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纽伦堡大审判》:一名法官的终极审判
群星璀璨的本片绝对当得起“影史最伟大的法庭片”这样夺目耀眼的光环。抛开导演对于法庭上丝丝入扣的来回举证、辩论的高超调度功力、一干声名及演技都堪称巅峰的群星们精准地演艺这些一部优秀电影中必不可缺的元素统统不谈，仅论及本片对于法理的终极思辨，这都是一部振聋发聩的引人深思之作。
影片取材自二战之后在纽伦堡展开的对纳粹战犯的真实审判。这场大审判由于史无前例地涉及到诸多国际法与战争法的问题，在法学界拥有极其重要且独特的地位。而本片则在法理辩证的同时加入了道德伦理层面的冲突，使其主旨更加韵味悠长。
导演斯坦利·克莱默选取了一个独到的角度来解读这场审判——一位前德国法西斯的法官耶林，被控在战时对给犹太人实行断种手术的行为视而不见，是以触犯反人道法。然而，认为耶林无罪的一方则指出，耶林作为一名法官，其天赋的职责是执行其祖国所制定的法律，虽然纳粹法西斯时期的法律战后被视为不义的恶法，但是战争期间却必然是耶林需要维护的对象。因此，耶林的战时行为只是忠于一名法官的职责。更何况，他本人还曾由于抵制希特勒而辞职，从中不难看出其内心的道德选择。
更加值得玩味的是，负责审判耶林的赫鲁特法官，此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由于战后美苏分裂，德国成为美国对抗社会主义的前沿阵地，像耶林一类的德国精英群体，无疑是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因此，美国政府方面都支持耶林无罪论。赫鲁特对于耶林罪行的看法，是“没有对受难者的同情、怜悯之心。他不是不可能知道执行法律的后果，而是不想知道。”最终，赫鲁特顶住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给予了耶林有罪的判决，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文明社会的共同原则。国家不是顽石一块，而是人的延伸——正义、真理、个人的价值，才是国家应该追求的根本价值。”
本质上，赫鲁特与耶林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一名法官究竟是应该忠于卸载白纸黑字之上的成文法，还是应该忠于某些超然于法律之上的更高准则（例如正义、人道）。任何一位法官面对他们两位的局面时，都注定是一场法理与情理的无解对峙。赫鲁特站在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最终选择了正义这一更高的准则，其中的是非对错或许永无定论，但令人欣慰的是，曾经身为法官的耶林，对赫鲁特公正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赞赏。
二．《控方证人》:最富悬念的法庭片
本片是比利·怀尔德最具希区柯克范儿的作品，也是法庭片中完全以悬念抓人的典范。原著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本就擅长以惊天逆转式的结尾谱写悬念，加上怀尔德对剧本的精心打磨（台词像怀尔德每一部经典电影一样精雕细琢，微妙的双关语和美式幽默不绝于耳），让观众始终都被控辩双方你来我往的对峙紧紧牵引，直到最终结局揭晓时大呼过瘾。
影片的悬念其实并不复杂，围绕的始终都是泰隆·鲍华饰演的男主角究竟是有罪还是无辜。查尔斯·劳顿饰演的律师甫一登场就将人物性格与特质展露无疑，睿智儒雅的他始终牢牢地掌控着这场游戏。而最大的不定因素则是当时已经56岁（如果不告诉你，几乎没有人能想到此时的她已经年近六旬）的玛琳·黛德丽演绎的妻子。从最初与劳顿的见面，见神秘信件的出现，直到最终法庭的一波三折，引领着每一次戏剧高潮的爆发。
在《控方证人》的结尾，比利·怀尔德给了观众一句善意的提醒——请不要将本片的结局告诉尚未观看影片的人们。的确，对于任何一位看过本片的观众而言，都不难理解最终出人意表的结局对于影片的整体观感起到了如何巨大的作用。因此，无论如何，绝不要向你身边未曾看过本片的朋友剧透最后的结局。
三．《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审度日本司法体系
在西方的法律界，庭审判决的一个核心原则是无罪推定。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嫌疑人定罪的证据不足，则宁可放走十个“坏人”，也决不可冤枉一个“好人”。在《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一片结尾，正式给出了这么一排字幕，其中的深意不言而喻。
然而，周防正行的这部影片却并非从正面的角度去阐释无罪推定这一原则，而是从相反的角度去剖析“有罪推定”的不合理性。加莱亮饰演的主人公金子彻平在一班拥挤的地铁上被一名女学生质控摸了她的臀部，对其进行了性骚扰，而后即被拘捕。类似的案件每天都在上演，具体的情况纷繁复杂，难以细致地调查取证。因此，一般而言当事者都被警方告知，只要私下认罪，赔付一定的罚金，就可了事。可是彻平却偏偏是个认死理的人，坚持认为没做过的事绝不能承认。
