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标点符号的发展变迁
中国标点符号的完善与广泛使用，不过一百年的历史，而且还是“土洋结合”的产物。老祖宗最早的书面语言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不但阅读困难，而且不易理解意思。
秦汉时，开始有了“离经辨志”读书法。据汉、唐两位经学大师郑玄、孔颖达的解释，离，指断句；经，指儒家经书，是说读断经书文句，理解圣贤志向。可见当时的读书人已有分章断句的意识，但还没有相应的符号。
到了唐代，有人开始用“圈”和“点”标读文章，叫做“句读”，又叫“句逗”。具体用法是：文词语意已尽处用“圈”，相当现在的句号；语意未尽而应停顿处用“点”，相当现在的逗号。当时的“圈”与“点”，主要标在启蒙读物上，便于儿童阅读与理解语意。对此，文学大家韩愈给予充分的肯定：“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到了明朝，又新添了在人名旁画上单线，地名旁画上双线，即现在所说的“专名号”。
虽然唐代就已有了句读，但一直停留在初级阶段，与现在应用的标点符号相比，数量上只占其中的几分之一，远不能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靠着有识之士大胆“洋为中用”、“土洋结合”，方才得以大改观。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欧美的标点符号也到了中国。第一个介绍国外标点符号者，是清廷外语学堂“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他学的是英文。
同治七年（1868年），张德彝以“办理中外交涉使团”翻译的身份访问欧美。其间，他记录了在西方世界的所见所闻，意在让国人开眼界、长知识，特别是中国没有的事物，如蒸汽机、缝纫机、巧克力等，其中的一项便是标点符号。他在名为《再述奇》游记里写道：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
张德彝介绍的西方“句读勾勒”，引起了学人的注意与兴趣，感觉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大有益处。
1897年，有个叫王炳章的广东东莞学人，取中国原有的“圈”和“点”，及西文中的“句读勾勒”，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由于合乎实用而有人接受，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著名教授、作家均表示欢迎并应用。1916年8月，胡适应《科学》杂志之请，编写了《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就句读及文字符号作了心得之谈。
“五四”以后提倡白话文，标点符号被应用于书报杂志，只是因为没有“法定”，用法不尽统一，还有人不接受。据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用了标点符号，出版后赠送国学大师章太炎一册，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了“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两人姓名旁各加了专名号——黑色直线。
不料章太炎看到自己名字旁画一黑杠，勃然生怒：“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到胡适的名字旁也有黑杠，才省悟到了文字符号并非不吉的东西，方才消气。
鉴于当时对标点符号的应用有拥护，有反对，使用中又各取所需，显得混乱，胡适、钱玄同等六位教授在1919年4月间，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提交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
北京政府教育部予以批准了该方案，并于1920年2月2日颁行了《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规定了12种标点符号及其用法。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标点符号由此诞生，其用法合情合理，为大众所认可接受。
（摘自《文史博览·文史》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