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蒋介石的大功与大过
杨天石
【嘉宾简介】
杨天石，江苏东台人，1936年 2月15日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及中国国民党史。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二十余种。
主持人：花满楼
【共识网导读】
1.蒋介石日记的绝大部分生前没有准备公开、发表，而且到现在，蒋介石死了几十年了，他的日记也没有发表。所以我们根据这一条可以判断，至少蒋介石生前没有想利用这其日记自我标榜、沽名钓誉，故意散布错误的信息来欺骗社会、欺骗老百姓。
2.关于蒋日记的史料价值，我从来没有全盘肯定。相反，我多次讲过：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史，不看蒋的日记是很大的不足，但看了以后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受骗。这是我对蒋介石日记史料价值的比较全面的看法。
3.最初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时间定在1924年、1925年这两年，我可以说蒋介石是响当当的左派。他讲过两句话：“没有共产主义内容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是假国民党”，这是很革命的语言，没有人超过他的水平。
4.蒋介石的这些内心世界我们怎么知道，你从政府公文里绝对看不到的，只有日记才能看到。所以我为什么重视日记，第一，它可以看到蒋介石的内心世界。这是第一个使我们要重视的原因。第二个原因，而且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以知道政坛的内幕。
5.蒋的日记里面不断的骂胡适，骂的得非常之狠，基调是政客，还有无耻，什么话难听蒋在日记里都骂，但是蒋没有把胡适扣起来，也没有组织人去批他，胡适还照样当他的院长，而且请客吃饭的时候胡适照样是座上客。到了胡适去世了，蒋介石还送了一幅挽联。
【正 文】
蒋介石日记有较大真实性，但不是事事真实，句句真实
主持人：杨老师，我们知道您是大陆第一位看到蒋介石日记的人，所以很多人很关心蒋介石的日记有多大的可信度。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杨天石：非常高兴有机会到共识网来做一个节目，共识网是一个很好的网站，我个人非常喜欢，下面我就按照您提出的问题来和网友们交流。
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在面对史料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件史料可靠还是不可靠，就像一个建筑师要盖一栋大楼，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块土地靠得住靠不住。如果这块土地是沙滩，那么大楼是盖不起来的，即使盖起来也很容易倒塌。所以历史学家在使用资料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史料是否可靠，有多大的可靠程度。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里面，不断的有学者或读者跟我提出这个问题。
日记有两种，一种写的时候就是准备公开，准备发表的，另一种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自己用，没有想到要公开，要发表，或者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不想发表。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日记，就是他生前准备发表的；胡适的日记，他也是准备生前要发表的。这么讲，不等于说生前发表的日记就一定是假的。其中也可能有很多资料是真实的、可靠的，但是，作者在生前写作的时候，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比如说要批评一个人，就要想一想这个人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现在是什么地位，地位很高，还是地位比较低？假定说这个人还活着，地位很高，甚至于可能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那么在写到他的时候就会有顾虑，不能有什么说什么。如果他的日记生前不准备发表，自己看、自己用呢？，那么他至少没有上述顾虑，也没有想利用日记在生前自我宣传，沽名钓誉，扩大影响，欺骗别人。所以，一个人的日记，生前准备发表还是不准备发表，是我们研究它的可靠性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面。
蒋介石日记的绝大部分生前没有准备公开、发表，而且到现在，蒋介石死了几十年了，他的日记也没有发表。所以我们根据这一条可以判断，至少蒋介石生前没有想利用这其日记自我标榜、沽名钓誉，故意散布错误的信息来欺骗社会、欺骗老百姓。
前一段时期北大有一个学者，说蒋介石曾经说过“你们要想了解中山舰事件的话，请20年后看我的日记”。这位学者由此结论，蒋的日记是为了发表的，为了给别人看的，因此不可信，目的在于沽名钓誉，自我标榜。我要指出的是，这位教授所讲的这句话是假的，是他篡改的。蒋介石原话是什么？他说“你们要了解中山舰事件的原因（中山舰事件是1926年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我现在不能讲，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这是蒋介石的原话，也就是说，蒋介石很明确地表示“我的日记死后你们才能看”。将蒋介石所说“死后可以看”，改成“20年以后可以看”，两者之间有重大区别，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动史料是不诚实的，不能允许的。
我曾经说过蒋介石日记，生前没有准备公开或发表，有比较大的真实性，但是能不能说蒋的日记很可靠，句句可靠，事事可靠呢？也不能这样讲。第一，蒋记日记是有选择性的，有的事情他记，有的事情他不记。任何人记日记都是有选择性的，关键是你选择什么。有的事情是应该记，但是他没有记，我举个例子，比如说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把共产党从国民党清除出去。这件事很重要，蒋介石没有理由不记，但是蒋介石日记没有一句话讲这件事情。美国有一位学者就说，应该记而没有记，这是“不正当的省略”。蒋日记有这种情况。
第二，他有很强的个人主观色彩。蒋记日记当然是记他本人的观点，，本人的看法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性、片面性，有个人感情色彩。
第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蒋的日记有不少记载是歪曲的，谬误的，，比如蒋的日记里写共产党、写毛泽东等人，以至写宋庆龄、胡汉民、宋子文、胡适等人都有这种状况。
关于蒋日记的史料价值，我从来没有全盘肯定。相反，我多次讲过：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史，不看蒋的日记是很大的不足，但看了以后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受骗。这是我对蒋介石日记史料价值的比较全面的看法。
我研究蒋介石是编写《中华民国史》中“北伐战争”一卷的需要
