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http://www.aIhUaU.com/2012年05月30日00:59经济参考报微博
老子当高管儿子当掮客
重庆能源投资集团上演“受贿父子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朱薇
继重庆移动原董事长沈长富“父子受贿案”后，最近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父子又被查处。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受贿父子兵”现象频发令人忧。
老子“招呼”儿子“捞钱”
“我就想趁在位的时候，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别人协调生意，让侯彧从中收取点好处费，希望他以后能过得好点。”被捕后，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坦言，原本想给儿子铺一条“阳光大道”，没想到却把他送进牢狱。
在担任国企董事长之前，侯行知曾任重庆市经委副主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作为一名正厅级干部，与他结交并非易事。于是，一些请托人开始迂回拉拢他的儿子侯彧———一个混迹社会、不务正业的闲人。
“送钱给侯彧，就等于是送给侯行知。”这是该案中诸多行贿者说过的话。不管是承接工程、招揽生意还是人事调动，只要侯彧表示愿帮忙，请托的事情就成功了大半。这诱导侯彧不断利用“父爱”帮助他人“做生意”，自己从中收取好处费。
2008年5月一个晚上，侯彧对正在客厅看电视的老爸说，能不能帮其朋友冯浩(另案处理)做点有“优惠条件”的精煤业务，并表示冯浩可以分点利润给侯彧。侯行知听后答应帮儿子“打个招呼”。随后，能投集团下属的两家国有煤矿与冯浩签订购销合同，并违反企业规定在供货量、付款方式等给予“优惠”。作为回报，冯浩很“够朋友”，先后给侯彧182万余元的“利润分成”。
像这种一个“招呼”就能赚大钱的“无本买卖”，侯行知父子干了不少。在“掌权”期间，侯行知遇朋友交际应酬，常带儿子一起出场，心领神会的侯彧事后便去找叔叔伯伯承揽生意，甚至父子二人有时一起去收“贿金”，在贪腐之路上越走越远。
联手提拔“带病干部”
“老爸，关照南桐矿业的吴晓波(微博)”———在2011年2月重庆能投集团研究人事问题的党委会上，侯行知收到儿子侯彧发来的提醒短信。侯彧受人之托、插手干部提拔，成为暴露侯氏父子贪腐行为的导火索。
2010年9月，重庆能投集团下属一家矿业公司要选拔一名副总经理。作为该职位候选对象之一的吴晓波(另案处理)知道，提拔的话语权掌握在侯氏父子手中，于是找到侯彧帮忙。作为“敲门砖”，吴晓波安排南桐矿业的钻头供应商以支付代理费的方式送给侯彧31万元，侯彧随后便答应吴晓波回去跟父亲“说一下”。
但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吴晓波在民主推荐中排名第二，与第一名成绩差距较大，侯行知没能帮上忙，但为了安抚他，承诺让其“等下次”。
2011年2月，吴晓波所在的矿业公司再次选拔一名副总经理，随后在能投集团开党委会研究该人选时，侯行知收到一条儿子提醒短信。这次为兑现“承诺”，确保不出差错，侯行知主动表态同意将吴晓波提任为南桐矿业副总经理。
不到半年，吴晓波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调查，一查就查到侯彧。2011年8月，侯彧被正式批捕。
儿子被抓，老子心惊。侯行知感觉事态严重，开始向老板们退还赃款，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法网恢恢，已年过60岁的侯行知在一个多月后也被批捕。近日，父子二人分别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8年。
国企高管权力监督薄弱
“老子当高管、儿子当掮客”，这一腐败现象暴露了国企高管权力监督的薄弱。侯行知坦言，大型国企董事长的权力大、监督弱，在项目合作、物资采购、兼并重组、干部任免等方面拥有话语权，暗箱操作空间较大，可以借此“交朋友”，将权力“期权化”。
前几年，侯彧想买车，侯行知就给一位老板“朋友”打电话“提示”，原因是他曾为该老板兼并改制国企“提供巨大帮助”，对方心知肚明，马上给侯彧的银行账户转款40万元。
经法院认定，侯行知收受625万余元受贿款，在其涉及的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协调上市指标、工程项目承接、延长企业用电优惠、购买煤炭、干涉人事提拔等14项犯罪事实中，经其儿子侯彧“牵线搭桥”的有6项、涉及受贿金额达374万余元。
对此，侯行知表示，他并不完全清楚侯彧究竟在外面收了多少钱，侯彧也没有把受贿所得交给他，都是由侯彧自己支配使用。“但主要责任还在我，侯彧的沦落不过是对我的另一种惩罚而已。”
重庆司法界有关人士表示“受贿父子兵”现象显示，在一些行业或领域，权力垄断化、个人化、期权化问题突出，国企内外部监督存在问题，导致少数高管将手中公权变成家族私权，通过家人“变现”谋取非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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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监管面临挑战
“老子当高管、儿子当掮客”，这一腐败现象暴露了国企高管权力监督的薄弱。
这一问题正引起有关方面重视。重庆市国资委近日向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化医集团、交旅集团等市属重点国有大型企业下发通知，要求国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收入、房产、配偶和子女从业、移民、子女婚姻等14个类别情况。对于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和不如实报告、隐瞒不报的，将严肃处理。
对此，有关专家认为，强制国企高管申报家庭财产固然重要，但解决“重申报、轻监督”问题更为关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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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移动公司原董事长受贿案
沈长富父子先后获刑
2011年11月11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沈长富受贿案在重庆市第五中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沈长富为他人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3616万余元，决定判处其死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6天后，重庆市第五中院对沈长富之子沈俊成受贿案一审宣判，认定沈俊成受贿1309万余元，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
经审理查明，2003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四川冠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刘卫找到沈俊成，希望通过其父沈长富为该公司承揽重庆移动公司万州片区基站维护工程提供帮助。沈长富即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帮助刘某承揽到上述工程。2007年至2010年，沈俊成以占股份分红的名义先后3次分得刘卫所送的1309万余元。
重庆移动原总经理沈长富父子先后受审
谁也无法预料，包括重庆移动公司原总经理沈长富之子沈俊成都没想到，在自己30岁生日这天，会站在被告人席上，接受法律的审判。继10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重庆移动公司原总经理沈长富受贿案之后，今天，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沈长富之子沈俊成受贿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2003年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四川冠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刘某找到被告人沈俊成，希望通过其父沈长富为该公司承揽重庆移动公司万州片区基站维护工程提供帮助。随后，沈俊成将刘某的请托事项转达给沈长富，沈长富即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向下属打招呼的方式帮助刘某承揽到上述工程。为此，2007年至2010年，沈俊成以占股份分红的名义先后3次分得刘某所送的人民币共计1309万余元。事后刘某将沈俊成分红的事实告知了沈长富，沈长富表示认可。据此，公诉机关认为，沈俊成与国家工作人员同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309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遂依法提起公诉。
被告人沈俊成及其辩护人作无罪辩护。
而在昨天对沈长富的庭审中，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起诉指控，沈长富于1990年至2010年期间先后利用担任重庆市电信局无线分局副局长、局长，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重庆移动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移动重庆分公司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金邦贸易公司薛某、长远贸易株式会社毛某、香港友邦电讯公司陈某、成都东讯电子工程公司负责人及四川冠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刘某等人的请托，为他人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上述人员所送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616万余元。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沈长富对指控的大部分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在任中国移动重庆分公司总经理期间，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其没有安排其子收受刘某所送股份66万元，也不知道其子收受四川冠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刘某所送分红款1309万余元。
据悉，这两起案件都将择期宣判。
重庆移动原总经理之子沈俊成受审 前妻为女星殷桃
来源：经济观察网 2011年10月12日14:09
导语：知情人士透露，沈力平时比较张扬，年轻气盛，对财富不择手段的获取最终将父亲一并拖入泥潭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晓晖 因为与父亲共同受贿案发，重庆移动原总经理沈长富之子沈俊成案，于2011年10月11日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1981年出生的沈俊成，又名沈力(以下称沈力)，为北京知名女演员殷桃的前夫。据知情者透露，在沈力其父的巨额贿赂案案发之前，沈力已与殷桃已经协议离婚，不再有任何瓜葛。
11日沈力一案庭审现场，未见殷桃前来旁听。
1979年出生的殷桃比1981年出生的沈力大两岁，但年龄并未成为两人之间的障碍。
2003年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沈力一直无所事事，最终借用父亲担任重庆移动董事长、总经理一职位大肆谋取私利，与父亲的朋友刘卫在成都设立四川冠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四川冠达)，继而通过四川冠达，承包了重庆移动在万州的基站维护试点工程项目。
这些基站维护的工程项目给沈力带来滚滚财源，很快沈力以他人名义购买了昂贵的汽车和店铺，并在此过程中结识殷桃，对其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但本网记者未能得知，殷桃为何与沈力离婚，以及沈力与殷桃相处这段时间的真实情况。对一个1981年出生而言的官二代、富二代而言，渴求巨额财富、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让沈家父子在贪腐之路上越行越远，直至案发。
庭上，沈力戴着镣铐，头发被剃平，戴一副眼镜，说话小声细气，对所犯之罪供认不讳。
在沈长富案件中，检方指控沈长富安排沈俊成收受刘卫所送价值66万元人民币的成都市冠新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股份；通过沈俊成与刘卫合作成立四川冠达，最终分得1309.5万元的红利；以及通过沈俊成在华为公司挂名领薪的方式，收受人民币131.53万元。
沈力一案，并没有与其父亲沈长富并案处理，当日庭审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半，法院表示将择期宣判。
知情人士透露，沈力平时比较张扬，年轻气盛，对财富不择手段的获取最终将父亲一并拖入泥潭。
重庆移动原老总沈长富20年受贿3千万
来源 深圳商报 2011-10-17 08:20
沈长富的儿子跟随父亲被捕，他承揽了重庆移动的基站外包业务，获得丰厚利润，还娶得女星殷桃为妻。知情者表示，案发前他已和殷桃离婚。
东方网报道，从2010年10月19日被“双规”，到2011年10月10日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的出庭受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下称“中移动重庆”)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沈长富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了300多天。至记者截稿，沈长富案仍未宣判。
法庭上，现年60岁的沈长富被公诉方指控在1990年至2010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总计受贿3616万余元。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得知，沈长富案发于四川移动原总经理李华案的共同行贿人——长远贸易株式会社总经理毛节琦。毛节琦是瑞典通信设备巨头爱立信的代理商，未经证实的其另外一种身份是爱立信公司在中国的公关顾问。
2010年6月，李华在成都被纪委带走，随后毛节琦等人亦被带走调查，四个月之后，沈长富亦落马，被立案侦查。
从1990年在重庆市电信局工作开始，沈长富已经走向不归之路。1990年至1998年，沈长富从金邦贸易公司、华通国际电讯有限公司总经理薛汉明处收受人民币共计160余万元。
1997年，时任重庆电信局副局长的沈长富认识了香港商人毛节琦。为了规避“风险”，沈长富安排其姐夫汪晓诚，分别在北京、深圳等地收受毛节琦所送的美元共计141万元。2008年，沈长富授意毛节琦在香港为其开设股票账户，并通过毛节琦注入资金，港股账户共计注入人民币600万元。
1999年，中国电信改组分家，最终成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大集团，重庆电信局旗下企业亦随着业务的剥离而分裂。通过活动，沈长富如愿担任重组后的重庆移动总经理。
在法庭上，沈长富的儿子沈俊成(又名沈力，以下称沈力)跟随父亲同案被捕，起诉方对沈力犯罪内容的指控，也跟其父亲一样，但作为共同受贿人的沈力并没有与其父亲同台就审。
沈家父子有一个共同信任的朋友——成都东讯电子工程公司负责人刘卫。刘卫以前是成都电信局的职工，跟沈长富很早就熟识。上世纪90年代刘卫辞官下海，不久之后就迅速发达。
沈力出生于1981年10月。2003年7月，22岁的沈力从英国读书归来，此时的沈长富已经非常“富有”。
从2004年起至2010年案发，沈力与刘卫通过四川冠达，承揽了重庆移动的基站外包业务，并获得丰厚的利润，沈力先后三次分得刘卫以红利的名义所送人民币1309万元。 有钱之后的沈力不仅购买了宾利等名车、别墅豪宅和昂贵店铺，还娶得重庆籍女星殷桃为妻。知情者表示，沈家案发之前，沈力已经和殷桃协议离婚。
重庆移动原老总沈长富案：裙带公司的不完全图谱
2011-11-09 09:40:27第一财经日报
核心提示： 沈长富背后的裙带公司，分别已介入或垄断了重庆移动的硬件采购、运营维护、销售渠道等各个环节。而目前，除沈长富之子沈俊成（又名“沈力”）旗下2家公司，其余11家公司尚未出现在对沈长富父子的指控中 这也意味着，沈长富父子受贿案实际涉嫌受贿可能远高于目前3616万元的数额
据《第一财经日报》11月9日报道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沈长富涉嫌受贿一案的开庭审理，也让一张围绕沈长富而构建出来的裙带公司图谱逐渐显现出来，而这张图谱，至少涉及13家通信领域的公司。
2011年10月10日，沈长富出现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在法庭上，沈长富被公诉方指控在1990年至2010年间，利用职务便利，总计受贿3616万元。此时，距离其被“双规”，已有一年。
