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抗日战争（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是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历时八年，被称为八年抗战、或简称抗战。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
八年抗战_八年抗战 -战争称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所谓的“日中战争”，主要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期间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中国人习惯把中日之间爆发于1937年至1945年之间的战争称为“抗日战争”。中国学术界关于抗日战争的具体起讫时间存在一定争议，但关于“抗日战争”的名称，无论是中国大陆学界还是港台学界，甚至多数海外华人学者基本赞同这一名称。国际社会出于中立性考虑，一般将之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以区别于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甲午战争。从战时到战后，日本人称谓这场对华战争的名称几经变化，如战时的“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战后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日中战争”、“十五年战争”等；甚至战后日本某些政治家模糊性的称谓“过去的大战”、“先前的大战”等。任何事物都有1个名称，恰当的名称能正确反映出事物的内容和本质，不恰当的名称则具有片面性，甚至歪曲事物的本来面貌。战争作为一事物，它的名称也有恰当与不恰当之分。日本对抗日战争仍未有1个比较统一的恰当称谓，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中日学界的关注。
八年抗战_八年抗战 -战争背景
（WwW.aIhUaU.com)历史渊源
日本是位于东亚的1个岛国，国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岛组成，面积37.8万平方公里，战前人口7000多万，与中国隔海相望，被中国誉为“一衣带水”的近邻。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有着几千年的友好交往。除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记载外，公元7世纪，日本先后18次派遣使节、留学生、学问僧人来中国，学习唐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中国文化，形成了持续200多年之久的中日友好交流的高潮。公元1368年，明代中国建立，在强大的明朝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时刻，日本为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发展对华贸易，专门派遣使臣来中国，甘愿做中国的属藩，以获得同明代中国的“勘合贸易”权益。但是，随着1868年明治维新后国力的迅速强大，日本逐步踏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便是其对外扩张侵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战争是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日中两国国力的悬殊对比以及国际社会绥靖主义政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后果。
日本对外扩张政策
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德川幕府末期，其重要代表人物有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等。其中，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的《经世秘策》一书中指出：日本国土有限，物产不丰，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日本的出路只有效法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继本多利明之后，佐藤信渊在1823年所著的《宇内混同秘策》等书中进1步提出：“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其根本确立之时，则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主张以日本神道来“宇内混同”（即统一世界）。提出先从进攻满洲开始，随后征伐支那，并论述了“攻取”中国的方法、步骤，甚至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断言“只要支那入我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等国渐慕其德，并畏其威，必将隶为臣仆。故由皇国统一万国，并非难事”。随后，吉田松阴在1858年所著的《幽囚录》中又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并具体提出了“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洋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的战略选择。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主张，是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
上述扩张思想，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民众的呼应。1715年，日本上演了一部由近松门左卫门编剧的大型戏剧《国姓爷合战》，此剧荒唐地演绎出日本武士开进明代中国国都南京，在中国国土上建立了日本人的王国。而这样一部浸润着强烈侵华欲望的戏剧，连续3年上演不衰，受到了日本民众空前未有的欢迎，从而鲜明地暴露出日本民众的侵华欲望和心态。
德川幕府末期出现的扩张思想和民众心态，不久便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国策依据。1868年3月14日，刚成立的明治政府在其公布的《五条誓文》（即施政纲领）和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即御笔信）中即宣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即富士山）之安”。随后，经明治政府统治层的进1步阐发，形成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
在1890年12月的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据此，山县有朋明确提出要夺取朝鲜，进而进犯中国。山县有朋的“主权线”、“利益线”理论，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次明确说明和界定，是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重要标志。
继山县有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德富苏峰、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分别提出了“大日本膨胀论”和“支那分割论”。1894年，德富苏峰在其《大日本膨胀论》一书中指出，日本人口在膨胀，日本国土也要膨胀。公然提出，立即对中国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提醒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不要错过良机。1911年和1913年，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先后在其《支那分割之命运》和《支那分割论》中，断言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分割，鼓吹在中国被分割时的日本的责任在于独占中国，由日本负责中国所留下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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