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缅怀毛泽东主席
伟大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是伟大空前的智者和勇者，昔日刚从神坛上走下，今日又渐渐走回神坛。
毛泽东主席，是精英主义的天敌，是压迫者、剥削者、土豪金和官老爷们的克星，是丛林法则的寇仇，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们的噩梦。
他对历史和社会本质的透彻理解，深深植根在中华文化深厚土壤中，他继承发扬古代华夏的仁者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刺破了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悲观看法，粉碎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丛林法则。
他的存在，使得从1840年起就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们美梦成空。
毛泽东主席一生不懈追求人与人的平等，为了鼓励跪倒了几千年的社会大众们站起来，他甚至极端地主张“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他号召人们要怀疑一切权威，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
当然，他也并非反对全部“教授、孔夫子、外国人、马克思”，所以成千上万平等地融入民众中的“教授、孔夫子、外国人、马克思”们心悦诚服地汇聚在他的旗帜下，终于将一穷二白的中国，用30年时间改造成一个具备完整工业体系，拥有原子弹，氢弹，火箭导弹，核潜艇，人造卫星，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青蒿素，人工合成胰岛素，万吨水压机，精密机床，万吨巨轮，第三代飞机，化肥，杂交水稻，高效水利设施的新中国。
彰显对比的是，那些逃到对面海岛上的“民国总统、教授老爷和孔夫子弟子”们却一事无成，至今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苟且偷生。
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被毛主席进行了本土化的表述和极大修改，使之适应中国的特定环境和规律。
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毛主席不怯于正面对抗美英法为首的整个世界包括联合国。
他也可以跟同一阵营的苏联老大哥翻脸，可以无视斯大林赫鲁晓夫，也可以突然急转弯和敌对多年的美国建交友好，他甚至说自己讨厌左派而和“美国右派”是朋友。
毛泽东主席重实用和实效，但他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他绝不拿信仰和国家利益去和帝国主义列强作任何妥协和交易，也绝不会说你主导世界秩序，我就服从你。
他指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脱离美国人民，脱离世界人民，是一头“纸老虎。”
他批判“苏联的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平民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是“俄罗斯的霸权主义”。
他批判政府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不为人民服务只为老爷和富人服务。
虽然他早已高高在上，可以安然坐在社会食物链的最高点，但是他弃之有如敝履。
这一切，根源于毛泽东主席毕生对苦难众生劳动人民的忠诚和热爱，对反民众的精英主义的痛恨和藐视。
毛泽东主席一生敌人对手无数，却没有一个私敌。
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劳动人民可以也应该是国家的主人；被压迫被剥削者必须通过斗争——而非接受施舍——去赢取自己的生存权、教育权、发展权等天赋人权。
毛泽东主席通过普及识字和平民化教育，不仅使数以亿万计的普通民众拥有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和技能，更让他们在此基础上认知自身的政治力量和地位。
毛泽东主席一生壮业令人眼花缭乱，攀登的历史高度空前绝后。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发动了“触及人类灵魂”的文化革命，奋力向苏联化的中国官僚主义集团做出最后一击。他知道这是一场必然会失败的革命!
