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谈到中国的近代城市，上海是一个典型，相较而言，同时期的北京似乎并不那么典型。“近代上海”与“民国北京”之间有何差别？沉淀了许多传统与历史的民国“老北京”如何找寻其近代性？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请他谈谈近代北京城是如何脱离传统的。
说到中国的近代城市，更惯常的说法是“近代上海”、“民国北京”。“近代北京”似乎是使用频率不那么高的概念，这是什么原因？
唐晓峰：在中国，什么叫近代城市？最典型的是上海。关于上海的近代史，学界的研究很多。这给人们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大量西方元素、现代经济元素进入城市，主导城市的发展，就是典型的中国近代城市。从这个角度看，在近代北京城看不到很多这类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近代城市。不过，北京在近代史上的存在感是非常强的。北京的近代性和上海不同，你可以把它划为另一类的近代城市，但是不能把它从中国近代史上拿走。
近代上海是脱离了传统的“新上海”，而民国北京城常常冠之以“老北京”这样的称谓。怎么看“老北京”的“近代性”？
唐晓峰：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般讲北京，我们往往会迈过它的近代性而直接讲它的传统性。但是这个传统性是真正的传统性还是掺杂了传统的近代性？按董玥的说法，现在一些所谓“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是在近代北京才出现的。
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么？其新的价值和功能是什么？这是研究民国北京城一个具有核心性的问题。既然民国北京城不是典型的近代城市，缺乏近代城市那些“新”东西，那么，难道它还是以前的那个王朝时代的北京城吗？显然不是。那么，北京城在哪些地方、又是如何脱离传统的呢？现在已经有若干部很好的研究近代北京的著作，从宏观层面进行讨论，为了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还需要用专题论文的形式，通过个案分析，做更详细的探索。
近代北京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清政府的灭亡，权力阶层的置换。
唐晓峰：对。清朝倒台后，掌权的换了一批新人。原本作为贵族的旗人，高高在上的特殊身份没有了。民国时期，这一人群是怎么流动的？他们不是往上层走，而主要是往下层走。因此，民国北京城里的基层人群不一样了。原来的旗人，甚至是一些旗人贵族向基层下移，于是，民国北京的基层文化就不再是纯粹的草根文化。那些下移的旗人，外表变得草根，但内心还是很高傲的。满人的向下流动，是近代北京的特殊性，也是民国北京城的一个显著变化。
现在有人说北京是“爷文化”，走到哪儿，管谁都称“爷”。这原来是贵族的东西，后来影响到基层。随着旗人的下移，那就更分不清谁是真爷谁是假爷了。另外，“文玩儿”本来也是有钱有闲的贵族文化的东西，后来影响到基层，人人手里都转核桃。最近《读书》上有作者讨论北京的“非遗”，指出一种风气，讲“非遗”，一追溯其历史，就总是往宫里、往皇家贵族那儿去攀援。其实这不都是吹牛，确实有这种情况，原来可能是宫里的东西，例如掼跤，后来沦落到基层。这是贵族文化进入基层的一种影响。
其实，不止是权力阶层，清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各个阶层都在重新洗牌。基层有变化，中层也有变化。观察近代北京，不仅仅是城市空间结构、建筑外形有变化，里面的人也有变化。
满清贵族下移之后，新的上层群体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近代史上，北京的新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有力量的群体，他们是如何兴起的？
唐晓峰：近代北京的上层自然与明清时期完全不一样了。从传统到近代，北京城有两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中断了，一个是上层的皇朝政治群体，一个是中层的士大夫群体。民国前期取代前者的是北洋军阀，取代后者的是新型知识分子。
北洋时期，上层政治集团很混杂，北洋军阀里有王朝旧官，有草莽英雄，也有留洋人士。这个混合体没有成型的文化，权力集团的规模也比清朝的旗人贵族小多了。这些军阀所看重的利益是在整个国家层面上，作为城市的北京怎么发展对他们来说没那么重要，所以这些军阀不像原来的皇室，对北京城进行严密的控制。民国的新权贵在京师社会中，根基很浅。
传统时代的北京文化所依托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士人，在城市区域上，大多居住在宣武门外，形成所谓“宣南文化”。宣武门外集中了一大片会馆区和士人居住区，聚集了文化水平很高的汉族士大夫，现在还保留着很多名人故居，那里曾经住过赫赫有名的学者以及朝廷重臣。这一空间特征是旗民分治造成的。宣南文化是清朝北京一个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但是，到民国北京的时候，分治的情况没有了，“宣南”文人群体消失了。没错，“宣南文化”的确不复存在，但另一个文人群体取而代之，仍然是北京文化的重要载体，他们的居住地已不在宣南，但影响力同样巨大。在这一点上，北京还是北京。
近代以后，北京出现了许多现代意义的高等院校，汇聚起一个巨大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的外省籍身份容易使人忽略了他们与北京文化的联系。我的看法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属于北京的社会文化产品，体现了正宗的北京文化特点。当年的宣南士人，许多人也是外省人士，但只有在北京才酝酿出精彩的成果，才产生举足轻重的文化影响。近代北京，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他们主导了新文化运动，其意义尽人皆知。知识群体在北京的特殊性，正是这座城市特殊性的一个表现。