2010年10月19日，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沈长富在北京机场被纪检部门“双规”，当年12月29日，沈长富被公安机关刑拘，今年1月12日被正式逮捕，并在随后的7月25日移交起诉至法院。
此次庭审显示，1990年至2010年期间，沈长富先后利用担任重庆市电信局无线分局局长、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重庆移动总经理、重庆移动董事长等职务便利，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616万余元。
这些贿赂主要来自爱立信、四川冠达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四川冠达”)等通信制造商和设备维护商。而在此背后，便是沈长富在位11年所构筑的至少13家裙带公司的利益输送网络。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掌握的资料和线索显示，沈长富背后的裙带公司，分别已介入或垄断了重庆移动的硬件采购、运营维护、销售渠道等各个环节。而目前，除沈长富之子沈俊成（又名“沈力”）旗下2家公司，其余11家公司尚未出现在对沈长富父子的指控中。
这也意味着，沈长富父子受贿案实际涉嫌受贿可能远高于目前3616万元的数额。在此之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四川移动原董事长、总经理李华等四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已相继被判处死缓。
沈长富受审次日，其子沈力也因与国家工作人员同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309万余元，已构成受贿罪而受审。
三条裙带关系线
本报记者的调查显示，沈长富在担任重庆移动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的11年期间，通过其儿子沈力，铁杆朋友蒲德超、姐夫汪晓诚，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利益输送体系。
第一条输送路径是“沈公子”及沈长富好友刘卫线路。
庭审资料及本报记者查明的工商档案显示，沈力至少通过三家直接参股、控股或暗中实际控股的公司，来完成重庆移动的利益输送。
其中，沈力曾于2006年2月10日出资96万元，与沈长富的好友及另外2人共同组成重庆华宏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并在其中持股32%。刘卫在其中持股20%。目前暂无法确定另两名股东许定权、张跃是否为代他人持股的“影子股东”，这二人分别持股15%、33%。
沈力还以持“干股”的隐蔽方式，通过沈力的姑父汪晓诚代持股份，与刘卫共同成立了成都冠新通信技术发展公司，以及四川冠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沈力在成都冠新和四川冠达两家公司内，均占55%的干股。
成都冠新曾为重庆移动提供无线座机，因产品质量有问题，2个月后基本停止营业，该利益输送通道中断。
但四川冠达这条利益输送管道，在沈长富的特别关照下得以打通。
沈长富及沈力的庭审显示，沈长富通过直接“打招呼”、特别推荐的、采用不公开招标的内部邀标的方式，让没有任何业绩，甚至初期还不具备资质的四川冠达，承揽到重庆移动万州区片区的基站代维护业务。
此后，沈力先后三次分得刘卫以红利的名义所送的人民币1309万元。目前，刘卫已经被当地检察机关起诉至重庆市大渡口区法院，预计近期将开庭审理。
刘卫还在渝设立了重庆呈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共2人，刘卫持股40%，注册资本30万元。目前无法确认另2名股东周伟其、朱家祥手里的股份是否代持。
第二条利益输路径是沈长富的“铁杆兄弟”蒲德超线路。
沈长富案庭审资料显示，二人之所以成为铁杆兄弟，在于1998年蒲德超曾两次前往广东佛山，为沈长富收贿180万元人民币。行贿方是香港友邦电讯公司法人代表陈树畅，行贿目的是，让时任重庆电信局副局长的沈长富，为出售一家公司的股份提供帮助。此后，该公司持有的重庆澳斯通讯语声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份顺利转让给了重庆市电信局。
涉及沈长富“亲友团”的13家公司工商档案及当地电信业界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相互印证的内容显示，该线路是沈长富构建的通过重庆移动向自己的“亲友团”企业输送利益最多的一条线路，也是涉及公司最多的线路。
蒲德超，1954年生，曾居成都市三倒拐街及青羊区芳邻路，有电子工业部44所、四川省人口影视中心工作经历。1993年后曾有四川恒达通讯公司工作经历，目前暂难确认该公司是否蒲德超自己创办。
工商档案显示，蒲德超自1998年开始，先后在重庆设立了或实际控制重庆心连心神州通信公司、重庆心连心神州天尔通信公司、重庆联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沃尔德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特讯科技有限公司。
其中，联基数码主要负责承揽重庆移动的设备供应及手机终端供应业务，两家“心连心”公司负责承揽重庆移动的渠道建设及运营业务，沃尔德则主要负责提供增值服务。这几家公司覆盖了重庆移动的设备及手机供应、市场推广及渠道建设、运营，电信增值业务及其他外包业务。
此外，蒲德超还在与一名名为王万春的人合伙成立重庆力鹏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特讯科技有限公司，王万春被当地通信业界人士认为是代沈力持股。重庆力鹏、重庆联基曾一度垄断重庆移动的手机供应及手机卖场网点。
第三条利益输送路径是，由沈长富的姐夫汪晓诚实际控制的重庆瑞迪恩商贸有限公司、重庆瑞迪恩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英贝狄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前2家公司分别为重庆移动提供通信设备、器材，以及工程应用技术支持系统，软件开发及工程应用，以及电信增值业务，后一家公司主要为重庆移动提供系统集成及信息服务等业务。
因沈长富案并未结束，目前无法进一步确认沈长福在职期间重庆移动向这些公司输送了多少利益。
沈力的“商业头脑”
这三条利益输送路径中，沈力在通过四川冠达从重庆移动身上牟利已经在庭审中见光，为公众所知晓。然而，这背后还有鲜为人知，隐藏在“水下”的更大的利益输送渠道及公司群。
工商档案及本报记者的调查显示，沈力与重庆移动甚至中国移动之间的业务关联及瓜葛，并不仅限于成都冠新和四川冠达。
如沈力在重庆曾直接参股重庆华宏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300万元，是一家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公司，但实际上并不如此。
这家公司也是目前本报记者通过工商档案能调查到的，唯一一个已经确认到沈力进入股东名单，且是目前查证到的唯一一个通过沈长富，将业务范围快速渗透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旗下其他各省级公司供应链及运营领域的公司。
重庆华宏的员工招聘资料称，该公司“是专业从事通信工程建设和系统维护的专业公司，公司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内蒙古、黑龙江、吉林、陕西、河南、湖南、广西等承接过2G和3G信号建设和系统维护工程。
重庆当地通讯业界的消息人士称，沈力还在重庆开设有一家广告公司，以承揽重庆移动的广告投放业务。
上述消息人士此前曾称，“你不要想直接从股东或者法人代表上查到沈力，他不会傻到用自己的名字去开公司。”显然，重庆华宏是一个例外。
不过，工商档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显示，2010年8月10日，沈力将自己在重庆华宏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刘卫，转让价格为500万元。此时，距离沈长富被“双规”只有近2个月。
上述消息人士称，2005年，重庆移动提出，要“以终端控制市场”，当然，要提高效率就必须将这类业务外包出去，外包给谁呢？两家在重庆的通信行业闻所未闻的公司——重庆联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及重庆力鹏科技有限公司。
工商档案显示，重庆联基成立于2003年7月14日，法人代表为陈茂建，系陈茂建与谭平共同发起设立，注册资本200万元，各持50%的股份,2006年11月6日，谭平将股份全部转让给了蒲德超，34天后，蒲德超的身影在股东名单上闪现一下后，就悄然退隐，将股份悉数转让给了一名1976年出生的成都美女濮澍。
2007年11月1日，重庆联基注销。
重庆力鹏于2004年由卢铃、卢英、田睿、贺景云联合发起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2005年2月18日，一位名叫王万春的人接手卢铃、卢英的全部股权，购买价格分别为1元人民币，持股70%。
工商档案显示，王万春1977年出生，大专学历，1996年至2003年在重庆渝州宾馆娱乐部当普通员工，2003年至2005年在重庆力鹏公司任出纳——也就是说，这笔蹊跷的交易中，出纳员王万春仅出资共2元，就成为垄断重庆移动手机供应及销售业务的重庆力鹏公司工商档案上的第一大股东。
2006年12月10日，仅有50万元注册资本金，但仍能一度垄断重庆移动在主城区内的营业厅的重庆力鹏注销。工商档案显示，参与重庆力鹏注销的三个工作人员均与蒲德超旗下企业有关联。
现年56岁的蒲德超则对此表现得异常健忘。他在电话中皆以“不清楚”、“记不得了”、“不知道”回答本报记者的提问。
蒲德超与谁“心连心”
“记不清楚了”几个字，并不能掩饰蒲德超背后的一些事实。工商档案显示，蒲德超及其关联人旗下设立的至少6家公司，是围绕沈长富的裙带公司中，关系最复杂的公司群。
工商档案显示，2001年，蒲德超出资425万元，与另一人成立重庆神州通信有限公司，蒲德超持股85%。2003年，该公司更名为重庆心连心神州通信有限公司。此后该公司的股份曾几经变化，蒲德超曾全额持股，后又降至持股55%。
当地通讯业内消息人士称，此“心连心神州”公司的业务在2007年左右达到巅峰状态，该年度重庆移动近一半的自营销售网点全部外包给“心连心神州”。该人士认为“心连心神州”在整个渠道市场所占的比例，特别是在一个关键指标“用户发展”上在整个渠道上起到的作用实际不超过5%。
但是，重庆移动仍给予了超越一般代理商的优惠政策，凡是“心连心神州”发展的用户，除话费提成外，重庆移动还按每笔业务5元的佣金标准向其提供返费。“且"心连心神州"十分擅长利用这种"深度合作方式"，将高额话费拆分，大量套取重庆移动的佣金。”
另一种套取方式是，一些“心连心神州”营业网点大举输入一些虚假的新增移动手机号，套取佣金。工商档案显示，以“心连心神州”品牌注册的重庆移动渠道店多达102家。这一数据不包括这些店在各个小区，主要商业区设立的临时推广点。
当地通讯业内消息人士称，重庆移动大致有3000多家渠道代理商，但是没有任何一家渠道代理商可与“心连心神州”相提并论。这家注册资本仅有500万元的公司，每年从重庆移动获得的业务佣金，占到重庆移动整个代理渠道佣金的三分之二以上。其原因之一是，“重庆移动的最低收费额度是20元，也就是说按此标准计算，心连心神州的话费提成可以高达25%，而其他代理商的话费提成为1.5%，高出其他代理商近17倍。”
此外，2007年前后，“心连心神州”在重庆主城区所有店面，仅在话费收益一项上每月可实现大致250万元以上的收益（不含其他经营收入）。
对于上述信息，目重庆移动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称，要接受媒体采访，需得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同意。
工商档案显示，2001年8月2日，重庆移动与重庆神州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心连心神州通信有限公司的前身）签署特许经营合同，该合同第一条明确规定，重庆移动将中国移动通信“心连心”服务品牌特许给重庆神州通信公司，“在重庆市行政区内以特许连锁经营模式独家运作。”
该合同确定，特许经营业务范围为中国移动通信的产品及服务，具体包括： “全球通”签约；预存进网业务的代理；神州行储值卡、充值卡的代理；中国移动的IP电话卡销售代理；移动电话开/停机业务代理；申请开通国际长途、国际漫游业务代理；代收移动电话费；多媒体查询、受理账单和投诉业务代理，以及其他经重庆移动许可的中国移动品牌的业务和服务。
此外，该合同还确定重庆神州通信公司还可经营手机及配件业务。
这一特许经营，把重庆移动用户终端的市场及渠道一网打尽，且是“独家运营”。
2010年11月11日，重庆心连心神州通信有限公司注销。此时，正是沈长富2010年10月19日被“双规”后的第21天。
三条“管道”的交叉结合点
沈长富、蒲德超构筑的利益输送线路，并不只有这么简单。
从利润角度看，重庆沃尔德科技有限公司才是重头戏。来自重庆通讯业界的消息人士称，沃尔德因与重庆移动高层关系特殊，其针对重庆移动的“商业机会”令当地所有SP（Service Provider，服务提供商的简称）艳羡不已，也难以望其项背。
上述人士透露，在SP刚开始萌芽的早期，大致是2001年，在一般SP只能每月从重庆移动拿到几千元至上万元SP服务结账的时候，沃尔德每月就能从重庆移动拿到50万～60万元的服务提供费用。
多位当地电信业从业人士称，大致在2007年，沃尔德每年从重庆移动获得的收益高达4000万～5000万元。不过，这一信息未能得到沃尔德公司确认。
沃尔德公司由蒲德超与陈茂建、马子飞等共6人在1998年6月发起设立，蒲德超出资25万元，持股50%。
工商档案显示，沃尔德的股东曾发生多次变更，注册资本金也随之巨幅变化，注册资本金在100万元～1000万元之间多次波动。除蒲德超外，另有两名股东引人注目，分别是2001年9月3日在该公司股东名单中出现的刑德纯，以及一位名叫蒲原的人。
刑德纯，北京市东城区人，1956年生，2001年9月3日出资300万元占沃尔德60%的股份，至2008年3月15日时，刑德纯将自己手里的25%的沃尔德公司股份转让给了蒲原，蒲原的股份上升至75%。此时，另2名股东杨华、马子飞分别持股12.5%。
蒲原，女，重庆市渝中区大坪人，1962年6月17日生，1979年高中毕业后进入永川邮电局当报务员至1985年，此后进入重庆师专学习3年，毕业后进入重庆电话信息台任“电长”（记者注：档案原文如此，不知其意），1993年至1998年任重庆通信信息公司经理。
当地通信业界人士称，沃尔德公司老总与重庆移动高层“关系深厚”，“移动的业务，基本上都是几家公司垄（断）起在做的。”
沃尔德公司网站上的信息称，“1999年由蒲原女士创建沃尔德公司，当年承接重庆市政府金贸工程”。这一表述中创建时间及创建人与工商注册档案不符，但“当年承接重庆市政府金贸工程”应值得采信。
蒲原在蒲德超的重庆心连心神州通信公司中担任董事，一名永川大昌镇的名叫蒲德平的人也是该公司董事。蒲德超生于1954年，蒲德平生于1956年，蒲原生于1962年，三人是否有兄妹关系或其他亲属关系，还无法确定。
刑德纯曾在蒲德超的重庆心连心神州通信公司中持股45%，仅次于蒲德超。刑德纯在重庆开设了重庆群奥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暂未能查证到该公司的其他信息。
相对于蒲德超序列的公司群股东关系的纷繁复杂，沈长富的姐夫汪晓诚的几家公司的股东结构，就简单得多。
2006年12月1日，汪晓诚创办重庆瑞笛恩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5万元，至2008年时注册资本增加至1400万元，股东均为汪晓诚、沈秋华、汪渝3人，持股比例分别为25%、28.57%、46.43%。其中汪晓诚、沈秋华的身份证住址完全一致。
2001年，汪渝的持股比例增加至50%。至2010年6月30日审计时，该公司的总资产为2975万元。
重庆瑞笛恩商贸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有北京瑞笛恩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瑞笛恩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同方合志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英贝狄科技有限公司，至2010年6月30日时的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为1657万元。
重庆瑞笛恩科技有限公司由蒲原与汪渝二人于2001年发起设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蒲原持股80%，汪渝持股20%。这是蒲德超序列的公司群与汪晓诚序列的公司最大的交集，其间，曾在蒲德超旗下公司群中担任要职或法人代表的陈茂建也在重庆瑞笛恩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监事。
瑞笛恩科技公司的企业介绍曾称，该公司主要提供增值服务软件，业务涉及含重庆移动在内的中国移动10个省级公司，且“中国移动市场和数据部领导曾前往视察”。
汪渝曾于1996年8月至1997年7月在爱立信（中国）广州分公司有工作经历，此时汪渝22岁，并于2000年10月至2001年3月在重庆沃尔德科技公司工作。
上述公司群中的主要公司均有当地通信管理局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及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些许可证是否曾获得沈长富的支持或帮助。