主持人：杨老师从事蒋介石研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30年了，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您选择了对蒋介石进行研究？
杨天石：我原来是学中国文学的，1978年调进近代史研究所，任务是参加写作《中华民国史》的第一编，这一编的题目叫《中华民国的创建》，写孙中山怎样组织同盟会，怎样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这个时候的历史主角是孙中山，所以我研究的第一个民国人物是孙中山。《中华民国的创建》这部书分上下两册，80万字，出版以后研究所给我的任务是写《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这段时候历史的主角就变成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了，。所以我以蒋介石为研究重点，应该是从1982年以后开始。
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蒋的日记是2006年 3月，在美国胡佛档案馆，可是我知道蒋的日记，而且看到日记的一部分是在80年代。因为我写“北伐战争”这一卷，所以就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案，二档馆恰恰保存了蒋介石的一部分日记的摘抄。从90年代开始，我到台湾，见到了五种蒋介石日记的摘抄本，比南京的内容更多了。但是台湾的蒋介石日记摘抄有很大的缺点，第一它还是摘抄，不是原文。第二，它只到1943年为止，1943年以后没有了。所以90年代以后我又继续想看到没有经过改动、没有经过摘录的蒋日记全部2006年 3月，蒋日记的第一批在美国开放了，美国的学者第一个邀请的是我。开放的第一天八点一刻，档案馆开放的时候，我和另一位学者张海鹏就已经到了档案馆门口了。
蒋何以能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第一掌权人
主持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早期地位并不高，比起胡汉民、汪精卫来，地位可以说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后来他成了国民党的第一领导人？
杨天石：这个原因讲起来比较复杂，要从多方面来分析。有几个人本来是可以成为领袖人物的，比如说，其中最好的是廖仲恺，可惜他被右派暗杀了。廖仲恺之外，第二个理想的人物是朱执信，他在谈判时被桂系军阀杀害了。胡汉民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立场向右的方面摇动，被认为是国民党右派，被送到莫斯科去了。胡汉民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汪精卫，汪精卫在孙中山去世以后成为国民党的第一把手，为什么？他的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的总党代表。可以说是孙中山公认的接班人。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后，汪精卫对苏联专家处理中山舰事件的态度不满意，一气之下跑到欧洲去了，说我身体不好，我休养去了。这样，有资格当第一把手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剩下的当然是蒋介石。
蒋介石有什么优势呢？枪杆子，《沙家浜》有句唱词，有枪就是草头王，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他手下有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就比较容易脱颖而出，成为孙中山以后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掌权者。
蒋介石原本是响当当的左派
主持人：我们看蒋介石的经历，他于1923年访问苏联，以至后来成为了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重要助手，但后来他又向右摇摆，成为右派，为什么会这样？
杨天石：最初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时间定在1924年、1925年这两年，我可以说蒋介石是响当当的左派。他讲过两句话：“没有共产主义内容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是假国民党”，这是很革命的语言，没有人超过他的水平。
我还特别要告诉网友们：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孙中山从来讲的都是“容共”，在孙中山现在留下的文件里面，找不到“联共”两个字。当然从中共方面来说，一直讲的是“联共”。你查中共20年代的文件，包括陈独秀的文件，都讲的是“联共”，“联共”和“容共”一字之差，有很大的不同。“容共”的意思是，国民党是主体，容许共产党参加，共产党不是主体。这是第一。第二，不平等，两党之间不是平等关系。第一个把“容共”的提法改为“联共”的是蒋介石。所以就1924、1925年这两年来说，蒋介石是左派，是响当当的左派。
主义、领导权、政策和策略之争，使得蒋介石向右转
主持人：那他为什么后来向右转了呢？
杨天石：很简单，谁是主体？我刚才讲了，孙中山讲“容共”，在孙中山的思想里面当然国民党是主体。蒋介石为什么后来反共？第一个原因就是主体是谁。蒋介石认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应该是国民党，而不应该是共产党，跟“主体是谁”相联系的就是领导权问题。两个党谁领导谁，中国革命应该是由国民党领导还是应该由共产党领导？蒋介石既然认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应该是国民党，当然没有问题，他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国民党领导。
讲一个小故事。1926年1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的全体大会，蒋介石派邵力子去参加。邵力子这个人既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而且又是蒋介石的秘书。蒋介石告诉邵力子，现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会，我派你去参加会议，派你去见斯大林，见了斯大林之后，你跟斯大林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世界革命应该由共产国际领导。斯大林听了这句话很开心，共产国际领导就是苏联共产党领导嘛！第二个问题呢？，蒋介石要邵力子转告斯大林，中国革命必须由国民党领导，这一点斯大林就不好表态了。斯大林总不好说我同意共产党领导，这是绝不可能的，所以斯大林没回答；第三句话，中国国民党要求参加共产国际。斯大林也没法回答，为什么？在斯大林看来，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联盟。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允许国民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参加，算什么回事？所以斯大林感觉到很为难。
