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穷二白 一穷二白 关于一穷二白_一穷二白

发布时间：2018年04月10日 20:22:36分享人:幸福如覆薄冰来源:互联网24
一穷二白 一穷二白 关于一穷二白_一穷二白
长期以来，教科书说“旧中国一穷二白，只能用洋火、洋钉，这是天大的假话。

以下内容是关于洋火、洋漆、洋泥等。

1879年，广东佛山县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火柴数量都大为减少；加上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奋起抵制日本货，提倡国货，全国各地又兴起了办火柴厂的热潮，在短短几年中，全国的火柴厂就增加到100多家。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

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

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

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

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以下关于洋漆：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

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此外还有中国船王卢作孚等就不说了。我最后要讲的是，中国以前是穷，但不白。而且我们当时有比得上日本美国的工业产品。这些比较要横比，不要纵比。现在我们广东人还叫香皂叫“番碱”，不管洋碱国碱一律叫番碱，只是习惯问题。

马尾造船厂建于1866年12月23日，是我国晚清洋务运动产生的第一家机器造船厂，时任总理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力排阻力，改革旧制，大胆引进欧洲先进的造船技术、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聘请法国人日意格为船政正监督，任用洋人传授造船、造机技艺。1869年，造出了我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1871年，诞生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1882年，制造了我国最大吨位铁肋木壳兵船；1889年制造出我国第一艘钢壳网甲军舰。从建厂至1907年，马尾船政经历了从跟洋人学造木壳蒸汽兵轮到1875年辞退外籍技师，自行设计建造舰船，实现了自主建造木壳—铁木合构—钢制舰船的质的转变，共制造出大小船40余艘，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造船最多的造船厂，也是当时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辛亥革命后，马尾船政改为福州船政局，又创设了飞机制造工程处。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巴玉藻、王助、曾诒经等中国年轻科技人员，经一年多努力，于1919年8月，制造成功了中国第一架“甲型一号”双翼水上飞机(1910年法国的费勃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机的起降问题,制成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飞机。)，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并培养了我国自己的飞行员。这使福州船政不仅是舰船的发祥地，还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

汉阳兵工厂

(本文只引轻兵器有关资料，汉阳兵工厂尚生产其他大小火炮及炮弹，均略去．)

1890年9月6日，张之洞在大别山下找到厂址，长600丈，广100丈，南枕山，北滨汉，西临大江，与省城对岸。惟需筑地基9尺，并增高堤防以防水淹。即在当地设铁厂，枪厂和炮厂....1895年8月开始小量生产，冬季重建完成，开始生产，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毛瑟步枪(应是CommissionRifle，与毛瑟无关)，因为是仿德M1888式，所以定为88式，其全称为7.92厘米88式毛瑟步枪。使用圆弹头。同时生产子弹，每月能生产十三万粒。

德国定制八八式委员会步枪及汉阳造

1896年开工生产。第一年生产1300枝步枪

1901年，生产步枪2,500枝，马枪316枝。抬枪53杆。徐建寅试制棉质无烟火药成功.

1904年9月26日，张之洞奏请将湖北枪炮厂改名湖北兵工厂。当时可以日产步枪50枝。子弹12000颗。

1904年，湖北枪炮厂又对88式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88式步枪与德M1888式不同点有：德M1888式枪管外部有一套筒，俗称老套筒，

汉阳造88式步枪

1907年陆军部通令各省采购湖北兵工厂枪械。除特殊需要外，不应向外洋采购，一律向汉阳厂购买，并依期付款。该年生产步枪9,000枝

1916年9月8日，陆军部军械司在南苑试放汉阳兵工厂厂长刘庆恩(发明国造半自动步枪第一人)所制造的新枪，名为自装枪。



“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事实是这样的吗？

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震旦号”（CATHEY）。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年，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

中国第一辆汽车：1929年，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

还想听吗？？？最好别光记毛怎么叫你的。

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

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1919年，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至1930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已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

中国第一艘万吨轮：1920年，排水量14,750吨，时速10.5浬，远洋运输轮，美国订单，此后又生产了另外3艘。

中国第一架飞机：1912年，广州燕塘广东飞行器公司（第一次升空后坠机，试飞未成功）。

中国第一台柴油机：1913年，烧球式40马力柴油机，广州协同和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年，上海荣昌泰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飞机专业制造厂：1918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为万吨轮配套的蒸汽机：1918年，3430和3668马力蒸汽机，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记得上学的时候地理老师可是说旧中国“没有一滴石油”，是李四光在新中国结束了中国贫油的历史.



近代开采延长石油，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延长油矿是中国石油工业之母。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陕西巡抚曹鸿勋奏准朝廷，拨银8100两为资<屯垦经费)，开办延长油厂，并令知县洪寅为总办。经武汉化验油质，成分特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五日开钻，在延长县城西门外打出第一口油井，初日产量1.5吨。这是中国陆地中第一口油井，史称老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从此揭开了中国石油发展史上新的一页，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

独山子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曾与甘肃玉门、陕西延长同称为中国最早的三大油矿.

1935年，有“中国甘蔗制糖之父”之称的原顺德糖厂投产，成为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甘蔗制糖厂，这个中国最老、也是最大的甘蔗制糖厂后来发展成现在的顺糖集团

薛广森，清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于顺德龙江。17岁去香港在船厂做工，学成一手出色的机械技术。薛氏借为停泊珠江的英国油轮“青龙号”检修机械的机会，设法将船上的柴油机全面拆卸，绘出图纸，测得数据，经过反复试验改进，在1915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国产柴油机，不久就成批投产，引起国外工业界人士的惊异。

十九世纪清朝末年的1898年，第一台美国“老狗”牌（NEWHOME）缝纫机输入中国；1910年，美国胜家缝纫机从上海、广州等口岸大量输入，很快垄断了这些地区的缝纫机市场。

1928年，上海龙华人计国祯力求改变这种局面，他曾预言：“将来有一天，每家女儿出嫁，都要有一台缝纫机做陪嫁！”于是他开设了胜美缝纫机厂（取名“胜美”是要胜过美国，胜过“胜家”），成功试制了中国第一台国产家用缝纫机，开创了中国家用缝纫机工业的起点。



“汉阳造”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湖北枪炮厂仿德国88式



7.63毫米毛瑟手枪 俗称“驳壳枪”、“自来得手枪”，



柏格门冲锋枪 俗称手提机关枪，汉阳兵工厂于二三十年代



汉阳炼钢厂的兵工学家——徐建寅，近代著名的科学家、翻译家，



建设集团前身——汉阳兵工厂铁厂全景

　　

辛亥革命后之汉阳兵工厂 鳞次栉比的厂房，高高的烟囱冒着浓烟，在当时可是一派繁荣景象的写照。闻名全国的“汉阳造”步枪就是在这里生产的



1920年6月3日，江南造船所建造的第一艘出口万吨轮＂官府＂号下水

　　

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震旦号”（CATHEY）。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原鸿生火柴厂（后改为苏州火柴厂）厂门

“中国实业大王”的骄人业绩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间，刘鸿生不仅在煤炭业取得辉煌成果，而且在火柴、水泥、码头、货栈、纺织、搪瓷等行业里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原鸿生火柴厂（后改为苏州火柴厂）厂门

当中国还盛行有毒自燃的黄磷火柴的时候，1920 年，刘鸿生就斥资12万元，在苏州开办了鸿生火柴公司，高薪聘用外国技师和留美化学博土，生产安全火柴。他决心与瑞典的“凤凰”、日本的“猴子”火柴竞争。1934年，他兼并了长江沿岸“裕生”、“燮昌”、“大昌”、“耀华”及杭州“光华”等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他的商战方略是用“产销联营”方式分割市场，缚住同行手脚，如成立“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其限制区域包括苏、浙、闽、皖等8省。他又用“联华制夷”和“联夷制夷”战术，各个击破洋商。比如他与美商联合，实行产销管理后，迫使东洋“猴子”就范，有效地限制了日资火柴在东北、华北、鲁豫地区发展，以巩固国产火柴较稳定的销售市场。不久，“大中华”的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人们冠以“中国火柴大王”称号。

1920 年，刘鸿生在发展火柴业时，还抓住了“一战”后上海将发展成为东亚最大商埠而需要大规模建造各种建筑的机遇，决心投入巨资兴办水泥厂，与唐山马牌(华资)、大连龙牌(日资)水泥争高低。为此，他首先在国内水泥市场作了充分调查，认为华资水泥生产不足，供不应求；国外水泥运输成本高，售价高昂；另外，制造水泥原料中煤炭是要项，而他有的是煤。因此只要他生产的水泥质量过关，不愁没有市场。接着他还专程出国考察。第一站是日本，不料吃了“闭门羹”! “东方不亮西方亮”。他偕妻直奔德国，终于购得德制成套设备，并了解了整个生产流程和关键所在，甚至还偷记了水泥煅制中的各项化学变化的公式。他回国后，即在同年9月，在上海龙华创办了上海水泥公司。他用重金挖来湖北一家水泥厂一流的德籍工程师，又大胆聘用曾留美、留德的中国工程师，解决了转窑中水泥熟料结块这一关键技术问题。他的“象牌”水泥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检验完全合格，很快赢得了市场，在全国形成了“龙”(东北)、“马”(京津)、“象”水泥产品鼎足三分的局面。

刘鸿生在水泥商战中又使出了“联华制夷”的杀手锏。他与生产“马”牌的唐山启新水泥厂“产销联营”，达成划分销区、稳定价格的协议，于是一“马”一“象”联合起来了。他们乘“五卅惨案”所掀起的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潮，终于迫使那条“东洋龙”销声匿迹。接着南京中国水泥公司“泰山”牌异军突起。刘鸿生运用“采销联营”方法，“马”、“象”、“泰山”三家再次分割市场，平抑售价，使得各家都能产销两旺，皆大欢喜。其时，三家公司生产的水泥约占全国水泥总产量的85％以上，完全主宰了中国水泥市场。

江南制造局，这座由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手缔造起来的近代军工厂位于上海高昌庙，是清末中国重要的军火生产基地。早在速射炮问世后不久，这里的技术人员就敏锐的注意到了这种新式武器。

1890年（光绪十六年），江南制造局总办刘麒祥向两江总督李宗羲报告，要求仿制一种新式火炮：

“……泰西各国所用枪炮，巧样百出，日新月异。查有德国克鹿卜厂所造新式全钢后膛快炮一种，与英国阿姆斯脱朗厂所造异属相同，较平常炮位每放一出，可以放至四五出，灵捷异常，以之安置炮台、兵轮，洵称利器。职道麒祥前在外洋，曾经见过，兹与华洋各匠再三讨论，拟由职局设法仿造。第此种后膛新炮，其中关键各件，均系紧密凑合，曲折甚多，若凭空摹绘图式，范模试造，诚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拟先由外洋购买快炮一尊来局作样，以便逐件拆开，仿照制配，庶有把握……”。

江南制造总局炼钢厂





从这份报告可以了解到，江南制作局请求仿制的是一种“平常炮位每放一出，可以放至四五出”的速射炮，准备采用的仿制方法是，购回一门国外的速射炮，然后逐件拆开，对所有的零件进行一一复制，最后再把这些零件组合起来装配成大炮。在不能完全掌握速射炮具体生产技术的情况下，这不失是一种可行的仿制方法。

两江总督对这份报告相当感兴趣，在批准了江南制造局请求的同时，着重强调了火炮的质量，要求：“妥慎筹办，认真讲求，务与外洋快炮一律坚利以资得力”。当时西方生产速射炮的主要是英、德两国，在经过一番比较后，江南制造局最终引进了一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的 “全钢后膛快炮”，“逐件拆开，照样制配”，由此开始了中国制造速射炮的历史。

江南制造局的报告最初准备仿制的是100磅子全钢后膛快炮，也就是6英寸口径的速射炮。但从后来实际的生产情况看，仿制出的是40磅子快炮，即120mm口径的速射炮。

江南制造局甲午战争后生产的150mm速射炮，外形和120mm炮类似

　　

"操江"號運輸艦

兵 船/運輸艦,上海江南製造局建造的第二號艦,1869年五月完工,造價83,305.9兩;與"惠吉"為同級艦. 所有船殼機具都為自製,是中國第一艘自製的「暗輪」船(即螺旋槳在水下的輪船). 本艦亦為木質船身無裝甲,長180呎,寬27.8呎,吃水9呎;排水量950噸,載貨六百四十噸;425匹馬力航速約 9節. 裝備四門160公釐口徑砲;乘員91人,首任管帶為馬复震.

清軍時代的"平遠"艦照片則極為罕見這是甲午戰前 "平遠"艦停泊於旅順黃金山下的照片,艦體尚是早期的黑色塗裝.

鋼殼巡洋艦,為福州船政局參考"超勇"與"濟遠"首次自行設計建造之全鋼甲軍艦;她是福廠之第廿九號艦,亦為19世紀末中國造船工業的登峰之作.

本艦於1888年1月29日完工下水,造價52萬4千兩. 艦身長197呎,寬40呎,艙深21.25呎,吃水13.1呎;排水量2,150噸,最厚處裝甲8吋;兩部主機2,300匹馬力雙軸推進,航速10.5 節. 乘員145人,管帶為都司階;艦艏裝備一門254公釐Krupp主砲,船舯後方兩側各裝備一門150公釐Krupp砲,另有八門3磅(47公釐)砲與四支 18吋魚雷發射管.

本艦原名"龍威",在建造時尚屬福建艦隊;完工後於1898年的五月十五日由船政學堂管帶林承謨率領首次出海試航. 不過於當年的12月12日丁汝昌率領北洋艦隊經上海時視察本艦後卻對之甚為中意,李鴻章遂於1890年5月16日將其調往北洋艦隊服役,同時配合北洋其它各艦之名改為"平遠"號,首任管帶為李和.

"平遠"艦艦艏景,其10.2吋主砲顯得碩大無朋./US.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本艦原名"龍威",在建造時尚屬福建艦隊;完工後於1898年的五月十五日由船政學堂管帶林承謨率領首次出海試航. 不過於當年的12月12日丁汝昌率領北洋艦隊經上海時視察本艦後卻對之甚為中意,李鴻章遂於1890年5月16日將其調往北洋艦隊服役,同時配合北洋其它各艦之名改為"平遠"號,首任管帶為李和.

本艦1894年9月17日年參加黃海海戰時曾擊中日本旗艦"松島"號兩彈(中央魚雷室及左舷發射管部位各擊中一彈,炸斃兩人)本艦亦中彈起火. 1895年2月17日在威海衛港本艦與其他受困清艦共十艘同時向日軍投降,當時管帶仍為李和.

日軍接收"平遠"艦後仍沿用原名,只是在日文中"平遠"的發音成為"Hei Yen",於三月十六日將艦籍編入日本艦隊,1898年三月廿一日再改列為一等砲艦. 日人曾將"平遠"的副砲改為英製6吋砲並當成訓練艦使用.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本艦為日本第三艦隊第七戰隊之一員,於九月十八日砲擊金州灣俄軍要塞時在鳩灣洋面觸俄國水雷而沉沒(兩個月後"濟遠"艦在同一地點觸雷沉沒).

福州船政局自行设计制造的“平远”号，1888年1月29日完工下水。

1920年中国造的万吨轮船就出口美国了，还一下子出口了4艘。

100多年前咱们就能造军舰了。

　　

北洋舰队的军舰"康济”号，为福州船政局建造之第廿二号舰，1879年7月21日完工下水，造 價21萬1千兩。木質船身無裝甲，排水量1,310噸，長217.1呎，寬31.1呎，艙深17.8呎，吃水13.8呎；750匹 馬力，航速12節；乘員124人，管帶為游擊編階；裝備十一門砲。

福州船政局，又名福建船政局、马尾船政局(今福州马尾造船厂)，清末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于1866年，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李鸿章赞其为“开山之祖”。后在继任船政大臣沈葆祯的苦心经营下，船政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船政下设捶铁厂(锻造车间) 、拉铁厂(轧材车间) 、 水缸铸铜厂(动力车间) 、 轮机厂(制造锅炉车间) 、 合拢厂(安装车间) 、铸铁厂(翻砂车间) 、钟表厂(制造仪表车间) 、打铁厂(小锻造车间)、 锯厂(锯木车间) 、造船厂(由3个船台组成) ， 以及船政衙门、学校、耐火砖厂等。 如下：

　　

总计从1866～1907年，船局共造成各种船舶40艘。其中在日意格任监督期间 (1866～1874)造成15艘大小不同的木质轮船。1874年起，造船业务改由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主持，到1895年继续造成船只19艘，其中有铁胁兵船和铁胁巡海快船（即巡洋舰），并自造复式轮机，船局的技术水平显见提高。甲午战争后到1907年又先后造成7艘。辛亥革命后，船政局归海军部管辖，规定船政经费每月三万元，从福建省财政厅上缴中央的国税项下拨用。中华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经费不继,船局主持人屡易，制造业务无所建树。1928年改称海军造船所。抗日战争期间，船厂屡遭日机轰炸，损失严重。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离大陆时，又拆迁走大部分机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马尾为中国近代产生最早最大的一支产业大军，中国的第一艘兵舰从这里启锚出海，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从这里飞向蓝天，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严复、詹天佑等从这里负笈登程，踏上了寻求科学与真理的救国之路。

砲船/練習艦，是中國的第一艘鐵肋楢木殼船，鐵肋是由法國進口，主機則由 英國採購，交福州船政局裝配，為其建造之第廿號艦。1877年5月15日完工下水，造價19萬5千兩。艦身 長217.1呎，寬31.1呎，艙深17.8呎，吃水13呎；排水量1,268噸；750匹馬力，順風航速約16節。乘員124人， 管帶(艦長)為游擊編階；裝備一門7吋Armstrong砲，六門4.7吋砲。

不是说旧中国连一个铁钉都造不出来吗？估计大家小时候都是这么教育的，长大以后想想不对头，中国人在古代就能造那么多的长枪短剑，怎么可能连一个铁钉都造不出来。

【湄雲】号

兵船/練習艦,福州船政局建造的第二號艦,1869年十二月六日完工,造價16萬3千兩,由法國人達士博監造. 本艦為木質船身,長175呎,寬23.4呎,艙深14.3呎,吃水10.6呎;排水量578噸,由法國進口的320匹馬力主機航速約9節. 原裝備一門6.3吋砲,兩門4.7吋;1891年再加裝一門六十四磅砲,四門 20磅砲. 乘員70人,首任管帶為游擊吳世忠.

福州船政局使用的机器

　　

１９１９年,福建船政局制造了我国第一批飞机

　　

马尾造船厂从1866年创办，到1907年停造的40年间，建造了大大小小的舰船40艘，总吨位达到四万七千三百五十吨。她为近代中国的船舶制造、海军建设、科技人才培育，以及诸多工业领域的奠基和开拓，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左宗棠曾经提出'用机器来制造船用蒸汽机'，当年轮机厂里的很多机器都是从欧洲买来的。蒸汽机引发了西方的工业革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第一台船用蒸汽机是在1871年在这个船政轮机厂造出来的。

马尾船政学堂不仅是中国海军的摇篮，从学堂毕业的许多学生还活跃在中国近代科技、文化、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启蒙思想家"严复、"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有"匡世良才"美誉的造船专家魏翰、设计中国第一架飞机的巴玉藻、著名外交家陈季同等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马尾造船厂开办不久就达到相当规模，船台、船坞、起吊设备等设备都很完善，那时候工厂就配有60吨的起重机，可以造三千吨的轮船，还有盖了五十多座车间。可以说当时的马尾造船厂在中国及整个远东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

　　

我国第一台载重汽车什么时候生产的？

1929年辽宁迫击炮厂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载重汽车(摄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

　　

中国第一家柴油机厂，并于1915年制造出中国第一台柴油机，扛起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一面大旗。

该旧址还留有若干遗存设备。剪床一台，底座仍有“协同和”三字，至今在用，令人称奇；立车车窗一台，高约两米，英国制造，使用时间达80年左右；水塔一座，用钢铁、铆钉拼合而成，呈圆柱形；吊机一台，位于主厂房右侧冲口涌边，底盘用生铁铸成，齿轮带动，臂长四米。

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和中国第一辆汽车

（图）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张学良将军

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改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东北军工企业辽宁迫击炮厂厂长李宜春提出将军工生产转为民品生产，得到张学良将军的赞同，遂将迫击炮厂更名为民生工厂。

民生工厂计划研制载货汽车，张学良拨款75万元支持该计划。民生工厂决定以美国“万国”牌汽车为样本，制造两种型号的载货汽车：一种为75型，装载量2吨，适用于城镇；一种为100型，装载量为3吨，适用于路况较差的地区。

1931年5月，中国第一辆国产“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问世。这辆车采用65马力6缸汽油发动机，液压制动，装载量为1816千克，最高时速六十四千米。除少数重要部件委托国外依图纸代制以外，其余均为自制。

19世纪开平矿务局砖厂的打砖机(选自《开滦建矿120周年特刊》)

1881年唐廷枢主持修建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选自《开滦建矿120周年特刊》)

1881年中国制造的第一台机车——龙号机车(选自《唐山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清代的开平煤矿(选自《开滦建矿120周年特刊》)

看起来马路楼房不错，要是彩照，一定也是田园风光

今天还在使用的协同和机器厂的生产设备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12月，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防御沙俄侵略，加强边防联系，奏准朝廷，将奉天--吉林的电报线经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延至珲春，该线路1886年9月建成，线路全长1072.5公里，这是黑龙江地区第一条电报线路。1887年，经练兵大臣穆图善奏请光绪皇帝，设吉林--大黑河电报线路，途经黑龙江茂兴、齐齐哈尔、布拉哈、墨尔根，达大黑河，全长1080公里，至1911年，黑龙江地区设有电报局所19处。

民国初年，黑龙江地区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除官办电报局外，地方政府和商会也开办电报业务，电报业务分为四等，一等巡抚衙门，二等官衙，三等急电，四等普通电报，至“九一八”事变前，黑龙江地区的大中城镇形成了电报通信网，开办了电报通信业务。

黑龙江地区的无线电台最早于1905年由俄军在哈尔滨设立，电台为火花式，功率5000瓦。1922年，中国政府接管此电台，更名为东三省哈尔滨无线电台，通信距离白天1300公里，夜间2600公里。翌年，开通哈尔滨至上海、哈尔滨至天津的直达电报电路。1923年，为传递军情和灵通消息，东三省保安司令张作霖命令建立哈尔滨、齐齐哈尔临时军事电台，至1931年，黑龙江地区有龙江、漠河、瑷珲、嫩江、肇东、绥化、海伦、肇州、讷河、呼兰、巴彦、通河、龙镇、东兴镇、绥东、黑河、绥芬河、富锦、萝北、欧浦、呼玛、密山、乌云、佛山、抚远、虎林、依兰等地设立了无线电台。而且，无线电台在军事应用的同时，开始民用。

黑龙江地区市内电话始建于1906年，当时的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令电报局代为筹设电话，并由财政局筹措资银2500两，次年又官拨平银1万两，在齐齐哈尔设立了黑龙江第一个电话局--黑龙江省城电话局，由黑龙江行省公署劝业司管辖。1908年，哈尔滨傅家甸商务总会设傅家甸电话局，市街线路全长约20里。民国初期，黑龙江地区商业日渐繁荣，为灵通通信息，哈尔滨以北、齐齐哈尔以南地区各城市商民纷纷创办市内电话局，1922--1928年，黑龙江地区东部松花江沿岸的一些城镇也先后设立市内电话局，到1931年，黑龙江地区共有市内电话局41处，其中多数为商人投资的商办电话局，也有少数的官商合办和官办电话局。黑龙江市内电话创办之初，设备大多比较简陋，黑龙江省城电话局交换设备为50门和10门磁石交换机各一部，终端设备为用户壁机29部。1910年，哈尔滨滨江电话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德国西门子公司制造的自动交换机，为黑龙江地区使用自动电话交换设备之始。

至1938年，分别在齐齐哈尔、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装设了史端桥和西门子自动交换机总计达二万门。









　　

大沽自来得手枪。本枪采用了早期毛瑟平滑表面的设计，与其他毛瑟在表面有车出纹路不同。 在枪膛上面， 有烙印的英文大沽海军船坞(Taku Naval Dockyard)字样， 在弹匣的上弹板侧面有中文的“好”字， 其他没有别的识别字样。据说大沽一共生产了5,000至6,000把自来得手枪， 序号至1,000为标准的毛瑟车纹表面， 烙印在右侧。



20响驳壳枪。



汉阳兵工厂民国十六年(1927年) 生产10响驳壳枪， 7.63mm口径。



汉阳兵工厂制造的驳壳枪完全分解。无铆钉，唯一的螺丝是在握把上



民国十五年广东兵工厂制造的重机枪

　　

1944年初，重炮厂(现长安厂) 近100名职工参加研制120mm迫击炮。此炮在设计时参考了法国布朗特式 120mm迫击炮。历时8个月，同年底即生产出一批迫击炮发往抗日战场。炮弹重10.5公斤，最大射程约3000米，炮的重量较法国的轻一半，提高了运动性能，操作简单，弹着点准确。为进一步增强炮的机动性，又将车轮改为胶轮，并进行了弹簧减震等改进试验。

图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21兵工厂制造的轮式120mm 迫击炮。

长安厂前身系南京金陵兵工厂，抗战爆发后内迁重庆，１９３８年更名为第２１兵工厂，系战时大后方最大的造枪企业。

在八年抗战期间，二十一兵工厂的广大职工不惧环境恶劣，物资匮乏，生活困苦，夜以继日加紧生产杀敌武器，为抗战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1944年10月，21兵工厂总工程师高庆春（第二排左三）、21厂炮弹厂厂长吴世泽（第二排右四）、21厂重机枪所所长朱应甲（第二排左一）、21厂步枪所所长赵国才（第三排左三）及多名技术人员赴美，经过一年的参观学习，学到不少兵器制造方面的技术知识。

图为1946年宁和中学初中部毕业生合影照片。

当时叫21兵工总厂，它联合了南京兵工厂、汉阳兵工厂，还有湖南的一家兵工厂组合而成。21兵工厂所属有好几个所，有步枪所、大炮所、炮弹所，还有老五所（机械所）、四所（量具所）、还有一个简单的中心测量室。当时生产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的，步枪、机关枪、八二迫击炮及八二迫击炮弹，还有比八二迫击炮还大的炮，但生产量比较少。主要以步枪厂的步枪为主，当时叫"中正式"步枪，口径7.9MM，量很大，月产能达到一万多支。其次就是马克沁重机枪，这是当时国民党步兵主要配备的一种武器，当时量少一些，年产有300到400挺，多的时候有500挺。解放以后，经过改进的马克沁重机枪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方这个最大的兵工厂八年中生产、管理不断发展，技术、产品结构不断改进。如汉式步枪改为中正式、轻重机枪零件互换性的改进、120迫击炮的研制投产（产出49门发往抗日战场）等等，都为杀灭敌寇增添了力量。

抗战期间二十一兵工厂生产的主要产品及产量为：马克沁重机枪　18068挺；捷克式轻枪机　10151挺；步枪　293363支；82迫击炮　7611门；82迫击炮弹　321万颗；82黄磷弹　17万颗；黄磷手榴弹　31万颗；炸药包　206万个。

图为两名士兵搬运水冷式马克沁重机枪时的状态。

国民政府兵工署所属捷和兵工厂香港分厂于民国28年制造的防毒面具，其形制同德军用防毒面具十分相似。

1921年，胡西园（镇海霞浦，现北仑区）研制出中国第一只白炽灯泡，1923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灯泡制造厂，是中国电灯泡工业的开拓者。

http://www.aIhUaU.com/pub/attachment/2005/4/418925.jpg[/IMG]

1921年后，项松茂（鄞县）等人在上海组建“五洲固本皂药厂”，后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制皂企业。

1919年，姚德甫（镇海）在上海创办华通电业机器厂（今华通开关厂），被称为中国低压电器工业的奠基人。

上海华通开关厂创建于1919年，是国家大型一档企业。国家二级企业。国家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企业，上海市高新企业

1920年，郑源兴（奉化）、郑方正（镇海）创办了上海最大蛋制品出口企业———“茂昌蛋厂”，开国人兴办冷冻业之先声，后每年营业额约占全国出口额的五分之一。

1919年，王宝信（奉化）在上海创办益泰信记厂，为国内制造铝质日用器皿之首创。

1919年李安绥（鄞县）在上海创办中国最早的毛绒纺织厂，方椒伯（镇海）任董事长。

1916年，林信昭（镇海）在上海北京路设立上海第一家医疗器械厂———林德兴五金工场。1921年，钟章耀（镇海）与表兄胡永年（镇海）在上海创办耀昌医疗器械号（后改为耀昌医疗器械公司），并长期任经理。这两家企业为当时民族医疗器械业的开拓者。

○1914年，乐汝成（镇海）在济南创办泰康罐头食品有限公司，1923年迁址至上海。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产销联营大型食品企业。

○1912年，方液仙（镇海）在上海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兴办了我国第一家牙膏厂，并生产三星牙粉、三星牙膏、三星蚊香、三星观音粉、三星酱油精、“箭刀”肥皂等产品，被誉为中国日用化工的奠基人。

“黄海社”是由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筹资创办的中国首家民办化工科研机构。1922年8月在塘沽正式成立。科研人员多是招聘国内外高校和国外留学的化工人才，并专聘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孙学悟为社长，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稀有的完整的科研机构。现为全国化工系统和天津市、塘沽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物保护单位。

国民政府兵工署所属捷和兵工厂香港分厂于民国28年制造的防毒面具，其形制同德军用防毒面具十分相似。



利康缝纫机

　　

来个小总结：

（以前在小学、初中政治课本上，经常读到旧中国连铁钉和火柴都不能生产，那么旧中国到底能生产什么？）

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年，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

中国第一辆汽车：1929年，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

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

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1919年，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至1930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已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

中国第一艘万吨轮：1920年，排水量14,750吨，时速10.5-，远洋运输轮，美国订单，此后又生产了另外3艘。

中国第一架飞机：1912年，广州燕塘广东飞行器公司（第一次升空后坠机，试飞未成功）。

中国第一台柴油机：1913年，烧球式40马力柴油机，广州协同和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年，上海荣昌泰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飞机专业制造厂：1918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为万吨轮配套的蒸汽机：1918年，3430和3668马力蒸汽机，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旧中国执政者实在是生不逢时，连年的内外战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北伐战争，民国刚建立又是内战，没几年日本人又打进来了，日本人刚投降接着又是内战。旧中国确实没能建立健全的工业体系。但这和“旧中国连火柴铁钉都生产不了”有天壤之别吧？

难道旧中国落后就一定连火柴铁钉都生产不了（却生产出万吨巨轮）？

看看今天的老师们的教案，还在向孩子们讲述着“旧中国连火柴铁钉都生产不了”的“历史”：

腾飞吧！祖国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友投稿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6-14

教学目标

认知：

知道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

情感：

1.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

2.萌发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情感。

行为：

立志建设祖国、报效祖国。

二、栏目意图

．．．

4．“读一读”栏目提供了两段文字。一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体育事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教学可结合我国健儿在重大比赛中的获奖情况，以及我国成功举办过的大型国际赛事，和即将在2008年承办奥运会的有关事例，说明中国在逐渐强大起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一段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情况。通过这段文字说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航天事业发展速度也是很快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

教法建议：

1．为了学生理解解放前我国十分落后，教师上课可以出示一些实物，比如：火柴、钉子等。以此告诉学生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国家连这样的小东西都生产不了，可见，旧中国十分落后。

．．．

教育过程：

一、谈话导入

1．教师出示实物：火柴、钉子并问：请大家看这是什么？你知道它在解放前叫什么吗？（洋火、洋钉）

2．问：解放前不仅火柴叫洋火，钉子叫洋钉，那时点灯用的煤油叫洋油，建筑上用的水泥叫洋灰。为什么在这些东西名字前头都加个“洋”字呢？

3．师：解放前的中国，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那时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为此我请同学们自己回家采访家里的老人，请大家说一说你家里的老人小时候的生活是怎样的。

．．．

5．畅谈祖国变化，激发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1)面对祖国各方面的飞速发展，你们想对祖国说什么？

(2)为什么旧中国我们连火柴、铁钉都造不了，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中，取得了这么伟大的成就？



再看看初中课程怎么讲的（要知道九年制义务教育到初三就完了）

[科目]地理

[年级]初二年级

[章节]第八章第一节

[关键词]工业基地

[文件]c8-1.doc

[标题]第八章中国的工业第一节中国工业的发展

[内容]

第八章 中国的工业

第一节 中国工业的发展

左面的图又代表什么呢？（学生答：办公用品）是的，现代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工业产品，电话机、复印机、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等。请同学们想一想，在我们的教育教学中常用到哪些工业产品呢？（学生列举：投影仪、幻灯机、电视机、录像机、计算机等电化教育设备；黑板、黑板笔、挂图、模型等教学用具；书本、铅笔盒、笔尺规等学习用具。）

右图主要代表的是建筑材料，像砖瓦、水泥、玻璃、铝合金、钢筋、涂料、缆线等也都是工业产品。

......