但是，尽管“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尽管明知神像终会倒塌，身后必会被人挖坟、推倒、翻案，他仍孤独地、坚强地将最后的力气刺向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
明知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
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中罕见的勇者！他不仅敢于颠覆过去的几千年，也敢于对抗现实中的大多数和未来的几百年。
毛泽东主席清除了辛亥五四以来扫不尽的封建残余，打残了1949年以后建立的新官僚主义政治制度，为中国从此开启了颠覆一切世袭贵族和精英制度的平民社会时代。
文化革命，这场运动，唤醒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
没有平民精神，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更产生不了社会主义。
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工业体系技术基础，中国至今仍然会一穷二白，不可能有后来邓小平的改革运动，也不可能发展出今天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经济体，也就没有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和中国梦。
这位历史巨人的眼光穿透了历史，为民族发展留下了无量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今天，我们缅怀毛泽东主席，并非要回归过去特定年代的那些历史运动以及毛泽东主席当时的那些特殊路线和意识形态。
我们现代人，要用的是他的革命真谛，要运用的是他的战略精髓，而不是机械地运用他的原话。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精髓所在。
毛泽东主席的群众路线，平等思想，不畏強权，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人格气节，以及他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公仆精神，是民族历史中永恒的正能量，永远鼓舞着这个民族中一代接一代的仁人志士。
人的气质，是先天与后天的统一，内在与外在的统一，率真与理智的统一。
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的天资，特别是他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磨练，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气质，对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特殊作用，也影响和感染了几代中国人。
他，是真英雄！
无论是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的战友抑或是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毛泽东身上存在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英雄气质。
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可以用英姿焕发、雄才大略、雄视天下等等词语来表达。
还在毛泽东十三岁就读东山学堂时，一首“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就呈现出一种少年豪气。
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知令多少人折服。
据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回忆，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当他率领300人同百倍于己的国民党部队在陕北捉迷藏时，竞敢于冒险同追捕他的国民党部队相向而行，大有十万军中探囊取物的气概。
抗战后期，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一时间全世界“谈原子弹色变”，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将《解放日报》负责人叫到窑洞进行严厉的批评。
他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他更知道信心的重要。
此后，他多次谈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1947年6月他转战城南庄，国民党飞机投下炸弹，在尚未爆炸一些人连拖带拽拉他进防空洞时，他偏要指着丝丝冒烟的炸弹说“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
这就是充溢着英雄气质的毛泽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三大战役后，卫士给他梳头，发现他头上生出一根白发，他幽默地说：“打了三大战役，害得我白了一根头发。”
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坚定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信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柱石。
他，胸怀天下，忧乐天下，以天下为己任！
项羽是英雄，但他的境界定格在“不能锦衣夜行”上。
梁山好汉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上。
唐宗宋祖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
毛泽东的境界，是追求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
青年毛泽东辞别父母留下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从小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抱负。
还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发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呼声。
此后，从上海建党到安源罢工，从农运讲习所到挥师井冈山，从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全中国……这一切，原动力都是毛泽东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质。