事后共产国际通过一个决议，说中国革命谁来领导？应该由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领导当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所以说，斯大林在事后用共产国际决议的形式，肯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也就是必须是共产党领导。
对于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这一要求，斯大林说，这样吧，你们国民党可以当共产国际的观察员。这就是说，你成为正式成员是不可以的，但是你可以来当观察员。这样，邵力子在“七全大会”后有一段时期是留在莫斯科，干什么？当观察员。
蒋介石为什么反共？第一，国民党要当革命主体。第二，国民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是威胁。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主义之争，就是中国革命要用什么主义来指导革命。蒋介石的看法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最好的主义，尽善尽美的主义，可以在中国长期实行的主义，至于共产主义，那是将来的事情。除此之外，当然还有政策和策略之争的问题。蒋介石主张阶级合作，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比如说，他认为，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不能互相斗争，要调和、要互助、要合作。这是蒋的基本思想。而共产党呢，主张阶级斗争，“斗”字当头，这和蒋介石就有了根本分歧了。1927年以后，武汉一带的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共产党认为“好得很”，蒋介石等认为“过火”了，“糟得很”，就反对，就要镇压。蒋为什么从左派最后成为反共的右派，原因很多，上面讲到的只是其中部分原因。其他原因，我主编和主撰的《中华民国史》第六卷讲得很详细，可以参阅。
要认识蒋介石，绝对不能只依靠蒋本人的日记
主持人：杨老师我们知道您出版了很多关于蒋介石的书，比如《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有的人说您这书出得很好，弥补了当下史学界的空白，也有的人说，您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写书不靠谱的，您怎么理解？
杨天石：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之好。写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写蒋介石的历史，绝对不能够只靠蒋介石的日记。只靠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就会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他写错的地方我们也跟着错。
到目前为止我出版了四本关于蒋介石书，四本书都利用了蒋介石的日记，有几本书干脆就加了副题--《蒋介石日记解读》。为什么？
第一，日记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政治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活动，做报告、写文章、主持会议，做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我们都能看到。但是，政治人物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内心怎么想的，我们无从知道，而这些，是历史学家最想知道的，也是读者最想知道的，在这一方面，比较可靠的日记能帮你解决问题。如果他写日记是为了给自己使用，没有想发表，想公开，他的内心世界就常常能够真实的表现出来。
蒋介石日记中所记对苏联和美国的真实心态
杨天石：举一个例子。抗战期间，蒋介石在重庆，1941年的11月 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蒋这一天做了什么？第一，到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向苏联大使致以节日的祝贺，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和苏联是同盟国，共同反对法西斯。第二件事情，当时有一批苏联专家在中国帮助中国抗战，蒋介石把这些专家召集起来，请他们吃饭，宴会招待。第三，宴会开完了，请他们看戏。到大使馆祝贺、请吃饭、请看戏，蒋不是对苏联很友好吗？可是你看看当天的日记，当天的日记里面，蒋介石就发牢骚了：“俄政府自去年以来对我之侮辱蔑视，干涉我内政，明白掩护共党，而且在新疆擅设飞机厂，侵犯我主权，不一而足。此种赤色帝国主义者以情理论，本已不足为友，而且不讲信义，专恃强权，再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你看，蒋介石这一天在表面上做出一副跟苏联友好的姿态，可是内心里面对苏联却充满着仇恨。他的日记如果不写这一段，你怎么能知道？当时，
苏联被德国侵略，德军已经包围了莫斯科，苏联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候。蒋这一天的日记还有很重要的一段：“我国于其被侵失败之时，不惟不计较其既往，而且报之以道义，此为中华不畏、不侮立国之精神，不能使之丧失。至于对方之如何感想与能否感召，则非余之所计也。”你看，蒋介石虽然内心仇恨苏联，但是一想到苏联正处于“被侵失败”之际，立刻决定善待苏联，维持中苏友好，“报之以道义”，所以，他在这一天到苏联大使馆去祝贺等行为，又不是假的。一天之内，
蒋介石的思想里有这样复杂的多面情况，他不在日记里写下来，你能知道吗，做梦也想不到吧！
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蒋介石到台湾以后，一方面他要依靠美国的帮助，美国人借给他钱，卖给他武器，第七舰队还要在台湾海峡巡逻来保护他，所以蒋介石当然在外交公文里面感谢美国人，强调台湾当局和美国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也确实是这样，从公文上看，台湾当局对美国是表示感激的。可是你看蒋的日记怎么写呢？说美国是一个不讲道义的国家，说美国不是要做中国的朋友，他是要做中国的主人。说谁如果跟着美国人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被抛弃。而且蒋介石还讲，美国人帮助台湾，是为了让国民党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看门狗。这里就出现了两个蒋介石，在两个政府之间的公文的来往上，台湾当局是美国忠实的朋友，但是在蒋介石内心里面他对美国恨之入骨。恨到什么程度？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在美国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被一块鱼的骨头卡住嗓子，出不来，引起心脏病爆发死了。宋子文一死，宋子文的妹妹宋美龄当然要从台湾赶到旧金山去吊唁。哥哥死了，妹妹哪有不去的道理，宋美龄要去，但是蒋介石不让她去，蒋介石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说我绝对不愿意我的家人踏上美国的土地。恨到这个程度，妹妹去吊唁哥哥，蒋介石都不让，所以可见他跟美国的关系紧张到什么程度。