【讲述】旧中国的工业不但工业产量低，而且工业部门残缺不全，主要是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的加工业，因此许多工业产品不能自己生产，完全依赖进口。车是“洋车”，收音机是“洋匣子”，就连一些最普通的日用品像铁钉、火柴、煤油也需要进口，都称“洋钉”、“洋火”、“洋油”。

......

教科书一笔抹杀了旧中国实业家们的功绩



统计数字表明，从1912年起到1927年国内共开设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火柴厂达115家左右（杜询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

刘鸿生创办鸿生公司，联合荧昌和中华两家火柴厂，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1930年当年产量和销售量都达到了全国火柴产销量的22％，成为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

青年时期的刘鸿生

......

直到今天，我们离民国时代已经过了好几代人的时间，历史的真实画面仍未聚焦。一些狂热歌颂***时代的崇***派们，仍然不厌其烦重复着毛时代所刻意营造的谎言：解放前中国连火柴、铁钉都不会造，只有***才改变了这一切。为了颂扬***，当年火柴大王刘鸿生等人的业绩，统统都被一笔勾销了。当他们胡说旧中国连铁钉都不会造的时候，大概也不知道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在1958年说的话：“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

然而，对一个时代的客观评价，绝不可能建立在刻意贬低前朝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马思乐似乎未能免俗。他过于轻视***以前的中国，损害了他的长程历史眼光。试想，如果我们连民国时代的经济轨迹都不能公正了解，又如何给毛泽东时代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呢？

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回顾一下上一个百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记录，探讨一下***时代在这百年增长中的地位，应当是蛮有意思的。

表一　20世纪中国经济增长记录

单位：%每年

======================================================

1912-36　　1952-76　 1957-76　　1978-99 ------------------------------------------------------

人均GDP　　　 1.1　　　　 3.7　　　2.9　　　　 7.8

GDP　　　　 1.8-2.0　　　 5.8　　　5.0　　　　 9.4

农业增加值　1.4-1.7　　　 2.0　　　1.7　　　　 4.8

工业增加值　　9.4　　　　11.5　　　9.5　　　　11.6

发电量　　　 18.4　　　　15.4　　 10.6　　　　 7.8

生铁　　　　 20.2　　　　13.4　　　7.2　　　　 6.3 (

钢　　　　　 22.8　　　　13.3　　　7.3　　　　 6.7

水泥　　　　 11.6　　　　12.3　　 10.6　　　　10.9

纱　　　　　　9.1　　　　 4.7　　　4.5　　　　 4.2

布　　　　　 17.5　　　　 8.7　　　7.1　　　　 4.0

======================================================

资料来源：Chang (1969)，Rawski(1989)，中国统计年鉴2000

(海纳百川www.aIhUaU.com

表一列出了抗战前的民国时代(1912-36年)、***时代(1952-76)以及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记录。从人均GDP的增长看，民国时代仅1.1%，增长极慢；毛时代不过3-4%，仍属于中低增长，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人均GDP才达到了7.8%的高增长速度。由此看来，民国时代似乎毫无足道。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民国时代分部门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其工业增长速度，一点也不比后来慢多少。它的农业增长为每年1.4-1.7%，大致与毛时代的1957-76年相差不大。它的工业增长达到每年9.4%的高速度，丝毫不亚于毛泽东掌控经济后的1957-76。电力、钢铁、纱、布等工业产品的发展速度，甚至还大大超过了以后的时期。 　　那么，为什么民国时期GDP增长慢呢？原因仅在于刚刚起步的现代工业部门所占比重极低(表二)。我们知道，在经济发展初期,传统农业部门增长潜力极低， 经济发展速度取决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和所占比重。民国时期，虽然工业发展速度很快，但由于工业占GDP的比重非常小，1912年民国肇始时仅8%左右，因而其对GDP增长的影响不大。 随着工业比重上升影响扩大，GDP增长势必加速。 民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将工业比重提高了一倍有余。毛时代的分部门增长速度，其实并不比民国时期快多少，其GDP增长提高，主要是这个工业比重提高的结果。

表二　工农业占GDP比重

======================================================

年份 　1933　　　1952　　　1957　　　1976　　　1999

工业　 11.7%　　 17.6%　　 25.4%　　 40.9%　　 42.7%

农业　 62.9%　　 50.5%　　 40.3%　　 32.8%　　 17.7%

资料来源：Rawski(1989)，中国统计年鉴2000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是位十分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在他即将出版的新著《醒过来的亚洲巨人：中国经济转型》(Asia's Awaken Gia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y，Blackwell Publishers, January

2002)中，邹教授观察到上个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所遗憾的是，由于战争、政治不稳定和错误的发展策略，本来可以在40年左右实现的目标，我们却花费了整整百年时光，才能达成。

下面这张工业增长图，清楚地显示了邹教授的遗憾所在。中国现代经济史 上两大灾难，其一是抗日战争及其后的内战，其二就是***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这两者将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推迟了将近三四十年！

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出，在***时代，工业化确实取得了进展，但这些进展，似乎并未超出民国时代发展趋势自然延伸的范围。可以说，在上一个百年的增长记录中，***时代的表现并不能说是特别突出。相反，这时期所发生的大跃进和文革，更是造成了只有日本入侵和惨烈内战才能比拟的大灾难、大衰退。我相信，后人们在指出这个时代所达到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会客观地指出， 与它所应有的进步相比，这些成就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民国18年山西造 .45ACP 驳壳枪，属于比较少见的变形。枪身上一旁有“民国十八年晋造”篆字，另一旁是“弟（第）七式”。



1900年前后的汉口外滩 颇具现代城市模样。



以驳壳枪行肩枪礼的女兵。



40年代的汉口滨江人行道



40年代末汉口江边的林荫道，要是彩照，一定也是色彩斑斓非常美。

　　

中山公园最初是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的私人花园，约建于本世纪初。1914年左右，刘为笼络湖北军政府财政厅长李华堂，将此园赠给李，李乃命名为“西园”。1927年武汉市政府将西园作为敌产没收，在此基础上扩大兴建中山公园，面积由O.16公顷扩大到12.5公顷，武汉市工务局主持修建，吴国炳负责设计和修建工程。根据设计，挖湖堆山(岛)，岛间架桥相连。还建有运动场、游泳池、溜冰场、民众教育馆和孙中山纪念堂。部分竣工后，于1929年6月10日先期对外开放，同年10月10曰正式对外开放。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公园正式命名为“汉口中山公园”。

民国初年拍摄之武汉奥略路

上海向来是窗口，再来看看旧上海，莺歌燕舞好不繁华。你可以说当时全国老百姓距离那种生活很遥远，但今天不也是这样吗？能在上海那样昂贵的城市有房有车安居乐业的又有多少人？只知道很多人家还挤在十几平米的小阁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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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园大门



1936年中山公园中的世界著名建筑模型 类似于今天深圳的那个世界微缩景观公园？



旧上海的城市建设还是相当有水准的

　　

以前看到扛着麻袋的搬运工人，总觉得那是旧中国的情况。 如今重庆的成千上万的替人搬运东西的棒棒军实际上也是这样



新时代的重庆棒棒军，人数少说也有十万

　　

再看看旧上海的医院

旧上海的医院扫描

西医医院的建立

上海开埠前没有西医，只有中医郎中以游走或坐堂等方式行医。开埠后随着传教士的进入，上海出现了综合性的西医医院。自从1844 年起，基督教会开设了仁济医院、同仁医院，天主教会开设了公济医院、广慈医院等，到1910年共计达14家。

仁济医院在开办的最初13年中，医治病人13万人次，1860年为16113人次，1861年为38069人次，1870年为42695人次，1875年为56624人次。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要知道，当时全市人口才五六十万.

可见那时也不是只有资本家有钱人才能看得起病。倒是今天的医改弄得大家都看不起病了。

广慈医院的标志性建筑

　　

跟上先进的医疗潮流

西医医院的出现，使上海跟上了最先进的医疗技术的发展潮流。如1849年继乙醚麻醉法后又问世了氯仿麻醉法，第二年上海的医院中就运用于外科手术。 1875年西方施行了第一例无菌手术，一年后上海医院的重要外科手术亦均在无菌情况下操作。随着无菌消毒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医务人员开始重视清洁并穿戴灭菌手术衣，手术室内的大量围观者也被禁止。这些都为当时上海的医院及时采纳。上海的宝隆医院在1912年已经建立了X光机室牞上世纪20年代，仁济医院从国外购置了2台X光机，属当时的先进医疗设备。除此之外，细胞病理学说、微生物病原学及西方学者对各种病菌的发现和描述、免疫学的理论和方法、临床检查法等，都随着该时期新的医生来华而迅速传入上海教会医院。

中国红十字总院病房楼

　　



正规的医院管理制度

随着现代医院在上海扎根发展，医院的管理制度也日益严格和精细。病历记录制逐渐形成了正规的体系。医院开始使用专门的记录簿，通过表格详细描述病人的基本情况，为医学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早在1919年，有详细病案记录的占当年所调查医院总数的40%。后来病历记录制度成为现代医院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指标。

在广慈医院、仁济医院和宝隆医院等医院里，病房是分等级的，有头等、二等以及普通病房。在当时，分等级是医院管理的一个有效方法，因为有钱人固然可以住得大点，普通病房的实施也许更适合普通百姓，更主要的是便于医院管理和提高医疗效率。

广慈医院500只病床中，有302只病床供贫民使用。

建于1907年的广慈医院今天是一所三级甲等大型综合性教学医院。

　　

一些医院，对于各阶层的患者，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付费制规定尽力而为牶“富者出其膳费及其指定医师之诊金牞贫者只在其能力内出其膳费，从无因乏资而被拒绝者”，“即最贫者亦得入附设之病床焉”。甚至实行免费医治，如仁济医院在建院到19 04年的60年间，未向病人收取费用。医院的许多资金来自于教会、慈善机关和个人的捐赠。工部局和公董局也一直对各医院提供资助。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好多变化，但上海的医院却一直在发展。到1948年12月，上海已有综合性医院101 所，其中包括中国人创办的红十字会总医院等。而其中广慈医院成为了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医院。解放以后，上海的医院进入了一个崭新快速的发展阶段。

中山医院

　　

当时的医院，多以“宏仁”、“慈爱”或“仁济”为名，就是这种理念的反映。因此在教会医院里，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医师特别注意医院留给病人的第一印象，极力做到待病人像客人。他们的热情周到，很容易使病人消除陌生感和畏惧情绪。

一些医院，对于各阶层的患者，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付费制规定尽力而为牶“富者出其膳费及其指定医师之诊金牞贫者只在其能力内出其膳费，从无因乏资而被拒绝者”，“即最贫者亦得入附设之病床焉”。甚至实行免费医治，如仁济医院在建院到19 04年的60年间，未向病人收取费用。医院的许多资金来自于教会、慈善机关和个人的捐赠。工部局和公董局也一直对各医院提供资助。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好多变化，但上海的医院却一直在发展。到1948年12月，上海已有综合性医院101所，其中包括中国人创办的红十字会总医院等。而其中广慈医院成为了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医院。

那时的医院都不以营利为目的，从无因乏资而被拒绝者，“即最贫者亦得入附设之病床焉”。

甚至实行免费医治，如仁济医院在建院到19 04年的60年间，未向病人收取费用。

在旧上海，你不会因为没钱而看不起病，今天的盛世却是没钱就在医院等死......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公济医院



民国时期公共卫生招贴画：







　　

民国政府并非不管人民死活



“已病者快送医院”—— 那时的医院不拒绝穷人



总觉这些画有点像50，60年代的，原来50，60年代的招贴画风格是从民国那时候传下来的。

　　

上海集体婚礼1935年



旧上海的建筑气势不凡



长海医院内的旧上海市博物馆，由著名建筑师董大酉设计，1934年动工，1936年建成开放



江湾体育场前身为旧上海市体育场，1935年8月完工。 当年的建筑水平也不底。市政设施也较为齐全。



同济中学内的旧上海市图书馆，1936年建成开放。建筑设计手法采取现代建筑与中国建筑混合式样

　　

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第123次会议通过《大上海计划》，划定今江湾五角场东北地带作为新上海市中心区域。该计划各项工程于1930年上半年开始建造，在一片农田间修筑了一系列道路，并以新市政府大厦为中心(图下)，完成了运动场(图上中)、图书馆(图上左)、博物馆(图上右)、市医院、卫生试验所、国立音专、广播电台、中国航空协会等建筑。在数年间陆续建起了一座不可思议的上海新城，而与租界中的另一个市中心遥遥相对。

当年的“大上海计划”不亚于今天的浦东开发。

与现今上海的高楼大厦形成对比，东北角的杨浦区是一块上海“新贵”们很少涉足的“贫瘠”之地，区内东南部的沿黄浦江地区是昔日中国工业的荣耀之地，而北部江湾一带则曾经有过一个经过周密规划的大上海新城的“市中心区”——“大上海计划”

1933年1月1日，中国航空协会在上海成立。1935年，在市中心区博物馆旁(今长海医院内)建造会所及陈列馆。由此，“市中心区”内又多了一栋奇特的建筑“飞机楼”(下图)。大楼同样由设计了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设计师董大酉负责设计。

中国航空协会

旧上海市博物馆（今长海医院影象楼）

博物馆中部及前面两翼为二层建筑(二翼突出部分原为一层，后改建为二层),另有门楼二层，全部建筑为钢筋混凝土构造，外墙用人造石砌筑。该馆1934兴工，1935年落成。

上海市运动场(今江湾体育场)及上海市游泳池、上海市体育馆鸟瞰图。其坐落于市政府西南方的虬江北岸，东接国和路、北连政立路，西界淞沪路，占地300亩。

1934年8月动工，1935年8月完成，耗资80万元，是当时远东最大的体育场。

1935年10月10日，民国政府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此举行。





1913年，金陵制造局首先开始生产6寸勃朗宁手枪，每月可产30支，每支枪的成本为银元44元。至 1919年开始生产８寸勃朗宁手枪。

图为金陵制造局生产的8寸勃朗宁手枪。

1911年民国成立，金陵制造局厂名延用，1929年改隶兵工署直辖，改称为金陵兵工厂。

1929年，金陵兵工厂建成82迫击炮厂房，开始82 迫击炮生产，起初月产只能达25门，最高时年产量曾达到过480门。在抗日战争时期，21兵工厂工人们为支援抗日前线，同仇敌忾，全力生产，82迫击炮年产量达到2000门。由于21厂生产的82迫击炮精度甚佳，携带轻便，各部队纷纷请领。

1929年6月,金陵兵工厂分厂独立,开始制造82迫击炮弹,月产1000颗。1933年时每枚迫击炮弹单价8.50元。

金陵制造局使用过的气锤

此气锤是一对姊妹锤，始用于南京金陵制造局。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的8月13日，即上海”8.13”事件，日本占领上海，直逼南京，迫于形势，南京金陵制造局于当年的11月8日开始西迁重庆。4000多吨物资要从南京运送到重庆，难度非常大。途中，当船队行至万县的时候，遇上日本飞机轰炸，运送机床的船被炸烂，机床掉进长江，工人们知道设备是工厂的命根子，纷纷跳入长江，全力抢救工厂的设备。遗憾的是，这一对姊妹锤只抢上来这一台，另一台永眠长江江底。

气锤上的铭牌

旧上海兵工厂8寸白浪林手枪

　　

金陵机器制造局

金陵机器制造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制造厂)诞生于1865年(同治四年)，是晚清洋务运动中开办较早、规模较大的工厂，其主要产品有枪、炮、弹药、火药、水雷等。

　　

1884年,金陵制造局第一次制造出可移动的车轮式37mm2磅后膛炮。该炮为架退式，有完善的炮闩，装弹简便迅速；制炮材料由青铜或铸铁改为普通钢或锰钢，提高了炮管的强度；炮弹也由球状改为长形，并附有弹带。这些技术上的改进，提高了炮的射速和命中精度，大大胜过以往生产的前装炮。该炮试制成功后，即投入了批量生产。在中法战争中，金陵制造局生产的这种后膛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863年，苏州洋炮局生产了短炸炮（前装炮），俗称田鸡炮,被洋人称为天炮。其特点是炮身短、重量轻、射角大、炮弹所受的空气阻力小，因而射程较远。由于弹道弯曲，对打击遮蔽物后的目标及有掩盖的工事有很好的效果。该炮在当时的中国是唯一较先进的武器。

美式加提林轮回机关枪（通称十门连珠炮），为美国人在1861年所发明。1884年，金陵制造局开始制造美式加提林轮回机关枪。该枪口径11毫米，枪管有膛线12条；配有6至10支枪管，可在一固定的中心轴上回转按序装填发射。每分钟可连续射出子弹350发，射程可达2000米。在中法战争中，局里生产的这种枪及后膛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金陵制造局仿制的加提林轮回机关枪

吉林机器局

1881年6月26日，经吴大瀓(时督办宁古塔三性浑春事宜)等奏请清廷批准，开办吉林机器局，1887年8月，火药局建成，至此，建设工程全部竣工。

吉林机器局建成时，全局占地面积29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53万平方米，各类机器设备计275台，大部分购自德国，部分购自美国和英国，仅机械加工部分开办经费即耗银25万两，全局常年经费约10万两。生产机构：设机器正厂、东厂、西厂、轧钢处、翻砂厂、熟铁厂、木工厂、锯木厂、拉火厂、电气厂、画图房，火药局单独分设。派驻机构：设营口转运局，负责上海、天津等地外购材料转运；设乐亭制造分局，为分驻昌黎、乐亭境内的吉林边防军修理枪炮和复装子弹。另开办表正书院(机械制造工业专科学校)，招收满、汉子弟30余名入学，开办两年后因缺乏经费停办。

该局曾在1882年建局初期，试铸成厂平一两银质样币，后又铸成多种银币，1896年获清政府批准大量生产发行。从1896年11月至1899年7月，获盈余银34万余两，为自身发展和武备军调提供了经费补充。

中国原无近代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建安庆内军械所，由此开始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至甲午中日开战时中国拥有的大型军工厂如下：

福州船政局 江南制造局 天津机器局 金陵机器制造局 湖北枪炮厂 四川机器局 山东机器局 吉林机器局 广东制造枪弹厂

黄埔船坞 大沽船坞

金陵兵工厂 宁造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

1924年，金陵兵工厂依德国兵工署所赠的图纸，对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改良，并标准化，这种新式的马克沁重机枪称为二四式机关枪。金陵兵工厂制造的马克沁重机枪超过了当时国内制造的重机枪的一般水平。

淞沪战役中，前线部队以二四式防空重机枪对抗来袭的日军飞机。

1929年，金陵兵工厂建成82迫击炮厂房，开始82 迫击炮生产

上海抗战时，炮兵创造了手扶发炮战法。

可挂在军车上行进的轮式八二迫击炮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抗战爆发之初，21兵工厂全体工人呈献的自己生产的爱国号枪炮共四十尊，用于抗击侵略者。其中水冷式马克沁重机枪二十挺，八二迫击炮二十门。 图为该批武器移交前的留影。

1938年7月汉阳兵工厂步枪厂并入21兵工厂，1939年1月在重庆复工生产，改名为汉式七九步枪，至1944年停产。

可以概算出在汉阳兵工厂原址生产的“汉阳造”大约是87万余支。加上战时21厂生产了20余万支，总数则为108 万余支。

在军阀混战的时代，一直到抗战结束，“汉阳造”在中国一直是主力武器之一，虽然落后了“中正式”两代，比日本的三八步枪也落后了一代，但是仍不失为一把结实可靠的步枪。

由清末新军开始，北洋军、北阀军、中央军、红军，“汉阳造”武装了无数的中国部队。到了八年抗战，抵御外侮，可算是老树开花又逢春。直到抗美援朝，中国志愿军仍有许多部队持着“汉阳造”在冰天雪地中与十六国联军拼杀。 六十年代之后，“汉阳造”退为民兵的武装。

汉阳造88式步枪

好祥和的农村

1948 年9月21厂第一批试生产新枪50挺，试射检验结果良好，连续射击 5000发，效果甚佳，每分钟射速为650发，利于寒地作战。该枪的最大特点是去掉了水冷式重机枪的枪管冷却水套，改为蜂窝状散热孔。从而使该枪的体积和重量都大大减小，重机枪全重由水冷式的49公斤下降为气冷式的31.75公斤，更便于作战和运输。

图为一名士兵身背风冷式马克沁重机枪时的状态。

1948年，国民政府兵工署将二战战败国日本赔偿的134部机器设备拨交21兵工厂。其中，元车57部、铣车49部、磨床11部、镗床和齿轮机各5部、压力机4部、剪冲机1部、锻工机2部。上图为日本赔偿的龙门铣，铣床上的JAPAN标志清晰可见，电机是日本三菱公司制造的。

民国时烟台的老教堂







民国的北京大学



青岛天后宫，始建于明成化三年（1467年）



新中央电站于清光绪20年（1894年）建于上海斐伦路，装机189千瓦，至1900年发展至576千瓦

　　



民国初年山东图书馆海岱藏书楼。1915年山东图书馆改称山东公立图书馆，隶属山东省长公署。1928年后改称山东省立图书馆，隶属山东省教育厅。抗日战宇爆发后南迁四川，至建国后方回迁济南。

民国初年山东图书馆大门。山东图书馆位于大明湖南岸原贡院号舍处，始于1909年，为馆园式建筑，是清末民初国内最早的省级图书馆。

一直搞不清什么是真正的民国，我们所学的近代历史只有“革命史”，也就是只讲***是怎么打仗的。那时候人们的经济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民国初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大力推行新式教育。图为该学校正整队出发，进行校外活动。有模有样



1938年，岳云中学由长沙迁南岳。1947年由校友捐资在南岳紫云书院遗址兴建的迥程楼。



20世纪30年代位于浏阳门外南元宫的私立群治农商学校,房子还不错



20世纪30年代的长沙雅礼中学

　　

雅礼中学创办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是美国耶鲁大学校友组织的雅礼协会取“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之意而定名。学校的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或名流后代，都是寄宿，冬季穿呢制服，夏季穿白制服，平时都穿皮鞋。雅礼中学开设的课程中，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的教材都是采用英文原版本，教师上课时也适当使用一些英语。英语课教师都由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学士任教，并采用直接教学法。国文课则全部请中国教员，所教的内容大多为古文。雅礼中学很重视体育，其强项是足球，校队“蓝白队”曾多次挫败英国水兵队，并代表湖南参加华中和全国运动会。当时，雅礼有一个指导思想：“培养中国人自己来教中国人。”雅礼中学的教职工中，有较多的中国人，创办初期，学校负责总务的是中国人王海轩。1928年，聘请由雅礼大学毕业的劳启祥代理校长。劳启祥学识渊博，热心教育，素富爱国思想。他一上任就重用中国人为行政人员，致力于选拔“吸收欧美文明，振兴五千年民族”的志士。1932年他转为校长，领导“文理分科”教育改革获得成功，毕业生的升学率大大提高，为学界所瞩目。

周南女中由著名教育家朱剑凡于1905年“毁家兴学”，将长沙泰安里私家园林蜕园改建而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女校之一。学校初为女塾，1908年呈请湖南抚院正式批准改名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校名取“周礼尽在，南化流行”之意。朱剑凡制定的校训是：自治心（节制整洁），公共心（博爱仁恕），进取心（勤勉耐劳）。建校初期每年举办学习成绩展览，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曾载文赞誉周南女生的成绩，“男校中如此程度亦不多得”。朱剑凡还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新民学会19名女会员中，周南学生占13名，解放战争时期，周南女中是长沙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这几幅照片就是20世纪40年代周南一群进步学生的留影。照片不仅刻画了周南女生自信、奔放的心态，而且录下了当年周南女中静谧的校园和优雅的环境。

40年代周南女中思贤桥



40年代周南女中宿舍



40年代周南女中校园



雅礼中学的一位行政管理人员

　　

看看民国时的教育，并非一穷二白。

长沙历来是湖南省教育发达的地区，是全省的文化教育中心，在国内也有一定影响。

“开明专政”第一年即创办学校7所，并选派581名学生出国留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教育又见复兴。尤其是私立学校发达，推全国之最。

创建于清末的明德、周南、雅礼、长郡等中学，以及楚怡、修业等小学，此时更加兴盛。女子教育发展更快。大学教育也开始起步。进入30年代以后，湘省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复苏，教育带来也随之获得较大的发展。明德等中学闻名全国。1934年天津《大公报》称“明德与南开，不啻南北并立两大学府”，教育部督学曾称赞此为“全国中学所罕见”。

据统计，1934年全省私立中学有51所，占中学总数的62%；学生1.47万人，占中学生总数的66%。与此同时，长沙的职业教育、平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也有长足的进步。直到抗战前夕、抗战期间乃至抗战胜利后一二年，湖南的教育事业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20世纪30年代长沙公路自行车公开赛



20世纪30年代长沙市网球公开赛



20世纪30年代湖南公共体育场自行车竞赛



20世纪40年代的广雅中学

　　

在我的印象中，民国时期就是乱糟糟的，即使日本人打进来之前也一直是乱哄哄内战，至于国民党的统治区，那是白色恐怖区，人民一定非常悲惨，文化教育上会有什么发展呢？

1913年（民国2年），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挪威籍体育干事夏义可引入田径、篮球、足球等体育项目。1922年，体操科改为体育课。

清末至民国，历届湖南政府都把举办运动会视为一项政绩，这一时期湖南共举行过17届全省运动会，长沙队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其中七、八两届，长沙获田径、游泳、足球、队球（排球）、网球第一名；十至十四届共设金牌220枚，长沙市、县得175枚。

民国时期举办过六届华中（含湘、鄂、赣、皖）运动会，湖南省代表团以长沙的运动员为骨干力量。在1923年举行的首届华中运动会上，湖南以团体总分65分居榜首，其中长沙岳云中学选手得22分，该校学生马祥波获铅球、铁饼、标枪、标枪、跳高、撑竿跳高五项冠军。

1924年第二届华中运动会，岳云中学的李珍、朱恩奎等4名选手获7项冠军。长沙市周南女子中学运动员入选省代表队，参加第三、四、五届华中运动会，获女子组总锦标1次、女排冠军1次、各类锦标13次。

那时的体育比赛虽不及今日场面之壮阔、条件之优越、设施之齐备，但从运动员们的动作和神色中仍可窥视出竞技体育的本质和奥林匹克精神。

民国时的图书馆事业

创建于1904年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到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混战，经费拮据，时兴时废。至“五四”运动前后，长沙仅有湖南自修大学附设图书馆以及湖南青年图书馆较有影响。1927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湖南图书馆改名中山图书馆。1930年，由于政府的倡导，市、县民众图书馆纷纷建立.

中山图书馆阅览室



1927年新建的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



20世纪30年代长沙街头的流动书车

　　

截至1948年7月的中国210所高校名录

一、国立大学(31所)

校名 所在地

中央大学 南京

重庆大学 重庆

政治大学 南京

四川大学 成都

北京大学 北平

南开大学 天津

清华大学 北平

北洋大学 天津

中山大学 广州

山东大学 青岛

西北大学 西安

河南大学 开封

交通大学 上海

山西大学 太原

同济大学 上海

兰州大学 兰州

暨南大学 上海

厦门大学 厦门

复旦大学 上海

广西大学 桂林

浙江大学 杭州

贵州大学 贵阳

英士大学 金华

云南大学 昆明

安徽大学 安庆

东北大学 沈阳

中正大学 南昌

长春大学 长春

湖南大学 长沙

台湾大学 台北

武汉大学 武昌

二、私立大学(25所)

校名 地址

金陵大学 南京

震旦大学 上海

燕京大学 北平

圣约翰大学 上海

成华大学 成都

华西协会大学 成都

岭南大学 广州

成华大学 成都

广东国民大学 广州

齐鲁大学 济南

东吴大学 上海

福建协和大学 福州

沪江大学 上海

东北中正大学 沈阳

光华大学 上海

江南大学 无锡

大夏大学 上海

珠海大学 广州

大同大学 上海

三、国立独立学院(23所)

校名 地址

北平师范学院 北平

中正医学院 南昌

国立师范学院 衡山(湖南)

湘雅医学院 长沙

湖北师范学院 江陵(湖北)

贵阳医学院 贵阳

南宁师范学院 南宁

沈阳医学院 沈阳

贵阳师范学院 贵阳

兽医学院 兰州

昆明师范学院 昆明

成都理学院 成都

西北师范学院 昆明

唐山工学院 唐山

长白师范学院 兰州

西北工学院 西安

女子师范学院 重庆

西北农学院 武功(陕西)

社会教育学院 苏州

北平铁道管理学院 北平

上海医学院 上海

上海商学院 上海

江苏医学院 镇江

四、省立独立学院(24所)

校名 地址

江苏省立江苏学院 徐州

福建省立农学院 福州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无锡

广东省立法商学院 广州

安徽省立安徽学院 芜湖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 广州

湖北省立医学院 武昌

广西省立医学院 桂林

湖北省立农学院 武昌

广西省立西江文理学院 南宁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 重庆

新疆省立新疆学院 迪化

湖南省立克强学院 衡阳

台湾省立师范学院 台北

河北省立农学院 保定

台湾省立农学院 台北

河北省立工学院 天津

台湾省立工学院 台北

河北省立医学院 保定

山东省立农学院 济南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

天津 浙江省立医药学院 杭州

福建省立医学院 福州

山东省立师范学院 济南

五、私立独立学院(32所)

校名 地址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南京

福建学院 福州

建国法商学院 南京

乡村建设学院 重庆

求精商业学院 重庆

铭贤学院 成都

朝阳学院 北平

天津工商学院 天津

东北文法学院 北平

天津达仁商学院 天津

北平协和医学院 北平

焦作工学院 焦作

广东光华医学院 广州

南华学院 汕头

上海法政学院 上海

辽宁医学院 锦州

上海法学院 上海

华侨工商学院 香港

诚明文学院 上海

湘辉文法学院 四川北碚

同德医学院 上海

中国纺织工学院 上海

东南医学院 上海

辅成法学院 四川万县

新中国法商学院 上海

川北农学院 四川三台

南通学院 南通

中华文法学院 广州

之江文理学院 杭州

正阳法学院 四川巴县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福建闽侯

广州法学院 广州

六、国立专科学校(20所)

校名 地址

国立音乐院 南京

边疆学校 南京

戏剧专科学校 南京

中央工业专科学校 重庆

药学专科学校 南京

中央技艺专科学校 四川乐山

东方语文专科学校 南京

自贡工业专科学校 四川自贡

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北平

西北农业专科学校 兰州

艺术专科学校 杭州

西康技艺专科学校 西昌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上海

康定师范专科学校 康定

上海音乐专科学校 上海

体育师范专科学校 武昌

福建音乐专科学校 福州

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 天津

海疆学校 福建晋江

辽海商船专科学校 辽宁葫芦岛

七、省立专科学校(32所)

校名 地址

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科学校 苏州

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 西安

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 常州浒墅关

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西安

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 北平

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 西安

江西省立工业专科学校 南昌

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福州

江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 南昌

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 桂林

江西省立兽医专科学校 南昌

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 广州

江西省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 南昌

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 广东高要

江西省立农业专科学校 南昌

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 广州

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 长沙

广东省立海事专科学校 广州

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 成都

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 昆明

四川省立体育专科学校 成都

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 上海

四川省立会计专科学校 成都

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上海

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 天津

上海市立体育专科学校 上海

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 济南

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校 上海

山西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太原

河南省立商业专科学校 河南开封

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 江西景德镇

安徽省立工业专科学校 安徽淮南

八、私立专科学校(23所)

校名 地址

重辉商业专科学校 南京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武昌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上海

知行农业专科学校 陕西户县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上海

信江农业专科学校 江西上饶

中国新闻专科学校 上海

汉华农业专科学校 重庆

上海牙医专科学校 上海

西南美术专科学校 重庆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 上海

西南商业专科学校 桂林

诚孚纺织专科学校 上海

西北药学专科学校 西安

南方商业专科学校 广州

东亚体育专科学校 上海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无锡

上海纺织专科学校 上海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 苏州

光夏商业专科学校 上海

江苏正则艺术专科学校 江苏丹阳

海南农业专科学校 琼州

武昌艺术专科学校 武昌

民国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命名的国立大学(按命名时间排序)

1927年以前民国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命名的国立大学:

1、国立中山大学 1926年8月,广州

2、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1927年3月,南京(1928年2月改名江苏大学,1928年5月更名国立中

央大学)

3、国立劳动大学 1927年5月,上海(1931年解散)

4、国立同济大学 1927年8月,上海

5、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1927年8月,杭州(1928年4月改名浙江大学,1928年7月称国立浙江

大学)

6、国立暨南大学 1927年9月,上海(1949年8月解散)

7、国立第二中山大学 1927年11月,武汉(1927年12月解散,1928年成立国立武汉大学)

......

