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世界真有太平吗？未必；有万世太平吗？未必；你能看到和享受太平吗？未必。真正的儒家之士，不是自信有太平、有万世，而是自信、自愿去“开”，虽千万人、千万难，“吾往矣”。
炮轰“皇亲” 坦荡刚直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先后被聘为参议员和参政员。他参政期间，嫉恶如仇，智勇双全，尤其是将两位渎职的行政院长赶下台，创下中国议政、谏政的奇迹，肯定空前，可能绝后，大快人心，永垂青史。
1938年3月，国民党改组行政院，孔祥熙任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权势显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且看傅斯年一介书生，如何步步紧逼、步步惊心，逼迫蒋介石将孔的四顶“乌纱帽”一一撸掉。
1938年，傅斯年两次上书蒋介石（一次具体日期不详，一次为7月12日），从友邦、人品、能力、用人、口碑、持身、治家等角度，论证孔祥熙“未堪行政院长之大任也”、“身兼各职，皆不胜任”；声称“所知孔氏不满中外人望之事什倍于此”；猛烈抨击孔“似此公私不分，未有近代国家可以如此立国者”，“无权不揽，无事不自负”；最后鼓动老蒋“当机立断，以慰四海之望”。
远在美国为抗日游说的胡适，人缘一向很好，也一向以“和稀泥”著称，获悉后来电劝傅“不攻孔”。傅不为所动，甚至还与中共的参政员吴玉章联络，希望共同采取行动。孔祥熙也不领胡适的情，自胡适任驻美大使后，一直反胡、贬胡，“不断的说，适之不如儒堂。”（傅斯年《致胡适信》，1940年8月14日。笔者注：王儒堂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1938年10月31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的第四天，傅斯年会同张澜、钱端升、罗隆基、梁漱溟等52名参政员，联名上书蒋介石，弹劾孔祥熙，全盘否定其“一切措施不副内外之望”。众怒难犯，老蒋不得不考虑。又以中日桂南战役为由，不愿政局变动过大。拖至1939年11月，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实权未减多少，但威信大损，开始走下坡。
1944年9月7日，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口头质询，带头开炮，炮炮直击要害，要求“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列举孔祥熙及其家族经营商业、中央银行多用山西人（孔老乡）、黄金买卖、美金储蓄券舞弊等四大问题。最后郑重声明，“我刚才的询问对本会负责，对会外亦负法律责任。”全场掌声雷动！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参政员傅斯年等责问孔部长极厉，并涉及许多私人问题（私人经商，以及滥用公款等问题）。”
如此炮轰政要，虽然痛快，亦有风险。罗家伦就为傅斯年捏了一把汗，会后去看他，问为什么敢做这样肯定的话？傅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还取出两张照片给罗看。罗于是感慨傅“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蒋介石怕事情闹大，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为孔祥熙说情。傅与其过招不卑不亢，彰显中国士族坚贞不屈之气节。蒋问：“你信任我吗？”傅答：“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当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
老蒋虽然护短，还是欣赏傅斯年的公心和正直，也有雅量听他的逆耳诤言。于是派财政部次长俞鸿钧等人去核查，一查一个准，毛病多多。1944年11月，孔祥熙免兼财政部长。1945年5月，孔祥熙再丢行政院副院长职务。
孔祥熙贪赃枉法，肆无忌惮，黑手伸入抗战救国款、救命款，民怨沸腾。1942年，美国政府援华抗战，贷给中国五亿美元。194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提取其中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孔祥熙伙同国库局长等下属，私设公司，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予以贪污，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国库局负责出售这笔资金的两名青年工作人员，给傅斯年寄去几页账本。傅斯年很有政治经验，也谙熟斗争策略。
第一，收集人证物证。装在一个小箱子里，白天随身携带，晚上则当枕头，寸步不离。写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名句的著名报人程沧波回忆：“我问他（箱子）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傅斯年自承压力，却安抚夫人俞大綵：“此事我大有斟酌，人证物证齐全。你千万不要担心。把老孔闹掉，我至为满意。”（《致俞大綵信》，1945年8月1日）
第二，耐心等待时机。1945年7月，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上，傅斯年领衔提案，21名参政员联署，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要求彻查、改组、追责。
第三，顾全国家利益。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以“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为由，要求撤销此案。陈布雷受蒋介石之托，也来游说：“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杨天石《傅斯年攻倒孔祥熙》）傅斯年以国事为重，不做莽夫，被迫同意不向大会正式提案。
孔祥熙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还是落个罢官的下场。1945年7月25日，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职务。8月1日，傅斯年致函夫人俞大綵：“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
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在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时聘为教授，自然地对傅“有知遇之感”。季羡林在《扫傅斯年先生墓》中点赞，“不讲情面，不分场合，……孟真先生成为‘批孔’的专业户，口碑载道，颂声盈耳。”“孟真先生仍然保留着他那一副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他真正继承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
傅斯年“攻孔”、“倒孔”不为个人恩怨，两个动机皆出于公心：第一，憎恨孔“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而财政界的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傅斯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第二，捍卫中国士族之气节和纲常。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致函胡适，列出六条“攻孔”理由之后，难掩兴奋，形象描述多年“攻孔”之效。“他（孔祥熙）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浊）物耳”。
信中又引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就义前绝笔《衣带赞》中的典故“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表明自己做“最出（初）之一人批逆鳞”，是因为“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
好一句“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既是傅斯年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也是其坦荡勇猛的精神支柱。读圣贤书，不为别的，就为从今以后，问心无愧！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与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权贵阶层水火不相容。傅斯年如同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一般，不懈与贪婪权贵抗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且尽心为之、尽力为之，“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
张载《讲堂录》曾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最终目的是“为万世开太平”。世界真有太平吗？未必；有万世太平吗？未必；你能看到和享受太平吗？未必。真正的儒家之士，不是自信有太平、有万世，而是自信、自愿去“开”，虽千万人、千万难，“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金庸名著《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就是这种儒家价值观的典型。敌我实力悬殊，明知襄阳守不住，明知和黄蓉隐居很逍遥，但还是坚守，决不逃生，决不投降，最后战死殉国。所以金庸称赞郭“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傅斯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堪称大侠。
（2015年11月16日一稿，11月17日二稿，【山水微言·70】。本文为《“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言篇》第5部分，连载第6部分《再轰“国戚” 国士无双》待续。压题照为中央银行两位“深喉”提供给傅斯年的美金储蓄券舞弊案相关账薄，插图为孔祥熙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