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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流传、刊刻与批评
早期的《金瓶梅》抄本，是在当世名公和最优秀的文人圈子里秘密传播的。有关该书传世的第一条信息，今天所确知的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袁宏道写给董其昌的信：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这时的袁宏道在吴县知县任上，而董其昌以翰林院编修任皇长子讲官，是年的春与秋曾两次因事返乡，二人的借书与传抄大约在此期间。董氏在书画和收藏方面负有盛名，拥有《金瓶梅》的抄本应不奇怪。而袁宏道在文坛亦是声名渐起，短短信札，流露出急于得到下半部的渴望，以及对该书的高度评价。
《金瓶梅》从何处得来？我们看不到董其昌的回答。这位后来的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对自家文字当做过一番严格清理，因而看不到任何有关《金瓶梅》的记载。同样，两位较早藏有《金瓶梅》抄本的大人物——嘉靖隆庆间内阁首辅徐阶和嘉靖大名士、后来的南刑部尚书王世贞，文集中也不见蛛丝马迹。这种情形是可以理解的，那些个重臣和名流，有谁愿意担当收藏和传播秽书的恶名呢！袁中郎之弟小修曾忆写了与董其昌闲话《金瓶梅》的情景，董先说“极佳”，又说“决当焚之”，则前说出自真实感受，后来便是意在遮掩也。
徐阶和王世贞皆活跃于嘉靖晚期，对小说中人物自有一种熟稔，其籍里相去不远，交往史亦复杂曲折，若推论其藏本来源相同，应是可能的。有意思的是董其昌、王稚登、王肯堂等早期传抄者也都在苏松一带，而袁氏兄弟听董氏讲说和借抄亦在此地。后二十年，该书的流播之迹时隐时现，而《金瓶梅词话》也正是在苏州问世，揭开了本书的刊刻史。
今天所能见到的明清两代《金瓶梅》刻本，因袭之路径甚明，仍可分为三个系统：
词话本又称“万历本”，全十卷一百回，序刻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为今知该书的最早刻本。现存有四个藏本，经研究者比较，其在行格、字样、内容以及卷首序跋的顺序上均有差异，可知有原刻、翻印、再刻之别。该版本付刻仓促，校勘不精，许多回目仍处于备忘阶段；沈德符所称“原本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亦可于书中明显见出。然则词话本保留着大量的精彩描述，最接近作者原创，因而也最为读者和研究者关注。
绣像本又称“崇祯本”，全二十卷一百回。其以词话本为底本，进行了较多的文字加工，回目亦大为整饬。因文中多处避朱由检之讳，加以所附绣像画工多当时名手，一般认为刊行于崇祯间。曾有研究者根据首图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一百回插图的“回道人题”，认为该版本的改定者为李渔，尚待考定。
第一奇书本又称“张评本”，序刻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评者张竹坡（1670－1698），徐州铜山人，名道深，字自德，竹坡其号也。竹坡以标标特出之才而数困场屋，暇中发愿评点《金瓶梅》，凡十余日而完成，题为“第一奇书”，见识与才情均异于常人。竹坡评点当以皋鹤草堂本为原本，初刻于徐州，而其底本则是崇祯本。第一奇书本一经问世，即盛行坊间，甚而至遮蔽了词话本和崇祯本。
《金瓶梅》还在传抄阶段，对它的点评即行出现，如袁氏兄弟和屠本畯、沈德符所记，如被转录的董其昌、汤显祖诸人话语，皆绝妙评语也；词话本卷首三序，重在揭扬一部大书的主旨，而品陟不一；崇祯本之夹批眉批超过千条，精彩处更多；至竹坡评本出，不独添加回前评和回末评，卷首更有总评、杂录和读法诸项，便于读者多多；以后评者如清末南陵知县文龙，亦有佳绝处，引起研究者注意。