1928年-1930年民国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命名的国立大学:

8、国立清华大学 1928年,北京

9、国立青岛大学 1928年,青岛(1931年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10、国立北京大学 1929年8月,北京

......

1930年-1940年民国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命名的国立大学:

11、国立四川大学 1931年,四川

12、国立东北大学 1937年5月,开封(同年6月迁西安)

13、国立湖南大学 1937年,长沙

14、国立厦门大学 1937年,厦门

15、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1938年,西安(1939年8月改称国立西北大学)

16、国立云南大学 1938年7月,昆明

17、国立交通大学 1938年,贵州(指交通大学唐山分校、北京分校。另外,抗战期间交通

大学上海分校为汪精卫汉奸政府接管,并命名为伪“国立交通大学)

18、国立广西大学 1939年,桂林

......

1940年以后民国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命名的国立大学:

19、国立中正大学 1940年,南昌(1949年更名国立南昌大学)

20、国立河南大学 1942年,开封

21、国立复旦大学 1942年1月,重庆(1946年迁上海)

22、国立贵州大学 1942年,贵阳

23、国立重庆大学 1942年,重庆

24、国立山西大学 1943年4月,陕西韩城(1946年3月迁回太原)

25、国立台湾大学 1945年,台北

26、国立安徽大学 1946年,安庆(1949年迁芜湖)

27、国立兰州大学 1946年,兰州

28、国立政治大学 1946年,南京

29、国立北洋大学 1946年,天津

30、国立南开大学 1946年10月,天津

31、国立长春大学 1946年10月,长春



彪炳史册的湖南地质调查所

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的著名地质学家刘基磐，1926年辞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博物系主任一职，回到长沙创建湖南地质调查所，志在振兴湖南的地质矿产事业。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与同事们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其后以辉煌成就获南京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巨额资助；又为铁道部调查粤汉铁路长沙至坪石段沿线地质及矿产，获得丰厚报酬。刘基磐将这笔巨款全部用于购置图书、仪器、设备，开辟书，被誉为湖南地质事业的先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将图书、仪器、设备全部运往重庆保存，自己则前往江华开发用矿，支援抗日战争，表现了爱国科学家高尚的民族气节。

30年代湖南地质所化验室一角

　　

旧时长沙的医疗事业

清末，西医传人长沙。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长沙知府吕恩湛刊布《劝种痘告示》，第二年设种痘公局，这是长沙预防天花工作的开端。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清政府选派长沙学生刘谦等3人赴日学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挪威信义会在长沙首创信义医院。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美国雅礼协会在长沙创办雅礼医院，后称湘雅医院。1902年，留美医师颜福庆及外国传教土在长沙创办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医院，1924年10月更名为仁术医院，1949年更名省立长沙医院，这就是湖南省人民医院的前身。1920年，湖南省医药学会、省警备处创办湖南公医院，这就是长沙市第一医院的前身。1936年，长沙天主教会意大利主教石道奇筹办天主堂医院，这就是长沙市第二医院的前身。

至1949年，长沙境内有外国教会医院4所，公立医院4所，私立医院和诊所19所，医务人员1163人，住院病床812张。

从各类专科创设情况来看，湘雅医院创立之初就设有内科，张孝骞、应元岳、吴绍青、杨克念等发表过有关内科医学的论著。1919年，湘雅医院开展新法接生，1925年设立妇产科。20年代，湘雅医院就有关于五官科的论文发表，1947年设立耳鼻喉科和牙科门诊，能进行多项手术；30年代，萧元定的甲状腺次全切除术曾在《博医汇报》予以介绍。30年代末，湘雅医学院设有儿科学专业。40年代末，湘雅医院已开展乳腺癌根治术、结肠癌切除术。胆囊摘除术、脾切除术。关节成型术、前列腺摘除术等外科手术。1951年，湘雅医院组建成全省第一个小儿科。当时，湘雅医院享誉全国，“北有协和，南有湘雅”，在医疗卫生界和医学界传为佳话。

20世纪30年代湘雅医院门沴处



1934年的仁术医院（今省人民医院）



当时湘雅医院内科人工气胸设备



湘雅医院病室一瞥

　　

记得上学的时候地理老师可是说旧中国“没有一滴石油”，是李四光在新中国结束了中国贫油的历史.

近代开采延长石油，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延长油矿是中国石油工业之母。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陕西巡抚曹鸿勋奏准朝廷，拨银 8100两为资<屯垦经费)，开办延长油厂，并令知县洪寅为总办。经武汉化验油质，成分特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五日开钻，在延长县城西门外打出第一口油井，初日产量1.5吨。这是中国陆地中第一口油井，史称老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从此揭开了中国石油发展史上新的一页，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

独山子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曾与甘肃玉门、陕西延长同称为中国最早的三大油矿.

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影响遍及世界。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孕育出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包括今天耳熟能详的大公司：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世界前三位大银行）、友邦保险（世界第一大保险公司）、招商局、中国旅行社、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以及世界规模的纺织、食品企业。

沿海有一大批工商业发达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比如青岛、天津、广州。东北发达的交通、发达重工业。以当时的亚洲而言，中国经济居于前列。

旧中国的酒店管理、房地产发展、证券市场已经开始成熟。可惜，这个进程50年代被人为打断，直到80年代恢复发展。

旧中国的报馆，大公报、申报，影响都是世界性的，新中国没有这样的报纸。 旧中国的大学数量和质量，恐怕不是新中国可以相比的。

旧中国的教授，是讲良心的，讲独立思考的，讲国家民族大义的。旧中国的学校，是有很多慈善捐助的，很多贫穷的学生也能上大学。

旧中国的电影，就上海一地的产量，都已经超出今天全国的产量。当然，现在香港地区的电影产量，也是超过大陆的。



20世纪30年代初长沙试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一举成功，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

当时外商垄断汽油价格，以致油价昂贵，省公路局汽油费用即占运输成本的50-60%。为此，长沙实业界的有志之士决心研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1932年2月省工业试验所成立，由技师向德领头，先后研制出5种煤气发生炉。1932年8月11日，“271”型煤气发生炉安装在汽车上进行第一次试车，获得成功，从长沙城内六堆子至湘潭下摄司车站，载22人，行程63．3公里，时速39公里。

10月10日在长瞩公路上举行试车典礼，有实业部和全国14个省市代表及外同专家观看，评价甚高。后又研制成除尘器，并获得专利权，解决了木炭污染问题。

1935年，湘省汽车有20－30％改装成煤气出车，到 1939年发展到 50％以上。1935年又试验成功酒精汽车。因酒精比汽油价格低，到1940年全省32％的汽车以酒精代替汽油作动力。这样，木炭车和酒精车占全省汽车总数的82％以上．每年节省汽油18－30万加仑，价值4—100万银元。

停放在长沙六堆子车站的煤气汽车

30年代长沙的工业

20世纪30年代，长沙出现了一些颇有名气和成就的工矿企业。湖南省锌厂是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的炼锌厂，1934年7月26日正式建成投产，9月开炉灶锌一举成功，结束了我国1000多年来的土法炼锌历史，也打破了国内市场洋锌一统天下的局面。1928年创办的湖南民生工厂，1932年10月改名为猢南机械厂，委周凤九（周光召之父）任厂长。

工厂的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生产的汽车零件畅销于安徽、江西、贵州等省，工厂曾试制75马力汽车引擎40多台，组装出“衡岳”牌载重汽车，制造汽艇20多艘，生产汽车煤气发生炉72部，成为湖南省规模最大的机械工厂。

长沙的轻纺工业在30年代也有一定的发展，有的产品如羽绒制品和“菲菲”纸伞，运用日本、英国、东南亚和港澳等地，在历届博览会上获奖。30年代还是长沙湘绣业鼎盛时期，年产绣品3万件以上。30年代长沙工业的振兴有力促进了湖南经济的发展，在湖南近代经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湖南机械厂生产的五齿中耕器



转贴：60年前的大学学费 文章提交者：氪

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重点。本文考证了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六十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高校设置，但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占46所，在校学生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使之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最灿烂的艺术形象，《神女》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

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

那么，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公立大学（包括国立、省立和部立），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公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是一种特殊的私立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中国人自己主办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1.30年代公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十四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再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二十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2.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本科正式生学费五十五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五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十五圆）宿舍费（电，炉，水等）二十圆。医术费（药费另计）二圆。体育费二圆。杂费二圆。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

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3.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六十圆，宿费两学期三十圆（每年共须交费九十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二十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

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三十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十五圆；（乙）实验费每学期五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十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的生活水平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大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至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至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至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说来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公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至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走近百年江南

———上海江南造船集团纪行（三）

辛亥革命以后，江南造船所的造船能力不断提高，至1918年，已能建造万吨级的船舶，由美国运轮部总办韩丽和中国政府驻美公使顾维钧，代表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由江南造船所代表美国制造载重量一万吨，排水量14750吨的运输舰4艘。这是中国当时所签订的最大的造船合同。1920年6月3日　江南造船所为美国政府承造的万吨级运输舰第一艘“官府”（Mandarin）号下水。该船身长131米，宽16.7米，高14.3米，吃水8.3米，速率每小时10.5海里。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和美国驻华公使等都参加了下水典礼。第二艘“天国”号于同年8月3日下水。第三艘“东方”号和第四艘“国泰”号，分别于1921年2月和5月下水。这是当时中国造船业从未有的大工程，也是国外首次向中国船厂订造的船舰。因此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中外报刊竞相报道，称之“除日本不计外，乃为远东从来所造最大之船”，“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

1927年9月26日，江南造船所更名为海军江南造船所，从1927年到1931年，江南造船所相继为海军制造了“咸宁”、“永绥”、“民权”、“逸仙”、“民生”、“平海”号等一系列较大的军舰。1929年1月，“逸仙”号双螺旋蒸汽机钢质护航舰建成，排水量1454吨，4296匹马力。1930年建成“民生”号双螺旋蒸汽机钢质浅水炮舰，排水量505吨，2221匹马力。1931年，江南造船所为海军建成排水量2383吨的双螺旋蒸汽机钢质护航舰“平海”号。江南建造的军舰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早期建造的“联鲸”号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逸仙”号、“平海”号都在抗战激烈的海战中壮烈捐躯。

三十年代初，海军部将马尾船政局的制造飞机处划归江南造船所，于江南造船所着手建筑厂房，添购机器，专门研究制造飞机。是年，制成“江鹤”、“江凤”号两架侦察机，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舰载飞机。



【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机器。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其中，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那位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机器上的出厂标板问厂长，“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厂长的回答是，“没有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选自：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史1978―2008(上卷)》

现在中国几大飞机公司是不是在1949年前就存在?

现在中国几间大型船厂是不是在1949年前就存在?

重庆的大型军工企业都是在1949年后建立的?

陇海铁路京广京沪浙赣线是1949前建立的, 东北的铁路有多少是49年前建设的?

1949年前东北工业情况如何?

即使后来60、70年代中国唯一可以吹嘘的东西两弹一星所依靠的人才也是那个年代播的种。

旧中国电信工业概况:

1934年4月，国民党建设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以后逐步发展重工业建设。到1936年，开始筹建一批电信工厂，其中有制造电机、电线、电器、电话机及无线电机等各种器材的工厂。并即派人出国学习，引进工艺技术资料，采购生产设备和一些关键原材料。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在长沙、湘潭建厂，后迁桂林，并在昆明和重庆开设分厂。相继建成投产的工厂和它们的主要产品有：

电机制造厂，它的产品有发电机、水轮机、变压器、马达、电表、各种开关及电控机件等。

电线厂，它的产品有各种铜线、皮花线、电磁线、高压电力电缆和电话电缆等。

电照厂，它的产品有各种真空及充气灯泡，部分型号的电子管，并试制成日光灯、水银灯、杀菌灯等。

电池厂，它的产品有甲、乙、丙各组电讯电池、民用电池及汽车、火车用的蓄电池等。

无线电器材厂，它的产品有手摇发电机、收发报机、收音机、广播电台。报话两用机等。

有线电器材厂，它的产品有电话机、交换机及各种保安设备。

上列各厂，随着战局变化，多次搬迁，主要原料又依燧进口，生产发展都很缓慢。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资源委员会接收了一批敌伪电信器材制造企业。

在上海地区有“中华电器株式会社”等四处，组成了“中央电工器材上海分厂”。

在天津地区有“华北电线株式会社”等五处，加上北京

“东京芝浦株式会社北京工厂”等三处，组成了“中央电工

器材天津制造厂”和“中央无线电器材天津厂"。

在沈阳地区接管的“满洲电线株式会社"等九处，组成了“中央电工器材沈阳分厂”。

在汉口地区接管了“松下电业株式会社汉口电池工厂”，改建组成“中央电工器材汉口电池厂”。

由于美国大量倾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于远东各地的军用通信器材，市场出现供过于求，致使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厂被迫减产或停产。

解放前夕，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厂的进步职工，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抵制和粉碎国民党图谋把工厂迁往台湾及破坏工厂的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使大部职工租设备基本上都留在大陆，转而为新中国电子工业建设服务。解放时，由人民政府接管的原资源委员会电信企事业单位计有：中央无线电器材南京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天津厂、中央无线电器材总公司上海研究所、中央电工器材天津制造厂南厂、中央电工器材天津制造厂北厂、中央电工器材天津制造厂西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南京有线电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南京电照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汉口电池厂等。

除资源委员会以外，国民党的其它军政部门也开办了少数电信企业，其简况如下：

1933年冬，国民党交通部在南京筹建“电信机料修造所”，1934年5月正式成立，并改名为“交通部电信机料修造厂"。它是当时唯一的有线电器材制造工厂，生产音响机，莫尔斯人工电报机等。抗日战争时由南京西迁宜昌。1938年再迁四川沪县。抗日战争胜利后，交通部利用日本赔．偿的机器及美军剩余物资在上海筹建总厂，把沪县的厂改为分厂。

1929年10月，国民党军政部于南京筹建“电信机械修造厂”，抗日战争期间先迁长沙，再迁重庆。解放前，该厂已改属联勤总司令部管辖，主要生产5W一500W无线电收发报机，15W报话两用机，小型超短波无线电报话两用机、四灯收音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国防部在天津接管敌伪义昌洋行电气工厂，改名为“中美无线电器材厂”，此厂主要制造微型无线电机，提供国民党特务使用。1949年1月天津解放，9月该厂即归并到电工二厂(即天津无线电厂)。

1948年11月原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以“南京特种电信器材所”为基础，改组为雷达研究所。1949年5月杭州解放，由人民政府接管后迁回南京，当时有职工近10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占40％。该所的任务是检修和拼凑部分日式及美式雷达二、外资经营(包括中外合营)的企业

1．灯泡制造工业

上海是我国最早用电地区之一，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每年从国外输入经上海销售的灯泡达五十余万只。为了剥削我国廉价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1917年美国摩根财团的国际通用电气公司首先在上海投资成立了“奇异安迪生电气公司"，即“奇异灯泡厂”。该厂规模较大，设备的自动化程度也较高，最高月产量达到六十余万只。外商眼见在中国投&#8226;144&#8226;资生产灯泡有利可图，纷纷参加角逐。

1930年后荷兰菲利浦公司、德国亚司令公司、匈牙利太司令公司等都涌向上海投资设厂生产灯泡，并垄断了我国灯泡市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工厂全被日本接管。

2．有线电工业

1918年，北洋政府交通部与美国西电公司及日本电气株式会社共同集资组成“中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投资为100万美元，其中，中国出资占47．5％。该公司在美国注册，向美国政府缴纳所得税。它除了独占上海电话事业的经营业务外，还代销美国国际电话公司的电器产品，并承揽了广州、汕头、杭州等九个城市的长途电话设施的安装工程和北京至天津等地的无线电电话安装工程以及全国各主要铁路的调度电话系统工程，同时提供这些工程所需的全部设备和器材。统计材料表明，1927年~-1937年的十年间，中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供应中国电话设备的总值占当时电话建设总投资的75％，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有线电行业。

3．无线电工业

二十年代末，加拿大人圣路易(A，R，St，Louis)在上海开设亚洲电器公司，生产通信设备，并兼造变压器、．电动机及探照灯等。它曾为当时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银行生产两套短波无线电通讯网的全部设备(各包括十多部200W发射机)。日军侵入上海后，公司宣告停业。

三、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上海首先出现一批私人经营的电讯器材小厂，这与上海地区较早成立商业电台有关。当时，人民群众要收听广播，又无力购买收音机，只得买点电讯零件，自行组装矿石机、一管机。同时，由于商业发展和无线电爱好者学习的需要，出现了一批商业电台和业余电台。在这样的条件下，仿制电信器材的厂家纷纷开业。当时，比较著名的有：1923年开办的“亚浦尔电器行”，1924年开办的“亚美无线电公司”，以及1929年开办的“开利无线电器厂”，它们主要生产中周变压器、电容器、舌簧喇叭、耳机等无线电元件。交通大学教授张贡九、朱其清等集资于1926年创办的“三极锐电公司”，还能小批生产无线电机。但产品的主要原料，都依赖进口。

三十年代初，随着有线电和无线电技术的广泛应用，电信器材销售量大增，又出现了一批作坊式的和工商兼营的小型企业，如三十年代初期开办的“国际电讯器材厂”、“华昌无线电厂”、“精美无线电厂”，三十年代中期开办的“中雍无线电机厂”、“信建蓄电池厂”、“信孚电机厂”，三十年代后期开办的“万里电机厂”、“亚尔电工社”、“华光胶木厂”， “中央行”等。在这段时期，已能生产双连可变电容器、火花电容器、中频变压器等，虽数量不多，但有些原材料已仿制成功，不再依靠进口。当时， “亚美无线电公司”和“中雍无线电机厂”，还合编出版了《中国无线电》杂志和其它无线电科普读物，对普及无线电知识起了推动作用。到1935年，亚美无线电公司除进口电子管外，采用国产元件已能组装出超外差式五灯收音机供应市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封闭中国人开设的电台，强令拆除收音机短波，无线电原材料来源中断，无线电器材厂商无法继续经营而纷纷转业或停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地区的电信电器工业曾一&#8226;146&#8226;度有所恢复与发展，新开办的有“中国自动电讯器材厂”(生产电话机和交换机)、“大中原电阻厂"(生产线绕电驵和电位器)、“天和电化工业社”(生产纸壳电介电容器)、“环球电器厂”(生产电位器)、“宏音无线电器材厂"(生产收音机)等。

在天津地区，1930年成立“华生电池厂”，生产电池。此为天津地区最早的电信器材生产厂点之一。随后，一批销售和生产、维修电信器材的厂商相继开业，创办较早的有：“祥生电机行”(经销电器及无线电元件)、“隆声无线电商行"(经销唱机和唱片)、“中天电机厂”(维修电机及仿制磁石式电话机)、“同昌电器行”(经销无线电元件及收音机)、“中和有线电讯器材厂"(生产电缆分线箱、保安器)等；抗战胜利后开办的有： “真善美电机行”(经销收音机零件)、“野玖瑰无线电行”(经销无线电元件并维修和装配收音机)等。但天津民办电信企业的命运和其它地区一样，好景不长，也由于美国倾销剩余物资及官僚资本企业从国外引进大批成套另件组装收音机销售，而在坎坷不平妁道路上苟延残喘。

总之，旧中国的电信工业门类不全，规模不大，技术落后。但它毕竞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旧中国电信企业的从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新l中国电子工业建设的技术骨干，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旧中国时期的唱片事业（１９０８～１９４９）

整整１００的年之前，即１８９７年，爱迪生发明唱片仅２０年，我国上海的洋行里就首次出现了圆柱形蜡筒唱机（当时叫留声机）。大约２０世纪初时，圆片唱片和唱机也输入了我国，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洋行里出售。当时英商在上海开设的谋得利洋行，经营唱片销售业务，并在香港为粤剧等广东一带的地方戏曲录音，送回英国制成唱片后再运来我国销售。

也就是在２０世纪初时，有个名叫乐浜生的法国人来到上海。他从洋行购得一架大喇叭手摇唱机以及法国出版的“洋人大笑”等唱片，在南洋桥一带（今上海西藏南路）设摊放唱，生意兴隆。１９０８年，他在南洋桥附近租房成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销售唱片和唱机。乐浜生招聘宁波人张长福作助手，从法国带来录音设备与录音师，由张长福请中国著名艺人来录音，然后运往法国制成唱片，再运回中国销售。一般说来，１９０８年应该算得上初具雏型的中国唱片工业正式起步的一年。

当时东方百代公司录音的有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张毓庭、刘鸿声、汪笑侬、王又宸等演唱的唱片，后来又录了京剧四大名旦的节目以及一些地方戏。这些都是直径２９厘米的钻石针唱片。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７年间，乐浜生将东方百代公司迁至上海谨记桥徐家汇路１４３４号（即今上海市衡山路８１１号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现址）。这是最早在中国建立的生产唱片的外国公司——法商百代唱片公司。 旧中国的唱片工业三巨头

在旧中国，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唱片公司，但是自己有唱片厂能够生产唱片的公司只有“百代”、“胜利”、“大中华”三家，而且全部集中在上海。

百代唱片公司生产的钻石针粗纹唱片使用“雄鸡”商标，非常畅销。但是，到了２０年代末期，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生产技术已经落后，生意也逐渐清淡。１９３０年，法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将产业转让给英国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ＥＭＩ），重新命名为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亦称ＥＭＩ上海分公司，沿用“雄鸡”商标，并从录音到唱片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等都进行了重大改进，且拥有３００名正式员工。此后一直到上海解放前夕，英商百代唱片公司作为ＥＭＩ在东南亚地区的唱片出版制作中心，是当时我国和东南亚地区设备最新、产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唱片公司。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时期，百代公司被日本人掌握。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百代进行了整顿并恢复了生产。１９４９年春节期间，百代公司以时局不稳、生意清淡为由宣布停产，公司迁往香港和新加坡。

大中华唱片厂是孙中山先生邀请日本人铿尾庆三于１９１７年来沪创建的，厂址设在虹口区大连路，由中日资本家合资经营，并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定名为“大中华”，注册商标为“双鹦鹉”。以红色蜡光纸片芯代表京剧，绿色为歌曲，蓝色为地方戏曲。１９２７年“大中华”改由国人自营。１９４１年日方控制了大中华唱片厂，改名为“孔雀唱片公司”，出版“孔雀唱片”。抗战胜利后恢复原名和商标。解放前夕，大中华唱片厂经营惨淡，奄奄一息，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５月２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大中华唱片厂。

上海胜利唱片公司是美国ＲＣＡ于１９３０年投资的，并于两年后在上海平凉路１８９０号购地建厂，生产胜利唱片，使用商标为“狗听喇叭”。该公司出版唱片的品种较多，产量较大，其规模在当时三家唱片公司中处于第二位。１９３９年日本人参股５１％，胜利公司改组为中国唱机有限公司。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厂全部由日商接管。１９４５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接管该厂，因设备不齐而停产，一直未能开工。 唱片皮包公司和唱片牌号

旧中国唱片行业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在３０年代轰动上海唱片界的百代公司和胜利公司的所谓“鸡犬大战”中可见一斑。大公司竞争如此激烈，还有众多的小唱片公司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中外商人和一些熟悉戏曲界的人，纷纷打出各种名目的唱片公司招牌。由于这些公司一无编辑部门和录音设备，二无唱片生产加工能力，他们把录音制作全部交给百代、胜利、大中华三家，故而在当时被称为“皮包唱片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先后出现的皮包公司有：高亭、蓓开、长城、开明、太平、北海、国乐、醒师、昆仑、新月、峨嵋等。虽说是“皮包公司”，其中有些也颇具影响。如１９２５年和１９２７年成立的高亭唱片公司和蓓开唱片公司推出的“高亭唱片”和“蓓开唱片”，这是当时戏曲唱片中的名牌。长城唱片公司１９３０年开始出版唱片，曾出版过一张由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艳秋（灌片时尚未改名砚秋）四大名旦联袂演唱的《四五花洞》，影响很大。其它公司如峨嵋公司出版川剧、四川清音和四川民歌小调的唱片，北海公司出版京剧和北方戏曲唱片，新月公司则录制了许多广东音乐。 旧中国唱片业的艺术成就

从１９０８年中国唱片工业起步开始，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旧中国出版的各种牌号的粗纹唱片约８０００种，总发行量约为几百万张。良莠参差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旧中国各个时期的文艺状况。

在２０年代以前录制的唱片，内容几乎都是戏曲和曲艺节目。京剧须生泰斗谭鑫培的《坐宫》被认为是中国演员录制的第一张唱片。先后出版的戏曲精品还有：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马连良、余叔岩以及周信芳、李桂春、俞振飞、姜妙香、谭富英、侯喜瑞、萧长华等京剧演员的代表性剧目和唱段。此外还有袁雪芬和范瑞娟的越剧、丁少兰和丁婉娥的沪剧、马师曾和吕文成的粤剧以及潮剧、川剧、山西梆子、秦腔、评剧、河北梆子、昆曲等４０多个地方戏曲节目。曲艺方面则出版了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天津快书、山东快书、莲花落、相声、苏州文书、评弹、四川琴书等３０多个曲种的节目。

２０年代以后，开始出版大量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和民歌如广东音乐、河北民歌、云南民歌等。

到了３０年代，歌曲和乐曲在唱片出版中所占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其中较多的是创作歌曲，包括歌剧选曲、流行歌曲和电影插曲等。那时期诞生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涌现出了中国第一位女歌星黎明晖以及明月社的“四大天王”——黎莉莉、薛玲仙、王人美、胡笳；另一颗特别耀眼的明星“金嗓子”周璇也已崭露头角。她在电影《马路天使》中演唱的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田汉词、贺绿汀曲）在全国造成了轰动。周璇的演唱如亲切絮语般的轻柔自然，音色委婉而甜润，形成了旧中国流行歌曲中独特的风格，并影响到了后来许许多多的流行歌手。除此之外，当时出版的流行歌曲唱片中有代表性的为：白虹的《祝你晚安》、江曼莉的《永别了，我的弟弟》、李丽莲的《广州小姐》、周小燕的《长城谣》、龚秋霞的《卖报歌》、陈娟娟的《小白菜》、郎毓秀的《乡愁》、姚莉的《春满人间》、赵丹的《春天里》等等。

在３０年代，一些当时反映中国人民生活和斗争、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的作品也出版了唱片，对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音乐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任光、聂耳、冼星海等先后进入百代公司工作，为推广进步音乐和抗日救亡歌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重要作品有：任光的“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孟姜女”；冼星海的“战歌”、“运动会歌”、“黄河大合唱”等。



旧中国唱片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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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初叶 圆片唱片和唱机传入中国。上海等大城市的洋行销售唱机、唱片。

法国商人乐浜生在上海南阳桥（今西藏南路）一带设摊播放法国唱片“洋人大笑”(即“五人大笑”)，打开了中国唱片市场大门。

1908年 乐浜生在南阳桥租房，成立东方百代唱片公司，销售唱片、唱机。

1915年 前后 乐浜生在徐家汇谨记桥徐家汇路1434号（今肇嘉浜路874号，后成为中国唱片厂和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的所在地。该地块现已改建为徐家汇公园）购地建厂，生产粗纹唱片，使用雄鸡商标。法商百代唱片公司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唱片企业。

1917年 　 大中华唱片公司又称大中华唱片厂在上海虹口大连路成立。这是孙中山先生提倡和支持的中日合资的唱片企业，“大中华”的名字也是孙中山先生起的。注册商标为“双鹦鹉”。

1927年 大中华唱片厂改为中国人自主经营。

1930年 上海胜利唱片公司，又称上海RCA胜利唱片公司成立，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投资，总部设在纽约。经营唱片销售和录音出版业务。

1932年 上海胜利唱片公司在上海平凉路1890号建厂，生产“胜利”牌唱片。商标图案是“狗听喇叭”。副牌商标是宝塔牌。

1939年 上海胜利唱片公司由日本人参股51%，改组为中国唱机有限公司。

1941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百代”、“胜利”、“大中华”三个唱片公司均被日本人控制。百代公司被改组。大中华唱片公司改为孔雀唱片公司，大中华唱片也改为孔雀唱片。

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

百代唱片公司由原经理接收，进行整顿并恢复生产。

胜利唱片公司的51%的日本人股份属敌产，由国民党政府没收。胜利公司美商购回 51%的股权。

孔雀唱片公司恢复大中华唱片公司名称，由中国资方经营。1947年恢复生产，出版的唱片仍为“大中华”唱片，商标仍为鹦鹉牌。



旧中国的无线电工业发展大事记

清同治十年(1871年)十八日(4月17日) 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开办电报业务。

清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电报分局。

清光绪八年(1882年)

正月初四(2月21日) 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设立第一个电话交换所，并正式开放通话。

同年 清政府创建上海电报学堂，由姚彦鸿任总办。民国元年(1912年)，该学堂增设无线电班，是为上海电信教学设置学校、培育专业人才的开始。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1月 浙江镇海四明实学会钟宪笆等人在上海宝善街开设科学仪器馆，专营理化仪器、测绘仪器、教学模型标本。光绪二十九年，该馆设立制造厂，自行修理和仿制理化、测绘仪器，成为上海最早的以商兼工从事于仪器仪表的企业。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是年 清政府上海电报局开始兼办电话业务，上海遂有了中国自办的电话通信和电报。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江苏省官电局在吴泄狮子林和祟明各建一座长波无线电台，用于收发电报.