重庆移动腐败窝案：“父子兵”吸金受贿3616万
发布时间：2011-10-24 08:57:30
中国移动腐败窝案落马高管
●张春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施万中,中国移动人力资源部原总经理,公司党组成员
●林东华,湖北移动原副总经理
●李向东,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原总经理
●李华,四川移动原总经理
●沈长富,重庆移动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马力,中国移动数据部原副总经理
●叶兵,中国移动原数据部部长、卓望控股原CEO
法制网记者 徐伟 法制网实习生 李春光
5年前,2006年“两会”期间,重庆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沈长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点评了商业贿赂中六大“滋生地”案例,提到要加强监管,整治商业贿赂。
颇具戏剧性的是,5年后的2011年10月10日,沈长富却因涉嫌受贿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检方指控他在任职期间收受贿赂3616万余元。
《法制日报》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作为控方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审查查明,从1990年至2010年,被告人沈长富先后担任重庆市电信局无线分局(后更名为重庆市移动通信局)副局长、局长,重庆市电信局(后更名为重庆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重庆移动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多家公司请托,为他人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取利益。20年里,这个重庆移动前掌门人,涉嫌收受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3616.29万元。
父亲吃回扣捞好处 “权力寻租”大肆吸金
1951年5月出生的沈长富是重庆市垫江县人,18岁就从重庆插队到涪陵永安公社当知青,两年后被抽调至重庆市电信局无线通信分局任机务员。在北京邮电学院深造后,沈长富在重庆电信系统一帆风顺,从电信局收发讯台副主任直升至重庆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在当地电信行业,沈长富可谓是元老级人物,此后十余年执掌着中移动重庆公司。
记者了解到,沈长富还获得过邮电部“有突出贡献专家奖”、“重庆市60年影响经济60企业家”等称号。在2004年,他当选过重庆市第二届政协常委,2005年和2008年分别当选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0年10月19日,已从一把手位置上卸任的沈长富,在北京机场被中纪委带走调查,2010年12月29日被重庆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1年1月12日,沈被执行逮捕。同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因涉嫌违法违纪,沈长富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其实,从检方的指控来看,沈长富早年在重庆市电信局工作时,就开始受贿敛财,开始了人生的“堕落轨迹”。
沈长富最先结识金邦贸易公司、华通国际电讯有限公司总经理薛汉明,两人“商量”成一笔“买卖”:由薛汉明的公司向重庆电信局供应寻呼机,每台给予沈长富回扣5元钱,后又涨到10元。
此后,在将薛汉明设立的981寻呼台所持股份转让给重庆市电信局的过程中,沈长富同样提供了帮助。从1990年到1998年间,沈长富先后多次收受薛汉明的好处费,共计162万余元。
1997年,沈长富担任重庆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认识了香港商人毛节琦。毛节琦是香港长远贸易株式会社总经理。在此前,香港长远贸易株式会社曾与瑞典爱立信总部签订合同,毛节琦担任爱立信总部的高级顾问,负责中国市场。
为尽快占领重庆移动通讯设备市场,毛便向沈长富行贿,折合人民币共计有1747万余元。沈长富在庭审中回忆:“当时他们说将按'国际惯例’给我2%的提点。”
从1997年到1998年,为了规避“风险”,沈长富安排其亲属汪晓诚(另案处理),分别在北京、深圳等地4次收受毛节琦以汇款方式所送的美元。短短两年内,沈长富收受了141万余美元。
2008年1月,沈长富授意毛节琦为其开设港股票账户,并通过毛节琦注入资金的方式,两次收受港币600万元。
2010年3月,沈长富在重庆市渝北区金科大酒店附近亲自收受了毛节琦带来的6万元人民币。一月过后,沈长富又以资金紧张为由,主动向毛节琦索要现金。为此,毛节琦又到沈长富重庆移动办公室内,送去人民币20万元。
另外,在1998年,沈长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香港友邦电讯公司法人代表陈树畅的请托,为该公司转让其在重庆澳斯通讯语声技术有限公司内的股份给重庆市电信局提供了帮助。为此,沈长富安排其朋友蒲德超在广东佛山先后两次收受陈所送人民币180万元。
2011年10月10日,沈长富涉嫌受贿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在看守所羁押300多天后,他是中移动在今年出庭受审的第五个中高层。此前,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中移动原党组成员、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四川移动原董事长、总经理李华已相继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儿子挂名领薪6年 “天价招呼”后赚取1309万
在沈长富受贿敛财过程中,国内某知名通信设备供应商曾通过沈长富之子沈俊成进行“公关活动”。
2003年,沈俊成从海外留学毕业回国。不久,沈长富便将他安排到该通信设备供应商处上班。出于避嫌考虑,几天培训后,沈俊成到该公司的成都办事处任职,并在2004年年初离开,自己创业做生意。
此后,该通信设备供应商却将已事实离职的沈俊成的工作关系转到沈阳代表处,继续为其发放工资、奖金和公司股票分红。从2004年到2010年,沈长富间接收受这些贿赂计有131万余元。当然,在沈的支持下,该公司在重庆移动市场的销售份额也得到较高占有率。
沈家父子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刘卫。刘卫以前是成都电信局的职工,跟沈长富很早就熟识,关系密切。2004年年初,沈俊成离开上述公司的成都代表处后,即与刘卫创办了四川冠达通讯工程有限公司,这也是两人再度合作。此前,两人成立过冠新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资金全部由刘卫出,但沈俊成占有55%股份,价值66万元。
为了能让新设立的四川冠达承揽到重庆移动基站维护的生意,沈长富不止一次在公司董事会里跟下属们打招呼,要求关照四川冠达这家公司,指定四川冠达对万州片区的1000多个基站代理维护工作。
此后几年,沈长富如法炮制。在他“金口玉言”式的招呼下,到2007年,四川冠达在万州片区获得的基站维护数已达2500多个。在2008年和2009年,该公司陆续接手重庆市主城片区白市驿及长寿片区共360多个基站代理维护工作。
从2004年起至2010年案发,四川冠达承揽重庆移动基站的外包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获利自然颇丰。2007年至2009年,沈俊成以占股份分红的名义先后3次分得人民币1309万余元。当刘卫将分红事实告知沈长富后,沈表示认可。
“刘卫如果直接给我拿现金,我不见得一定要收。他把沈俊成拉进来,就是围绕我转一圈,避免我的身份被揭破。”沈长富在庭审中说。
2011年2月19日,沈俊成在云南省丽江市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1年10月11日,沈俊成在他30岁生日这天,站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被告人席上,接受法律的审判。
治理垄断领域腐败亟待建立相应监督机制
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如今身陷职务犯罪的官员不在少数,然而像沈长富这样潜伏20年屡屡受贿的案例却并不多见。
2007年“两会”中,在重庆团分组审议时,代表们就电信等垄断行业的资费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重庆大学教授黄席樾代表认为,“垄断思维仍然没有改变,所采取的一些行动不过是为了巩固垄断地位而做的一种姿态罢了”。
在庭审期间,沈长富自称中移动自上而下都采取项目邀标制,而不是招标制。邀请招标是相对于公开招标而言的特别招标形式。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有5种情况经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
在沈长富看来,邀请谁参与、谁不参与是他的权力。在确定邀标范围后,他还可以通过主持决策层会议,以打招呼的方式让行贿者中标。
在2010年“两会”期间,沈长富提出《关于加强网络规范管理,构建健康网络环境的建议》的议案,被网民直呼雷人,网上知名度非常高。
对于网络预防腐败的问题,沈长富也算有“真知灼见”:他认为不能把反腐希望全部寄托在网民身上,而应该通过制度建设、技术支持,形成有效的预防腐败的机制。
但是,这种“真知灼见”现在看来并没有对沈长富自己发挥作用。20年来,沈长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上演了“台上大讲反腐倡廉,台下大搞贪污受贿”的荒诞故事。
法制网重庆10月23日电
■沉思录
腐败的一个特点,是常常和垄断性的暴利行业联系在一起。监管没有跟上发展,导致移动高层人士一个接一个倒在贪污受贿的问题上。
“重大交易事项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加强企业重大交易事项民主决策的制度建设。”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吴太轩认为,垄断企业高管的权力范围应清晰明确,其权力行使应有严格的程序,企业的内部监督不能是空架子。她还建议修改刑法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提高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增加资格刑。
此外,国企反腐的终极目标应该不仅是惩治腐败分子,更应该是督促一路高歌猛进的大国企们,调整方向,修补规则。挽救人,挽救企业,也是促进这个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和生机。
行贿、受贿，狱中相会——李嘉廷父子受贿案
李嘉廷，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在担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伙同其子李勃或单独收受人民币1038万元、港币649万元、美元9.1万元、日元20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810万元。
2003年5月，李嘉廷因受贿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3年9月，其子李勃因受贿罪被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贪官的末日
王先金
李嘉廷父子合谋受贿
利用其父担任云南省常务副省长、省长、省委副书记职务上的便利，伙同其父以做生意为由，大肆收受他人财物计1810万余元人民币——北京高院作出终审裁定：李嘉廷被判死缓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6月20日对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受贿一案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嘉廷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一审判决。
1994年初至2000年7月，被告人李嘉廷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其子李勃（另案处理）收受他人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810万余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李嘉廷的犯罪事实以及在归案后有立功表现、赃款已全部追缴的情节，于2003年5月9日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李嘉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嘉廷不服，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裁定驳回李嘉廷上诉，维持原判。
新闻提示：这是建国以来全国省级领导干部父子合谋受贿金额最大的案件。据查，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的儿子李勃（曾化名李博，男，1973年生，大学文化，云南石屏人，2001年9月26日因涉嫌受贿被云南省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同日被刑拘，同年10月10日被云南省检察院批准逮捕）利用其父担任云南省常务副省长、省委副书记职务上的便利，伙同其父李嘉廷以做生意为由，大肆收受他人财物计人民币1800多万元。就在李嘉廷2003年6月20日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终审判决的第5天后，李嘉廷的“敛财衙内”李勃被云南检察机关以犯受贿罪提起公诉。这是李氏父子同演的一幕人生悲剧。
一个本来读书时积极要求进步且在大学时就入党的中规中矩的青年学生，为什么在毕业后短短几年就沦为贪婪的囚犯，透过检察机关侦查审查此案厚厚的卷宗，人们不难发现，这就是畸形的“父爱”结下的苦果。
未花分文赴港定居
这些年，某些大官傍大款送子女留学境（国）外成时尚，李嘉廷当上副省长后，要职有职，要权有权，可谓权高位重，到哪里都有人前呼后拥，过年过节，家里和办公室几乎被人“踏破了门槛”，上门送礼的，求他办事的，请他帮忙的，这些他都司空见惯了。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找人办儿子的事。
1994年，当他的二儿子尚未大学毕业时，李嘉廷就开始为就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二儿子的“将来”谋划上了，他正在搜寻和他交往中的“朋友”，看谁能担当此任。很快，一个香港老板在他搜寻的记忆中定格，他就是香港某有限公司精明、年轻、能干的董事长杨某。此人1958年生，1979年参加工作曾是广东电白县一个乡供销社的职工，因单位效益太差，1985年辞职下海，靠脑瓜子灵活赚了一笔，发了，1989年移居汤加王国，90年代初又到繁荣的香港定居，成立香港某有限公司，来往于内地和香港之间做烟草、化工等生意，据说有亿元资产。此人出手大方，李嘉廷对他的评价是“此人不是云南人，精明能干，会办事、靠得住。”数次送钱送礼之后，李嘉廷对此人好感倍增，感觉是个理想的牵线搭桥人。李省长既想通过杨老板发财，也想通过杨老板帮办理儿子出国之事。在一次见面后，他特意和杨老板讲，今后有事可直接与他联系，不必通过秘书，并留了电话给对方。听到省长大人这么讲，杨老板受宠若惊，这也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通过秘书见领导，一是费神费时，二是费钱破财。此前几次去李省长府上，尽管他没给省长带什么贵重礼物，但却交了数万“买路钱”给了那位秘书。
1995年春节，杨老板按约提了厚礼到李嘉廷府上拜年。在客厅内聊了没几分钟，一直操心儿子出国的李嘉廷抓住时机主动提出儿子的事。他“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对杨老板说：“我儿子快大学毕业了，想让他出国留学，可又没有办法”。大省长虽欲言又止，但大老板还是听懂了大省长的意思。生意场上不失意的杨老板，在社交场上也是老手，只有初中文化的他虽然没学过什么心理学，但他对心理学，特别是对“官场心理学”的运用称得上融会贯通，炉火纯青。他从李嘉廷试探性的闪烁其辞中立即意识到：省长大人要他帮这个忙。大官授意，大款会意，尽管对办学生出国留学他当时心里也没底，但他却果断地答应了：“我来想办法办理”。用杨老板被逮捕审查后向检察官供述时讲的“这是堂堂大省长，多少人想给他'擦皮鞋’（指拍马屁）都找不着门，自己碰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便给了50元万人民币。李嘉廷一个电话把正在哈尔滨念书的李勃叫到广东办证。通过广东省茂名市一个领导找到茂名公安局，以杨老板外甥名义给李嘉廷儿子李勃办了个赴香港的通行证（在这之前，杨老板还花了5000元在杨的老家广东电白县为李勃购买了一个假户口，以此假户口办的赴港通行证），而且这50万元是杨老板交给李嘉廷儿子李勃由他自己亲手交公安局的。为遮人耳目，李勃特地将名字改成“李博”。杨老板虽然为李嘉廷儿子办理赴港手续“出了大血”，但他感到很高兴，很值得，对他来说这是必要的“感情投资”。用杨老板的话讲“因为我有机会为当省长的高官办成了一件大事，以后，我和李嘉廷的关系就不一般了。”
