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可能，时光倒流五十年，要我用一句话提醒自己，我会说什么呢？我会说：你的心从来都是自由的！像江河那样。
白桦（作家）
作家和作家的作品是分不开的，因为作家的作品无可避免的充满了自己的生命体验。我今天想谈的就是我的文学和生命的体验。
1.“为什么总是在批判文学的不正确？”
纵观历史，中外文学往往萌生于生民的苦难。文学的主流中有些是为了记录辉煌的历史，有些是为了鸣钟警世，有些是为了悲叹多舛的命运，有些是为了发泄愤懑。长歌当哭，慨当以慷。战乱与窘迫的人生造就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学经典。
我开始接触文学是在抗战时期，经历了日军的占领，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最后父亲被日本宪兵活埋，母亲带着一群孤雏在铁蹄下挣扎。痛定思痛，文学就成了我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
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又希望文学照亮别人。战火曾经焚毁了我的童年时光，战火又点亮了我的青春年华。
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学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即所谓“文以载道”。由于19世纪末叶中国面临列强的入侵，有识之士热血沸腾，号召全民族拿起精神和物质的武器，“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而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这是无可厚非的必然。
后来，文学艺术与政治宣传就自然而然地等同起来了。1949年至1979年，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紧密扭结在一起，不断在同步地被粗暴地“纠正”。对文学进行“纠正”的既不是做文学的人，也不是欣赏文学的人，全都是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干预，而且愈演愈烈。
到了六十年代中，在全国上下，发展为一场人为的战乱——那就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多国外的作家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总是在批判文学的不正确，而且你们的文学又要跟着政治的要求变化多端，一时一个正确，前后矛盾，莫衷一是。为什么不批判文学的不美和不真实和不深刻呢？”
2.《李白与杜甫》挨批最多
从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间，我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和电影。按照当时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在“文革”中则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而挨批最甚的,是我为电影导演郑君里先生撰写的剧本《李白与杜甫》，为了这个没有发表、没有拍摄的剧本，大会小会批斗了上百次，为此写了几十万字的检讨。
“文革”以后我才领悟到，它所以挨批最多，就是因为它最接近历史的真实，最接近美，最接近作家的独立思考。
这种接近是无意的，并不是像批判者们说的那样，是我蓄意的借古讽今。那时，他们太抬举我了，在此之前，我并非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
说实话，我是被真实历史所吸引，被李白的诗歌魅力所吸引。经过批判，反而使我发现了中国历史的惯性，发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远古的文人非常相似。
中国的诗歌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李白是中国诗歌的顶峰。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天才。
比李白更早的悲愤诗人是屈原，恐怕他是最早被误解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在中国第一首长诗中痛快淋漓地倾诉了自己的悲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优未悔！”《离骚》开创了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的宣泄。
1957年，27岁的我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最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一直到1976年，不仅没有写作的权利，其中的一半时间的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
1957年的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都毁掉，扔掉所有的笔。但是，漫长的黑夜过去，风浪稍稍平息，我这个天真的苦恋者，又把我终生不渝的恋人——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看来我一直到死也不会放弃了。
3.叹息也有风暴般的回声!
“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突破一个又一个思想禁锢的过程。很幸运，我经历了中国文学回归的全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里，我一直都在砧上。
今天，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一直在砧上有什么委屈，因为在人世间做人，一部分是握锤的人，一部分是在砧上承受锻打的人。在砧上承受锻打的人是大多数。
“文革”后，我的儿子虽然已经是大学生了，他还像儿童似的向他妈妈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别人家里的文化大革命都结束了，为什么我们家的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呢？”
实际上，我并非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给我带来厄运的仅仅是一个有良知者的积极反思而已。我在一首诗里有过这样的感叹：
叹息也有回声
我从来都不想做一个胜利者，
只愿做一个爱和被爱的人；
我不是，也从不想成为谁的劲敌，
因为我不攫取什么而只想给予。
我竟然成为别人眼中的强者，
一个误会!有海峡那么深!
