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文作者为我们爱历史团队成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嵚。
大明王朝从万历后期的衰败算起，一直到崇祯孤独的踏上煤山上吊的宿命。所有的痛苦与悲情，浓缩在一起便是一件事：穷。
明朝的穷，从帝王到百姓，说起来都是把把辛酸泪：皇帝穷到崩溃，尽脑汁挨着骂想法子搞钱。政府穷到悲催，财政收支连年亏，军民们更穷到掉渣：西北灾区饿殍遍野，孱弱的饥民不是饿死，就是被凶残的贼兵当“口粮”杀死，场面十分悲惨。
更悲催的却是奔波的军人们：有的军饷常年拖，不得不打劫百姓混个肚圆，还有的拿不到军费，气的绑了地方官，发疯似的揍，揍的被绑官员羞愤自杀，然后翻遍了官库，却硬找不到一分钱。甚至就在李自成兵临北京的时候，那些大明朝最后压箱底的，派去抗击李自成的军队，竟然因为常年拿不到粮饷，不得不杀掉自家的儿女充军粮，以吃饱肚子上阵杀敌……
但就是这样一个苦难的世界，却还有另一个离奇的场景：就在战乱地区水深火热，王朝灭顶之灾的生死关头，那些还未曾被战乱波及的地区，生活却出奇的幸福自在，甚至衣食住行都享受到极致精美。哪怕是草民百姓，日子也过得极其舒坦快乐。同一片国土上，极度的悠闲享乐与极其悲惨的苦难，就这样同时的存在。
这便是明朝灭亡时代，留给今天最沉重且最时常被无视的教训：表面的繁华奢靡下，战乱与贫穷，在人们的沉迷享受中悲情的扩散，不断的造就灭亡的惨剧，但未曾波及的地方，依然沉迷于休闲安逸而不自知。于是早早晚晚，先后完蛋。
（晚明画僧宋旭山水画《城南高隐图》）
要知道这个教训和这个现象的原因，就该先拨开晚明民不聊生的表象，看看明朝百姓，富到了啥程度。
一：明朝人为什么富？
明朝人的富，自然来自强大的生产力。
自从明朝建国后，虽然皇帝经常不管事，大臣热衷互相掐，间或还有太监秀下限，时常的都不靠谱。但唯独靠谱的，便是更新换代的生产技术。从种地打粮到纺线织布，各行各业挨个数，全是琳琅满目的高科技。
尤其千姿百态的，便是传统农业：凿井浇地和水车灌溉在中国南北方全面铺开，轮作等耕种技术更进步神速，还有多种新型绿色环保肥料与土地增肥技术。农具水平更全面升级，生铁淋口技术造出的新器械，更加结实耐用，更出现好些新花样：强力的人力犁“木牛”，大功率的稻谷脱粒设备“稻床”，手摇小水车“拔车”。这些新型农具，早已达到了工业革命之前，传统机械动力的最高水平。
（漫画：明朝时期农民丰收情景）
让当时西方传教士们开眼的，是好些突破性农业科技：陆续出现在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基塘”，做到了桑鱼结合多种养殖，更借养鱼消灭了恐怖的疟疾。更强大的是稻种革命，北宋时期由占城传入的高产量早熟稻，在中国南方大地开花结果。这种最高可达一年三熟的宝贝稻种，成了中国南方农业的普遍现象，这是一场意义堪比二十世纪绿色革命的农业变革。
这样强大的生产力，在同时期西方传教士笔下，更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利玛窦自己的书信集里，由衷的称赞中国农业的产量远超过西班牙。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里说的更直白：欧洲能种的中国都能找到，产量更比欧洲富裕的多，米麦鱼肉的价格都十分便宜。而曾德昭的《大中国志》里描绘的更细致：不但有强壮勤劳的中国农民，更有各种大开眼界的农业器具。以至于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地，中国农民“都能使它有所收成。”