近代北京经历过一场场社会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一二·九”学生运动等等，运动的参与者变来变去，运动的性质也随时改变。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讲运动、讲革命，不能把北京城搁在一边，而应该把运动、革命与北京城这块“地方”结合在一起。近代中国风起云涌，北京算是开风气者，这座城市给人一种冲动、一种行动的条件和价值，这都反映了它的近代特性。
北京人好谈政治，出租司机给你讲政治局，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里是北京。
告别传统时代，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发生了颇多变化。相对于士大夫集聚的宣南地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有什么空间特征吗？
唐晓峰：最主要的肯定是一批现代学校，比如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那里聚集了一大批学生和教授。这种聚集形式是原来的宣南无法比的。北大的核心区在景山的东侧，原址曾是和嘉公主府，今天最出名的建筑是沙滩红楼。教授居住的一个大院落在不远的中老胡同，它相当于燕京大学的燕南园，不少名教授都住在那里。随着北京大学的建立及校园的逐步扩建，这里出现了新型的文教区。在这个区，连要饭的都是满口“行行好，当校长；行行好，去留洋”。
在近代北京城里，现代学校大量出现。我们搞地理的比较关注校园的问题。现代学校的学生不是简单地缩在屋子里背书，他们需要有一个较大的活动空间，也就是现代意义的“校园”。校园是一个师生共聚的场所，它所带来的知识群体聚集方式前所未有。现代学校还要有众多校舍建筑，其中还有一样重要东西，就是操场。京师大学堂有操场，1905年举行过运动会，还放过电影。我们都知道，经过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建筑已经饱和了，但现代学校硬是要开辟操场，显然，这个改造不会那么容易。当年京师大学堂的操场现在还在，就在红楼的北面。除了大学，现代中小学也要有操场。北京四中的操场很有名，当年还特别修了操场大门，晒到马路边。因为那座操场大门样子像岗楼，崔嵬在拍《青春之歌》电影时，来此取景，充当北平警局的大门。
众多新型校园空间的文化变革意义值得关注，这在城市空间性上是一件大事情。除了操场，还有礼堂，这也是新型活动空间，也是前所未有。广场与礼堂的空间意义，值得讨论，“五四”运动的酝酿与它们都有关系。操场、礼堂的体育活动、集会活动，会培育群体意识与群体行为，这些都是现代公民意识的重要成分。
北京城近代历史的书写到现在仍然存在一些空白区。一些事物因为缺乏书写，导致它们在大家心目中没有什么存在感。天桥为什么这么有名？因为写天桥的人太多了。关于新型大学、中学、小学校园在北京城的出现，人们只是抽象地知道，却没有实在感。问问北京大学的同学，老北大在哪里，除了红楼还有别的建筑遗址吗？他们未必说得清楚。
早期北大（京师大学堂）校园的核心在景山东边，校园的扩展一方面是蚕食周边地区，另一方面在其他地方收购地盘。所以有的校区离核心校区很远，比如京师大学堂的医学实业馆就远在宣武门外，后来改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也就是北大医学院的前身，钱壮飞就毕业于那里。在郊外的情形不同，平地起高楼，一个燕京大学，一个清华大学，人们对此印象深刻，往往就忽略了城里面北大的故事。
学者对民国北京在城市改造上进行了不少探索，您也专门研究过新华街的改造，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唐晓峰：首先我要讲一点，对城市史的研究，特别是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研究，近代城市和古代城市有个显著的差别。研究古代城市，习惯于研究一个成型的、终结的城市版本，比如古代的长安城、洛阳城，还有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古代城市，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完成的版本（其实也不完全是）。但是，民国的城市改造、城市建设完成了么？由于政局、社会的不稳定，近代民国城市可以视为一类未完成的东西。那么，研究一个未完成的城市，应该怎么做？
关注它的过程。
唐晓峰：对，研究过程。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成功的，一个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探索也属于民国北京城的发展史。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直线进化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城市以及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是充满了探索、失败、再探索的过程。所以，一定要研究过程中的复杂性。
新华街的改造就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
唐晓峰：新华街刚开始规划的时候想法很好，很有光彩，但最终被冷落，不过还是有历史意义的。陈独秀在讥讽北京城的“特色”时就说：“一条狠好的新华街的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应该是很好的，可惜没修完。那个拦住新华街的“城根”八、九年后被挖开，改建了和平门。新华街算是通了，但因为首都南迁，新华街的价值大打折扣，没有实现原来的设想，并没有推进一个街区的繁荣。
