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邓小平论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长期性
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就是要广泛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人民。凡是可以团结、可以争取使其中立的，都要加以团结、加以争取，这也就是孤立了敌人。
——邓小平：《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1951年3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7页。
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它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即使是中立一时、将来还可能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要使其中立。这样就能把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缩小敌人的圈子，以便打倒主要的敌人。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存门户之见，使党变成狭小的圈子，变成狭隘的宗派，从而丧失了领导作用。有些同志从个人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怕自己吃不开，因而对于统一战线发生抵触。有的同志以老资格自居，认为反正你不是共产党员，不让人家有职有权，非要人家服从自己不可。有的同志认为战争胜利了，不要别人也行了。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在共产党员中不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将受到很大的损失。
——邓小平：《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50年6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55—156页。
有些同志不重视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就在于他们误认为统战工作只是分化敌对营垒，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有两面，一面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这是主要的；另一面才是分化敌人，使敌人营垒中一部分人转到人民方面来。这些同志没有看到统战工作的这两面，所以不重视团结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阶层人民，没有远大的眼光。
——邓小平：《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1951年3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7页。
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1979年9月1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58—159页。
统一战线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统一战线问题，一个是武装斗争问题，一个是党的建设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上发生错误，都会使革命遭受失败。这就是说，如果仗打得好，党也很团结，但统一战线搞不好，革命也要失败。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三个问题都解决得好。但是，是否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就可以抛弃统一战线呢？不能够的。过去需要统一战线，今后同样需要，不仅需要，而且还要进一步巩固。如果抛弃了统一战线，革命还要遭受失败。
——邓小平：《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50年6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55页。
我们说，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加强，为什么要加强？首先就要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弄清楚。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打仗也是这样，先要解决为什么打的问题以及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目前重视统战工作的同志还是少数，多数同志没有真正认识它的重要性和原则性。我们西南的许多干部做了统战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不少同志做统战工作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被动的。去年二三月后，到处闹土匪，物价波动，我们的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到处找开明士绅、工商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要求人家支持剿匪、征粮，这也是做了统战工作。土匪一肃清，公粮一征完，这种工作就不去做了，或者做得不多了。为什么要团结更多的人一块来剿匪、来征粮呢？这里反映了一个事实，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他们一起来做工作，说明这些人是不可少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朋友，孤立了敌人。
——邓小平：《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1951年3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4—185页。
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邓小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03页。
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邓小平：《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页。
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领导，这是很对的，但是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呢？首先，要坚决地执行由我党提出的为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每一项法令、文告。其次，要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去实现共同纲领和执行法令。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熟悉共同纲领和政府法令，不懂得运用这些武器去团结和教育人民同敌人作斗争，那末不仅说不上什么领导，而且还会做出违反共同纲领和政策的事情，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使自己完全居于无理和被动的地位。今天的不幸情况，恰恰是有些共产党员不学习不运用共同纲领。党外人士把共同纲领背得烂熟，在讨论工作和政策时，能够引经据典，充分说理。而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却往往瞠目不知所对，有的甚至最后拿出蛮不讲理的本事来。试问，这还说得上领导吗？第三，共产党员除了应成为执行共同纲领和遵守法纪的模范之外，还需要具有纯正的作风，就是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
——邓小平：《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50年6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56—157页。
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98页。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1—342页。
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是要贯彻到底的。这不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是真的。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统一战线加强对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教育，团结他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资产阶级没有了，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阶层存在，这里面绝大部分是我们的朋友，还有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只要有敌人，有朋友，就得团结朋友，孤立和打击敌人，就还得有统战工作。因此，统战工作一直要做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
——邓小平：《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1951年3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7页。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
——邓小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03页。
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我们党有“左”的经验也有右的经验。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动摇的，但是要利用它的积极的一面，要有团结有斗争。什么情况下以团结为主，什么情况下以斗争为主，这是不能硬性规定的，是一个灵活运用的问题，要根据对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来确定。
——邓小平：《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2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43页。
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要发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传统，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帮助各方面的人士和群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基础上不断增强团结，取得新的进步。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87页。
我们常常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邓小平：《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07页。
制定正确的纲领和政策，要对本国的具体实际作深入的了解。
——邓小平：《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4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3页。
统一战线的历史发展
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邓小平：《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8页。
现在敌占区开始起了有利于我的巨大变化，其基本表现就是人民抗日情绪大大增长，敌伪矛盾发展。我们应好好抓住这个基本特点去发展工作，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经验证明：在敌占区不应该去扩大中国人自己的阶级矛盾，基本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能如此我们便能开展敌占区工作，反之我们便不能在敌占区立足。
——邓小平：《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1页。
在政治上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或联合其较好的部分，中立其动摇的部分，孤立和打击其最反动的部分。切不可打倒一切，帮助敌人团结，把自己孤立起来。
——邓小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1948年6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18页。