民国3年(1914年)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首创电机工程科(相当于后来的系)。

民国l0年，该校张廷金教授首先开设无线电实验课。翌年，张在实验室试制成小功率、长波、火花式无线电发射机，可近距离通信。成为中国人自行组装的第—邢无线电发射机。

民国6年(1917年)

10月20日 北京政府交通部与美国西方电气公司、日本电气株式会社共同投资创办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北京设立总管理处，于上海、天津设立分公司，并在上海开办制造厂，制造无线电通信设备和器材。

民国10年(1921年)

无线电业余爱好者苏祖国在自己的家庭实验室内试制成功国内第—只纸质储电器。

民国12年(1923年)

1月23日 美国新闻记者奥斯邦(E，G．Osborn)与旅日华侨曾君合作，在上海广东路大米洋行屋顶建立了一座50瓦的无线电广播电台，于1月23门下午8时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座无线电广播电台和经营收音机的单位。

民国13年(1924年)

lo月8日 苏祖国、苏祖斐、苏祖圭等姐弟7人创办亚美无线电股份省限公司。公司光后设立制造厂、门市部、修理部、无线电广播电台和编辑出版部，制造供应无线电零件、器材和图书，并自行设计制造矿石收音机和电子管收音机。

民国14年(1925年)

5月 民族工商业者蔡叔厚、包迪生等人创办绍敦电机公司，制造霓虹灯变压器，后主要从事无线电收发报机生产。

10月 留美学者丁佐成创立中华科学仪器馆。民国16年1月，改组成大华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的一家仪器仪表专业制造厂。

民国18年10月，该公司自行制造出国内第——只R301型3英寸直流电表。

民国16年(1927年)

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抵上海，借用南洋公学校舍的一角，作为临时厂址，建立上海无线电机制造厂，主要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

民国18年(1929年)，该厂迁至南市高昌庙半胎园路，更名为上海电机制造厂，属国内最大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制造厂。

同年 留英学者陶胜伯开设中华无线电研究社制造厂。南洋公学教授张廷金、朱其清等人集资创办三极锐电公司。海军部电气学校毕业生曹仲渊开设大华无线电公司。这3家企业均是国内早期从事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单位，产品多为海岸电台和海上船舶服务。

民国17年(1928年)

国民政府交通部建立上海电报机器制造厂。

民国19年3月，上海电报机器制造厂和中央无线电研究社合并，成立上海电信机械制造厂，初期生产右线电通信器材设备，以后向无线电发展.

民国21年，上海电信机械制造厂归并于南京交通部电信机料修造厂。

同年 南洋公学成立电机工程学院，分别设置电工部和电讯部。是国内高等学府中最早开设的电讯专业。

民国18年(1929年)

12月23日 亚美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制造成功国内第一部50瓦无线电广播发射机。

是年 加拿大人圣路易斯(A．R．St．Louis)在上海开设亚洲电器公司，初期以承包维修6机场的无线电设备为主，兼生产变压器、发电机、探照灯等产品。民国20年起，又扩大了对无线电通信设备的制造。

民国19年(1930年)

l0月 小雍无线电机厂开设，生产收音机及无线电零件。民国28年，该厂应用大同大学化学室荣仁本、陆清两人的研究成果，制造出0.5—1瓦的碳膜电阻。

12月15日 沈增法开设中国技术工业公司。民国25年，改名为国际电话制造厂。民国27年，该厂研制成功第一部墙桌两用磁石式电话机。

民国20年(1931年)

中国无线电业公司由律迂沪。民国24年1月，该公司制造出强功率3.5千瓦水冷式无线电广播发射机，很快将最大功率达到lo干瓦。

民国21年(1932年)

程权等人创办业余无线电研究社。民国23年，开始生产纸质无线电感零件，开始出版《无线电三日刊》及矿石、电子管收音机等尤线电知识普及小丛书。

民国22年(1933年)

精美实业工业社生产出5英寸和6．5英寸扬声器。

民国24年(1935年)

10月 亚美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制成1651观超外差式五灯收音机，除电子管和碳质电阻外，其他零件均系国内自行制造，各项技术指标可与舶来品媲美，售价仅及舶来品—半。

民国26年(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小国亚浦耳电器厂等单位被迫迁至内地。亚尔工业社生产的模范乐牌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开始出口到外国,成为中国出口收音机的首家工厂.

民国30年(1941年)

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口军进驻公共租界。美商奇异安迪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中美合股开设的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被日本接管；国际电话制造厂被强行廉价收购。

民国31年(1942年)是年 新华电气制造厂创立，生产万用电表及交直流指示仪表。

民国34年(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亚浦耳灯泡厂、华德工厂、国际电话制造厂、大华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陆续返归原址，恢复生产；亚美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恢复电台广播业务和无线电产品生产。新开设的厂商有晋隆电话器材制造厂、万利电机厂、利闻无线电行等单位。

民国35年(1946年)

6月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总办事处迁至上海，筹建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总办事处改组成为公司的总管理处。

7月 国民政府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属中央广播器材修造所迁来上海。翌年7月，生产收音机、广播发射机和收发报机。

是年 民办仪表电讯工厂新开设的有复旦电机厂、一亚电工厂、天和电化工业社、水华电工器材厂、震威无线电机厂、中兴无线电机厂、中原电业机械厂、亚东电机厂、元昌机械仪器厂等单位。

民国36年(1947年)

7月1日 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完成。所属研究室扩编成研究所并增设生产车间，先后生产资源牌八灯电子管高档收音机、交流稳压器和收音、自动换片的收音电唱两用机等产品。

民国37年(1948年)新华无线电社试制成功电子真空管(整流管)。当年11月，投放市场试销。

1949年

5月27口 上海解放。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接管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央广播器材修造总所等机构。

6月 中央广播器材修造总所改名为上海广播器材修造厂，并迅速恢复生产。

8月l 7日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重工业处派员进驻中美合股的中国电气股份行限公司，并实施监督。

8月23日 华东军区航空处、机务处建立空军通信器材维修厂生产归航机、收情机、导航发射机等产品，支援解放战争。

下半年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及华东工业部先后对私营仪表电讯工厂发放贷款，收购成品，并预付订金开展加工订货工作，使国际电话制造厂、中国自动电信器材厂、万利电机厂、中原电话器材制造厂等单位恢复生产。

历史资料：旧中国煤炭大王刘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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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的上海，有一位未读完大学课程的学生，他被迫弃学经商，推销煤炭，经过10年的努力，成为百万富翁，被冠以“煤炭大王”的称号。接着，他又从事火柴工业，在中外同行极其激烈的竞争中，经过10年奋斗，所办企业成为旧中国火柴工业的托拉斯，因而又被称为“火柴大王”。此外，他还先后创办了水泥、煤球、搪瓷、毛纺织、煤矿以及银行、保险、码头、仓库等工矿金融企业，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人们又给他加上了一顶“企业大王”的桂冠。这位在旧中国唯一取得三项“王座”的桂冠实业家，就是刘鸿生。

刘鸿生是浙江定海人，大学里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升入二年级后，美籍校长要他去美国研读神学。由于拒绝校长的“好意”，他被作为上帝的“叛徒”开除出校。离校后，他在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当过外籍警官的教员。1909年，刘鸿生进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当起了“跑街”(推销员)，从此开始了他的煤炭推销生涯。

由于推销工作做得出色，1911年，刘鸿生被提升为买办。1912年，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与华商溧州矿务公司联合经营，成立开阿滦矿务公司。刘鸿生成为该公司买办。从此，京沪沿线和长江下游地区所有的销煤业务，除外商用煤外，均为刘鸿生经理。

一战结束时，年方30的刘鸿生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当时，他在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江阴、南京等重要城市，或设立推销机构，或与其他煤号合伙经营，控制了各地煤炭的销售市场，并在上海、南京、镇江等重要转运口岸设置了码头和煤栈，从事煤炭贸易、码头及仓栈业，从而稳步登上了“煤炭大王”的宝座。

1920年是刘鸿生创业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先后发起组织了华商鸿生火柴有限公司和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火柴公司投产之初，由于质量不过关，打不开市场，刘鸿生遂高薪聘请大学教授总工程师，解决了一系列难题，质量大获提高。当时，由瑞典和美国两家大火柴公司组成的垄断性大托拉斯组织--国际火柴公司企图控制中国市场，他们大量输入火柴，跌价倾销，造成了中国火柴业的严重危机。刘鸿生顶住压力，促成了同行业中规模较大的三家火柴厂的合并，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迫使瑞典公司改变跌价倾销的方案。“九&#8226;一八”事变后，随着提倡国货运动热潮的高涨，大中华火柴的销售市场迅速扩大，扭转了历年亏损的局面，盈利颇丰。

20年代，上海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建材尤其是水泥，供不应求。刘鸿生依托煤炭贸易便于获得廉价煤炭原料的优势，于1920年9月与他人合资筹创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20万元，刘氏占一半以上。为早日建成投产，他以自己的产业向各大钱庄、银行作抵押，获得巨额贷款。年产量达40万桶的象牌水泥，投放市场后成为强劲的对手，并很快占领江浙的市场。



两弹一星元勋恰恰都是从“旧中国”走出来的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缚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

1929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教授。

两弹一星元勋:钱骥

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

人才是最重要的！二战后德国被打得真正是“一穷二白”，但只要一流的科学家在，很快就又发展为世界强国！

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

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我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

没有民国时代的教育，没有民国时代培养的人才，新中国能从“一穷二白”站起来？

中国就是中国，中国的发展是个连续的过程，只是执政者不同才分为“旧中国”“新中国”。为啥要完全否定过去的成就？

近代的思想家文学家老舍巴金冰心等大师级人物都是“旧中国”培养出来的，新中国反倒没有吧？

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



两弹一星元勋:钱骥



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



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

　　

俺没有否定新中国的成就，也没有“义愤填膺地指责反右、人祸、文革....”。

俺只是想了解一个真实的“旧中国”，了解那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了解那时有代表性的城市发展如何，那时的人们做了什么？别说只看几个大城市而不看广大的农村，现在我们不也总拿上海深圳几个大城市作宣传吗？

现在也有大量的失业工人（下岗的）破产农民（被征地而沦为城市贫民），民工讨不到工资还被殴打的凄惨与当年何异？不也有成百上千的煤矿工人被压死的煤矿低下而煤矿主买奔驰宝马？

为啥现在可以拿城市的发展拿现在的十里洋场作脸面，看过去的十里洋场就不行了？现在怎么就看不到农民工兄弟贫困山区了？？

一说到过去就是农村如何落后，农民如何受压迫；一说到现在就是城市如何繁华，高楼大厦如何漂亮如何多。这是公正的态度？

当年的城市发展也代表着国家发展的方向，虽然内忧外患，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也有大踏步的发展，但我们的脑海里恐怕只有白毛女，刘文采（还是因为政治宣传而炮制的）......

俺并没有否定新中国的成就和“旧中国”的落后一面。只是想全面认识一下“旧中国”，而不是我们教科书上的“旧中国”。只有看清楚真实的历史，才能做出正确判断不是吗？

至于制度，这问题就更大更难说了，你以为我们现在是什么制度？

恕我孤陋寡闻，起码我没从教材上学到过这些内容，即使在大学里的教材也没学到，大学里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史》，民国时期的主要内容是讲如何与国民党斗争的。所以我不了解那是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了解那时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教育文化政策，工农业政策，也不了解那时的经济增长率......脑海里只有土改，长征，抗日，斗地主，抽象的三座大山，国民党统治区只有白色恐怖，好像那里没有什么人生活一样。



进入正轨的湖南省银行

1921年以后，历经谭赵战争、北伐战争，湖南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成立银行。直到1928年鲁涤平主持湘政后，才决定成立湖南省银行，额定资本200万元，次年1月15日在长沙藩正街正式开业，赵恒任行长，经营存款及储蓄、国内汇兑、放款及票据贴现、买卖生金银及外币、信托与投资、代公司行号收解款项，并受省政府委托发行兑换券，受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公库、经营公债与证券等。省政府吸取过去滥发纸钞的教训，对该行发行兑换券实行严格管理。发行额度由行长提交监理委员会议决呈请省政府核定，并由省政府派员会同各公法团代表按月检查，公布检查结果；必须保持十足准备金，其中现金准备不得少于60％；发行准备金必须分别存储，不得与营业资金混合。

1933年起，湖南省银行开始发行纸币，分支机构发展到14个，遍布全省各地，总资本增至302万元。湖南省银行成立初期信用较好，头9年每年获利至少10万元，1936年高达79万元，相对稳定了湖南的金出市场。

1940年湖南省银行贰角票



1940年湖南省银行拾圆券，此券系利用“长沙银行”钞票加盖“湖南省银行”字样，在丘国维任行长时（民国28年至民国34年）发行。

　　

千年学府传新学

1903年，岳麓书院和求实书院合并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岳麓书院这所“千年学府”终于跨入了近代高等的行列。1926年正式成立湖南大学，这是湖南第一所公立综合性大学。相继担任校长的有任凯南、胡元倓、杨桌新、胡庶华、黄士衡、皮宗石、李毓尧和易鼎新等。其中胡庶华从1932年至1949年间曾3度担任湖南大学校长，任期达13年。他多次主持调整和增设院系，聘请著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扩建校舍，添置设备，注重素质教育，对湖南大学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湖南大学阅览室

那时的大学也在发展

1934年湖南大学科学馆即将竣工时的情形



1933年湖南大学科学馆奠基典礼



20世纪30年代湖南大学工场



20世纪30年代湖南大学素质教育一瞥 电机实习



20世纪30年代湖南大学素质教育一瞥 工场实习

　　

20世纪30年代湖南大学素质教育一瞥 驾驶实习

　　

全国一流的医学院

湖南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914年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引进外国现代医学、中外合办的西医高等学府。

学校创办伊始，就以欧美“甲种”医科大学标准办学，确定学制为7年，强调基础训练，注重临床教学，严格要求学生，培养学生医德。一次，在为一个因患腹部脂肪瘤而死亡的女尸做解剖时，一个学生说：“这个女尸比猪还大，”美籍女教师当场对这个学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死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实验机会，应该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说完，她还向女尸敬了一个礼，还有一次，一个实习学生所管的一个病人垂危，他估计病人会在当晚死亡，就事先填好了死亡记录。他的指导教师发现后，狠狠地训斥了他，认为他对病人没有尽全力抢救，而是无动于衷。事后这个学生险些受到延长实习期的处分。1921年6月，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批学生共10人毕业。他们以后都成为我国现代医学的先躯和一流医学专家。美国康涅狄克州政府授权美国雅礼会授予“湘雅”毕业生以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以后，我国实行学位制度，对“湘雅”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但美国雅礼会仍以博士学位授予“湘雅”的毕业生。

1921年11月，美国教育考察团确认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与创办1906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全国最好的学校。从此“北有协和，南有湘雅”之誉在我国医学和医学教育界传为佳话。

20世纪30年代的湘雅医学院



女生在练习棒术 似乎比现在的女生都强啊！

　　

“新中国”在东北的那些重工业有哪些不是皇军建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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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军在东北的建设都在1945年被苏军抢光了,新中国在东北的那些重工业还真是GCD的功劳.那是在皇军的原址上重建的



原中央医院(Former Central Hospital)，原中央医院 Former Central Hospital（1929-1933）南洋华侨胡文虎资助，基泰工程司杨廷宝设计，建华营造厂营造，在今玄武区中山东路205号。原为陆军模范医院旧址，设计于1931年，1933年建成。当初总体布置医院主楼在南侧，由中山东路出入；中部属卫生署（部）；北部为卫生实验院，靠近珠江路，另附有护士学校，助产学校等。医院主楼退进中山东路十余米，辟为绿化地带，以阻隔城市噪声。主楼面南，楼高四层。最大容量约为三百床位，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北面预留扩建用地，原拟医院扩建后平面为井字形。主楼基本为集中式病房楼，设有电梯垂直运输，底层西侧为门诊部，东侧为事务部及传染病区，均各有独立出入口。二层为手术部和特、头、二等病房区，第三层为妇产科病房有产房、婴儿室及其附属设施。三等病房于四层，其病室为大统间，每室可设病床25张，护士台位于病室门口。医院主楼采用筋混凝土梁柱楼板，砖承重外墙，建筑的外观为平屋顶，浅黄色面砖外墙，施以花架、檐墙、滴水等等，尤其入口门廊尺度适宜，细部简洁大方，具有我国传统特色。原中央医院(Former Central Hospital)，原中央医院 Former Central Hospital（1929-1933）南洋华侨胡文虎资助，基泰工程司杨廷宝设计，建华营造厂营造，在今玄武区中山东路205号。原为陆军模范医院旧址，设计于1931年，1933年建成。当初总体布置医院主楼在南侧，由中山东路出入；中部属卫生署（部）；北部为卫生实验院，靠近珠江路，另附有护士学校，助产学校等。医院主楼退进中山东路十余米，辟为绿化地带，以阻隔城市噪声。主楼面南，楼高四层。最大容量约为三百床位，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北面预留扩建用地，原拟医院扩建后平面为井字形。主楼基本为集中式病房楼，设有电梯垂直运输，底层西侧为门诊部，东侧为事务部及传染病区，均各有独立出入口。二层为手术部和特、头、二等病房区，第三层为妇产科病房有产房、婴儿室及其附属设施。三等病房于四层，其病室为大统间，每室可设病床25张，护士台位于病室门口。医院主楼采用筋混凝土梁柱楼板，砖承重外墙，建筑的外观为平屋顶，浅黄色面砖外墙，施以花架、檐墙、滴水等等，尤其入口门廊尺度适宜，细部简洁大方，具有我国传统特色。

原中央医院鸟瞰



中央医院外景

　　



旧中国铁路

1、1912—1927年

1912年，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宣布“统一路政”，解散了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把各省已经建成和正在兴建的铁路全部收归国有，用以抵借外债，因而形成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的第二次高潮。从1912年到1916年各国夺得的路权共达13000多公里，只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世界大战，他们没有力量把得到手的路权变为现实。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在关内修了约2100公里铁路，大都是原有铁路的展筑和延续；在东北修了约1800公里铁路，多数是日本帝国主义采用借款、垫款或“合办”等方式修建和控制的，还有一些是官商合办的铁路。

2、1928—1948年

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执政以后，主要是以官僚买办资本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合资”方式修建铁路，从而出现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的第三次高潮。从1928年到1937年在关内修建了约3600公里铁路；在东北以官商合营方式修建约900公里铁路（1928~1931）。从192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西北“大后方”修建约1900公里铁路。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1931年发动了“九&#8226;一八”事变，侵占了整个东北地区，成立了伪满政府。继而于1937年又发动了“七&#8226;七”事变，掀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铁路大部沦于敌手。从1931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共修建了5700公里铁路；从1937到1945年，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占领区修建了约900公里铁路。综上所述，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在中国大陆上共修建铁路约13000公里。

旧中国最长的铁路桥——郑州黄河桥

1896年，清政府决定修建芦汉（芦沟桥至汉口）铁路，1899年初，芦沟桥至保定段竣工。1901年，芦汉铁路展建为京汉铁路。1906年4月，京汉全线建成并正式通车。郑州黄河桥是该线的最大桥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最长的铁路桥梁。

本桥位于今京广线郑州北30公里处的邙山头，全长3015米，共102孔，为单线铁路桥。设计载重等级约合E-35级。1903年9月开工，1905年11月15日竣工。



金陵大学建筑群(私立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建筑群（1916-1937）司迈尔、齐兆昌、杨廷宝设计，在今鼓楼区汉口路22号。金陵大学成立后不久，即向美国教会募集资金在鼓楼西南坡购地2340亩，兴建新的校舍。1916一 1921年间，第一批新校舍建成，金陵大学师生陆续由汇文书院原址迁人。此后又兴建了一批新校舍，至1926年，学校已形成一定的规模。金陵大学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有北大楼、东大楼、西大楼、东北大楼、礼拜堂、图书馆和学生宿舍等十余幢建筑；这些建筑物一律都是青砖墙面．歇山顶，上覆灰色筒瓦，建筑造型严谨对称，进深较大，窗户较小．显得封闭稳重，体现了中国北方官式建筑的特征。金陵大学这所由西方人创办的大学，与由中国人创办的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建筑风格截然不同；国立中央大学以采用西方古典式建筑风格为主，而金陵大学则以中国北方官式建筑风格为基调，主要建筑沿南北向的一条主轴线布置，在建筑物之间安排几何规则式的绿地、广场，这与美国大学校园的特点相似。金陵大学建筑群至今保存良好。1991年，它们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评为近代优秀建筑。

原励志社建筑群(The complex of Former Lizhi Organization；钟山宾馆；江苏省会议中心；307招待所)，在南京中山东路307号．有一座由三幢清代宫殿式建筑构成的院落，这就是国民党励志社总社（简称励志社）所在地，现为钟山宾馆。

励志社的三幢宫殿式建筑，建于1929年至1931年间，是由当时刚从国外学成回来的青年建筑师范文照、赵深设计，陆根记营造厂承建。建筑费用15万元，是上海银行界在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进行中原大战时，捐献作为宋美龄发放蒋军官兵搞赏金的一笔巨款的剩余款项。励志社总社三幢建筑物的内部设施齐全，有多功能礼堂、剧院、办公室、餐厅、浴室、宾馆式客房和理发室等，还有网球场、手球场、排球场、田径运动场、跑马场等励志社三幢大屋顶官殿式建筑呈“品”字形分布．由西向东，分别是大礼堂、1号楼、3号楼，均坐北朝南。

建于1912年的金陵大学东大楼



励志社全景



原励志社大礼堂

　　

1930年新建成的山东省第一乡村师范学院礼堂。乡师位于济南北园白鹤庄，1929年7月由山东著名教育家、正谊中学董事长鞠思敏创办并任校长，是国民党时期济南进步人士的聚集地。

民国初年齐鲁大学校门

民国时期齐鲁大学鸟瞰。齐鲁大学前身为1904年美、英、加等国教会创办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该校原分散于潍县、青州及济南等地，1917年在合并汉口大同医校和金陵大学医科后迁入济南，更名为私立齐鲁大学。大学下设文、理、医三个学院，是山东境内最大的综合大学。抗战爆发，学校迁至西南内地，1946 年学校回迁。1952年文、理科分编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学校原址及医科改建为山东瞑学院。

1909年齐鲁大学医学大讲堂

民国初年齐鲁大学医学大讲堂

民国初年齐鲁大学教学楼

1909年齐鲁大学教学楼

民国初年齐鲁大学外籍教师的一次聚会

民国初年齐鲁大学医科的人体解剖实习。中国学生们表情庄重，当年无论是传统观念还是科学探索，对他们来讲都是了不起的事。

1932年山东女子师范附小运动会

民国初年，山东女子师范学生在体育课上练习投篮。

民国初年齐鲁大学的毕业生。齐鲁大学的建立，无论当年教会的办学出发点如何，客观上为山东培养了大批人才。

截至1931年，齐鲁大学毕业18届共计 1044名学生，这些人大部分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栋梁之材。画面上中式建筑和身着西式学袍的毕业生融为一体，正是当年这些学贯中西的学子，使民国初年沉浸在封建余波中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

民国初年齐鲁大学的中外教师共聚一室备课。画面中中国教员传统的毛笔和外籍教员的钢笔，透视了当年中西文化最初交融的情景。

民国初年齐鲁大学校园内的教职员宿舍区

（多图打不开，呵呵）



1940年前后的济南火车站外景。民国时胶济路南站及津浦路济南站两站并存，乘车十分不便。1938年胶济路站并入津浦路站为济南火车站。津浦路站为黄褐色大理石的德式建筑，有钟楼、票房等，站舍面积8578平方米，站前停车场9450平方米，是当年浦津路规模较大的火车站之一。

1908年建成的津浦、胶济线跨路桥。为便利津浦路站与胶济路站两站之间的来往，1908年修建跨两路的铁路立交桥。桥长415米，宽45米、单孔净跨度162米。1911年后又增修引桥，使之成为山东第一座铁路与公路交叉的立交桥，济南人称之为三元桥和天桥。

1904年胶济铁路火车由周村第一次开进济南

民国初年津浦路济南火车站远眺。

津浦路站位于胶济路站北面的官扎营和茅家林之间，1910年始建，1912年启用。1899年中、英、德三国签订联合修建《津镇铁路草合同》议定以山东峄县韩庄为中间段点，南北两段分由英、德借钱修造。1908年由德国负责的黄河泺口铁桥及津浦路站开工，1911年津浦路站竣工，1912年南北通车。

当年的铁路是德国人造的，今天的高速铁路还是要用德国人的。

1904年胶济路通车，济南交通史上第一次有了火车。图为人们登上首发列车时的情景。

民国时期津浦路济南火车站外景

民国初年济南城内的山东电气公司远眺。电气公司位于大明湖南岸院后街，初名济南电灯房，1905年由道员刘思柱等集资创办，当年以28000元购回德国 42千瓦发电机两部，并在院后街安装路灯18盏进行广告宣传，是济南电灯之始。1919年更为今名，1929年曾利用趵突、五龙潭水大流急，在西护城河建 10千瓦水力发电站，白天供磨面，晚上供城内建设厅、教育厅照明，是济南乃至山东最早的水力发电站。1935年新增5000千瓦蒸汽透平发电机组，成为当年一大盛事。

机组曾免费三天供济南民众参观，是民国时期济南重要的工业之-。

1932年纬一路拓宽改造，铺设沥青路面。

民国时期修筑济泺路。济泺路南起成丰桥小清河码头，北至黄河泺口码头，是济南北部连接南北的重要干道。1927年称义威路，1929年为纪念济南惨案称五三路，1938年改称为济泺路。济泺路原为土路，民国后期铺成沥青路，是当年济南北部第一条沥青路。

1935年济南城中的洒水车。清末民初济南因多土路，冬春又干燥少雨雪，故路上极易扬尘。自1925年开始，政府规定由临街各家自备水缸，定点负责洒水。1929年济南又增配洒水车两辆，每日定时在主要街道洒水防尘。每辆车洒水宽5米，长约30公里，面积达17万平方米，归建设局工程事物所统管。当时济南社会稳定，城内虽土路居多，但市容干净整洁，人民安居乐业。

"当时济南社会稳定，城内虽土路居多，但市容干净整洁，人民安居乐业"——这是济南档案信息网的原话

民国初年德国在济南的德华银行。德华银行济南分行位于经二纬一路西口，1906年成立，是济南第一家外国人创办的外资银行。银行路西对面则是1903年首先在济南设立领事馆的德国领事馆。

济南著名的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

1912年津浦路黄河泺口铁桥。

1908年泺口铁桥由德国垫资并由其桥梁公司负责设计施工，桥梁钢件均由德国制造，1912年铁桥竣工。全桥12孔，长1255米，耗银4545600两，是跨越黄河的第一座铁桥，成为民国初年济南一大景观。

建造中的津浦路泺口铁桥

1929年经二纬三路段自西向东远眺。右侧尖顶是建于1920年的山东邮政管理大厦。大厦由外国设计师查理等人设计，通高30米，是民国时期济南最高的建筑。

民国时期的济南经二路口

1932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二十周年国庆期间，山东省政府对外开放三天，供济南民众游览。

图为院署大堂，原为明德王承运殿，清代至民国是山东军政长官施政断狱的场所。建筑为歇山卷棚式，面阔五间，进深16米，现为济南重点保护的文物古建筑。

——现在反而没听说哪个省政府对民众开放参观

1932年济南市政府在广场试验新式犁田机

1932年济南年轻姑娘沈香和她薛友。额前的刘海、短宽袖印花布衫，自信而娴淑，是当年济南姑娘的真实写照。

民国初年的趵突泉。济南泉水甲天下，自古济南就因趵突、黑虎、五龙潭和珍珠四大泉群为代表的七十二名泉而号称泉城。民国时期济南各泉群日喷涌量最大近50万立方米。充沛的水量，使位于北方的济南呈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江南风光。趵突泉位于济南内城西南城墙外，方圆约 17公倾，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趵突泉古称"泺"，为古泺水之源，春秋记载就已不绝于书。趵突泉有平地三股泉水喷高达五六尺的奇观，夏日不溢，冬日不竭，泉水上奋，声若隐雷，水涌若轮，日喷量多达16万立方米，其巨大流量号称天下第一泉。自宋代之后"趵突腾空"为济南"八景"之首。泉边有吕祖庙、娥英祠、观澜亭等古代建筑。民国年间，趵突泉周边又修砌长30米、宽18米、深2．2米的石池，是当年老济南人游玩娱乐的中心。

1932年山东民众教育馆内举办的儿童书画竞赛。省民众教育馆1929年成立，馆舍在城内贡院墙根街，内有500座二层影院，其他建筑设施在城内外共有7处，并设有试验、推广2部，职员40余人，是国民党时期山东文化教育的主要机构，抗战爆发后败落。

1912年护城河边的洗衣妇女。济南城的护城河为泉水注入，水暖清洌。直至"文革"前，城区居民仍喜到护城河边洗衣。每逢风和日丽，护城河边洗衣妇孺人头攒动，浣衣玩水，成为济南一景。

山东首届儿童比赛中参赛的年轻夫妇



民国时期的西南联大,其师生实力非凡...

西南联大在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斐然。先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1946年三校复员时有1600多人分别转到北大、清华和南开继续学习。培养的这几千名学生，大部分后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得很出色，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我国教育、科技、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或领导干部，起着带头人或骨干的作用。在此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也作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在国内外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了若干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而且师生们还结合抗战的需要和社会需要，进行工程技术和其他应用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为抗战和国家发展作出了贡献。

著名校友

* 杨振宁

* 李政道

* 朱光亚

* 谢玮

* 邓稼先

* 黄昆

* 彭佩云

著名教师

* 吴大猷

* 周培源

* 王竹溪

* 梁思成

* 陈省身

* 王力

* 朱自清

* 冯友兰

* 吴有训

* 陈寅恪

* 沈从文

* 陈岱孙

* 闻一多

* 钱穆

* 钱钟书

* 费孝通

* 华罗庚

* 朱光潜

* 吴晗

* 赵九章

* 李楷文

* 林徽因

“旧中国”的著名大学

国立北京大学、

国立清华大学、

国立浙江大学、

国立武汉大学

和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一起被称为中国五大名校。

国立中山大学、

国立交通大学、

国立北洋大学、

国立重庆大学、

国立四川大学、

国立云南大学、

国立东北大学、

国立西北大学、

国立山西大学、

国立山东大学、

国立河南大学、

国立湖南大学等等以及一些专门大学都相当出色。

金陵大学

燕京大学

圣约翰大学、

岭南大学、

东吴大学、

沪江大学、

齐鲁大学、

华西大学、

华中大学、

震旦大学、

之江大学

...

还有为数不少的师范大学，各类专业大学...