北京城原有的街道系统大街小巷齐全，基础不错，林徽因曾经夸赞过。不过在王朝时代，其空间性对街道的效率有很大的限制，民国期间开始打破这些限制，开辟整修了一些新街道。我觉得近代北京城有两条街改造的意义比较大，也是持续发展，终成正果。一条是长安街，一条是文津街（包括西安门大街到沙滩、汉花园这一线）。改造这两条街是为了解决北京城的交通问题，但其意义不止在交通的改善上，其政治文化属性显然高于一般的大街。
作为皇都的北京，皇朝建筑压迫百姓空间，造成城市空间的区隔性，到处都是屏障。为了追求皇帝的尊严与安全，统治者用拦、截的办法进一步加强对城市的控制。但是到了近代，城市追求空间的连通性、流动性。所以，从民国开始对北京的很多大街进行改造，移走障碍，甚至很早就规划了有轨电车。这是近代北京脱离传统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要解决畅通问题，城内最大的障碍是皇城，民国时候就将皇城城墙大部拆除，长安街、文津街就是这时候开始逐步打通的两条东西向的街道。长安街大家都知道。文津街一线，在景山前面，紫禁城后面，这条街往东是京师大学堂，往西是北京图书馆，北大红楼也在这条街的东面。因为修了北京图书馆，把承德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搬到了北京图书馆，所以图书馆前面的街道就叫文津街。
长安街、文津街是东西向的街道，新华街是南北向的街道。民国初期，北京新开辟的重要通道，这三条最有特色。新华街，你听这名字就具有革新性，这是民国北京城追求现代新社会的一个实践。
与南北新华街同时期的另一个探索，是南边香厂地区的规划建设。有一件事情人们老讲，“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写了《北京市民宣言》，亲自出去散发传单，陈独秀撒传单后就被捕了。撒传单的事情在党史上是一定会讲的。但是撒传单的地点在哪儿，很多人并不注意。地点就在香厂新世界大楼的屋顶。陈独秀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北京城中有何特殊性？香厂地区是民国初期精心规划建设的一个“模范”区，里面建设了几座重要的新式建筑。这个新世界乃是模仿上海的新世界，都是现代化大楼，是都市娱乐场所。当时香厂地区在北京很有影响力，是群众聚集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聚集的群众主要是新兴消费群体。
香厂和天桥地缘很近，董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讲，但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很大差别的，天桥是回收传统的地方，而香厂是一个创新的地方。香厂有咖啡厅，有很多外国的舞蹈家、魔术家表演，这跟近代上海有一点相似。天桥聚集的是旧爷们，香厂聚集的是摩登小资，当然北京的摩登小资远不如上海多。
北伐以后，国都迁到南京，掌握权力的群体走了，很大一个消费群体消失了。天桥的爷们还在，但香厂的摩登小资大为减少，这个地方随之衰落了。
除了新式娱乐，香厂的创新性还体现在哪里？
唐晓峰：这主要体现在公共空间的文明意识上。公共空间的文明意识和秩序到现在也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旧时中国人十分缺乏在公共空间的规矩，民国北京城搞市政建设，大量扩展公共空间，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公共空间里的秩序。
董玥的书中有一段讲旧大街，大街上混乱不堪，撒尿的、倒垃圾的，还有要饭的，随便找个地方一躺，谁也管不着。在大街上，人们没有任何责任感。传统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院子里面干干净净，外面的街道上则乱七八糟。中国人的责任世界、价值世界都在墙里面。一个胡同里住的有穷人、有富人，穷富的分隔不是靠街区，而是靠院墙。这是院墙文化的特点。
民国时推广新式生活，其中一条就是建立公共空间的秩序，号召人们管一管大街。当时有幅照片，在某个城市的大街上，一大群绅士，长袍马褂，一人拿着一把扫帚，前面是一个垃圾车。他们摆出表率的模样，干嘛，扫大街。这在当时算新气象。不过，在中国大街上建立秩序，谈何容易。
院墙文化，给中国人明确地分出两个世界。院里是自己的，倍加爱护。院外面，管他呢！刘宝瑞的相声《解学士》有一个情节，宰相家人把院里竹子砍了，解墙头就扔出去了。大街上可以倒垃圾，人在大街上毫无规矩。中国人出国旅游，在公共场所的表现最差劲儿。香厂地区的建设，是要开辟一个“模范区”，要树立公共场所的规矩。北京第一个街上的警察亭子就出现在香厂，设在路中心，维持秩序，监督卫生。
北伐之后，迁都南京。不再是国都的北京城，有哪些变化？
唐晓峰：政治上优越感没有了，随之产生的是一种失落感。在经济方面，陆路交通时代北京有经济优势，而到了近代，华北地区有经济优势的是天津。迁都南京之后，北京不再是首都，改名北平，剩了一堆古迹和大学知识分子。北平如何发展，只能在这两个方面动脑筋。有大批的学生、教授、文化人，可以搞文化中心；有大量的古迹，那可以发展旅游。在北平时代就提出了“旅游城市”的概念。
作为文教中心，不仅仅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还有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北京的文化群体有纯学术的一面，但是文化群体的左派革命性在北京城一直没有丧失。
北京的近代工商业不行，不能和上海、天津相比，在那个时代，北京主要是一个消费城市。在北平时代，商业区取代了政治区，消费群体决定城市文化。谭其骧先生有篇回忆文章，讲的就是1930年代北平的生活。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生活得很舒适，市场上消费是供大于求，是个买方市场，在新开的公园可以坐到半夜。
那个时代北京的消费就是消遣，讲究吃，讲究听戏，讲究文玩。说北京讲究吃，有人会不服气，但北京讲究吃的一个表现是食客文化，是食客和店主之间的特殊关系，老字号的馆子都有自己的老食客。饭馆里也有一种文化虚荣，菜上来不光是吃，还要鉴赏、品评，聊美食是饭桌上的一大景观。北京有些特别能说的美食家，听他说比吃更重要。