当彻平的案件被提上法庭之时，他所要面对的，是此前高达99%的同类案件定罪率。也就是说，想要脱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一切的背后，又都是司法人员心中的“有罪推定”在作祟。首先，一名法官如果对自己所审判的案件做出了太多的无罪判决，无形中就消解了他所代表的国家权力体系的权威，容易遭到同僚及上司的轻视，也不利于个人的职位晋升。另外，人们通常也容易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犯罪嫌疑人，尤其是此类公车性骚扰案件，既然被害者能够布局羞耻地指正对方，那么嫌疑人无疑拥有巨大的作案可能。在内外双重作用下，大多数的法官都罔顾无罪推定的原则，做出的实际上是有罪推定的判决——哪怕被告方已经提供了诸多为自己辩白的证据。
彻平所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困境。他的律师已经指出了判断其有罪的不少疑点，当人们都以为案件将以一种峰回路转的方式让其蒙冤昭雪之时，影片的结尾仍然敲了观众一记闷棍。很可能是无辜者的彻平，最终还是被判有罪，未能有幸成为那罕有的1%，这就是日本司法系统的现实。而周防正行则用这部深入浅出的电影，默默地“审判”着这套偏离了公正的体系。
四.《桃色血案》:一部真实的庭审教科书
在所有的法庭片中，大概没有一部像《桃色学案》如此真实，这部影片不是在用传统的戏剧手法构建一个精彩的推理/辩论故事，而更像是一部庭审/辩护教科书。
影片涉及了很多实质性的法律概念，包括用精神失常来辩护的正当性和适用性，还探讨了一名辩护律师在辩护时的小伎俩与职业操守问题。
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演的律师贝克对于如何在法庭上耍些小花招，显然十分熟稔，他一度在自己的职业操守边缘徘徊，但又从未彻底越过那条底线。例如他在辩护时，懂得通过一些巧妙的暗示，引导证人按自己想要的方式说出有利于自己当事人的证词，却并未指导或帮助证人作伪证。他甚至在明知不含规矩的说辞将不被允许记录在案时，依然“不经易地”蹦出一些这样的字句，当其他人发出疑问表示“可这些话已经被在场的所有人听到了”时，他心知肚明，已经说出来的话当然不可能从 别人的耳根里抹去，而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利用着这些巧妙到咬文嚼字的伎俩，贝克一步步地逼近着自己的目标——让他的当事人像一个真正的精神失常者一样暴露出“事实”。而事实究竟如何，却无从知晓，在法庭上也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五.《十二怒汉》:民主程序为何重要
首先，《十二怒汉》是对美国陪审团制度最有利的一次普及。当一名孩子几乎被认定为证据确凿地犯了杀人罪时，陪审团的11位成员由最初整齐划一的有罪认定，经过1名陪审员鞭辟入里的细致分析，逐渐转为清一色的无罪意见。这一堪称奇迹的过程，不但阐述了为何陪审团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方能形成判决，更是一场生动的民主教程。
本片推翻了“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一个常识性误解，在大多数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是经由一套法定程序后所实现的最佳效果，它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正确，但却能保证犯错的概率最低。然而，这套程序的精髓，更在于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且在很多时候，往往是少数人的权利容易遭到忽视和侵犯。体现在陪审团这个群众当中，就是每个陪审员发言及投票的权利。由于法庭的判决涉及的是根本性的正义与公道，时常还涉及人们不可挽回的生命，因此每位陪审员的权利必须得到最充分的声张。哪怕有一人反对，其它11人的判决也不能成立。也只有这样具有包容性的条件下，民主制度才能够得以运行。所以在《十二怒汉》中，我们不难看到，12位陪审员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其性格和素养迥异，有的正气凛然、有的玩世不恭、有的来自贫民区、也有的对贫民区怀有固执的偏见……在他们相互讨论的过程中，甚至会出现拳脚相向的场面。然而，这些都不足以造成最终的妨碍。只要每个人都保持理性的底线，每当有新的异议或者疑问提出时，都重新投票，然而再分析各自最新的判断，最终依然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结局。正是在这样一套程序作用下，法律才能保证无辜的人不会遭受不白之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