因为，这种气质的背后，是担当、是境界、是责任、是胸襟，也是对大势的把握和驾驭。
毛泽东的这种气质，同他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他，求真！
“求真”，就是追求事物的本源，就是在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
求真，是毛泽东从小养成并在求学和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日益鲜明的气质。
学生时代，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各个主义的选择中，他认定了中国革命的出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苏联十月革命通过城市暴动取得胜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照搬苏联经验，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无数次失败的教训，促使毛泽东不断思考和探索，寻求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
秋收起义的目标本来是打长沙，这是上级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但在如此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打长沙无异于以卵击石。
“求真”，促使毛泽东进行新的思考，寻找新的目标，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继之开辟了中央苏区，并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长征中，面对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遭受的挫折，“求真”促使毛泽东在担架上，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上不断力争，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轨道。
抗战中，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思潮，“求真”促使毛泽东冷静分析中日力量对比，从战术到战略，从军力到人心，从国内到国际，最后以一篇《论持久战》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理论基础。
“求真”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甚至包括他后来的失误。——失误，也是他在“求真”，是他“求真”的代价！
他，善事！
善事，包括善学、善思、善谋、善断、善处等多个方面，它反映的是一种智慧，一种能力，一种超越于“自发”的“大自觉”。
善学：
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从政治、历史、文学、哲学到自然科学、军事，无所不包。
“善学”不仅指“学”，更包括“善”。
毛泽东的“善学”就是善于从各类书籍中吸取他人的智慧。
他从《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启发出军事斗争的灵感，从《资治通鉴》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到立场、观点、方法。
这些是读有字书。
他还善于读无字书。
还在湖南一师的时候，他就多次和同学好友结伴“游学”，从现实生活中增长知识和智慧。
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不刻板、不教条，学用结合，学用相长，真正是学到了家、学到了真谛。
善思：
他思维开阔，或纵情于天地万物之间，或驾驭于古今风云之上，忽天马行空，忽独辟蹊径，常常能想别人所不能想，思别人所不能思。
他的思维，大到政治上把地球“裁为三截”，小到从科学上认定“基本粒子”还可再分。
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科学家新发现的构成“夸克”和“层子”的更基本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毛泽东。
这一提议被大会通过。
这个提议的起因是，1955年，毛泽东同钱三强等人曾有过一段对话。
毛泽东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钱三强回答：“是这样。”
毛泽东又问：“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这一问把这位科学家问住了，因为当时世界上认为，质子、中子是最小的基本粒子。
停了一会儿，钱三强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毛泽东微笑着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后来，毛泽东当着于光远和周培源的面又提起这件事，并引用了庄子《天下》篇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在国际科学界，有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科学概念的，也有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新的科学发现的，但几乎没有用政治家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是一个例外。
善谋：
毛泽东的善谋，表现在对复杂矛盾的判断上，表现在跳出局部范畴的大视野大思路上。
在军阀割据中，他认为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几不管地带”，正是给中国革命发展留出的空间，并借此谋划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他思考新的世界划分方式，改变了传统利益格局中东西两大阵营的划分，谋划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彻底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
善断：
善断，是基于对复杂事务的深刻判断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胆略，一种魄力。
毛泽东的善断，表现在每当革命处于危亡时刻，在他人无法找到出路的时候，他总能及时提出自己独到的主张并大胆决断。
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的四面围堵，毛泽东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决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当时红军指战员的心声，也是对毛泽东“善断”的由衷感佩。