49年以后这些大学被拆分成各类专业大学，很多学校元气大伤。

　　

二十年代中期，北伐成功，国民党定都南京，国内形势趋向稳定。中国大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国民党从四处收集人才开始组建中央大学，想将之建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学府，到了三十年代终于建成当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中央大学，但中央大学由于与政治联系紧密，经常卷入各种政治运动中，师资流动很大，学术和教育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学生有的很优秀，有的则是达官贵人子弟不学无术。清华也于二十年代崛起，由于清华前身是留

美预备学校，起点好，广延名师，短短就发展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文、理、工都有很强的实力。北京大学则改名为北平大学，由于蔡元培的离去和全国重心的南移，有些衰落。张伯芩和范严孙在天津创办了私立的南开大学，发展也很快。同济大学成为有名的理、工、医大学，此外全国有名的大学还有东吴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圣约瀚大学、燕京大学等。

总的看二十年代，二十年代中期到抗日战争前，中国最好的大学是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大学，不相上下，时称北高南名（南指中大前身东南），北清华、

南交大之称。中大是国民党官方最高学府，学科庞大，名师众多，但缺点是由于基础是从无到有，师生良莠不齐，没形成很有特色的校风。交通大学下设上海、唐山、北平三分部，规模更巨，致力于工业救国、基础好，底子厚，理工科无人能及，缺点是由于隶属交通部，只限于理工，基本没有文、医等，十年间没有中大、清华发展快。清华则以火箭速度发展，文、理质量雄居全国之首，名师荟萃，蔚为壮观。北平大学文、理科依然不错，工则较差，比之五四运动名望下降，但仍属一流。除四强外，再下来就是北洋、东吴、同济、浙大、南开、山大、复旦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大学开始内迁。清华、北平、南开迁到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中大和交大迁到陪都重庆，浙大迁到贵州。西南联大合聚三校之力，无疑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名师璀璨，学生优异，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名校，但三校虽然联合，其实也是各自为政，注定最后不可能合成一校。中大和交大内迁重庆，但在南京和上海都留下伪中大和伪交大，交大的唐山和北平分部在茅于升带领下则迁至贵州。内迁使交大和中央实力大受影响，无法与西南联大比肩。浙大则创造了一个神话，在竺可桢带领下，在战火中成长壮大，一举成为最好的大学之一。李约瑟到贵州发现这么贫苦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的大学，惊讶之余，称赞其为东方剑桥，虽然老外言过其实，但也说明当时浙大的强大，这也是浙大学子最为骄傲的时期。北洋大学颠沛流离迁到西安，与其它学校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从此北洋开始衷落，抗战胜利才免去消亡的命运，在南开的土地上重建北洋大学，解放后改称为了现在的天津大学。

抗日战争其间，西南联大一枝独秀，中大、交大、浙大则不相上下。抗战胜利后，各校迁回旧址，开始了新的发展。清华在西南联大时期又招集了一批名师，分校后更加强大，中大和交大也开始恢复元气，浙大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力头，北平大学则停滞不前甚至有些不如燕京大学，南开从私立成为国立大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经过西南联大时期也更为有名。抗战到解放前，中国最好的大学则是清华、中大、交大、浙大。（当其时，论

工科，有南交大，北清华之称；论综合，有北清华，南浙大之称，这也正是有两个版本的南XX,北XX的阿原因，不过，前者在民间流传更广罢了）。其次是北平大学、同济大学、

南开大学、东吴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等。国民党退到台湾，主要带走了清华、交大、中大、北大四所大学的教师，组成后来的台湾清华大学（原清华校长梅贻琦）、交通

大学（原交大校长凌宏勋）、台湾大学（原北平大学校长傅斯年）、中央大学。目前台大、清大、交大都远好大陆相应的大学。

解放后，G.C.D开始接受旧国立大学，52年进行了院校调整，学习苏联单科大学模式，除北平大学即后来北京大学，民国几所名校都被拆七零八散，南京以中大和金陵大学为主被肢解组合成几个大学，面目全非，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为主要继承人。交大理科、管理被拆到复旦等校成为纯工科大学，唐山、北方两交大也相继独立。浙大按理、工、农拆成几部分，理科主要并入了复旦。清华也调整为纯工科大学，北大和复旦则是院校调整的最大受益者。特别是复旦一举成为全国顶尖大学。清华、交大等校还支援东北建立起了专门学习苏联的闻名哈工大和哈军工。可以说52年的院校调整中大、浙大、和交大是最大的受害者，清华文理被调到北大，地处首都工科保留完整并有所加强。南开和天大也进行文理、工的组合。院校调整后，全国最好的学校校则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交大、哈工大。56年交大为了支援西北决定西迁，最后由于受到强烈反对又分成西安、上海两部分，最分别独立上海、西安两交大，也无法与北大、清华、复旦抗争了。50 年代末为两弹一星等科研需要，抽调精英组成实力强大的中国科技大学，其实力甚至赶超清华。六十年代哈工大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教师流失，实力大损。因此六十年代文革前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四所，实力最强，名声最大。

文革期间，停止招生，教师被迫害，高校成为批斗的场所，当时科研教学受到严重影响，全国大学乱七八糟，如果要知名的话，恐怕非北大、清华莫属，不过只臭名昭著罢了。最高学府北大清华师生再次成为了政治工具。文革永远是北大、清华抹不去的历史污点！、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陪都确立了战时正规教育路线——

“教育事业，百年树人”

陪都教育不只是一个地域现象。它能够撑持八年，完成抗战时期我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改变战前我国教育的失衡布局，奠定战后中国教育基本格局的新基础，首先基于战时正规教育路线的确立。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教育部设巴县青木关（今沙坪坝区青木关镇）。3月陈氏在渝就职，针对纷纷扰扰的教育议论，指出：“（一）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类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付之使命；（二）抗战是长期过程，不容许将人才孤注一掷，而必须持续培养人才；（三）国防的内涵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是必须培养的基本知识，就是造就各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四）学生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实为修学，平时如此，战时更宜悉力以赴。”

1939年，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蒋介石进一步阐发了“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他分析：“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战时生活就是现代生活。现在时代无论个人或社会，若不是实行战时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灭亡。”“因为我们过去不能把平时当作战时看，所以现在才有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作平时看，这两个错误实在是相因而至的。”蒋介石还说：“我们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我们在各部门中需要若干万专门的学者，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技工和技师，更需要几百万的教师和民众训练的干部。这些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供给，这些问题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解决的。”

除了教育路线的政策保障之外，确保战时教育维持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对战区内迁学生和教师实行救济的“贷金”制度。抗战初期，大批战区学生内迁，断绝了家庭经济资助，生活求学十分困难。1938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后，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发予贷金（公私立中等以上学生亦适用）。贷金额为每人每月8～10元，半额为4～5元。以当时松林坡中央大学为例，来自沦陷区的学生都拿贷金。徐中玉先生回忆：“当时六元钱作为伙食费，两元零用。在抗战初期，伙食倒不差。”贷金制度实行的最初一年，享受的专科以上学生有3万多人，中等学校学生2万多人。到1939年，享受教育部津贴的学生已达10～14万人。贷金制度是确保内迁学生能够继续求学的必要保障。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这是从小处看。从大处看，则是保障延续中国文化教育血脉的重要举措。

　　

蒋介石的教育政策还是很不错的。

尽管连年的内战外战，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抗战前的中国有高校就有 108所。

国立浙江大学新落成的农学院大厦(1934年)

国立浙江大学开学典礼(1934年11月16日)





金陵大学

　　

新中国成立前的汽车业（1901一1949年）

中国从1901年开始已有汽车进口。清光绪27年（1901年）冬，匈牙利人李恩时（Leinz）将 2辆汽车带入上海。同年腊月廿一日（1902年1月20日），经公共租界工部局例会上讨论，决定先发临时牌照，次年发正式牌照。1907年以后，中国少数沿海城市陆续出现汽车客运和汽车货运。191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督导公路建设，拨款地方修路，鼓励民办汽车运输，将公路列为政要之一。1917 年，当时中国第一条汽车运输线路张（家口）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公路通车。到1927年全国公路总长已达29170千米，民用汽车保有量由1912年的294辆增长到18677辆。1934年成立公路委员会，统一路政，开展省际联运。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汽车运输业日趋繁荣的年代，每年平均进口汽车5500辆，全国公路总长延伸到117296千米，民用汽车保有量68917辆，出现了一批官办的和民营的出租汽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

中国要建立民族汽车工业，制造汽车的愿望早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已提出。1931年张学良先生首先将造车设想付诸实施，在辽宁造出民生牌汽车

民生牌汽车

第1辆民生牌汽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东北国土即将沦陷之际，曾在上海3次参展，2次游行。表达了民众对国产汽车的钟爱，并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填膺。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北京，1995年）

据史料记载，1926年6月，张作霖在奉天（今沈阳）成立迫击炮厂（1929年5月改称为辽宁迫击炮厂）。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认为全国统一后要“化兵为工”，拟试制汽车。先在迫击炮厂内成立工业制造处，后改为附属民生工厂，张学良先后拨款80万元试制汽车。当时民生工厂有职员30人，工人177人，共207人。聘美国人迈尔斯（Myers）为总工程师，还雇佣了几名外国工程师。1929年3月民生工厂进口了一辆美国瑞雪号汽车进行装配、试验。后将该车拆卸、测绘，对部分零件、部件另行设计制造。历时2年，于1931年5月试制成功第1辆，定名为民生牌75型汽车。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可装载1.8吨货物，适于城镇使用，曾计划制造另一种为100型的货车，可装载2.7吨，适用于较差路面。

第一辆民生牌汽车诞生于东北即将沦陷之际，曾经历过国土沦丧的悲愤时期。“九&#8226;一八”事变后，正在制造的民生牌汽车全部落入敌寇之手。向美国订购并已运到牛庄（今营口市）的46台汽油机，只得转运天津。后日军将民生工厂改为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此后，我国各地又试制过几种汽车。其中山西汽车修理厂试制的山西牌汽车，对社会公众影响颇大。

早在20年代，阎锡山在太原创办兵工厂，并已初具规模。1932年，阎锡山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以“生产救国，开发实业”为口号，将名为晋绥军修械所的兵工厂改称为壬申制造厂，制造农具等，其中双向引信厂改为山西汽车修理厂。厂址在太原小东门，工人百余名，厂长姜寿亭，主要负责修理绥靖公署的公车。

1932年3月，该厂技术员阎春和赴天津购置机器，用以仿造汽车。但由于技术、设备问题而未进行。4月，阎锡山令汽车修理厂制造汽车，由姜寿亭负责设计、试制。1932年12月仿美国飞德乐（Federal）牌汽车试制成装载量1.5吨的汽油载货汽车一辆，定名为山西牌。到1933年夏，试车行驶约 1.8万千米，名部件尚属完好。

1932年中国山西省自制载货汽车

由山西汽车修理厂仿美国Federal牌汽车制造的1.5吨汽油机载货汽车，左上角为该厂厂长姜寿亭。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北京，1995年）

山西制成汽车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成为山西省特大新闻，在国内也盛传一时。1933年9月号《道路月刊》以“晋省自制汽车成功”大标题作专题报道。 1934年初，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函请实业部，通令全国兵工厂及各省建设厅派技士往山西考察，仿制山西自选的汽车。然而，山西省虽有创办汽车厂之举措，后终因资金短缺、工业基础薄弱，时局动荡，阎锡山本人亦无兴趣而未果。

此后，1936年曾筹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并于1937一1939年间用进口的散件组装约2000多辆柴油汽车。抗日战争期间，资源委员会也曾筹办并由中央机器厂生产过汽车。



回顾：1949年前的中国铁路

来源：中华铁道网

自1876年吴淞铁路的出现，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大陆仅有铁路23500多公里。例如，清朝政府期间沙皇俄国修建的轨距为1524毫米的中国东省铁路，全长1514.39公里，南满支路974.9公里，两条铁路形成“T”字形的布局，由沙俄直接经营。

黄河下游地区修建铁路较早。最先修筑的铁路是胶济铁路，1904年建成，由山东济南至青岛。此后，山东境内津浦铁路于1912年通车。京汉铁路河南境内路段于1906年贯通。陇海铁路开封至洛阳路段，1904年动工，1910年通车。1912年从汴洛段开始向东西两向展修。东段1925年通车到海州，西段1945年修通到甘肃天水。

山西境内的正太铁路，1904年开始分段施工，1907年通车。同蒲铁路1907~1937年，先后4次修筑才基本贯通。平绥铁路(今京包线)，1921年由大同通至归绥(今呼和浩特)，1922年通车到包头。

清末民初的铁路建设，除平绥铁路是在中国的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下，由中国自己的技术人员设计、修建外，其余铁路多由外国人主持勘测、施工。铁路建设资金也主要由外国人投资或举借外债。平汉铁路用比、法、俄帝国主义集团“比利时银行工厂合股公司”的资金，先后由比利时、英国、德国工程师主持建设。至1909年才偿还投资，将路权收归国有。陇海铁路建设的大部分资金，是先后向比利时铁路电气公司和荷兰建筑公司借款。正太铁路的资金，是向俄、法、比三国政府借款，路权被法国控制了30年，直到1932年才收回。

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擅自在我国东北修筑的安东（今丹东）至奉天（沈阳）的窄轨（762毫米）铁路261公里，奉天至新民府（今新民）窄轨铁路（1067毫米）60公里。

德国在山东建造的胶济铁路，其中青岛至济南全线394.1公里、张博支线39.2公里、淄川至洪山支线7.4公里。

法国修筑的滇越窄轨铁路（1000毫米）， 由越南海防直达云南昆明。

比利时以借款为名而控制的芦汉铁路，后改称为京汉铁路。自北京前门西站至汉口玉带门车站，全长1214.5公里，加上5条支线共计1311.4公里。

英国以借款为名而控制的沪宁铁路，从上海至南京全长311公里，沪淞支线长16.9公里。

英德两国以贷款为名而联合控制的津镇铁路，后改为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全长1009.5公里。英国修建的九龙铁路 35.8公里。

历届北洋政府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借债充实军费进行军阀战争以消灭异己，不仅对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和借款合同全部予以承认，而且继续出卖中国的权益，签定屈辱的条约，大举借债。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对中国铁路权的掠夺又进入了高潮时期。其中有向比利时借款而修建的陇海铁路汴（梁，今开封）洛（阳）段，开（封）徐（州）段，长276.8公里，洛（阳）观（音堂）段，长29.6公里。

向比利时与荷兰借款修建的陇海铁路观（音堂）陕（州，今陕县）段、徐（州）海（州）段，长198.3公里。

向日本借款修建的（北）京绥（远，今呼和浩特）铁路丰（台）包（头）段，长817.9公里。

与英、法、德、美四国银团签订借款合同而修建的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长365公里。

1928年6月，国民党开始执政。这时期，国民党政府搞所谓“中外合作”式的铁路建设。即由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作为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控制和掌握铁路修建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大权。其中有德国与上海中国银行团合作投资修建的浙赣（杭州至株洲）铁路玉（山）萍（乡）段，长550公里。

英国让中国利用庚子赔款购买其器材设备修建的粤汉铁路株（洲）韶（关）段，长455.7公里。

从“九&#8226;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14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占领区修建了近5700公里铁路，在关内占领区修建了900公里铁路。



1949年前全国十大经济城市

上海

天津

南京

青岛

无锡

武汉

重庆

沈阳

广州

哈尔滨

1900到193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加速，城乡之间移居基本上自由（见Rankin, Fairbank，Feuerwerker， 1986, pp.12)。城市人口增长率是总人口增长率的两倍。1938年中国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总人口是2，730万，占5亿人口的 5－6％（ Feaerwerker， 1993,pp. 33)。由于城市化可以将一个大分工网络所需的交易集中在一点进行，因而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城市化的长足发展是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孙广振，杨小凯，1998，见 Yang, 2001, ch. 14)。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联接。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按Chang (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 1923－1936年，为 8.7％， 1912－1942年， 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 (Chang，1969,pp. 20－74)。

......

孙越崎作为南京政府的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统管着全国121个国营总公司，上千个工矿企业，所属员工70多万。在3万余职工 中，40%为大学以上学历，其中3千余人是留洋归来的学子。孙越崎掌握着旧中国工业与人才的命脉，正是由于他领导的起义，使旧中国的大部分工矿企业免遭内 战涂炭，基本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而后让新生的共和国迅速地运转起工业的车轮。

......

1. 中央统战部网站

http://www.aIhUaU.com/zytzbwz/theory/shili/weizheng/80200301130115.htm

认定“资委”起义 感慰百岁老人----江*泽*民关心孙*越*崎

解放前夕，当国民党政府准备撤离大陆时，曾密令将国库所存的黄金等大量国家财富运往台湾，并命令政府各部门将所属的重要物资、档案及技术人才运过海峡。但 是，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他极为重视并亲自督运的政府重要部门----资源委员会，竟全体留在了大陆。作出这一爱国义举的人，就是痛恨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敬佩共*产*党的建国主张的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在接到撤退台湾的命令后，他顶住不办，号召资委会全体同仁“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此一义举，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包括几万名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和大量完整的工厂、矿山，为解放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以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转一段供参考

蒋公:

1926年率10万北伐军北伐,1927年占领南中国后,我D在南中国搞工人和农民暴动,在苏俄支持下(听苏联的指令)与国民党争夺政权,蒋分共,将俄势力驱逐.而后在国民党内部势力斗争中下野,北伐中止.1928年4月在国民党右翼拥戴支持下重掌大权,北伐重新开始,7月占领北平,北洋军政府被推翻,北伐胜利，蒋宣布军政结束,训政开始,按孙中山的规划,进行为期六年的民主训政期,期间由国民党代理行使5权(按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实行无权分立,相互监督),训练国民的民主素质,按程序行使选举罢免复议等民 主权利.这就是我D说的蒋独裁.1936年,蒋宣布训政结束,准备召开国民制宪大会,开始准备全面实行五权分立的民主.1937年,西安事变,全民抗日,民主进程中断.

1945年抗日胜利,举国欢欣,中国迈入世界强国行列,我D如猛虎出山,在苏联帮助下,几乎占领整个北中国.蒋响应民声,裁减军队,准备按计划实施应抗战中断的民主进程,延按政府及军队成为最大问题,虽然在美国调停下,依然不能中止我D夺取政 权,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的决心.1947年,在内战的烽火中,蒋仍然按计划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了五权宪法(现在台湾的宪法就是蒋在大陆时制定的).而内战烽火使民主进程再度中断.蒋下野,到台湾后重掌大权,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的剿匪戳乱期,一切以复国为中心,民 主进程无限期冻结,但在台湾仍坚持普及民主,训练国民民 主素质.

1975年,蒋去世,复国依然无望,蒋遗嘱:坚守民主阵营.

上面有人说了，五十年代“新中国”那一百多个工业项目都是苏联的图纸和技术。现在什么磁悬浮还不是人家的技术？甚至连个家用轿车还是人家的图纸和技术。不是讲引进么？

蒋介石接手中国的时候正是军阀混战的时候，而且还有日本侵华。要说单纯发展军事，自然比不过搞独裁的军国主义国家，斯大林日本哪个不是？

要你那么说，只能说蒋介石独裁不够狠，太讲民主道义了。

看看真实的民国，那是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而不是教科书上写的“旧中国是连铁钉火柴都不能自己制造的一穷二白的国家”——一举否定了整个那时候整个国家的工业，而且否定的那么彻底。

难道现在政府宣传我们如何发展得快不是拿那些市中心繁华地带来宣传的吗？不也总是拿上海浦东，深圳地王，什么磁悬浮......来代表你见过政府什么时候拿广阔的农村，扛锄头的农民来宣传过？

当时的官府在推进农业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要比中西方学者已了解的更大。如这两本书所示，在1937年前，该政权至少已在六项主要政策开展了工作：1）农村社会经济调查；2）建立现代农业金融机构和发展农村基层金融组织；3）农业科技研究；4）农业教育制度；5）兴修水利；6）农业推广。如果考虑到时间的局限这一因素，政府在这些政策上所取得的成绩不能算小。例如，在教育方面，政府创办或改建了至少17所公立的农学院和高等农业专门学校、更多的农业系科，和上百所农业职业学校。在国民党获取政权之前的1912年至1926年，中国共有1205名农业专科以上的毕业生，而1936年农业高等教育的在校生则为2590名，当年毕业了418名，此外还有万名以上的高级和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在校生。抗战爆发后，政府在其农业政策上取得了更大的发展。比如，抗战前政府机构对水稻新良种的推广只是刚开始，推广的面积总共不会超过25万亩。而在1941至1943年间由于政府的推广，水稻新良种的种植面积三年内共达1152万亩，净增稻谷产量3.5亿公斤。农遗所的学者认为，这种对新良种的采用与推广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但这类发展以前几乎从未被中西学者注意过。

当时的官府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也很重要。农遗所的作者说得很清楚：中国现代农业教育、农业科技研究、农业推广的基础，乃在民国期间奠定；对中国的土壤、不同性质肥料的使用、植物病虫害的防治、良种培育技术的根本性理解，是由当时官方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所取得的。另外，当时也奠定了中国现代农业行政与农业金融机构的基础。

当时的官府还以行政力量来启动现代农业的发展，诸如向农民介绍良种、教育保守的农民打消对化肥的疑虑、组织修建大型水利项目等。20世纪中国棉花种植史是对这方面的最好说明。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将多种优秀美国棉种介绍给中国，但由于国家尚无机构对美棉进行试验驯化，农民又不懂如何防止良种的混杂，几年以后便已退化，又转而种植中国传统的亚洲棉，而后者纤维太短，不适合现代机器纺纱用。1933－35年，民国政府的中央农业试验所进行了大规模的美棉区域种植试验，确认美国的“斯字棉”适合于黄河流域，“德字棉”适合于长江流域，并建立了农遗所学者称之为“划时代的”先繁殖、后推广、再保纯的棉种管理制度，从此这两系棉花在中国得到了较广泛种植。1940年代初，中农所再次从美国引进了纤维长、出纱率高的“岱字棉”，经过试验后推广。结果在 1950年代，“岱字棉”进而取代了“斯字棉”和“德字棉”，成为中国栽培面积最广的棉花。可以说，没有民国期间国家机构有意识地推动优质长纤维品种棉的种植并奠定种植的基础，当代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可能就不会居于世界第一。



四大民国教育家

晏阳初（1890年—1990年）又名兴复、遇春，四川巴中人。1913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1916年入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获学士学位，192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保定地区开始乡村平民教育实验。1940年创办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1950年移居美国。一生倡“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诸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

1943年5月24日晚，美国纽约卡内基礼堂灯火辉煌，贵宾云集。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南美各国的几百所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发起的“全美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在这里举行。在这次大会主席台上，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类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他们是爱因斯坦、杜威……晏阳初。晏阳初是这十大伟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获得这一称号的理由是：“他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千万不识字的心智。又是他的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的方法，肥沃他们的土地，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与大多数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作为民国初年的留美学生，晏阳初不仅受到过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更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1918年晏阳初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前往法国一战前线为二十万华工服务，晏阳初后来回忆说，他到那里去本来想教育华工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华工教育了他。可以说，晏阳初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其献身平民教育的生涯。后来闻名于世的“定县实验”就是从那时候发端的。

1929年，晏阳初到了定县。他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有人评价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在定县，晏阳初说：“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中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推行四大教育，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其中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晏阳初有一个认识：“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只有这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否则将没有和平可言。”可以说，晏阳初所做的一切，指向的都是这个目标。

蔡元培（1868年－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 1892年中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从事教育事业，1902年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1907 年赴德国留学，研究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等。1912年回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提出以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学教育五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大实行全面改革，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张伯苓（1876年－1951年）名寿春，天津人，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战争后投身教育事业。在天津先后创办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以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担任校长40余年。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任校务会常委。1938年任国民参议会副议长，1948年出任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

陈鹤琴（1892年－1982年），现代著名儿童教育家。浙江上虞人。7岁接受启蒙。1914年公费赴美留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攻读心理学博士期间应聘回国任教。1923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我国第一所实验幼儿园，并兼任园长。1929年发起成立中华儿童教育社，当选为主席，以后又在江西、上海创办过幼儿教育学校和机构。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长等职，1949年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他从研究儿童心理入手，并以自己的子女为对象进行过三年的观察实验，记录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归纳出 101条教育总结。他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由专科部、师范部、小学部、幼稚部、婴儿园五部分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幼儿师范教育体系，开创了我国儿童教育事业。 1949年后，担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主要著作有《儿童研究纲要》、《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活教育理论与实践》、《我的半生》等。

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现代教育观念在一批开风气之先的教育界先贤倡导下，开始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本报选择了平民教育、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儿童教育这四个领域的四位教育家代表，从他们的故事中可以看到那一代教育家的人格魅力与人生追求。

平民教育 晏阳初：开启千万国人心智



蔡元培



张伯苓

　　

●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类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他们是爱因斯坦、杜威……晏阳初。晏阳初是这十大伟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东方人。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一时之间红楼上下欢腾，校园中人奔走相告“喜逢先生蔡”。这其中其实并不包含多少对现代大学的期盼，在学生的想当然中，有蔡元培这样一位充满个人魅力又资望深厚的人物来担纲北大，日后毕业想必不难寻觅饭碗。

●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

●当时他的大儿子已经出生，陈鹤琴就开始拿大儿子做实验并且记录观察的结果，为他后来从事儿童教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1919年3月26日，教育部发布了外国人所设专门学校毕业生待遇办法规定，指出"凡外国人在内地所设专门以上学校，不以传布宗教为目的，且不立宗教科目者，按照私立专门学校规程或私立大学规程及专门以上同等学校待遇法，其毕业生得与公私立各校毕业生受同等待遇"。

民国初年较为有名的私立大学有：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大同学院，武昌中华大学，中法大学，大夏大学，广州大学，焦作工学院，上海立信会计专科校等。这一时期教会大学也有很大发展，产生了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等一大批有名的学校。民办初年政府对私立大学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从清末的放任自流到政府积极参与管理。(2)公私立大学并存，重视私立大学地位，政府寄予厚望，除了不能设立大学院外，政府立案的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地位同等。(3)颁布了大批私立大学管理法规，初步形成了管理私立大学的政策体系。(4)非常重视私立大学办理立案手续，保证政府对私立大学的领导权，随时派员视察，确保政府的监督权以提高其质量。

　　

閻錫山當上了山西都督。他曾留學日本，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潮流，懂得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重要性。他愛護和重用人才，其政權核心中有不少留學生，崔廷獻、李慶芳、南桂馨、徐一清、陳受中等都在其中，趙戴文被譽為他的軍師。大家志同道合，一起運籌帷幄，籌划振興中華、造福社會的大事。1917年，閻錫山在山西推行“六政三事”計划，號召群眾興修水利、植樹造林、栽桑養蚕、剪發（男人的辮子）放足、禁煙（吸鴉片）种棉、飼養家畜等；還訂立村規民約、宣傳儒家的倫理道德、教育感化坏人等，山西境內出現了社會安定、生產發展的局面，山西獲模范省稱號。“九·一八事變”，東三省被日軍占領。閻錫山結束了流亡生活，當上了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重掌晉綏兩省大權。

民國年間，山西題寫的“造產救國”大幅標語懸挂在太原鼓樓上

閻錫山提出“自強救國”、“造產救國”等口號，主張加快山西的內政建設，并開始編制《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划》。

留學英國的耿步蟾時任實業廳廳長，他協助編訂了該計划經濟部分的方案。

畢業于日本慶應大學法學系的李慶芳，參与了計划的審定工作。該計划是“六政三事”計划的發展和延伸，除繼續推行興修水利、植樹養蚕、牧畜養雞等政令外，還重點制定了開辦采礦、冶金、電力、机械、兵器等實業的措施。

到抗戰前夕，山西的農、林、牧業長足發展，還創建了包括采煤、冶金、机械、化工、建材等門類齊全的西北實業公司；

修筑了860公里長的同蒲鐵路；成立了鐵路、墾業、鹽業等銀號。

這些都為山西近代工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在海外接受了新思想、且學有專長的王夢齡、耿步蟾、白象錦、徐一清、董登山、曹瑞芝等都是政府興辦實業的中堅力量。

民国时期的太原城



迎泽门（大南门）

　　



冶金專家董登山

董登山生于1889年，襄汾連村人。幼年父母雙亡，由伯父母撫養成人。在太原省立一中讀書時，他曾參加山西辛亥革命學生軍。

1916年，從山西大學西齋采礦冶金科第一班畢業，考取了教育部選拔的留美“庚款生”，赴美國入匹茲堡大學冶金科學習，畢業時獲該校頒發的冶金工程師證書。

回到桑梓后，正是閻錫山政府興辦實業急需人才之際，因而頗受器重，他被任命為山西陸軍修械所技正（負責專項技術的管理人員）。

1927年，擔任督軍公署核計處處長，管理兵工厂進口軍工器材的審定、驗收与軍火出厂的檢驗工作。后太原兵工厂擴建為壬申制造厂，他擔任副厂長，兼任太原綏靖公署核計處處長，還兼管山西公營民用工業厂礦以及同蒲鐵路進口器材的審定与驗收工作。

在此期間，他為山西進口器材驗收和軍火產品出厂檢驗制定了科學依据；親自設計并從英、法等國購回了較先進的化驗、實驗、金圖考驗等三室成套的儀器設備；他成立培訓班，親自教學，為山西培養出首批發展冶金工業的技術骨干

“九·一八事變”后，他建議山西當局興建煉鋼厂，發展地方軍火工業，以擺脫對外國的依賴。他的意見被采納，遂赴德、法等國考察。歸國后，他擔任煉鋼厂副厂長，擔任厂長的是曾留學英倫三島的鄭永錫。他聘請外籍工程技術人員，親自領導部下設計圖紙、籌辦各項事宜，并很快完成基本建設工程。一座包括煉鐵、煉焦、煉鋼、軋鋼等在內的西北煉鋼厂在太原誕生。從而開創了山西鋼鐵工業史上自行設計建厂的新紀元。由于他杰出的貢獻，他在全國工業界久負盛名，被選為中國工程師學會山西分會會長。長期操勞使他積勞成疾，病逝時年僅47歲。

阎锡山于1925年由德国引进近代炼钢技术，由英国进口机器设备，又创设了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育才炼钢厂1920年局部投产后，到1930年年产各种特殊钢可达 400吨左右，成为山西兵器制造的重要钢材生产基地。

“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便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遂于1932年 2月29日由河边村赶到太原就职。复出后的阎锡山在“造产救国”、“建设西北”的主张下，提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在重振山西军火工业的同时，筹备了西北实业公司，大力拓展山西的经济实力。这便是西北实业公司组建的历史背景。