赴港手续办成后，杨老板又在香港花了近百万元港币为李勃办理到美国留学的手续，李勃感到格外高兴，一分钱没花就办成了需要花几十万上百万元才能办的大事，没想到当副省长的老爸竟有如此广阔的权力空间，他开始从现实中看到权钱结合的效力。作为老子的李嘉廷也感到十分满意，一条幸福阳光大道似乎正向他宝贝儿子展开。殊不知，这正是李嘉廷促使爱子走上人生邪路的第一步。这正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几笔“生意”赚了千万
人们都说，大多贪官收受贿赂走的是“夫人路线”，而李嘉廷更多的是走“公子路线”，因为李嘉廷太爱儿子，儿子也有能耐。由于李嘉廷儿子李勃在香港居住时间太短等原因，尽管杨老板花了100万港币，李勃赴美国留学手续还是没办成。儿子赴美留学泡汤了，李嘉廷又萌生新想法，让李勃跟着杨老板做生意。为了防止暴露，影响李嘉廷这个副省长的形象和升迁，李嘉廷特别提醒杨老板，千万不要带李勃随他来云南做生意，并且李嘉廷还明确告诉杨老板，生意上有什么事，他都会全力支持帮助和提供方便，同时不止一次告诉杨老板，他做生意赚的钱分一部分给李勃。对李嘉廷的话，多年闯荡江湖的杨老板心领神会。
杨老板在归案后向反贪局办案人员供述：“我认为实际是李嘉廷个人想捞钱，但他在云南是省长，不方便出面捞钱，也不方便让李勃在云南做买卖，所以想通过我在云南出头露面做生意，李嘉廷又以省政府领导身份帮我解决生意上的难题，为我提供方便，然后把赚的钱分一部分给他，但又不直接给他，所以，我每次找李嘉廷办事的时候他都十分爽快，因为帮我也是帮他自己。”李嘉廷儿子李勃在看守所向检察官的供述几乎和杨老板所述一模一样。李勃在北京某部队看守所向办案检察官实话实说：“我父亲让我跟杨老板做生意，实际上就是我父亲帮他办生意上的事，让我来收钱罢了。我在生意上没有帮杨老板做过什么，这一点我父亲很清楚。”李嘉廷在检察机关调查和法庭审理时，都不止一次地供述：“杨老板送我儿子的钱实际上就是送给我的钱。我儿子刚出校门，也没什么本事，啥也不懂，不可能做生意，人家是看在我的面子给儿子的钱。”早在李公子1996年赴港不久，李嘉廷就几次吩咐杨老板“要在生活上、物质上多关照李勃”。按杨老板的理解“关照”就是送钱，没有别的。很显然，李嘉廷安排其子在香港大老板杨某身边，可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一则安排了儿子做了个捞钱的美差，二则在香港老板身边为李嘉廷放置了一个为他收钱的“钱袋子”和“钱盘子”。
李勃在他当副省长、省长父亲的“关爱”下，直至案发前，实际上只跟两个人做了几笔大买卖，或者说收了两个人通过其父做生意送来的“好处费”，一个是香港某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某，另一个就是云南俊发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李俊。
李嘉廷之子法庭上认罪 省长公子如何走上不归路
28日上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李勃受贿案，检察机关指控李勃伙同其父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另案处理，已被终审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1685万余元。在法庭上李勃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示悔恨，请求法庭给予从轻处罚，法院将择日作出判决。堂堂省长公子是怎样走上不归路的呢？
大学路--聪明又好学，深得父母心
现年30岁的李勃，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嘉廷和母亲王骁都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李嘉廷历任黑龙江省工交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省经委办公室副主任、经委副主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省长助理，云南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从贫困山区农家子弟到“封疆大吏”的阅历，使他对子女的评价标准着重关注学习成绩。
李勃自幼聪明好学,努力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其兄李群学习不努力，成绩不如意，所以，李勃深得父母器重，而李群不被父母看重。兄弟俩高中毕业后，李群没有考取大学就参加工作，而李勃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而且学的又是当时最热门的国际贸易专业。这样一来，李嘉廷夫妇对李群“彻底失望”，而对李勃抱有“很高希望”。
父母对子女的区别对待，使李勃在成长的道路上得到了太多的关爱，自幼养成了狂妄自大、骄横跋扈、好高骛远的习性。
出国路--留学不花钱，自有买单人
李勃的命运转折发生在1995年。这一年，他22岁，面临步入社会。一家人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让其先出国留学，以光宗耀祖，再回国赚钱，成为人上人。春节期间，李嘉廷、李勃父子“慧眼识才”，选中了两个能帮助李勃实现人生理想的大款——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和昆明俊发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俊。
杨荣把李勃的身份变成自己的小舅子，给李勃办了个去香港定居的单程证。8月份李勃一到香港，杨荣就立马送上20万元港币“生活费”，紧接着又到银行为其存款80万港币。李勃到香港后不久，急着去办赴美国留学的手续，但因其在港定居时间太短，被拒绝签证。
留学的计划受阻，并不影响李勃出国。某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某及其子李俊向李嘉廷提议，“让李勃做翻译，与我们家一起到美国去购买机器，顺便了解一下留学的事。”
“我到美国后，原准备在那里留学，但过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远离父母，人生地不熟，一个人很孤独，”李勃回忆说，“我和李俊在美国呆了一个多月，就回来了。父亲跟我讲，你去美国的事情，李俊家的人在外面乱讲，给我和家里带来了很坏的影响，你以后少跟他们往来。”
生意经--赚钱有捷径，老爸最关键
不想出国留学，总不能靠别人养活，李勃开始思考自己的“钱途”。从1996年初到2000年初，他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或当面商谈，或打电话商量，与父亲达成共识：他与大款杨荣、李俊合伙“做生意”，让他们各自找项目，出资金，自己不参加经营，不公开露面，“遥控”父亲为他们协调关系，谋取利益，赚了钱利益均沾，各分一半。
1996年，李嘉廷通过协调关系，为杨荣落实了1万大箱出口卷烟的计划指标和品种搭配问题，使杨荣获利1000万元。因其与李嘉廷有约在先，加之李勃多次催促，杨荣于1997年1月，送给李勃500万港币。
1997年下半年，李勃回到昆明，找李俊商量“做生意”，当李俊打听到螺蛳湾市场改造项目有钱可赚，但竞争激烈时，李勃通过李嘉廷打招呼，使李俊父子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该项目完工后，李俊父子赚了1500多万元，李俊送给李勃500万元。
李勃每一次与杨荣、李俊“分钱获利”之后，都要把情况向父亲如实秉报。李嘉廷听后总忘不了吩咐李勃：“杨荣、李俊给的钱，不是给你个人的，他们是感谢我的帮忙而给的,这是一笔不小的家庭财产,来之不易,你不得用于投资和炒股，要把它存入银行保管好。”
敛财经--公然索贿赂，开口训斥人
初涉“商海”，屡试屡爽，李勃在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中，“既轻松又愉快，还有大钱可赚”。在李嘉廷的钟爱和放纵之下，他对金钱的欲望进一步膨胀，发展到公然索贿的疯狂程度。
他与杨荣、李俊初次合作，“赚钱”1000多万元后，仍然认为“他们不友好，给的钱太少”。
1997年5月，他以炒股票为名，向杨荣要钱，杨荣从其妹夫处转款170万元人民币，把问题摆平。过了一段时间，李勃又要杨荣出钱，与他一起炒股票。杨荣瞒着妻子，东拼西揍500万元人民币。事后，杨荣的妻子逼着杨荣找李勃追回此款。而李勃却以炒股票亏损为由，截留了其中的150万元人民币。他还将杨荣借给其在深圳使用的一辆奔驰320型轿车出售，获利40万元。
1998年李俊一笔“生意”送了李勃500万元后，李勃还嫌不够，又以炒股为由，向李俊借款450万元。1998年下半年，李勃从李俊口中得知官渡区要开发世博园配套项目园林住宅小区工程，但700亩用地指标省里没批，就急忙找到父亲，说明这是一个不可错失的“商机”。经李嘉廷批示，用地指标很快落实。
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李勃并不过问怎么开发地，而是关心能赚多少钱。他跑到李俊的办公室，告诉李俊：“批地的事，我家领导是冒着风险的，我要占50%的股份。”
“现在八字都没有一撇，地的位置还没有确定下来，谈利润分成不是时候。”李俊回答说。
“我不管，反正该为你办的事，我办了，你该给的钱，一分也不能少。我向你借的450万元，炒股亏了，钱还不上，就算开发'园林小区’预先分给我的利润吧！”就这样，李勃轻而易举地“获利”450万元。
“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这是李勃的一句“名言”。
当庭悔恨
昨日，庭审的最后阶段，李勃向法庭作了他的最后陈述：“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反省，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我给家庭、国家、社会都造成了危害，现在我非常的悔恨，已经把手中所有的赃款都交给了检察机关，希望审判机关能宽大处理我，让我早日回归社会，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开创自己的未来，走一条积极、健康的人生之路”。
关系篇--灵魂变钱袋，亲情也出卖
李勃大学毕业后，长期住在深圳，回家的次数有限。他每次和父母团聚，开口就是谈钱；他每次离家远行，父母送给他的礼物也是钱。据悉，自1996年至1998年的3年间，李嘉廷夫妻共给过他300多万元人民币、20万元港币、15万美元。加之其利用父亲的职权收受杨荣的贿赂420万元人民币、640万元港币和收受李俊的贿赂950万元人民币，他手里掌管的钱财高达2400多万元人民币。李嘉廷夫妻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收入”，都集中到李勃手里。
如此之多的“家庭财产”掌管在李勃手里，李嘉廷夫妻开始顾虑，“怕他乱花和用于炒股”。为了限制李勃，李嘉廷安排妻子专程到香港，以母子俩的名义，开设联名账户，存放“家庭财产”。可李勃不愿意让父母控制自己的财源，捆住自己的手脚，因此，在开设联名账户时，选择了没有制约作用的种类，蒙骗父母。另外，李勃把杨荣和李俊所送的贿赂多数用于炒股，而仅将少部分贿赂及父母送给的现金存入联名账户。
上千万元的资金先后投入股市，李勃没有驾驭能力，他以高薪请来大学时的同学当操盘手，自己做起“甩手老板”。后来，因为股市下跌，造成巨额损失。可他的父母直到案发仍蒙在鼓里，认为他是一个“乖孩子”。
醒悟篇--背后没老爹，分钱也难赚
背靠父亲这棵大树，躲在背后收钱，几年下来“赚钱”千万，既轻松又愉快，但没有真正学到“生意经”。他开始寻思着名正言顺地“干一番事业，做一个老板”。李嘉廷不止一次地找李勃谈心，“你不要整天想着钱，学一点真本事，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李勃也似乎“懂事了许多”，每次都向父亲表态：“我要放弃贪图享乐，崇尚金钱的想法，自己开公司，做生意，凭自己的本事和能力吃饭。”
1998年，李勃得知某大型企业在香港收购的公司股票要上市，就敏感地以其“市场经济头脑”，意识到“其中必有大钱可赚”，因而携巨款“杀”入，准备大赚一笔。可人算不如天算，他所购买的股票，不仅不涨，反而猛跌。他一下“海”就被“海水”狠狠地呛了一口。
1999年，李勃与同学合作，先后投资200多万元，在昆明开办贸易公司，做自己的生意。尽管他涉足了许多行业，在云南商界呼风唤雨，但因为没有身为省长的老爸在背后支撑，李勃很快迷失方向，“什么钱也没有赚到”。
“在跌宕起伏的商海中，自己什么也不会。”李勃开始正确估价自己，发现离开父亲的关照，自己在茫茫人海中其实已经寸步难行。 (据生活新报报道)
巨贪省长李嘉廷系列案：儿子判刑15年 情妇4年
2003-09-06 滇池晨报 柏立诚、袁红梅
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滇池晨报张浩林摄）
李嘉廷的儿子李勃
南方网讯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5日)下午对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的儿子李勃、情妇徐福英等系列案作出一审判决，李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徐福英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余被告也分别受到法律惩处。
据《滇池晨报》报道，昨天中午，关注李嘉廷系列案的广大市民及新闻媒体的记者便提前来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午2时整，负责审理李勃案件的合议庭成员准时到庭，随着审判长手中的法槌敲响，李勃被法警押进宣判法庭，接着，审判长开始宣读判决书。随后，审判长一一宣读其他被告人的判决书。
“巨贪省长”李嘉廷系列案各涉案人分别被作出如下一审判决——
李勃：判刑15年
犯罪事实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李勃伙同其父李嘉廷，利用李嘉廷的职务便利，接受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请托，为其出口香烟以及与云南省石油公司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由李勃出面三次非法收受杨荣给予的港币560万元。
被告人李勃与其父李嘉廷共谋利用李嘉廷的职务之便，接受云南俊发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俊请托，为其谋利，由李勃出面收取财物。李嘉廷先后在开发昆明螺蛳湾市场改造项目和世博园林住宅小区项目上为李俊提供帮助，伙同李勃非法收受李俊给予的人民币950万元。
被告人李勃伙同其父李嘉廷共同收受贿赂款人民币950万元，港币560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5502080.00元，上述赃款案发后已追缴。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李勃犯有受贿罪的指控，指控罪名成立，但部分事实不应以受贿罪认定。李勃的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予以部分采纳。李勃伙同李嘉廷，利用其父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李勃向请托人收受巨额贿赂行为构成受贿罪。法院遂以李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已追缴的赃款上缴国库。
徐福英：判刑4年
犯罪事实
经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1月26日，被告人徐福英的情人，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李嘉廷违反规定让云南省财政厅从省际横向联合基金中贷款300万元给宜良县财政局，并授意时任宜良县县长的柴春智将该笔贷款借给被告人徐福英使用。1996年2月宜良县财政局将该笔300万元资金借给了徐福英的海王号娱乐公司。
1996年3月，被告人徐福英又让柴春智以宜良县烟草公司需要“扩大烤烟面积，提高烤烟质量”的名义，拟写了向云南省烟草公司借款的虚假报告并实际借到300万元的贷款。柴春智决定将此款转到县政府财务上，并以阳宗海旅游开发总公司的名义从中分两次借给徐福英的海王号娱乐有限公司250万元。
为了感谢柴春智在借款方面的关照，徐福英于1996年至2001年间分8次送给柴春智3.4万元人民币。
2002年2月1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被告人徐福英的财产——丽人园餐厅和“海王号”作价4621269.20元折抵给宜良县财政局。被告人徐福英现尚欠宜良县财政局878730.80元。
1996年，被告人徐福英在李嘉廷的帮助下，与他人合伙承揽了昆明百货大楼装修工程的部分工程。1997年春节，被告人徐福英送了5万元人民币给李嘉廷的妻子王骁。
法院判决
法院根据被告人徐福英的具体犯罪事实、情节、危害后果以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以被告人徐福英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李镇桂：判刑4年
