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件于重修珐琅彩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拍品
《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
自所谓的“乾隆珐琅彩灯笼尊”（见我之前的博文）后，我开始搜索有关珐琅彩的拍卖消息。我已经覚悟到研究珐琅彩必须关注拍卖。
又是一条旧闻：2008年10月27日，在北京中嘉国际举行的秋季拍卖会上，清乾隆年间的珐琅彩瓷版画——郎世宁绘《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以1.44亿元拍得全场最高价。
迄今这一套《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似乎僅有商业价值，却未被主流陶瓷学界肯定，未入“正”册，尚是“妾身不明”，不过在笔者看来，它对珐琅彩史，尤其是乾隆珐琅彩史的意义是无可比拟的。
学者杨伯达先生1993年在《清代院画》一书中述：“乾隆二十七年弘历决定将画院处与珐琅处合并，而著名画家统归如意馆管理。这时，如意馆实际上担负起画院的职责，而珐琅处兼顾绘年节画之外，其主要任务是作珐琅画，也就是通常说的画珐琅。”(27页)
书中于28页又强调“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画院处归并于珐琅处，如此状况有33个年头”。
书中第33页杨伯达先生又论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画院处归并珐琅处，画画人转入画珐琅的设计与绘制，同时还担负少量的年节画的创作任务。”
这里所说的画画人，就是宫内所有画家，包括一干外籍传教士画家，当然包括朗世宁。
从乾隆二十七年弘历对宫内画院从组织机构、人力安排上作重大调整，可以明确看出弘历准备开展一场“画珐琅大战”。
但与这一史实不太相称的是，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端凝殿藏瓷及已被主流陶瓷学界肯定的散落世界各地的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中，带有画家手笔(画家与匠人落笔是不同的)的却廖若晨星。（其中原因是颇值得探究的，笔者将在以后的博文中逐步作出一些推测和分析）。
笔者认为：恰恰是珐琅彩瓷板画《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能够与杨伯达先生论述的史实互为印证，证明在乾隆二十七年后，瓷胎画珐琅(珐琅彩)的绘制开始迈入令人匪夷所思、鬼斧神工的高度。这一套瓷板画的水平之高是不言而喻的，其判断的捷径是将它与相当著名的清院画《十二月令图》并置比较。
你会惊奇的发现，较之于雍正时期的宫廷院画《十二月令图》，绘于瓷板上的《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在构图、主次安排、画面纵深、细节丰富方面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不得了的！这里反映出乾隆的审美眼光。他要求郎世宁及《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的整个制作团队从整体到局部都必须反复推敲、精益求精。而不是将《十二月令图》简单地拷贝到瓷板上。这是从理性上判断珐琅彩瓷板画《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绝对是真品的最过硬的依据。而这种理性的分析、逻辑的推理是我们当下在鉴定乾隆珐琅彩时所欠缺的。
现将《十二月令图》与《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并列于后，水平高低观者自明，在此暂不再展开讨论。有兴趣者我们择机再议。
需要说明的是： 珐琅彩瓷板画《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图片是网上搜索所得，每幅图的下边贴有拍卖公司的标签。裁去标签后画面是缺了一小截的，望原谅。
图片太小，可单击画面，页面转换后再点击查看原图，图片会放大。这也是老朽现在才搞懂。特此提醒。
《十二月令图》 珐琅彩瓷板画《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
这里还必须弄清楚，这绝对是一个“团队”的作品，无论哪一时代，个人都不可能凭一已之力完成这浩大的“工程”。郎世宁在这里担任的可能是“艺术总监”而绝非亲绘，朗世宁于中国傳统笔墨、界画技法绝非所长。何况“郎老”已屆古稀，早已老眼昏花，哪有可能在仅有40×70cm大小画面上画出如此繁复、精细的作品。乾隆是在绘画上搞“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好手，他经常让画家发挥特长，各司其职搞“合笔画”。《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正是乾隆朝画院各层次画家、匠人通力合作的又一实践成果。
令人遗憾的是，体制内的陶瓷学者对于这件有着极高艺术价值与研究价值的作品却一概沉默、失语。“眼学”在这里无用。这与我们的“泰斗”及其创立的“珐琅彩”史脱不了干系——这正如姚政先生所指出的，现在被主流学界所肯定的，恰恰是一些普品。(但笔者并不认同姚先生所说洋彩高于珐琅彩之说。这里边有学术探讨的话题，容以后再说。)或许还有更深层原因：我们的某些体制内的学者，所热衷的，是为“灯笼尊”们发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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