善处：
善处，即与人共事的能力。
毛泽东一生面临各种复杂情况，国际怎么处，国内怎么处，与敌人怎么处，与朋友怎么处，与自己的同志怎么处，顺利时怎么处，不顺时怎么处，处于多数的时候怎么处，处于少数的时候怎么处，他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
他的一句名言是：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不啻于“善处”的最好诠释。
党内有“善学”者，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成了教条主义。
有善学善思善谋者，但由于种种原因，缺少善断的魄力和善处的能力。
由于“五善”兼具，使得毛泽东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这不是偶然，而是全党在革命斗争选择中的一种“必然”。
他，自信！
自信，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一种坚定的自我价值体现。
自信，贯穿毛泽东的一生。
他曾多次引用少年时期的诗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用以倾述自己的志向，表达自己的自信。
如果说青年毛泽东的自信是一种志向和责任，那么参加革命后，实践斗争的锤炼又使他增加了一份能力和智慧。
因为他
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就是农村根据地；
找到了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大剧的功夫，就是武装斗争；
找到了这出大剧的脚本，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1945年，在风云莫测、险象环生的背景下，毛泽东毅然应老对手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谈判，坦然赴之，从容应对，平安归来。
试问，此举非大智大勇者焉能处之，非充分自信者焉能为之？
毛泽东的自信，表现在革命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政治上，他坚信“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生活上，他畅游长江吟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泽东的自信，不是自我的盲目乐观，而是源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根本规律与最终归宿的洞察，源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深入了解和精确判断，源于他为了崇高理想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智大勇。
他的那句“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他，率性！
“率性”是一种“真性情”，是一种自我情感的天然流露。
毛泽东是一个本真的人，处处表现出敢爱、敢恨、敢为、毫不做作的率性。
毛泽东喜欢游泳。
赫鲁晓夫来访，本来是一场十分正规的外事活动，毛泽东却拉着赫鲁晓夫套上救生圈去游泳池里“会谈”。
尼克松来访，本来这是惊动世界的大事，毛泽东却要和尼克松谈哲学问题，“正事”告诉他“同总理谈”。
毛泽东的率性气质更多地反映在生活上。
据警卫员回忆，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看《白蛇传》看得入迷，他看到法海阻挠白娘子、许仙成婚时，在剧场当场站起来指责。
当时由于他肚子大看演出时松开了皮带，以至于裤子掉了下来，害得警卫员急忙帮他提裤子。
演出结束同演员握手时，毛泽东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却没有理睬“法海”。
毛泽东的“率性”很难用“好”和“不好”，“对”和“不对”来解释。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只能这样理解。
他，幽默！
幽默，是一种寓含着“哲学思考”的乐观人生态度，是严肃话题的诙谐轻松表达。
毛泽东可以说是语言表达大师，通过他的幽默气质，常常把复杂、紧张、刻板的问题简单化、趣味化，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
1929年他为红四军制定《教授法》时曾特别提出“说话要有趣味”。在谈到和朱德的关系时，他风趣地说：“你是‘朱’，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没有朱，哪有毛？”一句幽默的笑谈道出了两人的深情厚谊。
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大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当时联大将迁到抗日根据地去）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这里，毛泽东引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神话故事，借题发挥，十分精练地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概括成“三件法宝”，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重庆各界邀请毛泽东演讲，突然有人提出：“假如此次和谈失败，国共再度开战，毛先生有无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机智巧妙地回答：“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乃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了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位草头将军而已。我这个‘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反手即反掌。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意愿和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此言一出，掌声雷动。
毛泽东就是这样经常不经意间运用“幽默气质”的“四两”拨开压顶的“千斤”。
他，倔强！
倔强，就是性格的刚强不屈，它展示的是一种执着，一种坚韧，一种毅力。
在革命事业上，毛泽东一生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参加建党到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到长征、到陕北直至“北京赶考”夺取全国胜利，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和危险，但他始终矢志不渝，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
