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沈从文由于在政治和文学上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从40年代中后期至文革期间，沈从文经历了被批判――被边缘化――被湮灭的一个历程。新时期文学初期，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的到来和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的召开，沈从文开始慢慢的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不仅各种杂志报刊开始刊登沈从文的作品，出版社也开始出版沈从文的作品集，这些都表明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沈从文开始复出。然而，对待自己的复出，沈从文并没有表现的多么积极，相反的，呈现出了一种消极抵抗的情绪。
关键词：沈从文;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复出
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具有“大团结大会师”意义的的文代会，并没有邀请沈从文参加。由于一直坚持文学的自由主义立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在在40年代中后期对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阵营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将沈从文斥为斥为桃红色作家，“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1];更将沈从文定性为“一贯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的”、“地主阶级的弄臣”、“空虚的作家”。[1]第一次文代会对沈从文的拒之门外，事实上，就是对沈从文“反动作家”身份的默认，沈从文自此被边缘化，成为建国后“被改造的对象”，在十年文学中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沈从文作家的身份自此丧失。
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的时代大潮送来了“文艺的春天”，许多作家纷纷复出。作为五四时期老一辈作家的沈从文也在文革结束后复出了。1979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投票选出的八十名北京市代表中，沈从文以总票数第四而高票当选为代表参与此次文代会。以“作家身份”出席会议实际上就预示着沈从文作家身份的重新获得。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沈从文更是怀着“归队”的心情对记者说：“我还要写小说，写第二部自传性小说。”[2]虽然写第二部自传性小说成了沈从文未完成的夙愿，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沈从文确实在文学界活跃起来了。十七年文学期间，在各大报纸杂志几乎没有刊登过沈从文的文章，沈从文的书在经过1953年的“焚书”时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多次的抄家之后，在图书馆中也很难寻得。但是在1980-1982年间，这种境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1980年，沈从文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作品14篇，是解放后发表最多的一年。
1980年3月古体诗《喜新晴》(1970.9)在香港《海洋文艺》第7卷第3期发表，后又发表于同年5月的《花城》和1981年1月香港的《广角镜》。
1980年5月，《花城》杂志出“沈从文专辑”，刊出沈从文的《拟咏怀诗》(1970.9)《一个传奇的本事.附记》(1979.10)以及自定的《从文习作简目》。
1980年5月香港《海洋文艺》第7卷第5期刊出《一个传奇的本事》。
1980年6月《<从文散文选>题记》(1980.3)在《地平线》第11期发表。此文又与同年8月在《新文学史料》第3期发表。
1980年11月10日《双溪大雪》(1970)在《文汇增刊》第7期发表。
1980年11月12日《忆翔鹤》(1980.8)发表于《新闻学史料》第4期。
1980年11月16日《一个无法投递信件》(1980.10)发表于《广角镜》第98期。
1980年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第8期发表了英文版的《萧萧》《贵生》《丈夫》。
1980年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第8期和第9期连载发表了法文版的《边城》。
1980年沈从文不仅发表了作品，并且于同年10月2，应美国一些大学的邀请，并得到中国社科院的支持，离京赴美讲学。
在此期间，不仅杂志上刊发了沈从文的作品，并且出版社也出版了沈从文的作品集。
1980年12月，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沈从文散文选》，并将其列入该公司的“时代文学丛书”系列中。
1981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从文自传》，将其作为“新文学史料丛书”。
1981年11月和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湘潭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的《沈从文散文选》和《沈从文小说选》。
1982年1月，花城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开始出版由邵华强、凌宇选编的《沈从文文集》12卷本。
198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凌宇选编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卷本，收其旧作50篇。
1982年12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收有沈从文文学与文物著作67种。
纵观1980-1982年间，发表的沈从文的作品，大部分是他的旧作。在这几年间沈从文所写的新作品，也只是一些题记和回忆性的散文，并没有什么“振聋发聩”的作品问世，在当时的文艺界也未引起巨大的反响。
在新文学初期不少研究者也开始研究沈从文。然而对于复出和被研究，沈从文自身并没有表现的多么积极活跃，甚至还流露出了不少消极抵抗情绪。1979年9月《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曾给沈从文写信，沈从文在给编辑组回信中提出自己现在做一个“读者”也“不大够格”，“那还好意思冒充什么‘作家’，来应考般写自传”，并表示“自己既不拟写这种自传，即在死后，也不希望某些人自以为‘相知有素’，来写什么欺骗读者”。[3]待《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已出至第三集，沈从文态度仍不变。“我不会自以为是作家而去写，更不希望什么人来为我树碑立传的。”[4]
凌宇是新时期初国内最早研究的人之一，1979年12月，他将自己的论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寄给沈从文，沈从文在读完之后，回信中表示：凌宇对于自己作品的分析“细致认真处，我和家中老伴读后，都十分感动”，但是“稍微担心处，是你出于家乡感情，很容易把我的一切习作成就，估计过高，对你不利”。[5]在给萧离的信中，沈从文也提到也谈到，希望和凌宇谈谈，“若能作到明白凡是说到我的好处，都有可能在另一时会成为灾难性的打击，他也许能避开这种危险感增加，把十分可贵的精神，转而用力到照所需要的方法，依照当前受重视、得宠幸的，又对于国家真有特别贡献的大作家排队方式研究现代文学，就太好了。”[6]在复常风的信中，沈从文对别人研究他是这样说的;“年来国外对我过去那份习作，似乎还感兴趣，因此国内也开了点绿灯，容许有人开始‘研究’我”，“但是我却不抱任何不切现实的幻念空想，以为至多不过是起一些点缀作用，即点缀作用，时间也不会久，三几年后社会新的变化一来，一切将成为‘陈迹’的。”[7]
1978年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束缚，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邀请沈从文参加第四次文代会，事实上，就是对沈从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预示着沈从文不再是“反动作家”，而是一位从五四走来了该受尊重的老作家。随着文艺反思禁区的突破，对沈从文的研究也不再是一个雷区。不少研究者开始研究沈从文，沈从文及其作品在新时期文学中也有了全新的评价与认识，文学界不再以政治标准来衡量沈从文和他的作品，而是真正的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评价沈从文，发掘沈从文作品中的艺术美。80年代中后期，全国掀起了一股“沈从文研究热潮”，随着沈从文研究的逐渐深入，沈从文在文学史山得到了其应有的文学大家地位。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J].大众文艺丛刊.文艺的新方向，1948(01).
[2]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6.
[3]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5卷.书信[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5] [6][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6卷.书信[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