近代北京与上海差别很大，是否能跟近代天津做个比较？
唐晓峰：京津两个城市有类似的地方。近代在京城失落的官僚、文人，有些就去了天津；还有人是看到了天津的发达，也去那里置办了产业。从北京过去的旧官僚、文人，以及西方进来的洋人，是近代天津的两个新的群体，但这两个群体对天津下层社会的影响都很小。天津没有沾染上北京的傲气、外国人的洋气，它的艺术形式接的是下层的地气。洋人在天津也有租界，有大楼，但天津社会文化也没能发展成上海的样子。当这两股力量消失之后，天津还是它原来的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可能与这两股力量在天津的历史都很短以及天津本身的文化特质有关系。
讲近代工商业，北京不如天津。北京原来靠的是京师地位和内陆交通优势（太行山东麓大道），当首都南迁、海洋时代开启之后，北京的这两个优势就没了。所以袁良（1933年至1935年任北平市长）时期的北平只能靠文教和旅游。现在北京重又成为首都，况且又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北京的优势又回来了。
唐晓峰：北京的存在岁月把老北京城关闭了，北岛用回忆，又把它的门打开了。老北京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这是一份北京生活的回忆，用回忆来捍卫这座城市的文化史，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办法。许多北京城的历史是由建筑物或政治事件的序列构成，北岛的这个北京史，则是由人的生活感受构成（那时候，他还不是诗人，不是作家，是个普通的青少年）。我看过不少北京胡同的照片、绘画，它们大多只表现胡同的空旷、静谧，里面全不见活人身影。我认为这样的胡同“再现”很有问题。
翻开书，色彩、味道、声音，首先出场。因为与作者同时、同地、同校，我的感官被立刻启动，那些色味声迎面扑来。感官的回忆，是细节，是直觉，不是原则，不是问题意识。许多老北京回忆被概念化，甚至吆喝这么件事儿，也快成了脱离场景的教条。在感官记忆中，我们不会认同那些过分夸张的喊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家住新街口太平胡同三号，房子的后窗临街，常听小贩吆喝（比如卖水萝卜），声音与小巷的宁静气氛是和谐的。现在，吆喝上了舞台，夸张表演，并伴有掌声，效果全然不同。
按照北岛开列的项目，读者可以补充许多情节。把北岛生动的词语、妙趣的联想层面掀开，里面的事情，许多是我也经历过的（如翻砖头捉蛐蛐、蘑菇池学游泳、到护城河钓鱼..）。所以，读着书，同时生出一肚子的话也想要说。我实际上在读两本书，一本是手里北岛的书，还有一本是肚子里跟着引发出来的自己的书，两条线交错缠绕，原书是二百页，我读了四百页。
我最爱翻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的事情，那时，北京处在“老”时代的尾声，自称“老北京”的人，至少要有些那个年代的经历。《城门开》中关于那个时期的回忆，尤其令我们这一代人心底潮动。
北岛说，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史前时期”，大家少小原真，还没有进入同类相残的“文明时代”。学历史，我一直认为“文明”时代这两个字有问题，文明其实不文明，武器与城垣是文明时代出现的标志，而这些都是人杀人、人防人的产物。原始时代，只有狩猎工具，只有环壕聚落，那是捕防动物的。
六十年代后期，我们进入高中，开始领教同类间的厮杀，于是我们告别童真，进入“文明”了。我们开始在“革命”道路上前进，学习同类相残。“文革”中，京城、校园成为同类斗争的战场。走向斗争，是那一段人生的“大方向”。现在做反向回忆，我愿意跳过“文明”期，归依五十年代。北岛谈到什刹海地区，这是现在京城所剩留的不多的“老区”。北到德胜门一带，南到平安大道，东起鼓楼大街，西至新街口大街，这就是什刹海地区的范围。今天有一个“什刹海文化研究会”，专门研究这一带的历史、文化。什刹海地区的几个关键地方北岛都说到了：护国寺小吃店、后海积水潭、德胜门、护城河、百花深处（一条小胡同的名字，民国间曾用作有轨电车站名）、烟袋斜街，等等。从这个地区过来的人，一辈子都揣着这些地方的故事。对我来说，只要护国寺小吃店还在，我的童年就没有远去。
这几十年，北京城天翻地覆，但小吃店居然仍坚守在那里。我经常说，到护国寺小吃店吃面茶的，都是我的知己。小学五年级时（正是困难年代），为吃一碗面茶，我排了四个钟头的队，等吃到第一口，格外香，过了几十年，感觉仍在。
时间不易察觉，而地方场景的改变会告诉你时间的运行。守护场景，可以守住时间（我学的是历史地理，也可以反过来，作地理历史，用地理证明历史），我到护国寺街，认为自己还年轻，可到西单一转，知道自己已成隔代长者。在工作的北大校园里，每变化一个地方，我就被北大驱赶一次，现在只剩下不多的地方可以认同。过去的文史楼、哲学楼、地学楼等，纷纷被另一类时代大名压倒，如逸夫楼、廖凯原楼、陈瑞鸿楼等等，它们像一批陌生人进驻校园，准备重新铸造北大精神。
还是回到我们的什刹海地区。在这个地区有几条轴线廊道，德内大街是一条，护国寺街向东连接定阜街、前海街是一条，三海（积水潭、后海、什刹海）水域也算一条。它们支撑这一带居民的生活架构，是原始少年探险的第一世界。他们用脚丈量北京，气概不亚于环游地球。
《动物世界》介绍说，小斑马生下来，第一眼看见母亲腹部的花纹，小斑马靠这个花纹记住母亲的特征。相应地，斑马母亲一定要谨防小斑马看到别的成年斑马的另一幅花纹，那会错认母亲。我们儿童时代的各种记忆都有母亲的属性，包括地方记忆。
什刹海地区有一片片胡同平房，北岛形容“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在这些排浪中，夹着几个大院，犹如排浪中的岛屿。其中的三不老胡同一号，是个特别的大院，院里住的大多是民主人士，“长者皆客气”。北岛说，“民主”二字，在某个年代，仿佛是反动口号。大院生活与包围它们的胡同生活完全两样，这里出现两个北京。大院的孩子对于异样的胡同世界，会“心向往之”（《城门开》，80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这类感觉我也有。上小学时，有个要好同学叫丁大春，家住百花深处。去他家，对我是开眼界，犹如探秘。大春的小院很残旧，屋里黑乎乎，进去半天瞳孔才调过来。只见后墙下横放着一个大木柜，上面摆一对青花高瓷瓶，插着鸡毛掸子，其他东西也都样样新奇，件件陈旧。镜框里有一张小剧照，一位旦角形象。“这是我二哥，在荀慧生剧团。 ”坐在大春家，只觉隔着一个世道，但那个世道里却有我爱玩的空竹和爱吃的面茶。