从已知的文字记载和毛泽东大量诗词文章中都可见到他的刚强，也可透过刚强看到他的倔强。
论资历，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早期曾经做过党内事实上的二号人物，但后来又多次降职，甚至被误传“开除党籍”。
毛泽东几度沉浮，但都不曾灰心丧气。
可以说毛泽东身上的巨大能量和对理想目标追求的意志力是常人难以比拟的。
革命期间，有的人害怕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叛变了，而毛泽东却始终思考着、坚持着、战斗着，这当然主要是毛泽东的历史责任感，是他的革命理想和信心的支撑，同时也是他的倔强气质使他能做到不妥协、不屈服。
毛泽东革命斗争中如此，生活上也是如此。
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毛泽东从小就越摧越坚，越压越硬。
13岁时，因为同父亲发生争执，父亲要他下跪，他就威胁要跳池塘，最终以“一膝下跪”达成妥协。
毛泽东喜欢挑战别人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情，他不听劝阻游长江、游湘江、游珠江，他还要游黄河，还要从头至尾考查黄河，甚至还要到密西西比河游泳。
这些都反映了他敢于挑战一切的刚强和刚强中透出的倔强。
他，风雅！
毛泽东一生饱读，成就了他的风雅。
毛泽东手不释卷、信手拈来，他的风雅不是矫揉造作，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本性、纯天然的风雅，是大气度、雄万端的风雅。
毛泽东一生创作诗词百余首，既有“我失娇杨君失柳”的柔肠，又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既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浪漫，又有“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慨叹。
每一段柔肠、每一段豪情无不透视出他的风雅。
人们最为叫绝的词作《沁园春·雪》，以其撼动山河、摇曳历史的气势，不但打赢了国共两党的文坛政治大战，而且成为中华诗词宝库中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千古绝唱。
据回忆，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安化拜访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写了一副上联摆在桌上：“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随即写出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其语中的内涵让老先生顿然亲近有加。
在井冈山革命处于低潮时，当行军打仗人困马乏，吃不上喝不上许多人悲观失望时，毛泽东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一生不但创作了大量诗词，而且留下了许多墨宝，成为近现代攀上狂草高峰第一人。
1999年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书法》杂志和几家媒体举行了一次评选百年十大书法家的活动。
通过专家评选和无记名投票，毛泽东被列为第五，列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之后，与沈尹默并驾，排在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之前。
郭沫若诗赞毛泽东“泰山北斗，诗词余事”。
诗词是毛泽东的余事，书法对于毛泽东就是余事的余事了。
毛泽东的风雅来自于他的浪漫情怀和高度自信，来自于他的文学功底和人生驾驭，这种风雅是黑暗岁月里民众看到的天边朝霞，是枪林弹雨中人们嗅到的战地黄花。
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一生保持平民本色！
还在毛泽东幼年的时候,他就同情弱者，乐于助人。
一次毛泽东的父亲买猪，并付了定金。等毛泽东去赶猪的时候，猪价上涨，毛泽东感到心里不安，自作主张退还定金，觉得不应“赚心灵不安的钱”。
工作中，毛泽东一生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常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向下级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
他体察下情，了解实际，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等大量著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生活上，他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反感戒备森严、警卫重重，把自己和群众隔离；他更反对走形式，讲排场，比如众所周知的他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最爱穿的就是“布鞋便装”。
他生活上不讲究，衣服破了可以补一补再穿，走路累了捡一根树枝可以当拐杖。
毛泽东主席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份子，和广大的劳动者打成一片，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体会他们的温饱冷暖。
为此，他的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玩笑，都使他赢得人民更多的尊敬和爱戴。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代表，毛泽东的气质可以说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
从一般性讲，毛泽东的气质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与传统美德；从特殊性讲，毛泽东的气质展示了个人的独特魅力和人格风采。
毛泽东特有的气质同他的革命理想、革命理论、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使其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可否认，毛泽东后来的失误，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同他的个人气质也有一定关系，但孰重孰轻，毋庸置疑。
如果不怀有偏见，都应当承认毛泽东的气质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特殊法宝”。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伟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伟人定位越来越将被历史所证明。