犯罪事实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镇桂于1995年经胡启鹏介绍认识了原云南省副省长李嘉廷。1996年至2000年期间，被告人李镇桂在李嘉廷要求下，先后借给徐福英人民币1350万元。1997年上半年，被告人李镇桂为了在柬埔寨办烟厂和做烟草生意得到李嘉廷的帮助，在听说李嘉廷要出国时到李嘉廷家送给李嘉廷10000美元。1999年，李嘉廷在得知徐福英不能归还李镇桂的借款后，为了帮徐福英了结与被告人李镇桂的借款，即指使原云南省烟叶公司经理胡启鹏在生意上照顾被告人李镇桂。胡启鹏即根据李嘉廷的授意，利用云南省烟叶公司销售积压烟叶的机会，帮助李镇桂联系促销了烟叶105000担，并利用职务便利为李镇桂提高烟叶促销费，使被告人李镇桂在促销烟叶的过程中，获取不正当利益3150万元。2000年6月，被告人李镇桂在听说李嘉廷要出国后，又再次到李嘉廷家送给李嘉廷1000美元。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镇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构成行贿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对于被告人李镇桂在本案中通过行贿行为所获取的不正当利益，法院依法予以追缴。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李镇桂犯行贿罪的指控成立，法院予以支持。据此，法院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被告人李镇桂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对被告人李镇桂获取的不正当经济利益予以追缴。
李忠平：判刑1年，缓刑1年
犯罪事实 经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时任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副行长的李忠平为了能担任行长一职，找到当时云南省人民政府负责联系工商银行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李嘉廷，请李嘉廷支持其当行长。李嘉廷答应支持其当行长。后云南省委组织部征求李忠平任职意见时，李嘉廷表示同意李忠平任行长。1996年12月，李忠平被任命为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之后，李忠平为了感谢李嘉廷而多次向其行贿。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忠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党政领导干部行贿，其行为构成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忠平行贿犯罪事实清楚，指控罪名成立。同时李忠平在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据此，法院以李忠平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编辑 赵建中）
李嘉廷，男，1944年4月生，彝族，云南石屏人，1968年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1998年1月起任云南省省长。因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1810万元，2003年5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曾利用职权为有夫之妇徐福英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
徐福英，1962年1月生，小学四年级文化，祖籍江西丰城县人，捕前为昆明市丽人园餐厅、宜良县“海王号”娱乐有限公司经理。
以下是徐福英的自述。
游船上相遇
1995年10月2日，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李嘉廷偕夫人，在省里某厅领导陪同下到昆明市宜良县阳宗海风景区游玩。他们上了我的“海王号”游船，这是当时云南省最大的一条游船。我对李嘉廷第一印象不太好，因为他的长相实在不怎么样。
我们礼节性地聊了一会。出乎我的意料，李嘉廷向我要电话号码，还说：“小徐，你有什么事就到我的家里找我。”吃完饭后，我陪他们去歌舞厅娱乐。我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在交际上却很有优势。我的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李嘉廷邀我跳舞，在跳舞过程中，他又认真而热情地说：“小徐，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恰巧在那个时候，我经营了多年的“丽人园”餐厅想进一步扩大规模，我看上了当时在昆明很红火的餐饮店“吉鑫园”对面的一块空地。我就说：“你认识某部门的主任吗？我想买那里的一块空地。”李嘉廷说：“认识的，叫某某某，我帮你找他看看怎么办。”
第一次约会
约两三天后，李嘉廷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你现在来我家里，好吗？你托我找的人，我今天介绍给你认识。”我故意对他说：“省委不是我去的地方。”他说那我们换个地方，你来某某馆找我，我们一起打网球。
我到某某馆时，李嘉廷正在和别人打网球。之后介绍认识了我要找的某部门主任，让我同他们一起去吃饭。在饭桌前他主动让我坐到他旁边，我不想喝的酒他会主动帮我喝。饭后，李嘉廷主动送我回家。
情人大聚会
第二天，李嘉廷又打电话来约我去打网球和跳舞。到了约定的地方，李嘉廷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昆明名流，有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吴某某、有人和集团的总裁等人。
大家就座准备进餐时，吴某某的情人正要坐在李嘉廷身旁的一个空位边上，李嘉廷微笑着说：“这是小徐的座位。”从那时候开始，我感到李嘉廷对我情有独钟。随着我们的约会增多，就变成人们常说的情人关系。
随着他们约会的增多，两人建立起情人关系。第一次是在李嘉廷的家里，趁着他老婆出差在外，李嘉廷把徐福英叫去，徐福英开始投怀送抱。 据徐福英交待，她对李嘉廷“情不自禁”是从“一种感激之情”开始的。
三百万元解燃眉之急
1994年我即投资“海王号”游船，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我向黑道人物侯连喜借高利贷300万元。游船开业后，侯连喜多次催促我还本付息。我找到宜良县原领导柴某某帮忙，柴表态县财政的钱不能随便借给私人，但可以帮助办理有关手续。我和李嘉廷说起借款的事，还安排李嘉廷与柴见了面。之后，李嘉廷批示云南省财政厅从省际横向联合基金中借贷300万元给宜良县财政局。柴让人以宜良县复合肥厂的名义编造了虚假的借款报告，并按照李嘉廷的授意，于1996年1月批示县财政局将300万元国家资金借给了我的公司，立刻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将我救出看守所 李嘉廷受审
在认识李嘉廷之前，我一直周旋于当时在昆明市出名的侯连喜和杨某某两个“黑老大”之间。与李嘉廷交往不久后，我便疏远了他们。谁知他们两人竟然相互猜疑，1996年初，双方各带人马大打出手，造成了两人一死一伤。因为此事，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地查出了我向“黑老大”借高利贷的事，我因此进了看守所。只有李嘉廷才能救我了，我托人找了他，他给有关人员打了招呼。我被关了9天就恢复了自由。我在家休息调养了一个星期，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去给正在京学习的李嘉廷送情送义。
李嘉廷获取权力之道
原哈尔滨市长宫本炎总结说，李嘉廷升得这么快，主要是能够吃透上头下头，人际关系好和组织协调能力强，“在哈尔滨他是常务副市长，常务副市长的作用是综合性的，管的面也比较大，一方面要面对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和纪检、监察，另一方面要面对省委省政府，组织协调能力很重要，这是他的强项”。而李嘉廷的律师韩嘉毅说:“李嘉廷的堕落，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父亲，然后才是一个省长。”
火箭式升迁干部
1982年，李嘉廷在38岁时引起了当时黑龙江省领导的注意。其实李嘉廷命运的转折点是在此前一年，他因为“文字水平不错，政治觉悟也不错”而从建成厂上调到了黑龙江省经贸委的前身、黑龙江省经委。
李嘉廷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建成厂，这是一所军工厂。知情者回忆说，李嘉廷在大学学的是电机、机械一类专业，起先在厂里任技术员，因为有文字水平而到办公室当小干部，1982年在省经委提了副处级，分配在调研处。
关注他的宫本炎接受采访时说:“我那时是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兼省经委主任和政治部主任，李嘉廷刚来经委时因我们级别相差悬殊，我并不知道他。我发现这个人，先是看到他打上来的调研报告，他的文字不错，活动能力比较强，就在他来省经委的第二年提拔他做了省经委办公室主任，是正处级。”
黑龙江省一些省领导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认为，李嘉廷的提拔速度“相当快，在省里也是很少见的”。1984年李嘉廷已是省经委副主任，副厅级，人们由此评价说，李嘉廷是“四年四步——第四年李嘉廷已调到哈尔滨做常务副市长，正厅级”。
一直看好李嘉廷的宫本炎总结说，“李嘉廷升得这么快，主要是工作上比较扎实，搞调研搞得比较实。他做的主要是一些综合性工作，本身学机械，又在机关工作过，这样既可以吃透上头下头，而且他的人际关系不错，人缘比较好。”
李嘉廷的升官势头在80年代后期放缓，在升任哈尔滨市市长一职时受到挫折。原黑龙江省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李根深在事情过了十多年后回忆说:“我把李嘉廷当市长的事情压了一段时间，也在某种程度上得罪了他。”
李根深1985年3月底出任哈尔滨市市委书记，与宫本炎搭班子，李根深说，“我们到任后，调整了一大批干部，原来的主干道是农村干部，我下决心从大学、大厂和大研究所里调来一些人才。哈尔滨那时重要的是一些国营工业，所以宫本炎有把李嘉廷调到市里的意思。李嘉廷的调动属平调，只在位置上知名度更大一些。”
李根深说在李嘉廷接替宫本炎出任哈尔滨市市长一事上，他一直很犹豫。“按一般规律，李嘉廷接任应该比较顺，但我内心却有某种程度的不放心，现在你让我拿很多根据我也没有。当时李嘉廷没有任何告状信，这是本能的一种直觉，我觉得李嘉廷在用人、处理问题等一些方面原则性不够强。”因这一插曲，李嘉廷升任哈尔滨市市长的时间表排到了1991年前后。
李嘉廷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云南省官员名单中是1992年11月，他被选为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在离开云南20多年后又重返故里。返乡对李嘉廷意义重大，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说，李嘉廷在1994年上半年至2000年7月担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10人谋取利益，先后30次伙同其子李勃或单独收受他人财物。
如愿当上哈尔滨一市之长后，李嘉廷当时对自己仕途如何打算没人知晓，不过到云南为官也出乎他的意料。李根深说，“当时省里没有换掉李嘉廷的意思”。有人猜测说这个意见来自云南省。宫本炎说:“李嘉廷当时去云南是中组部来考核的，认为他到云南比较合适，当时的情况是，调出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提升。”
李嘉廷到云南后受到重用。云南省政府一位官员回忆说，1993年5月开云南八届人代会时，李嘉廷被选为副省长，当时李的职责是负责经贸协调和工交生产，分管经贸委、体改委、工交经济厅局;工交经济厅下面包括机械、化工、轻纺、交通、煤炭、冶金、建材、医药、电子等厅局、专业公司和国防科工办;此外，李还负责劳动厅、商业贸易厅、物价局、审计局等方面工作。那时每位省领导在分管工作的基础上要着重抓一二个产业或方面的工作，李嘉廷的角色是抓有色金属、磷化工、橡胶等新的支柱产业培植。到1995年9月，李嘉廷开始负责协助省长负责省政府常务工作，此前的8月27日，李嘉廷在省委六届一次全会上当选省委副书记。
在宫本炎看来，李嘉廷的最大优势是他的组织协调能力，“比如他到云南省做副省长，当时我推荐时也认为他做常务副省长比较合适。在哈尔滨他是常务副市长，常务副市长的作用是综合性的，管的面也比较大，一方面要面对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和纪检、监察，另一方面要面对省委、省政府，组织协调能力很重要，这是他的强项”。
1998年1月，李嘉廷在云南省九届人代会上被选举为云南省省长，从这时起李嘉廷成为真正的“封疆大吏”。以烟草为例，云南省一位官员告诉记者，云南全省财政收入的70%左右来自“两烟”，在第八届云南省政府任期的5年内，“两烟”累计实现税利1580亿元，占全国烟草行业实现税利总额的46.8%。
1999年昆明世博会让李嘉廷的领导才能在更大范围得到首肯。云南园艺博览局负责人介绍说，1996年9月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在第48届年会上一致通过在云南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后， 99昆明世博会组委会成立，李嘉廷任组委会副主任。有传言说，距世博会召开只剩三个月时，还有园子和许多路没修好，李嘉廷就能突击三个月全部完成。
在李嘉廷筹备世博会期间，李根深说到云南看过他一次，“当时云南省的一些中层干部对他反映都不错，说他把昆明的建设提早了好几年”。李根深补充说，因为这些评价都是他们在私下里聊天的话题，所以不是应付场面的套话。
但世博会的光环没闪烁多久，2001年9月26日李嘉廷涉嫌受贿犯罪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10月10日被逮捕。
进入2001年6月以来，素有“烟草王国”之称的云南省有点尴尬，虽然正是盛夏，但已有些多事之秋的味道。6月1日，国内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报道着这样一件事情：李嘉廷辞去云南省省长职务。没有另外说任何理由、任何原因。而就在几天前，人们还在电视、报纸上看见“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在昆明饭店会见缅甸农业与灌溉部长钮丁少将一行”、“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在昆明震庄宾馆会见泰国警察总署总司令蓬萨·堵隆卡威奔上将一行”等等。
同时公布的另外一个中央决定是：徐荣凯任云南省代理省长。
一个熟悉的人走了，另一个陌生的人来了，位置是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省长，它可以影响到4000多万云南人的生活，自然格外引人关注。云南省尽管还穷，但是其价值不菲，它盛产的烟草每年可以带来300亿元左右的财政收入，于是在各省中它上缴给国家财政的数目总是名列前茅。
故事和传说
“他那时候才20岁，通过艰苦、勤奋的学习考上了清华大学，从云南省石屏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到了北京，实在不容易，要知道他还是个彝族的孩子”。许多李嘉廷的石屏老乡和同学一直都这样回忆和描述他。言语中充满了自豪和骄傲。
1998年1月起，李嘉廷正式成为了云南省长后，关于他的一言一行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于是关于他的种种故事和传说就不断在人们的谈话中出现。由于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李嘉廷更是大出了风头，作为一个省长，他发挥得非常好。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未来”是，他的下一步将会是什么呢？
李嘉廷的一名老同学回忆说：“他刚从哈尔滨调到云南来任副省长时，经常和一些老朋友、老同学联系、交往，问寒问暖，大家都觉得十分亲切，十分友好。但是从他当上省长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包括老同学们想见见他也不可能了，因为他的电话号码总在变，他也没有再找过我们。”
而另外的情况是，在昆明消费最为昂贵的“海鲜街”上，李嘉廷总是频频出现在最豪华的包间里，和社会上各种各样“有脸面的人物”来往。一个在昆明稍有名气的老板在一次酒后说：“我用脑袋担保李嘉廷早晚要有事，他经常来'海鲜街’吃饭，包括宴请他的私人朋友，都是由老板们买单，那些老板是什么人，为什么愿意这样做我最清楚，他们从来不会白花一分钱的。”
之后，云南省某些银行会被“做工作”，发出各种各样的贷款给各种各样的工程和老板，理由是因为“李省长很关心”。
在表面上，普通人不可能知道李嘉廷每天在做些什么，人们只能经常在电视上看见他，很忙很忙地视察，不断不断地开会。
当然，自从李嘉廷来到云南以后，许多云南商人也不断开始“遇到”一个讲普通话的“同行”，他不断开始涉足汽车、房地产等行业，后来大家清楚了，他是李省长的儿子。
在2000年昆明市一次政法在职干部的培训课上，一位来自北京的教授对学生们说：“你们云南省的李公子真不得了，党中央在指挥全国的打击走私行动时，他竟然还从广东走私汽车来云南，幸亏他有个好爸爸……”教授没有把事情讲得更具体，学生们也没有敢追问，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