丁大春念自己家的地址，“百花深处”，最初我只感觉是北京话的几个流畅音节，顺嘴一溜，模模糊糊完事。大了以后才发现，这竟是个如此美妙的名字。随着长大，也才渐渐品到北京地名的历史文化韵味，武王侯、航空署街、西什库..都是一条条历史记录。
对于外地来京的家庭来说，儿童比大人更贴近北京社会生活。上起学来，教室外面有另外一套东西，很吸引我们。老北京孩子，家庭从社会深处延伸出来，什么都懂。大院的孩子傻乎乎，一切要自己探索。大院世界只有叔叔阿姨、宿舍、食堂，大院家长没有余暇走进北京生活深处，他们在指挥城市的拆迁变革时，没有情感的障碍，他们的童年、少年与这座城市无关。大院的孩子则与自己的家长不同，他们借助同学关系，涉入老北京的生活，虽然并不够深。但他们真心地热爱自己的童年，于是真心留恋自己童年的北京。
童年的感受非常重要，有的人一生都履行在童年确立的朝向中。美国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总爱回忆童年的地方感受，他写的《恋地情结》，是美国地理研究生的必读书。
儿童脑中充满幻想，儿童脑中也充满细节。没有细节，不是童心。镀镍门把上自己的变形的脸，玻璃橱窗里的重重人影，无数只脚踩踏的烟头，一张糖纸沿马路牙起落，自行车辐条上的阳光，公共汽车一闪一闪的尾灯……（6页）我在其他的城市描述中，从未见到如此细致的儿童城市影像（urban image）。北岛年过花甲，居然还深记这些细节，读者不得不跟着这些细微的焦点在北京城纷繁的景观中慢慢移动。
就像法律判断一样，没有细节一定是虚伪的，没有细节的城市也仅仅是模糊的幻象。
打开回忆的城门，你还会感到一种无所不在的命运，这是回忆本身的特征。即使是回忆某个片刻，它也一定属于一个过程，一个命运。何况，回忆往往把它们穿起串来：
这现代书柜竟以最快的速度衰亡：木纹纸起泡翘起，木板受潮变形，玻璃拉门卡住 ——面目皆非，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书被杂物鞋帽取代，最后搬进厨房，装满锅碗瓢盆。（42页）《城门开》展示了各种大小命运：家庭的、人物的、街区的、假山的、钻天杨的、小兔的、唱片的等等，它们与北京城共同构成历史，是北京城
决定了它们的命运，还是它们决定了北京城的命运，已经分不清了。研究北京的历史，这许多细小的命运都是值得北京史家特别关注的。历史叙述需要载体，有的理论强调物质，但物质不等同于东西物件，物件也是历史的载体（或叫附体）。
一张帕格尼尼的唱片，附丽着典型的“文革”沙龙史。而北岛父亲买的《蓝色的多瑙河》唱片所串连成的故事，一直延伸到我自己的生活中。
这张黑色唱片在三不老一号感动了北岛一家人后，被王大理带到我们插队的村里（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这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中国北方农舍的房梁上缠绕。 ”（44页）我就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熟习了这支曲子，并且试图在手风琴上演奏（完全不成功）。在村里，这张唱片，以及其他唱片，还促成了几起知青爱情故事。这更是施特劳斯所未曾想到的。
一切都是可能的。一部地理学史可称作《所有可能的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杰弗里 ·马丁著，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二○○八年版），北京城也是座All Possible城市，里面有帝王世纪，也有草根故事，有成人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有各色少年之烦恼。是哪个范畴在催生、培育真正的北京史家？我们这一代人，在这座城里，做过“祖国的花朵”、“雷锋式的好少年”、红卫兵（造反派）小将、老三届“插青”等，其后再无整体命运。但无论各人的运势怎样，内心都在守望这座城市。
我遇到过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年纪不小，车里放着蝈蝈笼，手里转着一对核桃。我一进车听见叫声，顺口问“是真蝈蝈吗？ ”因为我见过能发叫声的假蝈蝈。这种随口的不信任惹恼了他，他大声申斥：“一看你就不是真正的北京人！ ”真正的北京人原是一种骄傲。后来从对话得知，他是满族，而且姓爱新觉罗。作为真正的北京人，他感到骄傲。车中的蝈蝈笼与手中的核桃，是他坚守的园地。像北岛一样，他也在“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但他的重建不是用文字，而是用行为。
我本来想说：“您手里转着核桃，会影响开车。 ”但在他的声势面前，我意识到，他这样做，乃是一种权利。怀旧是一种权利。
现在见老同学，怀旧已成戒不掉的话题。“我们又怀旧了。 ”大家无奈苦笑，谁让我们到了这份年纪。然而怀旧，又不仅仅体现岁月，还有变迁。怀旧是变迁的证据，是对命运变迁的吟诵与叹息，是荣辱的资源所在。它是人生的存在方式，也是怀旧对象的存在方式。
前些日，与老同学赵京兴同游黄龙，我俩在山路上聊到北岛，他说没想到北岛散文也写得这么好。
唐晓峰记侯仁之二篇唐晓峰：《踏入历史地理学之路——再论青年侯仁之》
一九四四年，侯仁之在天津工商学院为行将毕业的学生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常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美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性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诸君就要离开学校了，职业也许是诸君目前所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定。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侯仁之写给行将毕业的“诸君”的这段话，一方面是出自在燕京大学多年生活中对于青年励志的观察，另一方面，也是源于自己的人生体悟。事业，成为“读书人”的士节与献身的核心，这是侯仁之自我摸索的结论，标志着学者之人生观的成熟确立。