而毛泽东的气质，在一定意义上成就了这位伟人。
当时间走下去，空间更加舒展，他终究还会成为一种独特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沉淀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与基因，并和这个国家与民族在现代化历程中最好的那些部分结合，不断展示出新的光彩。
他属蛇，摩羯座，自称长着一张“大中华”的脸。
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
2003年12月26日，在他诞辰110周年的那一天，他的第四代，重孙毛东东出生。
在看重血脉绵延的中国传统文化思维里，这是一个仿佛天人感应的时间节点。这种奇妙也令人想起，他没有见过他的惟一嫡孙、1970年出生的毛新宇。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见过自己惟一的孙子？”
这个问号，像蝌蚪一样，从某个缝隙游进民间并被迅速围观……种种离奇甚至荒诞的猜测更像夏夜鼓噪的蛙声。
其实，晚年他没见的不仅是毛新宇，他几乎没见过他的第三代，甚至还有失散多年的儿女。
八十三年中，他见惯了太多生离死别，死别生离；他有太多的破碎与缺失；在失去儿子毛岸英的那一刻，他有苍凉甚至绝望的生命感。
但是，他有超越常人的生死观，因为心中强烈的天将降大任、改造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
他是一个“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逆天”反抗者，在他改造国家与民族甚至改变世界的理想图谱里，他对中国传统伦理观生命观有一种惊人的穿透力。
他的家，以鲜血和生命完全融入了他的国；他领导的国，以全新的姿态震撼了天下。
其生命光彩飞扬，雄浑与沉郁交织，一位传记作者说，“在他个人完整的身体里，保存着中国革命的历史。”
他，不是圣人，但更不是凡人。
他拨动了世界，创造了新的时间。
在新时间这个巨大的容器里，个体生命与家族血脉的绵延对于他来说，早已与天地、与国家融为一体。
“不大地方可家可国可天下；寻常人物能文能武能胜神。”
韶山毛氏祠堂前，无法考证作者的这副对联，就像一个伟大的田野预言。
今天，“毛泽东”已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文化载体。
“毛泽东”已不只是现实中的那位毛泽东，还有无数缠绕在这株大树上的政治、社会、文化等等复杂内容。
对于老百姓来说，“毛泽东”包含着“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他在中国民间，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般的存在。他的画像，成为司机们挂在车前的平安符。新年初一，韶山毛泽东广场上会有无数祭拜者。就算他有错，人们说，他终究是为了老百姓。
这样的情景，就像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说：一株大橡树正在老去，但包括它在内的大森林却展示出新的光彩和形状。
他的追悼会，是他的第三代与他第一次团圆。
包括他的嫡孙、毛岸青之子，1970年出生的毛新宇；1972年出生的外孙女孔东梅、外孙王效芝。除了长外孙孔继宁，直到去世，毛泽东没有见过他们中任何一位。
不仅如此，毛泽东和贺子珍失散民间多年的孩子，也终未得见。
其实，人们多么渴望毛新宇他们都能和普通人家的孩子那样，承欢祖辈膝下。
毛泽东喜欢孩子，就像李敏说的，“像所有老人一样，隔代亲。”
他一定有很多的精彩故事可以讲给他的孙辈们听，孩子们一定也可以给他带去无数的欢乐与温馨。
但人们翻遍图文史料，至今也没有找到他和孙辈们的画面。
人们也多么希望他能有一个花好月圆式的美好晚年，像传统戏曲的结尾那样和美团圆。
苦难深重而终得解放的老百姓，对于这位给了他们一个新世界的人，既怀抱对待父亲般的敬仰与忠诚，又有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见自己唯一的孙子？”
问号背后，有着老百姓的朴素心愿和深深遗憾。
他的外孙孔继宁曾感慨，他晚年没有享受到幸福的家庭生活，这是“外公的悲哀”。
但，对于这位见惯种种生离死别的老人来说，他已超越悲哀与遗憾。
1962年10月27日，中国对印反击战取得节节胜利的当口，李敏的儿子、毛泽东的外孙孔继宁出生。他很高兴：“我70岁官升一级!”在李敏写的书《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中，留下了毛泽东与第三代在一起的唯一场景：“父亲工作累了，顺脚就去看看小外孙，抱抱、亲亲、逗逗小家伙。”
不久，李敏一家搬出了中南海。直到去世，毛泽东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第三代。
他与孙辈们的交集只停留在照片与名字上。
毛新宇的名字来自毛泽东的一句诗。
1972年李敏的女儿出生，毛泽东看了李敏带去的外孙女的照片，以他名字中的“东”和他最喜欢的花“梅”为其取名。
毛泽东不仅没有见过他们，他和贺子珍失散民间多年的孩子，也终未得见。
在江西和长征中，毛泽东和贺子珍总共失散了三个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和人员包括媒体记者多次寻找，有多种说法。
据多位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和相关媒体报道，经过多方寻找和考证，1973年，福建龙岩县一位名叫杨月花的女子，被认为就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毛金花。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与杨月花见了面，并认下了她。
遗憾的是，1974年5月她到了首都北京，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与毛泽东相见。
现在，杨月花仍收藏着贺敏学送给她的礼物：毛泽东亲笔题写“秋收暴动十周年纪念一九三七”字样的集体照，左右两边分别站着头戴八角帽的毛泽东和身着戎装的贺子珍。
200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英国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共同撰写的图书《两个人的长征》，书中公开了他们在云南水田乡花房子探访毛泽东与贺子珍第二个女儿毛妹的过程。他们认为，当地一位叫熊化芝的农妇，就是毛妹，因为“时间没错，地点没错，‘收养’的关系也没错。”在书中，毛妹和其3个女儿的照片首次刊出。
最令人感慨的，是关于他的儿子“毛毛”毛岸红的下落。
据相关资料，毛毛的寻找过程几经周折。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在寻找毛毛的途中遇车祸而亡；而一位被贺子珍认为是毛毛的孩子，因为有另一位母亲相认而再起风波。