太原军火工业的大发展

1920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为限制各省势力，通令各省裁军。是年三月，阎锡山将山西陆军修械所更名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委任山西陆军第一旅旅长商震兼任总办，李蒙淑任厂长，并选调青年士兵 300余名到工厂学徒。厂内设有铜元、化炼、电汽、总务四科，分别由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专斋、后毕业于英国维多利亚大学的王嘉瑞（梦龄）和山西大学工学院毕业后留学英国雪菲尔大学的郑永阳（恩三）、何启昌、贾应升等四人任科长；下辖16个分厂，拥有机器63部，职工 500余人，除修械外，可日产铜元 120万枚，并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1921年 7月，职工增至 900余人，机器增至 183部，厂内机构改组为化炼、机械、子弹三个科。并增加罐头生产，供应军需。1923年 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到 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铜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同年九月相继投产。此时工厂取消总办，只设厂长，各分厂一律设置主任或管理员。1924年停止铜元制造，各分厂相应调整，全部生产能力转入军火生产，并新设了飞机分厂，由德国聘任两位工程师——傅乐典和佘来得（均系中文译音），装制成一架双翼飞机，聘请英国一位名叫冯富鲁登的驾驶员试飞成功；全厂职工增至5000余人，机器增至1100余部。1925年 4月，厂长之上复设总办，委派督军署兵器委员会会长黄国梁（少斋）兼任。1924年，阎锡山还决定兴建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并于同年夏间派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厂长李蒙淑和技术科长洪中，赴欧洲考察；1925年 9月间成立两厂筹备处，委派军人工艺实习厂化炼科长郑永锡和机关枪分厂主任刘笃恭（治平），分别担任两厂的筹备主任；由德、英、美在华洋行购置设备建设两厂，于1926年竣工投产。1926年春，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增设压药分厂，铜壳分厂添置压弹设备后改称水压机分厂。至此，军火生产规模基本完备，职工增到1．1万余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 900枝、机关枪30挺、炸弹 3万余发。阎锡山凭借自产军火的有利条件，从1924年至1927年，在山西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扩军，将步兵扩编到17个师，炮兵扩编到 8个团；并设立了军官教导团；同时把学兵团扩大为北方军官学校；改晋军为晋绥军，共拥有兵力20万人．其势力扩展到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市，并于 1927年 6月，自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牛羊满山坡

　　



1927年 1月，阎锡山将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改称太原兵工厂，委派其妻侄女婿张书田（子绅）总管工厂一切事务，并将学兵团的实习工厂也划归太原兵工厂，改为冲锋枪分厂；将无烟药、制酸两个分厂划出来，另行组建山西火药厂，委任由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化工科毕业的张恺为首任厂长；由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电气化学科毕业的曹焕文（明甫）为工程师；1922年用甘言重金为饵，由汉阳兵工厂拉来洪中为技术科长。曾经轰动一时的、以张恺命名的山西重大发明——“恺字炸药”，实际上就是 1924年洪中随李蒙淑赴德国考察制造火药新法回国后，改铝粉和皮克林为硝铵炸药的，它是洪中的一大创举。为使山西火药厂的扩建设计更具有先进性，专派工程师曹焕文赴日本考察，曾先后参观了陆军火药厂、海军火药厂和民间火药厂，回国后又参观了沈阳兵工厂，决定引进日本技术设计，并由德国雅利商行以 140万美元订购全套设备，聘请德国工程师富来义（中文译音）指导工程建设。新建的山西火药厂其厂房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工艺设备 107部，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能力之强，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尤其是废酸还原设备在我国为首创；溶剂收回装置用活性碳方式，在德国也是最新发明。与此同时，太原兵工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充，机构也日益庞大。厂内设置：采运、验收、工务、核计、检验、稽查共六大处。工务处内设置：统管工程师、绘图、医务三室；下辖17个分厂，即枪厂、花弹厂、冲锋枪厂、炮厂、炮弹厂、机械厂、炸弹厂、双用引信厂、机关枪厂、压药厂、电汽厂、铜壳厂、铁工厂、罐头厂、熔炼厂、压钢弹厂、木样厂（以后铜壳厂和压钢弹厂合并，改称铜壳厂，成为16个分厂）。这时，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共有设备3800部，职工1．5万余人，其规模与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相媲美，主要产品为：六五步枪、六五机关枪、冲锋机关枪、自来得手枪、一七式手枪、一六式 105毫米山炮、一八式88毫米野炮、七九机关枪、六五步枪子弹、冲锋枪子弹、一三式75毫米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高炸力开花弹、一四式75毫米野炮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 120毫米重炮假引信全弹、一六式 105毫米重炮低炸力开花全弹、假引信全弹、75毫米迫击炮弹、 150毫米迫击炮弹、手榴弹、手雷、滚雷、地雷等，其中一七式75毫米山炮，射程可达700O米。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武器。



　　

1928年至1930年间，太原兵工厂的月产量为：轻、重炮35门，迫击炮 100门，步枪3000枝，机枪15挺，冲锋枪 900枝，炮弹1．5万发，迫击炮弹9000发，子弹 420万发。同20年代初期相比，炮增加2．5倍，步枪增加6．5倍，炮弹增加2．5倍，子弹增加 6倍。阎锡山依其军火工业提供的武器装备，于1926年又进行了第四次扩军，步兵扩展到10个军30个师，还有 4个保安组纵共12个旅，骑兵 4个师，炮兵 7个旅，共30余万人的兵力。正因如此，才能在1930年 4——10月，联合冯玉祥等发动规模最大的倒蒋战争——中原大战。阎锡山败北避居大连后，蒋介石责成张学良对晋、绥的军政事宜统一节制，山西省的军政由徐永昌、杨爱源直接主持。张学良决定编遣晋绥军，并把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于1931年 4月，改组合并为太原修械所——晋绥军修械所，只留2000余人，使1．3万余人被编遣失业，由郭凤朝任所长，曹焕文、董登山任副所长，职能机构改六大处为文牍、会计、庶务、工务、材料五股。武器生产基本停顿，只作一些修配和转向社会用品的制造。

1932年阎锡山复出后，把太原修械所的太原兵工厂部分改为壬申制造厂；将山西火药厂部分改称壬申化学厂。前者将原来16个分厂改组合并为12个分厂，由郭凤朝任厂长；后者由毕业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电气化学科的连子孝任代理厂长。两厂人数恢复到5000余人。

1933年8月1日，西北实业公司正式成立，以民办方式统管了山西工业。1934年9月1日，便将壬申制造厂、壬申化学厂、育才炼钢机器厂，改组为 11个工厂，统一划归了西北实业公司，由公司机器厂管理处管辖，周维翰任处长，刘笃恭、郭凤朝任副处长。这些工厂是，西北机车厂，西北水压机厂、西北农工器具厂、西北铁工厂、西北铸造厂、西北机械厂、西北汽车修理厂、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西北枪弹广、西北化学厂、西北电汽厂。

1936年 2月，中国工农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同年10月。阎锡山又将上述11个工厂合并为以制造军火为主的西北制造厂，由张书田任总办，赵逢冬（筱三）任会办，下辖 18个分厂。总厂内设：工务、设计、审核、会计、总务五处和医务所、稽查总队、《劳工大众》周刊室，拥有资金 700万银元，厂房6100余间，机器设备4300部，职工恢复到8088人，其月产水平如下：

六五步枪 800枝，七九步枪3000枝，捷克式轻机枪 600挺，九二式重机枪90挺，一七式山炮40门，一二式山炮 200门，野炮 150门，重炮24门，迫击炮 150门，迫击炮弹 80000万，手榴弹30万枚，子弹 150万发，炸药 123吨（注；山炮、野炮和重炮是1936年10月——1937年 9月的年产量）。其野炮的射程可达1．1万米。

西北实业公司于1932年 1月开始筹备，成立了筹备处。由民营事业董事会董事边迁淦为召集人，聘请筹备委员10人。

筹备处拟定了特产、水利、畜牧、交通、商业、矿产、冶金、化学、肥料、纺织、银行、农业等共12个工作小组。主要工作为调查与计划，也就是由各小组分工负责，在山西各县、西北各省、华北各地，作资源调查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考察与研究，依其研究的结果，作为各类工厂、矿山的设计与实施建设的依据。

1937年 9月，日军进攻山西，飞机轰炸太原，生产无法维持。阎锡山着总办张书田策划搬迁，张立即行动，一面派技正马开衍飞重庆转香港，将由德国订购的25万吨钢材由香港转运重庆存放；一面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行动方案，然而由于日军进逼，截至11月 4日，只运走精小机床1000余部，动力电机 200余部，机车两部，武器半成品一万多箱（约1000余吨），高档的办公用具1000余件，原材料30万吨。所有运走的器材，还不足全厂财产的2%。 11且 8日，日军占领太原，强行掠夺全市的工矿企业，不论公营、私营，一律实行军事占领，开始在经济上大肆掠夺。西北实实业公司所属各厂，除西北制造厂仅搬走不足2%的财产外，全部工厂便悉数落入敌手。西北制造厂的18个分厂，由日军华北派遣军驻天律的大木少将辖下的山野部接管，其较好的设备全部拆卸装箱，运住东京、大阪和东北、平、津，共计掠走切削设备、化工设备、冶炼设备、锻压设备、动力设备等4000余部（台），几乎拆卸一空。仅设备一项的损失，即达 220多万银元，各种器材则难以计数， 3900余间厂房被炸平。

　　

水利專家曹瑞芝

曹瑞芝，1890年生，襄汾曹家庄人。從山西大學西齋土木工程科畢業后，參加全國選拔留美學生考試并被錄取。与同學董登山、唐之肅一起赴美，入威斯康星大學水力工程科，獲碩士學位后歸國。

回國后，山西百廢待興，建設急需人才。曹瑞芝出任山西督軍府采運處處長、水利技正。出于興辦實業、造福百姓的愿望，他最早提出開發汾河、發展山西水利電力事業的构想。他擔任過河南省水利局工程師，親自勘察黃河水利，在黃河沿岸的花園口和柳園口安裝了四寸虹吸管，引黃灌溉農田。在山東省水利廳任技正期間，他進一步推廣引黃灌溉的經驗，在歷城、青城、濱縣等地安裝虹吸管，一面灌溉農田，一面吸水供應北運河的航水量，當地士紳和百姓對他好評如潮。冀魯豫三省政府聯合組織虹吸工程勘察團，他被推為團長。后應長江水道整治委員會邀請，他与宋希尚、惲震等專家一起勘察了長江水力開發情況，設計出在葛洲壩与黃陵廟興建水利發電工程的規划，這是由中國工程師單獨完成的第一個三峽開發計划。

他被聘為四川省水利局技術室主任，并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員會技正、水利示范工程處主任等職。他在三台縣主持修建了一條長達50公里、能灌溉兩万多畝農田的鄭澤墊，這是四川省利用現代水利技術興建的第一個引水工程。

他研制了水力提灌工程机械，建立了高地灌溉實驗場；他指導技術人員設計成功木制水輪泵；指導興建了達縣、遂宁、重慶北碚的蝎馬場水力發電工程；還為老百姓設計了磨粉碾米的机械。

1946年，曹瑞芝帶領原國民政府水利部224勘測隊回到故鄉山西。他考察了黃河干流龍門一帶，設計了龍門水庫發電工程；實地考察了晉南龍子祠霍泉渠、通利渠，提出改建和擴建方案；還提出在襄汾縣柴庄附近興建汾河四壩工程的設想。同年，他出任山西水利局局長。

新中國成立后，曹瑞芝提議修建龍門水庫水電站；他對山西境內的汾河、滹沱河、桑干河等主要河流的治理、對山西的水利事業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并做出規划；他勘察了汾河全境，行程上千里，并制定出最早的根治汾河工程計划；他主持完成了滹沱河和瀟河兩座現代化灌溉工程的建設；還在臨汾等地建設了數個山西最早的灌溉試驗站。他造福社會業績突出，是我國著名的水利專家，是山西現代水利科技事業的開拓者与奠基人。

1926年3月18日，学生游*行队伍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递交抗议信，军队向群众开枪，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但事实上段祺瑞没下开枪的指示，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资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官僚资本予以没收。被接管企业大致有：

金融方面，有国民党政府国家银行系统和省市地方银行系统的银行2400多家。

工矿企业方面，有控制全国资源和重工业生产的资源委员会，以及其他国营、公营和大官僚经营的企业共2858个，内发电厂138个，采煤、采油企业120个，铁锰矿15个，有色金属矿83个，炼钢厂19个，金属加工厂505个，化学加工厂107个，造纸厂48个，纺织厂241个，食品企业844个。

交通运输方面，有铁路2.18万多公里，机车4000多台，客车约4000辆，货车约4.6万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厂约30个，各种船舶约20多万吨。原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被劫持到香港的12架飞机，由于职工起义回归祖国。

商业方面，有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料、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利泰、扬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10多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据有关部门事后按固定资产原值估算，没收的官僚资本财产约为人民币150亿元（约40亿美元）左右。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转到人民手中，成为新中国国有经济的一部分。[资料来源《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

以下是私营工业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第六章民族资本 第四节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的困境

据解放后1953年的调查，1949年全部私营工业（指4人以上的户，3人以下者划为个体户）有12.3165万家，职工163.3832万人，资产净值20.08亿元（人民币），总资产68.28亿元（人民币）。据推算，1949年10人以上私营工厂有1.478万家，职工92.5477万人，资产净值14.056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56244万元，总产值46.635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186541万元①。



1947年4月7日,由蒋介石亲自审核批准的《国营事业配售民营办法》正式公布实施。

　　

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

杜丽红

《近代史研究》2005/5

内容提要 1930 年代，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混乱，问题丛生。粪夫被冠以“粪阀”之名，其勒索霸道行径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双方关系恶劣。此外，简陋的粪具导致污秽淋漓、臭气四溢，严重影响到市容。为解决上述问题，卫生部门最初采取了若干措施整顿污物处理，但效果不彰。

为彻底解决问題，市政当局又拟将之收归市办，由于事关行业的经济利益及相当数量粪夫的生计，受到粪商及粪工的联合抵制，计划未能实施。此后，政府改变策略，实行官商合办，历时2年9个月勉力完成粪道登记和粪具更换，改革初见成效。

...

1930 年6月19日，《北平市城区粪夫管理规则》公布，它制定了粪夫执业规范，是政府污物管理的依据，此后改革的目标在此规则中已有体现。这个管理规则一方面拟推行粪夫许可证制度(但受到粪夫的抵制，实际并未建立起来)，另一方面为粪夫制定出具体职业规范：统一制服，要求粪夫在执业时须穿着统一的号衣，并于前后胸各缀号布，书明某区某处某号；统一粪车管理，粪夫到警察区署申请注册编号，领取号牌，挂于车前横挡，暂免缴纳牌费；规范粪夫的职业操守，要求将执业地段内公、私厕所污物逐日掏净，除正常收费外，不得藉端勒索钱

　　

内容提要：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抗战前受到重视阶段，抗战申持续发展阶段和抗战后受到挫折阶段。其特点是：一、统一水利行政，提升水利机构地位；二、因地制宜，开辟多种筹款渠道；三、中央、省、县结合，大、中、小并举。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保证了抗战时期的军粮民食；减轻了日伪破坏农田水利造成的损失；促进了西部的开发。

(一)抗日战争前农田水利事业受到重视

抗日战争前几年，为了复兴农村，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伊始，除继续办理长江、淮河、汉水、赣江、并江北里下河、通海各港筑堤、浚河、建置闸涵以及河南省伊、洛、沙、颖各河建筑堤坝、桥涵和植树、护岸等工程外，复致力兴办西北灌溉事业。如陕西省的泾惠渠、洛惠渠、绥远的民生渠以及甘肃、宁夏两省重要水渠均于年内分别进行。泾惠渠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的秦郑国渠，据称当时溉田4．5万顷，以后，年久失修，至清末因渠身罅漏，仅溉田200顷。民国初年曾议兴修，以工款无着未能兴工。1928年，陕西省政府与华洋义赈会合力筹备，将原拟第一期计划分为两部，上部筑堤河坝，凿引水洞，及拓宽旧石渠、土渠、修建跨渠桥梁等工程，由华洋义赈会担任，于1930年冬开工；其下部修总干渠、南北干渠、中白渠及其桥梁、涵洞、跌水、渡槽、分水闸、斗门等工程，由陕西省政府担任。至1932年夏，各项工程大部告一段落，约计用费140万元。据统计，1932年实灌地亩为8万亩；1933年增为32万亩，1934年增至42万亩。另据调查，1934年，泾阳一县，产棉价值在百万元以上。每亩地价由5、6元增至40 元。“教育及地方事业均因以发展，人民渐形康阜”②。据经济委员会派往查勘工程实施人员报告，赴渠查勘时，正值棉花收获之际，泾渠灌溉不及之田，棉本仅高30公分，每亩最多只能收30斤，而泾渠溉及之田，棉本高至1公尺以上，每亩可收80斤，每亩产量之相差几及2倍。“该渠放水仅及二年，沿渠农民生活非复昔比，兴办水利之效显然可见”①。本渠农民因水利而得的利益，据1938年统计，已增加至600万元以上②。

绥远省民生渠于1928年冬以工代赈兴修，旋以赈款不敷，又由省政府向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贷借巨款。1931年，动用驻绥官兵4 000余人协助工作，历时三载告成，用款70余万元，救济灾黎10余万口，全渠计长195华里，可灌田25 000余顷，每年生产粮食250余万担③。

华北的水利灌溉也有进展。1934年，华北水利委员会与河北省民政、财政、实业、建设四厅合组滹沱河灌溉工程委员会，计划筑堰开渠，兼用机械吸引滹沱河水灌溉农田。1933年10月20日开工以后，除1934年大汛期间停止工程外，进行顺利。1935年6月，工程全部告竣，并于6月15日举行放水典礼，计工程先后用款60万元，约可灌田38万亩⑥。

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早期现代化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

国民政府在设立工矿企业方面，制定了系统的建设计划，并开始全面筹建。1936 年初制定了《重工业建设计划》，计划在5年内投资27 120万元，建立包括钢铁等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采煤、汽油进口、酸碱、飞机和汽车发动机、机械、船舶、电器、发电等17个种类的3l家国营企业。计划制定之后，随即付诸实施，在当年就相继筹备成立了中央钢铁厂、茶陵铁矿、江西钨铁厂、彭县铜矿、阳新大冶铜矿、中央机器制造厂(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高玩煤矿等10家企业；1937年又陆续着手筹建了湘潭煤矿、天河煤矿、四川省油矿、灵乡铁矿、中央炼钢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四川金矿、青海金矿、龙溪河水电厂等11家企业。②

上述资源委员会计划建立和已开始筹建的这些企业，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途径，都直接与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相关。一是利用国家举借的外债，明确提出了“尽量利用外国资本”的方针，在其五年建设计划预算的27 120万元投资总额中，准备利用外国信用借款15 289万元，占56．4％；在实际筹办过程中，其第一笔落实的资金，是从上面提到的中德借款中分得的982万金马克(合1 326万法币)的协议款项。二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在其五年建设计划预算总额中应由国库拨款的金额为11831万元，占43．6％，在1936年度和 1937年度已分别拨款1 000万元和2 000万元。三是向中国、交通二银行借贷，主要用于已建成开工企事业的流动资金。③上述制定的计划和筹建的企业虽因抗战爆发而受到挫折，但为抗日战争时期资源委员会的建设和经营国家资本企业打下了基础。



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在国家资本增强的同时，民营资本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新的发展。上面已经提到，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统制经济加强国家资本的同时，也采取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之统制政策行之不久，尚未扩及全面，使这一时期的民营经济在前一时期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并表现出如下的新面貌。

首先，从总体状况来看，企业的数量和资本规模和生产能力都在不断扩大。就企业数量及其资本状况而言，新设企业的家数、资本总额和每家企业平均资本数都比前一时期有所扩大。据有关研究，在政府有关部门注册的工矿企业，在1928 年至1934年6月的6年半时间中，共计有984家企业注册，平均每年151家；开办资本总额为31 130万元，平均每年为4 789万元，平均每家为31．6万元；折合1913年币值，资本总额为19 627万元，平均每年为3 019万元，平均每家为19．3万元。与1914—1927年的平均每年注册130家、平均每年投资2 327万元(1913年币值)、平均每家资本17．9万元(1913年币值)的状态相比，这一时期分别扩大了16．15％、29．74％、7．82％。①

1931年-1935年度，各路载运货物平均每年近3000万吨；各类货物周转量年均近53亿吨公里。[23]

铁路运输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有直接的影响。1932年以来，每年乘坐客车的旅客超过4000万人，每位旅客平均行走了81~93公里。

在抗战爆发前夕，铁路对军事运输和人员、物资的撤退，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27~1936年中国国有铁路的经营，存在的问题虽然不少，但总趋势是趋于盈利；铁路营业对当时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日寇侵华打断了中国铁路发展的良好势头。痛哉！



　　

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被称為「黄金十年」，是国民政府的巩固时期，蒋在此一时期获得一些成就。中国政府藉外交手段处理了一些割让租界的问题，并收回部分外国在华享有的特权。政府积极进行了法律及刑罚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偿还国债、改革金融及货币系统、铺设铁路及建设公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对抗毒品交易，以及提高工业及农业生產。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有长足进步。為建立更融和的中国社会，蒋氏发起新生活运动，强调儒家道德价值，并且推行国语作為标準语言。广泛的建设通讯设施进一步激励人民的统一感及骄傲感。然而这些成功所遭遇到的是接连不断、需要进一步政治上及军事上巩固的政治骚乱。

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被称為「黄金十年」，是国民政府的巩固时期，蒋在此一时期获得一些成就。

中国政府藉外交手段处理了一些割让租界的问题，并收回部分外国在华享有的特权。

政府积极进行了法律及刑罚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偿还国债、改革金融及货币系统、铺设铁路及建设公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对抗毒品交易，以及提高工业及农业生產。

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有长足进步。

為建立更融和的中国社会，蒋氏发起新生活运动，强调儒家道德价值，并且推行国语作為标準语言。

广泛的建设通讯设施进一步激励人民的统一感及骄傲感。

然而这些成功所遭遇到的是接连不断、需要进一步政治上及军事上巩固的政治骚乱。

而且十年期间正赶上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规定从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国民政府新铸造的银币，彻底废除从晚清流通至今的银两。然而，当时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迫使美英放弃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银出口，使并非产银国的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受到严重打击。

为此国民政府再次痛下决心，废除银本位制，于1935年开始发行法币。从此中国经济不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变动而波动，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恢复，至1936年达到了民国时期最高的经济水平。

但这项货币改革政策的出台，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从1927年至1937年的经济政策不会受到货币变化的影响，最终使金融和税收这两个维持政府运转的基本手段能得到贯彻。

之前，作为铺垫的国民政府公布的《统税条例》于1928年2月正式实施，它是一种以大宗机制品为课税对象的消费税。此项税收在国民政府的中央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从1931年的7.4％到1935年的12.17％，数量上也从1931年的0.53亿元增至1936年的1.17亿元。

延续上述思路，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做了如下工作：第一，整理财政，统一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改革税制。第二，发表与各国重订新约的宣言，开展关税自主运动，否定领事裁判权。第三，统一国家货币，限制白银外流。第四，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促进了中国基础经济的发展：与英美等国新的关税条约的缔结带来了关税的显著增长，由1927年的1.53亿元增至1934年的3.83亿元，占总收入的41％，比1927年增加了两倍。

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的水平，10年间兴建了8000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年代翻了一番。

经济的发展也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到1937年出现了沪、平(京)、津等人口过百万的大型城市，这一切表明，中国已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迈进，但是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历史学家罗荣渠估计，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延误了20年时间。

越贴越发现对那个年代的中国知道得太少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央國術館舉行第一次國術考試開幕式時合影

是次國考的目的在選拔尖端武術人才，充實中央國術館，進一步推動武術事業。

考試內容相當全面，參賽者先要參加十月六日開始的預考，內容是刀、槍、劍、棍、拳。通過預考後才能參加十月十五日舉行的對抗賽，對抗賽分摔跤、散打、長兵器和短兵器。對抗賽不分年齡體重，抽籤配對參賽，拳腳擊中對手算得分，打倒對手算全勝。最後還有一項口試內容：「三民主義」。從中可見當時的武術家相當注重技擊，並非只會套路的花架子。



民国国际运动会开幕 天津



民国时期的天津蛱蝶电影院（今大光明影院）



天津秋季运动会

　　

东北曾经如此富强：1945年工业规模亚洲第一

2009年07月01日 09:01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190位网友发表评论

东北独特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形势决定了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北亚各大政治势力的演武场，多少次文化建设在毁灭性战争后几乎要重新来做，这是东北古代文化缺少遗存的重要原因，而东北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更加扑朔迷离，令史学家望而却步。可叹的是，在文化纪录和传播手段日益完备的近现代，我们仍然难以知道东北的那段岁月。

零星读到过《奉天日报》和《满洲日日新闻》等张作霖时期和伪满洲国时期的报纸，但对东北从1920年到1949年的历史一片模糊。读罢曲晓范先生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除了惊讶于东北昔日的富强，更佩服于曲先生治学的公心、魄力，悲叹于中国的文化胸怀。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东北1949年以前的历史，讲的只是奉系军阀和关内军阀一样压榨百姓，伪满洲国的14年就只是日本如何奴役人民。而对关内中国工商业介绍得太多，以致于谁都知道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知道江浙财团。关于中国电影史则总是反复讲上海影业的繁荣，阮玲玉、胡蝶、赵丹广为人知，而对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厂——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只字不提，总是直接跳到1945年中共到长春接受日伪设备、厂房、人员，成立东北电影公司。这就有太多的自相矛盾，怎么1949年的东北突然就成了共和国长子？东北又是拿什么来支援解放战争和赤贫中国的建设？长春又怎么突然成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其实，东北人从年纪大的长辈那里很难听到象关内那样的对于旧社会生活的痛苦回忆，小时候的疑问在曲先生这部书里我们找到了线索。

1925年，奉系军阀在第三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占领上海，这背后的基础就是东北的经济已经比肩江南，20年代末东北工业化水平已超过长江流域，张氏父子的新政使东北的民族工商业成为日本满铁附属地经济的威胁，这成为9.18事变的经济诱因。东北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而直到1949年，关内中国可怜的的工业还只是局限于几个大城市。20年代末，北平、上海拍发到欧美的电报需转经沈阳。东北易帜前夕，东北拥有了中国最强大的海空军，易职后全部移交南京政府。而当我们广泛宣传上海滩的繁华时，千万不要忘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亚洲第二国际大都市 ——哈尔滨，34家外资银行在哈埠开设分支机构，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业务往来，哈埠的金融动态左右远东的金融形势。在哈尔滨的外国商业机构达 1809个。1928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滨江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 1926年，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成立并开播。1928年5月，哈尔滨车站已经可以出售直达欧洲各城市的客票。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 1943年，当时世界上约有80个独立国家或政权，承认伪满洲国的有苏联、泰国等23个，中华民国虽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但在1935年之后与其建立了通邮、通车、通航及贸易联系。从1933年到1942年，伪满当局详尽规划了大大小小109个城市的建设，而这样的对东北的全面系统规划我们还没有做过。

长春曾是亚洲近代唯一一个比东京还先进的城市，是中国第一个全由外国专家规划设计的城市，是中国唯一的仿照外国首都建造的城市(巴黎、堪培拉)，“国都新京（长春）”到1934年，整个城市全部掩映在绿海之中，因此有了“城市山林”和“森林之都”的美称。到1942年，长春人均占有绿地2272平方米，超过华盛顿1倍，是日本大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的5倍，为世界大城市之冠，一时在国际上声名鹊起。1934年，长春建成亚洲最大的无线电台——新京无线电台，长春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的城市，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的城市。长春是中国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1938年开始，在长春规划120公里的环城地铁和有轨电车道路，还有环城高速公路。主要街道的照明和电讯线路采用地下管线，是亚洲第一个实现主干道电线入地的城市。

伪满洲国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由于关内连年内战，赤贫的中国人口大量涌向关外，1936年1月，全东北人口3097万，到年底猛增到3701万人，1941年达到4229万人。东北在张氏家族时代就以惊人的城市化进度超越东部沿海，伪满时期城市人口继续增长，1931年9.18事变前夕，东北城市化水平为11.5%，1942年达到23.8%，而中国城市化水平1990年才达到18.96%（2001年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达到52.1%，而2003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37%，）。1939年东北铁路里程超过10000公里，1945年达到11479公里，而中国1949年铁路总里程22000公里，1943年东北公路总里程近6万公里，而到了1949年，中国含东北在内公路总里程才8.09万公里。 1932年，东北航空线总里程1.5万公里，当年或近年的中国航空线总里程目前没有数据，但是可以参考的是，1950年的中国民用航空线总里程才1.14 万公里。1940年，时速130公里的弹丸高速列车由大连机车厂研制成功。1934年至1943年运营于南满铁路新京至大连区间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采用大连制造的SL-7流线型机车，全封闭式空调车厢。

到1945年，东北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烟囱林立，城市连成一片，成为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沈阳铁西区被誉为“东方鲁尔”。东北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1931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6.9%增加到59.3%，而中国2003年才达到 57.5%。1938年，伪满洲国共发电16.3亿度，而且有亚洲最早的大量的水力发电，1943年，丰满水电站开始发电，发电能力每年22亿度，而到了 1949年整个中国发电量才43亿度。1943年时，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4%的煤，87.7%的生铁， 93%的钢材，93.3%的电，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形成了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尖端科技企业。1945年时，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东北占85%，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一穷二白”的中国其余部分只占5%。



作为全亚洲最美丽的城市，长春一度成为许多学者讨论国民政府还都何处的首选。胶着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为了换取苏联参战以大幅减少自己对日作战的伤亡，在雅尔塔，美英合伙秘密出卖了中国，以中国在外蒙古和东北权益的巨大丧失为代价换取了苏联的参战，他们指出:“惟有苏联参战，才能最终战胜和彻底摧毁日本”。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150万军队在满洲里、朝鲜半岛北部、南萨哈林岛（库页岛）迅速摧毁了日本军队。仅仅23天的战争，苏联军队以极少的对日作战伤亡从中国换取了巨大利益，（中国抗战后没敢追究关于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加入苏联成为图瓦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又在1946年1月被迫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合计失去达173.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打下1300万平方公里江山的清政府才丢失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地区和外蒙古大部是丰美的草原和高山森林、草场，还有星罗棋布的湖泊和丰富的矿藏，而我们中国人至今还以为那里都是戈壁荒漠。）还缴获了丰厚的战利品。这还不知足，从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苏军把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等物资绝大多数拆运回国，9月起7个月里火车日夜不停，甚至连长春市政府的办公家具都不放过。仅拆运宏大的鞍钢就用了40天，发运货车60列。1945年11月15日前，仅从沈阳每天就有200辆货车开往苏联，到1946年初，大沈阳90%以上工厂都成空壳，连门窗都被拆走。共计劫走东北铁路机车的75%和货车的93%，而东北集中了中国当时的大部分铁路物资和几乎全部的世界先进水平的运输车辆。

东北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抗战后曾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面对当时东北复杂险恶的形势，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定地说:“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据我党的一贯说法是，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但至今仍有歧义认为是苏军所为。著名地质学家、吉林人张莘夫受国民政府委派接收抚顺煤矿，1946年在试图阻止苏联工程师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害。鉴于苏联在伊朗、东北、东欧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威胁了美国利益，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在中国要求下对苏联提出交涉，1946年3月苏军开始回国。

残存的千疮百孔的东北工矿交通和破败的城市仍然让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咋舌，国军更没有见过密集的高压电网和遍地飞驰的火车，留下了“将军全国都走遍，发现工业聚南满”的惊叹。

摘自三军总司令的瞭望站，链接: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12493.html#



有什么意义？手工都能敲出汽车。而且好多东西甚至是大清遗留下来的东西了，包括最著名的汉阳兵工厂、轮船招商局一类企业。这不是“一穷二白”是什么？注意把东北的排除在外，好多的都是皇军时代取得的成绩，只不过最后都用在中国人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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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以东北那个重工业基地为例，能生产米格战机、T系列坦克、解放牌汽车的那些巨无霸都不是满洲国和日本人“留下的东西”，而是“某中国”一夜之间变魔术变出来的，而且连罗刹国的生产图纸都能变出来。这不是靠“一穷二白”起家，简直就是“一夜暴富”！



