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张铁生到韩寒：中国文化的主潮是反智
肖 鹰
题记
回应对本文一个严重质疑：同为退学生，韩寒与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区别何在？
■ 老盖考上哈佛大学就读之后退学从事电脑研究，成为世界最伟大的IT公司微软创始人。韩寒高一辍学后以赛车为主业，办杂志《独唱团》未果。
■ 学习智商：盖茨在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标准化测试中得分1590，其满分1600。韩寒留级、读两年高一，两年含语文七科不及格，被迫辍学。
［肖鹰自供状］其一：2009，我称“韩寒是一位很好的社会批评家”（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5bc470100fqfg.html），现在所有事实证明“韩寒”是一无学无赖的人偶；其二：孔庆东“三妈”时，我质问道：“您对于‘南方系’在多年来所做的社会监督真的一点没有赞同吗？”（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5bc470102dt07.html），但现《南方周末》堕落无良发软文《差生韩寒》求生的媒体。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反智文化主潮中，大众文化的消费娱乐和公知学者的犬儒主义是造就“韩寒神话”的两大元素。前者需要的是“另类成功”偶像，后者需要的是“自由代言”英雄，超越真伪是非，“韩寒”就成为1999以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神话。
今天质疑“人造韩寒”，意义不只是要还13年前那个“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神话真相，也不只是要甄别作为“80后意见领袖”的“公民韩寒”的社会诚信，而且是要检讨中国文化的反智主义土壤，进行对公共领域的批评理性启蒙。理性必须以求真为前提，没有求真的理性，必将归结于极权奴役和神话崇拜。
■ 1973年“白卷英雄张铁生”和1999年的“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都在各自的时代代表着当代中国反智文化主潮。他们属于不同的时代，但都被自己的时代树立为“反潮流的英雄”。
■ 在安徒生童话中，大臣们极力见证“皇帝的新装”，不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而且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见识。基于同样的理由，“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逾越了社会质疑和文学识别而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主流。
■ 韩寒和凤姐，都是这个反智时代的代言人，只是在反智的愚乐闹剧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韩寒和凤姐同是这个时代最走红的人。
(此照片来自韩寒博客，如照片所有者反对引用，告知即撤销）
一“白卷英雄“的幽灵不散
文革10年，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文化记忆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今天重审1973年的历史，那个因为声称“历史清白如洗，个人表现胜似黄牛”的知识青年张铁生，在只得6分的理化高考卷背面写出那封信《致尊敬的领导》，初衷只是向“尊敬的领导”表示自己因为忙于生产队长的领导工作而失去了复习备考时间，“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然而，这封本是“几乎交白卷”的知识青年张铁生为自我上大学求情的信，却被毛远新、江青一伙改造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而张铁生本人则被树立成“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反潮流英雄”。“白卷英雄张铁生”因此成为反文化的“革命符号”：读书不仅无用，读书而且有罪。
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对“读书无用论”的文革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取而代之的社会理念是“知识就是生产力”（民间语则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制度的恢复，以考试分数而不是以政治表现作大学录取标准，是对“读书有用”的制度性肯定。与此同时，以“自由”、“民主”、“理性”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性的文化启蒙也以重续“五四精神”的路线展开。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特殊轨迹在扩大开放和深化市场的同时，弱化、甚至抑制了启蒙精神，在“全民向钱看”的旗帜下，无边界的功利主义使社会动力失控于精神上的犬儒主义和实践中的投机主义。
度过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令举世瞠目的中国经济崛起和娱乐明星主导的大众文化市场，这两领域的辉煌拓展反衬的是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末世沉寂。当知识界的衮衮宿学在清寂中以“学术登场，思想退场”自诩的时候，也有不少有识者将这个“非知时代”归因于8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意外转轨。然而，如果我们熟悉王朔的“痞子文学”早在80年代后期就为下一个时代的反智主义兴风作雨的时候，就会懂得，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口号呼喊出的并不只是某个边缘群体的不平和抗议，而是在重续“白卷英雄”的反文化精神遗产。在王朔小说中，无一例外地在“指证”文革理念：知识者最愚蠢，无知者最聪明，反智者最英雄。王朔小说的英雄“玩主”如是说：“您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
20世纪最后10年，在一切领域都可以当称“繁荣”的中国社会，理想主义的溃败和批评理性的瓦解不仅很少被人觉识，而且相反被许多掌握着特殊话语权的人视作社会进步、民众福祉。老作家王蒙将王朔的小说意旨释读为“躲避崇高”，并加以推崇，实际上宣告了90年代中国文化的粗鄙化是上下同流的，而非仅是底层潮变。然而，拜金主义可以开拓文化消费市场，却不能提高社会文化品质；犬儒主义在躲避崇高的时候，滋生的并不是个体生活中的自信独立，而是价值失落之后的迷信茫从。在1999年的中国社会空间，明显可见的GDP腾飞使全民拜金主义意气风发，而文化上空的精神苍白和价值缺失，已经到了“没有神也要创造神的”紧迫时节。
二 “不读书“：反智时代的“天才神话“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说：“哪里有乞丐，哪里就有神话。”1999年中国文化空间，是理想和理性双重缺失的时代，全社会过度旺盛的开发力惟有在“天才”和“大师”的方向上无可着力。然而，这又从反面强化了全社会对“天才”和“大师”的乞求。不仅基于本雅明的神话学原理，而且也基于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1999年的中国，铺设好了“天才”和“大师”的神坛，不仅是虚席以待，而且是万民恭候。因此，当韩寒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提交仅用一个小时完成的、典籍掌故贯穿全篇、文字考究的千字文《杯中窥人》的时候，一个被期望中的“天才”就登场升座了。参赛者韩寒赢得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杯中窥人》，无论从语气文风、知识引用，还是从思想观念，与1999年的文化语境不相通，更与常识中的一个17岁的高中学生情趣意识不相通。作为一个曾对当代文学史有一定研究的学者，我认为《杯中窥人》更属于80年代早期文化热的语境，而且写作者的心态更近于一个曾经沧海的中年作者。在1999年阅读此文，我质疑的不是该文的真实作者身份，而是这一篇以掉书袋为长的作文何以被评为“新概念作文”标杆。准确讲，《杯中窥人》无论对于17岁的少年，还是对于1999的中国文学，都不是“新”，而是“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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