蒋介石的这些内心世界我们怎么知道，你从政府公文里绝对看不到的，只有日记才能看到。所以我为什么重视日记，第一，它可以看到蒋介石的内心世界。这是第一个使我们要重视的原因。第二个原因，而且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以知道政坛的内幕。政治人物在公开舞台上的活动我们都能看到，但是还有许多活动是黑箱操作。对于历史家来说，黑箱操作很重要，从哪儿去了解幕布后面的活动，要靠日记。例如：
德国法西斯曾拉拢蒋进攻印度，蒋坚决拒绝
杨天石：再讲一个例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土地广阔，人员众多，兵力几百万，虽然中国的武器不行，但是他毕竟有几百万军队。所以日本人想拉蒋介石，站到日本这边来。蒋介石如果站到日本这边来有什么好处？上百万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侵略军就可以把他的脚从泥潭里拔出来。拔出来以后，要么上北边打苏联，要么南下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所以日本人极力要拉蒋介石跟他们站在一起，西方的德国也想拉蒋介石跟德国人站在一起。
1942年，德国人希特勒的第一号助手叫戈林，派了一个人，叫杨克，找蒋介石派在欧洲的一个武官，叫桂永清，当年是国民政府在欧洲的武官，后来当了国民党海军司令。戈林派杨克到瑞士，和桂永清谈判，谈什么？戈林希望在德国和中国之间订立一个军事协定，叫《中德军事密约》。这样的话，德国可以从亚洲的西部进攻印度，希望蒋介石的军队从东边，也就是从缅甸进攻印度，东西夹攻，打印度，让德国的军队和日本的军队在印度洋会师。这可是一个了不得了的事情。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日本法西斯在亚洲，如果这两支法西斯军队联手了，会师了，成为一支队伍了，这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可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所以戈林的亲信就提出《中德军事密约》，内容就是双方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印度，把印度拿下来，让日本与德国的军队在印度洋会师。罗斯福最怕的就是这个，罗斯福曾经跟他的儿子小罗斯福讲过一段话，说如果德国人和日本人联手了，那困难就多了。说日本人可以打下埃及，可以切断苏伊士运河，可以控制中东，我们同盟国的军队日子就不好过了。
德国人找桂永清谈联合进攻印度，哪一本历史书上写了？我可以坦率说，到现在为止，找不到，没有一本书讲这件事情。
我是从哪里知道的？谭延闿的儿子叫谭伯羽，他当年也是中国驻德国的外交官，我是从谭伯羽打给宋子文的电报里知道的。谭伯羽告诉宋子文，双方有这么一个谈判。首先我是在美国的宋子文档案里得知这个情况。但是，谭伯羽的电报里讲，双方谈判之后，委员长还没有答复。到底蒋是怎么决定的，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看不出来。怎么办？我到哪一本书里去找？只能看蒋的日记。我查到了1942年 6月18号蒋的日记，里面写得很明确：说桂永清这个人不善于和洋人打交道，说这个事情不能让他管，明确告诉桂永清，坚决拒绝。也就是说，蒋介石给桂永清下了一个命令，德国人要订《中德军事密约》，要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打印度，必须坚决拒绝。这天的日记我找到了。当时，桂永清在瑞士，怎么通知桂永清，我把电报也找到了。电报是陈布雷打给桂永清的，说这件事情无论如何绝对要拒绝。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有疑问，说杨先生电报虽然找到了，是真还是假，没准是蒋介石伪造的呢？我再查，查陈布雷日记，陈布雷日记在 6月19号这一天特别写了一句，下午“发致桂永清电”。所以不仅蒋的日记讲，要拒绝，陈布雷起草的电报，也讲这个事要拒绝，而且陈布雷的日记又明确写道：“我今天下午给桂永清打了一个电报”。所以这个事可以说是板上钉钉。此外，我还在台湾的“国史馆”里找到了桂永清写给蒋介石的汇报，对这一时期中德关系的全貌，对桂永清和杨克之间的谈判过程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我继续搜寻相关资料，研究当时德国方面有没有计划和日本人在印度会师，结果，我查到了当时德军陆军总参谋长叫哈尔德的回忆，有，确实有跟日军会师的计划。然后我再查日本外相重光葵的一本书，也讲日本方面确实有在印度与德军会师的计划。我再查印度方面的材料，印度有一个外交官，也有一个回忆，他说，他有一次和德国的外交官谈话，他问这个德国外交官，你们有没有跟日本人合作会师的计划，德国人承认有。而且德国人还讲了一句话，假定我们两个国家，日本和德国合作的话，我们就是无敌的。德军陆军总参谋长的回忆，日本外务省领导人的回忆，印度外交官的回忆，都证明双方确有会师印度的计划。我再查，当时中国派到欧洲的另外一个特工人员叫齐浚，在1942年的 2月早就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说德军和日军有在印度洋会师的计划。这样，我把能够找的材料都找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拒绝德国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收在我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二集里面。
我详细地说明一篇文章的写作过程，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我使用蒋的日记，但绝对没有只靠蒋的日记。如果我只靠蒋的日记，说老实话，《中德军事密约》这个事情就根本看不懂。因为《日记》就是几句话，只说桂永清这个人不懂外交，告诉他这个事情不能做。至于什么事情，根本没提如果我不看到谭伯羽在美国给宋子文打的电报，我就不知道这个计划是什么。看了谭伯羽的电报，我知道德国希望联合中国，进攻印度，但是如果我不查到桂永清和德国人的谈判资料，我也没有办法确认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发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材料我看了，台湾的材料我也看了，而且德国、日本、印度外交官的材料我都看了，最后才把这个问题定下来。
所以北京大学那位教授说我只根据蒋的日记就写文章，有些网友批评我说，你怎么能够根据蒋的日记写历史，我很委屈，我觉得有点冤枉。为了解决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我看了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印度等多国和台湾档案馆的资料，最后才下这个结论。所以第一，我绝对没有单凭日记来写历史。把这些多国家材料收集过来，三天、两天能做到吗？那是我多年来奔走在太平洋两岸的结果。所以，看蒋日记的好处之一，就是了解政坛内幕，了解报纸上、一般历史书上看不到的东西，而这，是要下功夫，是长年累月地付出辛勤劳动的。
蒋日记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评价基调是骂
主持人：我们知道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当时国内两个大党的领导人，他们两个在1946年以后也是主要的对手。蒋介石日记里面有没有对毛泽东的评价呢？