日本鬼子在伪满洲国留下来的老照片

イベルスコイ寺院



ウクライナ寺院



ハルピン（哈爾濱） キタイスカヤ街



ハルピン（哈爾濱）キタイスカヤ 街



ハルピン（哈爾濱）キタイスカヤ 中央大街

　　

ハルピン（哈爾濱）キタイスカヤ街



ハルピン（哈爾濱）キタイスカヤ中央大街



ハルピン（哈爾濱）モストワヤ 街



ハルピン（哈爾濱）モストワヤ街



ハルピン（哈爾濱）モストワヤ街絵葉書

　　

ハルピン（哈爾濱）モストワヤ寺院



ハルピン（哈爾濱）中央寺院



ハルピン（哈爾濱）中央寺院と博物館



ハルピン埠頭区日本小学校



ハルピン帝国領事館前馬家溝市街ヲ望ム

　　

ハルピン新市街大日本帝国領事館



ハルピン新市街東支鉄道



ハルピン新市街中央寺院と博物館



ハルピン駅



ハルピン中央通

　　

ハルピン中央通の賑盛振り



ヨット倶楽部



博家 甸



博家甸



大きく立派な城壁

　　

奉天の春日通りの賑わい



奉天の地図



奉天の給水塔



奉天の銀座



奉天は市街地を一歩離れる農村地帯

　　

奉天ヤマトホテル



奉天城壁大西門



奉天城内に四平街



奉天城小西邊門と其付近



奉天東難波通り



奉天国立博物館



奉天警察署



奉天満鉄鉄道総局



奉天平安広場



奉天千代田公園

　　

奉天日本家屋



奉天市公署



奉天市街地



奉天市街地の一部



奉天駅と駅前広場

　　

奉天駅プラットホーム



奉天駅西側には工業地区である鉄西区



奉天中央広場



哈爾賓地図



哈爾濱の埠頭区

　　

哈爾濱有名夜間賑わう埠頭公園



吉順絲房百貨商場



結氷セル松花江ト鉄 橋



結氷セル松花江ト鉄橋



孔子廟

　　

旅客列車が奉天駅へ到着したところ



満鉄経営満州医大付属医院



満州国商工の中心大都市市街地全景



美しき日和になりぬ雪の上



明治チョコレート

　　

平安広場より青葉通りを望む



千代田公園内部



千代田通り



商人の馬車が通過



四平街

　　

新装なれる奉天満州電々会社



学園都市としての奉天

　　

1881年开平矿务局胥各庄修车厂制造的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 —— “龙号”机车



1906年，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建立的林西发电厂



1915年，中国制造出第一台柴油机“协同和”



1919年，福建船政局制造了我国第一批飞机



1920年6月3日，中国江南造船所建造的第一艘出口万吨轮“官府号”下水

　　

1929年，辽宁迫击炮厂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载重汽车

　　

所谓“旧中国连洋钉都要进口”的谎言与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的沉没

1958年11月27日，各媒体均大声欢呼“大连造船厂建造的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这艘由苏联搬来设计图纸的轮船被欢呼成为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而且称其在58天建成，超过了老牌海上王国英国和世界造船最快的日本。于是，在邮政发行的T32（1-1）纪念邮票中，便有了“中国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的《跃进号》身影。遗憾的是，这艘巨轮始终未能远航，建成它是惊人的“卫星速度”，远航却遥遥无期。

怪事年年有，1960年4月25日，仿佛《跃进号》不算数了，媒体宣称中国又一个“第一艘”万吨远洋巨轮《东风号》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胜利下水。需要仔细阅读新闻的话，便发现前边多了一个“自行设计”。那么我们姑且理解为这是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万吨轮船。这是毛的歌颂者们乐此不疲地引以为荣的素材，证明不是别人，正是毛使中国站起来的铁证。遗憾的是，万吨巨轮的处女航直至1963年4月30日始得进行，《跃进号》在青岛港装载了1.3万吨中国百姓迫切需要用以充饥的玉米驶往日本，开始远航，5月1日中午却沉没于公海。沉没前轮船发出密电称：“我轮受击、损坏严重”。

出航前，原任船长因“政治不可靠”被调离，换上一个“政治可靠”业务荒疏的新船长；全体船员都被清查三代，约一半船员因不同程度的“政治问题”被清理，极其重要的二副也换成政治绝对可靠，却从未出过远洋、连船上几项重要仪器也看不懂的人物；换上船的所有人都是“根正苗红”的阶级兄弟。即便如此，当船启航后，为了“保密”，连航向何处也不告知船员。当船沉没后，59名船员即被日本渔船救起，并很快便转交给日本海事船只。这些船员诉说沉船原因时称“遭到潜艇鱼雷袭击”，于是立即被日本媒体广播出去，引起世界震惊。美国、台湾、韩国、日本均以不同方式辩解，宣告它们与本事件无关。直至周恩来亲自召集获救船员开会，除船长外几乎众口一词称为“潜艇鱼雷攻击”。所幸周恩来为慎重起见命令新华社发出含糊其辞的公告：“中国政府对于'跃进’号的突然遇难沉没，十分重视。现正对沉没原因进行严密调查”。直至6月2日，现场调查结束，认定为“触礁沉没”。

以上是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的故事，在我们的教育书中，一直宣称49年前的中国毫无工业能力，“连洋钉都要进口”，但事实却是49年前中国就能制造万吨以上的远洋轮船和几千吨的轻巡洋舰！

中国各造船厂早在1918年夏便接受欧美造船订货共计25艘，而由江南造船所与美国政府签订的4艘全遮蔽甲板型蒸汽货轮的合同为最大，规定所订每只运输舰排水量14750吨，采用江南所制造的三缸蒸汽机驱动，指示功率3670马力，要求六个月内完工交首船。但刚开工时一战便已结束，遂暂停。 1920年美国政府要求继续履行订造合同，第一艘万吨级运输舰《官府号》（Mandarin）于该年6月3日下水；第二艘《天朝号》 (Celestial)8月3日下水；第三艘《东方号》(Oriental)次年2月23日下水；第四艘《震旦号》(Cathay)5月26日下水。四艘万吨轮均开赴美国交付，试航速度超过美方订货要求，船体坚固适用，美国海军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当时《东方杂志》第16卷第2期报道称：“从前中国所需军舰及商船，多在美、英、日三国定造，今则情形一变，向之需求于人者，今能供人之需求，中国产业史上乃开一新纪元。”而美国军舰监造官员则报告称：“经美国运输部次第验收，工程既称坚固，配制又极精良，美政府大为满意。”江南造船所在此次万吨巨轮建造工程的成功，声名鹊起，订货猛增。船厂亦不断扩建。至1936年，江南厂建成当时堪称先进的巡洋舰《平海号》，舰长109.8米，宽11.9米，排水量 2400吨，主机功率7427马力，航速25节。配制140毫米双联舰炮3座；80毫米高射炮3门；60毫米舰炮4门；533毫米双联鱼雷发射器两座，是为中国海军第一舰队旗舰，在1937年9月扼守江阴水道阻止日本海军进犯发挥了重大作用。靠否定中华民族以往一切成就来吹捧毛，着实是徒劳而且可悲的，历史毕竟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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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重点工程

一五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兴建的156项工程，这些巨无霸企业，工人人数少即几千人，多即十万人，很长时期内都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许多是我国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等等，过去不能生产的高级合金钢、矽钢片、复合不锈钢板、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中型拖拉机、万吨海轮，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等，中国都能生产了.西安、成都、哈尔滨、长春、太原、兰州能成为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主要奠基于苏联兴建的156项工程项目，青岛唐山由于没有156项工程项目被踢出中国十五大城市之列。

苏联帮助中国兴建的156项工程明细如下：

湖北省

1.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钢铁联合企业）

2.武汉重型机床厂

3.武汉锅炉厂武锅是我国最大的特种炉生产厂

4.武昌造船厂武船是我国内地最大的造船综合企业

5.武汉肉联

6.青山热电厂

7.大冶有色金属公司

8.武汉长江大桥9. 湖北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

河南一共13个

1.洛阳热电厂2.洛阳一拖公司（洛阳拖拉机厂）3.矿山机器厂(矿山机械厂)

4.滚珠轴承厂(洛阳轴承厂)5.铜加工厂6.高速柴油机厂（原名河南柴油机厂）

7.耐火材料厂(原洛阳耐火材料厂)8.黄河冶炼厂9.三门峡中国水电建设第11工程局或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10.焦作中马村立井11.郑州火车站,　　12.平顶山2号立井

北京

1.北京电子管厂2.北京战略火箭生产总厂3．金属结构厂

山西省

1.山西柴油机厂 2.太原第二热电厂3.太原制药厂4.山西潞安洗煤厂

5.大同鹅毛口立井6.大同市焦煤矿有限责任公司7.山西新华化工厂

河北

1.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保定胶片厂3.保定化纤厂4.604造纸厂5.石家庄棉纺厂6.邯郸棉纺厂7.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8. 峰峰马头（中央）洗煤厂

湖南省

1.南方动力机械公司（原331厂）2.株洲电厂3.株洲硬质合金厂（原中南硬质合金厂）4.株洲洗煤厂5. 湖南岳阳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6.酃县电站

甘肃省

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化肥厂、兰州热电厂和永登水泥厂,白银冶炼厂

四川省

1.四川无线电厂（今长虹）、2.四川九洲应用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3.锦江电机厂、4.新兴仪器厂、5.西南无线电器材厂、6.成都发电厂、7.红光电子管厂、8.国光电子管厂

陕西省24项

113、114、115厂等航空工业企业,西安硬质合金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第二热电站,昆仑机械厂、惠安化工厂、西北光学仪器厂,黄河机器制造厂、长岭机器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高压开关厂、西安仪表厂,西安开关水银整流器厂

辽宁有24项。

1.鞍山钢铁公司;2.本溪钢铁公司的扩建；3.抚顺发电厂、4.阜新发电厂、5.大连第二发电厂的增容；6.阜新新丘竖井、7.阜新平安竖井、8.阜新海州露天煤矿、9.抚顺东露天矿、10.抚顺老虎台煤矿、11.抚顺西露天矿、12.抚顺胜利矿刘山竖井、13.抚顺龙凤矿竖井的新建扩建；14.抚顺石油二厂、15.抚顺铝厂、16.沈阳第一机床厂、17.沈阳第二机床厂（中捷友谊厂）、18.沈阳风动工具厂、19.沈阳电缆厂、20.大连造船厂改建扩建以及21.杨家杖子钼矿和22.一一二厂、23.四一0厂、24.渤海造船厂的新建和扩建改建工程。

吉林省11项：

1.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2.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3.吉林染料厂

4.吉林电极厂（现吉林炭素厂），5.吉林化肥厂，6.吉林铁合金厂钨铁生产部分8.通化湾沟工井，9.丰满发电厂（其他几个忘记了，抱歉）

有22项在黑龙江省。

1.哈尔滨电机厂 2.哈尔滨汽轮机厂 3.哈尔滨锅炉厂 4.哈尔滨轴承厂 5.哈尔滨伟建机器厂（原哈飞）6.哈尔滨东安机械厂7.哈尔滨东北轻合金厂（原哈尔滨101厂）8.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9.电碳厂 10.电表仪器厂 11.阿城继电器厂

12.佳木斯造纸厂13.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14鹤岗兴安台10号立井

15.鹤岗东山1号立井16.鹤岗兴安台洗煤厂17.鸡西城子河洗煤厂18.鸡西城子河9号立井19.鹤岗兴安台2号立井20.双鸭山洗煤厂21. 友谊农场22.齐齐哈尔钢（北满特钢）

有5项在内蒙古

1.包头钢铁公司 2.内menggu古第一机械厂内menggu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3.第二机械厂4.包头第一热电厂5. 内menggu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包头第二热电厂）

整个1950年代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建设项目共计30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终止经济合同，这304项中全部建成的有120项，基本建成的29项，废止合同89项，6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中建成的29项

东欧的国家援建的目116项

从苏联引进的成套设备项目中，重工业占97％，主要是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项目。从投资构成看，能源工业占34.3％，冶金工业占22％，机械工业占15.7％，化学工业占7.9％，国防工业占12％左右。“一五”计划实际完成的项目中，能源工业占28.6％，冶金工业占22％，机械工业占18.5％，化学工业占7.8％，国防工业占14％。围绕这个建设中心，还部署了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156项”实际施工的150项中，预计总投资为187.8亿元。

——摘自陈东林《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

看看1927-1937年间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从头看起来，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北伐军势如破竹攻下武汉三镇，上海和北平，全中国除东北一角之外已经宣告了名义上的统一。注意，尽管统一只是“名义上”的，因为还有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集团对中央政府面服心不服——这一问题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才终告解决，但比起袁世凯死后十年间中国政局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死我活的混战厮杀局面来，此时的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较为统一的中央政府，尽管这种“统一”还是打折扣的，但至少全国一盘棋的大规模经济规划已经成为可能，中国重新走上了近代化的正途，虽然这条道路显得相当崎岖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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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左翼网友反驳曰中国1927年的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也只有5万吨，来印证国民政府的经济发展徒有虚表。用钢产量来标记经济总量，这位网友应该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吧，还认为钢产量上去了国民经济就一定上去。不管怎样，即便就事论事，从3万吨到5万吨就不是增长？在8年时间里总产量增加了60%还不算是增长？须知英国的工业总产值从1870年到1900年30年间也只增长了1.3倍。我们承认，重工业的确是当时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这也和历史的欠债有关，结构是有待调整。不过把重工业太当一回事也是以偏概全——前苏联重工业不算不发达吧？为什么就亡国了呢？正常的经济结构应当是农、轻、重相对平衡的，事实上，当时轻工业的发展能拉动了中国近代的第一轮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比重从民国元年的6%上升到了1936年的15%左右，接近了当时世界平均水平。40多年后的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仍然只有17%，而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却已经是35%，整整落后了一倍。从某些其他指标来还能看出些问题，在 “黄金十年”内，中国的公路铁路总里程翻了差不多一番，这为后来的抗日战争提供了相当的准备。可以说，要是中国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就和日本全面开展，那么局面一定会更加惨烈——现代战争不是靠必胜的信念就能打赢的，忘记了义和团吗？

须知这一切并非都是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环境中发生的。 “黄金十年”中的这段时间，正逢由美国华尔街股市崩溃而引发的全球大萧条当中，主要西方国家经济连年负增长，国际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在外贸进出口环境极度不利的情况下，实现每年8%的增长率，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同时，还有不少的内忧外患时刻袭扰着国民政府，使之无法把全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上。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政府在举国人民“不抵抗”的骂声中韬光养晦，同时还有某党的反政府武装割据湘赣边区，成立国中之国，不得不分兵剿灭。（你告诉我，哪一个国家的反政府武装是合法的？别告诉我你弄不清反对党和反政府武装的区别）事实上某党当时的影响力并没有其在教科书中鼓吹的那么强，控制区也不过是湘赣闽交界地带，几万形似土匪的乌合之众而已，并不能撼动当时中国整体和平发展的大势。而某某党至今还恬不知耻把军事溃败逃亡美其名曰“长征”，并年年大肆宣扬庆祝。

在内政方面，国民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从生活细节着手，教导人们在准种传统美德的同时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摆脱农业文明的陈规陋习，做一个现代文明人。以前的小学教科书还说是“新中国”提倡妇女不裹小脚的，真是好笑！最近在上海虹口的新式里弄里重新发现了当年的标语，无非都是不要随地吐痰之类的，要不是用繁体字写的，真难看出十六七十年前的东西。而后来我们一度陷入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当中，大家都不拘小节，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重提起了类似的 “七不”规范，不知这是不是一种悲哀。上海市民中素质最差的一部分，恰恰就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当年“红卫兵”的主力军，也是毛主义思想中毒最深的一代人。这也不难想象，当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了强调暴力的流氓斗争哲学，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通过艰苦卓绝的外交谈判，先后收复了汉口英租界，镇江英租界，收回了英国租借的威海卫军港，并且100年以来第一次让中国人自己掌握了海关的主权。在抗战胜利以后又收回了大连和广州湾（今湛江），收复了除港澳之外所有的外国租界和租借地，废除了除与俄国之外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某党的政府一度宣称是他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上海的租界，反而把国民党签署的全面对等的《中美友好通商条约》斥为不平等条约，自己却承认了和俄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根本上源自于此（也包括抗战的胜利），而不是所谓的打场朝鲜战争或者爆颗原子弹之类的。（事实上要是国民党统治大陆下去两弹一星也会有，这是作为安理会五常必须的，只不过不用冤死那么多人作为代价）。有人说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不自主，死抱着美国的大腿，可是抱美国的大腿却得到了实惠和地位。试想一下，某党的政府抱着苏联的大腿，最后得到了什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方面，国民政府对于文化虽有控制，但仍保留了相当的自由：文人可以自主办报，可以登报抨击时弊，甚至像鲁迅这样的大作家可以在报纸上对国民党的大员指名道姓地骂，万一审查通不过也只是拉掉敏感的文字开天窗而已。比比现在，恍如隔世。“三民主义”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被指责颇多的“党化教育”是指商业知识灌输一些爱国常识和传统道德，不是大家认为的意识形态说教。有人开玩笑说，鲁迅生在“新中国”恐怕会把牢底坐穿，这事实上是反映了一些问题，归根到底，这是威权政体和极权政体的区别所在。在威权体制下，虽然民权受压制，言论自由有限，但政府毕竟不能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极权政体之下，政府的影响力深入到每一个家庭的生活，连每天吃几两饭拉几泡屎都有规定，这方面现在的北朝鲜是典型。换句话说，威权统治的原则是“无明令禁止皆许可”，而极权的概念却是“无正式允许皆非法”。民国时期文坛上群星灿烂，科学上涌现了侯德榜、竺可桢、李四光、华罗庚这样的大师，而 “建国”以后则万马齐喑，以至于到现在还无人能问鼎诺贝尔奖，这又是一个鲜明的反差。

总之，国民政府在1927-37年统治中国的十年，虽说施政上并非十全十美，也难免有贪腐猖獗这样的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的通病，但毕竟为中国的现代化构筑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多年以后被重新发现的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手稿使我们惊奇的发现原来我们现在所做的早在三十年代就被想到了，这中间耽误了四十年的宝贵时光值得我们去反省。正当蹒跚前进的中国摆脱了满清蛮族的统治，结束了内部的混战，做好一切准备站在了经济起飞和全面现在化的起跑线上时，一场飞来横祸却使中国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8年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所做出的牺牲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为此牺牲了国家的前程，并导致了传统文化被无知小人残害，传统道德泯灭殆尽的悲剧。国民政府的最大失误，便是始终把注意力放在代表精英价值的少数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忽视了广大的农村地区，让苏俄培植的势力有机可乘，最终失去大陆政权。并且，其本身中带有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前现代主义的元素也使得其施政效率大打折扣，最终在内外交困中陷于瓦解。但无论怎么说，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段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我们的心目中的这十年，不能只有所谓的农村根据地和“长征”，还应该牢牢铭记住，发展与建设才是这十年间真正的主流。





















　　



　　

在经济上，抗战前夕的桐油、茶叶、蚕丝等总产量记录直到五十年代后期甚至六十年代方被超过。金融方面成就更堪回顾：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中国债券在伦敦市场节节上扬，价格超过日本的债券，这是李登辉政权以及其他台独派系所不愿面对的史实。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日、美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以及美国以高价抢购中国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后，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可以毫不夸张说，法币制度是中日战争的充要条件，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国统一的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

在亚洲政治上，南京政府的长远策略之一是朝鲜复国，在中国成立的朝鲜临时政府受到南京直接资助和保护。1932年直接策划朝鲜义士尹奉吉炸死炸伤日本在沪最高军政大员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全靠中国军警的全面保护才逃脱日本的报复。事后蒋介石在南京密会金九，指出暗杀并非长策，从此中国开始大批训练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朝鲜军事干部。这些举动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效果，今天竟然成为北京对韩外交的历史资本，继续影响未来的东亚地缘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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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力量的增长自然导致军力的增长，从淞沪战争结束到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的德械军队从三万激增至八万。按照当时的军备发展速度，这数字可望在两三年内达到二十万以上。根据八一三“京沪抗战”功亏一篑的结局，以及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战绩推算，二十万德械军队至少可以确保“京沪杭”地区。事实上直到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仍然没有直接进攻上海的胃口（见后）。只要京沪杭不失，中日战争的局面就完全改观。

在军备方面，根据Princeton 大学出版的一项研究，中国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完成了轻武器装备自给。在空军力量上，居然有洋人认为在抗战开始时，双方几乎力均势敌。日本历史上损失的第一艘现代战舰和中国空军轰炸台湾（新竹、台北），武汉上空大量歼灭日机等都是这一力量的体现。这里固然有一个补给问题，但是至少说明再牵延若干时日，日本要占领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大代价。

















　　











经济是战争的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国防，也不可能打赢现代战争。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现代战争。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还不如说是两国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较量。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虎视眈眈已久，中国绝不可能等到自己的经济发达了再与日本对抗，而必须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做出自己的回应。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步步升级。中国人民一致呼吁和强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一直把“剿共”作为第一要务的国民党政府在第五次围剿结束，其“心腹之患”可以说暂时去除之后，开始比较积极地就抵抗日本侵略做了诸多方面的准备，经济方面的准备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就其准备的力度而言还很不充分，许多工作只能说是刚刚展开，但我们应该肯定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对于迟滞日本侵华步伐、抵抗日本侵华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华北事变以来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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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政府一心一意希望国联主持正义，制裁日本，但当时英美各国从没有主张用武力制裁日本，国联本身对日本形不成多大的压力。九一八之后，日本不断没有以占领东三省就满足，而反加快它的侵略步伐，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把战火引到了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长江中下游地区。十九路军顽强抵抗，粉碎了日军企图在四小时内占领闸北的梦想。也恢复了中国军队能够抗拒日本军队的信心。

1932年，日本关东军又向热河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1932年7月，关东军从锦州向热河进攻。8月，占领南岭。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国联要求国联制止日军侵占热河。国内的广大民众已认识到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的希望，要求国民政府平息内争，一致对外。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内有蒋汪矛盾，外有共产党在湘、鄂、赣、豫的迅速发展，不可能调集精锐部队对日抗战。

1933年1 月，日本就占领了山海关，2月占领了朝阳，并进一步进攻由山海关至察哈尔省东部城沿线的各军事要口，深入冀东，包围平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但由于国民政府的消极抵抗，１９３３年３月，热河沦陷。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中国军队被迫撤退到发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南、以西地区。包括热河在内的整个东北四省都为日本人所占领。冀东、平东地区成为所谓的缓冲区。《塘沽协定》签订之后，

二、国民政府的重化工业建设，奠定了抗战时期国防工业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工业化程度非常低。据统计，三十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工矿业的产值为２０．７６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１０％左右，与日本相比，差距很大。1933年，我国的钢产量为３万吨，而日本为３０９．７万吨；我国的生铁产量为３．５万吨，而日本为２０３．１万吨；我国的煤产量为９９８．３万吨，而日本为３０００万吨。全国范围内符合工厂登记法规定的标准即使用机器、雇工３０人以上、资本一万元以上工厂仅有３９３５家，工人４５万，而日本有１０６００５家，工人２９３.7万人。特别是关系国防的重化工业，基础更差，重工业部门占工厂总数的１６％，资本总额的４．４％，工人总数的７．３％。

我国每年所需的机器，平均有７６％依靠进口，车辆船舶８３％依靠进口，钢铁９５％依靠进口。化学、光学仪器、石油等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工业不仅不发达，有些甚至是空白，比如制造水雷的硫酸、硝酸等化工原料的生产明显不足，制造火炮的特种钢材和制造枪炮壳的铜材以及光学仪器、通讯设备的生产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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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抗击日本侵略的需要，必须加强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重化工业建设，加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抗战奠定经济基础。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庭瑶等代表说：“国家如无重工业，更不可以言国防。” 1935年6月，在国民党中执委员会上，王祺、付汝霖等四位委员提出了《关于集中全力从事于国防重工业建设》一案，提出要确立国防工业建设五年计划，选定国防工业区域，筹款贷款，集中力量建设国防之设施。冯玉祥提出：“钢铁、机械、煤油、飞机、汽车等重工业，实为经济建设之根本，国防设备之基础，此而不备，无论军事经济永无独立之时。……应请大会，确定原则，积极开发资源，从事兴办，其有为政府财力所不及者，则尽量运用人民经济才力，及筹借外资，积极举办。”

在日本的战争威胁之下，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吁之下，国民政府也不可能无动于衷。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一、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画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国防设计委员会分成七个组，在1932年底－1934年，调查全国的资源和工业情况，所拟定的每一份调查报告都专门阐述该项调查与国防的关系，并研究设计与国防有关的工业建设方案，提出了战时管制粮食、燃料及铁路运输等方案。

比如，国防设计委员会原料与制造组分别就关系国家战略资源的煤炭、石油、金属矿产的蕴藏、开采与冶炼情况进行了调查，还从事了与国防有关的工业技术的研究，进行了烟煤、天然气提取汽油的研究与试验，在冶金方面进行了用铁砂制炼上等军用钢，用离心力法铸造枪管弹壳钢的研究，在化工方面进行了硝化淀粉炸药制造技术的研究、化学战争攻防器材制造技术研究等等。1934年9月，各项调查统计工作基本就绪。在此基础上，1934年9月10日，国防设计委员会增设了“计划部”。从1934年9月到1935年4月，计划部着手制定了《重工业建设计划》、《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四川水力建设计划》、《运输动员与统制初步计划》、《粮食存储与统制计划》等。

国防设计委员会所做的上述工作，实际上就是国防经济潜力调查和战时经济统制的预案制定，是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动员和经济统制的总设想，也是以后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建设和战时经济体制的雏形。蒋介石1935年在四川演讲时就说：“全国总动员的基本前提是组织与统制。”“中国这样广大的土地，这样广大的人口，这样纷繁复杂的事物，要有组织，能统制，就必须先有一个精确详明的实地调查统计作根据。因此，调查统计是组织与统制的中心任务。

国防设计委员会所制定的诸多计划表明，国民政府对抗战是有所准备的，对建立战时经济特别是战时工业也是有所筹划的。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战时经济动员和经济统制有些就是按这个计划实施的。比如，抗战开始后成立的燃料管理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就是按照战前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中所提出的预案实施的；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在四川所建设的龙溪河水力发电站，也是按照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四川水力建设计划》实施的。

实质性的国防重工业建设则是由资源委员会进行的。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从此，资源委员会这一军事组织担负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建设任务，这就表明以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明显地具有作为战时国防体制的一个环节的性质，资源委员会也就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一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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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在国防设计委员会及资源委员会成立之初对国内各项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并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部的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奠定我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有，分别成立钨业和锑业管理处，统制钨、锑，同时建设年产钨2000吨的江西吉安钨铁厂及年产锑4000吨的湖南模范炼锑厂。开发年30万吨的湖南湘潭和马鞍山钢铁厂，开采湖北大冶、阳新和四川彭县的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铜2400吨。开办湖南常宁水口山和广西贵县铅锌矿及厂，年产铅、锌各5000吨。开发江西高坑、天河、湖南谭家山和河南禹县煤矿，年产共150万吨。建设煤炼油厂和重油提炼厂，同时开发陕西延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建设电气工厂、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工具机厂、造船厂及纺织机厂、电工器材厂、水电厂等。

根据资源委员会估计，国民政府实施这个创业计划，大约需要经费24000万元，流动资金6000万元。他们原来设想由政府拨少部分款，其余利用外资建设。1936年夏，国民政府从年度预算中先拨了1000万元，作为资源委员会建设重工业的经费。同时资源委员会也与湖南、江西、广东三省商定，从钨业管理处及锑业管理处每年的盈余中移拨一半，由资委会支配，作为建设重工业的经费。1936年，中国与德国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向中国提供了一亿马克的信用贷款，其中近１０％用于购买重工业设备。

资源委员会向德国订购了机械、电子、化工、冶金等设备，其中工业部分为492.11万马克，占50.1％，矿业部分357万马克，占36.4％，电业部分132.8万马克，占13.5％。1937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制定的《五年建设计划》，则在政策上对于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建设计划做了进一步的确认，强调中央政府应立即举办钢铁、机器、电料、电力、制酸、制碱、酒精、炼油等重工业及基本化学工业。1937年国民政府又拨款2000万元用于重化工业建设。

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推动，资源委员会计划中开采或建设的各厂矿于抗战爆发之前，有的已建成投产，有的进入筹备阶段。在冶金工业方面已建成的有中央钢铁厂、湖南茶陵铁厂、湖北灵乡铁矿、江西钨铁厂、四川彭县铜矿、湖北大冶、阳新铜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四川金矿等；在燃料工业方面，有江西高坑煤矿、天河煤矿、湖南湘潭煤矿、河南禹县煤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等；在化学工业方面，有氨气工厂及无水酒精厂等；正在筹备举办中的有中央机器制造厂、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四川长寿水电厂等等。

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电力１５３．３万度，煤２万吨，净钨砂１１９２６吨，锑１４５９７吨，精铜９吨，铁砂６３１３吨，电讯机４２５具。这些厂矿的建成和投产，奠定了战时国防工业的基础。因为资源委员会设立的这些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

抗战开始后，资源委员会兴办的已运转的各个工厂之机器设备，有不少都拆迁到大后方，成为当地工业生产的骨干企业，这不仅提高了大后方的工业水平，开始扭转中国长期以来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和地区经济的严重不平衡的状况，而且继续为直接支持抗战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



国民政府兵器工厂的迁建和武器装备的进口，有利于抗战军队获得较为充裕的武器装备

九一八事变前，国民党军队除中央军之外，地方军队的武器是比较落后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兵器工业很落后。全国的兵工厂仅有汉阳、上海、金陵、济南、巩县、华阴及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广东兵器厂、成都兵工厂、云南兵工厂、衡阳军械局、上海炼钢厂、开封兵工厂等。这些工厂多创办于清末，工厂机器设备老旧，生产的产品只限于轻武器，如轻机枪、步枪、子弹等，重型武器，如重炮、坦克、装甲车不能生产，要靠从国外引进。仅有的这些兵工厂也大部分集中在沿海省区，有一部分在中部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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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政府感到日本侵略的直接威胁，开始考虑在国防比较安全的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工业基础。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军事组进行了有关国防的统计、分类和资料搜集工作，制订了《国防军事建设计划》、《国防军备十年计划》、《国防航空五年计划》和《兵工整理计划》。1935年，国民政府制定《全国军事整理草案》，其中谈到：准备分两期分别根据全国兵工厂的老旧程度，或停办或加以改造，将机器分发至其他尚有发展空间的兵工厂加以利用，并于西安、南昌、株洲等地，新设大规模的兵工厂。参谋本部制定的兵工整理计划，对全国的兵工厂提出了三个原则：对地处沿海的兵工厂进行迁移；对靠近前沿的兵工厂亦应迁移；其位置颇适于国防之地位的兵工厂则加以扩充。该计划决定“上海厂即时全部迁移，按其性质除炮厂药厂外，大部分暂时归并金陵厂”。

1932年9月，上海兵工厂取消，它的机器设备先运往杭州，以后陆续内运，其中枪弹厂、炸弹厂、制枪厂的设备并到了金陵兵工厂，制炮厂和龙华火药厂则并到汉阳兵工厂。1933年7月，国民党政府又下令要求济南兵工厂与四川第一兵工厂合并。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对国民党政府的触动更大。兵工署在1936年成立了株洲兵工厂筹备处，负责在湖南株洲建设大规模的兵工厂，并将汉阳兵工厂划归该处。上海兵工厂的枪弹制造设备和动力设备也运往株洲。在此期间，阎锡山也曾要求蒋介石接收山西兵工厂并将机器设备移到安全地带。