我们有的部队同志把胜利只看作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不全面的。从历史来看，党中央、毛主席对统战工作一直很重视，做得很精心。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长征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只有六千人，加上陕北红军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一共只有一万几千人，被十多万敌人包围，非常困难。党把一些最好的干部派去做统战工作，加上其他方面的工作，在“双十二”事变后形成了抗日救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部队到达华北、华中后，人人感到需要有统战工作，因为我们有了朋友就可以站住脚跟。那时甚至对一个碉堡的伪军，都拼命地去做统战工作。在解放战争中，我们聚精会神地从政策等各个方面去做工作，争取了各民主党派。蒋介石也争取他们，但我们胜利了。我们由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支持，理直气壮，士气很高，才打胜了。
——邓小平：《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1951年3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5页。
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包括一些民主人士、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有疑虑。后来由于加强了工作，各界都赞成、拥护，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资产阶级也出来游行，这样就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意义，以为照例是官样文章，但是各阶层的人民很重视。这个宣言表明了抗美援朝是举国一致的。如果不要统一战线，内部不团结，能够抗美援朝吗？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
——邓小平：《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1951年3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5—186页。
各位朋友在各地都听到过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介绍，这就是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普遍真理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就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走的道路，是列宁所想过的，但是列宁没有能实现。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了和平改造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
——邓小平：《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56年11月17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59页。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4月—5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14页。
各个方面的变化表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87页。
新时期统一战线，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爱国者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归回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1979年9月1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158页。
统一战线的性质，叫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就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这样范围就宽了，具有广泛的性质。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1979年9月1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159页。
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工人和农民是联盟，说明工、农是两者。过去把知识分子搞到另一个概念，新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劳动者。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1979年9月1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159页。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困难和阻力，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任何困难都挡不住我们前进，任何阻力都将被我们打破。
——邓小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06页。
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做出积极的贡献。
——邓小平：《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要为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作出贡献》（1980年8月28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239页。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使得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方针、基本政策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
——邓小平：《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重要作用》（1980年9月29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241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政协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我们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扩大了，不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还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前程远大，大有可为。
——邓小平：《爱国统一战线前程远大大有可为》（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250页。
对港澳台同胞和海外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工作
现阶段的统一战线可以提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现在最大的统一战线问题，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问题。包括旅居在国外的侨胞也有爱国的问题。他们热爱祖国，不等于热爱社会主义。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1979年9月1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广大骨肉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所面临的一项光荣的神圣的任务。我国政府公布的对台湾归回祖国的大政方针，充分考虑了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处境、利益和前途，是完全公平合理的。爱国一家，走祖国统一的道路，就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现在，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我们希望同台湾当局共同为祖国的统一携手迈进。台湾同胞富有爱国传统，一定能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宝贵贡献。
——邓小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05—206页。
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61页。
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
——邓小平：《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76页。
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邓小平：《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1990年9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62页。
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邓小平：《 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0页。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58页。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59—60页。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
——邓小平：《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67页。
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
——邓小平：《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68页。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84页。
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
——邓小平：《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96—97页。
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一九八一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两年前香港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就提出“一国两制”。
——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01-102页。
“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03页。
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忽视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带有片面性嘛！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老实说，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
——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17—218页。
“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19页。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
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0—31页。
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邓小平：《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9页。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58页。
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86-87页。
美国记者华莱士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我回答说，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邓小平：《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19-220页。
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邓小平：《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
侨务工作要提到日程上来，要恢复过去的侨务机构。我们的政策还是那些，在国外生活的，鼓励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但不能强迫。加入外国国籍也可以为祖籍国服务，还有个更好的条件，可以加深两国关系。不愿意的也不勉强。祖国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侨务政策绝大部分要恢复起来，某些要改正，不完善的要完善起来，不妥当的要改进。
