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抗日战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1937年上半年，一个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到了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8.3元！依靠这仅值8.3元的每月薪水，又如何能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呢？联大学生贺祥麟目睹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去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联大法文专业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师母的游泳衣去卖。闻一多先生则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开始为别人刻图章卖钱！
闻一多先生如此，吴晗先生呢？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但吴先生因妻子久病，医药费和去上海的旅费无法筹措，乃于1946年4月写报告给校长梅贻琦，向学校借钱。报告说：“九年困境，债台高筑，旅费、医药费及最少5个月之生活费，一无着落。”只好提出先向学校借款，然后以自己的16大箱书籍变卖还债。再以法律系费青教授为例，费教授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
吴大猷捡牛骨治病
吴大猷是西南联大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师，早年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东西方许多物理学家们在走上诺贝尔物理学奖领奖台时，常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位从未去过斯德哥尔摩的东方物理大师。吴大猷的妻子患有严重的肺病。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吴大猷听说喝牛肉汤可以治这种病，便每天到菜市场买牛肉来熬汤，送到女生宿舍给他这位女友当药喝。吴大猷的执着打动了病中少女的芳心，回国后两人结为终生伴侣。然而到了昆明，吴大猷的薪水，再也无法每天买牛肉熬汤了。为了病妻的身体，有时吴大猷不得不化装成贫民，到菜场去捡拾剩余的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当地的回民得知此事很感动，常常将一些牛骨头替他留着。
梅贻琦夫人上街卖糕
1942年，校长梅贻琦家里有时也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饭吃。校长夫人韩咏华想找份工作，但作为当时中国第一校长的梅贻琦，不肯利用职权为妻子谋利。教务长潘光旦的夫人给她出了个主意：“咏华，你做的米糕，我们家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我看你不如到大西门卖米糕算了。”袁复礼教授的夫人也点头赞成。三人真的做起了卖米糕的生意。韩咏华说：“如果不是为了抗战，我们何苦受这份罪。这糕叫定胜糕，这是个吉祥的名字。我们瑞在糕上写点字吧。”袁复礼夫人总有办法搞到当时紧俏的廉价碎米，由潘光旦夫人把米磨成米粉，把赤豆做成豆沙，再由梅贻琦夫人亲手调制蒸熟，用红糖浆写上“一定胜利”四个字，夫人们自己提着篮子到街上叫卖。
定胜糕在昆明街头销路很好。开始的时候，韩咏华不愿别人知道她是西南联大校长的夫人，每次上街都摘掉眼镜，脱下旗袍，换上从农民手里买来的蓝布装。可白皙的皮肤、鼻梁两侧深陷下去的眼镜凹印，还有那明显带有北方口音的昆明话，都瞒不了人。久而久之，不仅联大校园里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这位走街串巷卖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学校长的夫人，而定胜糕的名称也就此传开了。
华罗庚租住牛圈
1938年，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在距故乡千里之遥的昆明，找到了半年多来杳无音讯的妻子和孩子。他到西南联大教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六口人与闻一多一家八口人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因为实在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
数学大师华罗庚以其惊人的毅力，每天晚上拖着残腿，跋涉十几里地回家，伏案于牛圈的楼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老牛在柱子上擦痒痒，常常搞得整个楼棚地动山摇，人坐在楼棚上，那感受就象喝醉了酒一般。蚊子成群的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吮吸大师的血液。在这样的条件下，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一遍又一遍地演算着数学题。从1938年到1945年这短短7年间，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不久，华罗庚的第5个孩子又降临人世，穷困中的华罗庚的新生儿子起了一个有意味的名字：华光。他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哈哈……”为了教育这些孩子，华罗庚在家中采用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每天早晨，孩子们听到哨声起床穿衣，每人拿一个小盆，排成一列纵队，由华罗庚吹哨子，带他们到河边洗脸漱口，三伏三九皆不例外。有一次，附近的农民给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两个鸡蛋，吴筱元悄悄藏了一个在床下，她见丈夫日渐消瘦，实在心疼不已。夜深人静，孩子们熟睡后，她把床底下的鸡蛋悄悄煮了送给丈夫。华罗庚看着鸡蛋，给妻子出了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一个鸡蛋重0.5公两，把它们平均分成五份，每份多少公两？妻子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当然是0.1公两啦。”华罗庚按妻子所说，把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把其中的一份吃了，剩下的四份留给妻子和三个在家的孩子。
妻子的眼泪扑簌而下。华罗庚安慰说：“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还剩着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支烟呀……”
安守清贫办大学
1940年10月13日，空袭警报又拉响了。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将梅贻琦校长的办公室连同旁边的一幢宿舍都震塌了。生与死对于书斋中的联大人来说，仅在咫尺之间。尽管如此，师生们依然潜心于学问。最早发现华罗庚数学天才的杨武之教授，到昆明后买了辆旧自行车。一天他将车搬上田埂骑回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车子一头栽进水沟里，杨武之教授被摔得遍体鳞伤，但他不肯休息，外国文学系有一位性格古怪、留学过四个国家的大教授，无论穷到怎样的地步，都必须穿皮鞋，以显示身份。后来他的皮鞋破了，鞋底和鞋面已经分成两截了，他仍然不肯脱下，找来一条细麻绳，把皮鞋上下一绑，照样穿着上课。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降临人世的。那一夜，费孝通憔悴了许多。日寇的飞机就在那夜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已身无分文的他用自己惟一的一件西装裹着初生的女儿靠农民从家里凑来的小衣小褂给孩子御寒。他们真心诚意地对费孝通说：“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今后长得结实。”
然而，就是在如此极端难苦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1942年10月联大有25位名教授，全部是各系的系主任，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所谓“特别办公费”，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术语，就是系主任的“岗位津贴”）。正是在这种家庭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联大25位担任系主任的教授，毅然拒绝接受特别办公费，真是高风亮节，彪炳万代，正气凛然，令人景仰！当年荡漾在昆明上空的西南联大的校歌或许是联大精神的最好诠释：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