兽性、虫性与人性
自打《金瓶梅》流传问世，便有人将该书主人公西门庆喻为禽兽。他的巧夺豪取、贪赃枉法，他对女性的纠缠、占有与侵凌残害，尤其是他那毫无节制的性行为，在在都显现着禽兽的特征。
这种情形不是一种个例，也不限于男性。如潘金莲的乱伦和群奸，她还有春梅那过于亢进无法抑制的性欲；如遍及整个社会、跨越僧俗两界的贪婪，那对财富无耻无畏的追逐；如冷酷与嗜杀、追欢与狎妓、忘恩负义与无情反噬，都能见出禽兽的影子。《金瓶梅》展示的应是一种末世景象，而末世和乱世最容易见到兽性的泛滥：劫财杀人的艄子陈三、翁八，谋害恩公的家奴苗青，构陷旧主遗孀的吴典恩，拐财背主的伙计韩道国、汤来保、杨光彦……他们的行径，又哪一种不粘连着兽性呢？文龙评曰“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亦别有一种精辟。
古典小说戏曲中常有一些禽兽的化身：白猿、黑猪、鹏鸟、燕子，甚而至木魅花妖，皆可有人间幻相，亦多不离禽兽本性。吴月娘曾多次用“九尾狐”指斥潘金莲，大约出典于商纣故事，那奉命祸乱天下的千年狐精，一登场便令人印象深刻，从此便成了恶毒妇的代称。而第十九回拿了老西的钱去打蒋竹山的两个捣子——草里蛇鲁华和过街鼠张胜，其行止心性，也是更像兽类的。
与兽性相伴从的还有虫性。连百兽之王老虎都可以称为大虫，则上面所列一蛇一鼠，应在虫兽之间，更多的是虫性了。像武大郎活着如虫蚁般忍辱偷生，死亦如虫蚁般飞灭，若非有一个勇武的二弟，又谁为他报仇呢？而其女迎儿，亲父被害不去声冤，父亲死后屈身侍奉仇人，虽有一个勇武的叔叔，也绝不敢说出真相，的是一“蝇儿”也。《金瓶梅》以一个小县城为主要场景，而市井中人最多虫性十足之辈，如老西会中兄弟常时节和白来创，如游走于妓馆间的架儿光棍，如当街厮骂的杨姑娘和孙歪头，如哭哭咧咧的李瓶儿前夫蒋太医，或也有风光得意的时候，从其生命整体上论定，怕也是更像一条虫儿。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虫性也是人性的基本内容之一。《大戴礼记·易本命》曾以“虫”概指宇宙间一切生灵，其所谓“倮之虫”，即是指人，缘此便有了“虫人”一词，“虫人万千……相互而前”，写出了人类在大自然中的抗争与微末存在。唐玄宗将爱女寿安公主呼为虫娘，溺爱与珍惜固在焉，后世诗文中多以之代称歌姬舞女，谑而虐也。“虫娘举措皆淹润，每到婆娑偏恃俊”，柳永词句，不正似为《金瓶梅》中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儿之辈赋形写意么？
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念来看，则虫性、兽性都应是人性嬗变蝉蜕之蛹，其在人性中的残留亦在在有之。三者固大不同，然又常常纠结缠绕，与时消长，统一于人的生命过程中。《金瓶梅》卷首“酒、色、财、气”《四贪词》，哪一项不牵连着兽性或虫性？又哪一条不弥散着人类的共同弱点呢？
许多事情是很难清晰界画的。对于兽来讲，兽性当然是无罪的；而对于人而言，人性与兽性常又相互转换包容。世情如斯，民风如斯，夫复何言！这就是《金瓶梅》的价值所在。作者肯定是痛绝西门庆、潘金莲之类的，摹画时却非全用冷色。通读该书，我们仍能从一派淫靡中发见人性之善：老西对官哥儿的慈父情怀，他对李瓶儿之死的由衷痛殇，读来令人动容；而潘六儿以小米酱瓜赠磨镜叟，她在母亲死后的伤心流泪，当也出于人之常情。
作为一部世情书，兰陵笑笑生写了大量的恶官、恶民、恶念和恶行，也写了恶人偶然或曰自然的善举，以及普通人的麻木与作恶。丧尽天良之事，本书中触目可见；而丧尽天良之人，书中却一个未写。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