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记载，江南地区平均亩产量高达三石，最高产量换算成现代单位，有稻谷一千二百斤。嘉靖年间名臣霍韬的记录，珠江流域亩产最高水平更突破了十石。同样强大的，还有专业的农业人才：明末《沈氏农书》里记载，嘉兴地区的农业雇工，单人每年的劳动生产率，最高有稻米五十六石，换算成现代计量，值大米八千五百多斤。
上面这些数据有多恐怖？不但清朝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未曾突破，即使是现代民国专家极力吹捧为“蒋介石黄金十年”的中华民国十年建设期，同样难望其项背。现代农业学家推算明代的亩产量，即使在占城早熟稻大规模推广前，中国南北平均亩产量就已接近三百五十斤。而按照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的统计，清末至抗战爆发前的最高平均亩产水平，也不过二百九十斤。
而被繁荣农业直接支撑起来的，更有连锁反应般强大的手工业。素来强大的纺织行业，生产技术更高速进步，全新设备层出不穷，新式的纱绸机和改机，功率远超前代，以胡琢《濮镇纪闻》里的说法是“擅绝海内”。明代纺织品细密程度超过宋代数十倍，品种更空前增加。
新兴棉纺行业更强大，强大的五穗纺车，造价低廉使用轻便，为家庭生产必备，以宋应星的形容，一个农妇操作该设备生产，效果可顶三个壮汉。更震撼的是江南地区的水转大防车，堪称当时全球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一天产量破百斤极轻松。
而晚明引进的西方军火科技，更是明代整体生产水准的缩影：欧洲传入的火枪火炮，经明朝军工体系改造后，杀伤力骤然升级。典型如红夷火炮，经明朝引进后改由独特的钢管冷却技术铸造。火炮杀伤力与使用寿命都大幅提升。西方掌握这类技术，还要等美国南北战争时。这就好比武侠小说里，一种强大成熟的内功，完全可以提升武艺的杀伤力。明朝的生产“内功”，就这样冠绝全球。
强大生产的催动下，大明的商业贸易也极繁荣，比起明初的完全政府垄断来，晚明最逆天的场景，就是民营行业的如火如荼。比如瓷器业，单当时著名的景德镇，官办作坊不过几十，民营作坊却有上千。商业活动也更热闹，特别是随着嘉靖四年，白银确立为法定货币，商品经济更随之井喷：新兴商业城镇大面积出现，如北京南京等传统大都会，繁华程度更是空前。外贸也越发热烈，东南沿海外商云集，照欧洲经济学家说法，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都涌入了中国。
（仇英绘《南都繁会图》，明代宫廷美术作品，绢本设色，因真实地反映了明朝留都南京市井情形，一直享有“南京本土的《清明上河图》”之盛誉。）
这样的热闹，一度也造就了明代仓储丰厚的景象。而有钱有粮的时候，明朝政府给老百姓花钱也常大方：遍布各地的专用赈济仓库“济农仓”，三百年里活命无数。最早的全民公费医疗“惠民药局”更恩泽苍生。每逢饥荒年，明朝政府还会拨出专用钱粮，帮助灾民赎回被卖的儿女。
最富庶的东南省份，还有独特福利政策，不但专门收留孤寡流浪汉的“养济院”常年钱粮丰厚，而且凡是受灾群众，都能白送土地耕牛。如上美好景象，素来史不绝书，很多后人每读到类似篇章，都大呼难以想象：这就是那个连西北闹灾都赈不了的明朝？
好些清初明朝遗民们格外怀念的，便是晚明的美好生活。照着清初学者陆应的深情回忆，万历年间的老百姓，除了吃穿业余生活也丰富，经常喝酒听戏。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至今好不思慕”。广东人陈舜在《乱离见闻录》里描述天启年间的物价：一斗米卖二十钱，一斤肉只有六七文钱，物价“百般平易”，再穷的人也吃得起。即使是经济远落后于东南的北方地区，以清康熙年间的老遗民丁耀亢的感慨，万历年间的山东农村，家家户户都是健牛肥马充斥，一斗粟米只要十钱。想起那丰衣足食的往事，看看贫困的晚年，哪怕当时文字狱厉害，他还是忍不住“如何过之心不哀”。