我只不过总是和众多的沉默者站在一起，
身不由己地哼几句歌。
有时，还会吐出一声长叹，
没想到，叹息也有风暴般的回声!
可我按捺不住因痛苦而流泻的呻吟，
因爱和被爱而如同山雀一般地欢唱；
痛苦莫过如此了，
必须用自己的手去掐断自己的歌喉。
4.有些高级将领痛苦得捂着眼睛逃出剧场，他们都承认真实，但又接受不了真实。
“文革”元凶江青等人被捕的消息传来，我又兴奋起来，第二天，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中共高级将领贺龙早年对我讲述过的他的一些经历，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写出了一部话剧《曙光》。
这是我开始主动去接近真实的一部作品。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洪湖的故事，那是一件和“文革”极为相似的历史事件，我试图用事实来探究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
当年，在中共红军内任党代表的领导人以革命的名义肃清反革命，杀掉了几乎所有的红军骨干，特别是前来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位著名将领段德昌，黄埔军校四期的高材生，他曾经是洪湖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面临枪毙之前他说出了自己的三个愿望，一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二是不要把我开除出党，三是不要用枪弹打死我，留下一颗子弹打敌人。
我是因为他这三句话才创作《曙光》的。这是一位忠诚到了极点的理想主义者！他使我震撼，也使我陷入深深的沉思。
我为了这部作品的上演，奔走了一年，为了争取各级领导人的理解，我向许多人一对一地朗诵剧本，向当年的红军将领、剧院演员、戏剧学院师生朗诵剧本。一直到77年秋天，在北京内部上演了两个多月、才在做了重大修改以后正式公演。
我发现“文革”以后许多人还在“指鹿为马”的观念里没有醒过来，宁愿在虚伪的历史与现实中生活。当剧院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的时候，有些人正在紧锣密鼓地撰写批判文章，而且已经拼了版，批判文章的题目是《曙光无光》。
我有一位很要好的画家朋友，“文革”中和我关在一起长达七年，他从杭州给我往北京发电报，劝我：求求你，自动撤回你的剧本吧！难道你经历的苦难还不够吗？
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没有撤。
这次的大批判虽然由于一些正直人们的反对而破产。但足以使我深深地认识到文学的求真之路依然是荆棘丛生！最后的妥协很无奈，有些高级将领在内部彩排剧终时痛苦得捂着眼睛逃出剧场，他们都承认它的真实，但又接受不了它的真实。
我只好窜改了段德昌被杀的悲剧，改为在危急关头贺龙出现，刀下留人，挽救了红军。
贺龙的前妻蹇先任很生气地告诉我：白桦呀！你这样做，不是削足适履吗？对历史是不负责任的，贺龙怎么能抵挡得住错误的潮流呢？不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世人，世人哪里能够接受得了教训呢？
我当然知道老太太的话是正确的，但我却不得不屈从，虽然我一生都会引以为内疚。正像作家冯牧说的那样：你如果让主人公在舞台上牺牲了，整个一台戏也就牺牲了。你如果不让主人公牺牲，整个一台戏也就牺牲了。至少你所要阐述的主题和许多动人的台词也都能传达给观众，权衡权衡得失吧！
他说服了我。
接着就是一部1980年摄制完成的影片《今夜星光灿烂》，仍然是一场真伪之争。硬要说这部作品宣扬了人道主义，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在编剧、导演、演员坚持不同意的情况下，强硬地用剪刀任意删减之后才得以和观众见面。同时在报上展开公开批判。而他们所举的例子十分可笑。
例如：剧中女主人公是一个农村姑娘，她和一位战士相爱，战士牺牲了，战友们一直都瞒着她，她梦见有情人终成眷属，自己穿着漂亮的衣服，脸上蒙着大红盖头。而批判者认为这个农村姑娘是不可能有这样梦想的，因为她梦中新娘的衣服是地主小姐才能有的。
这种批判使被批判者和观众都感到啼笑皆非，而批判者却庄严肃穆、煞有介事。所幸已是“文革”之后，读者已经敢怒而且开始敢言了，这场批判也就草草收场。