1999年，耗资数亿的昆明市第一高楼“佳华酒店广场”建成后，贷款方银行方面的工作人员就不断透露消息说，“佳华”的香港股东基本上没有投入什么钱，一切都来自昆明的银行贷款，而从中斡旋贷款事务的就是李嘉廷本人，银行自然不能违抗。随后，李嘉廷就经常去“佳华”，有时是去开会，有时好像不是开会。
“佳华酒店广场”建成后，经营上很不景气，后来著名的烟草集团“云南××集团”突然花了数亿元巨资将其附楼买了下来，改造成为“××大厦”，令常人吃惊。因为历来以财大气粗闻名的“××集团”在昆明要买任何楼都不是问题，而这座“××大厦”的大门竟然开在一条非常偏僻的小街上，实在不像大集团的作风。当然，秘密最后由“××集团”的人戳穿了：“是李省长的意思。”
李嘉廷“出事”后，昆明市一名每天辛苦开车的出租汽车司机说：“现在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只要有领导被抓了，我们都高兴，因为都不会错抓。”
是非和功过
李嘉廷调来云南后，也曾经为云南省做过许多工作，他特别注重云南的交通建设，对于一些不能保证质量的建设工程(例如“通车18天断毁的昆禄公路”)公开批评、严厉追究，所以现在偏僻多山的云南有了许多高等级公路，成为全国民用机场最多的省份，成为全国的旅游名省。
一些人感慨地说，李嘉廷走到今天的地步实在不值！
应该说李嘉廷也有聪明的时候，云南省昭通市有一个著名的“宁边村”，出名的原因是朱镕基在1995年10月曾经去过那里视察，为那里的贫穷状况流下了泪水。李嘉廷曾经数次去过昭通，但都没有去过一次宁边村。1999年3月，广州一家报纸刊出了《朱镕基流泪后的宁边村》的采访报道后，在全国乃至国外许多华人地区引起轰动，闻讯的李嘉廷便迅速到宁边村开了“现场办公会”，决定给钱给物表示关心，力图表明自己也在关心贫困村庄。
对于李嘉廷的落马，昆明钢铁公司的工人们目前可能是心态最为复杂的。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场馆开始建设初期，这个拥有数万人的云南第一大企业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于是李嘉廷迅速规定“世博会”建设所需的钢材都必须到昆钢购买，于是这个公司就这样活过来了，数万人避免了因公司破产而失业的遭遇。在国家开始“西部大开发”以后，李嘉廷又明确指出云南省的“十大开发工程”都必须使用昆钢的钢材。但自从2001年6月1日李宣布辞职后，昆钢的总裁也迅速被宣布成为“顾问”而换了新人上任，昆钢的销售又一落千丈，3个月间已经积压了5万吨钢材。
“我们很担心新省长徐荣凯会不会再关心我们昆钢，我们还能够活多久？”许多昆钢老工人这样说。
当然目前担心的不仅仅是昆钢，由于李嘉廷的落马，他在位时决定的大项目、大工程几乎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状态了，许多曾经以李嘉廷光临过为荣的企业，许多以李嘉廷图片做宣传的单位都纷纷掩藏，这似乎也是众所周知的必然结果。
此前的2001年3月8日，作为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长的李嘉廷在北京人民网“强国论坛”回答网友“工作之余，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在工作中，最让你动感情的是什么？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的问题时说：“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是运动，运动主要方式是打网球，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的160万人的贫困问题。我最容易动感情的是对我的下属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说了不算，定了不干。”
在回答“您那儿是否欢迎对政府的批评？会不会压制媒体？”的问题时，李说：“我们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我们非常欢迎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的朋友，监督我们的工作。为了给社会监督提供条件，我们今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我们发行政府公报，免费赠送，把我们政府的重大决策都直接交给老百姓。比如说，我们云南的十五计划纲要在人代会审议之前就通过公报交给老百姓，在报纸上公开讨论；第二，我们建立了厅局长的接待日制度，每个月25日公开接待群众上访；第三，我们在今年内在全省县级以上的市设立便民服务中心，把所有涉及到老百姓的事逐步放到这个中心来办理，机构改革以后，政府将近有20%的公务员要在这里办公；第四，我们要在城市里推广昆明市的市长热线电话的做法，电话号码是12345，意思是'有事找政府’，群众反映非常好。我们对新闻单位的批评要鼓励，要保护，为此我们制定了专门的规定。”
“贪官难过女人关”
2001年9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嘉廷问题的审查报告》，全会决定：撤销李嘉廷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同时被撤销和开除的还有涉嫌“远华案”的原福建省委副书记、原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有外电总结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致同意改进党的作风”。
此次会议后公布李嘉廷的主要违纪事实是：一、收受邹某某等9人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共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三、与有夫之妇徐某某通奸，并利用职权为徐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
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认为，李嘉廷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为儿子和情妇谋取非法利益，违纪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十分恶劣。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有关规定，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建议，撤销李嘉廷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建议由监察部报经国务院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鉴于李嘉廷的问题已涉嫌触犯刑律，建议司法机关对其依法处理。
此前，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同意本人辞去省长职务；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和大理白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依法分别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职务。
有人统计过，男性贪官污吏的犯罪过程中，有90%以上搅和着一些不干净的女人，而且形形色色，污秽不堪。“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所以将其总结为“贪官难过女人关”，李嘉廷也没有例外。人生总会有跌倒的经历，而这一次因为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而被处理的李嘉廷，也许已不再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了。
似乎中国贪官们的情况都这样：他们的妻儿总是和他本人先后出问题，而且都与自己有关，身为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长的李嘉廷同样也没有例外。据有关人士透露：在李嘉廷被宣布辞职前三四个月，身为奥迪汽车云南总代理的儿子已经被有关部门抓捕，他的妻子也被列为调查对象，并于9月16日在家里卫生间的热水器上上吊自杀。
2001年9月29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在昆明说，李嘉廷问题的出现绝非偶然，其教训包括：放松学习，丧失信念；言行不一，欺上瞒下；居功自傲；妻儿失教；交友不慎，以及体制漏洞和权力失去监督。
令狐安书记还说，李嘉廷从一个高级官员堕落成为腐败分子的教训十分深刻。
云南大贪李嘉廷案内幕
李嘉廷受审
云南省长彝族干部李嘉廷因涉巨额贪污，今年五月被撤职双规，其案牵连中央高层关系及滇省人事斗争，内幕相当复杂。
云南老百姓形容今日贪官爱说的顺口溜是：「砍头不要紧，只要银子真，杀了成克杰，不愁后来人」。
成克杰是中共建政以来因经济犯罪处死的国家级领导人，公布罪行时说他受贿达四千万人民币，但知情人士传出来的说法是，实际数额要翻倍，达到八千万元。
李嘉廷是五月份被双规的，中纪委派来的查案小组有五十多人，后来因案情重大，又加派人手，查案小组成员曾有一百多人，住在昆明南疆宾馆。现在中央检查组已撤离，说是再查下去要动的人太多。据透露，到七月底，已经落实的李嘉廷贪污受贿数额是四千万，包括从李家抄出的钱物和中纪委查到而他自己也承认的款项。而七月中旬一份传达到县处级干部的内部文件则罗列了李嘉廷为何下台的三条罪状：一是利用职权之便为他人谋利；二是非法收受贿赂数额巨大；三是涉及其他重大问题正在调查。不过文件点到而止，并不详细具体。
马屁精王天喜扳倒对手李嘉廷
李嘉廷案的揭露颇有些歪打正著的意味。之前是中央派人下来对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进行例行的工作考核，却收到许多状告李嘉廷的检举信，揭发李的贪污腐化问题，结果越查越发现问题的严重。而这「歪打正着」也是存心，传说组织策划告状的人正是云南省委第一副书记、宣传部长，也是省委常委的王天喜。云南各界都知道王天喜出名的能拍敢拍。
云南的少数民族多，官场情况相当复杂。各族干部拉帮结派为本民族争利益司空见惯，不过还没有人敢搞独立王国，闹民族问题。但不团结争利益往往互相掣肘，使云南的经济一直上不去。当地形容王李之争是「同根相煎」，他们二人都是彝族，却一直互斗不止。官场议论说，王天喜从李嘉廷九八年上台当省长，就开始搞他，却一直扳不倒，这回机会来了。而令狐安还替李嘉廷说些好话，希望保李过关，却遭中央训斥说「原来云南省委是有经验可循的」。而其他如纳西族，白族，回族等干部不免暗自高兴，以为有机会上位或者分些利益，不料看到的却是大换班。中央从外省调员入滇，全省地厅级九十多干部调换了五十多个，占了一半左右。另外，云南省也在七月十五号发出公告，公开选拔地厅级领导干部三十五名，其中要求女干部和党外干部各占十名。
云南省内领导干部扯不清，中央在此问题上也很有分歧…… 李嘉廷是云南红河州石屏县人，现年五十七岁，少年家贫，聪明刻苦。清华理工科出身，分在东北某军工企业工作。李嘉廷曾任哈尔滨市长，黑龙江省长助理，五年前调回云南任副省长，九八年出任省长。都说他人精明能干，又能言善辩，九九年昆明世博会着实让他长脸，当时距世博会召开就剩三个月，还有园子和许多路没修好，大家也一致认为不可能完成，可李嘉廷就能突击在三个月中修成，创下了世博园的建设速度，质量和规格也不俗，当地人说他的标准有「前瞻性」，不像前几任领导，修的路不到几年就得改造。
李嘉廷又肯向中央叫苦哭穷，希望中央能多拨些钱给云南或减少些烟税。虽然钱没要到，但中央领导都来过世博园参观，留下深刻印象……
权钱色交易泛滥，双规一连串
李嘉廷任上几年呼风唤雨，亦豪亦精亦狠，结交不少朋友亦结下不少梁子。坊间传闻有几桩命案与其有涉：其一与李的小儿子一起开公司的老板何志伟因经济问题入狱后，接到密报要其越狱，逃跑时被杀；其二，云南省烟草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铁正国在李案事发后突然脑溢血死亡，有人议论说，否则或有更多人牵连其中。
李嘉廷在被「双规」后，牵连甚广，银行系统和交通厅的许多高中层干部也被「双规」了，烟草局也有两个高级干部「双规」，但据说「虎倒威犹在」，省委很担心他的黑道白道亲信下属不那么容易善罢甘休。云南的事有时很离奇，五年前发生过原省纪委副书记突然暴毙事件，他是在早晨跑步时被火车撞死，虽然与李案没甚么关系，但当官的不能不捏把汗。新任代省长徐荣凯的办公和住处都保安严密，窗子装了防弹玻璃。不过李的家庭情况则相当凄惨，他在广州的一个儿子，都因卷入案件锒铛入狱，妻子亦神经错乱。
李嘉廷的问题其实在大陆官场是相当典型的：一是经济问题，即巨额贪污受贿与利用职权谋利。二是女色问题，传说李嘉廷有八至九个情妇，长伴左右的有两个。他也跳不出权钱色三位一体的怪圈。
资 讯
李嘉廷案上缴国库的赃款:人民币11279848.94元，港币2781119.86元，美元474396.40元，日本银行券356000元(1000元6张、10000元35张)。扣押在案的物品（28项）:各种名贵手表18块，各种名贵首饰10件。
编者按：自李嘉廷和情妇徐福英的丑闻不断曝光后，徐福英的丈夫一直被善良的人们所关注。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内心有着怎样的煎熬与痛苦？
(伊娟 允石/文)
10年恩爱，由穷变富埋祸根
徐福英被抓捕两年多来，我只两次见她。
第一次是2003年9月的一天，是法院通知我探视的日子。我带着我们16岁的女儿，前去关押徐福英的看守所。一见面，徐福英的眼泪就下来了，女儿看了她一眼后同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看着母女俩这样一言不发、不断地哭泣，我当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徐福英哭完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只想过平民的日子。”我叹了一口气，无言以对。
直到探视完毕，女儿也没有对母亲说一句话。从看守所出来后，女儿眼中仍然含着泪水。她终于开口对我说：“爸爸，我恨她！”我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只好安慰她几句。事已至此，我说得再多也无济于事。
第二次见到徐福英是2003年10月20日上午。这天，又是法院通知探视的日子。我和女儿、儿子及徐福英的娘家人一起到看守所。过了一会儿，徐福英与我们相隔一块大玻璃见面了。见到母亲和兄妹，徐福英笑容满面，有说有笑。后来她突然看到站在一旁角落里的我，用手指勾了一下，示意要对我说话。我走过去拿起话筒。徐福英看着我，顿时又流出眼泪，说：“我现在最怕女儿学坏和吸毒。我现在和一些吸毒的人关在一起，我觉得吸毒很可怕。”我告诉她：“放心吧，女儿没有吸毒，也没有学坏。她很懂事，也很听话。徐福英叹了一口气说：“不管将来我们能不能在一起过，你都要把女儿管好。”我说好的。
其实，从1997年开始，我和徐福英就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了。当时我们已签好了离婚协议，在一个周二的早晨，我们一同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谁知民政局只在每周的一、三、五办理手续。我们回来后本想按规定时间再去，可正在住校的10岁女儿知道这一情况后表露出明显的反感情绪，让我和徐福英不得不改变战术。记得当时我们问女儿：“如果爸和妈离婚了，你想跟谁过？”女儿态度坚决地回答：“你们要真的离婚，我谁都不跟，到外面去流浪。”
我和徐福英一听都被吓住了。加上我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对许多事觉得力不从心，所以离婚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我俩只好私下协议分居，在瞒着女儿的前提下分清了家产，将“丽人园”餐厅和“海王号”分到徐福英的名下，我分得某某度假区别墅和某某舞厅。
后来，我们各做各的生意，各交各的朋友。
我们虽然同住一幢别墅，却不同住一层楼，我住三楼，她住二楼，我俩经常会几天都见不着面。她有什么事也不对我说，还经常流露出懒得跟我讲话的样子，我因此也不太理睬她。如果那时我知道她在做这些违法的事，我肯定会奉劝、提醒她一下。毕竟我和她夫妻一场，从法律上讲我们还是夫妻。何况我们还有儿女，还得为儿女考虑啊！
我和徐福英有过10年美好的夫妻生活。那些年我们时常受人羡慕，一是我比徐福英大整整20岁，我们老夫少妻情真意切；再一个是她除年轻、漂亮外，还是个能干的女人，家里家外一把手，做出的饭菜可口诱人，让我不断暗自庆幸老天爷给我送来这样一个好老婆。可惜好景不常，随着我们经营的“丽人园”餐厅发家致富，我们的关系渐渐发生改变。可以这样说，是“丽人园”餐厅使她由好变坏，是金钱的魔力让她迷失方向，慢慢由好女人变成了坏女人。
她没有多少文化知识，平时又不喜欢看书、看报，更不懂法律知识，就爱看一些港台言情类的电视剧。一把年纪的人了，前些年她还对《还珠格格》非常着迷，看得津津有味，大有百看不厌的味道。她从小生活在又穷又苦的社会底层，一旦金钱向她滚滚扑来，把她推向社会上层，她就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和适应世界的变化，人也变得越来越贪婪。
患难之交：地摊恋情堪回首
我和徐福英在1981年摆地摊时认识并相爱结婚。当时，年近40岁的我每天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背着一个两岁大小的男孩儿，起早摸黑地和我们这群男人在大街小巷，
以摆地摊为生，风吹雨打，十分辛苦。
我由同情生出怜爱之心，就主动在生意上照顾她，好卖的商品让她多卖。渐渐地，我俩日久生情，从相爱到成婚。