杨天石：当然有。不瞒你说，大概三年之前，还是四年之前，西郊的中共中央党校邀请我去做报告，给我的题目就是蒋介石日记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我拒绝了，我说：这个问题我不能讲。为什么不能讲？蒋的日记里能够说毛泽东的好话吗？能够说共产党的好话吗？当然是一言以蔽之，是“匪”字，基调是骂。我说我在你们党校讲这个题目，不等于我在这里宣传反共言论吗，我说我不能讲。所以今天很抱歉，我也不能讲。
我只能这么讲。蒋的日记里面对中共，比如抗战初期，卢沟桥事变以后，国共合作抗日。蒋介石在日记里面写过，他说我要让共产党“尽其所能”，就是共产党有多大的本领都拿出来。在更多的时候，当然就是骂，骂的最代表的语言就是一个“匪”字
蒋介石有区分地对待知识分子
主持人：我们知道蒋介石日记里面还对胡适有很多批评，但是在外面，蒋介石对胡适还是挺尊重的，蒋介石去台湾之前还让傅斯年抢救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从蒋介石的日记里面能看出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什么吗？
杨天石：蒋介石在大陆时期对胡适是很友好的，而且很尊重，到了台湾，对于胡适也仍然是尊重的。但是在有一个问题上面，蒋介石跟胡适翻脸了。什么问题？就是胡适主张在国民党之外再组织一个党派，蒋介石火了。认为胡适这个主张是错误的，然后就骂胡适是政客。有一次中央研究院成立典礼，胡适是院长，把蒋介石请去了。去了以后，蒋介石当然要讲话，蒋介石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批评新文化运动。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毛病是不要中国的伦理道德。所以你到台湾去，到中正纪念堂，蒋介石铜像的背后，有六个字--科学、民主、伦理。蒋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丢了，胡适马上反驳，说：“总统您讲错了”。胡适也不客气，当场就反驳蒋介石。蒋介石当场没有再辩论，后来胡适要求在国民党之外另组一个党派，这样两个人的关系变坏了。
以后蒋的日记里面不断的骂胡适，骂的得非常之狠，基调是政客，还有无耻，什么话难听蒋在日记里都骂，但是蒋没有把胡适扣起来，也没有组织人去批他，胡适还照样当他的院长，而且请客吃饭的时候胡适照样是座上客。到了胡适去世了，蒋介石还送了一幅挽联。大意是这样，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里面遵守旧道德的楷模，是旧文化里面不断革新的一个榜样。当然我讲的不是原话，只是大意。（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蒋介石送了这幅挽联以后自己很得意，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说我对胡适的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所以蒋一方面在日记里大骂胡适是政客、无耻，甚至于说在台湾我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胡适，但是没有批他，没有斗他，院长照当，宴会照请，死了以后还送了他这样两句话。还是肯定了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
刚才您问到蒋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我想对胡适的态度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蒋介石对有些知识分子是很保护的，而且是很尊重的，对哪一些知识分子呢？比如钱穆。钱穆这个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学问比较好，比较大，另外他是旧文化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蒋介石对于钱穆这样的知识分子恭恭敬敬，非常尊重。但是对于左派知识分子那是很敌视，例如对茅盾，对于胡风，对夏衍，这样的左派知识分子，蒋是仇视的。尽管仇视，当胡风、茅盾他们从桂林逃到重庆的时候，桂林有一段时期有被日军侵占的危险，所以胡风、茅盾他们从桂林逃到重庆，蒋介石还是接待了他们，给了他们经济上的帮助。所以蒋对于不同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当然，我也要强调，蒋介石对于站在中共方面跟他作对知识分子，采取的是严厉的镇压政策。
我们对蒋的认识仍有“内战时期的情绪”
主持人：杨老师，很多人很好奇，您为什么要研究蒋介石，研究蒋介石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杨天石：我以前讲过，从我个人来说，原来对于蒋介石没有什么好感有些网友认为我是“蒋粉”，其实是误解。我为什么研究蒋介石，而且这一研究就是二、三十年，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提高中国近代史的科学水平。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力图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方向当然是正确的，我个人也力图这么做。但是国共两党有很长一段时期是互相打仗，互相交战的时期。有的时候很友好，比如第一次合作、第二次合作，但是也有两次分裂，打得不共戴天。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对我们的近代史的研究发生影响，也必然会产生“内战时期的情绪”，当两方面彼此打仗，杀得眼睛都红的时候，你要彼此双方都冷静、客观、全面的评价对方可能吗？不可能。
所以毛泽东在1945年曾经讲过一段话，说我们党内现在有一种不正常的情绪，什么情绪？内战时期的情绪。毛泽东就讲，例如我们有一段时期大家看不上孙中山了，不要孙中山了。毛泽东说，这是不对的，说孙中山这面旗帜我们要永远举起，我们要尽可能把孙中山那些宝贵的东西都继承下来，不能不要孙中山，不要孙中山这面旗帜，毛泽东批评这是内战时期的情绪。“内战时期的情绪”是毛泽东的原话，可以查到。
同样，我们在对于国民党，对于蒋介石的认识上面也有这种“内战时期的情绪”。我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现在大家都承认蒋介石参加抗战，领导国民党、国民政府抗战，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我们对蒋介石的评价，一个是“不抵抗”。还有另外两个“八个字”，第一个“八个字”叫“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第二个“八个字”叫“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我们都很熟悉一个比喻：抗战的胜利果实就像桃树上的桃子，桃子该谁摘？应该是每天给桃树浇水的“解放区的人民”抗战中，蒋介石逃到峨嵋山上去了，一担水也没浇，却把手伸的很长，要来摘桃子了。他“没有摘桃子的权利”。，这些话就有点“内战时期的情绪”。
我们的抗战史还不是一部科学的抗战史