我不能因为怯弱而去迁就因循守旧的观念，放弃已经认识到的沉痛教训。
5.《苦恋》，那句涉嫌不爱国的台词
1980年底，根据我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电影《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
我在第一天就接到数以千计的声援信件与电报，某些刊载批判文章的报纸收到的质问信件要用麻袋来装。他们都是来自弱势群体、和我素不相识的人。一位蒙古小姑娘给我来信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历经坎坷的作家，如果你无处投奔，热诚的欢迎您到我们草原上来。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张毯子，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双筷子。”
我读到这儿，泪如涌泉。这就足够了！足够补偿我经历的所有苦难。
面对这场批判，首先不是哪一方正确与否、而是一个文明与否的问题，第一轮的批判连邓小平都认为过于粗暴。
《太阳和人》是一部诗电影，当时有机会看到这部影片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因为这部影片只在1981年的北京放映过，当时称之为内部放映。有些人对这样的样式不习惯，一听说这部影片有问题，他们的眼睛立即就戴上了有色眼睛。
例如：分明天空中飞过的是一行人字形的大雁，他们能看成一群乌鸦。分明地平线上升起的是一轮旭日，他们能看成一颗昏沉沉的太阳。
这一部分人是可以谅解的，他们是一种多年批判造成的某种后遗症没有完全消除。有些人则不是，他们完全可以冷静地以艺术分析的视角来看这部影片作者的初衷，他们却故意偷换概念。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议论得最多的那句涉嫌不爱国的台词：“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为了说清这个问题，请允许我读一段原始剧本（影片正是逐行逐句按照剧本拍摄出来的）。
……斗室里。晨光正在墙上画画，绿娘心神不定地叠着女儿的衣服。女儿——长成大姑娘了的星星轻轻推门走进来了，她和妈妈默默地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然后轻声叫着：
“爸爸!”
“嗯!”晨光没有注意，他正在点染着画上的森林。
星星按捺着内心的激动和不安，尽量平静地说：
“我有男朋友了……”
“嗯!”晨光用笔调着颜料，专注地调着。
星星接着说：
“我们就要结婚了……”
晨光这才放下画笔，好像刚刚听懂女儿的意思：
“啊?”
星星用同样的语气说：
“我就要跟他一起出国了……”
“什么?”晨光突然转过身来，惊愕地注视着女儿。
星星把办理好了的护照和机票放在小桌上低低地说：
“马上……就要上飞机了……”
晨光转向妻子：
“你知道吗?”
“知道。”绿娘很镇静地回答丈夫。
晨光更加惊愕地看着妻子，进一步问她：
“你同意吗?”
“我同意!”
晨光痛苦地眯着眼睛……
绿娘小声而清晰地说：
“她还会回来……我们不是走了又回来了吗?”
晨光按捺着自己的怒火，目光从妻子的脸上转向微微低着头的女儿，低声而严厉地说：
“我……不同意!”
星星抬起头，痛苦地看着爸爸，她问：
“为什么?”
晨光像浑身在发冷似地哆嗦着：
“我不能同意我的女儿离开我的祖国，为了奔向祖国，我走了半辈子黑路……”晨光几乎没有力量说下去。
“爸爸!”星星鼓足勇气说：“我走，是跟着我爱的人走，我爱他，他也爱我；我知道您，我太知道您了，爸爸!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像一声霹雳，晨光晃动着身子，他连忙扶着墙壁，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斗室里是可怕的沉默……星星大惊失色地看着爸爸，绿娘抱着女儿……
“爸爸!”星星含泪对着父亲轻轻地请求说：“我希望您能送送您的女儿……您曾经那样爱过她……”
晨光没有回身，他扶着墙没有回答。
座钟残酷地“滴嗒”着……
星星提起妈妈给她收拾好的箱子，还有父亲那本画有许多妈妈头像的画册。她向背着自己的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嘴唇微微翕动，低低地叫了一声：
“爸爸!”