——邓小平：会见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华侨、华裔、港澳台同胞旅行团时的谈话（1977年9月29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44页。
华侨事务的重要政策是鼓励侨胞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考虑到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华侨比较多，住在国比较注意这个问题，鼓励华侨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这对我们国家与住在国的关系有好处。但也总有人不愿意加入住在国国籍，愿意保留中国国籍，我们不能强迫。我们政策的另一面，就是保护侨胞的正当权利，鼓励华侨与住在国人民搞好关系，这是我国发展与住在国友好关系的重要一环。
——邓小平：会见仰光华侨代表时的谈话（1978年1月30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53-54页。
我们侨务政策的要点，第一条，就是鼓励华侨自愿选择住在国的国籍。华侨多的国家对华侨很有戒心，我们了解这一点，所以把鼓励华侨选择当地国籍作为重要的侨务政策。加入了住在国国籍的人，就是住在国的人，应该对所在国尽到他们自己的责任。第二条，我们也不能强迫愿意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加入住在国国籍。我们要求保留中国国籍的人要为住在国的发展和两国友谊做出贡献，遵守住在国的法律。理所当然的，中国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这也是国际惯例。第三条，我们历来不赞成双重国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贯政策。
——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的谈话（1978年3月30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60页。
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6页。
我们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我相信在国外的华侨、华人是会热心支持我国的建设事业的。
——邓小平：《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62页。
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
——邓小平：会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部分成员时的谈话（1986年6月18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356页。
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1990年4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58页。
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
——邓小平：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时的谈话，原载1993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十分有利，我国政府已经明确宣布了对台湾归回祖国的大政方针。人民政协应当积极开展工作，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7—188页。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中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希望你们在促进台湾归回祖国的事业中，积极贡献力量。
——邓小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06页。
多党合作和民主党派工作
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这一个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同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最初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逐渐在不同程度上向社会主义方面变化了，并且将继续向这个方面变化。当然，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在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们可以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24—225页。
现在我们党内还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还有一些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同志，仍然犯着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才能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贯彻实行。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24页。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页。
我们有些同志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认识不够，不懂得各民主党派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够味。这些同志不是从整个社会存在着各个不同的阶层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来看问题，因此，往往忽视了统一战线。
——邓小平：《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1951年3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6页。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86页。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推动和帮助各自的成员以及所联系的人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也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相信，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一定能够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进行自我教育和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03—204页。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和所联系的人们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同志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同志是学有专长的专门家，他们都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原工商业者中不少人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营企业和做经济工作的经验，在调整国民经济、搞好现代化建设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也能够利用自己的专长和社会关系，在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统一祖国的大业中作出自己的有益贡献。
——邓小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04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邓小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05页。
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我们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要坚持下来。但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67—268页。
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邓小平：《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13页。
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20页。
比如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对于这一点，西方许多舆论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42页。
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
——邓小平：《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44页。
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团的生活也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
——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57年4月8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70—271页。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
——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57年4月8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72—273页。
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所以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
——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57年4月8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70页。
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邓小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05页。
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开创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为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邓小平：《爱国统一战线前程远大大有可为》（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250页。
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15页。
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
——邓小平：对民主党派成员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所提建议的批示（1989年1月2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419页。
民族工作
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1页。
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4页。
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一百个干部有九十九个做得好，有一个干部出乱子，也可以把事情搞坏。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必须保证这一点。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5页。
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7页。
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为什么?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进步力量在那里面很少，影响很小。将来这个力量发展起来，会起很大的影响，现在不起决定影响。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搞得更好。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坏，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为阻力大。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进步了，同我们的合作搞好了，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8—16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完全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而且在具体政策上更多地照顾少数民族利益。