总之，1931年―1937年间，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对与抗战关系极大的兵器工业是作了一些筹划的，主要进行了兵器工厂的内迁、改建和扩建。总的说来，无论是迁并的兵工企业还是新建的兵工企业都是以仿制国外的轻武器和推行制式武器为主。当时巩县的兵工厂以德国1924年式毛瑟步枪为蓝本，生产出了七九步枪，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制式武器，还成功仿制捷克式ZB26七九式轻机枪，每月能生产２５挺。

金陵兵工厂于1931年仿照法国的迫击炮生产出了二０式八二迫击炮，1934年在德国的帮助下生产出了二四式马克沁机关枪，并成为国民政府军队的制式武器。在武器装备的研制方面，除扩大军政部理化研究所外，还先后设置了以研究防御化学战为中心的应用化学研究所及弹道研究所、精密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等。1936年2月，兵工署在河南巩县成立了以生产国防化学药剂为主的巩县兵工分厂，下设硫酸厂、催泪弹厂等九个制造部门，是国内唯一的军用化学药剂工厂。1936年4月，炮兵技术研究所研究各种新式火炮的生产技术并筹划在株洲成立一所新炮厂。

1937年2月，兵工署在南京设立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以改良飞机炸弹为主要任务。除了兵工署的工厂之外，海军、空军也有自己的兵工厂。空军有韶关飞机制造厂、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南昌飞机制造厂，这些厂主要从事飞机的大修和组装。海军有江南造船所，到抗战前，该所先后制造了巡洋舰两艘、炮舰四艘、炮艇十艘，改造巡洋舰两艘、炮舰四艘、炮艇五艘。但是这些舰艇吨位都比较小，无法代替原有的老舰艇，那些老舰艇还得继续超期服役。

需要强调的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心工作是要“剿共”，兵器工业的内迁要以不妨碍“剿共”军事需要为原则。参谋本部在给军政部的公函中就说：“济南、金陵二厂，以国防上见地，固应移于安全地点，以因迁移而致绥靖所需的弹药减少供给起见，除必要者外，暂不迁移。”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以“剿共”为第一要务的，在不影响“剿共”需要的前提下，国民党政府在兵工企业生产方面做了一些应付抗战的准备，这自然使其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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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兵工企业生产的武器装备，仅约占军队所需的一半左右，其余的半数需从国外进口。因此，军火进口贸易就显得极为重要。抗战前武器装备的主要进口国是德国。国民政府与德国军火贸易主要是以易货贸易的形式进行，德国用武器和军工生产所需要的机器设备来交换中国的钨、锑等矿产品。1932年，国民政府向德国购买了卜福斯山炮４８门及相应的观测通讯器材，成立了一个两团制炮兵旅。1933年6月，行政院长宋子文向德国订购了１０００万马克的机关枪，分三年供货。1934年，中国向德国订购了２４门１５公分野战重榴弹炮，总计价值９００万马克，1936年运到中国，装备了一个摩托化重榴弹炮团。

1936年5月，中国代表团访德期间，为海军订购了８８公分ＳＫＬ４５炮２０尊。同年又向德国购进克虏伯新１５公分要塞炮８尊，新７．５公分要塞炮１４尊。1936年9月至1937年2月，中国还向德国进口了１６尊８．８公分要塞炮１６尊，配制于江阴、南通、南京等要塞。1936，德国国家银行向中国提供一亿马克的贷款，其中９０％被用于从德国购买武器和兵工设备。1937年，国民政府的财政预算中，有向德国购置军械的费用３０００万元。据统计，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从国外进口的武器装备有８３％来自德国。中国已有将近三十万军队接受了德国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还有三十万也准备在短期内采用德国步兵师的编制与配备。据南京国民政府称，抗战爆发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每个师已拥有步枪６１２７枝，轻重机枪３２９挺，火炮８４门。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奋起抵抗的国民党军第８７、８８师及第３６师全部采用德制武器，都配有７．５毫米最新卜福斯高射炮。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军队抵抗日本侵略。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国空军首次迎战日本空军，击落日机６架，创造了０：６的战绩。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对于日军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表明国民政府军队并非不堪一击，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国民政府军队的战斗力当然有抗日爱国精神的力量支撑，也有武器装备所形成的战斗力，而这和国民政府战前的兵工建设和对外军火贸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显然，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兵工建设和武器装备的进口，为抗战军队提供了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增强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为抗击日本的侵略做出了一定贡献。当然国民政府的兵工建设和对外军火贸易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自身的兵器工业生产水平仍很低，技术落后，只能生产普通的轻武器；从德国进口的武器主要是重炮，飞机、坦克很少。这就使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相比在武器装备方面还是处于比较大的劣势。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出于种种考虑开始向中国提供较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情况才有所好转。

四、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为运输大量兵员和物资支持抗战提供了必要条件

抗战以前，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很不发达。各种交通线路，除东北四省外，其余地区都很落后。全国铁路总长不足一万公里，公路也只有１１万公里，而且路况很差。民用航空线路只有１３０００公里，运输飞机不足３０架。全国所有的交通运输设施，无论资金、器材还是技术、管理，都要依靠国外，很多设备依靠进口。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局面，开始注重国防建设，在交通运输方面也开始重新进行规划和部署，采取了一些备战的措施。1932年，蒋介石电告铁道部，要求将粤汉铁路的南北段同时修建，争取于1935年底通车，“则国防尚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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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蒋介石致电贵阳的军政首脑，要求他们赶筑川黔、黔湘两公路，限期完成。因为抗战爆发，中国的沿江沿海有被日军封锁的可能，所以国民政府筹划建设通江、通海、通缅铁路。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李培天代表指出：“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秋，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关系国防至巨，为适应需要，除提早完成滇黔公路外，确有及时修筑川滇线、滇钦线以通江海之必要。一旦中日战事延长，大宗军用品，非来自欧美不可，国际海运途径既欠安全，国际路运的西伯利亚铁道，复以间隔，不能利用，万一法不允我假道越南，则兴筑滇缅线以利运输， 益为当务之急。为国防需要计，应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路者一也。”

国防设计委员会运输与交通组分铁路、公路、航空、电讯四个部分对中国的交通运输业进行了调查，并制定了战时运输与电讯计划，编制了《全国铁路军事运输能力报告》、《运输动员及统制初步计划》，这实际上是对战时的交通建设特别是军事运输进行筹划。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对于交通运输方面备战的政策和措施作了明确的部署，决定全国的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干线、主要水道航线及航空线，由中央负责建设；特别是铁路之建筑，“应以国防运输及沟通经济中心为原则，使成为全国交通干线。”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除整修原有的铁路外，完成了粤汉、陇海两铁路的建设，并修筑了由广东到云南，由云南达四川，由四川到陕西与陇海联络之铁路，实际上是用铁路来沟通广东、云南、四川、陕西，使华北各省仍可以广东作为出海口。到1936年底，粤汉铁路已经全线通车，陇海铁路也完成宝鸡以东到连云港段。浙赣铁路通车到南昌，同蒲、苏嘉、杭甬等铁路也均已建成。国民政府还制订了铁路建设五年规划，计划新建铁路１４条，总长8500余公里，可惜这项建设计划刚刚开始，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1936年到1937年7月，国民政府共修筑铁路2030公里。到1937年7月，全国已建成铁路共13000公里。

公路方面，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从东南着手，由近及远，逐渐推进到西南、西北地区，形成全国性的公路系统。从1932年5月起，先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修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1932年1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在1936年以前，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分五期完成苏、浙、皖、赣、鄂、湘、豫七省联络公路。这条联络公路共有十一条干线、六十条支线，共计10360公里。到1936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又将陕、甘、闽三省及赣、粤、闽边各公路加入督造的范围。全国经济委员会采用中央与地方合作建设的方针，由政府提供技术与资金，地方负责建设。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还运用美国的部分棉麦借款，从资金和物资、技术等方面协助各省按分工负责的原则，加紧国、省公路干线网络的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主持修筑的西兰、西汉两公路于1936年底竣工，同时又协修了绥远至新疆、山西、甘肃到新疆、青海等公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川黔公路监理处在1935年-1936年修通了川陕、川鄂、川湘、川滇、湘黔等干线公路。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计有干线２１条、支线１５条，初步形成纵贯全国的公路网。

其他如河道的整治、航运的管理、邮电线路的改善与新建等都有具体的部署，地方各负其责，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技术和器材的补助。国民政府还明确规定了各项奖惩办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力促交通运输事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抗战前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为战时运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对于抗战初期在短期内集结众多兵力和运输大量的军用物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5月，粤汉、平汉铁路贯通，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全部兵器、弹药、器材等军用物资主要取道香港通过粤汉铁路运往前线，共计运兵２００余万人次，物资５４万吨。浙赣铁路玉山到南昌、南昌到萍乡的接轨通车，对西北和东南地区的军事运输发挥了重大作用。1935年竣工的西兰公路和1936年通车的川陕公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中国通向国外的唯一通道，苏联的大批援华物质也经此道运往前线，对保证前线的急需，支持全民族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抗战的头二年，单是铁路运送的兵员就达１１００多万人次，军需物资在３００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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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后，沿江、沿海沦陷，几百家工厂内迁，大批的机器设备、物资和工程技术人员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迁往大后方，也大大得益于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

结语

概括起来讲，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为抵抗日本的侵略进行了经济备战，这些工作涉及到金融、工业、交通、外贸等许多方面，应该说国民政府的计划都是比较周详的，各方面工作经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起来讲进展比较缓慢，大部分工作只是刚刚起步，还没来得及充分展开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看到其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所发挥的军事价值。这样，我们在分析和评价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经济备战的作用时，就可更为客观，一方面肯定其为抵抗日本的侵略所起的作用，一方面也不应过分夸大，而要实事求是。









　　





　　

40％用在军事上，另60％被4大家族瓜分了

比如说教师待遇。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

感叹：什么时候教师衣食住行无忧了，中国的教育就有希望了。



比如说教育法规。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就是在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兹列举几条：“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比如说教育经费。《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业内人士可以对照60年前的这个标准算今天的账，看看有没有差距。

比如说教师待遇。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

比如说教育理念。民国以来，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教育立人”创造了载体，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因此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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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教材。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

比如说多样化的教育格局。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当时的文化环境足以让私立学校生存并且发展，社会上对于私立学校也没有偏见，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时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得益于民国教育家的胸襟。

比如说不惜代价办教育。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只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共有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我国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而自建国以来，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只有高行健一人，而且还是文学奖，自然科学奖一个也没有，当代教育是不是应该反思？

向民国教育学习是犯了“左”倾错误吗？窃以为，非也！敢于承认一切优秀的精神遗产，不仅代表着“政治正确”，更代表着大胸襟与大气度，是成熟与自信的表现。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





　　



很难能可贵的是，当时财政支出最大的就是军事，占开支第二位的竟然是教育。黄金十年师范教育发展蓬勃，几乎每个县都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和大学的学费都是免费的。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代初，西南联大等大学依然免费。

所谓四大家族，我们党现在也不提了。四大家族是反动文痞陈伯达捏造出来的。毫无事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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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

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是指旧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买办统治集团。即蒋介石 、宋子文 、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抗战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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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膨胀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的手段：

（一）发行公债。1938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18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15，192，000，000万元，关金100，000，000单位，英镑20，000，000，美元210，000，000。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1937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

（二）增加捐税。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1943年十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3元，到1945年1月增至60元。由于通货膨胀，从1941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1942年增至4市斗。从1942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1943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1941年到1945年6月，国民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小麦240，000，000多万石。这是对广大农民最直接最厉害的掠夺。

（三）通货膨胀。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37年底为十六亿1，600，000，000元。1945年底为10，319亿元。八年中增加了738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四）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一比五四二点二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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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行专卖制。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1942年为47，800万元，1943年为174，700万元，1944年为18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六）统购统销。1937年9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

总之，国民政府用种种手段对人民实行公开的掠夺，使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在抗战前即已开始，抗战中不但金融垄断更为加强，而且将垄断扩展到工商业的各个部门。

在金融方面，抗战初期设立了中央银行（蒋介石）、中国银行（宋子文）、交通银行（孔祥熙）、农民银行（陈果夫,陈立夫）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做为国民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等，虽然说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银行是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中国银行原有的董事长叫张嘉敖。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1942年7月，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6桔，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80至%90，而战前的1936年只占%59。

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此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宫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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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1935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11。抗战开始后，1937年9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1944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105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1943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3700余家工业中，官营的600余家，民营的3100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69，民营的只占%31。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1939年7月成立时的资本额力1200万元，到1943年增为12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成立，1942年5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18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1942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1/4。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在农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15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1938年为%26，1940年为%38，1942年为%59，1944年为%25。1937年9月，国民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的最大剥削者，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由于官僚资本残酷剥削所激起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官僚资本正式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宋子文(1894年～1971年)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原籍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1894年12月 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于上海。父宋嘉树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在上海当传教士，后改营工商业，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子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继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1917年回国后受盛宣怀之聘，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等职。1923年10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 8月任中央银行行长。其后调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后又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整理财务颇有成绩。1926年 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商务部长等职，负责筹措北伐军经费。蒋介石夺取国民党党、政、军大权时，他积极从财政上予以支持。1926年12月前往武昌。次年初先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常委等职。

1927年4月，宋子文乘武汉政府派他往上海考察形势之机，与吴稚晖、白崇禧等策划反共清党，支持蒋介石发动“四&#8231;一二”政变，并力促蒋、汪合流。蒋介石8月下野，12月同其妹宋美龄结婚。他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2月蒋介石再次上台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宋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又连任三届。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九&#8231;一八”事变后，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2月与蒋介石同时下野。1932年宋子文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度代理行政院长。1933年10月后，辞去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次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宋赞成和平解决，与宋美龄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进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联合抗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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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国民政府到重庆，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拥有巨大经济实力，操纵著国民党的经济实权。1940～1942年充当蒋介石常驻美国代表，为蒋争取美援，第一次获一亿美元借款，第二次签订租借协定，获五亿美元借款。1942年10月返国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45年 4月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 1月任国民党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0月再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竭力劝说美国杜鲁门政府出钱出枪，多方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1947年9月为蒋介石谋取退路，宋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1月兼任蒋介石广州行营主任等职。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是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货币、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等手段掠夺财富，后以开设棉业公司、垅断对外贸易等手段聚集钱财。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发国难财和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办法积聚起巨额财富，同蒋介石、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合称为“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949年1月去法国，随后侨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25日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孔祥熙

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1927年 4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孔主管财政达11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陈果夫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人。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七）生。陈其美之侄。幼年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受陈其美革命活动影响，加入同盟会。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1918年起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春积极参与蒋介石“清党”反共。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他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控制各级党部，竭力把国民党变成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与其弟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后来形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他们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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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 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电影、广播单位改为“党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台北。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

陈立夫（1900年—2001年）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陈果夫之弟。其二叔陈英士(陈其美)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陈果夫及陈立夫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陈立夫曾任蒋介石私人秘书，长时间主持人事及组织工作，亦是国民党党内安全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始创人。在国民党内部，陈立夫和陈果夫的派系被称为“二陈”或者CC系。1948年陈立夫曾到美国为杜威助选，结果杜威落选，而国民党亦因而开罪上台之杜鲁门。1949年到台湾后，蒋介石为整顿在台势力，陈立夫难以在台立足，离开政坛去美国新泽西州定居，以经营农场养鸡、卖皮蛋、粽子等食品为生。晚年回台湾后也多做文化上的工作，不在政坛上有决定性影响。但因是国民党元老，仍很受尊敬。



四大家族是指旧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买办统治集团。即蒋介石 、宋子文 、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仅仅开头这句话就是个谎言。就说老蒋吧，戎马一生，面黄肌瘦，每天伙食费不过5元。儿媳买不起回家机票。老婆遗产只有12万美圆，就这，还被贵党列为四大家族之首。

不过呢，这个话过去用来骗骗农民还是很管用的。那时我们村的农民夸耀皇帝富有，就说：皇帝真TMD奢侈啊，故宫门口放着两个大缸。一个装满馒头一个装满油条。皇帝一饿啊，左手抓馒头右手抓油条，吃得可带劲了

四大家族这四个字我想也不用老萨多做解释，有一段时间四大家族就等同于国民政府，似乎整个国家就是由他们控制的。据说四大家族富可敌国，有超过200亿美元的财产。真相是什么？老萨来说说

四大家族概念的产生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最早是20年代，由中共当时的领导人瞿秋白提出的。瞿秋白和老毛有些相像，他们都是出色的文人，很会利用笔杆子，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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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四大家族这个概念风行了近二十年，最终由当时文人之一的陈伯达的在内战（解放战争中）中完成的。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这种观念老萨颇为不解，因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由于先欧后亚的政策，一共只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200多亿美元从哪儿来？200多亿金圆券还差不多.

一些其他的佐证

目前大陆历史学家主要引用美国，日本和国民党内部的一些资料。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 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 3500万元，孔祥熙 1800万元，孙科 4000万元，张静江 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这些又是当时左翼报纸常见的文章，类似这种文章还有很多。都是猜测和估计之辞，没有半点具体的证据。

根据日本资料

1939年10月 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蒋介石 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 809万美元。下同)，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 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 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 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 2400万元(292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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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

这也是日本战前常见的攻击国民政府的老一套资料，类似的材料多如牛毛，曾经大量提供给汪伪用来攻击国民政府。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证明。连当时引用的作者也说，这些并不可信。

还有美国方面的

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所致。有些国会议员还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

其实国民政府早在1925年就有了一整套成体系的制度，宋子文在1925年到1949年期间曾经有过数次和外国列强的谈判，签订的协议都在千万美元以上。这些回去以后都一五一十的向当时的向中央进行汇报。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始终存在大量的有实权的反对派的监督，为此蒋公曾经三次下野。这些借款的使用情况都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即使蒋公也无法随意使用。这些在著名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详细的大量资料证明。

至于美国杜鲁门政府当年的中国政策确实是失误了，当年面对国民政府溃败坐视不救，1946年还开始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之后终于在朝鲜接受了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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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点直到80年代在美国还非常盛行，美国作家斯特林&#8226;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称宋家是世界第一富有的家族。不过随着90年代胡佛档案馆内关于宋子文的秘密资料的界灭，该观点就不攻自破了。

蒋家

孔令仪：宋美龄遗产只有１２万美元

孔令仪说，宋美龄一生不问金钱事，自1991年赴纽约定居后，只有一次问起孔令仪：“钱够用吗？”孔令仪回答说，放心，够用的，此后宋美龄再也没有过问金钱之事。宋美龄初时与小外甥女孔令伟同住长岛孔家老宅蝗虫谷，房子是大姊宋霭龄、孔祥熙夫妇买的；孔令伟1994年过世后，因长岛住宅太偏僻，冬天下雪不方便，孔令仪便劝宋美龄搬往曼哈顿住，但所住公寓为孔令仪大弟令侃名下所有，因此宋美龄在纽约并无房产。

孔令仪说，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地产。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这幢房子当时在法租界霞飞路（即如今的南京路）附近，现由祖国大陆方面保存。这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孔令仪指出，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更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由孔令仪代管，此外别无其它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住的、吃的、用的，包括昂贵的医药费用，均由孔家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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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章显然是爆炸性的，自然不能让一些人满意。台独一派随即胡言乱语的攻击宋美龄有不少巨额的固定资产，什么运到美国的财产有97箱之多（据当时蒋家老家人回忆：这几十箱子也不外乎是老夫人的衣服、随行人员的行李，以及一些台湾土产和礼品等）。实际上所谓的蝗虫谷地处纽约长岛，在几十年前由孔家购买时还是非常便宜的。

蝗虫谷的孔宅1998年被拍卖，也不过卖了3百万美元，这在寸土寸金的美国纽约还是相当低廉的。

晚年困窘的蒋家大媳妇蒋方良

蒋方良是蒋经国的夫人，也是蒋家第二代最后谢世的人。

以下是台湾方面公认的资料

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继承蒋氏大统后，蒋方良从当年的副厂长夫人，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但是在生活上，蒋方良一直保持着低调，她鲜少在媒体露面，台湾百姓对她极为陌生。她与一位平凡无怨的主妇毫无不同，当丈夫经常加班或出差时，她只管把家庭照料好，虽有佣人，却常亲自动手洗窗帘。蒋方良和蒋经国一样，生活上不改当年在乌拉山区的简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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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13日，她陪伴了53年的丈夫蒋经国永远离开了她。在蒋经国去世后的岁月蒋方良的生活更为不堪。由于蒋经国素来清廉，素来没有什么积蓄。她仅仅靠蒋经国死前补发的20个月的俸额115.2万元台币为生。经济的拮据使之欲往美国散心和回白俄罗斯探亲都不能成行。

蒋方良在1992年当她接见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长时候，二位市长邀请她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当时就回答自己现在没有钱所以没法回去，这让二位市长惊叹不已。

陈家

陈果夫：潦倒而死

陈果夫１８９２～１９５１，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字果夫。曾与其弟陈立夫一起把持国民党党务，组织ＣＣ系，长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同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合称四大家族。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并给蒋经国扫清政治道路，“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５０００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ｌ９５１年８月２８日死去，终年只有６０岁。陈果夫生前，曾希望死后能回到故乡浙江吴兴。他写过一首《故乡》诗，字里行间寄托着他浓浓的乡情。

陈立夫：养鸡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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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１９００～２００１，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ＣＣ系的首领。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去台湾，１９５０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整肃ＣＣ系，陈知大势已去，写信给蒋请求出国，离开了台湾，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１９６７年，陈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

宋家

宋家和下面的孔家的情况比前面二家都要好一些，主要宋子文和孔祥熙原本都是商人出身。宋子文还算一个外交家，孔祥熙则是单纯的商人。

宋子文去世以后，他的家属曾把他们保存的宋子文的58箱的档案，都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由于当时宋美龄，蒋方良等人还没有去世，宋家要求其中17箱的机密文件保密十年，禁止民间人士阅读。到了最近随着二位老夫人的去世，这些资料为美国方面全面解密，这些都让老萨欣喜不已。

这些资料中包括：1941年宋子文手书个人财产清单、1949年宋子文开列其在中国大陆被没收的个人房屋地产清单、1950年宋子文致美国国会和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公开个人财产的有关信件、1968年宋子文自列个人财产记录和1971年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

宋子文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会计师的签名，在美国，会计制度极为严格，这种签名非常严谨，是绝不可能作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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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产分割书来看，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他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经过二十年时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二十年内美国房价升值大约7到8 倍），除去税收以后不过400多万美元。虽然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说也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富人，但是与以前被攻击为世界首富之称是没有法子相比的。

还有一些关于宋子文晚年私人财务的资料。据说宋子文到美国以后曾经做过一些金融股票的投资。不过美国股票市场非常动荡，宋子文虽然是经济老手也马失前蹄过，投资中有过一定的的损失。资料显示，为弥补炒股的亏空，宋子文曾将他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以28万美元的价格向银行抵押（老萨语，号称美国第一大街的第五大街的房子才抵押28万美元，可见宋老当时经济之困难）。

总之，宋家在美国算是富人或者说是中产阶级，但是这种程度的富翁在美国随处都是，根本没有什么稀奇。

孔家

可以说四大家族中最富的就是孔家了，而实际说起来孔家却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

陈氏兄弟长时间控制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党产，势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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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强周旋近二十年。

蒋家自然不必说了。而孔祥熙从政也不过是主要管理金融界，从后世看来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二个时间。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账面数字就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就达 700万元。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九一八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同时和列强关于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最重要得是建立了法币体系―――这也是保证八年抗战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影响深远。

抗战开始以后，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此时国家财政形式艰难到了无以形容的局面。由于抗战开始二年那，中国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中国海岸线被日军全面封锁，沿海重要城市也大多被日军占领，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

国民政府此时要维持一支400万的军队，还有数以千万的逃往大后方的中国难民和大小的政府机关的职员，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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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战时经济制度，虽然到了后期普通老百姓生活非常痛苦，法币也几乎成为废纸，但是中国的经济在抗战中始终没有垮掉。中国几百万军队虽然粮饷不足，但是仍然始终保持必须的供应，以保证其可以继续作战。

到了1944年由于孔祥熙几次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支付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当时美军在华建设了几十个机场，费用都由国民政府垫付，耗款上亿。美国后来在抗战结束以后采用大量军用垃圾（所谓的剩余物资）冲抵）和希望美国加大援华力度，引起美方人员的厌恶。后在1944年要求蒋介石让孔下台。

孔于1945年辞职，从此不问政治。1947年秋，孔夫人宋霭龄在美病重，孔祥熙赴美照顾，就此在美国居住十多年之久。

大家可以看到，孔祥熙早在1915年就通过获得壳牌石油的山西代理权，赚取了巨额的财产。到了一战期间又通过卖给欧洲交战国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大赚了一笔。之后又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货界，收入也颇丰。在1925年之前孔家已经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富豪。而他担任公职的时均是国民政府经济最为困难的期间，各国援助抗战的资金都是杯水车薪。孔就算有心贪污受贿恐怕也找不出这份钱来。

到了1945年滇缅路开通，美国开始加大援华力度的时候，孔已经下台，根本没有大额贪污的机会。

孔家现在在美的财产却是也不少，主要都是孔家长子孔令侃早年精明的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的所得。早在佛罗里达迪斯尼世界未建之前，他就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附近的不少廉价土地，到五十年后的1997年就卖出了2000万美元的高价，不过其中大部分都捐给周边的学校及医院。而纽约蝗虫谷的孔宅在宋美龄死后的1998年也拍卖得到3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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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孔家也不算是巨富一类。

当年杜鲁门政府诬陷孔祥熙贪污了7.5亿美元。之后由于压力实在过大，在孔祥熙强烈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用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以后，公布了一个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资料统计了在美全部华人的资产。

最终所有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而且这些存户中，大部分是侨居美国经营商业的华侨，且都在美国居住年代很久。

由于美国金融界有保护每个储户隐私的法律和传统，所以当时没有透露具体每个储户的财产数。不过这5000万的存款中当然包括孔祥熙，不管孔家占5000万中的多少比例，都说明其绝对称不上巨富。

一切都无需多说吧？

这几天正好对这个“四大家族”称号有了疑问，怀疑这可能是我党一种相当成功的政治造谣。我以前看过陈果夫、陈立夫的一些资料，觉得至少陈果夫为官是很清廉的，而陈立夫赴美养鸡（养鸡场是很臭的，估计想作秀的人不用做这事情）、蒋介石想接济他似乎也能说明他没有太多积蓄。刚刚看了楼主的贴，观点与我的猜想一致，也给我很多信息，收藏了，致谢！以后我读书时，作为兴趣会留意相关的史料，来证实和证伪上述观点。求实才是目的，结论倾向不是重要的。

笑喷了，我质问的是两万公里铁路的数据，这位仁兄给我来个修了多少铁路，我把后面带公里的数字都加了一遍了，咦，好象勉强也有两万了，然后看到一句：三个时期总共修了6300公里，还不到两万的三分之一。而且这还是27年到49年整个蒋氏政府统治下的数据，黄金十年也包在其中，我就奇了怪了，27至49才6300，27到36的黄金十年倒修了两万，多出来的三分之二强是谁编出来的？开头第一个数据就是错的，楼主的谎言还有相信的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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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到1950年，中国共有2。4万公里铁路。

其中清朝修了9千7百多公里，民国修了9842公里，日本在东北修了大约3千多公里，

这就是当时全部铁路长度，即使如此，民国修建的铁路也最多

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里，确实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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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简单的历史事实，其实看看中国铁路修筑史就明白了。

其实呢，民国最突出的成绩，不是在铁路，而是在公路。

1949年我国已经有8。9万公里的公路，初具网络，全部是民国修建的

其中黄金十年修建的最多。

民国时期公路修筑之迅猛，

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号称“国防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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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滇缅公路修筑之艰辛，著名的“24拐”公路，更是至今让人赞叹。



民国修的，有多少是北洋时期修的呢...在东北日本人到底修了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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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民国修建的9千8百公里铁路中，黄金十年修建的为6千多公里，仍然占大头呢。

黄金十年取得的成就是明摆着的了。人们不仅要理解当时建设的艰难，更重要的是要赞赏当时的中国能抓住发展机遇。民国期间能搞点建设的时间，也就那十年，其后便是长达11年的全面战争，无法建设了。

另外，抗战结束后，相对平静的年份，只有1945年的后4个月，以及1946年上半年。在这不到一年时间里，国民政府不失时机地收回了台湾和南海岛屿，抓得正好



没有那十年建设，就不可能打败日本，也许你今天还在说日语呢，鸠山由纪夫就是你的首相。你妈妈和你继父也许会给你取个名字，叫犬养龟生，或者沙比野中太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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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年的同时，在捍卫国家主权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

1919年收回天津德. 奥租界和汉口法租界

1924年收回苏联放弃的前俄租界

1927年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1929年收回天津比租界和镇江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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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收回厦门英租界

1943年收回天津广州英租界及英美比在上海和厦门的公共租界

1945年收回在中国各地的日租界

1946年收回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的法租界及法国在上海厦门公共租界



黄金十年的同时，在捍卫国家主权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

1919年收回天津德. 奥租界和汉口法租界

1924年收回苏联放弃的前俄租界

1927年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1929年收回天津比租界和镇江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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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收回厦门英租界

1943年收回天津广州英租界及英美比在上海和厦门的公共租界

1945年收回在中国各地的日租界

1946年收回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的法租界及法国在上海厦门公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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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租界的起源，鸦片战争前，老外在广州做生意，都在沙面，

有一次，一个外国水手在船上操炮，发生意外事故，死伤三个清官员，

清朝廷让船长交人，船长不交就抓船长，

船长交人了，那个船员就被砍头了。

洋鬼子认为这是意外事故，赔钱道歉的事情；

大清律按照“以眼还眼”的要一命畅一命

类似这种事，使洋鬼子们很害怕，

因为大清动不动就砍头，既没有律师辩护，也不能上诉，申诉程序。

所以，洋鬼子认为你的法律太野蛮，太落后，如果我们在这里做生意，

一定要有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才能够安心，才能够保证安全。

看看那些有租界的城市，上海，青岛，天津，大连，

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管理比较好的城市。

有些粪青会叫嚷了，那是有损□□□□威严的事，那是洋鬼子，

不好意思，这是世界就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没有人种上的劣等民族，但是有制度上的劣等民族，

你的制度恶劣，落后，你就是劣等民族，

活该被先进民族收拾，羞辱，这就是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1919年收回天津德. 奥租界和汉口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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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收回苏联放弃的前俄租界 ------那是北洋政府的功劳。而且时间上在1927年前

1943年收回天津广州英租界及英美比在上海和厦门的公共租界 -----那是汪精卫政府干的。

1945年收回在中国各地的日租界 -----那是日本二战战败的结果

1946年收回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的法租界及法国在上海厦门公共租界 -----那是法国在二战损失惨重，无力经营租界，顺水推舟，交还了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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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国民政府收回租界，功劳都是别人的？那么贵党收回香港，是不是也是满清的功劳呀？因为南京条约明文规定，大约到了1997年归还香港和九龙呢。

毛主席坐上武汉轮渡

来源： 武汉晨报 2009-09-07

......毛主席问道：“这条船是不是我们造的呀？”

当听说是武汉船舶修配厂建造的后，他高兴地说：“好呀，我们不但要学会造小洋船，将来还要造大洋船！”

中国人造的船，也叫“洋船”。伟大领袖都是是“洋船”，哪个敢反对？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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