侯仁之在三十岁之前确立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志，而侯仁之选择的这种历史地理研究，的确可以体现士节——矢志不渝，可以值得献身——终生不悔，可以令国家和社会蒙受他的利益——经世致用。
不过，在求学的初期，侯仁之却未曾想到过历史或地理，那时，“历史地理”还不是青年侯仁之准备献身的“坚定的事业”。
中学时代的侯仁之，忧患意识与时俱进，在人生理想中，虽有奋发的愿望，但还未曾想过任何具体的专业，即使想过，也未曾轮到历史或地理。少年侯仁之，在对母亲的感念中，仅有过从事教师职业的笼统意向。
直到在中学理科班毕业，侯仁之在父亲的叮嘱下，有了做医生的具体想法。不过，在填写报考大学专业的那一刻，医学却只作为第二选择，而排在首位的是：历史学。这是侯仁之青年时代思想的重要转折，转得好像有点急。
侯仁之何以选择历史？坦率地说，侯仁之并不像许多报考历史专业的人那样对历史本身有多少兴趣，也不是像某些文史学者那样，四岁背古书，六岁写对联，有着传统的知学惯性。
历史学在侯仁之心头忽然跃出，首先是因为顾颉刚。一九三二年，侯仁之在因日本侵华而产生的苦闷中，读到顾颉刚的《贡献给今日青年》一文（载《中学生》杂志一九三二年一月号），受到“不要空谈救国”号召的激励。侯仁之进而找来顾颉刚的《古史辨》阅读。然而，对于《古史辨》中曾引发学界震动的古史研究新法，却不是侯仁之的兴奋所在。倒是“长达百余页的'自序’，犹如一篇自传，详细讲述了作者自己读书和成长的过程，却使我深有感受”（《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1—32页）。顾颉刚的人生品格吸引了侯仁之。很简单，因为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侯仁之便有了投考“顾颉刚的历史系”的想法。
不过，说侯仁之对于历史研究缺乏思想基础也不对，也不符合那一代人的学识特点。青年侯仁之对历史研究曾有真切体会，那是在中学行将毕业的时候。在同一期《中学生》杂志上，侯仁之读到一篇《东北事变之历史的解答》，“使我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东北获得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体会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1页）。历史研究可以解答今日的问题，这正是侯仁之对历史研究产生兴趣的缘故。这也成为一个特征，一直保持在侯仁之后来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它是认识侯仁之学术特色的一个关键。侯仁之从来是关注现实的，在侯仁之的理解中，历史与现实之间并没有一条死线。其实，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本身是一类重要的学术问题，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研究与现实具有关联性的问题，不一定就是“实用”史学。
对青年侯仁之报考历史专业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他的弟弟侯硕之的一番话。侯硕之“以鲁迅和郭沫若为例，说他们本来都是学医的，却都改行从事文学创作，兼事历史研究，对社会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2页）。在那个时代，不少人对于历史学都抱有如此殷切的现实性期待。
一九三二年，侯仁之作为潞河中学的保送生参加了燕京大学的特别入学考试，并获得奖学金，进入燕大历史系。
燕大有三位著名历史学家，洪业（号煨莲）、顾颉刚、邓之诚。以三位导师的盛名、学养和师风，历史系为青年学生提供了极佳的求学环境，史学要义、治史之法均不在话下。学习是从基本训练开始的。侯仁之在三位老师的指导下，很快进入史学研究的正途。在洪业所授“史学方法”课中，侯仁之完成习作《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获得“佳甚”的评语。邓之诚曾出示相传为万斯同的《明史》列传残稿六册，嘱咐侯仁之详加校阅。经过研究，侯仁之断定这六本传记残稿乃是初刻《明史》列传稿的过渡稿本，所有删改字迹均出自王鸿绪的手笔，因而写成《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一文。此文后刊载于《燕京学报》。当时，顾颉刚正准备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遂交给侯仁之为《历史地图底本》做校订的工作。
扎实的史学基础训练与研究，培养出侯仁之在史学考证上的方法与能力。他对严谨的考证方法也的确产生了兴趣，因频繁检阅古代文献，“稔识昔贤用力精勤，史法谨严，不禁爱之好之”（《明史列传稿斠录》，侯仁之著，载《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八年）。
不过，侯仁之的胸臆之中另有一种天然植下的爱好，它是生活以至学业路途中的另一种驱动力。侯仁之后来进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正是受了这一驱动力的推动。