晨光仍然没有回过身来，良久，他听见“啪”的一声门响，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很衰弱地依在他画的画幅上……
请注意，林晨光说的是“祖国”，星星说的是“国家”。
国家主要指的是作为一个特定制度的行政机器，而祖国则是个人与之有着永恒血缘联系、与之魂牵梦绕着的那块土地。
当时法国一家报纸就曾经这样说过：“祖国”和“国家”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都是两个绝对不同的概念。何况这是一个孩子的伤心话呢？
这当然不是批判者们不懂得两者之间的不同。我在汉城给韩国外国语学院的汉语班的同学朗诵这一段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流泪了，虽然他们是朝鲜族，他们对祖国和国家的含意也一目了然。
6.大批判中，我那些著名的师友们
在1981年的大批判中，站起来说“不”的人，除了广大的弱势群体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艺术界的朋友。
1981年8月，北京召开了一个题目很长的大会，叫做“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吴祖光先生在这个有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等出席的大会上说：这是一部温柔敦厚的影片。温柔敦厚和敌视祖国真是两个针锋相对的结论。
也有些可尊敬的师长们由于长期被扭曲，余悸未消，惊惶失措而失态。
曹禺先生是我的一位可敬的师长，开始，他对这样的批判是很不满意的，他曾经拒绝向媒体表态，可是，一旦进入有中共领导人出席的批判大会就惊惶失措了。他在讲话中有这样的激烈词句，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仇视自己祖国的影片，我恨不能一头撞在银幕上。
而前辈诗人艾青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应该说，诗人全都是如此。那年夏天，我从武汉到北京听取文化部谈修改意见，艾青先生约见我，那时他还住在旅馆里。他首先把一些海外作家请他转给我的信件交给我，问我：还好吗？在武汉过的……？
我说：让我给您讲一个故事吧！
我说：有一天，门卫打电话给我，说华中工学院一位大学生在军区一号门要求面见我。 我考虑到那时要见我的人很多，特别是学生，见了，说什么对他们都不合适，只能一律不见。门卫告诉我，这位同学执意要见，而且保证一言不发，见面之后转身就走。这样的同情者都不允许他进来也未免太不近情理了，我只好请他进来。
这位同学走进我的房间，真的一言未发，把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东西放在我的桌上，转身就走。他走了以后，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普通的有棱角的石头。他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艾青听我讲到这儿，他哭了，老泪横流。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在“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声色俱厉地对《苦恋》以及作者进行了失态的咒骂。
两个月以后，他笑嘻嘻地告诉我：白桦呀！我可是把你大骂了一场呀！我听了以后，向他笑笑。
我理解他跟我一样，也是个凡夫俗子，他在“文革”后从新疆发配回来，到1981年还住无定所，临时住在旅馆里，等待分配住房。
还有一位老作家姚雪垠，他在那一年至少做了十次批判白桦的报告，他斥责我对共产党忘恩负义，以怨报德。这种观点即使在当时，连胡乔木都认为过份。
其实，我真的不在意，因为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已经都被扭曲得面目全非了。虽然“文革”结束已经有五年了，人们仍然心有余悸。
当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的主见，至少认识到应该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7.《吴王金戈越王剑》的禁演、复演。
1982年我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说的是人们都很熟悉的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故事。以往人们所强调的仅仅是在越王勾践身上体现出的人性光辉，“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司马迁都曾经给予勾践以很高的评价。但是，历史明明还记载着在勾践身上体现出的人性的卑劣，却经常被人们所忽略。