杨天石：如果这样写抗战史，蒋介石不抵抗，冷眼旁观，坐待胜利，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那么我们的抗战史能够是一部科学的抗战史吗？科学的抗战史有应该正确地反映当年国共两党如何合作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就应该像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在人民大会堂讲的，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胡锦涛讲了一段话：“抗日战争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分别承担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共同构成了对日战争的态势。特别是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发动了许多大的战役，沉重的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我认为胡锦涛这段话公平。以前没有人这么讲过，为什么？
第一，不仅是肯定了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还有一个是敌后战场。注意语序没有？哪一个是第一个？按照我们的观点。肯定是要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可是胡锦涛没有这么讲，而是讲“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承认有两个战场，而且是分别领导。胡锦涛的这个讲话我觉得科学，符合历史真实。所以我们研究近代史，不断修改近代史目的是希望能够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全面的反映中国近代史的著作。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是为了提高中国近代史的科学水平。
第二点，我很坦率地讲，是为了促进两岸和平关系的发展，推进中华民族或者说两岸之间的和解和和谐，最后完成国家统一的事业。这里讲两个小故事。2005年大陆举行盛大的活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大陆做了一个很勇敢的举动。第一，邀请现在在台湾的，当年的国民党的抗日将领或其后人回大陆来参加庆祝活动。这个邀请很正确。我们请了郝柏村，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他当过“国防部长”，当过“行政院长”。因为他当年抗战了，所以我们就请他了，他不来。他不来是他的自由，我们的宣传机构脸上有点挂不住，说郝柏村将军由于身体不好，所以他不到大陆来参加庆祝抗战胜利的活动。我们这边一发消息，郝柏村看到了，很快就发一个声明，他说我身体很好，没病。我在台湾见过他多次，确实身体比我结实多了。他说我之所以不到大陆去参加纪念活动，是因为大陆方面对于抗战的宣传有片面性。
后来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代表中共中央演说，就是讲“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那一段，这以后，台湾方面也开了一个会，叫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和台湾光复60周年大会。我当时是作为大陆学者参加。有一天中午，吃完便当大家就在会场上休息，马英九来了，马英九那个时候是中国国民党主席，还没有当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来了以后，他自己走到主席台，我那个时候也在主席台，马英九发表了一通演说，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耳朵都竖起来了，他说现在连北京的胡锦涛总书记也肯定我们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功绩了。他说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议论，台湾也有一种议论，说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到底主权归谁未定。马英九说：这不对，从开罗会议宣言发表的那一天就明确肯定，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马英九是学法律出身的，然后他就背了一大串国际条约，他说这些条约都规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我当时就在主席台，可以说跟马英九没有多远的距离，我亲耳听到的。这个例子说明，如果我们宣传有片面性，如果我们宣传不科学或者缺乏科学性，那么像郝柏村这种人你请他，他也不来。但是我们一旦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马英九他就高兴了，他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台湾老百姓，而且明确讲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不是有利于化解矛盾，有利于促进和谐吗？所以我觉得我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于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好的作用。我的书，我的研究蒋介石的书，在台湾也属于畅销书，台湾学者、台湾的老百姓大都可以接受，这不是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吗？这是我为什么研究蒋介石的原因之一。尽管我碰到很大的阻力，有时甚至遇到了非常危险的局面。
2002年，我的第一本研究蒋介石的书，叫做《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书出版以后，2003年有人向胡锦涛控告我，说我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其实我的书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用过“民族英雄”这四个字，没这个词儿，但是他们就无中生有，说我吹捧，而且要求领导治我以“叛国罪”。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错，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蒋介石的大功与大过
主持人：我们知道现在对蒋介石的评价最广为人知有一句话叫做“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我想知道杨老师您对蒋介石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杨天石：2006年我在美国看蒋的日记。新华社有一个记者采访我，要求我用最简练的语言对蒋介石下一个结论。我当时跟他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叫：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第二句话叫：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第三句话叫：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
“大功”两条：