侯仁之说：“我爱旅行。”大地，以及面对大地时的快意与追问的欲望，对侯仁之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在幼年时代，家乡——华北大平原——的平坦与辽阔，便在侯仁之心中引发感受：天空“在四周的地平线上画出了一个十分浑圆的圆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想我的家乡就是世界的中心了”（《步芳集》，96页）。刚入小学不久，侯仁之便随高年级同学远足数公里之外，登上一座最高的沙丘，“第一次在高处看到了我所走过的蜿蜒的道路”。侯仁之还注意到，在沙丘上，“一些高大的果树被埋没得只剩了一些树尖尖”（《步芳集》，96页）。可能谁都有过类似的快意，但在侯仁之这里，它们不但被牢固地记忆，并且持续地滋长、成熟、壮大。到了大学，侯仁之的旅行更增强了力度，也更富于主动性、计划性。在二年级的暑假，侯仁之选择了东西横贯华北大平原腹地的一条路线，约三百公里，中间包括三处特别吸引侯仁之的地方，一处是古代湖泊的故址，一处是九百年前湮没于黄河泛滥泥沙的古城，一处是位于平原中央的古战场。
在这次只身跋涉中，侯仁之的情绪格外高昂。“在我旅途中的第四天，我遇到了一阵阵连续不断的暴雨，但这并没有阻止住我前进的决心……骤急的雨点打在遍地嘉禾上，发出了有如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我就趁着这天然的乐曲，引吭高歌，好像为鼓舞自己的前进而奏起了军乐一样。”（《步芳集》，99页）
我们注意到，侯仁之如此热烈地走上这个旅途，并不是老师们的安排，而是个人的计划。这次出游，有两项要素，一项是侯仁之从来喜爱的大地旅行，另一项是侯仁之生活中新近出现的内容：历史探索。就在老师们以正规的方式指导他苦读历史文献（他也确实为之努力）的时候，侯仁之自己却又迈开了一个方向：走向大地。当然，他并没有抛弃历史，而是将历史与大地、旅行结合到了一起。侯仁之在这样做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有一门学问叫“历史地理学”。这次作为一个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的实际上的历史地理考察，显现了侯仁之旨趣的个性。
当然，侯仁之的学术个性并非没有遇到启示性的机缘。正是在燕大，侯仁之遇到了这样的机缘，而令自己的学术个性一步步显现，并走向深入，走向成熟。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侯仁之接触到洪业的《勺园图录考》、《和珅及淑春园史料札记》，这都是关于燕大校园历史的研究，它们虽然不属于正式的学业课程，但因为研究的就是眼下的实地、身边的环境，便十分投合侯仁之的兴趣。侯仁之的关注遂从燕园史迹开始，进而扩大到海淀周边，再扩大到整个北京地区。关注，便意味着实地考察，这是侯仁之的逻辑与风格。在北京西郊的古代园林沟渠遗迹之间，到处留下青年侯仁之的足迹。
顾颉刚、谭其骧领导的禹贡学会的成立，使历史地理研究变得名正言顺。不过侯仁之自有个人的特色，现实关注与实地考察依然是他的风格，这一点与学会的不少人都有区别。侯仁之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的文章，除了几篇“正宗”的史地文章（如《燕云十六州考》）而外，还有《记本年湘鄂赣四省水灾》、《萨县新农试验场及其新村》、《河北新村访问记》等。这几篇东西仿佛算不上史地类别，但侯仁之显然对它们抱有热情，在他的理解中，这几件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与历史并非无缘。水灾，自古以来便是社会大患。新农村，是要从历史之中走出来，“目前之西北命运，亦再难容于以往之半荒废状态”（《河北新村访问记》）。
大约与此同时，侯仁之开始自觉地阅读地理书籍。这也是历史系的正规课程里面没有的。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侯仁之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日），发表了《读“房龙世界地理”》一文，这是所知侯仁之最早的一篇直接谈论地理学的文章。他在文中讲了如下一些看法：
我们知道就理论上讲，地理与历史是分不开的。历史为地理所解释，地理为历史所诠注。但是，真要并成一块来写，可的确不是件容易事。……
书中他织入了许多重要史实，把平面的地理，造成了立体的叙述。把人类的活动放在全书第一位，把地理这科的传统性质企图改造起来。……这比专门去读一部普通的地文地理对一般读者有益多了。……
一些孤立的常识被这条“地理”的线索穿贯起来；好些单独的事件，就都成了一个舞台上的角色。这样，地理、神话、历史、传说的穿插交织，就是房龙之所以能征服一般读者的第一件武器。
把历史与地理结合起来，是《房龙世界地理》吸引侯仁之并受到他赞赏的原因。侯仁之在这里，表面上看，是向“传统性质”的地理学家建言，但其实也是向传统性质的历史学家（包括自己）呼吁，“历史可以为地理所解释”。
此时，地理对于青年侯仁之来讲，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明确的可以认同的学科。一次，当老师偶然问到他的学术爱好时，侯仁之“贸然以地理对”。
一九三六年，侯仁之本科毕业，论文做的是《靳辅治河始末》，已经很有历史地理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侯仁之被推举执笔所写的《一九三六级班史》中，有“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一语，再联系一年前四省水灾的严酷事实，可以想见侯仁之内心关怀的全景是什么。
一九三七年，侯仁之作为助教，协助顾颉刚的“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的教学，主要负责事先的资料准备和参与调查。这个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工作正是侯仁之的长项，他曾负责组队到开封与洛阳实习，参加的不只是燕大的同学，还有清华大学的教授闻一多、陈梦家、叶功超。
在文献准备与实地踏查的过程中，侯仁之颇有心得：
来到现场对比实迹实物的时候，也会发现我所根据的资料不尽可靠，也有时是调查对象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些情况，大家往往不甚注意，我却不得不格外留心。这使得我深深体会到现场考察是多么重要。（《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5页）