徐福英1962年1月出生于昆明郊区一个清贫的家庭。父亲是木工，人很老实，却不幸早年辞世；母亲是公路管理段的工人。因徐福英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四，家人便以“四妹”为她的乳名。四妹天生丽质，少年时期活泼可爱，曾经有过当艺术家的梦想。但她贪玩，不努力，仅上到小学四年级，便中断了学业。那个年代的父母整天为生计奔波，还要忙于工作和学习，基本上无暇顾及子女，因此徐福英辍学似乎没有引起父母关注。书读得少，她的文化水平自然不高。
那些年，对一个很小就辍学在家的女孩子来说，没有文化和没有家庭背景就意味着不可能分配到工作。大约12岁时，徐福英只好出去挣钱糊口、闯荡社会。她告诉我，当时她主要以帮人家搓麻绳、包糖果之类的小手工活为生，一天挣8角钱，还算自己可以养活自己。
平时无所事事的时候，为了打发时间，她整天和一群比她大的男孩在一起玩耍。正值情窦初开的她，自然而然和一个男孩子好上了。人生阅历浅薄和社会经验缺乏，使她误以为甜言蜜语、海誓山盟就是人生的幸福和真谛。于是在不满17岁的情况下，她就闪电般地与心中的“白马王子”小兆结合，很快又稀里糊涂地生下儿子。然而，以出卖体力当搬运工为生的丈夫的微薄收入，难以支撑一个家庭，徐福英自己也没有工作，生活缺乏经济源，家庭自然不会幸福。
爱情的热能被生活的重压消耗之后，度日的艰辛代替了往昔的浪漫，结果二人只能分道扬镳。当时，未满20岁的徐福英独自一人带着年幼的儿子生活。
有一次，徐福英一整天没有吃饭，就带着儿子去找娘家人求助。她母亲根本不管，还说：“叫你嫁个军官你不嫁，非要嫁个搬运工不可！你嫁什么人不好？偏要嫁个这样的人？”只有徐福英的妹妹露出很同情的样子，给了徐福英一碗米。后来每当提及此事，徐福英都对妹妹当年的“一碗米”流露出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的家庭条件虽然好一些，但年轻时人生遭遇并不好。我坐过10年牢，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了。我被指控犯了两项罪，一项是参加单位的造反派，另一项是我悄悄做一些生意，犯了所谓的“投机倒把”罪。出狱后，我继续做小生意，不久后认识了徐福英，并主动承担起了照顾他们母子的责任和义务。当年，她的儿子才两岁半，我就抚养他一直到17岁。我视他为自己的亲生儿子，从生活和教育上尽量想着要做好父亲，使儿子幼小的心灵得到抚慰。现在儿子已经26岁了，以打工为生，他对我还可以。
回想当年，我们真的穷了很长一段时间。记得我和徐福英刚成家时，住的是月租60元的昆明市郊区农村的一间房子。因为穷，她娘家的人一般不和我们来往。生活虽艰难，但徐福英既勤快又吃苦耐劳，使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温暖安宁。至今，我仍十分留恋那几年的日子。那时我每隔几天就要跑昆明市的郊县安宁等地赚钱养家，我们三口之家一天的生活费仅能开支1.7元，她却能把家里打理得好好的。每天清晨起床后，她带着孩子去买菜，回来把我们全家一天要吃的东西准备就绪后，再带着孩子去摆地摊，挣一点钱。
家和万事兴，这是对我们家庭当年的形象说明。由于她勤俭持家，加上我努力挣钱，渐渐地，我们的经济状况好了起来，有了几万元的积蓄。这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算是不错了。
亲情变味：一碗米里难觅爱
有了钱后，我们决定转行，不再倒买倒卖摆地摊。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徐福英选择做餐饮业，并以8万元起家，开了“丽人园”餐厅。开业后真是财源滚滚，这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结果。餐厅第三个月就收回了成本，以后每月都有10多万元进账。
“丽人园”餐厅给我们带来成功，家庭生活条件也有了极大改善。徐福英首先想到的是报答当初送她一碗米的妹妹，她将妹妹请来餐厅帮忙，每月给妹妹开工资，不久，她娘家的人也纷纷来到“丽人园”餐厅，有的负责财会，有的负责收酒瓶子，还有的负责送煤、送货等。她母亲也来了，专门负责帮我们带女儿。每天她家里起码有五人在餐厅里又吃又喝。这样的日子久了，我就看不惯了。因为在我们很穷的时候，他们不理我们。现在，我们条件好了，这些人就露出笑脸，整天围着我们转。我慢慢地和徐福英发生争吵。徐福英也恶语伤人，不止一次当着许多人的面嫌我老了，说我做什么事都无用了，还动不动就说我是更年期来到了。
后来就发展到她和她的家人想方设法排挤我，很少让我经手餐厅经营方面的事务。我十分生气，我们夫妻患难与共这么多年，她竟然会这样对我，因此我和她不断拉开了距离，夫妻关系闹得很僵，直到闹起离婚。
更糟糕的是，此时的徐福英彻底变成了忘记过去、也不憧憬将来的女人。有了大笔的钱后，她整天既不经营餐厅，也不管孩子，一心只想到吃喝玩乐，通宵沉迷于麻将桌上，甚至每次家里进多少钱她都懒得去管。她怕麻烦，就连家里的保险箱都不去打开。几十万元的生意，她不会记账，却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从那时起，她不断更新时装，穿的内裤和袜子都是一次性的，用过就扔，手机也随着市场翻新而翻新。出门时，她包里一般都装着几台手机。有一次，她让我开车送她到金龙饭店会朋友。小姐端上的茶要20元一杯，我嫌太贵，她却不以为然，数钱时就像数纸一样，一脸的无所谓。这就是她最大的特点：喜欢出风头、摆阔，有机会就炫耀自己是有钱人。
1995年我们的“海王号”开业后不久，我知道她找当官的贷到了一大笔款。我曾对徐福英讲：“老四，真是吓死人啦！那个官儿瞎眼了吧？1000多万元的资金拿到你的手里，还不乱套？”说真的，我做了几十年生意，如果遇到谁来和我谈1000万元的生意，年龄小的我会说他是不自量力，年龄大的我会认为他可能是诈骗犯。据我了解，1000万元相当于一个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仔细想想，这么多钱交给一个没有多少文化、不会记账的人使用，不是瞎了眼就是瞎胡闹！但我无论有多大的想象力，也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一省之长李嘉廷贷给她的钱！
我想，如果没有“丽人园”餐厅或我们不发财，我们的日子肯定会过得很平淡，但一定很幸福。至今我时常回想起一件事：当年我和徐福英刚好上不久，我花170元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送给她，她高兴得不得了，每天都要把自行车擦拭得亮光闪闪，几乎是“三不骑”：太阳落山不骑，天阴下雨不骑，心情不好不骑。没想到她后来的变化会这么大，真的是挥金如土，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扔出去，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富有助长了她的贪婪和私欲，使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很心疼，但我也没有办法改变她……
伤痛无限，家有爱女初长成
我是安分守己的商人，可能是曾经的10年牢狱生活使我只想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不像一些人那样，有了50万元就想着500万元，有了500万元又想有5000万元。我知道法律是铁面无私、无情、惹不得的。
和徐福英私下协议分开后，我满门心思用在经营我的舞厅和度假村上，后来生意愈来愈难做，加上附近什么“镇雄帮”、“四川帮”的人常来捣乱，我就把它们关闭了，最后我到下关（现大理市政府所在地）做茶叶生意，偶尔回昆明一次。我是在下关听说徐福英出事的，就立刻赶了回来。 回到家后，我才明白徐福英这件事给我们的女儿造成的伤害才是最大的。
女儿当时在昆明市某中学读初中。徐福英的事被登报后，班里的同学不断嘲笑和起哄，有的同学故意问她：“什么是通奸呀？”有的教师也来问她：“你去过李嘉廷的家吗？李嘉廷对你怎么样？”那时女儿是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地过，直到后来一件事令她忍无可忍，她才奋起反击。
一天上课之前，坐在她背后的同学用报纸敲了一下她的头，装腔作势地再次问道：“嘿！到底什么是通奸呀？”顿时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有的还发出怪异的笑声。女儿紧紧咬着嘴皮，气得浑身颤抖。她想，即使今天活不成了，也要出一口气。她气愤地站起身来，顺手抡起凳子，对准问话的同学狠狠砸过去。结果那个同学头破血流，到医院缝了数针，女儿也因此受到学校处分。
在这样的压力下，女儿再不肯踏入学校半步了。更可怕的是，她以为现在妈妈出事了，我不会要她这个女儿了，所以她跑到酒吧里消遣。有几次回家太晚，她外婆便对她说：“如果你玩到夜间12点以后，就别来敲门，敲我也不会给你开的。”女儿什么话也没有说，从此吃住都在酒吧里，再也不回家了。
我从下关赶回来后，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女儿在哪里、在干什么。我找遍昆明市的大街小巷，就是不见她的踪影。当时把我急得直掉眼泪，恨不得找人拼命。10多天后的一个夜晚，心力交瘁的我终于在一个僻静的酒吧里找到了失魂落魄的女儿，当时我们父女俩抱头痛哭！
我含着泪水把女儿带回家，心情还不能完全放松下来，因为女儿已经在外面流浪了半个多月，我很担心她学了社会上的一些恶习，最害怕她学会吸毒、沾上毒品。为了尽快弄清情况，我整天寸步不离地守着她，连睡觉都让她睡在我身旁。这样我才好认真地观察她。谢天谢地，几天后我总算可以确定她没有染上恶习，更没有吸毒！她一个人在外面流浪那么久却没有学坏，这证明我的女儿是听话、懂事的好女儿。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徐福英与李嘉廷竟然是情人关系，我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原来我只想到她肯定和哪一个当官的“混”到一起，最多是县长、厅长之类的人，却没有想到竟然是省长。直到他们曝光后，我才恍然大悟。我回想起一些事：有一次，我在家里看电视新闻，时任省长的李嘉廷出现在屏幕上，徐福英的妈用手一指，突然间说了一句：“呀！老李最近瘦了。”当时我觉得奇怪，她竟然不叫“省长”。一般情况下，我们只会称呼“李省长”，不会称“老李”。后来我才明白，她母亲是以老岳母的口气在说话。
还有一次，徐福英让“丽人园”餐厅的工人准备一些饭菜，说是要亲自给省委的王阿姨送去。我问她：“省委的哪个王阿姨？”她回答说：“你不知道。不用你管。”直到后来我看了报纸才知道，省委的王阿姨肯定是李嘉廷的老婆王骁。
现在我是既老又穷,生意愈来愈难做。一些不理解我的熟人见面时总说我现在是装穷，还说：“李嘉廷给你老婆弄了上千万元，那些钱都到哪里去了？你不沾光才怪呢！”说实在的，我除了钱没有沾上之外，其他都被“沾上”和牵连到了。虽然我们多年来一直分居，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但我还得给她顶这顶巨大的绿帽子。我觉得这对我是不公平的，但我认了，只因我们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没有离婚就还是一家人……还有，至今我也无法想象，李嘉廷凭什么拿那么多的钱给徐福英用？一个早已不再漂亮的半老徐娘，一个文化不高、经商也不行的女人，李省长为什么这样信任她？实在想不通啊！
徐福英因欠下宜良县财政局550万元债务，2002年2月1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徐福英的财产——“丽人园”餐厅和“海王号”作价462万余元折抵给宜良县财政局，徐福英现在还欠宜良县财政局87万余元。最惨的是，因徐福英欠下农行昆明滇池旅游度假村支行贷款60万元长期没有归还，银行已将她的别墅房产作为抵押。2003年10月15日，农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通过竞标，委托云南志城拍卖有限公司以48.5万元的价格拍卖了徐福英的别墅。这样一来，我和女儿不仅衣食无着，而且居无定所，只能靠兄弟姊妹和朋友救济为生。
生活中，惟一让我觉得欣慰的是，我的女儿一天天长大，也一天天懂事。她已经从最艰难的日子里走出来，没有眼泪，也不再悲伤。她又有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和生活计划，对生活和明天重新树立起了信心。看着眼前的女儿，我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明天，重新燃起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我们父女要好好生活下去……
李嘉廷情妇:嫌其人才不够好职位不够高
作为李嘉廷专案中的主要案犯之一的邹丽佳,捕前为云南省政协常委、香港新一代实业公司总经理、昆明佳达实业公司董事长、昆明佳华屋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近日，被云南省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和涉嫌挪用资金罪移送审查起诉。
嫌李嘉廷职位不够高
今年48岁的邹丽佳中等身材，皮肤还算白净,在昆明办了大观商业城、建了云南省第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她一向自恃自己是个有钱的女人，并多次对办案人员说：“我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位置，找李嘉廷做情夫，我还嫌他的人才不够好、职位不够高。”
她说：“我承认我和李嘉廷是有过那种亲密的关系。应该说，对于我们这种长期在香港和国外生活的人，大家在一起搂搂抱抱、接个吻，甚至于有那么一两次关于性的接触，都认为那是属于正常的交往，并不能就此说明那是所谓的情人关系。我和李嘉廷那样,唉!那算什么呀！我是出于十分感激李嘉廷才作出的反应，只能算是一种性的交往。”
原是晋宁县招待所女工
生长在云南的邹丽佳最初是晋宁县招待所的一名普通女工，1974年底调入昆明市土产公司从事工会工作，并与后来的丈夫相识相恋。随后，又调入昆明市供销社办公室工作。1975年2月，她结婚之后喜得千金。女儿13岁时到国外读书。1985年2月，邹丽佳全家移居香港地区,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后，她一直在经商，主要经营房地产和炒股。
“我和我的先生一向感情都不错,我只爱我的先生。”邹丽佳经常对办案人员表态。她丈夫是华侨，主要在国外经营农场，在英国、南非等许多地方都有他们的生意。
出于感激送钱上门
邹丽佳经常对办案人员诉苦：“我在昆明做这个投资数亿元的佳华酒店，不知哭过多少次。佳华从1999年5月1日正式营业以后，为了它，我们在香港的家从大房子搬到了小房子，原来我家住花园，为了资金我们搬到了普通公寓楼；为了按时付银行利息，几千万的股票只卖几百万，因为酒店就像一个大老虎一样，时常张开大嘴寻找食物。李嘉廷算是帮我给大老虎喂食的人，我是一个懂得报恩的人，所以，我感激他。”
1998年的冬天，李嘉廷的岳父去世，邹丽佳得知他的妻子王骁第二天要赶回老家奔丧，就带上一笔数目不小的现金连夜赶去李嘉廷家里。李嘉廷一脸严厉地说：“邹丽佳，你搞什么事？你现在焦头烂额，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你还拿钱来！拿回去！拿去盖酒店去！”过后，李嘉廷妻子王骁收下了这笔钱。（来源：华西都市报） 2003年7月29日
原昆明佳达公司女老总行贿李嘉廷案庭审
作为李嘉廷系列案件里的重案之一，原昆明佳达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邹丽佳涉嫌行贿罪一案昨日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原因之一在于牵涉到云南省首家五星级豪华宾馆——佳华广场酒店(系佳达公司所办企业)，另一原因则在于邹丽佳行贿的是原省长李嘉廷。虽然对3次给原省长李嘉廷送钱的指控事实都一一认可，但是，邹丽佳却对指控的罪名感到非常委屈，其本人和辩护人都认为这全部是“情理之中的事”，均不构成行贿罪。
受审中邹丽佳语无伦次
邹丽佳原本是昆明人，具有大专文化的她脑子特别灵光，到香港经商后，很快发迹，成为了名噪一时的商界女强人。在本案案发前，她早已是香港的永久居民，在港、滇两地有着两家公司，分别为香港新一代实业公司(任总经理)和昆明佳达实业有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然而，这一切的辉煌都定格在2001年11月19日，这天，她正式被检察机关批准刑事拘留，因为原省长李嘉廷在因受贿而东窗事发后供出了她。
昨日，坐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的被告席上，这个曾经的商界女强人苍老了许多，体形也明显地发胖。她难掩内心的紧张与慌乱，说话间不时显得语无伦次，大部分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少许头发则凌乱地垂在左右两鬓。
以佳达公司诉讼代理人身份出庭接受审判的公司副总经理刘亚平，看上去则要沉稳得多，他称自己和公司其他领导都不知道邹丽佳送钱给李嘉廷的事，但对此“表示理解”。他们兴建“佳华广场”这个项目即便没有任何领导“关照”，都是绝对能成为世博会重点配套项目的，因为从档次和投资等各个方面的条件来看，它无疑都比当时的其他配套项目要强得多。
指控3次行贿李嘉廷
1996至2000年，佳达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董事长邹丽佳先后3次送给李嘉廷人民币10万元、港币6万元、美金1万元。具体为：
1996年8月，邹丽佳为尽快让自己的公司与某集团签订合建佳华广场B座的协议，而请李嘉廷给予关照。后李嘉廷在邹丽佳写来的信上作出批示，要求该集团有关负责人对此给予支持。根据这一批示，该集团与佳达公司签订了《合作建设佳华广场协议书》。同年9月，邹丽佳在李嘉廷出访返经香港时，送给李5千美金和3万元港币。
1998年初，邹丽佳请李嘉廷帮助将佳华广场项目列入“世博会”重点配套项目。同年2月，李便将邹提供的报告转给了有关方面，并批示“望将此项目列入世博会配套项目，实行重点监控”。后佳华广场被列为世博会期间的指定接待单位，并且在没有办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开工的情况下，又特殊地补办了该证。那年冬天，邹丽佳来到李嘉廷家，当着李的面，送给李的妻子王骁10万元人民币。