第一，1926-1928年领导北伐，推翻三大军阀集团，初步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第二，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抗战，直到最后完全的胜利。两“大过”：1927—1937年的清党剿共，1946—1949年的三年反共内战。所以我说他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我认为我的这个看法对蒋比较全面。
我在讲蒋的时候，听众总是喜欢提一个问题，说有功有过，请问比例怎么分配，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对半开？我从来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我都是这么讲，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很难用简单的数学比例去表述的，确实是，不是我不想讲，确实是很难讲。不像一个茶杯放在磅秤上一量，是几两还是几克，放在度量衡器具上是可以衡量出来的，历史人物的功过很难用简单的数学比例去表述。
我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主持人：最近有一位北大教授写文章批评您是“历史虚无主义”，您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杨天石：北大这位教授是资深教授，文章是今年的 4月23号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我第一个感觉是很奇怪，我所理解的“历史虚无主义”，按照中央的精神。是指的你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毛泽东的功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惊天动地的了不起的一件大事情，你去否定这个才叫历史虚无主义。我多年的研究，既不研究共产党，也不研究毛泽东，我从来没有写过文章批评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么怎么和历史虚无主义挂上钩，我觉得很奇怪，不理解。
最近网上有一个南开大学的网民，说是不是梁柱先生把这个靶子打错了，打偏了。对梁柱先生那段文字我已经写了文章反驳了，发表在《经济观察报》，后来凤凰网、思想潮网等很多网站都转载了。我今天要讲的是，梁柱教授这篇文章是建立在虚假的史料和假话的基础上的。为什么？我一开始讲，蒋介石讲过“你们要了解中山舰事件的秘密，等我死了以后看我的日记”。蒋介石什么时候讲的这句话？是1926年 6月28号，在黄埔军校孙中山纪念周上。至于梁柱先生所讲的“如果你们要了解中山舰事件的秘密，请20年后看我的日记”，这句话，无中生有，是瞎编的。生前发表就具有自我标榜、沽名钓誉的嫌疑，死后发表至少可以免去这一嫌疑。梁柱教授根据“二十年后看日记”这一句话，就断言蒋的日记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是假的，不可信，这是他立论的基础，但是，这个材料是假材料。
借此机会，我请梁柱教授把他的根据拿出来，在网上展示一下。如果梁柱教授拿得出根据，确实有一本书、一份报纸、有一个文件，蒋介石确实讲过“20年之后看他的日记”这样的话，确实拿得出来，我杨天石愿意借共识网这个平台，承认我是历史虚无主义者，首先向广大的听众三鞠躬，我错了。我也愿意向梁柱教授当面三鞠躬，梁柱教授对，我错了。但是如果梁柱教授拿不出来，我要请问梁柱教授，你自己怎么办？借此机会，我向梁柱教授做一个挑战，咱们双方拿材料。我的判断是：梁柱教授拿不出来，因为蒋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这是第一。
第二，梁柱教授对我的批判是建立在假话基础上。为什么？梁柱下面还有话，说我杨天石讲过，仅凭蒋介石的日记，仅通过蒋介石的日记就可以认识真实的蒋介石，就可以改写整个的中国近代史，就可以推翻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这个结论。这是假话。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些话。我做了几十年的历史研究，我会愚蠢到认为不靠别的，仅仅靠蒋的日记就能够达到那么多、那么大的效果吗？
我在最近出版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里面就说过，如果仅仅靠蒋的日记来研究中国近代史，那是笨蛋，傻瓜。所以我现在也要求梁柱教授把我的话拿出来，我在哪一本书里，哪一篇文章里，哪本书的哪一章哪一页讲过这些话。如果梁柱教授拿得出确实可靠的根据，说你杨某就是讲过，那么我也愿意借共识网这个平台向广大的读者道歉，向梁柱教授道歉。我有这个信心和勇气这么做，我现在问的是，如果梁柱教授拿不出来怎么办？当然你不能编，你不能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搬过来，然后加以歪曲。你把我的原话，不要加油添醋，哪一篇，哪一章，哪一页拿出来，拿得出来我就检讨、认错。这就是我借这个机会对于梁柱教授提出的要求，也是对于听众们的保证。
国民党的“打虎”为何失败
主持人：目前中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回看历史，1948年的时候蒋介石也发起了一场“打虎”运动，并且让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负责，但是那个“打虎”运动打到孔令侃之后就没法进行下去了。1948年这场“打虎”运动对当下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东西吗？
杨天石：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之好。我们多年来分析国民党蒋介石为什么失败，结论之一，就是国民党国民政府贪污腐化，对的。首先我赞成这个结论，但是我要讲的情况稍微复杂一点，抗战时候蒋介石对于贪污腐化，特别是贪污，是毫不留情、严厉惩办的。如果他发现了有人贪污，第一，军法处理。不是交给法院去办，是交给军法处去办。第二，枪毙。抗战期间孔祥熙有一个亲信，这个人叫林世良，收了一个商人 150万块钱，帮助这个商人把他的私货冒充公货，从缅甸仰光运到重庆。被发现了，抓起来，军法审判。孔祥熙把军法总监（相当于最高军事法院院长），还有一批法律人员请来，我请他们吃饭。客人来了，孔祥熙就讲了，说把林世良抓起来，他的罪行构不上死刑，既然构不上死刑，谁也不能把他处死。这个话有没有道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他贪污的是 150万，并不是几千万，也不是上亿，所以这个话没有完全说错。孔祥熙讲，说这个事情我已经跟委员长讲好了，委员长说好的好的。他的意思是委员长那边我已经做了工作。饭吃完了，军法总监就判了，判这个贪污犯无期徒刑，没有处死。另外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同犯，判了两年几个月。
在没有判之前，蒋介石把军法总监找去，问你办得怎么样，总监汇报了情况。蒋介石告诉他，秉公办理，不要考虑其他因素。过了几天，蒋介石有一个幕僚就说判得太轻，蒋介石说对，是判得太轻。下令，贪污了 150万的主犯枪毙，另外一个犯人判处五年徒刑，不得缓刑。而且蒋介石在日记里还写了，说这个事情办得对，只有这么办才能够解决贪污问题。所以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为了解决贪污问题用军法从严处理的。