——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的谈话（1975年8月23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6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中国有几十个民族，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行政机构中少数民族干部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百分之六。
——邓小平：《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46页。
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
——邓小平：《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1990年9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62页。
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2页。
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3页。
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6页。
民族工作确有很多问题要提起注意。当前是如何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有些少数民族中也有大民族主义。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1979年9月1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61页。
新疆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处理谁。
——邓小平：视察新疆时的谈话（1981年8月16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99页。
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纲领宣布了，少数民族很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就要问什么时候实行，如何实行。他们要求兑现。如果半年不兑现，一年还不兑现，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5页。
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6—167页。
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39页。
新疆的根本性问题是共和国还是自治区的问题。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不能搞共和国，我们是自治区。
——邓小平：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汇报时的指示（1981年8月16日），转引自199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新疆各族人民永远怀念邓小平》。
要把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
——邓小平：视察新疆时的谈话（1981年8月16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99页。
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
——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57页。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这两条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适用的。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而把人家的粮食吃光，这是不行的。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7页。
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52页。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拿西藏来说，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邓小平∶《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46页。
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目前西藏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西藏人民生活有了不小的改善，但总的讲还是处于落后状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如内蒙古自治区，那里有广大的草原，人口又不多，今后发展起来很可能走进前列，那里有不少汉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果在那里的汉人多一点，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不是坏事。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
——邓小平：《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46—247页。
达赖喇嘛和美国参议员给我们制造点麻烦，对我们影响不了什么。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谁也没有这个本事。我们对西藏采取扶持的方针，要内地帮助西藏发展。关键是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时的谈话（1987年10月16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398页。
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邓小平：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题词（1988年11月2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417页。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邓小平：《中央要有权威》（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77—278页。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64页。
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4页。
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8页。
党必须在各个地方注意培养熟悉当地情况、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本地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培养本民族的干部。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51页。
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当然，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都要加强。
——邓小平：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谈话（1980年8月26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67页。
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甚至放到很高的领导位置上来。
——邓小平：视察新疆时的谈话（1981年8月16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99页。
宗教工作
我们建国以来历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我们也进行无神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像宗教这样的问题不是用行政方法能够解决的。林彪、“四人帮”破坏了我们一贯的宗教政策，我们现在开始恢复老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邓小平：会见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时的谈话（1979年10月15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34页。
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
——邓小平：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谈话（1980年8月26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67页。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如果梵蒂冈解决了这个问题，承认一个中国，我们同梵蒂冈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第二，是梵蒂冈必须尊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独立自主、自传、自办教会的政策，这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必然要提出的政策。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教会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书记科隆博时的谈话（1981年12月12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210页。
知识分子工作
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91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89页。
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工人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工人就有了力量。这个真理在今天更加显出它的重要性。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04页。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5页。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一站好几小时，这既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1页。
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是好的。“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有的同志提出，应当有奖惩制度，这个意见也对。但是要补充一点，就是重在鼓励，重点在奖。有的人在科学研究上很有成就，为我们国家作出了贡献，这样的人要不要鼓励？我看要。有的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埋头苦干，应当鼓励。如果这也成了一条罪状，那怎么行？他们可能有些缺点，领导工作者要经常同他们谈谈心，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帮助。不要求全责备。毛泽东同志说过，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对于犯了错误的人，有的需要有适当的惩处。但不要强调惩处，要强调帮助，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帮助他们进步。
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应当同科研人员相同。假如科研人员兼任教师，待遇还应当提高一点，因为付出的劳动更多嘛。讲按劳分配，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有好多具体问题要研究解决。这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50-51页。
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邓小平：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的谈话（1978年6月23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71页。
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邓小平：《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7-18页。
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70页。