1999年6月，因佳达公司违反了和该集团所签的协议，将产权本属于某的佳华广场B座的6部电梯，用于抵押贷款及虚列工程款，双方于是引发矛盾。为此，邹丽佳将佳达公司《关于与云南某集团在合作建设佳华过程中矛盾由来的说明及解决方案的请示报告》交给李嘉廷，请李帮助解决纠纷，李随即将该报告批示给有关负责人，要求“妥善协调处理好，一次性裁决处理”。很快，省政府根据这个批示，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主持双方谈判达成了协议。致使该集团在佳华广场未进行正式结算、验收及质检的情况下，结清工程款达2.4亿余元人民币。2000年7月，李嘉廷又一次出访途经香港时，邹丽佳送给李嘉廷5千美金和3万元港币。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单位佳达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应当以行贿罪追究被告单位及被告人邹丽佳的刑事责任。
辩护请求宣告邹丽佳无罪
针对指控，邹丽佳辩护人、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的何锡锋律师在庭上指出：首先应该明确的是，邹丽佳毕竟是香港人，她居住在香港，对出访途经香港的李嘉廷来说，可以算是地主。李嘉廷住酒店不知道应该给服务员小费的惯例，认为这个开支比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还多。邹丽佳也是昆明人，她觉得这是有损自己面子的事，她邀请李去逛商场，李也不去，所以就拿了点钱给李，让他去付小费，同时，买点小小的纪念品。这应该说完全是人之常情，根本就没想过是为了个人或者佳达公司能从李嘉廷那里谋取任何不正当利益。关于李嘉廷对佳达公司与某集团合作建设佳华广场一事进行批示的指控，更是不能成立。该批示时间是在1996年8月8日，但此前的7月3日，双方就已经签订了《关于合作建设佳华广场项目的协议(草案)》。这是两个独立法人之间的合作行为，领导的批示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实际上，那时世界园艺博览会就要在昆明召开了，而昆明尚无合格的接待条件，而佳华广场酒店则是国家计委、国家外经贸部及国家旅游总局早在1993年就已经批准了的一个重大项目，是云南省第一家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及领导对该工程一直都非常重视，即便李嘉廷不作批示，也丝毫不会影响到它的建设进程，以及它后来被列为世博会重点配套项目。
至于这个项目动工当初尚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问题，原因在于当时世博会鸣锣在即，时间很紧，任务很重，有关部门发文要求，必须在1998年12月31日前竣工，以确保如期投入使用，完成世博会期间的接待任务。
“作为佳达公司的董事长，邹丽佳送钱给李嘉廷没有故意犯罪，佳达公司也没有因此而获得任何不当利益，指控邹本人及其公司行贿是不能成立的。综上所述，请求宣判邹丽佳无罪。”辩护人说。
对指控曾3次送钱给李嘉廷是事实，邹丽佳并不否认，但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
邹丽佳在庭上这样自我辩护：“我是在1996年8月份的昆交会上认识李嘉廷的。同年9月，他出访经过香港时我想请他吃顿饭，因为我是云南人，而他是云南的'首席长官’。但请不到，就礼节性地送他一点钱。他第二次出访途经香港，我请不到他一餐饭，就只有送一点钱，但这点钱在香港来说少得简直就不算是钱。关于佳华广场的项目，当时我清楚云南没有很好的接待条件，想为家乡争点面子、作点贡献，才做这个项目的……送李嘉廷妻子10万元，是我听说他的岳父死了，而给的一点安葬费，没有什么目的。”
根据指控，在佳达公司与某集团发生合作纠纷时，邹丽佳曾打报告给李嘉廷，李作出批示后，该集团就在未进行结算和验收的情况下，支付了佳达公司2.4亿余元工程款。在对此进行辩解时，邹讲起了两家公司员工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一起“冲突”：“1999年4月，由于该集团未付完应该付的工程款，我下面的施工队来找我要钱，我便只有去找他们要，但对方竟放狼犬来咬人。于是双方工人就动手打了起来，当时还报了警……”说到这里，邹丽佳显得非常委屈的样子，满脸愁容，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了，“我这人做事从不后悔的，现在真的后悔了……”
经过一天的庭审后，昆明市中院宣布将择日对本案进行一审宣判。
(稿源： 生活新报 编辑： 梁宏峰)
安徽两名父子前局长受贿两千余万分获死缓无期
2012年09月01日16:43 新华网
新华网合肥9月1日电 (记者 程士华)8月31日，安徽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及其子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张冬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两人受贿数额超过两千万元，法院依法判处张治淮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张冬无期徒刑。
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1年，张治淮收受某房地产公司杨某8万元，与其子共同收受杨某754.11万元，为对方在项目变更、零地价出让地块等方面提供帮助。2008年至2011年，张治淮、张冬共同收受宿州市某房产公司卢某579.48万元、港币40万元、购物卡1万元，为对方提供帮助。2008年至2009年，张治淮、张冬共同收受安徽某不动产咨询公司刘某某200万元，在调剂耕地指标方面提供帮助。法院查明，张治淮与张冬共同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741.81万元、港币40万元、购物卡1万元、价值人民币58.12万元的丰田越野车一辆；张治淮单独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455.1万元、购物卡20.8万元、美元1万元、价值人民币25.52万元的帕萨特轿车一辆、价值人民币76.19万元的住房一套(未遂)；张冬单独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76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张治淮、张冬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张冬主动投案，积极交代财产线索，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
近年已28起家族腐败被查 逾6成为父子联手贪腐
2014年12月11日06:39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高四维 卢义杰
当刘铁男案宣判的时候，刘铁男之子刘德成，随即被一些网友戏称为“最坑爹儿子”。
这种论断的依据之一是刘铁男的供述：其贪腐的资金多数都是在刘德成的公司的账面上，而他本人的生活简单清苦。
刘氏父子搭档贪腐并不是特例，中国青年报记者检索公开报道发现，如今，父子搭档式的家族腐败已成为一种典型的腐败模式。
据媒体此前统计，在近年的腐败案中，至少有28起家族腐败，而父子联手贪腐更是其中最为常见的情况，占六成以上。
这种联手贪腐最常见的情形中有：当权者父亲利用手中职权为儿子安排工作，通过儿子收受第三方贿赂，通过儿子与商人勾结、形成利益集团等。
“现在很多犯罪情形都有一些变化。”刘铁男的辩护律师李法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如今，很多贪腐案件都是共同犯罪，包括一些特定关系人的犯罪，如父子、夫妻、情人或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这更隐蔽，更不容易查处”。
父子“同朝为官”
在一些家庭贪腐案件中，不乏父子“同朝为官”的情况。
2012年8月，安徽省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及其子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张冬受贿一案判决。张治淮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张冬被判无期徒刑。
自2002年起，张治淮开始担任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一年后，张冬大专毕业，便成为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管理科副科长，负责土地使用权划拨、出让等工作。
2006年初，张冬被提拔为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此后父子形成家族贪腐集团。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两人共同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741.81万元、港币40万元、购物卡1万元、价值人民币58.12万元的丰田越野车一辆；张治淮单独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455.1万元、购物卡20.8万元、美元1万元、价值人民币25.52万元的帕萨特轿车一辆、价值人民币76.19万元的住房一套(未遂)；张冬单独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76万元。
不过，在种种父子搭档的贪腐组合中，官场父子兵不多见。
这缘于200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其中规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父子“官商勾结”
相对来说，更常见的情况，是父与子“一官一商”，或者父亲通过儿子收受贿赂。
2011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湖南省农业厅原厅长程海波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程海波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与此同时，其子程高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其弟程海良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50万元。冻结、扣押在案的相关财产及物品予以收缴，上缴国库。
法院一审查明的事实是，1997年至2009年期间，程海波利用担任岳阳市委副书记，常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及湖南省农业厅厅长的职务便利，在工程承揽、解决政策优惠、减免费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单独或伙同程海良、程高收受李加祥等19人所送财物，共计人民币1961万多元。
其中，程海波单独收受财物人民币1312万多元，与程海良共同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396万多元；与程高共同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252万元。
“被告人程海良、程高系程海波近亲属，二被告人受他人之托，利用程海波职权为他人谋私，并收受贿赂，在受贿中起辅助次要作用，依法认定为同犯。”法院认定。
李法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类案件中，最主要的是看父子双方有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有的话将作共同受贿来处理。
“有些犯罪事实，不排除是亲属打着官员的旗号，在外面私下利用官员的影响和威望。”李法宝说，如果官员本人不知情，就不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如果知情，则有共同犯罪之嫌。
“上梁不正下梁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在贪腐案中，通过子女配偶四处敛财的腐败行为已经日渐增加，“这是一种更大的腐败”。以刘铁男案为例，“首先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到配偶或子女身上，如果'打铁自身硬’，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种腐败有两种情况，“一是当权者本人确实不知道；还有就是领导本身想腐败，但是自己出面没有子女配偶方便，所以他就不直接出面，通过子女配偶敛财，这种情况更加腐败。”汪玉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汪玉凯认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主要领导人都要负责任。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管住子女配偶是最起码的，他们靠亲人掌握的权力在外权钱交易，所以本质上还是当权者自身的问题。”
汪玉凯将此称为“灰色权力”，是“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或者其他亲属，在市场中或者暗地里，通过权力的运作获取稀缺资源并进行倒卖，及资本运作，或者不公平交易等，以获得巨额利益的权力行为。”与此相对应，还有通过灰色权力获得的“灰色资本”和“灰色暴利”。
他认为，这种腐败是有规律可循的。首先是依附在公权力上，当权者地位越高，权力影响越大，灰色权力的能量也就越大；灰色权力更多是通过子女、配偶或其他亲属间接行使。“灰色权力的涉猎领域十分广泛”。
灰色权力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害。“尽管我们有一些限制官员以及官员配偶、子女从事商业活动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大多形同虚设，不能被有效执行”。此外，“享有重要权力的官员的家庭财产，只有申报环节，没有公开制度，避开了社会公众的监督。”汪玉凯直言，“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三灰现象，这些腐败还会滋生。”
汪玉凯建议，应对党政重要官员的配偶、子女参与商业活动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约束。特别要割断官员子女、配偶等与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商业联系，从根本上消除灰色权力地带赖以存在的基础。
“实行家庭财产公开制度，让老百姓监督公权力，要利用法律制度来构建笼子。管人管权管事，不仅仅要体现纪律的力量，还需要社会的力量和公众的力量，这才是最关键的。”汪玉凯说。
中海发展原总经理获刑6年：帮儿子非法牟利1500万
2014年12月21日01:39京华时报
据新华社电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日就中海发展(10.35)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茅士家、中海油轮公司航运部原副主任刘后平为亲友非法牟利，刘后平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处被告人茅士家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50万元；被告人刘后平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11月，茅士家由中国海运集团委派至中海发展公司及中海油轮公司担任总经理。茅士家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伙同时任中海油轮公司航运部副主任、副总经理的刘后平，将相关业务交由其子茅某(另行处理)经营，茅某累计获利1500余万元。
2011年11月，刘后平委托茅某为其代拍上海市机动车私车牌照额度。当月，茅某以45900元的价格拍得一份私车牌照额度，并将上述拍卖款连同100元手续费一并予以支付。直至案发，刘后平未向茅某支付上述钱款。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茅士家作为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伙同公司员工刘后平，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其子茅某进行经营，使茅某获取非法利益1500余万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茅士家、刘后平的行为均构成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系共同犯罪。刘后平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又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应依法两罪并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