而这些让清初的老人们依然怀念不已的明朝生活，绝非是哪个时代的昙花一现，相反却是终明朝最后半个世纪的寻常图景。繁荣富庶的幸福世界，与哀鸿遍野的悲惨，几乎同存于一个时代，直到这个世界被完全的毁灭。
反思这个世界的毁灭，首先看看这个世界里幸福的人们，都在怎么挥霍幸福。
二：明朝人怎样炫富？
说起晚明的社会风气，与艰辛困苦的饥荒战事相对应的，便是极尽奢华的奢靡风。
这其中首先扮演主角的，便是士大夫阶层。不夸张说，他们就是明末最幸福的一群人：账面工资低，但灰色收入多，特别是中了功名后，不管官位大小，免税特权总不少，外加商品经济发达，国家法律漏洞大，轻松便能搀和赚一把。外加公共形象装的好，声望从来刷的高，皇帝都要怕三分。堪称明代最嚣张放肆的阶层，享乐这件事上，当然要领风气之先。
这群人的人生追求，比起前辈们治国平天下的高境界来，可以说十分现实。照着袁宏道的总结就是“五快活”：第一种快活是啥都见过，好玩的地方啥都去过，好听的音乐更都听过。第二种快活是家里有钱有地，成日宴会不断，高朋满座。第三种快活要装格调，家里藏书极多，又能约十几个知心朋友，写几篇华彩文章。第四种快活要下血本，买一艘豪华游船，上面载满美艳妻妾，每天淫乐度日，直到乐爽到死。第五种快活，却是彻底不要脸皮，散尽家财放浪形骸，厚着脸皮乞讨度日，十分轻松愉悦。
这五种快活，便是晚明相当多士大夫们的追求。照着《万历野获编》的说法，好些士大夫的人生，更为此搞成了三部曲：中了功名之后，先给自己起个别号，方便刷声望混士大夫圈。进了北京之后，抓紧时间娶个小妾，漂亮不漂亮不重要，关键要交际圈子广。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买田置地，甚至不惜重金建造豪宅。然后，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追求快活了。
除了少数人物外，晚明绝大多数公务员，宦海生涯都是这么追求过来的。当然有些人一辈子玩命捞玩命快活，却还比较实诚，比如名士张岱，尚且还能在文集里承认自己人生没追求，就是个贪图享乐的败家子。更多的是会装的，明明一辈子猛捞猛贪玩命享受，偏偏还爱装得为国为民，走哪都把国家大义挂嘴边。东林党中量级人物李三才，便是其中“杰出”代表。
这群人追求快活的过程，更是不惜血本手段。比如最直接的“吃”，连杰出改革家张居正也不免俗，一顿饭的菜品有几百种，就这还十分不满，嫌没哪个菜能下筷。如此不争气，闹的后世好些热情讴歌张居正改革的专家们也尴尬，只能捏着鼻子无视。
不争气的又何止一个张居正？以明代《五杂组》里的记录，当时高官家里的宴会，花样相当丰富，从草原的马奶到森林的熊掌甚至海里的鲸鱼肉，几乎都应有尽有。吃一顿饭的花费，就是一户中产阶级的家当。这样的消费水平里，张居正懒得动筷子，也就十分正常。
而且要仔细看看晚明的宴会风气，改革家张居正甚至可以算得上艰苦朴素的类型。从宣德年间开始，明代大小官员家的饮宴，就流行美貌歌姬助兴。即使如“三杨”这样高大上的政治家，看不到美女也绝吃不下饭。
而在吃的内容上，晚明更涌现出吃货无数。最有名的还是名士张岱，自己开了张单子，列尽天下奇珍美味，发誓一生必须吃完，更不惜一掷千金。好些大官家里都开酒坊，烧钱造名酒，流传到今天的名酒品牌，更多达三十三种。普通士大夫家的宴会规格，菜肴品种通常便是几百种。互相比着豪华奢靡。
比起其他阶层来，士大夫们除了敢花钱外，更要讲究格调。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有致”。放在饮宴上，除了敢花钱外，更要会花钱。除了要选择风雅的园林做场所外，还要有吟风弄月的诗会，倘再配上高雅的戏班名妓，唱几段清丽小曲，便是更加锦上添花。
而比起这样的喧闹来，好些士大夫更有清淡的追求：禅悦。这事往白了说，就是参禅礼佛，追求心灵的安宁。具体的做法，一是自己清修，也就是参禅。二是拜佛捐钱，也就是礼佛。三是砸钱跟名僧交往，美其名曰饭僧。照着顾炎武的说法是，南方的士大夫，晚年都喜欢修佛，聚会的时候就喜欢谈禅，相互聊起话题，内容海阔天空，凌驾现实之上，还衍生出一大批云山雾罩的著作，比如王肯堂的《参禅要诀》，袁宗道的《参禅正统》，后辈凡夫俗子们掰碎了读，时常一头雾水。