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迫切和重要。
——邓小平：《希望海外亲人和朋友提供更多的知识和劳动》（1984年10月2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66页。
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几万名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一个是搞博士后的方法，一个是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把他们吸引回来，还要想更多的方法。博士后只是一小部分人，要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有许多框框束缚我们，要改革。招聘要有对象，有名单。要赶快搞规划。尤其是科学研究机构，现在就要去招聘。把最优秀的先招聘回来。所谓少讲空话，多做实事，这就是实事，要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最优秀的，招聘的条件要提高。
——邓小平：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1985年7月16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329页。
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9月5日、1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74页。
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9月5日、1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75—276页。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7-378页。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3页。
从政治立场这个基本方面来看，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当然，他们不应该自满，不能就此停步不前，而要继续努力，在政治上、业务上都要不断求得新的进步。至于他们身上还存在着的缺点错误，那是教育、帮助的问题，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93页。
知识分子问题，统战部应注意。知识分子的安排、待遇，包括政治的、生活的，别的单位不能从总的方面去考虑。现在发现知识分子外流，程度很严重。有些人是科研和教学的骨干，由于生活待遇很低，一些人已经出去了，还有一些人在申请出去。年纪大的不愿意走，走的大多是中年人。我们花了很多钱、很大的力量培养知识分子，结果人才却外流了，解决这个问题单靠政治不行，还要有物质。讲按劳分配，他们没有按劳所得，待遇不合理。要研究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学位、职称评定等。把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要有制度。统战部要研究，要管，要综合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反映全貌。解决问题是整个国家的事，党中央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1979年9月1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目前，在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其他人士的积极作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还有一些困难，需要经过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决。
——邓小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04—205页。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工作
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邓小平：《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3页。
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10-111页。
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
——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49页。
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2—373页。
我们必须多向资产阶级做些工作。经验证明：多做一分工作就多一分效果。不愿去接触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毛病，应加纠正。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应该加强。
——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50年1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1页。
党外人士的安排工作
党与非党干部的合作问题，就是百分之二十与百分之八十的合作问题。试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小圈子主义的危险性，难道还不明显吗？同非党人士合作会遇到一些麻烦，他们也会有不正确的思想认识问题，这要慢慢地帮助他们。中央规定，凡是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管你有理无理。不这样，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就会使自己孤立起来，就会做不好工作，就会增加对革命的抵抗力，这对人民的事业非常不利。
——邓小平：《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50年6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56页。
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专家，担负了行政职务，党委就应当支持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他们同样也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决不应该见外。党委应该了解和检查他们的工作，但是不能包办代替。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98页。
人民政协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
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任务是十分光荣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8页。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一届会议，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届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当时的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
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代替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任务，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继续存在并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重要作用》（1980年9月29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40-241页。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人民政协应当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
——邓小平：《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重要作用》（1980年9月29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41-242页。
在修改章程中，不要把政协搞成一个权力机构。政协可以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但无权对政府进行质询和监督。它不同于人大，此点请注意。
——邓小平：在为全国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准备的一个文件上的批示（1980年9月27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69页。
原来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而言。对政府实施“监督”权，有其固定的含义，政协不应拥有这种权限，以不写为好。
——邓小平：在乌兰夫、刘澜涛的信上的批示（1980年11月12日），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69页。
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7页。
人民政协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它在我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一年来，各级人民政协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人民政协要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充分发挥民主协商和监督的作用。要继续推动各界人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专业知识。要组织视察参观和专题调查，深入实际，开展多方面的活动。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友好往来。我们相信，人民政协在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必将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邓小平：《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要为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作出贡献》（1980年8月28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39页。
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
党要教育与责成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首先自己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刻苦的作风，和政治家的风度。
——邓小平：《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4页。
现在我们党内真正懂得统一战线问题的人还不多。有的同志虽然不反对统一战线，但是遇到具体问题还是怀疑。如对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上，有些党内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这些倾向都大大妨碍了党的任务的贯彻执行。
——邓小平：《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50年6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55页。
中央提出要多做宣传统一战线的工作，使重视统战工作的党内同志由少数变成多数，确实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加强统一战线是我党长期的工作，并涉及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各个部门都有统战工作。例如，工业部门的工程师、职员不都是共产党员，政权机关中也有党外干部，还有大量的非党文化人士、教师、医师、技术人员等等，对他们都要很好地团结、教育，同他们一道走到社会主义。统战工作是全党各部门的工作，如果不使每个干部、每个党员都懂得这一点，这项工作是做不好的。
——邓小平：《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1951年3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8页。
每个党员都要接近非党员，在政治上去影响他们帮助他们，同他们一块工作，一块学习，一块讨论问题，避免过去党员与非党员格格不入的现象。……我们同志的态度要谦和，要诚恳，要尊重其人格，尊重其意见；不要锋芒毕露，自以为是政治家，而要善于根据不同对象去进行政治解释工作。感情的联络也是必要的，因为这对政治上的接近是有帮助的。
——邓小平：《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7页。
善于在政治原则下，团结共事的非党干部，让他们充分理解、乐于接收、赞助和执行我们的政策主张，大大发挥自己的工作积极性，并经过他们去达到团结各阶级各抗日党派，团结大多数之目的。
——邓小平：《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