关于古迹古物考察的部分内容，由邓之诚定名为《故都胜迹辑略》，印刷成册，这是侯仁之的第一本著作。
我们不曾知道最初侯仁之是怎样一步步具体研究北京的，但到了一九三八年，侯仁之关于北京地区的历史地理考察，已经有了可观的成果。一次，一个由毕业于美国大学的妇女组成的类似沙龙的组织请洪业去做英语讲座，题目是Historical Peking（历史上的北京）。洪业推荐侯仁之代替自己去讲，并特意将题目修改为Geographical Peking（地理上的北京）。此事可说明两点，第一，侯仁之已经具有系统讲解北京史地的水平；第二，侯仁之的研究已经具有鲜明的地理学特色。
以上所述大约是侯仁之在燕大历史系“倒向”地理学的几个关键折点。很幸运，侯仁之遇到了一位十分知己的老师：洪业。洪业支持侯仁之的选择，一九三八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洪业把侯仁之叫到燕南园五十四号家中，明确地对侯仁之讲“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你应该到外国去专攻历史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进到历史地理学的领域里去。”（《侯仁之燕园问学集》，16页）
洪业看出侯仁之研究中越来越明显的地理学特征，理解并支持他的学术志向，同时也感到侯仁之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正规的地理学的深造，所以主动向侯仁之提出这个建议。洪业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值得去西方学习历史地理的人。
在那个阶段，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的地理学理论方法的融入，关于这一点，禹贡学会也已经意识到，但因“七七”事变，顾颉刚出走，禹贡学会的活动被迫中断。这可能也是洪业建议侯仁之出国学习的一个原因。
侯仁之在本科学习的时候便已脱离了“正宗”的治史方向，“我惭愧的是未能继承我师的主要学业”（《侯仁之燕园问学集》，17页），但是，侯仁之一直感念洪业对他选择地理学方向的鼓励与支持，常常说：“是煨莲师引导我走上历史地理研究道路的。”不过，准确地说，侯仁之朝向历史地理学方向的发展，并不是洪业的有意引导，洪业的作用是慧识与支持。产生引导作用的其实是侯仁之自己内心的追求。
从青年侯仁之转向地理学的思想与实践的实例中，我们观察到地理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一、直接面对大地的基本精神；二、古今一体的完整关怀。
对于地理学家来说，发现问题——解析问题——问题结论，一般都是直接从地面开始。地理学存在的前提当然是地面事物的丰富性。在青年侯仁之的时代，地上的当代要素早已被学者关注，而历史要素，相对来说，尚缺乏专门的关注。在中国这样一块历史积淀深厚的大地上，一个巨大的地理学发展空间是对地面历史要素的重视与研究。对地面历史要素，需要系统的梳理，开启深入的问题意识，采纳科学的分析程序，得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结论。
像历史文献中存在混乱一样，大地上的历史要素也存在混乱，如何在大地上将它们理出一个套路，这在资料与逻辑的运用上与文献研究具有共同之处。学者们在探索的兴趣与智力的表达上，可以获得同样的乐趣。
青年侯仁之走向大地，从历史学转向地理学的意义，正在于朝向这个学术领域的积极推进。侯仁之进入历史地理学，是用脚踏进去的。
大地本来是古老的，或者说是古今一体的。地理学一般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的地理环境，而现实其实是历史的结果，这是一批地理学家向历史时期探索的最初动力。这种研究本身就反映了一体化的内质。有评论说，法国地理学家普遍具有历史探索的风气，所以法国地理学家都研究历史地理问题，却没有多少纯粹的历史地理学者（只研究历史不研究当代的专职学者）。不放当代，而去研究古代，常常是地理学家的特点，或者说，是从地理学发展出来的历史地理学家的特点。美国历史地理学者大多是从地理学发展出来的，就有这个特点。
与一般地理学者不同，历史学者可以放下当代，单纯研究古代问题，至少在主观上或看起来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史学意识越强，向古代走得越远。美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布朗，原来是地理学家，后来涉及历史时期，史学意识逐步增强，越走越远，遂发出这样的感慨：There are two pasts！他感到有两类“过去”，一类是与今天有联系的过去，另一类是与今天失去联系的更遥远的过去。布朗把地理学研究带入“更遥远的过去”，扩展了时代视野，对于美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一个贡献。
中国的情形相反，早年历史地理学者主要是从历史学出来的，没有重视当代问题的习惯。那么，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来说，建立古今一体化的意识，肯为当代地理环境负责，便成为学术发展、完善的一项任务。侯仁之虽然也是历史系出身，但他不放弃对当代的关怀，这与地理学的基本点是吻合的。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大力推进古今一体化的意识，是侯仁之的贡献。
侯仁之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留学的计划因欧战爆发而受阻，直待一九四六年战争结束后才得以成行。一九四九年，侯仁之学成回国。一九五二年，侯仁之转入北京大学地理学系工作，直至百岁高龄。
《读书》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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