不仅是这个例子，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有一对夫妇，在一个公司里面当顾问，每月拿顾问费 300元，发现了，枪毙。到了抗战胜利以后，美国人告诉蒋介石说，你们中国贪污情况太严重，把百姓对你们的信任全丢光了。所以蒋介石自己在日记里写，他非常惭愧，就搞了一个运动，叫反贪污运动，而且要求每一个国民党党员要登记财产，拒绝登记财产的开除党籍。我讲这些例子，都是说明蒋介石在主观上是想解决贪污问题的，问题在于蒋介石的“反贪”停留在个别的案例上，停留在局部，停留在纸面上。他知道的事情，比如说把孔祥熙的亲信枪毙了，不知道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处理。
不能说蒋介石“日记抗日”，但确有“日记反贪”的情况
杨天石：有些网友批评我说，蒋介石是“日记抗日”，只在日记里高喊抗日。网友的这种意见我不赞成，因为蒋介石抗日并不只是在日记里，他是在现实生活里真抗日。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军队跟日本人的大会战是22次，主要的战役是 111次，各种战斗 38931次，这说明蒋介石的抗战不仅是停留在口头或日记里面，说他只是“日记抗日”是不对的。但是说蒋介石是“日记反贪”我可以同意。尽管蒋介石想了许多办法，办了一些人，枪毙了一些人，整体来说，他的日记里面反贪的语言很多，而且也有计划，反对贪污运动，勤俭节约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而且他还要求党员财产登记，不登记开除党籍，等等，但这些都停留在日记上，纸面上，决议中，没有实际行动，没有坚决的措施，空的。
到了1948年，因为国民党搞经济改革失败，经济问题严重，蒋介石觉得不行了，要下决心，所以把他的儿子蒋经国派到上海“打虎”。蒋经国一到了上海，雷厉风行，铁面无私，抓了荣家集团的荣鸿元，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蒋介石很高兴，他在日记里面写：经儿这件事情做的非常好，虽然有人痛恨，但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我们父子俩有点牺牲也无所谓。而且有一次，他跟宋美龄坐着汽车出去兜风，蒋介石还特别关照宋美龄说，咱们俩都要帮助经国，让他把“打虎”计划做成功了，要帮他。但是孔令侃的问题出来了，孔令侃他开了一个公司叫扬子公司，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儿子，宋美龄没有儿子，没有女儿，所以宋美龄非常疼爱孔令侃。
其实蒋经国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动作，只是把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查封了。那个时候蒋介石在北平，宋美龄就紧急通知蒋介石，说经国把孔令侃的公司仓库封了。蒋介石匆匆从北平赶到上海，见了蒋经国，日记里面和风细雨，父子两个见了面，蒋经国向他汇报了上海“打虎”情况，看不出任何矛盾、任何冲突。当天晚上，上海的警备司令叫宣铁吾，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说对于孔令侃要查办，要彻底的查办。蒋介石看了这份报纸以后，把宣铁吾找来，说你怎么能说这么些，就骂宣铁吾是反动派，这当然骂得毫无道理。当时，国民政府监察院派人到上海调查，孔令侃的公司有没有违法和囤积居奇的行为。监查委员一个姓熊，一个姓金。蒋介石给上海市长吴国桢打了电报，说监察院没有权力查，说监察院的权力范围是查政府官员，政府官员贪污了、违法了，监察院可以查，但是孔令侃的公司是商业机构，你不能查，你查就是无理取闹，而且表示孔令侃有权聘请律师打官司，这份电报现在还保存着。
蒋介石这一招错了，按照国民政府的条例，监察院确实只能够查官员，不能查民间的商业机构，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孔令侃开的公司不是一般的商业机构，是官僚资本或者叫豪门。对于豪门资本和权贵的资本，监察院你可以不查，但是你可以用另外的机构、另外的人员查，就像我们有中纪委来查。蒋介石并没有派另外的机构去查，所以我到现在的看法还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应该说蒋确实包庇了孔令侃。蒋为什么包庇？我认为是宋美龄的影响，因为宋美龄非常喜欢孔令侃。别人可以查，别人可以抓，到了孔令侃既不能查，也不能抓，老百姓还相信你国民党吗？当然就不相信国民党。所以当时国民党的报纸党报《中央日报》就发社论，《赶快收拾人心》，你不收拾的话，不把老百姓对你的相信争取回来的话，你完蛋了。这是国民党的党报这么写的。这是一。
另外，在北平的傅作义就不干了，傅作义讲：蒋介石爱美人不爱江山，听了宋美龄的话就包庇孔令侃，说我们还替他拼命干什么。所以孔令侃仓库虽然封了，但不让查，坏事传千里，蒋经国的“打虎”打不下去了，老百姓也对于国民党失望了。本来大家对国民党的腐败就很有意见，怨声载道，蒋经国来打老虎，大家对他还有点希望，所以上海老百姓称他为“蒋青天”，现在“青天”也不灵了。蒋介石“打老虎”打到孔令侃那儿坚持不下去，结果是全盘失败，蒋经国辞职。整个的“打虎”计划完全失败了。
一个政权要失败必然是失败在自己身上
主持人：我们知道1949年蒋介石再度下野，下野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我是被国民党自己打败的。杨老师您对这句话怎么看？
杨天石：这句话我只能说有一定的道理，国民党失败首先是共产党打败的，这是事实，但是说国民党被自己打败我说也有一部分道理。第一，国民党没搞“土改”，中国社会农民是受压迫、受剥削最重的，农民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温饱，能够穿得暖、吃得饱。国民党没有搞“土改”，没有解决农民土地和温饱的要求，共产党搞“土改”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你说农民跟谁走，当然跟共产党走。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国民党搞经济改革搞错了，丢掉全民。发行金圆券，物价飞涨，本来一个大饼几块钱、几毛钱，到了后来买一个大饼要成堆的钞票，这首先是损害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所以蒋介石第一是丢掉了农民；第二丢掉了全民，所有的老百姓都得罪了；另外，丢掉了民族资本家。官僚资本发展了，外国的资本发展了，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受到压缩，而且国民党还要求不管是谁，家里有外汇，家里有戒指，有镯子，统统交出来，要交给政府，政府给你纸币，你想民族资本家能干吗？有一点钱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他当然要买金条，要买外汇，来保值，现在不许有金条、不许有外汇，都要交出来，民族资本家也得罪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蒋介石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没搞“土改”，经济崩溃，贪污腐败，再加上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把老百姓全得罪光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蒋介石说国民党失败于自己是对的。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我北大的前辈，“五四运动”的傅斯年，他说一个政权要失败必然是失败在自己身上。傅斯年这个话和蒋介石的话一样，所以他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