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挂历 挂历上的中国

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过去……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朱自清

 

2015年刚刚来到,站在不同的起点之上,时间又过去了一天,也过去了一年,或者过去了很多年。年华似水,你我又长了一岁,不管你是否真的翻了一页日历,也不管它是实物的还是电子的,是台历还是挂历。不过在曾经的岁月里,挂历的确曾经风靡,它的模样便是中国的模样。

 

中国传统上使用干支纪年和王朝纪年,日历为“黄历”(王朝时代,多为“皇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有皇家才使用日历,私人不准印制。直到1912年,孙中山通电全国开始使用公历纪元法,同时使用中华民国纪年。图为民国初年的月份牌,当时的月份牌兼具挂历和广告功能。

 

 

月份牌诞生于清末,彼时西风东渐,一些画家开风气之先,在民间年画中融入商品广告,并配有中西对照历表。月份牌上多美女,并风行整个民国时代,诞生了诸如郑曼陀、杭穉英等著名月份牌画家,很多演员包括胡蝶、陈云裳等人都曾登上月份牌代言。图为20世纪30年代的月份牌广告画。

 

 

月份牌画在1949年后基本消失,但是其主要的绘画表现形式却被保留下来。解放后,一批月份牌画家如李慕白、金雪尘、金梅生等受聘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培养年轻一代画家,将著名的擦笔水彩技法运用于年画、宣传画的创作中。图为上世纪50年代的挂历。

 

 

1950年代,建国伊始,代表选举、人民公社、劳动模范、文化学习等内容便出现在挂历上。同时,挂历也担负着外宣和外交功能。例如1954年,中央委派上海市制作了5000本挂历,印有黄果树瀑布、漓江等风光,送给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际友人。图为1950年代的挂历。

 

 

到了60年代,文革开始。挂历上便出现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等内容。图为1968年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日历,每一页上面都印有一句毛泽东诗词,封面题字为“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文革的前几年,毛泽东是挂历上的主角。图为1969年的毛泽东头像日历,中间一行字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到了七十年代,挂历上除了毛泽东,也出现了人们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学习毛主席语录、样板戏经典镜头、英雄模范事迹、丰收场景等内容。图为文革期间和文革后的挂历。

 

 

文革的日历翻过,时光流转到单纯、自由、热烈、积极向上、拥有众多正面词汇、被今人无限向往和怀念的八十年代。挂历上的面孔,无论男女,都充满了自信、阳光和青春的朝气。当红的电影明星们,更是当仁不让地登上了挂历的封面。图为1981年,挂历上的斯琴高娃、陈冲和刘晓庆。

 

 

那时候,常在挂历上出现的刘晓庆、陈冲、李秀明、龚雪、张瑜、潘虹等人是一代少年心中的女神。1980年张瑜在电影《庐山恋》中“一吻成名”。而在1981年还是电影新秀的陈冲,到了1987年,凭借《末代皇帝》成为好莱坞巨星。图中左为陈冲,右为张瑜。

 

 

八十年代末,中国的挂历上又增加了两位大明星,她们是巩俐和史可。巩俐在1987年主演张艺谋电影《红高粱》一战成名,此后一发不可收,成长为国际巨星。史可1988年出道,1989年登上经典老牌电影杂志《大众电影》封面。图中左为史可,右为巩俐。

 

 

除了大陆明星,八九十年代,港台明星也频繁亮相在中国挂历上。人们哼着着邓丽君、罗大佑的歌,看着刘德华、张曼玉的电影,同学之间互赠周慧敏、关之琳的卡片,如饥似渴地吸收港台文化。图为90年代的挂历,左为张曼玉,右为关之琳。

 

 

在一众明星的引领之下,八十年代的挂历市场非常繁荣。同时,一些人也对以女人像占据市场主体的审美倾向提出了质疑。图为1981年,街头围观挂历的人们。

 

 

挂历上也屡屡出现外国明星的面孔,梦露、索菲亚·罗兰都曾出现在八十年代的挂历上。图为1989年春节前,小贩在江哈尔滨街头叫卖泳装挂历。

 

 

挂历常用于家庭装饰,有的偏僻的地方甚至将挂历一页一页撕下来贴在墙上。挂历也是岁末的重要礼品,有的单位将其作为职工福利。年底送挂历成为一种人情交际,有的人家可以收到一大摞,多得其中有些从未打开过。图为1980年代初,广东一个普通家庭室内。

 

中国挂历 挂历上的中国

 

挂历也成为领导岁末慰问时不可少的礼物。图为时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右)1982年大年初一看望北京市四季青公社西山果树三队社员、全国“三八”红旗手王凤芹时,向她和她的丈夫赠送挂历。

 

 

进入90年代,挂历市场依然以美女形象为主。有的挂历生产厂家为了扩大销售,使用的女性照片尺度比较大。这引起相关部门的不满并对市场进行了整治。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女性“三点式”挂历必须是在体育场范围内摄制。图为1990年的街头挂历市场。

 

 

根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员工回忆,90年代初一本挂历印数30至50万本,年利润达800万元。如此高利润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引发“挂历大战”,曾登上1990年12月的《新闻联播》。图为1990年12月,北京甘家口商场附近摆起“挂历长廊”。

 

 

即使在信息相对闭塞的藏区,挂历也拥有市场。图为1993年藏历水鸡年(公历2月22日)前,西藏山南地区泽当镇,几位来自曲松县农村的藏族姑娘被挂历摊上的泳装美女所吸引。

 

 

允许公款购买挂历成为挂历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图为1992年底,为纪念次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出版的毛泽东生活肖像挂历亮相商场,成为当年销售热点。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挂历逐渐风光不在,这跟政府下令禁止公款购买关系巨大。1996年,北京市就下令禁止公款买挂历。2013年,在“禁公令”、“禁奢令”重击下,温州苍南10亿产值台挂历行业遭遇阵痛。图为1993年,北京官园。

 

 

挂历行业能否华丽转身,还是未知数。但日子依然流水一般地逝去,无论挂历的模样如何改变,无论你翻或不翻那一页。也许该像朱自清一样发问: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图为1992年12月,北京城乡纸张经销部推出买10送12的办法,但买者依然寥寥。

 

 

又一年新开始,你家买挂历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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