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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毛泽东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号召开展学习运动时向全党提出的要求。也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的历史观。
如何阅读历史
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今天由昨天发展而来，明天是今天的延续。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喜欢阅读历史，认为中华文明的经、史、子、集著作，“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除了热爱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之外，毛泽东最爱的还是历史典籍。1909年，他在故乡韶山的私塾阅读了中国通史读本《纲鉴易知录》，初步了解了从太古神话时代到明朝4000年的历史本末。1912年，他在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就读时，得到了国文老师借给他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正是因为读了此书之后，毛泽东“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自学生涯。这两部历史典籍可谓是毛泽东读史的入门书。
作为中国人，毛泽东热爱中国历史，对历史书籍尤其珍惜。他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其中《资治通鉴》这部书，毛泽东不仅自己一生读了17遍，而且多次还推荐给别人阅读。而另一部典籍《二十四史》，毛泽东则整整花了24年的功夫，在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啃了下来，有的章节反复阅读五六遍之多。毛泽东边读边想边写。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要在广泛掌握史料的基础上，独立思考，“把为什么说清楚”。他反对那种死记硬背地学习方法，认为那只是学到了皮毛而已，并不能真正的理解历史。
在阅读中，毛泽东不仅圈点、断句，还细心地修改书中的错别字。为了更方便现代人阅读，毛泽东在1954年将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交给历史学家吴晗，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方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后来，他又请吴晗组织史学家编辑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与此同时，他还提议组织并大力支持齐燕铭、范文澜等历史学家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全部加以标点、整理。
“不动笔墨不读书”。在阅读《二十四史》中，毛泽东圈点批注最多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等。比如，在阅读《史记·陈涉世家》时，毛泽东对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进行了批注，认为它们起义失败有“二误”：一是它们功成忘本，杀了旧时的伙伴，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是它们任用朱房、胡武等人不当，偏听偏信，脱离了同患难的干部，本来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且万众一心，结果却众叛亲离，短命夭折。在阅读《三国志·张鲁传》时，毛泽东批注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又说：“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在他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8页。）
毛泽东读史，尤其喜欢读人物传记。在阅读史书的同时，毛泽东不仅把自己阅读的经验与他人分享，还积极推荐一些优秀的篇目给大家阅读，希望大家从中得到教益。比如《三国志·郭嘉传》、《汉书·贾谊传》《后汉书·黄琼传》《后汉书·李固传》和《史记·贾生列传》等等，他经常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和江青及身边工作人员阅读，希望党的干部既有革命热情，又有科学态度；既多谋，又善断；既敢于说真话，又善于听真话。
学而思，才有进步。毛泽东阅读历史，用的是三种眼光，一是俯视，二是平视，三是仰视。对于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什么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的问题，他认为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就是“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对于《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关系，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对《资治通鉴》中关于战争的描述，毛泽东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就当代人修当代史的问题，毛泽东借《资治通鉴》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去写。”而对司马光个人写作和人生的际遇，他深表同情地说了一段富含人生哲理的话：“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来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毛泽东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他喜欢阅读的历史是那些起过进步作用的、对旧势力具有反叛性格和造反精神的革新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传记和著作，并对他们给予积极的评价。比如，他十分推崇和欣赏战国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唐朝中期实行政治改革的“二王”（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八名士），明朝大胆揭露假道学的思想家李贽，清朝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魏源、龚自珍、林则徐，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等。据逄先知回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和有关《苏报》案的材料，根据我的记载，毛泽东就要过四次：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7月。毛泽东对章太炎和邹容的英勇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字，深为赞佩。为表示对这两位革命家的怀念，毛泽东在《革命军》一书的扉页的邹容肖像旁边，挥笔书写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到章太炎和邹容。他说：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也不大，大概三十几岁。”（逄先知：《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6页。）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毫无疑问，毛泽东之所以能写就洋洋数千万言散发着人类思想光辉的著作和雄伟豪迈的诗篇，与他如饥似渴地博览历史古籍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但毛泽东与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与那些言必称希腊、不结合现实和实际生搬硬套的人也截然不同。他读史学史用史的着眼点就是为了今天，为现实斗争服务，即古为今用。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毛泽东选集》和他的讲话、谈话中引用的许许多多的成语和典故中可以看得到。比如“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百家争鸣”“任人唯贤”“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愚公移山”等等，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古典，被毛泽东发掘出来并赋予新的含义，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为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中共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的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的则成为某一方面工作的方针或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逄先知：《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9页。）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毛泽东读史，始终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那些历史上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也始终以辩证法的思维给予客观评价。