而比起禅悦的清淡来，“狎妓”这件热闹事，士大夫们却相当喜闻乐见。这桩明初年代的羞耻事，明末早变成风雅的美事。除了官员家里但凡有宴会，便必然邀请名妓助兴外。好些士大夫还搞出娱乐活动：学着科举的排名，在妓院里举行妓女评比，这种竞赛在当时称为“花榜”，好些风流名士都热衷参加。诸如“秦淮八艳”之类的明星，都是这么评出来的。最后的事实也证明，这些评出来的明星女子，多半都比士大夫有节操。
而且不管玩什么，这群追求快活的士大夫们，都有一件共同的快活事要做：放下筷子骂娘。基本就是谁当权，就骂谁，然后国家出了事，习惯性的接着骂，皇帝有点小毛病，更上来精神的来回骂。国家百事艰难，谁勇挑重担干活，谁更会被这些人骂死。他们钻着国家空子挖着国家墙角，搂着美貌女子听着淫词浪曲，吃饱喝足就习惯的骂人骂事刷声望，却极少想为这个危机中的王朝做些什么。随着大明王朝的分崩离析，这些一辈子极尽追求快活的风流人物们，要么卖身汉奸，节操尽碎；要么家产尽毁，被南下清军打包全收。这群享受了明朝好处却骂了明朝一辈子的人物，直到这个王朝被自己亲手断送，才明白自己荒唐一生，到底闹没了什么。
也正是在这些领风气之先的风流人物们的带动下，明末的奢靡享受风气，从上流社会一直刮到民间。
还是以吃来说，官僚家的奢靡风气，平民百姓家也效仿的厉害，不管有钱没钱，吃饭的面子绝不能丢。《嘉定县志》的记录，当时即使是普通老百姓家办宴席，也极尽山珍海味，一顿大宴会的花费，通常是这个家庭数月的收入。不止是菜品精美，连器皿都要极尽高档，比如嘉兴地区，每个客人的餐具，都是十五六两重的金银制造。一个普通宴会的花费，更要五十两白银起。酒的消耗更是极大。淮安一府每年酿酒花费的粮食，就需要麦子一百万石，就这还远远不够需求，逢年过节都要从外地买酒。
穿衣服更不能落后。晚明时代，明初各种穿衣服的禁令早荡然无存，各种奇装异服常年招摇。官僚们更带头爱美，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在这事上又做表率：一顿饭至少要换五次衣服，而且每次都要更加华美。爱美比美，更成了士大夫之间的风尚，竞相聘请知名裁缝，用高档绫罗绸缎制衣，官太太们更不落后，普通京官家的老婆，仅置办首饰的花费就要四百多两。
这样的豪华风气，也一样传染到了民间。哪怕是穷的叮当的书生，如果用粗布做衣服，都要被人嘲笑。放在已经政局水深火热的崇祯年代里，谁要是不用湖罗衫，必然会被人笑死。普通的城镇里，谁要是出门还穿朴素的布袍，更会和珍奇动物一样被围观嘲笑。京城里加工服饰的各种店面更是林立，做服装生意的小贩，按照万历名臣于慎行的估算，好些竟家资千万。同样还是于慎行的记录，京城里这些卖服装的，做酱油醋生意的，看似铺面不大，为人谦虚低调，但基本都是富可敌国的顶级富豪。
而在利玛窦的记录里，当时东南即使是最底层的农民，家里也都会置办上华贵的衣服，逢年过节热热闹闹的出门招摇。而郑廉的《豫变纪略》里，那个还没有被李自成农民军波及到的河南，更繁荣得仿佛乐土：但凡有点功名的士大夫，家里都修起了豪华宅院，养了歌姬戏班，每天宴会不断。谁要是不搞点游乐项目，必然会被嘲笑老土。而到了节日的时候，老农民们都会骑上大马，穿上华美的衣服，外出参加宴会。
倘若没有战争和饥荒，明朝人的生活，从官到民，都舒服得让古代史羡慕，让老遗民们回忆到流泪哀伤。
（消逝在金陵城的世界奇迹：“南京瓷塔”收入《大英百科全书》，明朝时期中国的建筑业，手工业等飞速发展，包括紫禁城在内的各种知名建筑堪称世界奇迹，也反应出了明朝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三：谁毁灭了明王朝？
可是这个世界，终于还是毁掉了，为什么？
为什么明明有些地方富得流油，舒服得安逸快乐，却没有人去关心，怎么解决另一边的饥荒。为什么从官到民，都十分的有钱，但军队没钱，朝廷没钱？