毛泽东说，他来自人民，还是回到人民之中吧。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我可以想象1935年时的情景：肝肠寸断的贺子珍把自己的新生儿交给别人，并就此永别……我站在曾经发生这一切的村子里，与我一起喝茶、吃黏米饼的可能就是当年那个孩子，她已经苍老，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关于命运的种种可能与猜测让我迷惑而感动。”
在《两个人的长征》一书中，两位英国年轻人站在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小村子里，如此感慨家族的传奇和秘密以及命运的反复无常。如果猜测变成真相，如果两个时空可以彼此交错互见，他也会感到欣慰吧。
让孩子们回到人民之中，是他对失散未见的孩子的心愿。寻找他的孩子们的种种回忆资料或许难辨真假，但这已不重要。
当年毛泽东安慰失去毛妹的贺子珍说：“我们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下一代。我们现在只能这样。”
为了革命，除了这些失散的孩子，毛泽东还付出了六位至亲的生命。
自从1927年秋天，他离开长沙板仓杨家大屋他的妻儿领导秋收起义，他生命中有六位亲人都因为“毛泽东”这个人而死。
妻子杨开慧，于1930年11月14日被枪杀在长沙识字岭。她的死讯直到数月后毛泽东才得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在维修杨开慧家老宅时，意外发现了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8篇寄不出去的文字书信。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翅，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她将书信藏在砖缝和檐下，待它们重见天日，她的润芝却永未能睹。
29岁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是他最后一次失去他至亲至爱的人。
1922年10月24日，29岁的毛泽东当了父亲。按毛家的宗谱排序，这个伢子应该排“远”字辈，但他说自己早已“离经叛道”，妻子开玩笑说如果怕祖宗责怪，倒叫她想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岸”，成为这对新式夫妻为孩子取名的自定义序名。
“毛岸英”，是第一个延续他的生命基因与血脉的名字。
8岁时，毛岸英就和母亲一起入狱，后流落上海，与父亲分别19年后才相逢。但仅仅5年后，上天就夺走了他。
毛泽东深知战场的危险，炮弹不长眼睛。但他决然冒着这样的风险送儿子上了战场。他没能第一时间得知儿子的死讯，甚至没能接儿子回家——毛岸英埋葬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他默默藏起了儿子的衣物。这些物品，多年后才被人发现躺在仓库里，摆放得整整齐齐。
1959年，毛泽东终于回到了故乡。
在失去了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长子毛岸英、侄儿毛楚雄的故乡，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为有牺牲多壮志”，“牺牲”两个字写得多么豪迈，那一刻心里有多痛。
“敢教日月换新天”，一个“敢”字，把多少风云一笔带过。
他的家，以鲜血和生命，完全融入了他改造国家与民族的宏大使命。亲人的生死，交织着那个年轻政党和古老国家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危机。
亲人的鲜血和无数人的鲜血一起，沉积为黑冷肥沃的淤泥土壤，终于开出新国新民的娇艳之花。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晚年的毛泽东，喜欢吟诵庾信的《枯树赋》：“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他们听到他两次吟诵这篇赋，第一次就是在1951年，58岁的他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办公室里，突然得知爱子早已牺牲在朝鲜的消息时；第二次是1976年，83岁的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书房里，周恩来、朱德两位国家领导人逝世，他突患心肌梗塞抢救过来之后。
《枯树赋》伴随着他极度的悲痛忧伤。
在这位老人低沉的吟诵中，丝丝渗透的，是他在那个瞬间苍凉甚至绝望的生命感。
但，他不怕死，他多次谈到死，还对他的保健医生吴旭君说，他死了要开“庆祝会”，大家都要穿得漂漂亮亮去参加。
“因为新陈代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他还说自己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死后要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
吴旭君回忆当时毛泽东对她说，“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他不是圣人，也是五谷杂粮所养之血肉身躯。
但他更不是凡人。
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历史证明，他不仅是毛氏家族的家长，他的生命属于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这是国家与民族之幸。
他拨动了世界，创造了新的时间。
他终将成为一种独特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
1893年12月26日，光绪19年冬至后的第五天。
韶山冲的一户毛姓人家，添了第一个男丁。算命先生说他缺水，孩子的父亲便给他取名叫“泽东”。
于是，他的时间开始了。
在他的钟表上，此刻的时针指向一个内忧外患的晚清中国。
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苟延残喘，正被虎视眈眈的工业列强瓜分。
五千年文明古国向何处去？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个国家的精英由此开始千难万险的道路探索。
韶山冲走出来的这个少见的高个子男人，怀抱强烈的改造国家与民族的使命感，在血雨腥风中成长为意志刚强如铁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一个独立自主的崭新国家的缔造者。
他的人民再也不用害怕被欺凌与侵略。
他甚至将世界由二极变成三角，创造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他是一个“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逆天”反抗者，也是一个渴望建立美好新秩序的理想主义者。
他的第一个反抗对象，是他的父亲。
在父亲面前，他像一只尖硬的刺猬。
有一次父亲打了他，他跑到家门口的池塘前威胁说要跳下去。
10岁的时候，他造了私塾老师的反；他不肯站起来背书，并像梁山好汉一样逃到山上，三天后才回家。