比如，对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赫赫有名，却又是最有争议的一个皇帝，“暴君”、“暴政”的帽子曾经写进历史教科书，尤其是“焚书坑儒”一事，更是受到历代史家众口一词的抨击。但毛泽东从厚今薄古的角度对秦始皇的这一政治举措给予肯定。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就最近阅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这一年，毛泽东多次谈到秦始皇，在11月的郑州会议上，他说：人们从书中得知，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恶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坏人。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我们对什么事都应当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460人。孟子主张“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的书是“以古非今”的。而荀子一派则相反，主张“法后王”，反对“法先王”的。所以他并不坑荀子一派的儒，也不焚荀子一派的书。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张值得赞赏，当然我并不赞成秦始皇滥杀人。当时，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但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过火了。政治上要实行专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一条，秦始皇办不到的。说秦始皇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太武断了。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各国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秦始皇还在陕西关中开凿了有名的郑国渠，长三百余里，可灌溉农田四万余顷，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国因此富强起来，终于把六国吞并了。能说这不是好事吗？（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泽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47页。）
1964年和1965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还曾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1970年6月19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起了秦始皇：“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就是这个修长城的皇帝——秦始皇。中国这个字有两说：一个叫瓷器，一个没有A字，就是CHIN（秦朝）。这个皇帝可做了些事情呢。人家骂他骂得厉害。”（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279页。）
1974年，毛泽东还曾专门写过一首批孔颂秦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诗中《十批》指的是郭沫若写的《十批判书》，毛泽东认为该书崇儒反法，不是好文章，而唐代柳宗元（字子厚）的《封建论》推崇秦始皇的郡县制，反对分封制，所以毛泽东提出要“熟读”。1975年夏天，身边工作人员请教毛泽东到底如何评价秦始皇，他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给予不同于历史世俗评价的另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就是曹操。在旧史学家眼里，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尤以《三国演义》及其之后各类戏剧的脸谱化的刻画，曹操成了家喻户晓的“白脸奸臣”。毛泽东在阅读大量史书的基础上，主张为曹操翻案，对曹操给予实事求是的加以肯定。他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说曹操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呐，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毛泽东对曹操统一北方、屯田政策和“不杀降（俘虏）”政策以及曹操的文学（诗歌）成就都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曹操是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陶鲁笳等开座谈会，主题就是谈陈寿的《三国志》。毛泽东先从读书方法谈起，说：读书的方法无非就是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随即他就以这两种方法开始评论《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说道：你们读《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到此，毛泽东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为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泽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毛泽东为曹操翻案，并非好标新立异，感情用事，也是一种实事求是，同时也批评曹操的缺点错误。鲁迅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毛泽东对此说十分欣赏。而对曹操的文学成就，毛泽东说“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歌，是真男子，大手笔。”
对于近现代史上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比较推崇的还有曾国藩、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其中，在中共党史上备受争议的陈独秀，毛泽东也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评价。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就是陈独秀《新青年》杂志不折不扣的“粉丝”，是他的崇拜者。1917年9月23日，他与同学蔡和森、张昆弟就讨论过陈独秀，认为：“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以拟。”陈犹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就是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
正是在陈独秀《新青年》的影响下，毛泽东和朋友们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1936年他在陕北保安的窑洞与斯诺谈起自己的生平往事时，说：“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后来，毛泽东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他觉得陈独秀“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毛泽东在长沙立即撰写了《陈独秀被捕及营救》，发表在《湘江评论》上。在文章中，毛泽东称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逮捕，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6页。）
1921年夏天，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他回忆说：“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的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中最灿烂的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所以，到“1920年夏天，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眼里，陈独秀就是他的导师。但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因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退出了政治舞台，以致后来加入“托派”，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尽管如此，在以后的岁月里，除了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之外，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依然是一分为二的。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谈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紧接着，他还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历史不能割断。陈独秀1942年5月凄然诀世后的第三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再次郑重地提到了陈独秀，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的《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953年2月21日，毛泽东从武汉到南京，途径安庆时，在海军长江舰上与安庆地委负责人谈话时，得知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生活困难，毛泽东说：“何必卖房子呢，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随后，地方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给予了适当的待遇补助。1958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谈及陈独秀时，还十分内疚惋惜地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在“古为今用”。他始终提倡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毛泽东一辈子都注重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引为借鉴。历史学家周谷城十分钦佩地赞叹：“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本文节选自《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
责任编辑：向太阳*来源：昆仑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