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66年“文革”开始后，德公许多在北京居住的老部下、老战友接二连三地受到了直接冲击，德公的人身安全也已经到了可能难以保障的危险地步。正是在这个时候，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考虑到对国家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全局利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及时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党外民主进步人士。
（“文革”初期，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许多政协委员民主人士受到保护）
1966年8月30日，周总理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里面包括了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他们都是担负着政府和民主党派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员，只有德公是个例外。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在报送毛主席那里审批时，周总理特别在最后临时加上了“李宗仁”三个字。
按照周总理的部署，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开始实施对名单上人员的就地保护和秘密转移。
（1965年，周恩来在机场迎接李宗仁）
后来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件怪事。那是在1966年9月19日的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和德公正在书房里看书，陈秘书突然敲门上楼，对德公说楼下有一个自称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来，有要事相告。时间都这么晚了，肯定有什么急事，我扶着德公走下楼来，只见客厅里站着一个面相很文静的年轻人，他见到德公后，马上用很斯文的声音，对德公自我介绍，他自称是国管局的工作人员，机关领导派他来接德公夫妇俩到外边去疗养一段时间。
这个年轻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多年养成的习惯促使德公并没有当即答复。他在想，在这种混乱的日子里，这件事情来得蹊跷，唯恐其中有诈，为了进行落实清楚，德公想了想，还是明天一早问国管局以后再作决定。于是，德公很干脆也很婉转地对这个年轻人说他现在身体很好，暂时不需要疗养，如果以后需要，会提前告诉他们的。
德公的话中有话，来人应该听出个味道来。可他却反复解释说这是国管局的意思，请不要为难他。德公就趁势询问究竟是国管局谁的意见和指示，这个年轻人又支支吾吾、含含糊糊地不肯说明。德公就更加怀疑起来，他索性态度坚决地告诉对方，说他就喜欢待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这个年轻人只好知趣地走了。
望着年轻人的背影，德公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对头，我们回到楼上，想和我商量以后该如何处理类似这样的事情。刚才的那一幕，我都看在眼里，对于德公的问话，我只能对他说，你的决定是对的，如果我们跟着走了，还不知道要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时候身不由己，可就惨了。德公接过我的话，他说我们以后一定要多注意，并告诉陈秘书说，凡是我们不认识的人或事先没有预约的人坚决不见。
德公满怀心事地上了楼，对刚才发生的事情还是感到纳闷。人上了年龄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平时我们都是十点多钟就按时休息了，可由于陌生的年轻人突然来访，打搅了德公的思绪，使得他即便是躺在床上，也难以入睡。我看了看钟表，时针指向十一点多钟了，将近午夜时分了，我对德公说了几句安慰话，实在是困得不行，也就一翻身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李宗仁和胡友松）
没有想到，正在这个时候，听得有人在敲我们卧室的门，我好像感到像是梦里的情景一样。只听得有人还在压低声音呼叫着：“李先生，李先生，楼下有人等。”我一下子惊醒过来，听声音是陈秘书在叫，德公恐怕根本没有睡着，他被晚上的事情搅得心烦意乱，就听他在我旁边又怕惊醒我又怕隔着门对方听不清，极力控制着音量，似乎显得很不耐烦地冲着门口说：“有事明天再说吧，我们都睡了。”可陈秘书却说：“是国管局的高副局长来找你，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德公一听到是国管局的高富有副局长深夜来访，心想必定有重要紧急的事情，于是赶紧穿衣下楼。我也穿着睡衣一同跟去。
德公一边下楼，一边穿衣服，他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高富有副局长握手寒暄。其实，高副局长已经在客厅里等候了半个多小时了，他来了之后，听陈秘书说，德公已经进屋休息了，本来打算回去，第二天一早再来，但又想此事很紧急，万一出现什么差错，他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只好请陈秘书去叫门。
高副局长很抱歉地对德公说明来意：“李先生，真是很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也是刚刚接到上级的一个紧急通知，现在外面的形势比较混乱，为了保障您的人身安全，总理亲自安排接您去疗养一阵子，暂时避一下风头。刚才我们单位来的一位同志由于年轻，没有工作经验，再加上我们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凡是上级传达和要执行的文件一律不准随便外传，只能执行，所以，他也感到很为难，结果整个事情无法向您直言，对您又没有把话说清楚，真是太不会办事。我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他。所以，还是我来吧，一来咱们认识，二来也把事情给您解释一下，请您能够理解。”
德公一听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又听明白了高副局长的解释，他就问什么时候走，高副局长回答说就是现在，疗养的地方周总理都已经安排好了。德公对周总理深信不疑，周总理是德公心目中最敬佩的人。德公心想，既然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那我们就无条件执行。接下来，德公没有再多问什么，就和我一起重新上楼穿戴衣物。几分钟后，我和德公只带了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皮箱，跟着高副局长一起，坐上另外一辆红旗轿车，就悄悄地离开了李公馆。
午夜的北京街道安静下来，白天喧闹了一整天的游行也在这个时候暂时曲终人散。此时，我和德公早已没有了倦意，眼睛直瞅着车窗外，辨别了轿车行驶的方位。经过一段并不太长的路程，黑色轿车悄然驶进了位于翠微路的解放军总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对内叫301医院，由于太出名，图个方便简单，地方上也会这样叫。我们来到301医院的将军楼，办理了简单的入住手续。这时，我和德公才知道，为了确保一些受保护的民主人士，医院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提前把所有的高干病房全部给腾了出来，重新布置，已经开始接待了。我们来到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还想问一问都有谁在这里，医院的工作人员笑而不答，请我们先休息，很快就会知道别的人。
第二天一大早，没有睡好的德公就爬起来，急着想看见熟人。果不其然，我们在饭厅里很快就见到了章士钊、张治中，还知道程潜、何香凝、傅作义等人也都陆续来到了这里。德公很激动，他平时是最好客的了，今天见到这么多老熟人，你想想，德公怎能不高兴呢？彼此之间，大家的感触都是一样的，虽然说是分别并不太久远，又都是在同一个城市，但是由于受到“文革”的直接影响，却难以随心所欲地互相走动联系。现在终于见了面，真是有说不出的感叹，说不完的千言万语！
（1962年春节前夕，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左一）、傅作义（左三）、屈武（左四）商谈对台湾工作问题，这是会后的合影）
可是，301医院里有明确的规定，他们请我们不要随便地走动和互访，只可以在规定的区域里活动。这样一来，德公仅仅只是跟这些故友打了一次照面后，话还没有说够就又分开了。
德公心里也明白周总理的用心良苦，他是怕德公和那些老朋友叙旧得太多，再联系当前形势，对于不理解的地方伤感太多，忧心太多，也就太影响情绪，不利于身体。周总理之所以这样把大家都秘密转移到这里来，其目的只有一条，那就是请大家两耳不闻外面的事情，静心地养好身体。
本文摘自《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胡友松口述 刘澍整理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在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966年7月26日，我与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式结婚。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同李宗仁联系在一起。那年，我27岁，李宗仁76岁。”2008年11月25日胡友松在台儿庄病逝，享年69岁。临终前回忆与李宗仁难以忘却的婚恋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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