1919年下半年，他成为长沙地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并发起了第一场公共政治斗争，斗争对象是湖南的军阀统治者。
他还创办了新锐杂志《湘江评论》，在红色格子的薄纸上起草文章，开始直率而大胆地发表他的政治观点。
幸运的是，就在此时：
他碰到了优秀的人生导师，尤其是“长沙大儒”杨昌济。
他遇上了未来的爱人、老师的女儿杨开慧。
于是，两个蓬勃青春生命的融合，订立了那个时代最早觉醒者爱情与命运的生死契约。
良师与爱情，都让他的生命能量得到极大的充盈，元气丰沛、动力十足。
1921年7月，28岁的毛泽东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共产党在30至40年的时间里，就能统治中国。”
这个年轻人凭什么自信满满？
要知道，他将要参加的这个大会只有12名代表。但他和这个政党要反抗的，是一个军阀混战、列强环伺的半殖民半封建老大帝国。
他们立志要改变整个中国。
28年后，他的预言成真！
一个政党的核心是领袖，领袖的核心是意志与思想。
这位未来领袖的青年时代堪称饱满与完美：
良师益友、爱妻娇子，和可以奉献一生的奋斗方向。
这都是他敢于反抗旧传统、旧秩序的第一轮“斗争”成果。
他尝到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滋味。
这深远地影响他深层性格与心理形成：
不畏强权，不惧强力，不守常规，不拘常理的行为方式。
浓厚的唯意志、唯精神的理想主义色彩。
只有不断地打碎旧秩序，才能建立新秩序的强烈心理预期。
正是这位不信邪的湖南人，在数次关键节点“破旧立新”挽救了年轻政党的生命：
1927年9月9日，34岁的他，第一次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引向了农村。
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反主流的“城市暴动”之道而行之。
这是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新路，艰险异常。
但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带领这支队伍走向了胜利。
1949年9月9日，55岁的他搬进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
他成为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
这是“逆天”反抗者的巅峰胜利。
但他几乎没有片刻喘息，他的新对手——一个更强大的世界旧秩序恶狠狠地连续地扑向襁褓中的新生中国。
首先是朝鲜战争爆发。
毛泽东的儿子和三十八万中国儿女的鲜血，赢得了苏联对新中国的重新认识与重视，奠定共和国基石的黄金十年。
但数年后苏联老大哥变脸，美国落井下石，竞相援助印度以联手压制中国。
瞅准美苏爆发古巴导弹危机，毛泽东打了一场漂亮的对印反击作战，教训了挑畔者。
随后中美破冰，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格局：二极变成了三角。
他是一个渴望建立美好新秩序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直在与新中国的现实与他理想间的差距抗争：他总是不满现实，总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达到某种他理想中的良好状态。
对于这位凡事都取决于自己意志的强有力领袖来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1966年，74岁的毛泽东放出一批“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年轻的红卫兵小将们高喊“造反有理”去砸烂旧世界——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但他理想中的新秩序，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这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但悲剧也让后来者清醒。
因为经历过“文革”，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国策迅速得到民众的拥护，快速推进。
或许，正是这种强烈的改造民族与国家甚至世界的使命感，这种舍我其谁的强大气场与能量，连对他的家人格外苛刻的命运之神，也对他格外眷顾。
他的精彩的生命，相随的是政党的生机勃勃，或者，两者相辅相成。
家与国的运与势，有着奇特的交织。
1927年 9月9日，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唯一一次被捕，但他找准机会逃跑，此后几十年的战斗中，他从未受过伤。
在延安，正当中年的毛泽东有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家，年轻的妻子和跑进跑出的孩子。
一位在延安见过他的美国外交官说，那个时候的他“色彩鲜明，天造地设”。
从抗日统一战线到持久战到三大解放战役，他和战友们的巅峰之作一个接一个，共产党也迎来了其黄金时代。
1966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标志“文革”兴起的《五一六通知》。
此后，他身边曾经亲密的战友一个个被打倒、死去。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之死给了他致命打击，身体迅速走下坡。
1976年3月，一场世界罕见的陨石雨在吉林降落，听完这则新华社电讯，他走到窗前，遥望天空：“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八十三年，种种生离死别，死别生离，他终究看淡，滴水入海。
但这滴水的浓度，至今未有化开。
甚至，它变成谁都能发声的意见广场。
“毛泽东”，是那里鲜明的标记。
他已退场，却恍如依然在场。
他终将会成为一种独特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
其实，对于这位一己之胸怀可纳入一国之宏大的伟人，今天的人们可能无法站在山脚去评论山顶的风光，也难以取一瓢水而试图解说整个大海。
任何脱离当时的历史现实和情境，对历史人物所做的抽象评价和判断，都只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同时，我们也只有在更久远的时空长河里，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他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到底意味着什么。
——无论时世如何变迁，中国老百姓永远在心灵深处为他留有重要位置。“毛泽东”已成为一个鲜明的符号，标记着“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文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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