就不会呢？今天有人还要从儒家开出现代自由民主法治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有人说不要害怕儒学，只要把公共权力约束好，儒学是无害的。可是，这些人忘记了，能够约束好公共权力的儒学还是儒学吗？儒家文化把天下的一切都归为君主帝王所有，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都是家天下。家国天下，那还会有自由的边界？还会有对公共权力的约束？还能够避免公权私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统江山，还会有军队为国家所有，而不是个人私专？稍稍用逻辑检验一下，这个说法就是漏洞百出的。中国人假如没有世俗权力的乐趣，简直比死了还难受。
民主法治，把公共权力通过选举变成了一个无法变现成发财工具的公共工具，民主法治使得做官成为一个社会中的普通职业之一。这个职业受着民主选举、新闻自由、法治法规的多重约束，权力真正成为天下公器，再没有变成私产的可能。从前儒家的权力就是个人的私器，升官必发财，官有多大，财产就有几多，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儒家统治之下“民不聊生”那是必然的。然而，民主法治的社会，“官不聊生”也是必然。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统治之下，宁愿“民不聊生”，也不会让“官不聊生”。因为做官发财享福，这是中国儒家的信仰，一旦官不聊生，中国儒家的信仰就消失了。
台湾人无论怎样在礼仪上尊孔，事实上在政治层面已经彻底抛弃了儒学价值观与政治制度。今天有人说到台湾的民主制度，说成是儒学的功劳，真是天大的笑话。全然忘记了台湾受日本人统治50年，美国人影响50年，再受大陆威胁50年，经过台湾的自由民主人士的抛头颅，洒热血，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顽强抗争，才走上了今天的民主法治制度。凡是实现民主法治的亚洲国家都有过一个彻底与儒家价值观决裂，彻底抛弃儒学政治传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却是不得不走的路。日本历经明治维新与二战战败美国统治重新立宪，这两次变革才最后完成了与儒学政治的彻底决裂使命。相对韩国来说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完全彻底跟着美国跑才有样学样，有了今天的成果。
最后，我要说一句概括性的话：在中国儒家统治的历史上，中国的当下已经是最美好的时代，孔孟时所描述的美好的社会理想，比如孟子所说的“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之类，现在不但完全实现了，而且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那点理想。但是，那又怎样？仍然不过是吃喝拉撒猪圈的层次上的发展而已。东方式的专制与东方式的腐败，其实说到底就是儒学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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