勾践确实做到了身体力行，与越国臣民同甘共苦，他能做到非后手织不衣，非王手种不食的境界。在“十年生聚”以后，越王阅兵与河边，誓师出征，民众把全国仅有的一坛酒献给勾践，勾践将酒倒在河中，下令三军摘下头盔，迎流而饮。这样的军队还能溃败吗？果然，越国上下齐心一举而灭吴。
但是，人们却看不到越国上下复国的目的却是绝对不同的。勾践的复国是恢复王位，民众复国恢复的才是越国，才是越人的尊严。可是，越国灭吴之后，历史给越国民众展现的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李白有诗为证：
“越王勾践伐吴归，义士归来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如今只见鹧鸪飞。”
这部话剧在1983年演出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禁演，再复演。作品如果没有自己的思索也许就风平浪静了，但是，没有自己思索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还在思索，还在写作。在我有生之年所能做到的就是再也不会“削足适履”了！
8.你的心从来都是自由的！像江河那样。
是的，我们经历了很多苦难，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这个民族称之为多灾多难的民族。18—19世纪的俄罗斯以及法国，也经历了很漫长的动荡、战争以及专制带来的灾难，但他们的苦难为人类积累了很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文学艺术领域里的结晶——
正如英国人毛姆说的那样：“它是人类经受种种苦难艰辛和绝望挣扎的最后证明。只要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上画出那些人像，只要莎士比亚写出了那些台词，以及济慈唱出了他的颂歌，数以百万计的人便没有白活，没有白白受苦，也没有白死。”
但我们的文学收获不大，即使是苦果，也没有几颗。原因种种，最主要的责任还应该由中国作家自己来负。
如果可能，时光倒流五十年，要我用一句话提醒自己，我会说什么呢？我会说：你的心从来都是自由的！像江河那样，可你许多年都没有意识到！可惜，时光不能倒流了，当我知道“自己的心从来都是自由的”时候，半个多世纪的宝贵时光已经白白流逝。
泰国是一个崇尚佛教的国家，在结束演讲之前，请允许我讲一则关于月光的禅话。说的是：
一位禅师独自在一座高山上结庐苦行。一个贼人每每看见禅师下山、上山，总是仪态高贵、精神矍铄、从容不迫、步履安详，平和自信。贼人想：这是豪门巨富的神情啊！于是，贼人等那禅师再下山时，立即潜入禅师修炼的茅庐，而茅庐内一览无余，搜遍每一个角落，却寻不出一文铜钱。
这时，贼人才知道那位禅师最大的财富大约就是他手里的钵了，而且那只钵已经被禅师托着讨布施去了。贼人只好溜出茅庐，在他刚刚要溜走的时候，禅师正好踏歌归来。禅师指着自己的茅庐笑问贼人：
“小哥！你见过如此清净的茅庐么？”
贼人答曰：
“俗话说‘家徒四壁’，上师您连一面墙壁也无有，这地方您怎么能住得下去呢？”
禅师说：
“不！小哥！你哪里知道，我很富有啊！你难道真的没发现我的财宝吗？”
贼人急忙问：
“上师！您的财宝难道埋在地下不曾？”
禅师摇摇头说：
“不！我的财宝就在地面上啊！”
贼人大为惊异，说：
“人们都说我有一双贼眼，向来尖锐，素为远近人等所频频称道，星光下一根绣花针我都能找到，我怎么会没发现呢？”
禅师指着自己的脚下说：
“看！这就是我的财富呀！你怎么会没看见呢？”
“弟子有眼无珠，实在是没看见。请上师明示。”
禅师用手指着脚下的大地说：
“我的财宝就是我脚下的月光啊！”
“月光？”贼人茫然四顾。
“是的，你的脚下不是也有吗！人人脚下都有一片月光呀……”
诸位朋友们！在我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的脚下，也还应该有一片和你们脚下一样皎洁的月光吧！？
文学像河流那样，是自由的；文学像河流那样，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自由自在的河流也会屈从于寒冷的季节，因冻结而停滞；也会屈从于大地的形态，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很久都会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但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这就是希望。
编者注：此文系2006年5月7日作者在泰国曼谷《世界日报》“文艺雅聚”上震撼全场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