（漫画：李自成进京，李自成起义打出的口号便是“均田免粮”）
明朝遗民丁耀亢回忆万历年间生活的诗文里，还记录了这样的场景：万历朝的四十八年，从官到民都舒服得久了，以至于士大夫们都以谈兵事而羞耻，军队屯田也几乎全荒废了。
被荒废的又岂是这些，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明朝政府的税收体系，与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态，早已是完全的脱节。仔细对比晚明的社会状况，才知道脱节的有多严重。不止是商业税难以征收这个问题，即使是国家现有的农业税，征收效率也低到吓人。
比如东南的农业税，账面数字极高，但执行起来，除了早期俩代帝王外，却是十分空洞。自宣德年间起，江南田赋拖欠便成了老问题。是年的赋税，从来没有收齐过，拖来拖去成了历史问题，再由新皇帝减免，更成了江南官民屡试不爽的老把戏。
而到了晚明年代，党争的加剧，更令这些士大夫官员们，找到了刷声望的绝佳办法：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想办法拖欠赋税。上下其手一下，便成了政绩。而他们自己，却丝毫不少捞，既捞了名望，又拿到了地方士绅的好处。还有的官员，更借机会把持地方的商业活动，还干出发行假钱饱私囊的事，典型还是东林党，从来不少赚。
而最可恶的是，正是这样一群人，明明捞够了国家的好处，嘴巴却从不留情，大事没主意小事骂上瘾，干事不见影添乱最积极。末代皇帝崇祯，一辈子用的最多的是这类人，临上吊前骂“皆可杀”的，也是这类人。
而即使是崇祯帝，他被后世抨击为横征暴敛的“三饷”，真正拿到手的钱也打了折：同年拿到的只能是预征银，大头都是第二年开征，外加地方官们各种减损瞒报，朝廷真正拿到的不足六成。
而且明朝的官员们，即使在考成法最严苛的张居正时代，收税不利的最严重惩罚，也无外乎罢官。甚至就这惩罚，也通常是官员赚声望的最好手段。哪怕是杀官员杀到疯的崇祯，官员能完成八成的税收任务，就算是好业绩了。
而在王廷相等政治家的文集中，更记录了很多地方拖欠政府税收的现象。像王廷相自己就记录了四川地区，当地税赋拖欠的惊人情况，拖欠比率最高的地区，竟高达百分之八十。以王廷相自己的话说，好些官员宁可要国家吃亏，也不会追讨老百姓，宁可自己政事不力，也不能让老百姓伤心。其实就是变相的积攒自己声望。
而明朝的商业税征收，常年更成了儿戏。后人常抨击万历的矿税政策，可万历皇帝自己也委屈的说：国家打仗没钱，如果不加商业税，难道加派给穷老百姓？加派穷老百姓的后果，崇祯体会得最深。
而直到明亡清兴的完成，中国的老百姓，才更深切的体会到什么叫横征暴敛：号称永不加赋的大清，征税制度比明朝严格的多。像明朝年代可以结社抗税博取声望的便宜事，到了清朝就成了死罪，首先不知死的就是大文豪金圣叹，组团抗议加税，满以为顺治皇帝会像明朝皇帝一样好说话，没想到被活活砍了头。
（漫画：清军入关，从此老百姓才体会到什么是横征暴敛。）
在清朝时期，拖欠一分钱赋税，于官于民都是死路一条，官员要被追责查办，为了保官位只能往死了催，老百姓交不上税，更只能找地主大借高利贷。顺治年间的江南，好多人因为交不起赋税还不起高利贷，只能举家逃亡，田产全被八旗营兵充公。而以陈舜的记录，康熙年间为了追讨赋税，广东省一次就打死包括乡官在内的官民六百多人。而在康熙年间的迁界禁海中，官员借机霸占民产更是常事，仅为大官搬运搜刮来的百姓财富，就累死了十多个民工。
而到了乾隆年间马嘎尼访华时，英国使团的笔下，记录了与明末传教士完全不同的一幕，他们没有看到传说中勤劳聪明，生活富裕休闲的中国农民，只看到了一路破旧的房屋，生命如草芥一样为英国使团拉纤的民工们。一个民族从强盛到衰落的过程，这些普通的民众便是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