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第一次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这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二 “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
一
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传统时代,人生的全部价值似乎都浓缩在升官发财四字之中。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源兖说:“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也就是说,不但我当初没想到自己会升得这样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们,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黄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
比如这一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