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焕之》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这些规模壮阔的革命运动曾经给予当时知识青年和巨大影响。下面看一看相关信息吧。
一、内容简介
主人公倪焕之,是个热切追求新事物的青年。同辛亥革命失败后不少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他最初把救国的“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真诚地期待着用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洗涤尽社会的黑暗污浊。他还憧憬着一种建立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互助互爱的婚姻关系,爱慕和追求一个思想志趣和自己相似的女子金佩璋。然而,严酷的现实生活,破灭了倪焕之的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不但在教育事业上多次碰壁,而且家庭生活也远违初衷。婚后的金佩璋,沉没有琐细的家庭事务中,对于前途、理想、教育、书本都不再有兴趣(作者在这里实际上写出了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习惯力量给予妇女以多么深重的影响),这使倪焕之深深感到“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的寂寞和痛苦。五四运动到来,大批倪焕之式的知识www.(aIhUaU.com青年被卷入革命浪潮里。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下,作品主人公开始把视线从一个学校解脱出来,放眼“看社会大众”,投身于社会改造活动。“五卅”和大革命高激期间,倪焕之更进而参加了紧纱的革命工作。由最初改良主义性质的“教育救国”到后来转向革命,倪焕之所经历的这一道路在当时进步青年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然而人物的这种转变毕竟只是初步的。他被时代浪潮推涌着前进,却还没有使自己化为浪潮中的一滴水,一旦革命形热逆转,也便容易干涸。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倪焕之并未象王乐山那样坚持英勇斗争,却是脆弱地感到“太变幻了”,竟至悲观失望,纵酒痛哭,怀着“什么时候会见到光明”的疑问和希望死去。主人公的这种结局,实际上正是对一切不能与群众真正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鞭打。
二、作者简介
叶圣陶(1894.10.28~1988.2.16),作家,教育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原名叶绍钧,笔名叶、圣陶、斯提等。江苏苏州人。早年当小学教师,并参加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1923年起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主编或编辑过《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国文月刊》、《笔阵》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46年后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小说《隔膜》、《线下》、《倪焕之》,散文集《脚步集》、《西川集》,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并编辑过几十种课本,写过十几本语文教育论著。
生平简历
1894年,叶圣陶出生于苏州吴县。
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开始文言小说创作。
1915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公学校国文教员,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后应聘到吴县甪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
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
1919年,加入了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开始白话文学的创作。
1921年,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
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发表了长篇小说《倪焕之》。
1930年,转入开明书店,主办《中学生》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
抗战期间,他前往四川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
1946年,回到上海后,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及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
1949年,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后任全国文联委员。
1949年后,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进中央主席。
三、名人故事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文艺界、教育界的老前辈,他为人敦厚,彬彬有礼。著名诗人臧克家曾经说过:“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身上兼而有之。”
40年代,在四川岷江和青衣江汇流的一座名城,叶老曾应某大学聘请,担任教授。本来他在大学教书并非第一次,又是很有名气的作家,而且在各大书局掌握过文柄,他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上几大行。可是叶老到校后,在经历栏中只写了四个字,“小学教师”。固然在他心目中“小学教师”是一个极其光荣的称号,但人们却由此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地不炫耀自己,甘居于普通一兵。凡是知道这件事的朋友,都认为叶老这样填写毫不带半点矫饰,因为他为人一贯真诚质朴,最厌恶浮名虚名,生平以哗众取宠为可耻。古语说,“字如其人”。叶老的楷书平正而又自然,篆书则圆润中兼有端庄凝重气概。他力求避免韩愈所说的“俗书趁姿媚”。他的为人正如他写出的字,不求取悦于人而自有可悦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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